我把母親送上斷頭台（昔日紅衛兵泣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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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2月，家母方忠謀因讚揚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原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要恢複他們的一切職務”、反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撕壞、焚燒毛澤東畫像等言行被捕，於1970年4月11日不幸遇難，死年44歲。

方忠謀像（1926——1970)

    方忠謀（曾用名方忠模），女，民國15年（1926）生於安徽省樅陽縣麒麟鎮麒麟村高塥，自幼讀書、勞動，初中文化。民國 38 年（1949）2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任衛生員、護士、護士長。一貫在政治上要求進步，對工作積極負責，兩次被評為勞動模範，榮立三等功一次，出席安慶軍分區英模大會，獲得獎章及獎品。1950年11月轉業。曆任宿縣專署醫院護理部副主任、懷遠縣醫院醫療股副股長。1956年3月出席安徽省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1965年7月調任固鎮縣人民醫院門診部副主任。

方忠謀墓（張紅兵攝於1995年4月1日）


道歉與懺悔

    十分感謝您們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不辭辛勞地參加今天由固鎮縣文化廣電體育新聞出版局（以下簡稱固鎮縣文廣局）舉辦的的家母方忠謀墓（遇難地）不可移動文物 聽證會。它源於42年前固鎮縣方忠謀“現行反革命”冤案，發生於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期，是一起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罕見的人道悲劇。作為這個慘無 人道的家庭悲劇製造者，作為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煉獄涅槃之後醒悟很遲的一名當年的紅衛兵，今天，我在這裏向您們誠懇地道歉：真對不起，給您們添麻煩了。

 張紅兵保存的固鎮縣第一批紅衛兵的袖章

    我原來的名字叫張鐵夫。在當時官媒報道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宋彬彬遵照“最高指示”改名為宋要武而掀起的“改名”潮流中，我改成現名張紅兵。

    大庭廣眾之下，今天，我願意再次解剖自己卑微的靈魂，公開地向因我告發而冤死的媽媽進行懺悔、道歉。同時我還要聲明：屬於包括我在內的家庭成員責任的歸我們自己，屬於社會責任的歸社會，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後者。

    借此機會，我還要向因我告發而失去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我貼過大字報、已於2003年1月不幸逝世的父親道歉：當年，作為兒子的我不應該這樣做；我 要向因我告發而失去母愛的弟弟道歉：當年，作為哥哥的我不應該這樣做；我要向因我告發而失去姐弟親情、並被我疏遠乃至傷透心的的姨母方佩蘭、舅父方梅開道 歉：當年，作為外甥的我不應當這樣做。我還要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我貼過大字報、原縣實驗小學的劉祥禎校長道歉：當年，作為學生的我不應當這樣做；我還 要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因我的盲目幼稚行為而受到傷害的所有人道歉：當年，作為一個少年的我，不應當這樣做。

    而今天，站在這個聽證會上，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我為自己有一位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母親而感到驕傲。我要大聲地說：“母親，我愛您！”

1970年春，我因檢舉母親的所謂的“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跡”，而被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譽為 “大義滅親”時，是一個剛滿16周歲的少年；而今天，我已是虛數60歲、有了孫輩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後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裏，我經曆了痛苦的反思、人性重新在心靈中複蘇的艱難漫長過程。

    1980年， 在以張誌新平反為標誌的複查冤假錯案社會浪潮的推動下，在姨母方佩蘭、舅父方梅開的推動下，我懷著沉重的負罪感，寫出了關於母親案件的申訴；經過親屬們的 共同努力，母親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在這段時間裏，我萌發了學習法律知識，當一名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執業律師的 念頭，最後終於如願以償，並為推動中國法治進程盡了自己的綿薄之力。

    這是一段滲透著我的家人鮮血和淚水的往事，不堪回首。為此，不知道有多少個夜晚，我曾與無言的母親相會，並從睡夢中哭醒。我這個吃著“狼奶”長大、曾經鐵 石心腸、六親不認的“狼孩”， 幾經磨難、內心熬煎，逐漸與“獸性”告別，“脫胎換骨”，從“虛幻的天國”回歸現實世界，皈依了偉大的人性。

    1967年 下半年，在談到“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的標誌時，毛澤東說：“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引自：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 地區時的重要指示》）。

    當年，作為剛上中學又“打回小學去、複課鬧革命”的我認為，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令人耳目一新，英明偉大。此後，經過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深切體會到：家 庭生活絕不能政治化；特別是對於兒童、青少年，應當大聲疾呼：“珍愛生命！遠離政治！”因為：“在所有正常的和平國家裏，中學生的任務都是學習，不被鼓勵 直接參與國家政治性事件。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實現政治目的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