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幾乎沒有一個人能認同老袁的曆史觀，卻沒有人不尊重老袁。這也意味著，幾乎每個人都和老袁爭論過文革和毛，也沒有被他所說服，但卻都一無例外地接受了老袁，尊重著老袁。
最終，我發現我們除了部分曆史觀不同外，分享著很多共同的看法。為什麽先要去算曆史帳呢？為什麽不能延遲算曆史帳呢？
有這樣一個毛派朋友
躬雲山
初識老袁
那時候，越秀酒家還在金水路和經三路丁字路口的西北方。金水路酒店林立，靠近政府機關，被當地人稱為“腐敗一條街”；越秀酒家則因內設“三聯書店”，定期舉辦“越秀講壇”，還時不時請來西洋樂隊演出而名聲大噪。尤其是“越秀講壇”，請來的多是學界、思想界的風雲人物，影響已經超出鄭州。不過我閉目塞聽，思想怠惰，接到的信息少，去得更少，在鄭州的那些年，頻繁的“越秀講壇”總共不過參加了三兩回。那次是李銳來講，妻子想去，我也出於對老人的敬重（1986年曾聽過他一次講座），就去了。
那次講座，後來網上說，提問階段火藥味十足，場麵極為緊張，但我在現場卻沒有這種突出感覺，好像是有人質疑李銳，李銳也答了，是不是主持人擔心李銳受窘，隻讓提一兩個問題就匆匆結束，實在是印象不深。但這次講座中“李銳被圍攻”的印象，卻在此後不斷被強化，那是從現實到網上的不斷被言說而強化的。事實上，從走出越秀酒家的那一刻，這種強化就開始了——我身邊是一位矮個中年人，一臉平凡，一身也平凡，還踏著一雙拖鞋（是原始記憶？還是後來的印象疊加的？），憤怒地申斥李銳，說他篡改曆史，禍國殃民，廬山會議的真相根本不是他說的那樣。我對這種言論大為驚訝，忙予請教，得到的結論更加讓人莫名驚詫，原來毛主席在廬山收拾彭德懷不是因為對大躍進的不同看法，而是彭裏通外國，意欲政變。
到這會兒了，我才開始仔細打量這位矮個中年人。好像一起從越秀出來結伴而走的一群人，現在隻剩下了他和我，以及我妻子三人了。盡管他知道與我分歧嚴重，但還是懷抱熱情和友好，在該轉道分手時，他突然問道：“你們不去參加？”我問參加什麽，他驚訝道：“小明沒給你說？沙龍呀！”小明倒是真的和我說過，不過不是剛才，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看我還在遲疑，他就不由分說地拉我拐向另一條街，不久也就到了宏川女士家。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宏川女士，而這位一路滔滔不絕、又把我們帶進宏川女士家的矮個中年人就是老袁。
其實，老袁比我大去了十四五歲，我那時已是中年，他應該算是初級老年人了。直到今天，他年齡上已屬貨真價實的老年，但給人的感覺，卻仍然是中年人，甚至年輕人。他的火一樣的心腸，他的激情四溢，他的單純而又不失敏銳，他的不拘小節的坦誠，似乎每到一處，都能點燃周圍熄滅了的“心靈火焰”，把人帶出平凡世界的細枝末節，帶入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和爭論中。難怪在他走南闖北的這十數年間，（據說）不斷有女學生向他示愛，也總有不關心他所談問題的人對他印象深刻。
我們認識沒幾天，就接到他的電話說要到我家裏來。那次是真正地認識他，而不是此前隻有觀念上的碰撞。他的故事是傳奇的，文革中曾三次入獄，文革後又被判長刑。他本是一家國營工廠的工人，因為在《光明日報》的《海瑞罷官》討論中發了個豆腐塊，文革一開始就被貼了大字報，說是為吳晗翻案。那時，還沒到“踢開黨委鬧革命”時光，他又因寫大字報反對廠領導操縱群眾運動，給知識分子和群眾戴高帽，也被戴了高帽子示眾。到可以“踢開黨委鬧革命”後，他組織了廠裏第一個“群眾組織”，接著參加了河南七個造反派組織的“奪權”行動，有幾天還當上了省政法領導小組負責人。這就是他後來曾戲稱的“做了七天司寇”，但他自己說，他是因為“權力的負擔”，主動掛印而去的。當然，這次“奪權”也沒像上海“一月風暴”那樣得到老人家或中央文革的認可，漸漸就做“鳥獸散”了。不久就是“二月黑風”，袁和不少參與者也被捕入獄。據他後來寫回憶文章介紹，他們這次“奪權”中釋放了很多在押犯，把監獄幾乎騰空，結果，等到他們被抓入獄時，獄警正好嘲笑他們“原來是為自己騰地方”。
文革初期那兩三年，中國大地真是處處充滿神奇與詭秘，你做了什麽，卻不知道自己做得對與錯；即使你知道自己做的對與錯，也不知道做對了會有什麽下場，做錯了又會有什麽結果。似乎隻有一個人知道這一切，那就是老人家，因而老人家似乎處於冥冥之中，主宰著一切，支配這一切，令我等凡人無不神往與崇敬。那時候我才六七歲，但已知道什麽是人生最幸福的時刻，那就是長大了去北京見毛主席。當有孩子說，他去北京時要帶上他那枚最大的毛主席像章時，我著實委屈了一陣子，因為我雖也有幾十枚毛主席像章，卻沒有一枚比他那小碗口般的像章大。老袁當然絕不會這麽幼稚，據說他在獄中也沒有覺得自己是錯的。中國的神奇與詭秘也在這裏，一兩個月後，他和他的戰友便被釋放了，而且可以繼續從事他們認為正確的革命。老袁的組織就是他參與籌備的“二七公社”。
對於我之上兩、三代河南人來說，“二七公社”不可謂名號不大，再有就是同為造反派的“八二四”和保守的對立派“河造總”。前兩個造反組織曾誕生過威名四方的人物，如國棉六廠的申茂功，鐵路上的唐岐山（這兩人後來都做了中央委員），鄭州大學的黨言川，開封師院（現河南大學）的陳紅兵。後者曾有一天來到我幼年生活的豫東小城，立刻，滿大街都在傳“陳紅兵來了”，那情形隻有待我上了大學讀史料時，才在武昌起義的街頭上見識過——當時“黃興來了”也是滿大街盛傳。後來我向老袁提到這個細節，他告訴我說：“陳紅兵就在你這兒附近住，想不想見他？”而我則早已興趣淡然：“等以後有機會吧！”
我曾經感到奇怪，既然老袁有那麽一種永不停息的革命勁頭兒，而且出道又早，我此前怎麽從未聽說他的大名？而“二七公社”勝利後，他這個最早最堅定最有政治頭腦的造反派領袖，也未能走向地方高層。他擔任的是他所在工廠的“一把手”，而且很快就出事了——1968年秋，他在“反多中心”時被打成極左代表投入監獄；一兩年後出獄回廠做工人，可半年後又因“泄露機密”而被捕，直到“九一三”林彪出逃後才被釋放。
據說釋放後，當時一位已經進京卻仍兼地方官職、被毛主席稱為“我的老朋友”的大員在全省大會上點名表揚了他，說他在獄中沒出賣任何人，他也因此被樹為河南反林彪死黨的英雄。但並未委任他官職，隻是讓他回廠做了革委會常委。老袁後來常說他不喜歡官場，官場也不喜歡他，他在精神上更接近托洛斯基。但他又說，他雖然隻是革委會常委，但由於在社會上影響大，說話有分量，又能為廠裏各派人物所接受，所以經常充任事實上的決策者角色。“我打破了派性，主動團結老幹部、技術人員，更依靠工人，廠裏的生產形勢熱氣騰騰”——類似的內容我不知聽過多少遍。
但老袁也有被朋友們指正為“不正確”的時刻，那就是1976年4月鄭州的“清明節事件”，老袁組織廠裏的工人開著卡車去二七廣場收繳悼念周總理的花圈，結果引起了衝突，還死了人[①]。每當談起這類事的時候，也就是老袁與朋友們發生衝突的時刻，他從不認為“四五運動”是民主運動，他的定性是“貴族子女造反”。於是便有老友很不滿：“你不是認為人人都有表達觀點的權利麽？人家送個花圈，你幹嘛去收啊？”
“要團結，不要分裂”
這些與他有分歧的老友，也都是沙龍裏與他年齡相近的朋友。在我進入沙龍前，他們早與老袁爭夠了、吵夠了，所以當我有時候忍不住要跟老袁爭論時，宏川大姐就總是拿眼神阻止我。
這個沙龍就是老袁和老邵發起的。老邵是位高幹子弟，本來可以憑勢發大財或做大官的，但他卻在30歲時決意走一條為中國探未來的路，後來幹脆辭去教職，專事“探未來”之職。他長得瘦削，高大，一臉英氣，講話口若懸河。總有人說他有點權威人格，但我們認識之後，卻一直相處融洽。老邵在1980年代後半期就開始組織讀書社，1990年代中期認識了出獄幾年、正在一家木材公司任經理的老袁，倆人一拍即合，大有馬克思相遇恩格斯的味道。沙龍就是此刻辦起來的，據說很有一段鼎盛期，不過我進入時，那鼎盛期已經過去了。
沙龍的參加者有一半是50後，看得出他們是沙龍的中堅；其餘是60後70後，不過好像多半是流動的，每次去都能看到新麵孔，又消失了若幹舊麵孔。標準的民間：工人、職員、小企業老板、民間學者，還有幾位教師、編輯和研究所研究員，有時也會有一兩位郊區農民律師，用老郎的話說可謂“三教九流”。話題多是時事，有時候也是思想文化，還有專題講座。隻要是討論，就經常吵得一塌糊塗，不得不請其中冷靜的人臨時做主持，掌握發言秩序和時間。於是便常看到這樣的景觀，一個人發言還沒完，一群手就已經舉了起來。
我也做過一期講座，是講東歐一位作家的，但我生性怠惰，在最初的新鮮感過去後，參加沙龍便有一搭沒一搭了。小明是位心理谘詢專家，也是沙龍最早的參加者之一，他的觀感是，這種民間沙龍與其說是在交流思想，不如說是提供了一個場所，用以緩解一群獨特的人與周圍庸常世界格格不入所帶來的隱秘焦慮，是一種心理的和道德的呼吸空間。
沙龍另外一個特點是，經常請南來北往的各路學者“蒞臨”，有時竟是專程邀請，當然，費用肯定是人家自己出的。我印象中或我聽說，國內思想界各派大、中、小佬不少都來過，有的甚至是隱居鬧市、從不登台麵、擁有身份和資源的 “高手”。我也順便介紹過一兩位。這種不斷與外界的接觸，也是沙龍即使是在最衰落的時刻，仍能聚集人氣的原因之一。
那時自由派和“新左派”剛剛交上火，於是沙龍便經常請一些外地“新左派”朋友來講座交流，有的還是三番兩次的來。他們的“奇談怪論”給沙龍帶來了衝擊，卻沒有帶來信徒，可見這個沙龍盡管有老袁在，卻基本上是自由派。但女性們常常能給予更多的同情，記得有一次又是一位“新左派”來，在侃侃而談之後，隻聽小靜（其實也是位50後大姐）聲音不大地問了：“你們幹嘛不能取長補短，非要搞得那麽對立？”類似的疑問我也有過，還寫過一篇網文。從普通人的常識看，既然都在關心國家民族命運，就不會把對方視為最大的敵人，但事實上恰恰是視對方為最大敵人。這就隻能從常識之外去找原因了。
“新左派”常出入沙龍自然是和老袁有關的。那時他已上京下衛，活躍於江湖，和各地台麵上、台麵下的“新左派”、毛左派都接上了頭，也有了一種惺惺相惜的滿足。奇怪的是——其實一點也不奇怪，他也與各地自由派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不少自由派大佬出入沙龍，也是他邀請和安排的。他經常掛在口頭上的是某某對他怎麽說，另某某又對他怎麽說，還有某某送他保健用品，勸他多注意身體別太苦自己。我那時對“新左派”在提出一種新曆史觀後不能適可而止，而是生生走向一條不歸路正“深惡痛絕”，於是便接過話茬半誇半揶揄道：可見你那些左派朋友都是假左派，哪像你這麽出於公心？
不知為什麽，我一和老袁說話就免不了含諷帶譏，後來才發現，這是我和他之間的一種奇怪的語言現象，即麵A實B，字麵義和字下義差距很遠，很正經很褒義的意思也總是通過很玩笑很貶義的話語表達出來的。比如我說“我們這位真左派”時，聽起來很嘲諷，但卻是我心裏最真實的認定。老袁的確是真正的不加引號的左派，價值觀、精神氣質、行為方式等，無不是我早期所受教育中所要求的那種。我曾稱那種教育為“奴化社會主義”教育，如今“奴化”還回去了，“社會主義”卻留了下來。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和老袁倒是有點惺惺相惜。當然，我和他遠不能相比，他比我純粹得多。
比如你請他吃飯（他從不請人吃飯），管飽就行，想多加兩個菜是肯定要被製止的。這是從他第一次去我家時就領教過的，此後屢試不爽。他對錢幾乎沒概念，十多年前公司倒閉後，他每月隻有300元的生活費（後來增加到600元），這個收入吃飽還勉強，但南來北往地到處跑就肯定不能指望了。有人說他有資助，他聽了很生氣，說：是有大款老朋友要資助他，但他堅決拒絕了，他絕不接受任何人的錢。有次我們在外地碰到，臨別時我掏出幾百元錢塞給他：“路費，路費……”他生拉硬拽地又塞回給了我。幾年後我移居他地，再次見到他時，類似的故事又發生了一次。“老袁靠什麽生活？”至今仍是朋友們心中的謎，我的解釋倒可能符合邏輯：假如我當初不是塞給他現金，而是塞給他一張車票，他大概就沒有理由不接受了。
我相信隻要老袁願意，他是能夠發財的。他文革時的不少戰友，後來雖然在政治上失掉了出路，卻在經濟上邁出了闊步，有的成了億萬富翁。好像也聽他提過，在他出獄後及隨後的若幹年裏，都有老朋友願意幫助他經商，但他都謝絕了。他是一個注定要把自己獻給理想的人，一如老邵注定要把自己獻給“為中國探未來”一樣。這個理想固然是以某種意識形態語言表達出來的，但卻有它更深邃的內在精神，這需要和他有很多接觸才能深切感知。有一次，我介紹一個親戚去一家公司，專門宴請小明的哥哥，席間偶然提起了老袁，小明的哥哥很驚喜。在得到證實就是文革時他們組織裏的那個老袁時，這位老兄很想見一見，並表示自己的公司願意全部用老袁公司的木材。老袁很快被小明電話召來，那一晚，兩個老戰友話說當年，我和小明體味當年，我那位親戚則由於年輕，專事技術，對政治和曆史都不感興趣，一直沉默著。可半年後，他打來電話，說老袁通知他參加個什麽活動，問不去會不會影響我和老袁的關係。我哭笑不得，當然主要笑老袁。一位年輕朋友曾評價說：“老袁沒有一點差別感和身份意識。”的確，不管是老少、智愚、貧富、高低，他對人全是一個態度，有時近乎到了“非常識”的地步。
這也是沙龍裏的一個奇怪現象：幾乎沒有一個人能認同老袁的曆史觀，卻沒有人不尊重老袁。這也意味著，幾乎每個人都和老袁爭論過文革和毛，也沒有被他所說服，但卻都一無例外地接受了老袁，尊重著老袁。老袁也在大大小小有關文革和毛的爭吵中，練就一副刀槍不入、爐火純青的應對挑戰的本領。這也就生產了另外一種奇怪的現象：老袁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新左派親近他的曆史觀，自由派分享他的現實感，至於在近年來蓬勃興起的草根毛派中，他更是一個大受歡迎的人物。他有時的確有點“癡”，但也幾乎從未偏離生活中的基本常識感。小靜式的感歎，大概也是他的一個心結，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要團結，不要分裂”。果然，十年前的一個夏天，他和老邵、宏川女士等組織了一次北戴河之旅（富有意味的是，他們一概稱之為“北戴河會議”），邀請思想界各派人物參加，以便麵對分歧，達成共識。但由於受邀者有的答應了，卻因故沒來，來的人又像流水席，坐在一起爭論、交換，並形成基本共識的局麵終於沒有出現。也許在那時，老袁的“二三四”共識方案就已經胸有成竹。
其實，不止是老袁
由於老袁的關係，我近年來也認識了不少毛派朋友。有次回鄭州，發現沙龍裏已經不再是（除老袁外的）清一色自由派了，年輕的毛派朋友也加入其中。他們自己還有一個“進步青年讀書小組”，我曾陪一位外地來賓訪問過這個讀書會，那次來了十多個人，多是80後，最小的是大三學生，最大的不過40歲；一色的大學畢業，還有70後博士。那位最年長的朋友告訴我們，他在零八年時還是鐵杆自由派，崇尚吳敬璉、朱學勤等，但不到一年時間就轉到了毛派立場。他們認為，能解釋當前中國形勢和問題的，惟有毛主義。
我自己也因老袁要求，組織過一兩次青年朋友與老袁的對話會。第一次就吵得一塌糊塗，當然不是在老袁和自由派青年朋友之間，而是在他們和老袁帶來的青年毛派朋友之間，反而我和他倒成了和事佬。看得出來，雙方年輕人都缺少對話的必要準備，都認為自己握有不容質疑的真理……當然，一些個人的性格氣質也多少起著作用，比如高高在上的“指導者”姿態。那晚大概給所有年輕與會者以深刻印象，尤其是對我臨時湊集來的青年朋友——嚴格說來，除個別的外，他們還算不上什麽“派”，因為他們大多對當代思想爭論所知甚少，隻是憑借自己對曆史的認知有感而發。當然，這種曆史認知也可以用其中一位毛派朋友的話說，是被1978年後的三種意識形態塑造的（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崇尚西方的意識形態，還有一個什麽意識形態，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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