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團派比太子黨更壞？
作者：餘傑 文章來源：觀察 時間：2012/4/20
胡錦濤上台伊始，中共黨內的矛盾主要是以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和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之間的鬥爭。隨著二零零六年陳良宇的垮台，上海幫全線退縮，江係走向式微。在中共十七大上，經過兩派之妥協，太子黨中的“好好先生”習近平，戰勝胡錦濤中意的團派大將李克強，成為下一屆黨魁的接班人。由此，黨內鬥爭的重點轉移為團派與太子黨的爭權奪利。
此團派非彼團派
出於對八十年代胡耀邦改革的懷念，人們對胡耀邦開創的團派勢力頗有好感。所以，胡錦濤上台時，許多人將其看作胡耀邦的精神傳人，對其充滿期望（並未在共青團任職的溫家寶也被視為團派的外圍）。一九八七年，胡耀邦遭到鄧小平等八大元老的非法罷免，“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一九八九年，由胡耀邦逝世引發八九民運、“六四”屠殺，中國的政治體製大幅倒退。經過讓人憋悶的江澤民時代，胡錦濤上台，被人們認為有可能延續胡耀邦的改革事業。於是，“胡溫新政”的肥皂泡越吹越大，鮮豔之至，絢爛之極。
在此背景之下，在江胡的明爭暗鬥中，海內外輿論幾乎一致站在胡這邊。人們普遍認為，正是江的製約和牽扯，使胡無法實行其改革理想。況且江的確十分戀棧，不肯“裸退”，卸下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的職位後，繼續保留軍委主席兩年，在萬不得已之時，才不得不交權，使輿論對胡有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胡執掌大權之後，依然沒有作出任何政治體製改革的舉措。相反，其大力倡導的“和諧社會”徹底淪為“河蟹社會”，權貴階層在中國如河蟹般為所欲為、橫行霸道，“我爸是李剛”成為這個時代一張擲地有聲的名片。在中國，那些富可敵國者，並非美國的比爾？蓋茨、喬布斯之類的科技創新人物，而是“我爸是胡錦濤”、“我爸是溫家寶”的特權階層。
在胡溫統治中國的十年即將結束之際，人們方才南柯夢醒：中國的人權狀況極度惡化，中國的貧富懸殊空前擴大，中國的官僚腐敗無以複加，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比“六四”鎮壓之後黯淡無光的九十年代初期還要黑暗。
當人們發現“胡不如江”的時候，已悔之晚矣。僅以劉曉波案為例，就可看出胡錦濤之剛愎自用到了何種程度：從“六四”到江時代結束，劉曉波曾三度失去自由，最長的一次是因起草和發布《雙十宣言》被勞動教養三年。到了胡時代，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判處十一年重刑，受刑之重遠甚於江時代。此重刑震驚國際社會和中國民間，激起全球抗議怒潮，並間接促成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兩相比較，江做事尚留有餘地，兼顧國際形象；胡則一意孤行，硬項到底。胡比江更加蠻橫暴虐。
在胡錦濤治下，團派已完全變質。今日以胡錦濤為盟主的團派，和昔日與胡耀邦為盟主的團派，雖然都以曾效力於共青團係統來“認祖歸宗”，但此團派已非彼團派。胡耀邦時代的團派，確實是改革的先鋒隊伍。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胡啟立，先後進入黨中央最高決策層，掌握實權，大刀闊斧，高歌猛進。其次，這段時間是中共代際交替的緊要關頭，共青團係統的官員符合“年輕化”和“知識化”之標準，在選撥的過程中，占盡天時地利，故而紛紛上位。
朱厚澤是胡耀邦時代團派的一員大將。朱曾任貴州省委書記，任職貴州期間，經濟、民生等領域皆風生水起，政績斐然。一九八五年七月，朱上調中宣部部長，胡錦濤正是其貴州省委書記的接替者。
朱成為中共曆史上最開明的、也最短命的中宣部部長，上台的第一次講話即宣揚“三寬”，即“對不同意見和看法，要寬容一點；對不同意見者，要寬厚一點；要努力使空氣和環境寬鬆一點”。胡耀邦曾說過，朱是可以擔當大任的，將其看作自己的接班人。然而，胡耀邦被逼下台之後，朱亦受牽連去職。趙紫陽愛惜人才，將朱安排到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當副主任。一九八八年秋，風聲稍緩，趙紫陽又讓朱執掌全國總工會。“六四”後，李鵬給全國總工會安上“反革命動亂和暴亂的兩個後勤部之一”的罪名，使得朱再次丟官，成為一介布衣。
與朱在貴州傲人的政績相反，胡錦濤接任貴州省委書記後，碌碌無為，一事無成。他以深入基層為名，到省內各地調研，卻拿不出任何新的應對政策來。不久，看到胡耀邦下台，他立即與之撇清關係，召集貴州各地、州、市委宣傳部長會議，斬釘截鐵地說：“思想戰線的首要任務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結合貴州本地的情況，他發起“肅清朱厚澤遺毒”運動，大肆迫害朱重用過的一些思想開明、傾向改革的地方幹部。
所以，從胡耀邦下台開始，胡錦濤就背叛了八十年代團派開明、民主的傳統。他的見風使舵和心狠手辣，使得胡耀邦和胡啟立的下台不僅沒有波及他，反倒成為托他上位的墊腳石。鄧小平看中的正是胡錦濤保守、僵化、陰毒之本性，才挑選他作為江之後的下一代黨魁。接任黨魁和國家元首之職後，胡錦濤大權在握，重新組建了一個符合其個人風格和治國思路的新團派。此團派隨著胡錦濤執政根基的鞏固，日漸坐大，乃至搶過上海幫和太子黨的風頭。
以胡錦濤為首的團派是中國黨內最頑固的力量
作為新團派的盟主，胡錦濤給這個派係打上了深深的個人烙印。胡在意識形態上非常保守，其中學和大學教育均完成於毛澤東時代。他被選中在清華大學擔任政治輔導員，就表明其“馬列主義老太太”的一麵多於其“技術專家”的一麵。加之其出身平民，好不容易步步攀升，故而謹小慎微，杜絕一切異端思想和出格舉動。
在胡錦濤執政十年間，逐步完成團派接班的布局。雖然其愛將李克強功虧一簣，未能成為黨魁的繼任者，屈居未來國務院總理的職位；但是，在中央委員和省部級高官層麵，團派力量已經蔚為大觀，在十八大上，團派必然臻於全勝時期。
比如，胡錦濤仿效鄧小平選定的隔代接班人，是被稱為“克隆版胡錦濤”或“微縮版胡錦濤”的胡春華。一九七九年，十六歲的胡春華從湖北窮困的農家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在北大求學期間，學業平平。由於家境貧寒，畢業後選擇去西藏工作，因為在西藏工作可以領取優厚的“高原補貼”。沒有想到，此一陰差陽錯的決定，讓胡春華被當時在西藏主政的胡錦濤相中，從此飛黃騰達。
一九八九年，發生拉薩事變，胡錦濤剛剛走馬上任，就雷厲風行執行國務院之戒嚴令。當時擔任西藏團委副書記的胡春華，被“借調”到“反騷亂指揮部第二辦公室”，奔波在胡錦濤之鞍前馬後。有了這段經曆，胡春華大獲重用，升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青聯副主席。然後再到西藏“回鍋”，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秘書長、常委、副書記、副主席等要職。其履曆與胡錦濤驚人相似。
但是，胡春華在各個不同職位上並無突出建樹和開明政策。其任河北省長期間，發生震動一時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數萬嬰孩受害。連給嬰孩吃的奶粉都敢於放毒造假，整個民族的道德底線蕩然無存。胡春華作為一省之長，守土有責，本該承擔責任，引咎辭職，卻在胡錦濤的庇護之下，安然度過難關，並升任內蒙書記。不久，多年平安無事的內蒙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雖然蒙漢矛盾是長期錯誤的民族政策導致的，與胡春華並無直接關係，但若他不是胡錦濤的嫡係，也會受到相當的牽連，致使仕途蒙上陰影。胡春華卻在風雨之後巋然不動，可見胡錦濤對其相當欣賞並加以嗬護。胡春華比胡錦濤小二十一歲，是目前最年輕的省部級官員之一，十八大有望進入政治局。
再就是前團中央第一書記、湖南省委書記周強，也是團派中呼聲很高的接班人之一。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事件中，周強扮演了極不光彩的打壓言論自由的角色，任職“冰點周刊”的著名記者盧躍剛發表致周強的副手趙勇之公開信，痛斥團中央領導之庸碌、專橫。周強根本不敢公開回應，而是以內部文件的形式批判盧躍剛。二零零六年二月，盧躍剛再次發表一篇長文，批評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閣下”到河南視察時，不但公然漠視小學生被太陽爆曬，甚至不止一個小學生中暑暈倒：“周強閣下駕臨並講話時，當場就有小學生中暑暈倒，不止一個小學生中暑暈倒。暈倒一個，抬走一個；暈倒一個，會場便引起一陣騷動。要麽沒看見，要麽視而不見沒感覺，周強閣下繼續演講，讓在場的人很反感。本報一位記者在場目擊。我找這位記者核實，他說，小學生中暑暈倒時，‘周強書記就在現場’，沒有任何表示。”盡管在民間聲名狼藉，在仕途上偏偏步步高升。薄熙來垮台之後，張德江暫時出掌重慶大權，盛傳周強下一步將調任重慶，收拾薄留下的爛攤子。
而更年輕的團派“希望之星”是北京市副市長陸昊。陸昊擁有北大經濟學博士頭銜，是禦用經濟學家厲以寧的高足。厲以寧對胡錦濤的經濟政策頗有影響力，由學者而為帝王師，並有全國政策常委頭銜，比一般的省長部長地位更為尊貴。有厲以寧之提攜和胡錦濤之青睞，陸昊之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陸在團派中是少有的有實踐工作經驗的幹將，二十七歲即成為北京市最年輕的國有企業一把手，還在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三峽公司等一線部門工作過。另一方麵，陸從中學起就是循規蹈矩的學生黨員，在“黨性”方麵無可指責，不會有任何“自由化”思想。
太子黨啟動改革的可能性高於團派
習近平接班，是各派係妥協的結果。但習近平接班，對中國未來的影響，可能優於李克強接班。因為，總體而言，太子黨啟動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高於團派。
當然，太子黨內部也矛盾重重，紛爭不斷。太子黨主要有三股勢力：一是目前還看不出基本立場的“王儲”習近平，二是代表“左派”（毛左）的“西南王”薄熙來，三是代表“右派”的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等人。薄熙來因王立軍事件而垮台，基本上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聚集在他身邊的毛左亦土崩瓦解。除非中共突然解體，薄熙來才有可能挾毛式原教旨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聲勢，在未來的政壇上博取一席之地，否則他將在囚禁中鬱鬱而終。而胡德平一係遠離權力核心，僅僅是勉強算副部級的工商聯副主席。雖然因含冤去世的父親而得到一批體製內開明派知識分子的同情與支持，但其對政局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所以，太子黨的主流還是習近平為首的實權派。
習近平訪美，言談舉止中規中矩，偶爾說幾句脫離講稿的“人話”，其表現優於昔日也是以王儲身份訪美的不苟言笑、如履薄冰的胡錦濤。雖然判斷習近平是“改革派”還為時過早，但習近平若想繼續胡錦濤“擊鼓傳花”的遊戲，時勢都已不允許。胡錦濤效仿當年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宣稱“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也與我無涉”，但習近平不得不麵對胡錦濤留給他的“洪水滔天”的局麵，繼續采取鴕鳥政策，將帶來滅頂之災。可見，時勢比人強，習近平嚐試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高於胡錦濤。
在繼續貪腐和堅持共產黨壟斷權力方麵，太子黨和團派有一致性和共識。但他們之間仍有細微之差異。
首先，太子黨及其家族由於出身的優勢，從小便掌握獲取各種外部信息的渠道，其本人或家人有更多機會到西方留學和遊曆，對西方的民主自由有更多之體認。而團派人物大都出身寒門，靠個人奮鬥和機遇才獲得目前的地位，有一種於連式的野心家人格。他們的思維方式在接觸西方之前就差不多定型，很難以寬廣之胸襟麵對世界大勢。
其次，太子黨的工作履曆普遍比團派完整。比如，習近平既有在軍隊任職的經曆，又有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再到省會市長、省委書記的完整的工作經驗，雖然政績平平，但至少知曉基層運作和民間生態。而許多團派人士，是眼高手低、“動口不動手”的“政工幹部”，雖然對共產黨的理論教條爛熟於心，但對經濟和民生等事務一無所知、束手無策。
再次，就心態而言，太子黨傾向於放開手掌，他們有一種“我本來就是闊人，拿點錢去賭一把，即便賭博輸了也無所謂”的從容心態。這種心態恰好是啟動政改的有利條件。而團派則傾向於握緊手掌，他們先前是窮人，即便如今家財萬貫，仍然是錙銖必較，根本沒有賭徒的冒險心態，卻有守財奴不越雷池一步的拘謹性情。這恰恰是啟動政治政改的最大阻力。
胡錦濤讓中國失去了整整十年，並炮製出一個充當政治改革阻力的新團派出來；那麽，作為吃過自己人的大苦頭的太子黨，習近平擔任黨魁之後，會有怎樣的作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