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新加坡模式害了中國
丁咚 文
這個題目乍看起來頗為聳人聽聞。
我想說的是，過去數十年來，中國以新加坡為師，全麵學習其治理國家的經驗，並非全不足取，但在某些重要領域學了壞榜樣，讓中國誤以為某些成功經驗可以完全複製到中國而不會引起任何不適。
最近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了該報記者何惜薇的文章，引用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Vogel）新著《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China）》，指鄧小平對新加坡的訪問堅定了其實施改革的信念和決心，中國從此派出大量公職人員前往新加坡學習其治國經驗。
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王賡武教授的分析，鄧小平之所以動心派員到新加坡學習，是因為“新加坡重視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又善於利用國際市場的做法，刺激了鄧小平的想法。”或許起初隻是學習經濟因素鼓動了中國領導人的學習熱情，但在隨後三十餘年裏，中國接二連三派出各個級別和層麵的人到新加坡學習，可以說新加坡治理國家的模式深深影響了中國官員隊伍，也使他們在自覺不自覺之中模仿其治理模式，帶動中國走新加坡道路。
而所謂的新加坡道路是什麽呢？我認為，包含了以下要素：
一是仰賴精英領袖的家族式領導。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奠基人，他自然是這個家族的老家長，現在這個棒子傳給了其兒子李顯龍，而在兩位家長的周圍，不論是不是姓李，那些圍在他們身邊的人，都可謂家族成員。而這個家族的載體則是現代形式的政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人民行動黨被緊緊圍繞在家族領袖身邊的核心團隊掌控，以維持對國家的長期統治。這樣的執政模式，特別依賴兩點，一是領袖個人素質，二是核心團隊的團結，隻要這兩點不出問題，新加坡的家族式統治將會繼續。用一句已經不時興的時髦話說就是新加坡實行的是“開明專製”政治模式。
二是企業化的經濟治理模式。整個新加坡就像個龐大的企業，而政府總理就相當於CEO。在新加坡唯一看上去像國家的架構是在總理之上，還有一位虛位總統作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新加坡的經濟是很成功的，在老CEO李光耀和新CEO李顯龍的治理下，新加坡經濟獲得了蓬勃發展，穩居亞洲四小龍的位置，並成為所謂的第一世界國家。新加坡企業化的經濟治理模式還體現在，CEO家族成員絕對控股新加坡這個“大企業”，李光耀家族以及他周圍的核心團隊成員家族成員控製了新加坡的經濟命脈，他們對新加坡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保證了李光耀家族長期統治的堅實基礎。
三是獨立的反貪汙調查機構。新加坡的反貪經驗舉世聞名。它擁有獨一無二的反貪汙調查局，它的權力獨立而且很大，據聞李光耀、李顯龍父子都曾受到過該局的指控。而實際上李光耀家族控製了新加坡經濟，客觀上也使他們完全不必通過腐敗獲取物質好處。換句話說，雖然新加坡的反貪汙調查局權力很大，理論上可以對任何人進行調查。但對新加坡的核心執政團隊來說，則如同虛設，因為這些人都掌握了新加坡的絕對控股權，因此無須腐敗。
從過去幾十年來看，李光耀一手創立的製度是基本穩定的，除了近期選舉中失利，部分席位為人取代之外，在可預見的未來，新加坡依然會在其家族的控製下發展。
中國過去三十餘年來學習了新加坡搞經濟、對外開放的經驗，學習了新加坡依托現代政黨的家族式統治模式，也學習了其反貪“經驗”——將核心團隊排除在外的反貪模式。
但中國與新加坡不同的是，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而新加坡地域狹小、人口很少，新加坡實際上是個城邦國家，這使其實施家族式統治具備了基本條件：在這樣一個國家，可以進行企業化管理；可以仰賴於具有現代意識的政治人物的引領。而且，新加坡也實行了民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通過人民選舉執政，這為其家族統治披上了合法性外衣。
但中國不同，中國就不能以仰賴精英領袖的家族式統治維持長治久安，也不能實行與家族企業管理模式相似的國家資本主義，也不能將反腐定位於執政核心團隊之下。正如鄧小平曾經說過的，“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麵，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中國所走的道路處處帶有新加坡的痕跡，這是因為我國這麽多年都在削足適履，學習這個城邦國家。從長遠看，新加坡經驗會害了中國。
相反，作為一個龐然大物，中國除了學習新加坡搞經濟的做法之外，應該學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建立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穩定的政治架構，建立一個現代法治國家。依靠法律製度，依靠民主政治，依靠人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推動國家持續繁榮發展。
信力建 鄧放歌
最大的國家資本主義要學最小的國家資本主義
新加坡之行終於成行，一出機場，汽車就像穿行在森林裏。
中國地方政府派了大量公務員去新加坡學習，學習這個城市共和國的治國經驗。
為什麽世界上最大國家的政府居然對這個最小國家的治國經驗那麽感興趣？其實我一直就這個問題寫點什麽，但是由於自己一直沒有去過新加坡，不敢輕舉妄動。
如果要說這兩個國家有什麽共同點的話，其實就兩條：兩個都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兩個都是一黨長期執政的國家。其他都是天壤之別。
我這次去新加坡發現了中國政府學習新加坡的奧秘：
它無非是想告訴國人：世界上有一個一黨長期執政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還是華人國家，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中國也一定能在保持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用新加坡的成功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尋找合法性和合理性。
《聯合早報》的溫順讓我誤讀它是我黨在新加坡的報紙
這兩年我一直在關心新加坡的變化，一直上聯合早報網，我還一直以為《聯合早報》是我黨在新加坡辦的，這次終於消除誤會，原來是陳嘉庚辦《南洋商報》和胡文虎《星洲日報》 合二為一而成，是1977年新加坡政府出於各種考慮強行要求兩報合並。
新加坡也就這麽一份有分量的華文報紙，控製在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手中，其他的本地報紙《聯合晚報》《新明日報》和雜誌也控製在它手中，英文報紙發行量比較大的是《海峽時報》，也被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控製。
新加坡的本地平麵媒體和電視媒體，基本沒有競爭。
新加坡所有的本地媒體對政府都很謙恭，對政府的批評都很收斂。
中國學新加坡沒有？基本沒有！
我去了新加坡才發現，中國政府雖然派了那麽多人去新加坡學習，除了蘇州引進了一個新加坡工業園和廣州開始搞了一個新加坡知識城，在城市規劃上學了點新加坡之外，其實在製度上什麽也沒有學。
比如新加坡雖然是一黨長期執政，但它的獨立的反對黨一直存在，雖然被新加坡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通過一係列的製度設計控製在一定的範圍內，你要在新加坡注冊成立反對黨很容易，目前新加坡就有20多個反對黨，問題是你很難發展起來，因為基本上所有的資源都被執政黨控製，任何人想挑戰執政黨，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道德高度，而且基本要放棄發財的可能，任何精英和私人企業家想支持反對黨的話，都需要冒極大的財務和隱私暴露風險。除非你是聖人，否則別去做反對黨。
中國其實就沒有獨立的反對黨，“八大民主黨派”其實就是花瓶黨，吃國庫，用國庫，組織機構被統戰部控製，沒有任何獨立性可言。八大民主黨派總計有成員70萬人，是共產黨的1%，但各級民主黨派機構每年花掉多少納稅人的錢真是隻有天知道。
我曾經混進一個民主黨派省級文化委員會去當文化委員，也寫了好幾件提案，後來發現還是不要在這裏浪費時間和感情。
比如新加坡的國家政府同時就是市政府，也沒有區政府，到下麵隻有不是一級政府的社區，行政效率極高，你想中國政府的地方政府學了沒有？沒有！
比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沒有龐大的組織機構，沒有9大常委，也沒有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紀委和相關機構。
新加坡的執政黨、議會、政府其實是三位一體的，你要當部長，你必須先競選議員。這次新加坡外交部長丟了一個集選區，結果連部長的位置也丟了。這個中國學了沒有？沒有！
新加坡的精英黨員也是動態的，比如他看中了某個精英，就把它發展成黨員，支持他參加競選，下次落選了，還做回原來的職業。
比如它的反腐敗機構，是直接向向總理公署負責的，除了總理，一般人無法幹預。這個中國學了沒有？沒有！
比如他的行政和司法機構，基本都是英式的，很多法律雖然嚴厲，但一旦製定，任何人都得遵守，包括美國公民澳洲公民和新加坡公民一視同仁。
新加坡也沒有一個政法委淩駕在法院頭上。
比如就出現過一個李光耀和李顯龍買房子有7%的折扣，雖然符合一般商業慣例，但最後不得不把這個折扣款項捐給慈善機構。
新加坡其實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遵守法律，雖然法律的製定權在人民行動黨手中，但人民行動黨一旦製定法律，自己首先遵守。
我經常麵對有人埋怨中國人不遵守紅綠燈時說：一個國家的上層不把憲法當回事，你怎麽能指望這個國家的下層把紅綠燈當回事？
如果有違憲審查機製的話，中國的的所有新聞出版法規都是違憲的，所有社團管理條例也是違憲的，他們不是為了實現憲法裏規定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而是限製這種自由。
新加坡對本地媒體通過法律來控製外來媒體隻要不觸犯其利益基本放開
比如新加坡法律雖然對辦電視台和報紙對股東的控製很嚴，必須是本地機構，但是它並沒有一個宣傳部來審稿或每天給新聞機構發指令哪個哪個不能報道，它隻是通過一些政府啟動的司法案例來告訴媒體那些是應該遵守準則。
比如新加坡政府就沒有屏蔽比如FACEBOOK、TWITTER這些社交網站和海外媒體，你也可以申請裝衛星電視，任何海外雜誌報紙都可以在新加坡發行。
但是新加坡政府還是管製冒犯其的境外媒體。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曾報道李顯龍的老婆擔任財政部資金管理局淡馬錫控股的董事，批評其國家私人化的做法。李顯龍大怒，威脅訴諸法律，《經濟學人》隻好道歉，以確保其在新加坡的業務。
人民行動黨是個資產階級政黨，李光耀是一個政商合一的CEO
人民行動黨雖然是一黨執政這麽多年，但它其實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和共產黨的黨章完全不一樣。它在執政之初也是全力打壓馬共的，也抓了很多馬共的黨員，連馬共的根據地新加坡唯一的華語大學南洋大學也給關閉。隻不過李光耀要考慮到中國的巨大市場，才和中國奉行友好政策。
李光耀的本質就是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徹徹底底的商人。
如果你能永遠控製一個國家，即使這個國家國有企業財富沒有記載在你名下又有什麽關係呢？你能終身控製的財富和自己的私人財富其實沒有太大區別。
有人和我講到毛主席在三年自然災害是三個月不吃肉多麽偉大，我就調侃他：如果我能成為一個國家終身主席，我三年不吃肉也可以，不給我發工資我也幹，全國各地的別墅都是給他修的，全國人民都讀他的書。
新加坡是政企合一的城市共和國，它的國有企業就是“集體主義”的產物，很多時候集體主義和家長製是同義詞。
李光耀就是這個城市共和國的家長，他對他的居民還算負責任，新加坡80%的市民住在政府建的公共組屋裏。
新加坡的國有企業控製力和中國有得一比
如果它在經濟方麵如果還有什麽和大陸相同的話，那就是它的國有企業（也叫政聯企業）控製了新加坡的經濟命脈，比如裕廊集團、星展銀行、新加坡航空、淡馬錫控股、嘉德置地等國企控股企業占新加坡上市企業市值的40%，這是聯合早報的一個編輯告訴我的數字。
外資企業占新加坡的經濟比重也比較大，不像香港中小企業有那麽大比重。
新加坡本質是個西方國家
新加坡奉行的一直是親西方對西方開放政策，奉行的英語優先英語教育為主的政策，雖然它的一黨獨大的政治製度一直被西方詬病。
他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基本是留學西方的，行政製度和司法製度也是英式的。
新加坡除了一黨長期執政這點像大陸之外，其實它是一個非常西式的國家，連李光耀的母語都是英文，他的自傳就是英文寫的，他四十歲才學中文，這個人的確是一個又能幹有勤奮的CEO。
新加坡的成功和它地理位置密切相關
新加坡的成功除了李光耀這個人不可以複製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地理環境無法複製：它周邊的南亞國家沒有一個是政治清明、法治和腐敗得到有效控製的國家，印尼被集權統治那麽多年，軍事政變頻繁，菲律賓和泰國也是如此，馬來西亞也好不到哪裏去，印度也是一個非洲次大陸，比較混亂。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也是混亂的國家，所以南亞的有錢人都把新加坡作為財富的避風港。
香港的房價為什麽那麽高？其中就有製度溢價在裏麵，大陸的有錢人把香港作為一個財富避風港，他不用擔心無緣無故警察來敲門，政府來罰款，在香港沒有政府霸權，有的是地產霸權。
你看曾蔭權給媒體罵得那麽凶，他自己也自嘲：為政者埋怨傳媒，就像水手埋怨海風的鹹味。
很多人批評1997香港回歸之前香港沒有民主，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港督時代香港之下沒有民主，但香港之上的英國卻是有民主和法治的，香港的司法是獨立的，媒體是獨立的，香港也沒有什麽國有企業，連發行紙幣的銀行都是私營的。
用“國家股份有限公司”概念去讀懂新加坡和中國
新加坡，它的成功也不過是一個城市的成功，一個在腐敗混亂南亞大陸的發展起的財富避風港。
你無法用華西村所謂的“集體主義”成功來證明證明中國的成功，你也無法用深圳這個政治權貴們的經濟後花園的成功來證明中國的成功。
我發現我用國家股份公司的概念去理解中國和新加坡，一下就豁然開朗。
新加坡這個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口500萬，管理地域700平方公裏，管理層級很少，連區政府都沒有。新加坡出現任何一個問題，李光耀都能出現在現場。
而中國這個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口13億，管理地域960萬平方公裏，管理層級有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區或縣政府—街道或鄉政府—村或居委，整整六級。
政治局常委就是這個國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國家主席就是這個國家的董事長，總理就是這個國家的總裁。各省省委書記就是各省分公司的董事長，省長就是分公司的總裁。
在這樣一個巨大無比的龐然大物前麵，中國政府學新加坡能成功？在人口一億以上的國家裏麵，成功的都是民主法治國家，沒有一個集權政府能夠成功。
老人有一句話：樹大要分叉，孩子大了要分家。
西方國家成功除了多黨製、民主法治、三權分立 、言論自由之外，地方自治特別重要。
所以你在中國這個集權社會中，你看到的永遠是首都發展的比省會快，省會比地級市快，地級市比縣城快，縣城就邊緣化了，農村就荒漠化了！
這和西方國家是天壤之別，你到西方的農村，到處都是花園，這就是西方地方自治的成功。
中國最壞的三個製度
中國最壞的三個製度：土地公有製、戶籍製度沒有遷徙自由，國有企業製度。
今天的中國的環境危機其實是公地的悲劇，沒有丈夫的女人總是老的最快，沒有主人的公共廁所總是最髒。
今天的國有企業哪叫全民所有？和老百姓有啥子關係哦？？？國有企業其實是被官僚輪流睡覺的女人，是官僚的小老婆，所以政府也給了它很多特權。
在中國鳥都能自由遷徙，可是人不行，這才有那麽多的留守兒童的出現，才有那麽多夫妻分居出現，那麽多集體宿舍，才有北京這些原居民剝削外來人口，東莞本地人和外地人倒掛。
集體主義盛行的國家總是隻見集體不見人的，它往往是專製和家長製的代名詞，我們的共和國脊梁倪萍就把黨比喻成家長，叫我們不要給家長添亂，不要投反對票。
北歐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其實是最推崇自由主義的。
我其實特別讚成共產黨一分為二，分別叫共產一黨和共產二黨，既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又有競爭性，再讓8大民主黨派合並成一個民主黨，不吃國庫，靠老百姓的捐款為生，也可以給共產一黨和共產二黨的競爭增加點趣味。
我們原來“人民電信為人民”的中國電信都拆分成了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老百姓得了這麽多實惠，共產黨的拆分和民主黨派的重組也真是一個好主意。
新加坡的問題
李光耀1959年就任新加坡總理，直到1990年才辭去總理職務，改任國務資政。什麽
是國務資政呢？大家知道總理的英文是“Prime Minister”（首席部長），國務資政則是“Senior Minister”（高級部長），可見所謂國務資政比總理還要高一級。李光耀成為名副其實的太上皇。2004年，新加坡第二位總理吳作棟把總理職位“禪讓”給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吳作棟成為新一任國務資政。這時李光耀的職位又換名字了，叫做高級國務資政，英文“Minister Mentor”，原意是“部長導師”，更厲害了。活脫脫一個“獨裁者”啊。
李光耀帶領新加坡脫離貧困，成為東亞先進國家的代表，開創了新加坡一代強人政治，成為開明專製的典範。但這樣的治理模式可以持續嗎？即使吳作棟和李顯龍能夠開明，能保證所有後繼者都能為民著想，不圖私利嗎？亞裏士多德把政體分為兩種，為公民利益的好政體和為執政者私利的壞政體。由賢明君主統治的是最理想的政體，在這種政體中，公民作為自由人被一個在各方麵都很卓越的人統治。但能否遇上賢明的統治者卻完全依賴運氣。
有一種看法認為，李光耀像管理家族企業那樣管理著新加坡。整個新加坡都是李氏家族的資產，李光耀當然是倍加愛惜。他甚至說，“新加坡是我的親骨肉，如果有人做出了什麽對新加坡不利的事情，我在棺材裏看到都會跳出來”。
也有一種看法認為，李光耀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一種“以天下萬物為一體”的情懷，這使他能夠“天下為公”。心理動機是無法爭論的，我們可以關照一下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新加坡政府的外匯資產由一個名為“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管理，目前總投資大約有1000億美元，它的主席是誰呢？就是高級國務資政李光耀。新加坡航空、吉寶置業、來福士廣場都是都是大名鼎鼎的公司，而這些公司又是馬錫控股公司（Temasek）的子公司，截至20011年3月，該公司資產高達2979億新元（1新元相當於5.2元人民幣）。他的行政總裁是誰呢？何晶女士。她是李顯龍的夫人，李光耀的兒媳婦，在《福布斯》雜誌2007年“世界百名權威女性”榜中排第三位。這是怎樣一種邏輯呢？李氏家族控製了新加坡的政府，新加坡政府又控製著新加坡的經濟，為了保險起見，李氏家族人員還親自出馬占據新加坡政府的高位。
新加坡沒有新聞自由。整個新加坡隻有一家電視台，一家報業集團和幾家兜售花邊新聞的小報。新加坡的媒體主要用來配合政府搞經濟建設，促進社會穩定，歌功頌德，而不是像西方媒體那樣把媒體作為“第四權力”，監督政府，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
新加坡的教育體製也富有爭議，常被批評為過分依賴製式教材，奉行升學至上主義，強調以考試的方式區別學生素質，不鼓勵個人獨立思想空間。
有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的新聞和教育體製非常有利於李氏家族長期統治新加坡。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利用其掌控的各種資源打擊與其競爭的反對黨。1997年，鄧洪亮代
表工人黨參加靜山集選區競選。於是人民行動黨利用其掌控的政府資源對鄧洪亮進行了強有力的打擊。
李光耀甚至采用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手段打擊異議人士。新加坡獨立後，一直維持有
效的《國內安全法》，它授予政府在必要時“不經審判”即得以“無限期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一些早年曾與李光耀合作的新共領導人即因該法被拘禁20多年，其中最有名的政治犯是新共領袖林清祥。此外他透過司法手段打壓反對的聲音，許多反對派因此被迫退出政壇或移民他國。在新加坡國內，雖然反對派的聲音一直存在，卻始終不能成為主流。然而街頭上的傳單呢？塗鴉呢？宣傳文宣品呢？這些可能出現反政府言論的地方，就由市容管理這條法律來規範，也就是拿鞭刑來嚇阻反對政府的言論。
新加坡政府除了把反對黨領袖給告到破產，走投無路之外，也會用公共建設來施加壓
力，讓選民不再投票給反對黨，進行政策綁樁。新加坡地小，一般民眾都沒有私人汽車，
都是搭乘公車、地鐵出門，因此當選舉結果使政府不滿意時，經過你家的公車路線就會減少，使你出門相當不方便。
感謝互聯網，這次大選打開了政黨輪替的大門
新加坡的大選製度雖然不利於發對黨，比如集選區製度，就給反對黨非常高的門檻。這麽多年來，反對黨第一次利用互聯網的魅力，利用20-29歲互聯網熏陶的青年人的支持，第一次贏得一個集選區選舉，對手是新加坡外長楊榮文。
81∶6，遠不足以說明這次選舉的激烈。反對黨所獲得的6席，代表著近40%的選民的支持票。這意味著，僅僅是因為新加坡的選舉製度，才阻止了反對黨獲得更多的議席。（新加坡選舉製度中，執政黨可以通過劃分、合並選區，分散反對黨優勢票源，從而保證執政黨在絕大多數選區獲得多數。這就是反對黨所獲選票與議席相差懸殊的原因所在。）
新氣象肇始於2010年3月，新加坡國會通過法律，廢止對互聯網的政治審查，允許政黨和參選人在互聯網上進行政治宣傳。雖然這條法令2006年以後就形同虛設，但真正被廢除還是令新加坡政治麵貌一新。
這次選舉結束之後李光耀預計執政黨還能執政兩屆可能就要麵臨政黨輪替，我想反對黨興起要感謝互聯網，讓不同的聲音有一個廉價的傳播工具，也要感謝這些互聯網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在他們眼中沒有權威，也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你無法用“沒有穩定什麽事情也做不成”去威脅一個互聯網下長大的青年人，他們本來就要挑戰地產霸權和老年人的霸權。
這不就是傳統家族中的家法麽。
也正符合其家族統治的看法。
亦有宗教色彩的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