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多年最大的悲劇：錯誤地重視孔子輕管仲

作者：阿同 說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思想家，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孔子而不是管仲，即便是在過去一百年中反孔最激烈的年代裏，也沒有多少人想到要重視管仲。中國兩千多年來最大的悲劇，就是錯誤地重視了孔子的思想而沒有重視管仲的思想，如果我們今天還不果斷地糾正這一錯誤，中國將繼續錯誤下去。 　　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出生於當時的齊國，即今天的安徽省穎上縣。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出身於當時的魯國，即今天的山東曲阜，從時間上來說，管仲是孔子的前輩老師，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孔子實際上隻繼承了管仲思想的十分之一二，管仲說“禮、義、廉、恥是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之”，孔子繼承和發揚了管仲的這一思想，形成了儒家思想，但是卻沒有理解或者說否認了管仲同時提出的另外一個重要思想“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因為孔子既不懂怎樣才能讓老百姓“倉廩實、衣食足”，也不讚同讓老百姓過上富裕的日子是最重要的，甚至鄙視立誌務農的人，孔子在《論語》中公然把向他請教怎樣種莊稼的樊遲說成是小人，還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儒家思想崇尚空談、追求意識形態，把空談和意識形態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其繼承者甚至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地步。 　　管仲的才華，除了表現在倫理道德上麵，還表現在經濟、哲學、政治、法學、軍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等方麵。管仲的思想博大精深，即有治理國家平定天下的實踐經驗，也有怎樣治理國家的理論總結，被梁啟超譽為“中國之最大的政治家”，也被人稱之為“儒道法思想的先驅”。管仲在齊國國君初亡、全國陷於一片混亂的狀況下，受命於危難之中，三年便使這個邊陲小國民富國強，然後使其國君成為春秋第一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執政四十餘年而善終。孔子雖然也在《論語》中自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在孔子52歲的時候，曾被魯國國君重用過，但是到孔子55歲離開魯君的時候，完全沒有出現三年有成的局麵。孔子不懂經濟、不懂軍事、不懂外交、不能像管仲那樣教育農民怎樣種莊稼、也不懂得怎樣從全國選拔人才，隻會重複那一套恢複周禮的論調。天真地以為隻要實現了他所倡導的那一套意識形態，就能治國安邦平天下了，一切的國計民生的問題就都能解決了。孔子的空談和強調意識形態的治國理念是被他的時代所唾棄的，所以盡管他周遊列國十幾年，卻沒有一國聘用他，因為當時的國君都知道，憑孔子的那一套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 　　然而，漢朝之後的封建君主們為什麽反而重孔子而輕管種呢？我想主要原因是漢朝之前，尤其是秦朝統一之前，國君們都懂得人才的重要性，甚至把得人才看得和得天下一樣的重要，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管仲這樣的有實際治國安邦才華的人是得到尊重的。但是漢朝之後的國君，往往都覺得自己才是最聰明的最至高無上的天子，所以從內心上不再重視人才，因為他們更加需要的不再是人才，而是孔子一樣的奴才順民，需要的是儒家思想這樣的順民忠君的思想和理論。對於他們來說，能不能讓老百姓富裕、能不能發展經濟、能不能治理好軍隊、能不能管理好國家等都不重要，隻有保證君主的絕對權威和君主的皇權統治的安穩才是最重要。 　　宋朝由於儒家思想的發達，被文化欠發達的蒙古族滅亡了；明朝也由於儒家思想的發達，被文化欠發達的滿族滅亡了；清朝的皇帝們被儒家思想漢化後高喊著“孝治天下”，結果被西方列強和革命黨的槍炮滅亡了。文革中我們被極端的意識形態搞得天怒人怨，國民經濟麵臨崩潰的邊緣。現在一些人又在高呼要用儒家思想來治理國家，或者以自由主義治理國家等，其實不管是什麽主義，都不能有效地治理國家。中國人兩千多年來重孔子而輕管仲的最大悲劇是產生了一種錯誤的觀點：總以為隻要推行了一種意識形態就能治理好國家，兩千多年來的中外曆史已經證明這樣的思維其實是錯誤的。 　　國家是一個由多種係統構成的複合體，怎樣治理國家是一個複雜的綜合性工程，最最粗略地劃分也可以分為經濟體係、社會保障體係、政治體係、軍隊國防外交體係等，而意識形態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於曆代封建皇帝對儒家思想的推崇、文革的極端化思維方式的影響、以及冷戰思維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際間較量，使得意識形態的作用被無限放大了，以至於給了許多的愛國誌士一個錯誤的觀點：隻要推行了某種意識形態就能治理好國家了，就像孔子當年所幻想的那樣“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複禮。”使得許多很有才華的能人誌士誤入“務空不務實”的歧途，整天熱衷於空談，無心立誌於實幹，實在是害人不淺啊。所以，現在應該是中國人從重孔子輕管仲的悲劇中清醒過來的時候了。 　　當然，孔子的儒家思想也不是一無是處，比如孔子的《論語》作為一部勸學和個人道德修養的書，還是非常值得看的，但是作為一部治國安的書，實在不值一讀，甚至應該多加批判，以免被誤導。相反，管仲的《管子》卻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治國安邦的好書，值得有此誌向的人們認真學習，多多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