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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ld Tsai, Jr. (圖)

(2008-01-07 22:56:40) 下一個

When Gerald Tsai, Jr., graduated from BU in 1949, one of the buildings on its new Charles River Campus held “a huge and grim lecture hall with a level floor that made generations of Boston University students crane their necks upward in the hope of catching sight of the lecturer,” reads the citation to Tsai’s honorary degree. “Today, through your farsighted generosity, this space houses The Tsai Performance Center, a concert hall with superb state-of-the-art acoustics. The Tsai Center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venue not merely for the University but the larger community. Musicians and their audiences for decades to come will be in your debt for this imaginative work of philanthropy.”

A native of Shanghai, China, Tsai (CAS’49, GRS’49) attended St. John’s Middle School and St. John’s University there and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7. After a semester at Wesleyan University, he transferred to BU, where at the age of 20 he earned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in economics. He began his distinguished investment career in 1951 as a security analyst at Bache & Company. A year later, he joined Boston’s 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ompany, Inc., as a security analyst, ascending to director, and in 1963, to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ompany. He subsequently held executive positions in several of the nation’s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day Tsai is chairman of his own management and consulting firm, Tsai Management, Inc., and chairman of the philanthropic Gerald Tsai Foundation. His reputation as a businessman is rivaled only by his reputation as a humanitarian. In addition to funding the Tsai Performance Center, his family has given generously to BU’s John Hancock Student Village, recognized by the recent naming of the Nancy and Gerald Tsai, Jr., Fitness Center.

Tsai serves as well as a trustee of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Hospitals Center,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ounda- tion, and the Norton Museum of Art in Palm Beach, which recently opened the Nancy and Gerald Tsai Atrium.

An Associate Founder of BU, Tsai was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s Board of Trustees from 1967 to 1977 and from 1988 to 2002; currently he is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board. “A creator of wealth for investors, yourself included, you have recognized that philanthropy is no less an opportunity than an obligation,” reads his citation. “Your gifts are as distinguished for their imagination as for their opulence.”
富達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將從約翰遜第一次遇見小傑拉爾德·蔡(Gerald Tsai,Jr.)開始。

  這次見麵源於1952年初,約翰遜接到斯卡德惺返儻乃剮克拉克投資谘詢公司(Scudder,Stevens and Clark)一個朋友的電話。“我這兒有個中國年輕人,是個聰明的小夥子,但我們好像暫時無法安排他。”這位朋友說,“你能幫上忙嗎?”約翰遜告訴朋友讓這個年輕人過來。當蔡出現時,約翰遜很喜歡他的樣子,當場就雇他當初級股票分析師。

  這名當時24歲的年輕人1928年出生於上海,父母是西化的中國人。他的父親曾就讀於密歇根大學,後來成為福特汽車公司上海區的經理。1947年,戰爭終於結束了,年輕的蔡被送往美國上大學。他先就讀於韋斯利恩大學。由於康涅狄格州米德爾頓市的土氣令喜歡上海燈紅酒綠的他不適應,他轉學到波士頓大學。在那裏,他感到生活自如,於是非常勤奮地學習,提前6個月完成了經濟學本科課程,將大四的最後一個學期用來撰寫一篇題為《上海的經濟發展》的碩士論文。因此,在1949年夏季,他接連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他在普羅維登斯的一家紡織公司工作了一年,又在紐約的證券業巨頭巴奇公司(Bache and Company)工作了約一年,其間娶了一名美籍華人女孩。然後,他回到波士頓,已經下定決心從事股票投資的他拜訪了約翰遜,進入富達。“我喜歡股市,”他幾年後說,“我感到作為外國人我在那裏沒有競爭劣勢,但在其他地方我可能有。如果你以40美元購買通用汽車的股票,而它漲到50美元,不論你是東方人、韓國人還是佛教徒都不會有什麽不同。”讀者很容易注意到蔡喜歡股市的原因與愛德華·克羅斯比·約翰遜二世十分相似,他曾說“你有怎樣的成就,不取決於你是誰的朋友,而取決於你自己”。一個是來自波士頓的美國人,一個是來自亞洲的移民,卻同樣欣賞股市冷酷的客觀性,這讓他們兩人有機會逃過偏見的束縛。而不同的偏見千差萬別,實際上相差十萬八千裏,這一點則無關緊要了。
 蔡現在已經將他的手法掌握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在接下來的3年裏,他遇上了施展它的理想市場環境。同時,他在自己的公司裏也獲得提升。到1963年,蔡已擁有約翰遜的投資管理公司富達管理研究公司(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20%的股份,相當於愛德華·約翰遜持有的一半。此時他開始將自己看做約翰遜的接班人。富達資本基金的資產價值一再上漲,最終,在1965年這個股市獲得豐收的年份,基金增長率達到近50%,轉手率120%。

 
 
 
  沸騰歲月到來了,對此,傑拉爾德·蔡比任何其他人的貢獻都大。突然間,他全國聞名。和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一樣,他既喜歡出名,又害怕出名。富達從未聘請過公共關係公司,當媒體和廣播電視媒體爭先恐後地敲響他的房門時,他既驚訝又局促。當《紐約客》的一名記者要求對他的私人生活進行專訪,好登在該雜誌的“城市閑談”欄目上的時候,他讓他的秘書回複:“蔡先生從不允許報道他的私生活。”但是,不論怎樣,媒體還是對他進行了大量的報道和談論,有私生活的也有非私生活的。到了那個瘋狂的秋天,他已經成為股市毫無疑問的金童。曾經,三十多年前,約翰遜眼中的英雄傑西·利弗莫爾也充當過同樣的角色,他的一舉一動都被那些希望借他發財的追捧者研究。曾經,“傑西·利弗莫爾在買入!”是人們瘋狂搶購一隻股票的信號,現在,它變成了“傑裏·蔡在買入!”與利弗莫爾一樣,在他的名望之下,他的預言開始具有某種自我實現的能力。他的傳奇獲得了自我延續的魔力,他買入或賣出一隻股票的舉動本身,就能使一家公司的市值在幾小時內增加或減少數億美元。利弗莫爾未曾受到聯邦證券法的困擾,但現在,該法明確禁止股票操縱。但證券法能拿蔡怎麽樣呢?所有人都要跟著他下注難道是他的錯嗎?雖然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但他就是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個股票操縱者。作為新時代的第一位巨星,他為監管製造了全新的問題,而華盛頓的監管者起初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至於愛德華·約翰遜,雖然他將傑西·利弗莫爾視為炮戰中的海軍司令,他自己卻沒有變成另一個利弗莫爾,他的本性太含蓄、太波士頓化了。但現在,顯然在無意識的情況下,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培養了一位。

  接下來的問題是,蔡的種族和國籍對他的神秘成功有多大的貢獻,又有怎樣的道德含義?華爾街從未有過一位非白人的領導人,實際上,連不是純粹盎格魯腥隹搜費?車男陸掏蕉己萇佟O衷塚??辛艘桓觥;蛐恚??梢宰暈野參康匾孕鞀徹怵?躍印5?媸欽庋?穡課鞣繳緇嵩繅鴨?豆??餃說撓跋熗?土釗艘苫蟮牡賴鋁α浚凰?遣祭堤亍す?乇氏錄永?D嵫翹越鶉戎幸煜緄鬧泄?耍?蛘呃係纈爸械謀說謾ぢ澹≈eter Lorre)①,或者新電影中的早川雪州(Sessue Hayakawa)②:文雅沉著、舉止禮貌、智慧過人,骨子裏卻非常西化,能夠本能地覺察和追逐劃算的買賣。一個不迂腐的波士頓受托人慧眼識珠,發現了一個新的活生生的東方天才,並放任他在美國的舞台上大放異彩。急切地追隨蔡進入冒險遊戲的華爾街人,以及蜂擁而至希望分一杯羹的投資者,並不是受到了高漲的社會情緒的指引。他們是在追隨一位他們認為會讓他們變富的金錢魔術師,一位他們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個人交往的勝利者。

  3

  1965年,蔡在富達的職業生涯來到一個岔路口。老約翰遜現在已經年過65歲,很快就可能退休。誰會是他的繼承人?蔡,還是約翰遜自己的兒子內德?小約翰遜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英俊而富有才幹,本身也擁有非凡的投機眼光。他有非常無聊的幽默感。他會對父親說:“對於你的指揮台和試婚,你想說什麽就說什麽吧。有些人有非常強的自我保護意識,你就是其中之一。”老約翰遜會開心地笑一笑。確實,作為一對父子,這兩個男人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地融洽。對傑裏·蔡,內德·約翰遜很少說話,除了偶爾在會議室裏與他就某隻股票的優缺點展開激烈的爭論。但有時候,他們爭論的東西似乎比他們實際說出來的要多。蔡現在有著功成名就的自信,在股市中享有號召全美國的影響力,他再也不會在富達的會議上默默無聞了。最終,他直接向約翰遜提出了繼承問題。那一定是一個對兩者都很艱難的時刻,但約翰遜坦然地麵對了它,沒有逃避。他隻是說,內德是他的兒子,他希望內德最後能夠繼承他。蔡明白了,他知道富達從根本上就是一個家族企業。但他也知道,他不能也不必忍受一個永遠做二把手的未來。當年晚些時候,他辭職了,將他手中的富達股份以220萬美元賣給了公司,然後取道紐約,在那裏建立他自己的新基金。

  他所推動的新的、令人興奮的同時也是危險的管理投資資金的方式,現在已經成為全美國的風潮。隨著共同基金資產價值的上升,新的資金不斷湧進來。蔡和他的同類人似乎為那些有幾百或幾千美元拿來投資的人發明了一種造錢機器。大約有300萬人持有標準共同基金的股票,到1965年底,他們在這些基金裏的投資達到350億美元。當然,為了讓蔡或他的同類人管理他們的投資資金,他們支付了不小的傭金,第一年投資的一半都是用來支付初始傭金的。1966年末,證券交易委員會將憤怒地判定這樣的傭金過高,但那是在股市下跌之後。我們已經看到,改革是一朵脆弱的花,在經濟繁榮的刺目陽光下會枯萎,直到1965年底,證券交易委員仍然沉默無語。對此,客戶們也無話可說,毫無疑問。據《韋星伯格報告》(Wiesenberger Reports)公布,這一年,29家“業績”最好的基金資產價值平均增加了40%,而由老牌藍籌股,如AT&T、通用電氣、通用汽車和德士古(Texaco),而不是寶麗來和施樂這樣的時下熱股組成的道瓊斯指數,隻遲鈍地上漲了15%。現在,新的投資方式出現了,好像隻要隨意挑一隻基金,你就能在一年裏賺回40%。事情似乎隻有先付完傭金,然後放鬆享受那麽簡單。你會得到你想要的,當然,前提是道瓊斯指數每年增值15%左右,而績優的基金每年增值40%~50%,當時的所有人確實是這樣預想的。這樣的假設隻有在人們喪失理智的時候才可能被廣泛接受。
1965年,當阿爾弗雷德·瓊斯的名字和“對衝基金”這一表達不當的名詞,在經過了長期小心的私密保護之後,進入華爾街的通用詞匯時,他的基金5年增長率為325%,10年增長率則為這一數字的兩倍還多。10年間,他的合夥人的投資幾乎增長為原來的6倍,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才勉強翻番。瓊斯基金的平均個人投資上升至近50萬美元。他的合夥人,自然已經成為富人或準富人,毫無例外地都比原來富有多了。人們紛紛請求加入。一個競爭的對衝基金“產業”即將出現,從事它的主要是A·W·瓊斯公司的老雇員。瓊斯的兩個主要對衝基 
 
 
金競爭者,城市聯合基金(City Associates)和費爾菲爾德基金(Fairfield Partners),都是由瓊斯原來的合夥人經營的。

  瓊斯既不反對競爭,也不喜歡惹人注目。專有性和保密性從一開始對對衝基金就非常重要。和老的投資聯合一樣,在對衝基金,尤其是瓊斯的對衝基金裏,基金成員就像一個高級俱樂部的會員。成為一名會員既能確保一個人的財富,又能顯出他的精明。不經意地提到自己的會員身份,在那些注重關係的圈子裏能夠顯示自己的地位。有申請者不斷在他的門口哀求,瓊斯幾乎不需要擔心競爭。如果太惹人注目,就隻能帶來壞處。確實,對衝基金是不受管製的,到目前為止依然如此。但這樣一家基金,像老的投資聯合一樣聚集了私人資本,不需要在公開報告中披露經營狀況,難道不會(像老的投資聯合一樣)利用內部信息,操縱市場,損害其他小投資者的利益,從而賺取利潤嗎?同樣,它難道一點也不違反《證券交易法》嗎?無論如何,20世紀60年代中期,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代表開始“委婉致電”各家對衝基金的辦公室,但沒有產生什麽結果。

  盡管相對於那些象征和代表華爾街民主的聲勢浩大的公共共同基金來說,1965年的對衝基金是旁門左道,但它卻是神秘感、專有權和特權在華爾街最後的堡壘。它是新的特快列車中的豪華專列。再恰當不過的是,它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半路出家進行股票投資的人,一個優雅的業餘選手,一個在追逐利潤之外和之上,更喜歡把自己當知識分子的人。阿爾弗雷德·瓊斯在65歲左右已經從A·W·瓊斯公司每年20%的提成中賺夠了錢,現在他可以盡情做他喜歡做的事了。他在布羅德街的辦公室裏花的時間越來越少,越來越多地投入他消除一切貧困的夢想。認為在富足的土地上出現嚴重的貧困是一項國恥的他,建立了一個私人基金,用來推廣社會生活技能,抵禦貧困。他有時會長時間在南美和非洲從事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的工作,把公司的管理交給合夥人。他開始寫一本書(一直沒有完成),希望它能夠充當邁克爾·哈林頓(Michael Harrington)著名的研究美國貧困之作《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的續篇。一些華爾街人,或許出於妒嫉,稱他為金融嬉皮士。隻要他的基金能夠每年為他少數幾個走運的合夥人賺取75%~80%的利潤,這樣的指責便不可能長久。瓊斯現在完全可以過貴族的生活,把賺錢當做一項太過簡單而不需要嚴肅對待的事,把盡可能多的精力不是放在追求利潤上,而是放在慈善事業上。不過,雖然對衝基金數量稀少,而且高高淩駕於市場廝殺之上,但是它仍然逃不過華爾街的普遍原則:它也是靠借來的時間生存的,當華爾街的時間耗盡時,它的時間也將耗盡。

  5

  1965年末,在半夢半醒中被神化的蔡清理了他在富達的辦公桌,向愛德華·約翰遜深感遺憾地說了聲再見,又向內德冷冷地漫不經心地道了別,便動身前往紐約,建立他自己的曼哈頓基金(Manhattan Fund)。他在麗晶酒店要了一個套房,又在第五大道680號租了一套辦公室。他在辦公室裏為自己安排了一個稍大的靠角落的房間,裏麵鋪著嗶嘰呢地毯,空調總是調到12攝氏度,好讓裏麵的人保持頭腦清醒,最主要的裝飾物是一件公牛形狀的碩大的皮革製品。他開始出售股份,每股10美元,作為新公司的初始資本,並為他贏得一些能夠讓他再次表演投資魔術的資產。當然,他所出售的,就是他的魔術,曼哈頓基金真正的初始資產就是蔡在投資技巧上的聲望。作為自己的老板,他冷靜、沉著而果斷。經過長期的曆練,他從13年前走進約翰遜辦公室的那個毫無經驗卻有潛質的年輕人走到了現在。他雖然仍然害怕名聲,卻已經習慣。他已經學會了忍受,實際上,對於名聲,他有著同許多金融家一樣的“忍不住要碰一碰燙火爐”的矛盾心理。現在,他會開心而輕鬆地與媒體爭吵,表現出明顯的樂趣。那年早些時候,有人曾問他,為什麽總是買入寶麗來、新泰克斯(Syntex)和仙童照相(Fairchild Camera)這樣的股票,而從來不買美國鋼鐵這樣的權威股票。“這個,你不可能吻遍所有的女孩。”蔡露出東方人的笑容,沿用他的前老板的比喻回答說。為了保護他和家人的隱私,他的家庭電話號碼甚至對辦公室的同事都保密。

  在曼哈頓基金1966年2月15日正式啟動之前,到底能賣出多少股份呢?蔡自己最初設定的保守目標是2 500萬美元。但他大大低估了他對公眾的吸引力。我們可以相信,除了對蔡過去記錄的理性評價之外,影響人們選擇他的還有別的因素。在60年代中期,美國存在一股思想的暗流,認為西方已經衰落,它的理性自由主義隻是特權和暴力的偽善掩護;即使存在救贖,那也是蘊藏在東方更加直覺化的方式之中。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思想在共同基金的投資者中並沒有牢固的根基。但是,也許曼哈頓基金的許多初始投資者,盡管有意識地對這種思想表示蔑視,卻在決定將積蓄,進而他們的部分未來托付給蔡時,無意識地對之做出了反應。無論如何,支票向曼哈頓基金潮水般地湧來。那麽,基金正式啟動時的總數到底將是多少呢?不是2 500萬,而是1億?或者,雖然聽上去不太可信,1.5億?
都不是。2月15日,曼哈頓基金聘請的化學銀行(Chemical Bank)在派因街沉靜的辦公室裏,上演了那一季度美國金融界最重要的事件。負責曼哈頓基金股份發行的經紀公司總裁哈羅德·L·巴奇(Harold L. Bache),交給蔡一張代表股份銷售收入和他的共同基金初始資產的支票。支票上記錄的金額是2.47億美元。按照標準的0.5%的管理費計算,蔡的新公司,蔡氏管理研究公司(Tsai Management and Research),一開始的年總收入就將達到125萬美元。

 
 
 
  他已經起跑了,並將獨自跑下去。正如《機構投資者》(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誌後來報道的,

  他像建立富達資本基金那樣建立了曼哈頓基金。他用他的老相好股票填滿了它。為了便於擴大版圖,他精心裝備了一間交易室,裏麵配備了一台TransJets牌收報機,一個Quotron牌電子板,上麵顯示著所有相關證券的價格,還有3平方英尺的巨大活頁筆記本,上麵畫滿了關於他持有頭寸的股票的點線圖和其他技術指標。交易室隔壁是一個“信息中心”,裏麵到處是不斷變換的各種圖表,就像五角大樓的戰爭指揮室。三名雇員全職維護數百種股票平均價格、比率、振蕩幅度和指數等信息,從“價格上漲和下跌差額的10日震蕩分析”,到多種政府債券的相關圖表,到道瓊斯指數的25、65和150日的移動平均數。“我們什麽都有”,前美林分析師和信息中心老板沃爾特·迪默(Walter Deemer)說,他的圖表在他眼中就像一個園藝專家眼中的珍品天竺葵。“你可能一年隻需要某張圖一次,但當你需要的時候,就能在這裏找到。”

  諷刺無時不在。股市的公正性,一家共同基金過去的業績如同一個棒球手的擊球率一樣隻不過是一堆數字,這一切在蔡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男孩,在遠離家鄉的地方謀求出路的時候,都是對蔡有利的因素,而現在變成了對他不利的因素。他在這裏,在全美國投資者眾目睽睽之下,背負著一年為客戶盈利50%的期望。低於這一水平就是失敗,喜怒無常的公眾將把他們的英雄一夜之間貶為乞丐。而這一狀況所處的時機又無可救藥地糟糕,大盤所處的位置太高了。蔡辦公室裏供奉的皮革公牛並非偶然,就本性而言,他自己是一個牛派,因此他需要一個上漲的市場才能不斷盈利。但最大的諷刺是,他恰好在20世紀60年代的牛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達到了一個再也不會達到的峰值—結束幾周之後啟動了自己的基金。

  就這樣,蔡在1966年不知不覺地走上了失敗之路,他的崇拜者則走向了幻滅。

  6

  形勢急轉直下。20世紀60年代股市的第一把大火即將燃盡。但憑借機智靈活的投資手法,蔡還是能如願以償。

  在最初兩年,曼哈頓基金以及蔡自立門戶後經營的一些其他小基金,一直很受投資者歡迎,盡管它們根本不值得這樣追捧。沒有了約翰遜慈父一樣的照管,蔡似乎失去了他的選股眼光。繼1967年表現可圈可點之後,他的基金在1968年的複雜市場環境下遭受打擊。這年的頭7個月,曼哈頓基金的每股資產價值下降了6.6%,在阿瑟·裏普經紀公司(Arthur Lipper)定期分析和比較的305隻大基金中名列第299位。在60年代的鼎盛時期,冒險之王走向錯誤的方向。盡管這樣的業績令人失望,蔡的魅力在吸引新的投資資金時絲毫不減。1968年中,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管理的資產已增至5億美元,這意味著該公司的年總管理費收入超過200萬美元。他是否能夠通過業績掙到這筆管理費卻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說蔡不再清楚何時應該將他為別人所做的投資變現的話,他卻知道何時為自己變現。1968年8月,他將蔡氏管理研究公司賣給了一家保險控股公司C·N·A·金融公司(C.N.A. Financial Corporation),以換取C.N.A.的高層管理職位和價值約3 000萬美元的C.N.A.股票。

  這樣,蔡及時並且一擊即中地躋身美國富豪行列。作為C.N.A.的執行副總裁和最大的個人股東,他把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的管理交給他人打理,自己則專心投入C.N.A.的收購計劃。作為基金經理,他已經退休了。他現在是一家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曆史悠久的大型美國公司的大股東,有一間巨大的辦公室;他是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員,擁有鄉村別墅;他有一個信托基金,能夠保證他的兒子一生享有豐厚的收入。

  這名來自上海的移民,有著20世紀60年代典型的投資家身上的最簡單和直接的目的和渴望。他和許多愛爾蘭人、猶太人、意大利人及其他先他而來的人一樣,在黃金海岸隱約光芒的吸引下,從遙遠的外國城市來到這裏。不過,在他通過他所選擇的行業成為富人的時候,他已經在走下坡路了。另一件其有諷刺意味的事是,他致富的方式很快將變為非法。1971年6月,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大法官亨利·J·弗蘭德裏(Henry J. Friendly)判定,出售共同基金管理公司獲得的任何利潤,不屬於管理公司的出售者,而屬於基金的股東。這一判決是對傳統理念(我們看到,愛德華·約翰遜早在1943年收購富達基金的時候就從中受益)的回歸,那就是,受托人不能變賣受托物。假如這項新判決在1968年生效的話,蔡便不可能出售公司。 但是沒有關係。弗蘭德裏的判決沒有向前追溯力,蔡和許多其他出售了他們的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被允許保留所得。現在,蔡可能會受到同行的批評,因為他過早地失去了投資技能,他甚至可能被一些人認為是正好趕在賭場大門被封之前兌現籌碼的人。盡管如此,在他1966年的頂峰時期,這名來自波士頓的年輕天才仍然是華爾街的第一位東方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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