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美元霸權史(下)

美元霸權史（下）

 

 

一、石油和美元：美國支配世界的兩大武器

 

1970年代的兩件大事，深刻地改變了國際貨幣金融體係，至今直接影響著各國經濟之運行。其一是浮動匯率成為美國金融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美元發行不再有任何外部製約；其二是美國偏袒以色列的中東外交政策，觸發石油危機，石油美元（Petrodollar）泛濫世界，直接導致拉美債務危機。權衡兩大事件的重要性，浮動匯率居於絕對的主導地位。1970年代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和自此之後的全球性流動性過剩，是困擾人類經濟的基本難題，其根源就是浮動匯率和美元供應的外部約束完全消失。正如蒙代爾所說：“如果國際貨幣體係的彈性沒有急劇增加，通貨膨脹不會發生。歐洲美元市場的爆炸性擴張是國際貨幣體係高度彈性最顯著的證據。”

 

眾所周知，美國對全球石油的支配地位，是其全球霸權的關鍵力量。美國控製世界主要的石油供應，是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勝負的核心要素。早在20世紀初，美國就開始進軍中東石油（那時控製中東石油的主要勢力是英國）。二戰打響，中東石油的戰略意義顯著提升。華盛頓立刻派遣特別外交代表團，以評估沙特和波斯灣其他國家之石油潛力。華盛頓掌控中東石油的基本戰略與美元外交策略並無二致：以私人石油公司為先頭部隊、以外交壓力為主要手段、以軍事力量做最後威懾。

 

美國為了擭取或牢牢掌控中東石油，就必須全力滲透和幹涉中東各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中情局顛覆伊朗摩薩德政權、扶持巴列維王朝、借此控製伊朗全國經濟、政治、軍事、外交乃至文化，不過是眾多案例裏最顯著一例。美國一方麵要全力掌控中東石油、控製中東政治局勢，一方麵又要極力偏袒以色列，終於導致阿拉伯世界忍無可忍、決定揮舞“石油武器”對抗美國。

 

然而，中東各國和整個世界都沒有預料到的是：盡管短期內，美國似乎亦遭受了“石油危機”的些許傷害，總體和長期而言，美國反而是石油危機最大的贏家！這個看起來令人費解的“石油危機悖論”，謎底就是美元本位製。

 

其一、盡管美國是世界主要的石油進口國，但石油的購買卻是以美元支付。易言之，美國隻需要多印鈔票或簡單記帳就能夠進口大量石油，其他國家卻完全沒有此種獨特的“中心貨幣特權”。美國以此獲得大量石油儲備。美國自身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儲藏國和生產國之一，卻不遺餘力地控製、擭取世界其他地區之石油資源，因為她深知石油是人類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因為她（唯有她）可以簡單地通過增發美元鈔票來擭取石油。

 

其二、原則上，石油美元可以到美國大肆購買產品和其他資源，抬高美國物價水平，讓美國人民和美國整體經濟為石油危機或石油價格高漲、支付真正的實質代價，從而削減美國的石油進口和石油儲備。然而，事實卻不是如此簡單。石油價格上升、美國石油進口反而急劇上漲，因為石油美元“洪水泛濫”之後果主要不是美國承擔。不無諷刺的是：歐佩克好些國家擔心美國製裁，將石油美元存入歐洲美元市場，造成歐洲貨幣市場流動性泛濫，隨後又經過美國和歐洲的銀行（主要是美國銀行）流入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區，觸發全球流動性泛濫。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兩年時間（1972年底到1974年底），歐洲美元市場就增長了79%，從2847億美元擴張到5095億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一年內（1979年），歐洲美元市場就擴張了30%，從15375億美元增長到18567億美元。

 

其三、石油美元一直是美國經常帳戶逆差的主要組成部分，2005年，美國石油進口高達2500億美元。然而，美國對石油輸出國的貿易逆差，並沒有給美國造成任何困難。相反，大量石油美元反過來流入美國（經由歐洲美元市場和美國銀行），成為美國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融資的主要源泉之一。

 

其四、石油價格暴漲，美國石油巨頭亦是主要受益者。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兩年內，美國石油巨頭的利潤增長了200％，從60多億美元猛增到170多億美元。美國主要石油巨頭長期高居《財富》排行榜前列，它們是世界石油市場真正的主宰者和價格操縱者。

 

其五、美國銀行是石油美元和歐洲美元市場的主要受益者。根據《摩根財團》一書的統計，1970年代，美國6家銀行（Morgan Guaranty, Bank of America, Citibank, Chase, Manufactures Hanover, and Chemical），就吸納了OPEC國家石油美元存款的78％！美國銀行一直是石油美元流向世界各地的主要渠道。當然，美國銀行還是幾乎所有中東國家的國家金融顧問和財政貨幣政策的設計者（沙特中央銀行的締造者就是Morgan Guaranty，並占20%的股份）。

 

二、打壓日元：日元長期升值綜合症之根源

 

國際貨幣體係之演變遵從著名的“大國定理”或“帝國定理”（對大國定理的詳盡闡釋，參見向鬆祚《美元本位製、全球流動性過剩和中國金融開放的基本戰略》）。該定理的一個基本推論是：一旦某個國家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競爭者和領導者，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她必定要謀求本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主要競爭者，以分享全球儲備貨幣之巨額鑄幣稅。

 

近兩個世紀以來，日本創造了兩次人類曆史之奇跡，改變了世界曆史進程。明治維新天翻地覆般的偉大成功，讓長期閉關鎖國的日本小島，竟然一躍成為世界列強之重要成員。甲午一戰，日本全勝，中國全敗，是為近現代中國衰弱、日本富強之關鍵分水嶺。日本憑借巨大的戰爭賠款，不僅獲得了經濟發展最寶貴、最急需的資本，而且正是憑借從中國獲得的巨額賠款，日本才能於1897年登上了金本位製的豪華列車，開始建立現代金融體係。

 

二戰慘敗，美國占領。當時世界對日本能否東山再起、重振雄風普遍懷疑。殊不知，隻過了不到30年，日本竟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到1980年代，日本在17個產業領域稱雄世界，“日本製造”風靡全球。不僅世界其他國家驚歎莫名，連美國似乎亦為之大驚失色。一時間，“日本第一”、“購買美國”、“日本全球衝擊”之口號響徹雲霄。

 

整個80年代（到1992年為止），日本看起來的確不可一世。就像美國前財政部長所說：“一個以日本為頂峰的亞洲經濟區造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恐懼，他們認為日本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甚至超過了蘇聯。”讓我們看一些基本的數據。

 

其一、日本大舉投資海外。1982年，日本的海外資產還隻有250億美元，1986年上升到1800億美元，1987年為2400億美元，1992年底，日本海外資產總額為20352億美元，淨資產是5136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一。日本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從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資達到了創紀錄的高峰，5年之內總數估計達到4000億美元，僅1989年一年，日本資本輸出就達到1794億美元。

 

其二、日本公司成為國際著名名牌，許多企業成為分支機構遍布全球的跨國公司，超過120家日本公司躋身《財富》500強，亞洲前30名幾乎都是日本企業（今天大致還是如此）。汽車巨頭如豐田、日產；電器巨子如索尼、鬆下、東芝、佳能，等等，乃是日本企業全麵國際化的急先鋒。

 

其三、日本金融機構從名不見經傳、一躍成為國際金融界的風雲霸主。1980年代末，全球十大商業銀行，皆是日本銀行。根據《經濟學家》雜誌主編、《日本的全球出擊》一書作者比爾·埃莫特的統計：1988年，全部未清償跨國貸款中，日本銀行所占份額高達38％，即使扣除日本銀行間的相互貸款，日本銀行之跨國貸款比例亦高居前列。1990年，日本銀行占美國全部銀行資產（貸款）之比例達到13％。日本大舉收購兼並美國本地銀行或幹脆到美國設立總部。1990年，日本銀行之貸款占加州全部貸款的四分之一。埃莫特說：“這些數字足以說明：日本銀行實力強大，強大到足以讓許多人在80年代擔心日本銀行不僅控製美國金融、而且控製世界的金融命脈。”

 

其四、日本投資銀行迅速崛起，其國際擴張速度甚至超過商業銀行。眾所周知，投資銀行曆來為華爾街和倫敦所壟斷，沒有外人插手的餘地。然而，以野村、大和、日興和山一為代表的日本投行，從80年代中期開始，急速崛起諑錐睾突??幀Ｋ?遣扇「髦殖?彩侄危?缶倏?匾滴瘛Ｆ┤綣陀隊⒐?普?扛輩砍さＨ溫鄱習焓麓χ魅巍⑵蓋朊懶?⒖?攀諧∥?被嶂饗????址種Щ?拐潑湃恕⒐郝蠔妥庥米詈闌?陌旃?∷?⒅亟鴰唄父韝?丶?吖伲?鵲取Ｈ氈就緞脅喚齦矣諍兔攔?緞芯尥非勒即?車某邢?⑹展杭娌ⅰ⒔灰滓滴瘢??巧踔鏈蛉朊攔????冀灰資諧。???盅赫??屠????諧　６潭碳改曇洌?氈就緞諧晌??式鶉誚緦釗鬆?返木赫?摺?/P>

 

其五、日本房地產和股市之瘋狂上漲，破了人類曆史記錄。1986年，日經指數隻有12000點，到1989年下半年，急升至39000點，漲幅超過300％。東京之房地產總市值，超過全美國房地產總市值！房地產和股市的瘋狂上漲，讓無數日本人相信他們獨一無二、乃至相信日本股市會永遠隻漲不跌！（所謂日本特色也！今天不是有無數中國人相信中國股市隻漲不跌嗎？與當年日本人一樣，他們也以“中國特色之股市”來為自己的幻想張目！）

 

其六、憑借龐大的資本輸出（各種貸款、援助、對外投資等等），日本開始尋求國際政治、經濟、金融、貨幣領域的發言權。他們向各種國際金融機構增資甚至捐款，條件是要國際金融機構增加日本雇員。他們還到世界各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設置獎學金和研究基金，以盡可能最大地擴充日本的影響力。

 

然而，好景不長。1990年1月，日本股市暴跌，到1994年，日本股市市值之70％煙消雲散，房地產連續14年下跌。從1990年算起，日本經濟衰退長達17年，亦創了人類曆史記錄。今天，盡管日本還有許多跨國公司，盡管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日本銀行幾乎從國際舞台上銷聲匿跡，日元占全球儲備貨幣之比例，連3％還不到！日本金融貨幣勢力的突然爆發和轟然垮台，曇花一現，恍若夢幻！

 

從經濟總量上看，1980年代，日本之經濟規模最高曾經達到美國的70%（以GDP計算），甚至更高一些。然而，今天美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13萬億美元，日本卻僅有4.6萬億美元，不到美國的40%。從占美國GDP的70%到不足40%，日本與美國經濟實力之相對轉換實在是令人震驚的巨大曆史之謎！

 

我們必須要問：這一切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國際金融貨幣領域究竟發生了什麽驚天動地、改變曆史的巨大事件？

 

經過十多年的詳盡研究，今天一致的結論就是：美國巧妙利用金融貨幣手段，一手導演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日本泡沫經濟，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讓日本銀行和企業債台高築，堆積如山之壞帳徹底壓垮了日本經濟，迫使日本銀行和企業收縮戰線甚至破產關門。緊接著，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清算銀行（號稱“中央銀行的中央銀行”）通過所謂銀行監管的巴塞爾協議，大幅度提高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讓幾乎所有日本銀行不再符合國際監管標準，隻好退回國內。

 

易言之，為了遏製日本崛起、摧毀日本稱霸全球金融貨幣領域之滔天野心，美國運營了如下之基本策略。

 

其一、以貿易爭端為借口、以貿易製裁相威脅，始終保持“鞭打日本”（Japan bashing）的高壓態勢。所謂鞭打日本：就是美國以貿易製裁為武器，迫使日元升值。從1970年代至今（尤其是1980－90年代），美國不遺餘力、始終一貫地采取鞭打策略。今天美國打壓中國之基本策略，與鞭打日本如出一轍，我們可以稱之為“鞭打中國”（China bashing）：以貿易製裁相威脅，迫使人民幣升值。

 

鞭打日本的主要效果，就是“日元升值預期綜合症”。日元升值刺激國際熱錢瘋狂進入日本資產市場炒做，迅速觸發資產價格泡沫；日元升值讓日本普通百姓和企業無心從事真實消費和投資、沉迷於房地產和股市投機、日本經濟成為“投機意味”極其濃厚之經濟體係（我稱之為“虛擬經濟與真實經濟之背離”）；最後是資產價格轟然破滅，徹底摧毀正常的融資體係，真實消費和投資萎靡不振，整體經濟遂陷入長期衰退。

 

其二、隨時粉碎日元成為國際貨幣或區域主導貨幣的任何努力。迫使日元持續升值、讓日元匯率動蕩不寧，實乃削弱日元國際地位之基本手段。日本向世界各國大量輸出資本，自然希望提升日元的國際影響力。美國始終不允許日本占據國際金融機構的主導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日本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由日本牽頭負責處理亞洲金融危機，話音未落就被被美國斷聲喝住。美國堅持所有國際債務處理，皆必須由IMF出麵，實際上就是由美聯儲和財政部掌控。

其三、指示美國金融巨頭操縱各種金融工具以控製日本資本市場。日本股市暴漲期間，美國投資銀行向日本市場大舉推銷各種衍生金融工具，操縱日經指數。1990年日本股市崩盤的導火索，就是高盛公司發明的“日經指數認沽期權”：美國公司首先大量購買認沽權證，隨即全力打壓股市以擭取暴利，頃刻造成股市“雪崩”！

 

其四、指示美國金融巨頭操縱外匯市場，始終保持日元之升值預期，迫使日本央行頻繁出麵幹預。一方麵讓日本銀行貨幣政策完全受製於國際熱錢之左右；另一方麵讓日本央行積累大量外匯儲備（反過來投入到美國國債），被迫投放大量國內基礎貨幣，造成日本國內流動性泛濫，長期陷入“低利率流動性陷進”而無法自拔。

 

日本有識之士並非沒有意識到美國對日本發動的“金融戰爭”。吉川元忠就曾經撰寫《金融戰敗》，描述日本如何被美國的金融戰爭徹底擊敗。他認為就財富損失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之後果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之後果相當。西方人自然心知肚明。威廉·恩格如此評價日本的金融慘敗：“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從前的敵人――日本更加忠實和積極地支持裏根時代的財政赤字和巨額花銷政策了。甚至連德國都不曾那樣對華盛頓的要求無條件地滿足過。而在日本人看來，東京忠誠和慷慨地購買美國國債、房地產和其他資產，最終換來的報償，竟然是世界曆史上最具毀滅性的金融災難！”（以上事實引自宋鴻兵先生的《貨幣戰爭》）。

 

傳奇企業家、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之暢銷書《Made in Japan》曾經痛斥“浮動匯率之害”，大聲呼籲“各國政府應該大力合作，共同創立一個新的國際通貨管理機構。必須采取行動限製那些不從事生產活動，純屬投機的貨幣交易行為。”事實上，“廣場協議”簽署不久，日本國內就出現猛烈批評之聲。

 

曾任東京銀行董事長、國際貨幣事物學會會長、日本中央銀行委員會顧問的行天豐雄對此有詳盡描述：“廣場協議簽署不久，我們開始感覺到強烈的不利反應，因為外部失衡並沒有好轉。相反，國內政治局勢出現困難。大約半年之內，人們對廣場協議之爭論日益激烈，有人認為該協議是個錯誤，甚至是個失敗，因為它引發了日元不可控製的升值。出口產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開始抱怨日元的快速升值。¼¼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一起致函裏根和貝克，請求他們幫助製止日元的進一步升值。但他們禮貌地拒絕了，並解釋說保護主義勢力在國會仍然很強，在外部平衡沒有明顯改善的情況下，政府不能再次改變其匯率政策。”

 

曆史真的常常重演！可悲的是，人們（尤其是健忘的中國人）卻最善於忘卻曆史的教訓。請求那些不遺餘力鼓吹人民幣大幅度升值、鼓吹人民幣匯率浮動、鼓吹盡快對外開放資本市場和銀行體係的中國學者和官員們：稍微學習一點兒起碼的曆史知識吧！請那些深信中國股市“將永遠漲下去”、中國股市是“中國特色、獨一無二”的中國股評家和炒家們：稍微吸取一點兒曆史的慘痛教訓吧！

 

三、主導拉美債務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華盛頓共識”的起源和目的

 

拉美債務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之共同根源有二：其一、國際儲備貨幣（美元）之發行完全失去約束；其二、主要大國之間匯率浮動。

 

然而，美國財政部、IMF和世界銀行對危機根源的診斷完全不同：他們認為危機源於“權貴資本主義”（官商勾結、政府對經濟過度幹預）、金融行業對外開放不夠、政府過度開支、固定匯率降低企業和銀行之風險意識，等等。

 

不容否認，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上述問題。公正地說，拉美和亞洲眾多國家之政治經濟製度弊端叢生：官商一體、腐敗橫行、管製林立，是那些國家的常態；貧富分化、資本外逃是必然結果。然而，盡管所有這些政治經濟製度弊端千夫所指，卻不是金融危機之禍首。理由很簡單：拉美和亞洲之政治經濟製度，早已存在數十年乃至數百年（多數是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後遺症），固定匯率時代卻不曾頻繁爆發金融危機。政治經濟製度未上軌道導致民生凋敝，是另一回事，不可與金融危機之根源混為一談。

 

為什麽1970年代之後、拉美和亞洲各國金融動蕩、危機四伏？起源就是“石油美元”之泛濫。今天，許多經濟學者一致認為：假若布雷頓森林體係依然存在、美元之發行還有外部約束，那麽1973－74年和1979年的兩次“石油衝擊”不可能導致石油美元泛濫全球。石油美元經過美國、英國、日本和歐洲銀行（主要是美國銀行）轉手，借給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被戲稱為MBA貸款，MBA分別代表Mexico, Brazil, Argentina）。大量低利率的貸款滾滾流入，衝混了拉美國家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頭腦，他們真以為“天上掉下了餡餅”，隨意花錢、揮霍無度，許多項目完全沒有基本的可行性論證。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銀行家集團，則是另外一把算盤：貸款都由拉美國家政府擔保、投資項目皆是能源、基礎設施等等國家命脈產業。假若拉美國家最後無法償還貸款，美國銀行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接管那些國家所有的支柱產業和金融機構。正如花旗銀行前主席瑞斯頓（Walter Wriston）所說：“國家不會破產！”

 

幾乎沒有任何懸念，發放給拉美和亞洲各國的貸款，很快出現問題。MBA國家先後宣布無力償債。緊接著就是匯率崩潰、資本瘋狂外逃、政府破產、經濟增長一落千丈。此時，全世界的目光就不約而同地投向華盛頓：那是真正的救世主！

 

主導拉美債務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之基本策略，與“美元外交”之傳統策略完全相同：第一、華盛頓和華爾街密切配合：華盛頓幕後操縱，華爾街前台執行；第二、陷入危機之國家，必須接受美國政府－世界銀行－IMF“三位一體”的經濟政治改革方案，才有可能獲得貸款展期、新增貸款或債務豁免。華爾街銀行趁機擭取各國金融機構和支柱企業之控製權，則是當然之舉。經典案例則是1980年代初期的拉美債務危機（第一階段債務危機），危機處理領導小組的聯合主席是摩根財團和花旗銀行，最終決策者則是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主導第二階段債務危機的領袖則是美國財長貝克（George F. Baker），當然還有華爾街巨頭、IMF和世界銀行。所謂貝克計劃（Baker Plan）的核心就是：以一整套經濟改革方案換取新的貸款（the principle of lending new debt in exchange for economic reforms）。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美國財長魯賓、副財長薩默斯、IMF總裁康德蘇幾乎不假思索就提出詳盡的挽救計劃。我們願意提供貸款，條件如下：第一、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第二、壓縮政府開支；第三、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第四、全力整頓金融體係。包括讓資不抵債的金融機構破產清算；金融機構通過兼並和收購實施重組。第五、開放經濟金融：核心是允許外國資本全麵進入被援助國的金融業，大幅度提高外資擁有受援國銀行和企業股份的比例。第六、其他條件。主要是服務市場開放、大幅度降低關稅等等。

 

許諾提供貸款援助、迫使受援國大幅度開放金融市場和服務業，是美國主導亞洲金融危機最顯著的特點。以韓國為例。當時美國開出的核心援助條件就是韓國必須開放金融業。外資持有韓國企業股份之比例從原來的24％放寬到50％，並承諾進一步放寬至55％，實質上是允許外資控股韓國金融業和支柱企業。針對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美國之援助條件同樣苛刻。難怪當時國際社會忍不住批評：所謂IMF援助亞洲，不過是美國外交政策和全球戰略的工具。

 

正是主導拉美債務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之實踐，讓美國政府總結出新時期“美元外交”或“金融貨幣外交”的基本哲學思想，那就是著名的“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核心就是不遺餘力地向中國和其他國家推銷浮動匯率、迫使或勸說他國完全解除金融管製、實施金融體係和資本市場的徹底自由化。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竭力販賣“華盛頓共識”的基本目的，是將世界各國經濟金融政策的主導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裏。

 

曆史早就證明：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方案不僅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穩定增長，反而釀成巨大災難。1994年，尤努斯（Muhammad Yunus，2006贏得諾貝爾和平獎）聯合數十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專家，出版《五十年了、該壽終正寢了！――反對IMF和世界銀行》，以大量無可辯駁的數據和令人震驚的慘痛事實，證明華盛頓共識給無數發展中國家帶來深重災難。1990年代之後，幾乎每次世界銀行和IMF的年會、G7峰會，皆遭到大規模示威遊行的強烈抵製，顯示美元外交的新理念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