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美元霸權史(中)

美元霸權史（中）

 

 

一、對外擴張和美元外交

 

1945年12月29日，蘇聯領袖斯大林最終下定決心，退出布雷頓森林協議。斯大林的理由很簡單：蘇聯不能成為美元外交的棋子和美元霸權的附庸；蘇聯經濟亦不需要借助美元貨幣金融體係之幫助。斯大林之決定被英美解讀為“冷戰時代”真正的起點。兩個月之後的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大使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給美國政府發出著名的“長電”(Long Telegram)，正式宣稱戰時盟友蘇聯業已成為美國的敵人。緊接著就是邱吉爾到杜魯門家鄉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講”（Iron Curtain Speech），是為冷戰的宣言書。當美國啟動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時，坎南建議美國假裝邀請蘇聯加入該計劃，蘇聯肯定不會參加，它就必然背上分裂歐洲的罵名。

 

此乃二戰塵埃落定伊始，國際金融外交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然而，美元外交正式登上國際舞台，卻遠在近半個世紀之前。那是1909年，美國戰勝西班牙、奪得菲律賓和波多黎各，對外擴張小試身手便取得輝煌勝利，立刻成為大舉進軍世界的巨大鼓舞。塔夫托(Howard Taft)總統和諾克斯國務卿（Philander C. Knox）決定啟動“美元外交”。

 

所謂美元外交，那就是由美國政府牽頭，由華盛頓之外交軍事力量和華爾街之金融勢力組成強大的對外貸款聯合軍團（Foreign-Loan Syndicates），以發放巨額貸款為武器，達到控製借貸國金融、貨幣、基礎建設、海關收入、國內稅收、乃至整個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之目標。Ron Chernow之名著《The House of Morgan》對此有極其生動的描述：“新的聯盟當然是雙贏互利的強強聯合。華盛頓需要借助華爾街強大的金融力量，誘使或強迫外國政府對美國產品和服務敞開市場的大門，采納符合美國利益或親美的政策。反過來，華爾街需要一個強大威懾，迫使外國政府按時償還貸款，他們自然希望政府之軍事勢力隨時待命。政府之軍事威懾，從來都是強迫外國迅速償還貸款最絕妙的武器。當華爾街投資銀行Kuhn-Loeb考慮向多米尼加共和國發放貸款時（後者以關稅收入做抵押），Kuhn-Loeb的老板Jacob Schiff問他倫敦的合夥人Ernest Cassel爵士：假如他們不能按期償還貸款，誰替我們征收關稅？爵士回答：你們的海軍陸戰隊和我們的海軍陸戰隊！”

 

二、首選目標：中國

 

“塔夫托－諾克斯美元外交”之首選目標正是中國。世紀之初，列強已將世界瓜分完畢，美國是一個後來者。但此時的美國，早已非比尋常，她已經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她要將自己的經濟金融財富轉化為世界舞台的發言權，她要壓倒歐洲老牌的帝國主義，稱霸世界。那時的中國，王朝沒落、大廈將傾、民生凋敝、亂象叢生，本來不是華爾街金融巨頭的風水寶地。然而，美國的最高利益就是華爾街的最高利益，摩根銀行立即牽頭，迅速組成美國金融財團（官方名稱是American Group，成員包括Kuhn-Loeb, The National City Bank, The First National Bank，後二者1950年代合並，即是今天大名鼎鼎的花旗銀行），毫不猶豫地承擔起進軍中國的特殊使命。

 

目標非常明確：其一，美國銀團占中國貸款之份額，不能少於歐洲列強之份額，必須平起平坐（歐洲列強早已籌劃給中國發放巨額貸款，美國後來居上）；其二，貸款之目的，乃是控製中國的金融貨幣體係和基礎設施。第一筆銀團貸款就是著名的湖廣鐵路貸款，高達2500萬美元。第二筆銀團貸款就是“貨幣改革貸款”，數額是5000萬美元！條件之一就是貸款國委派總監，全麵監督中國的財政金融（列強最後妥協的結果，是委派一名荷蘭人任此要職）。摩根財團代表簽約後興奮異常：“我們正在創造曆史，創造偉大曆史，我們為一個帝國製定規則！我們如此規定貸款條件，是因為我們要完全依照我們的意願，來實施中國的貨幣改革。想想吧：我們就要為一個4億人口的大國確定嶄新的金融體係，我們揮舞權杖，決定命運，這是多麽偉大的事業！多麽偉大的協議！”其三，他們要充當間諜、負責為美國政府收集重要情報。當時摩根財團的中國代表，同時也是“美國國務院在長城以北的唯一代表”。

 

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後極度混亂的年代，華盛頓政府和華爾街銀團依然沒有放棄對中國的美元外交。1920年，摩根財團掌門人拉蒙特(Tom Lamont)對中國做了一次“帝王巡遊式”的訪問，以探詢再次啟動中國銀團貸款之時機是否成熟。拉蒙特會見了孫中山。他向孫中山轉達威爾遜總統的問題：中國南北兩方是否能夠統一並恢複和平？孫中山回答：“怎麽不能？拉蒙特先生，隻要你給我2500萬美元貸款，我立刻武裝兩個軍團，不用多久就掃平中國，統一華夏。”然而拉蒙特對孫中山印象極差，貸款之事煙消雲散。拉蒙特隨即轉向日本，與日本中央銀行、各大財團和日本皇室建立了密切合作。

 

1919年凡爾賽合約的談判和簽署、1920年代德國賠款的協調和融資、國際清算銀行的成立、國際金本位製的恢複和管理，乃是美元外交裏程碑式的偉大成就。二戰期間，盡管羅斯福政府對華爾街的金融寡頭不那麽信任，美元外交卻以新的戰略和策略，取得長足進展。最著名的就是旨在援助英國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它是摩根為首的華爾街和羅斯福為首的華盛頓共同努力之結果。

 

三、布雷頓森林體係和馬歇爾計劃

 

二戰臨近結束的布雷頓森林會議（1944年6月），標誌著美元外交進入到全新的時代。如果說此前的國際金融貨幣體係，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尚有一定的發言權，那麽，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後的國際金融貨幣體係，將完全操縱於華盛頓和華爾街之手，人類迎來了真正的美元霸權時代。布雷頓鬆林體係的主要締造者、英國財政部的首席談判代表凱恩斯，要求倫敦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總部所在地，被美國斷然拒絕。美國政府直截了當，將兩大機構總部置於華盛頓、緊挨白宮和財政部，絕對不是隨意而為。它向世界表明：IMF和世界銀行必須稟承美國意圖行事（做為一點兒小小的妥協，美國同意歐洲人擔任IMF總裁）。事實上，今天的兩大國際金融機構，本質上不過是美國財政部的分支機構。

 

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Solomon)說：“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確立的國際貨幣製度，正是美國主宰地位的全麵反映，是美國政治、產業、金融主宰地位的直接結果。”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說：布雷頓森林製度不過是“美元交響曲的新樂章”。美元本位製正式加冕。

 

1947年開始啟動的馬歇爾計劃，是美元外交的劃時代創舉。總額高達130億美元的巨款，將歐洲從戰爭廢墟裏拯救出來，成為美國忠實的盟友。此外還有對日本和南韓的大量援助。當然，輸出的不僅僅是美元，它涵蓋了美國的金融服務、企業管理、私人投資、科學技術、價值觀念和文化產品。1945年之後的十年，是“美元短缺”時代，美元比黃金還要搶手，因為歐洲、日本複興所需要的關鍵物質和技術，都必須從美國進口，美國當然要求他們用美元結算。美元成為世界記帳單位、關鍵貨幣、合約單位、價值儲藏手段、交易媒介、幹預外匯市場的主導貨幣、貿易結算貨幣、延期支付的貨幣單位以及國際儲備貨幣。

 

1945－1971年，盡管美國可以隨心所欲地操控國際貨幣體係，但多少還要受一點兒約束，因為那時各國政府有權利將美元鈔票拿到美國財政部、直接要求兌換成黃金。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是歐洲製約美國無限製貨幣擴張的唯一武器（而且是不那麽有效的武器）。然而，就像曆代帝王君主和各國政府一樣，濫發通貨以榨取更多的“鑄幣稅”，實在是難以咕艿撓棧蟆Ｕ瓶厥瀾繽ɑ醯拿攔?膊煥?狻?950年代，美國國際收支開始出現赤字，且逐年放大。歐洲、日本經濟迅速崛起，固然是美國貿易收支出現赤字的重要原因，但是，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根本原因卻是美國對外擴張的龐大軍事開支和相關支出。正如《美元的命運》作者馬丁·邁耶所說：“美國國際收支問題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美國經濟在世界上沒有競爭力，而是因為美國不僅要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還要維護自由世界的政治、經濟利益。

 

1962年，肯尼迪宣稱：“美國可以在一夜之間使國際收支恢複平衡。我們可以撤回我們的軍隊、減少對外援助、規定對外援助款項隻能用於在美國購買商品，並且限製美國對外投資或對外投資者使用美元的方法。美元的基本實力讓這些措施既不明智亦不必要。”

 

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全球駐軍、越南戰爭、國內社會發展的龐大規劃，讓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大。隨著世界各國（主要是歐洲）將大量美元鈔票兌換黃金，美國的黃金儲備急劇下降。美國不願意緊縮貨幣發行，盡管美國的通漲已經非常嚴重，歐洲則指責美國濫用“美元特權”，向歐洲輸出通貨膨脹。歐洲與美國之間的貨幣戰爭愈演愈烈，氣氛相當緊張。戴高樂痛斥“美國用美元來擭取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廠”，康納利（尼克鬆政府的財長）則反唇相譏：“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

 

四、尼克鬆的美元外交：“將美元推銷出去之後，再讓它貶值”

 

美國終於決定徹底擺脫黃金對美元的約束，實施最徹底的美元本位製。

 

1971年8月15日，尼克鬆宣布他“最全麵的新經濟政策”，涵蓋國內外。針對國際金融、貨幣和對外經濟關係，尼克鬆首先引述多次發生的貨幣危機，指責“投機者業已發動針對美元的全麵戰爭”，然後宣告：他已經命令美國財政部長：“暫時終止美元與黃金或其他儲備資產之兌換，除非要求兌換的數量和條件符合貨幣穩定和美國的最高利益…此項行動不會為美國贏得國際貨幣交易界的任何朋友。然而，我們最關切的卻是美國工人，是世界範圍內的公平競爭。”

 

尼克鬆深知：終止黃金兌換，是美國單方麵粗暴踐踏國際協議，拒絕履行其國際義務承諾，所以他保證美國將“繼續是一個著眼未來、可以信賴的朋友”，美國政府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權力合作，“實施必要的改革，以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係，此乃世界之迫切需要。”他緊接著宣布美國將對所有美國進口征收10％的附加稅，旨在“確保美國產品不會因為不公正的匯率而處於劣勢。當不公正之匯率消除後，附加稅亦將取消。尼克鬆強調：“確立公正匯率的時刻已經來臨，以確保主要大國之公平競爭。美國參與國際競爭，一直手卻被牢牢束縛住，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尼克鬆美元外交戰略，與人類曆史上所有強權國家之“貨幣掠奪策略”並無二致：即通過貨幣貶值向使用此種貨幣的人們征稅（鑄幣稅），貨幣貶值必然造成通貨膨脹，通漲之負擔由全體人民共同承擔，所以又被稱為“通貨膨脹稅”。有史以來，掌控貨幣壟斷發行權的國王或皇帝，將貨幣金屬含量降低，使貨幣之真實價值（金屬貨幣本位時代，貨幣之真實價值就是貨幣金屬含量的市場價值）遠低於貨幣的“法定交易價值”，是世人皆知的慣用伎倆。

 

布雷頓森林體係之支柱，乃是美國承諾依照固定價格（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允許各國將美元鈔票兌換為黃金，此亦是布雷頓森林體係對美元鈔票發行（或全球流動性）的基本製約，類似曆代帝王承諾流通貨幣具有某個固定的金屬含量。尼克鬆悍然撕毀布雷頓森林協議，等同於將美元鈔票之內在黃金價值連根拔起，之前美國大搞財政赤字所發行的巨額美鈔無法兌換為黃金，之後美元鈔票的發行就幾乎沒有任何限製（唯一的限製就是美聯儲的克製或其貨幣政策哲學）。難怪當時的有識之士如此尖銳地評價尼克鬆的美元外交策略：“美國將美元推銷出去之後，再讓它貶值！”。戴高樂的猛烈抨擊更是令人恰如醍醐灌頂：“美國濫用國際貨幣發行的特權，以掠奪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廠！”

 

1971年之後，人類經曆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原因就是美元之發行完全失去最基本的控製（貨幣失去最基本的“錨”）。美元象滔滔洪水一樣、泛濫世界，乃是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基本源泉。盡管美國自身亦經曆了通漲的嚴重困擾，然而，由於美元的世界通貨地位，世界其他各國不僅必定要承受美元泛濫之後果，而且所受到的傷害往往比美國自身要深重得多。可惜的是，絕大多數經濟學者竟然要好久之後，才明白美元泛濫對人類經濟金融體係的深遠影響。

 

 

五、美國為什麽要推銷浮動匯率：“浮動匯率能更好地為美國服務。”

 

迄今為止的經濟學教科書，對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鬆衝擊”，皆未能給出清晰而深刻的闡釋。好些論者以為：尼克鬆衝擊不過是國際貨幣體係的小小插曲；美國並非有意為之，而是應付當時國內危機的倉猝之舉；布雷頓森林體係之垮台，非美國一家之過，其他國家亦有責任。如此等等，皆是膚淺錯誤之辭。

 

仔細研究尼克鬆衝擊前後的曆史記錄，我們完全明白：尼克鬆衝擊乃是美國政府深思熟慮之舉。早在1960年代初期，美國政府高官就已經明白：取消美元的黃金約束、實施浮動匯率，才是對美國最有利的貨幣體係。1975年，亨利·羅斯（Henry Reuss）終於一語道破天機：“浮動匯率能更好地為美國服務”。羅斯長期擔任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下屬之“國際匯率和支付委員會”主席，是1960－1970年代美元外交策略的主要設計師之一。正是羅斯委員會、尤其是羅斯本人的巨大壓力，迫使國際社會同意簽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第八條款第二修正案”，正式宣布和鼓勵各國應該采取浮動匯率製度。早在1974年。羅斯就多次致函負責討論國際貨幣體係改革的“二十國委員會”，強烈反對該委員會最初倡議的、重建固定匯率體係之方案：“各國應該采取浮動匯率，那才是正常的匯率製度。”

 

美國為什麽要極力主張浮動匯率製度？為什麽世界銀行、IMF等主要國際金融機構自此之後，就開始不遺餘力地向全世界推銷浮動匯率政策？從拉美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IMF和世界銀行提供援助的基本前提條件，就要要各國放棄固定匯率製度，采取浮動匯率。浮動匯率政策甚至是“華盛頓共識”的基本構成部分。個中原因，筆者《不要玩弄匯率》一書有精辟分析，請允許再次引用一下：

 

決定轉向浮動匯率，美國一舉多得。

 

其一，鑄幣稅急劇增長。今日全球接近5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產，美元資產占80％以上。美國由此獲得巨額鑄幣稅（事實上的鑄幣稅收入比這個數字還要高得多）。

 

其二，美元儲備資產以天文數字劇增，極大地拓展了美國資本市場的規模、廣度和深度。今日美國資本市場絕對主導全球。相應的，美國投資銀行基本完全壟斷了全球的投資銀行業務。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共同基金、對衝基金、風險基金等等數之不盡的金融工具和中介機構，構成了最強大的金融勢力，很大程度上壟斷了全球的金融業，占據了全球資源配置的最高端。這是今日美國霸權最強有力的組成部分。19世紀的英國、法國之金融勢力，與今日美國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

 

其三，美國聯儲之貨幣政策，對世界各國之貨幣政策具有更加強大的影響力。傳統經濟學之見解以為：固定匯率束縛了各國央行的手腳，取消了各國貨幣政策之獨立性。隻有采取浮動匯率，各國才能重新擁有貨幣政策獨立性。此論點大錯特錯。浮動匯率體係加上巨量投機資本，匯率成為各國貨幣政策之主導變量，而各國匯率之波動，相當程度上操縱於美國聯儲和財政部之手（當然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美國總統和高官的一席話，就可以改變各國匯率之預期和走勢。所謂浮動匯率下之獨立貨幣政策，不過是水中月、鏡中花。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大多數學者對於浮動匯率體係下，匯率轉變成貨幣政策之決定變量，依然不甚了了，依然在傳統謬論中過日子，豈不悲哉！

 

可不是嗎？好些中國的學者和官員相信：讓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乃至完全浮動有助於提高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他們相信浮動匯率自動趨向穩定的“弗裏德曼謬論”；相信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和浮動，並非沒有善意！的確，從公開言論看，美國財政部要求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的一個基本理由就是：擴大人民幣匯率靈活性將提高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之獨立性，美國政府仿佛是完全站在中國立場上講話。

 

天真幼稚，莫過於斯！馬丁·邁耶《美元的命運》曾經詳細描述美國摧毀布雷頓森林體係、迫使各國采取浮動匯率體係之後，世界各國所經曆的痛苦曆程。他的基本結論就是：“浮動匯率製度下，各國政府遠不能成為自己房子的主人，他們失去了用貨幣政策達到國內目標的力量。”1976年，當美國人慶祝浮動匯率產生的自由化效果時，意大利央行行長Rinaldo Ossola就尖銳而清晰地指出：一旦匯率出現持續的貶值或升值（當年的意大利是持續貶值，今天的中國是持續升值），本國貨幣政策將完全失去控製本國經濟之能力。他說：“理論上，人們似乎都知道浮動匯率允許貨幣政策獨立於外部限製。但是，現實世界裏，通漲性偏差始終存在。匯率之持續貶值，讓外部均衡永遠無法實現。持續性的裏拉貶值隻會加重意大利的通貨膨脹，惡化貿易條件，妨礙經濟穩定。”一次國際會議上，同樣代表歐洲觀點的荷蘭中央銀行行長和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行長Jelle Zijlstra嘲諷地宣稱：“這是1970年代最奇怪的事情。上帝的榮光降臨我們：浮動匯率被發現是大真理！然而，市場先生們最清楚真相。”

 

當然，以蒙代爾、麥金龍為首的許多世界一流經濟學者，始終不遺餘力地論證和批評浮動匯率之害。近40年的曆史雄辯地證明：他們是正確的。歐元的誕生，就是歐洲各國擺脫浮動匯率之害的劃時代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