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否定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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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守禮
《辭海》1999年版錯誤地刪除、否定1979年版【中國共產黨】詞條中正確的主要內容有十九段之多，這是全麵地否定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2009年修訂版繼續堅持這個大錯誤不糾正。看一看這被刪的十九段內容，豈不正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一部黨史的“概括”和“濃縮”嗎？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震驚！難怪在《辭海》的編者隊伍中“許多人都提心吊膽”，不敢動手這樣大刪大改，但主編卻以所謂“非凡的政治勇氣和膽略”，給編者們壯膽說：“政治問題我負責，砍頭不過碗大的疤，大不了再進個牛棚”。（見《齊魯晚報》2006年12月13日賈曼文）
現在，就看《辭海》編者敢冒“砍頭”的風險，僅僅在【中國共產黨】這一個詞條中，即大砍大刪其主要內容，否定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
一、1979年版【中國共產黨】詞條全文如下：（筆者注：對被1999、2009年修訂版編者刪除的文字，筆者用粗體字加橫線標明）
中國共產黨 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中國工人階級也成長壯大而走上了政治舞台。最早接受馬列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董必武等在各地相繼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宣傳馬列主義，從事工人運動。周恩來，蔡和森等在歐洲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宣傳馬列主義。這樣，就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2年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製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1923年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政策。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4-1927），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青和農民運動，推動、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和建立國民革命軍，並在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之後，進行北伐戰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但是，由於當時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反動集團在1927年叛變了革命，又由於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了黨中央，未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遂使大革命遭到失敗。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黨繼續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1927年8月，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領導了南昌起義。8月7日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撤換了他的領導職務，並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總方針。同年9月，黨又領導了秋收起義，12月領導了廣州起義。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次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到井岡山會師，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開創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1928年7月，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指引下，中國工農紅軍先後粉碎了國民黨對各個革命根據地的多次軍事“圍剿”，根據地的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和政權建設取得了發展和勝利。黨的白區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績。但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排擠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未能突破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紅軍被迫於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其他大多數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也相繼進行了長征。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撤換了“左”傾分子的領導職務，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是黨內具有曆史意義的轉變。隨後，在長征途中，黨克服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路線，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同年8月，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6年12月，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抗日戰爭作好了準備。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經過與國民黨政府的協議，中國紅軍及其在南方各省所留下的遊擊隊，分別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華北和華中前線抗戰。1937年8月，黨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決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使遊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麵戰場、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在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相繼武裝了廣大的人民，在敵後開展了強大而又普遍的遊擊戰爭，建立了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針對國民黨的投降危險，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號召和領導全國人民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同時，黨召開第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隨後又擊退了蔣介石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至1942年，是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黨進行了全國範圍的整風運動，同時發動解放區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而戰勝了困難，壯大了人民力量。1945年4月，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製訂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 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同年8月，黨領導解放區軍民展開大反攻，收複大片國土，殲滅了大量敵人，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相配合，迫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中國共產黨對於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發動內戰的陰謀，采取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1945年8月，黨中央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到重慶與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於10月10日達成協議。但不久，蔣介石就撕毀了協議，並從1946年7月起，依仗其軍事力量的優勢和美帝國主義的援助，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麵進攻。黨領導人民解放軍以自衛戰爭來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戰爭的第一年表現為國民黨軍的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的防禦；戰爭的第二年，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了進攻；戰爭的第三年，人民解放軍取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殲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1949年3月，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在全國勝利以後，民主革命要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到城市。同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他在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時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係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開始。黨領導全國人民用三年時間恢複了國民經經濟，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五大運動的勝利。1952年底，黨提出了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到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同年9月，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號召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1957年，黨發動和領導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1958年，黨製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實現了全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化。1960-1962年，黨領導全國人民戰勝了三年經濟困難，反擊了國際上的反華反共逆流。1963-1965年，黨在實行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1964年第三屆和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提出了我國要在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1971年9月和1976年10月，先後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和王、張、江、姚“四人幫”反黨集團。1977年8月，黨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在新的發展時期，黨的任務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努力奮鬥。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堅決支持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各國建立和發展關係，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旗幟。
中國共產黨現有3500多萬黨員（1977），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
（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413頁，1999年版第1705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2965頁）
二、對【中國共產黨】詞條被編者刪除、否定的主要的基本內容的評析
有比較，才有鑒別。【中國共產黨】詞條全文3100多字，被1999年版編者刪除2150多字，僅剩950多字，筆者已用粗體字加劃橫線標明。2009年修訂版仍然堅持錯誤。特別應指出的是被刪除的這十九段都屬主要的基本內容：
（一）《辭海》1999年版和2009年修訂版編者均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刪除、否定。
其實，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理論基礎”是黨的一切發展的基本前提，這是個客觀存在的前提，是絕對不能變也不應變的。隻有根據國情變化如何運用它而不可否定它。
而且否定它也是違反黨章和憲法的，比如，黨的“十大”《黨章》“總綱”的第一句話即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1975年的《憲法》第二條：“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雖然黨章和憲法也可修改，但黨的階級性質、理論基礎、基本指導思想這些根本的東西是不能變也不應變的。實際上，在之後黨和國家也從未向黨員和人民說明過這個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有錯誤，應予改寫或取消。通過上述黨章、憲法時，鄧小平均與會舉過手。在實行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在1983年10月12日還重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見《鄧選》第3卷第42頁）。關於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說：“我們要永遠沿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前進”。（《鄧選》第2卷第159頁）
不錯，具體事物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黨和國家具體的政策、策略、方針、路線也會跟著變化。例如，革命時期有革命的路線，建設時期有建設的路線，建設時期的不同階段也可以有不同階段的路線，但是，黨的階級性質、理論基礎、指導思想是基本的前提，如果這也變更或取消了，那麽，前提也沒有了，後人怎麽“繼承”、“發展”、“創新”呢？這有曆史經驗為證，在抗日戰爭時期，麵對國共合作抗日的新情況，黨領導的紅軍摘下五角紅星帽徽，換上青天白日帽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和原來的紅軍不同了；我黨創建了許多實行“三三”製的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權，和原來紅區的蘇維埃政權也不同了……難道我們黨改變或取消過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理論基礎”這個前提嗎？這是從來沒有改變或取消過的。隻有蔣介石才要求“改變或取消”，中國共產黨都堅決拒絕了。
解放思想，就是要敢於創新。這不錯。但怎麽解放思想、怎麽創新呢？鄧小平說：“解放思想，就是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選》第2卷第179頁）創新，就是根據“新情況”用“新辦法”解決“新問題”。顯然，“解放思想”不是取消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理論基礎”這個前提，而是應該從這個前提出發，去“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才是創新。比如，在目前麵對分配不公造成兩極分化這個“不和諧”的“新情況”，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研究後，就提出解決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的新政策，找出“不和諧”的根源加以解決才能求得社會的“和諧”；麵對浪費資源、汙染環境的“盲目發展”，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研究後，就提出要貫徹科學發展觀。隻有認真找出“不科學”的根源加以研究解決才對。這都是有針對性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然而，《辭海》編者和我國有些改革“精英”人物別有用心，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以“新情況”、“新問題”、“創新”為借口，以 “解放思想”為幌子，實際上是來改變、取消我們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這個前提。顯然，這個前提，是不能和不應改變和取消的，道理很簡單明白，因為隻有以它為前提，才能談得上“繼承”、“發展”、“創新”，解放思想才不會走到邪路上去。後人完全可以針對“新情況”提出新的具體的政策、策略、方針、路線，就是不能取消、改變這個前提。改革不是“改朝換代”，不是“另起爐灶”。
（二）編者刪除“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2年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製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
編者刪除取消這個中國共產黨幾十年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豈不等於否定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新中國成立前二十八年推翻“三座大山”的曆史嗎？實際上，正如《中國共產黨曆史》肯定這個“綱領”是“為中國革命的正確進行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見《中國共產黨曆史》第101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我們不相信《辭海》編者的“權威”超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黨史，我們認為《辭海》編者不僅無理，也無權取消、否定黨的這個“綱領”，否定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辭海》編者取消、否定中共這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絕不是偶然和孤立的。1999年版的副主編王元化，在1999年5月1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報上公開發表章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是毛澤東定的”，《辭海》“不讚成”這個說法，要清除這一類概念，並在改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詞條中，也已刪除、否定舊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同時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刪除、否定中共“二大”製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現在2009年修訂版同1999年版一樣，對這兩個詞條作了同樣的刪改。這是堅持錯誤不改正。
（三）編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動、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和建立國民革命軍”這句話中把“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刪除、否定。
聯係編者把毛澤東關於【青年運動的方向】這個重要詞條也取消、否定；在【農民階級】等詞條中刪除、否定農民階級的“革命性”；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又把毛澤東曆來特別重視的“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刪除、否定。這都是編者出於“非毛化”需要犯的錯誤。
（四）編者刪除“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次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到井岡山會師，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開創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
《辭海》2009年修訂版編者在【毛澤東思想】詞條中已把上述這一段曾被刪除、否定過的內容作了糾正，重新寫進了詞條，照理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也應同樣糾錯，卻沒有。這是編者缺乏認真“糾錯”的誠意。難道這段內容與中國共產黨無關嗎？
（五）編者刪除“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排擠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
請問編者：假使不存在這個史實，怎麽會有“遵義會議”的召開呢？“遵義會議”又怎麽會確定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呢？這個史實是從反麵證實毛澤東對黨和軍隊的重要性。怎能為了“非毛化”而刪除這個史實？
（六）編者刪除“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是黨內具有曆史意義的轉變”。
2009年修訂版編者在【遵義會議】詞條中已糾錯，重新寫進“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照理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也應同樣糾錯，卻沒有。難道這句話與中國共產黨無關嗎？這又顯示編者糾錯無誠意。
（七）關於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編者刪除“經過與國民黨政府的協議，中國紅軍及其在南方各省所留下的遊擊隊，分別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華北和華中前線抗戰。1937年8月，黨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決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使遊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麵戰場、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在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相繼武裝了廣大的人民，在敵後開展了強大而又普遍的遊擊戰爭，建立了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針對國民黨的投降危險，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號召和領導全國人民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同時，黨召開第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隨後又擊退了蔣介石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至1942年，是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黨進行了全國範圍的整風運動，同時發動解放區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而戰勝了困難，壯大了人民力量。1945年4月，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製訂了 ‘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同年8月，黨領導解放區軍民展開大反攻，收複大片國土，殲滅了又大量敵人，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相配合，迫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
《辭海》1979年版把以上黨在八年抗日戰爭的領導作用和業績概括寫進【中國共產黨】詞條，這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竟然被1999年版和2009年修訂版編者全部刪除、否定；然後，編者隻用“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一句話一筆帶過。這是嚴重蔑視曆史、歪曲曆史、顛倒主次，把中國共產黨在推動抗日、領導抗日、在抗日戰爭中成為“中流砥柱”和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史實與功績全部抹殺。
眾所周知，蔣介石對日本侵略中國是一貫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主義”政策的。由於中共的努力、人民的覺醒，才產生了“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推動了蔣介石的“被迫抗日”。但他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從“七七”抗戰開始，除了在第一年打過幾個大仗，從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開始，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國民黨以蔣介石為首的這一派在八年抗戰的前四年中，始終與日本侵略者保持聯係、秘密談判“停止抗日，聯手反共”未達成協議；同時在國內破壞抗戰，先後掀起三次反共高潮、製造四次反共慘案。直到美英兩國對日本宣戰，蔣介石才跟著美英之後於1941年12月23日對日本宣戰。國民黨以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這一派則早已投降日本、與日本侵略者“聯手反共”。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是推動抗日、領導抗日的主要力量和實踐抗日的模範。在全國，共產黨以全民抗日救國的思想路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戰略戰術起著領導作用，並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實行領導；在敵後，共產黨創建了十多個抗日根據地，發動和領導著億萬軍民進行抗日戰爭。可以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領導與模範行動以及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就不會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在1940年2月1日就已指出：“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人擋住了五分之二的敵人，和四十個日本師團中的十七個師團打仗”，“到1943年已抗擊侵華日軍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全部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2卷第718頁及該文注釋之12）中共領導的軍隊和民眾確實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才在1941年5月25日寫的黨內指示中如實地寫道：“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同上書第3卷第805頁）
由此可見，編者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和功績是對中國共產黨極其嚴重的不公和蔑視。編者的這個錯誤也不是孤立的，在【抗日戰爭】等許多詞條中也同樣存在，其目的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作用和功績。
我們還要著重指出：編者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及其功績（同時刪除、否定國民黨破壞抗戰的罪行），這是“非毛化”、“反毛”、“反共”勢力最狠毒的一招。因為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成熟正是在它領導的八年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思想的係統化形成，也是在毛澤東領導抗日戰爭和打退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延安整風時期……這八年確實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最輝煌的一段光榮偉大的曆史。這也就成了“非毛”、“反毛”、“反共”勢力攻擊、汙蔑的重點中的重點。然而，曆史終究是歪曲、否定不了的。真正頑固“非毛”、“反毛”、“反共”、抹殺歪曲曆史的是少數人，受蒙蔽者是遲早會清醒過來的。
（八）關於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1999年版和2009年修訂版編者均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對於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發動內戰的陰謀，采取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1945年8月，黨中央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到重慶與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於10月10日達成協議。但不久，蔣介石就撕毀了協議，並從1946年7月起，依仗其軍事力量的優勢和美帝國主義的援助，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麵進攻。黨領導人民解放軍以自衛戰爭來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戰爭的第一年表現為國民黨軍的進攻和人民放軍的防禦；戰爭的第二年，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了進攻；戰爭的第三年，人民解放軍取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殲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1949年3月，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在全國勝利以後，民主革命要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到城市。同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編者刪除、否定上述全部內容又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輝煌曆史的嚴重蔑視和抹殺。
1、抹殺毛澤東為黨製定反內戰的“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正確鬥爭方針；
2、抹殺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達成和平協議被蔣介石破壞，內戰責任在蔣介石一方；
3、把三年“解放戰爭”輝煌曆史、業績的概述，完全徹底刪除；
4、把“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在全國勝利以後，民主革命要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刪除；（“七屆二中全會”在黨史上是一次關鍵性的重要會議，豈容編者否定）
1999年版和2009年修訂版編者同樣在無理刪除在“解放戰爭”中，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和內戰責任在反動派一方以及我方的功績後，竟用“進行了三年解放戰爭”一句話一筆帶過。這都是大是大非問題，是對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的極嚴重的蔑視和否定。
更嚴重的是《辭海》1999年版、2009年修訂版編者不僅刪除、否定國民黨發動反共內戰的罪行、罪責，同時在詞條中把1979年版寫的國民黨頒布的《戡亂條例》是一個“反動法規”刪除，為《戡亂條例》正名，改寫為“胡適任國民大會主席，領銜提出《戡亂條例》”。（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352頁，1989年版第1524頁，1999年版第1634頁，2009年修訂彩圖本版第1217頁以及0915頁【胡適】詞條）編者還新增設一個詞條――【戡亂】。對“戡亂”的解釋是：“平定叛亂”。（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352頁，1989年版第1524頁，1999年版第1634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版第1217頁）
編者這樣為反動統治者推卸內戰責任，又為其大打內戰的《戡亂條例》正名，並增設一個新詞條，把“戡亂”解釋為：“平定叛亂”。這些又意味著什麽？
（九）編者刪除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他在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時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的，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係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以上這段“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的話極其重要，特別是對中國革命依靠“三大法寶”取勝的寶貴經驗，突出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正確、偉大。是中國共產黨應永遠繼承、發揚、光大的。卻被1999年版編者刪除、否定，2009年修訂版堅持錯誤不改正。
（十）編者刪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開始。”
這個刪除表明1999年版2009年修訂版編者都不承認或否定新中國的建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開始。”不僅在這裏，在一係列詞條中這個內容均被刪除、否定。
（十一）新中國三年恢複國民經濟，……編者把“並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五大運動的勝利”這句話刪除、否定。
編者對黨的“政治運動”的態度是一概否定。蔣介石敗逃台灣後也搞“土地改革”，是發布政令由政府補償地主、不搞“政治運動”的土改，這大概會得到編者的肯定。
（十二）編者刪除“1952年底，黨提出了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聯係編者在改寫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詞條中，已把“黨提出”這條“總路線”改寫成是毛澤東個人“提出和個人最後確定的”“總路線”，否認它的正確性；又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隻寫“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刪除“過渡時期總路線”，表明編者是否定這條實質上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的。
（十三）編者刪除“1957年，黨發動和領導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
編者刪除這段史實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2009年修訂版編者在【反右派鬥爭】詞條中已把“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章羅反黨聯盟”等全刪除，全盤否定了反右派鬥爭，為“右派分子”追究黨的“責任”埋下了伏筆。最近，黨又一次重申在1957年“右派分子”不僅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且是“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發動進攻……對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和必要的”。（見2009年10月3日《人民日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這是對2009年版編者刪改詞條的有力駁斥。
（十四）編者刪除“1958年，黨製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這個刪除表明編者既否定“社會主義革命”，也 否定“社會主義建設”。請問編者：這條“總路線”難道也是毛澤東個人“提出和確定的”與黨無關嗎？難道黨和人民沒有實踐過這條“總路線”並取得了巨大成就？
（十五）編者刪除“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號召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實現了全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化。1960-1962年，黨領導全國人民戰勝了三年經濟困難，反擊了國際上的反華反共逆流。”
被編者刪除、否定的都是既成事實，已屬曆史。對“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一概刪除、取消，隻能再次表明編者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十六）編者刪除“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這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在全國進行了三年並取得一定成效。全盤否定也是沒有道理的。黨內外有一部分人很害怕“思想鬥爭”，也有些人對“教育”也害怕和反對，那就不知他們想要的是什麽了。記得劉少奇說過“鬥爭是激烈的教育，教育是溫和的鬥爭”，二者都沒有什麽不好，問題在於進行得是否正確，這應總結經驗教訓，力求進行得好些，卻不應“因噎廢食”，盲目地否定。
（十七）編者刪除“在1964年第三屆和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提出了我國要在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請問編者：在建國後的曆史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黨的《決議》肯定的）並且都是周總理、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領導人具體領導和親自實踐的。為什麽也要刪除、否定？難道對“毛澤東時代”的一切都該否定？
（十八）編者刪除“1977年8月，黨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刪除上述內容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筆者已核對過很多詞條，由於編者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把它視作“極左”的錯誤。就在《辭海》的所有詞條中全部清除“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提法和字眼。
（十九）編者刪除“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堅決支持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各國建立和發展關係，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編者刪除、否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帝反修，刪除、否定支持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已表現在一係列有關詞條中，此處是更明確的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曾經有過的這段曆史。可是，事實上這段曆史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們都曾經親曆過的曆史，
黨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是肯定毛澤東時代“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持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事實和正確性的。（見《三中全會以來》下冊第797頁）即使現今有些人不再“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但編者對黨在毛澤東時代的“這段曆史”也不能抹殺或“抵賴”。為什麽又不作“純客觀”的介紹呢？
《辭海》2009年修訂版編者堅持刪除、否定以上十九段文字，是否屬於繼續堅持1999年版的錯誤不改呢？我們有理由肯定這一點，因為編者不僅繼續1999年版的錯誤，而且還走得更遠，比如把1999年版寫的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也改掉了，編者在這句話中加了“最高理想”四個字、同時刪掉“社會製度”四個字，這意味著編者否定能“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隻把“共產主義”視為“（遙遠的）最高理想”。那麽，它對實實在在為“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而奮鬥的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豈不必然會被視為極左而加以否定嗎？（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99年版第1706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2965頁）
1999、2009年版《辭海》編者把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總路線，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即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及其成就都刪除、否定，同時把“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帝、反修”等都刪除、否定，最後就把“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旗幟”這個基本結論和旗幟都刪除、否定了。（接著即寫1957年開始這個黨犯了一係列左的錯誤）這樣，編者就在《辭海》中從綱領到路線、從理論到實踐“消滅”了一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
然而，欲否定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終究是不能得逞的，因為這違背曆史事實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也與黨的《決議》相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說，在建國前“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均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曆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三中全會以來》下冊第792、794頁）“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這是根據鐵的事實得出的結論，這個黨是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黨，是受世人尊敬的、令所有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感到無比自豪自尊的黨。這個黨及其曆史、這麵旗幟不是《辭海》編者宣布不存在就不存在了。
中國共產黨胡錦濤總書記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胡錦濤總書記又強調說：“曆史知識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向導……中華民族曆來就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傳統。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一貫重視對曆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更加注重用中國曆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教育黨員幹部和人民。”（《人民日報》2003年11月26日）
胡錦濤總書記這些話講得多麽明白、多麽正確、多麽及時啊！這才是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黨員、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心聲！
然而，2009年修訂版編者這樣對待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完全與總書記強調的精神背道而馳了。筆者建議：為了不致長時期造成社會不良影響，對於《辭海》的錯誤，全黨必須關注，必須給予批評，及時促其糾正！
——
陳守禮
《辭海》1999年版錯誤地刪除、否定1979年版【中國共產黨】詞條中正確的主要內容有十九段之多，這是全麵地否定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2009年修訂版繼續堅持這個大錯誤不糾正。看一看這被刪的十九段內容，豈不正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一部黨史的“概括”和“濃縮”嗎？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震驚！難怪在《辭海》的編者隊伍中“許多人都提心吊膽”，不敢動手這樣大刪大改，但主編卻以所謂“非凡的政治勇氣和膽略”，給編者們壯膽說：“政治問題我負責，砍頭不過碗大的疤，大不了再進個牛棚”。（見《齊魯晚報》2006年12月13日賈曼文）
現在，就看《辭海》編者敢冒“砍頭”的風險，僅僅在【中國共產黨】這一個詞條中，即大砍大刪其主要內容，否定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
一、1979年版【中國共產黨】詞條全文如下：（筆者注：對被1999、2009年修訂版編者刪除的文字，筆者用粗體字加橫線標明）
中國共產黨 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中國工人階級也成長壯大而走上了政治舞台。最早接受馬列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董必武等在各地相繼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宣傳馬列主義，從事工人運動。周恩來，蔡和森等在歐洲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宣傳馬列主義。這樣，就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獨秀被選為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2年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製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1923年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政策。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4-1927），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青和農民運動，推動、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和建立國民革命軍，並在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之後，進行北伐戰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但是，由於當時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反動集團在1927年叛變了革命，又由於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了黨中央，未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遂使大革命遭到失敗。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黨繼續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1927年8月，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領導了南昌起義。8月7日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撤換了他的領導職務，並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總方針。同年9月，黨又領導了秋收起義，12月領導了廣州起義。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次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到井岡山會師，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開創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1928年7月，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指引下，中國工農紅軍先後粉碎了國民黨對各個革命根據地的多次軍事“圍剿”，根據地的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和政權建設取得了發展和勝利。黨的白區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績。但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排擠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未能突破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紅軍被迫於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其他大多數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也相繼進行了長征。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撤換了“左”傾分子的領導職務，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是黨內具有曆史意義的轉變。隨後，在長征途中，黨克服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路線，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同年8月，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6年12月，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抗日戰爭作好了準備。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經過與國民黨政府的協議，中國紅軍及其在南方各省所留下的遊擊隊，分別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華北和華中前線抗戰。1937年8月，黨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決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使遊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麵戰場、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在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相繼武裝了廣大的人民，在敵後開展了強大而又普遍的遊擊戰爭，建立了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針對國民黨的投降危險，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號召和領導全國人民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同時，黨召開第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隨後又擊退了蔣介石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至1942年，是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黨進行了全國範圍的整風運動，同時發動解放區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而戰勝了困難，壯大了人民力量。1945年4月，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製訂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 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同年8月，黨領導解放區軍民展開大反攻，收複大片國土，殲滅了大量敵人，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相配合，迫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中國共產黨對於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發動內戰的陰謀，采取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1945年8月，黨中央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到重慶與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於10月10日達成協議。但不久，蔣介石就撕毀了協議，並從1946年7月起，依仗其軍事力量的優勢和美帝國主義的援助，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麵進攻。黨領導人民解放軍以自衛戰爭來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戰爭的第一年表現為國民黨軍的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的防禦；戰爭的第二年，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了進攻；戰爭的第三年，人民解放軍取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殲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1949年3月，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在全國勝利以後，民主革命要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到城市。同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他在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時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係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開始。黨領導全國人民用三年時間恢複了國民經經濟，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五大運動的勝利。1952年底，黨提出了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到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同年9月，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號召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1957年，黨發動和領導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1958年，黨製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實現了全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化。1960-1962年，黨領導全國人民戰勝了三年經濟困難，反擊了國際上的反華反共逆流。1963-1965年，黨在實行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1964年第三屆和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提出了我國要在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1971年9月和1976年10月，先後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和王、張、江、姚“四人幫”反黨集團。1977年8月，黨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在新的發展時期，黨的任務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努力奮鬥。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堅決支持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各國建立和發展關係，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旗幟。
中國共產黨現有3500多萬黨員（1977），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
（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413頁，1999年版第1705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2965頁）
二、對【中國共產黨】詞條被編者刪除、否定的主要的基本內容的評析
有比較，才有鑒別。【中國共產黨】詞條全文3100多字，被1999年版編者刪除2150多字，僅剩950多字，筆者已用粗體字加劃橫線標明。2009年修訂版仍然堅持錯誤。特別應指出的是被刪除的這十九段都屬主要的基本內容：
（一）《辭海》1999年版和2009年修訂版編者均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刪除、否定。
其實，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理論基礎”是黨的一切發展的基本前提，這是個客觀存在的前提，是絕對不能變也不應變的。隻有根據國情變化如何運用它而不可否定它。
而且否定它也是違反黨章和憲法的，比如，黨的“十大”《黨章》“總綱”的第一句話即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1975年的《憲法》第二條：“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雖然黨章和憲法也可修改，但黨的階級性質、理論基礎、基本指導思想這些根本的東西是不能變也不應變的。實際上，在之後黨和國家也從未向黨員和人民說明過這個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有錯誤，應予改寫或取消。通過上述黨章、憲法時，鄧小平均與會舉過手。在實行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在1983年10月12日還重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見《鄧選》第3卷第42頁）。關於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說：“我們要永遠沿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前進”。（《鄧選》第2卷第159頁）
不錯，具體事物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黨和國家具體的政策、策略、方針、路線也會跟著變化。例如，革命時期有革命的路線，建設時期有建設的路線，建設時期的不同階段也可以有不同階段的路線，但是，黨的階級性質、理論基礎、指導思想是基本的前提，如果這也變更或取消了，那麽，前提也沒有了，後人怎麽“繼承”、“發展”、“創新”呢？這有曆史經驗為證，在抗日戰爭時期，麵對國共合作抗日的新情況，黨領導的紅軍摘下五角紅星帽徽，換上青天白日帽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和原來的紅軍不同了；我黨創建了許多實行“三三”製的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權，和原來紅區的蘇維埃政權也不同了……難道我們黨改變或取消過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理論基礎”這個前提嗎？這是從來沒有改變或取消過的。隻有蔣介石才要求“改變或取消”，中國共產黨都堅決拒絕了。
解放思想，就是要敢於創新。這不錯。但怎麽解放思想、怎麽創新呢？鄧小平說：“解放思想，就是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選》第2卷第179頁）創新，就是根據“新情況”用“新辦法”解決“新問題”。顯然，“解放思想”不是取消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理論基礎”這個前提，而是應該從這個前提出發，去“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才是創新。比如，在目前麵對分配不公造成兩極分化這個“不和諧”的“新情況”，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研究後，就提出解決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的新政策，找出“不和諧”的根源加以解決才能求得社會的“和諧”；麵對浪費資源、汙染環境的“盲目發展”，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研究後，就提出要貫徹科學發展觀。隻有認真找出“不科學”的根源加以研究解決才對。這都是有針對性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然而，《辭海》編者和我國有些改革“精英”人物別有用心，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以“新情況”、“新問題”、“創新”為借口，以 “解放思想”為幌子，實際上是來改變、取消我們黨的“階級性質”、“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這個前提。顯然，這個前提，是不能和不應改變和取消的，道理很簡單明白，因為隻有以它為前提，才能談得上“繼承”、“發展”、“創新”，解放思想才不會走到邪路上去。後人完全可以針對“新情況”提出新的具體的政策、策略、方針、路線，就是不能取消、改變這個前提。改革不是“改朝換代”，不是“另起爐灶”。
（二）編者刪除“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2年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製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
編者刪除取消這個中國共產黨幾十年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豈不等於否定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新中國成立前二十八年推翻“三座大山”的曆史嗎？實際上，正如《中國共產黨曆史》肯定這個“綱領”是“為中國革命的正確進行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見《中國共產黨曆史》第101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我們不相信《辭海》編者的“權威”超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黨史，我們認為《辭海》編者不僅無理，也無權取消、否定黨的這個“綱領”，否定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辭海》編者取消、否定中共這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絕不是偶然和孤立的。1999年版的副主編王元化，在1999年5月1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報上公開發表章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是毛澤東定的”，《辭海》“不讚成”這個說法，要清除這一類概念，並在改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詞條中，也已刪除、否定舊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同時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刪除、否定中共“二大”製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現在2009年修訂版同1999年版一樣，對這兩個詞條作了同樣的刪改。這是堅持錯誤不改正。
（三）編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動、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和建立國民革命軍”這句話中把“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刪除、否定。
聯係編者把毛澤東關於【青年運動的方向】這個重要詞條也取消、否定；在【農民階級】等詞條中刪除、否定農民階級的“革命性”；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又把毛澤東曆來特別重視的“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刪除、否定。這都是編者出於“非毛化”需要犯的錯誤。
（四）編者刪除“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次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到井岡山會師，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開創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
《辭海》2009年修訂版編者在【毛澤東思想】詞條中已把上述這一段曾被刪除、否定過的內容作了糾正，重新寫進了詞條，照理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也應同樣糾錯，卻沒有。這是編者缺乏認真“糾錯”的誠意。難道這段內容與中國共產黨無關嗎？
（五）編者刪除“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排擠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
請問編者：假使不存在這個史實，怎麽會有“遵義會議”的召開呢？“遵義會議”又怎麽會確定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呢？這個史實是從反麵證實毛澤東對黨和軍隊的重要性。怎能為了“非毛化”而刪除這個史實？
（六）編者刪除“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是黨內具有曆史意義的轉變”。
2009年修訂版編者在【遵義會議】詞條中已糾錯，重新寫進“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照理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也應同樣糾錯，卻沒有。難道這句話與中國共產黨無關嗎？這又顯示編者糾錯無誠意。
（七）關於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編者刪除“經過與國民黨政府的協議，中國紅軍及其在南方各省所留下的遊擊隊，分別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華北和華中前線抗戰。1937年8月，黨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決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使遊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麵戰場、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在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相繼武裝了廣大的人民，在敵後開展了強大而又普遍的遊擊戰爭，建立了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針對國民黨的投降危險，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號召和領導全國人民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同時，黨召開第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隨後又擊退了蔣介石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至1942年，是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黨進行了全國範圍的整風運動，同時發動解放區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而戰勝了困難，壯大了人民力量。1945年4月，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製訂了 ‘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同年8月，黨領導解放區軍民展開大反攻，收複大片國土，殲滅了又大量敵人，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相配合，迫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
《辭海》1979年版把以上黨在八年抗日戰爭的領導作用和業績概括寫進【中國共產黨】詞條，這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竟然被1999年版和2009年修訂版編者全部刪除、否定；然後，編者隻用“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一句話一筆帶過。這是嚴重蔑視曆史、歪曲曆史、顛倒主次，把中國共產黨在推動抗日、領導抗日、在抗日戰爭中成為“中流砥柱”和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史實與功績全部抹殺。
眾所周知，蔣介石對日本侵略中國是一貫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主義”政策的。由於中共的努力、人民的覺醒，才產生了“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推動了蔣介石的“被迫抗日”。但他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從“七七”抗戰開始，除了在第一年打過幾個大仗，從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開始，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國民黨以蔣介石為首的這一派在八年抗戰的前四年中，始終與日本侵略者保持聯係、秘密談判“停止抗日，聯手反共”未達成協議；同時在國內破壞抗戰，先後掀起三次反共高潮、製造四次反共慘案。直到美英兩國對日本宣戰，蔣介石才跟著美英之後於1941年12月23日對日本宣戰。國民黨以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這一派則早已投降日本、與日本侵略者“聯手反共”。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是推動抗日、領導抗日的主要力量和實踐抗日的模範。在全國，共產黨以全民抗日救國的思想路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戰略戰術起著領導作用，並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實行領導；在敵後，共產黨創建了十多個抗日根據地，發動和領導著億萬軍民進行抗日戰爭。可以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領導與模範行動以及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就不會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在1940年2月1日就已指出：“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人擋住了五分之二的敵人，和四十個日本師團中的十七個師團打仗”，“到1943年已抗擊侵華日軍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全部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2卷第718頁及該文注釋之12）中共領導的軍隊和民眾確實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才在1941年5月25日寫的黨內指示中如實地寫道：“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同上書第3卷第805頁）
由此可見，編者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和功績是對中國共產黨極其嚴重的不公和蔑視。編者的這個錯誤也不是孤立的，在【抗日戰爭】等許多詞條中也同樣存在，其目的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作用和功績。
我們還要著重指出：編者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及其功績（同時刪除、否定國民黨破壞抗戰的罪行），這是“非毛化”、“反毛”、“反共”勢力最狠毒的一招。因為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成熟正是在它領導的八年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思想的係統化形成，也是在毛澤東領導抗日戰爭和打退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延安整風時期……這八年確實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最輝煌的一段光榮偉大的曆史。這也就成了“非毛”、“反毛”、“反共”勢力攻擊、汙蔑的重點中的重點。然而，曆史終究是歪曲、否定不了的。真正頑固“非毛”、“反毛”、“反共”、抹殺歪曲曆史的是少數人，受蒙蔽者是遲早會清醒過來的。
（八）關於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1999年版和2009年修訂版編者均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對於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發動內戰的陰謀，采取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1945年8月，黨中央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到重慶與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於10月10日達成協議。但不久，蔣介石就撕毀了協議，並從1946年7月起，依仗其軍事力量的優勢和美帝國主義的援助，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麵進攻。黨領導人民解放軍以自衛戰爭來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戰爭的第一年表現為國民黨軍的進攻和人民放軍的防禦；戰爭的第二年，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了進攻；戰爭的第三年，人民解放軍取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殲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1949年3月，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在全國勝利以後，民主革命要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到城市。同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編者刪除、否定上述全部內容又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輝煌曆史的嚴重蔑視和抹殺。
1、抹殺毛澤東為黨製定反內戰的“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正確鬥爭方針；
2、抹殺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達成和平協議被蔣介石破壞，內戰責任在蔣介石一方；
3、把三年“解放戰爭”輝煌曆史、業績的概述，完全徹底刪除；
4、把“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在全國勝利以後，民主革命要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刪除；（“七屆二中全會”在黨史上是一次關鍵性的重要會議，豈容編者否定）
1999年版和2009年修訂版編者同樣在無理刪除在“解放戰爭”中，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和內戰責任在反動派一方以及我方的功績後，竟用“進行了三年解放戰爭”一句話一筆帶過。這都是大是大非問題，是對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的極嚴重的蔑視和否定。
更嚴重的是《辭海》1999年版、2009年修訂版編者不僅刪除、否定國民黨發動反共內戰的罪行、罪責，同時在詞條中把1979年版寫的國民黨頒布的《戡亂條例》是一個“反動法規”刪除，為《戡亂條例》正名，改寫為“胡適任國民大會主席，領銜提出《戡亂條例》”。（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352頁，1989年版第1524頁，1999年版第1634頁，2009年修訂彩圖本版第1217頁以及0915頁【胡適】詞條）編者還新增設一個詞條――【戡亂】。對“戡亂”的解釋是：“平定叛亂”。（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352頁，1989年版第1524頁，1999年版第1634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版第1217頁）
編者這樣為反動統治者推卸內戰責任，又為其大打內戰的《戡亂條例》正名，並增設一個新詞條，把“戡亂”解釋為：“平定叛亂”。這些又意味著什麽？
（九）編者刪除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他在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時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的，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係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以上這段“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的話極其重要，特別是對中國革命依靠“三大法寶”取勝的寶貴經驗，突出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正確、偉大。是中國共產黨應永遠繼承、發揚、光大的。卻被1999年版編者刪除、否定，2009年修訂版堅持錯誤不改正。
（十）編者刪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開始。”
這個刪除表明1999年版2009年修訂版編者都不承認或否定新中國的建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開始。”不僅在這裏，在一係列詞條中這個內容均被刪除、否定。
（十一）新中國三年恢複國民經濟，……編者把“並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五大運動的勝利”這句話刪除、否定。
編者對黨的“政治運動”的態度是一概否定。蔣介石敗逃台灣後也搞“土地改革”，是發布政令由政府補償地主、不搞“政治運動”的土改，這大概會得到編者的肯定。
（十二）編者刪除“1952年底，黨提出了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
聯係編者在改寫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詞條中，已把“黨提出”這條“總路線”改寫成是毛澤東個人“提出和個人最後確定的”“總路線”，否認它的正確性；又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隻寫“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刪除“過渡時期總路線”，表明編者是否定這條實質上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的。
（十三）編者刪除“1957年，黨發動和領導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
編者刪除這段史實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2009年修訂版編者在【反右派鬥爭】詞條中已把“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章羅反黨聯盟”等全刪除，全盤否定了反右派鬥爭，為“右派分子”追究黨的“責任”埋下了伏筆。最近，黨又一次重申在1957年“右派分子”不僅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且是“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發動進攻……對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和必要的”。（見2009年10月3日《人民日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這是對2009年版編者刪改詞條的有力駁斥。
（十四）編者刪除“1958年，黨製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這個刪除表明編者既否定“社會主義革命”，也 否定“社會主義建設”。請問編者：這條“總路線”難道也是毛澤東個人“提出和確定的”與黨無關嗎？難道黨和人民沒有實踐過這條“總路線”並取得了巨大成就？
（十五）編者刪除“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號召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實現了全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化。1960-1962年，黨領導全國人民戰勝了三年經濟困難，反擊了國際上的反華反共逆流。”
被編者刪除、否定的都是既成事實，已屬曆史。對“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一概刪除、取消，隻能再次表明編者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十六）編者刪除“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這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在全國進行了三年並取得一定成效。全盤否定也是沒有道理的。黨內外有一部分人很害怕“思想鬥爭”，也有些人對“教育”也害怕和反對，那就不知他們想要的是什麽了。記得劉少奇說過“鬥爭是激烈的教育，教育是溫和的鬥爭”，二者都沒有什麽不好，問題在於進行得是否正確，這應總結經驗教訓，力求進行得好些，卻不應“因噎廢食”，盲目地否定。
（十七）編者刪除“在1964年第三屆和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提出了我國要在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請問編者：在建國後的曆史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黨的《決議》肯定的）並且都是周總理、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領導人具體領導和親自實踐的。為什麽也要刪除、否定？難道對“毛澤東時代”的一切都該否定？
（十八）編者刪除“1977年8月，黨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刪除上述內容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筆者已核對過很多詞條，由於編者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把它視作“極左”的錯誤。就在《辭海》的所有詞條中全部清除“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提法和字眼。
（十九）編者刪除“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堅決支持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各國建立和發展關係，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編者刪除、否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帝反修，刪除、否定支持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已表現在一係列有關詞條中，此處是更明確的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曾經有過的這段曆史。可是，事實上這段曆史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們都曾經親曆過的曆史，
黨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是肯定毛澤東時代“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持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事實和正確性的。（見《三中全會以來》下冊第797頁）即使現今有些人不再“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但編者對黨在毛澤東時代的“這段曆史”也不能抹殺或“抵賴”。為什麽又不作“純客觀”的介紹呢？
《辭海》2009年修訂版編者堅持刪除、否定以上十九段文字，是否屬於繼續堅持1999年版的錯誤不改呢？我們有理由肯定這一點，因為編者不僅繼續1999年版的錯誤，而且還走得更遠，比如把1999年版寫的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也改掉了，編者在這句話中加了“最高理想”四個字、同時刪掉“社會製度”四個字，這意味著編者否定能“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隻把“共產主義”視為“（遙遠的）最高理想”。那麽，它對實實在在為“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而奮鬥的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豈不必然會被視為極左而加以否定嗎？（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99年版第1706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2965頁）
1999、2009年版《辭海》編者把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總路線，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即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及其成就都刪除、否定，同時把“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帝、反修”等都刪除、否定，最後就把“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旗幟”這個基本結論和旗幟都刪除、否定了。（接著即寫1957年開始這個黨犯了一係列左的錯誤）這樣，編者就在《辭海》中從綱領到路線、從理論到實踐“消滅”了一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
然而，欲否定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終究是不能得逞的，因為這違背曆史事實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也與黨的《決議》相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說，在建國前“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均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曆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三中全會以來》下冊第792、794頁）“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這是根據鐵的事實得出的結論，這個黨是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黨，是受世人尊敬的、令所有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感到無比自豪自尊的黨。這個黨及其曆史、這麵旗幟不是《辭海》編者宣布不存在就不存在了。
中國共產黨胡錦濤總書記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胡錦濤總書記又強調說：“曆史知識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向導……中華民族曆來就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傳統。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一貫重視對曆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更加注重用中國曆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教育黨員幹部和人民。”（《人民日報》2003年11月26日）
胡錦濤總書記這些話講得多麽明白、多麽正確、多麽及時啊！這才是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黨員、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心聲！
然而，2009年修訂版編者這樣對待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曆史，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完全與總書記強調的精神背道而馳了。筆者建議：為了不致長時期造成社會不良影響，對於《辭海》的錯誤，全黨必須關注，必須給予批評，及時促其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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