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禪大師的儀仗兵（10）
九世班禪在“龍西寺”閉關修煉，蔡智明在結古鎮東遊西逛，專使行署的官員們則在等待與西藏談判的結果。
拉薩方麵提出：“蒙藏委員會”的藏事處長羅桑堅讚是班禪的屬下（羅桑堅讚原為九世班禪的堪布），不願意以他為談判對手——南京政府隨即調整人事：由吳忠信（安徽人，時任貴州省主席）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孔慶宗任藏事處長。
拉薩發來電文。抬頭“漢政府”、落款“藏政府”，開口“西藏乃大悲觀音教化之領域，佛法昌明、係於白晝”，閉口“漢政府五族同一法規，我僧眾無法承認”，還說“西藏政教，與漢政府無涉。最好將通行漢藏語文之地及人民，悉數交與藏政府管理，如是則顧全佛法……”
這些話，其他人都看不下去，而孔慶宗處長卻不反駁。
新上任的孔處長是四川長壽人，北大畢業、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的博士、南京中央大學的教授，有名的好好先生。因為前任“蒙藏委員長”（黃慕鬆）和藏事處長是得罪了拉薩被撤職的，所以他拿定主意，決不和西藏的噶倫吵架。
拉薩當局對自己的定位很奇特。他們認為西藏與內地是“檀越關係”，自己是菩薩、內地是施主，施主隻能夠努力供奉佛爺爭取光榮、卻不允許冒犯神界的權威——這真是喇嘛的思維方式。
拉薩的代表號召南京政府向滿清皇帝和蒙古王爺學習，“尊崇佛教、信仰達賴之心不變，以盛大之意顧念西藏”，要把西藏當做“聖地”看待。更有甚者，他們以儀仗隊的問題要挾青海、西康的駐軍，提出“東北青藏為佛教之地，西寧不得派兵威脅；藏川交界處（西康），漢人壞門殺?韞佟???
對此，南京的孔慶宗處長仍然哼哼哈哈。可是，玉樹的趙守鈺專使和高長柱參軍卻按捺不住了。倆人丘八脾氣發作，當即回複電文：
“噶倫言必稱西藏為佛國，但外界皆知拉薩有三多，即喇嘛多、乞丐多、野犬多是也，蓋為西藏政府苛捐人民所演成。
西藏之無告貧民鵠立街市，鳩形菜色、悲慘可憐。而今中央提倡五族共和、僧俗一體待遇，何其磊落光明！
滿清既已滅亡，溥儀偽政權實為日本人壓迫所致。民國旗下，滿蒙無不服從中央命令。惜外蒙受人牢籠、墮入地獄，而今外蒙之佛教安在？貴族安在？喇嘛安在？誰為佛教保護者、誰為王公貴族保護者，明眼人不難知之。
應請拉薩首先承認者，中藏是否一家？如為一家，則問題不難解決；如非一家，則康、青軍隊之擊藏軍，直擊外國耳！”
此通電文一出，拉薩的噶倫立刻不那麽羅嗦了。
西藏當局心裏明白：溥儀皇帝做不了主，滿洲國沒打算請活佛去當大法師；外蒙受蘇聯控製，昔日的王公貴族、活佛喇嘛被抓的抓、殺的殺，連轉世投胎的機會都沒有。他們也知道，英國人更不在乎佛教，八個達賴大活佛也不是一個“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對手。相對而言，南京政府是對他們最客氣的。
當時的拉薩政權，地位最高的“攝政王”（僧）是從二品官（達賴是正二品）；其次是“司倫”（俗），正三品，總領藏區行政、有點總理大臣的意思；“司倫”下麵還有四個“噶倫”，一僧三俗（僧為“首席”），從三品，既象副總理又象是部長。
37年，西藏的這一幫二品官和三品官，都是三十歲左右的年青人。有的是“拉讓巴格西”（喇嘛教最高學位）、有的是印度留學生、還有英國的博士。雖然有學問，卻沒有多少執政經驗，鹵莽衝動，彼此之間也不團結。
這時候，西藏的政治勢力分為三派——親英派、親漢派和維持派。
“親英派”是從英國和印度回來的留學生，支持者是藏軍的軍官。這幫人在英國的幫助下建電燈廠、造幣廠和兵工廠，引進工業、訓練軍隊，政治上主張“西藏是獨立的國家”，而且還要求將藏區的邊界擴展到青海和川邊。
“親漢派”大多是僧官，拉薩三大寺的“堪布”是其中堅力量。這夥喇嘛畏懼英國傳教士的力量，擔心“洋教”的滲透會動搖寺院的權威，所以主張接受內地的扶持、恢複舊有的從屬關係、維護藏教的傳統勢力。
噶廈府的執政官員大多屬於“維持派”。領袖人物是“司倫”貢嘎旺秋，他是十三世達賴的大哥的兒子，當時32歲。
西藏的政治采取貴族專政，高級僧俗官員（包括軍官）全部出自一百七十五個“世家”（成為“世家”的途徑，一是有功勞的土司，二是大活佛的親屬）。世家子弟長成之後，選僧得稱“資仲”、選俗得稱“仲科”，而各級官員必須從“資仲”和“仲科”中產生。平民若想“跳龍門”，除非被選中當活佛，否則不大可能。
當其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貴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權，鑒於此，西藏的“世家”就很不願意接受英國式的“民主”；同時，他們也擔心內地中央政府對西藏實施“改土歸流”，廢除土司特權。所以，當權的世家子弟們普遍希望維持現狀，在英國和中國之間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利用兩邊的矛盾保護自身的利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噶廈政府的政策首鼠兩端。如果內地軟弱，他們就囂張，如果中央的態度強硬，他們就退讓。
果然，接到趙守鈺的一通電報，拉薩的噶倫再不敢說什麽“尊崇佛國”之類的廢話，表示同意儀仗隊進入西藏。但同時，他們又提出了一些“限製條件”——比如儀仗隊的紀律約束、在西藏的停留時間、退出西藏的線路等等——這些事情都好商量。
“噶倫”們還提出一個要求：班禪進藏，必須經過拉薩三大寺的擔保——拉薩三大寺是“親漢”的，中央政府當然沒意見。
可是，九世班禪卻不幹了。
“蒙藏委員會”和拉薩談判，九世班禪也在談。
替班禪傳口信的人名叫多仁台吉，是個四品俗官，號稱西藏第三大富翁。他向拉薩政府轉達了多項要求，其中包括：一、準許班禪在後藏征兵，組建自己的軍隊；二、撤換現有的後藏官員，由班禪重新委派；三、後藏不向拉薩納稅，專為班禪供差。
這些意見是行轅秘書長劉家駒擬定的。劉秘書長是個小學校長，政治上實在幼稚——組建私人武裝、排除異己、劃分勢力範圍，這都屬於隻能做不能說的事情。現在九世班禪的人還沒進西藏，先就氣勢洶洶地把自己的圖謀嚷嚷出去，對方豈能容他得逞？
果然，拉薩方麵隨即回複：一、後藏可以征兵，但必須歸屬藏軍統一指揮。班禪不但不能擁有軍隊，就連現有的衛隊也必須解散；二、現任的後藏官員能力強、表現好，不能變更。今後，包括“紮什倫布寺”的寺主也由拉薩指派，班禪沒有任免的權力；三、後藏必須承擔政府的差役，班禪由內地攜帶進藏的武器和物資設備也必須交給政府管理……除此之外，還要求九世班禪就以上內容做出書麵保證，交拉薩三大寺擔保。
九世班禪頓時氣炸了。
班禪是什麽人物？偉大的活佛啊！平時發布命令都不用親手自己簽字、是由堪布代理簽署的（因為他寫的字是“聖物”，不能輕易使用）。可現在不僅說話不管用，還必須寫親筆保證書，交給地位比他低的喇嘛擔保，這簡直就是侮辱神靈嘛！
班禪大發雷霆、通電斥責噶廈政府，聲明自己是金口玉言、所提要求絕無通融的餘地。
拉薩的噶倫回答的也挺幹脆：不僅要寫保證書，還要加上一條——班禪承認，進藏以後服從噶廈政府的領導——否則，政府將以武力攔阻其進藏。
這下子，班禪終於明白，藏區的僧俗官員並沒有把他這個大活佛當回事，根本就不希望他回去“領導佛界”。
於是，班禪對談判失去了興趣。他轉而聯絡青海和西康，請求馬步芳和劉文輝派軍隊協助他進藏——看樣子，活佛真的急了。
這時候，“七、七事變”已經爆發。可是，蔡智明他們卻並不知情。
因為怕動搖軍心，行署方麵對儀仗隊封鎖了消息。很長一段時間裏，大家隻是從過往的商人嘴裏聽說“中國和日本在打仗”，每每向上級詢問，曾大隊長總是回答：“華北事件，日軍被我沉著擊退。國際間對我深表同情，國勢尚屬樂觀……”。
那個年月，中日雙方的衝突屢有發生，大家早就習以為常。所以，蔡智明也就認為這次隻是一場尋常的爭端。
在那段日子裏，官兵們更多考慮的是：“禮儀護送”會不會真的變成了“武裝開道”。
班禪邀請青馬、康軍進藏，馬步芳和劉文輝是有可能答應的。
昌都原本是四川屬下的商業城鎮，1917年“第一次川藏戰爭”時被藏軍占領了。從那以後，昌都就成了西藏東擴的大本營，劉文輝深受其擾，早就處心積慮地要把這個軍事要塞奪回來；同樣，那曲（當時叫“黑河”）草原是藏軍的集結地、是西藏進攻青海南部的跳板，馬步芳也很希望把這片優良的高原牧場據為己有。
川軍的糧草充足，但他們有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糟糕名聲，出了四川、見誰輸誰，所以膽氣不那麽足。而“青馬”卻是豪情萬丈，不僅樂意當先鋒，還放出話說：“馬子香要當民國的福康安”。
乾隆年間，福康安率領清軍與廓爾喀（尼泊爾）開仗，從日喀則一直打到加德滿都，回到拉薩又把西藏的政教事務整頓了一番，文治武功、聲名大震——而今，馬將軍也想效仿“福大帥”，隻不過，他這個“回回福康安”會搞出個什麽樣的“政教合一”，誰也說不準。
玉樹附近駐紮著“青海南警備區”的一個騎兵團。青馬的軍官們覺得和擊潰藏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隻要西康能夠保證糧草，打進拉薩，一個師就夠了！”
青馬的人倒也不是亂吹，他們和西藏打過仗，對藏軍很了解。
西藏的最高軍事機關叫“馬基康”，司令叫“馬基”，有一僧一俗兩個人；藏軍的最高軍事單位是“代本”，相當於團，“代本”下麵是“如本”，然後是“甲本”、“定本”和“久本”。一個“久本”管五六個兵。
“代本”的編製為五百人。經過多年擴充，藏軍的規模已經從六個“代本”擴大為十三個“代本”，再加上附屬人員，總兵力將近一萬人——這就很不容易了。想想就知道，一百萬人口的地方，一多半男人當了喇嘛，還能剩幾個當兵的？
西藏的遊牧民不能當兵，因為他們居無定所，逃跑了也找不到。兵源來自莊園農家，按“一頭牛耕五天的地”的麵積出一個兵，因此，士兵都是農奴。
兵士的服裝（英式）、軍糧（每個月四十斤青稞）、軍餉（每年四兩五錢藏銀）由莊園主提供，士兵的彈藥也由所屬領地的主人負責。軍隊隻發一杆槍。這樣一來，政府省事了，主人卻很頭疼：如果當兵的槍法不行，多打幾槍、他就有破產的危險。
炮彈是政府的、可以放心折騰，子彈是私人的、機關槍就不敢隨便玩。所以藏軍有二十九門炮，隻有四挺機槍。
藏軍的槍支有三個來源：最老的一批俄國貨，是清朝末年向沙皇訂購的；還有千把支“四川造”，是藏軍繳獲劉文輝的武器；最多的要屬“英國造”，這五千支英國槍分為兩類，三千支是現款采購，所以是新槍；兩千支是賒帳，所以是尼泊爾兵淘汰的舊槍——英國老板做買賣，一分錢一分貨。
拉薩也有兵工廠，引進機器設備花了兩萬英鎊。每月能生產三千顆子彈、十五條槍，產品質量和“四川造”有一拚，成本卻比英國貨還要高，象征意義遠超過實際作用。
藏軍的一個軍事單位來自同一個地方，軍官都是莊園地主，帶來一百人、可以當“甲本”，隻帶五個人、隻好做“久本”。也就是說，士兵是軍官的財產、也是他當官的資本。比如“定本”的手下起碼要有二十個兵，若是槍斃幾個、再開除幾個，他就隻能當“久本”了，所以地主軍官通常不願意處罰自己的農奴士兵。
這麽一來，藏軍的紀律就不太妙。哨兵站崗，把槍掛在柵欄上就去閑逛，過倆鍾頭回來，槍都不見了。軍官也隻能揍他一頓，賠幾個錢了事——藏軍紀律中有一條：士兵失棄武器，由其主人賠償——這可能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軍規。
還有一條絕的——士兵見了長官不立正，而是叉開雙腿、兩手攤開、彎腰鞠躬、伸出舌頭、發出“吐嚕吐嚕”的聲音，這種軍禮恐怕也是天下獨步。
不過，藏軍也自己的優勢。
他們的軍官都在江孜接受過專門訓練，部分人還畢業於英國、印度或尼泊爾的軍校，軍事口令使用英語，整體素養不差。雖然士兵的戰術水平較低，但能吃苦耐勞、行動敏捷，特別擅長登山越野，部隊的運動能力很強。
另外，藏軍有宗教的信仰、有服從上級的精神習慣，執行任務比較勇敢。這一點隻有青馬騎兵可以匹敵，川軍就遠遠不如。
西藏周邊的氣氛十分緊張。
劉文輝和馬步芳相繼向中央報告：“藏軍正在藏東前線調動兵力，意圖進犯西康、青南”——他們開始在為下一步的出兵製造輿論。
青海，馬祿旅進駐結古鎮。據說，青馬將有兩個騎兵旅另一個騎兵團集結玉樹，戰事一觸即發。
儀仗隊也著手製定應變方案。趙守鈺專使指出，西藏方麵有“消極抗拒”、“積極抗拒”、“迎班禪、拒漢人”三種可能，要求曾鐵衷大隊長根據這三種情況擬訂行動計劃……
37年8月，迫於青、康方麵的軍事壓力，拉薩的噶倫突然改變態度，宣布：“歡迎班禪返藏，同意儀仗隊進藏，其他未決事宜，待大師抵藏後再做協商”。
這讓大家有點發懵。餘展鵬和蔡智明嘀咕說：“抵藏後再做協商？萬一協商不成，把我們關起來打怎麽辦？這事挺玄的”
班禪大師那邊也不做樂觀的響應、沒有立刻動身的準備。看樣子，他也有點犯怵。
一時間，何去何從，禍福難測，行轅和行署都做了難。
1937年8月19日，行轅、行署和儀仗隊接到國民政府行政院下達的電令：“本院會議決定：抗戰期間，班禪應暫緩返藏，先暫住政府指定地點……”
於是乎，“護國宣化廣慧大師”、“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返藏之行，就此取消了。
然而，對蔡智明而言，最讓他震驚的不是班禪行程的中止，而是行政院電文中的“抗戰”兩個字——作為憲兵的他知道，中央政府以前是不允許使用這個“過激”的詞句的，而今它卻登上了政府的公文，這說明，正式開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