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禪大師的儀仗兵（7）
1937年4月底，專使行署離開西寧前往玉樹。
這時候，青馬對紅軍西路軍的清剿已告結束，馬彪的“青南警備旅”陸續返回駐地，行署的人馬正好與他們同行。
在路上，軍官們說起河西戰場上的事情。
按青馬騎兵的說法，進入2月份以後，西路軍就敗局已定了。紅軍既不熟悉地形、也不了解氣候，他們的衣裝單薄，在寒冷的荒原裏，不烤火取暖會被凍死，而隻要一生火、青馬部隊就能順著煙霧追蹤過去。彈盡糧絕、精疲力竭的南方步兵根本無法抵抗北方騎兵的衝擊，全軍覆沒隻是早晚的事情。
被包圍的紅軍若想不當俘虜，隻有選擇自殺。有一片小山坡，坡上隻有四棵樹，卻有三十多個紅軍戰士吊死在那裏，樹下全是摔爛的步槍零件、樹幹上留下了四個大字——“至死不服！”
那悲壯的場麵，就連久經沙場的青馬老兵也感到震驚。
這些事，“青南警備旅”的軍官願意吹，蔡智明他們也願意聽，可新任“護送專使”趙守鈺卻很不高興，潑冷水說：“紅軍並未襲擾青海，馬子香草率用兵，大可不必”，還說“外敵當前，身為軍人卻忙於內亂，毫無光榮可言……”
趙守鈺是個“少將加中將銜”的老軍人，曾經是西北軍的軍長，還當過西安警備司令和鄭州警備司令。別看現在不帶兵，可資格卻很老，他當騎兵師長的時候，馬步青是他手下的旅長、馬步芳還隻是個團長。所以馬彪的部下雖然被譏諷了幾句，卻也拿這個“護送專使”沒辦法。
蔡智明並不知道，趙守鈺此時已經與紅軍建立了秘密聯係。
趙專使的秘書吳波是中共地下黨員（後任財政部長），專使行署的辦事員張文彬（紅三軍團保衛局長，44年犧牲）、劉秉琳（後任山東省副省長）也是共產黨的幹部。趙守鈺把他們留在西寧，利用行署的名義開展活動，並最終促成了張琴秋、王定國、徐立清（開國中將）、黃鵠顯（開國少將）等紅軍幹部的獲釋。
5月10日，大隊人馬渡過了黃河
黃河以南是所謂的“安多地區”，這裏雖然仍屬於青海的省治，但就風俗人情而言，卻已是另一個世界了。
民國時期，習慣上把藏族民眾分為幾類：西藏的叫“藏人”、西康的叫“康人”，安多地區的藏民叫“番人”。
當時，拉薩是西藏的權力中心，“藏人”普遍聽從噶廈府的指揮；在西康，經過趙爾豐（清末四川總督，人稱“趙屠夫”）的幾次鎮壓，“康人”已經比較遵守內地的法治。而惟獨“安多地區”沒有集中的權力係統，“番人”既不服從西藏的領導、也不接受內地的指派，顯得特立獨行。
掌握“安多”統治權的是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領（土官頭人），他們奉行的是鬆讚幹布的“吐番十六條”（也就是唐朝時候的法律），這裏的司法機關是當地的寺院。
喇嘛擔任法官，斷案的辦法也很特別——他們弄不清真偽的時候，就叫訴訟人在油鍋裏撈東西——也就是說，打官司必須不怕疼，誰敢把手伸進滾燙的熱油中，誰就能證明自己的清白。這樣一來，官司的結果當然是怕痛的一方認輸。
如此斷案是否科學暫且不論，卻可以有效地減少訴訟案件的發生。因此除非萬不得已，一般人很少去麻煩喇嘛法官，大家遇到糾紛就掏出武器、互相打幾槍或者捅幾刀子，自己解決問題。
在安多，殺人可以不償命，隻要依據對方的身份高低、或多或少地補償一些財物就算完事了，這叫做賠“命價”。當然，不是隨便什麽人都付得起“命價”的，絕大多數的藏民十分貧窮，連自己的命都養不活，哪裏還有閑錢買別人的命。這種“花錢買命”的辦法隻是對部落首領和莊園主比較有利，因為下等人的“命價”還不如一頭犛牛，對富人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
藏區的貧富差距非常大。有錢人居住在樓房裏，領主的莊園裏有城堡、寺院的裝潢更是金壁輝煌。僧俗官員穿著絲綢衣服和貂皮長袍，擁有大量的金器和銅器。而普通藏民則穿著光板的羊皮襖，一天吃不上一頓飯；住的是牛毛氈房，屋裏和屋外一樣濕；晚上裹著羊皮襖、躺在地上睡覺，患風濕病的人特別多。
當地的生產條件十分落後，耕地的耙子是木製的、鋤頭是石製的，很少使用鐵製的農具。醫療條件也十分簡陋，主要依靠喇嘛的法術治病救人。
在“番人”的觀念中，藏區是觀音菩薩的地盤，內地是文殊菩薩的地盤，如果觀音派來的喇嘛治不好病，就隻好找文殊派來的漢人想辦法。所以，他們看見行署的人馬開過來，就立刻圍著蔡智明他們討要藥品。
蔡智明根本不會看病，青馬的軍官們也不會，可大家早有準備——藏民的毛病左不過是風濕痛，軍隊的藥箱裏有的是鎮痛劑，見到病人就給幾粒——藏民們吃下去立竿見影，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於是高興地稱內地軍人們為“金珠瑪米”，意思是“文殊菩薩的兵”。
既然是“金珠瑪米”，就可以到部落裏麵參觀參觀。
讓蔡智明比較驚奇的是，“番人”們丟了犛牛就暴跳如雷，而老婆跑了卻無所謂。這裏的婚姻很自由、離異更自由，妻子不想和丈夫過了，抱起嫁妝就走，當事人不介意、旁人也不幹涉，誰也管不著。
有的家庭沒有固定的男主人，似丈夫不是丈夫的人物來來往往，好象一妻多夫製一樣。詢問之後才知道，原來，“正牌的丈夫”當喇嘛去了，家裏隻留下女人養育子女。
藏區的男人特別喜歡當喇嘛。對此，蔡智明一開始覺得很奇怪，後來才漸漸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這首先是因為宗教的傳統。當初，鬆讚幹布娶了兩個老婆，一個文成公主、一個尼泊爾公主，可巧這兩位公主都是信佛的，成天“唵嘛呢叭咪吽”，搞得鬆讚幹布也跟著變成了虔誠的教徒，於是，佛教就漸漸成為了藏區的傳統文化。
其次是“羈糜政策”的影響。西藏地處邊疆，中央政府鞭長莫及、隻好利用宗教勢力來維護統治。
西域喇嘛得到的封號和權力是內地的和尚道士們根本無法企及的，曆代政權的特殊支持，使得喇嘛們有可能在藏區實施政教合一的管理，而藏傳佛教在政治上的巨大利益，又增強了宗教在當地的號召力。
另外，藏區的地域封閉，文化發育比周邊的雲南、四川和新疆晚了許多，人民處於比較蒙昧的狀態。再加上青藏高原的地形獨特、氣象複雜，變幻多端的山川河流和風雲雷電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因此對自然界的力量十分畏懼，這種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也就間接形成了順從宗教的精神壓力。
但是，當地人願意當喇嘛，最大的因素還是經濟上的需求。
青藏高原，仿佛仙境一般的地方。但其實那些“聖潔”的雪山並不適合人類的生存，那些壯觀的神廟除了能證明僧侶的財富、並不能證明道德的崇高。
走進藏區，立刻能感受到寺院的輝煌與人民的貧困之間的巨大反差。
西陲地高氣寒、物產稀少，經濟生產以農牧業為主。農業的可耕地僅限於低穀地帶，麵積不大、糧食產量很低；牧業以遊牧為主，由於受環境的影響，效益難以提高。可是，在這樣經濟落後的地方，資產卻高度集中，藏區有限的財產幾乎完全控製在寺院僧官和世俗貴族的手裏。老百姓除了向“頭人”和寺院義務提供差役，還要承擔各種法事的費用，既沒有財產的積蓄、也沒有人身的保障。
在藏區，平民若想獲得相對安定的生活，最普遍的選擇是出家當喇嘛。因為即便是最底層的僧侶，至少也能吃上青稞飯，比普通人的處境要好一些。
藏區的寺院擁有土地、草場、森林、甚至城鎮村落，既經營農牧業也經營手工業和商業，寺院的財產當然掌握在高級僧官的手裏，但底層的喇嘛畢竟能夠通過刻苦的勞作，求得一份溫飽——這是個願打願挨的過程，平民依靠這樣的“善舉”受到了寺院的庇護，寺院也因此獲得廉價勞動力，擴大了政治和經濟的勢力。
不可否認，也有人是因為信仰而穿上袈裟的。但總的來看，藏族的貴族子弟出家為僧的並不多（除非是當活佛），甚至大活佛自己的親屬也很少當喇嘛，他們大多擔任與寺院有關的管理工作，在寺院的幫助下形成世俗的特權階層。所以說，藏區的僧侶集團和貴族群體，在根子上是聯為一體的。
當然，也有不把寺院當回事的人物，那是草地上的強盜。
貧寒出身的“安多”男子是不大可能被選中當活佛的，如果不願意入寺為僧、又想要出人頭地，就隻有尚武逞強、做個外出搶劫的英雄好漢。
盜亦有盜，強盜也有自己的規矩。他們連過路的喇嘛都敢搶，卻絕不傷害本部落的人，所以好漢們不“工作”的時候，在自己的家鄉過得體麵悠閑，就象凱旋的戰士一樣。
春暖雪融、道路暢通，這是商旅馬幫上路的季節，也是強盜們開工的時候。豪強們腰裏橫著藏刀、胯下騎著駿馬、肩頭扛著“兩股叉”的快槍，這“兩股叉”是綁在槍管上兩根木棍，射擊的時候可以放下來當支架，十分方便適用。劫匪出動總是成群結隊的，少則十幾人、多則近百人，他們在廣袤的草地上遊弋，發現力量薄弱的商隊就進行襲擊。
為了抵禦盜賊，各路商人也集結成龐大的馬隊，行商們荷槍實彈、快馬利刃，渾身的打扮也和強盜差不多。
商隊的首領通常是勢力最大的馬幫頭子，權威很高，所有依附馬幫行走的商人都必須服從他的指揮，否則就會受到“下帳篷”的處罰。在草地上被“下了帳篷”趕出隊伍，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那是誰也不敢嚐試的，所以馬幫的紀律絲毫不比任何一支軍隊遜色。
商隊裏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叫做“通譯”。這個“通譯”倒也不一定比別人更加通曉方言，但他的人緣好、人頭熟。
在草地上行走，迎麵遇上另一支隊伍，大家立刻靠左集結、持槍戒備。對方是商是匪？要靠“通譯”去交涉（其實即便是商隊，如果力量過於懸殊，本來不準備搶劫的說不定也會臨時搶劫一把）。老資格的“通譯”經常能在對方的隊伍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幾個人把手言歡一番，化幹戈為玉帛，原本是強盜的也有可能臨時改行，充當保鏢了。
專使行署和青馬騎兵一起行軍，一路上沒人敢惹硬茬子。蔡智明不免覺得有點遺憾，他倒是很願意見識一下強盜打劫的火暴場麵。
強盜沒見到，卻看見兩個洋人在雪山草地間遊走，從容自在，絲毫不覺得緊張畏懼。據說這倆人是英國的傳教士，在安多住了好幾年，他們與各部落的土官都有交情，雖然是外國人、反而比中國人更有辦法，甚至就連強盜也不來招惹他們。
這情形讓行署的官員們十分感慨，趙守鈺更是氣憤地說：“比起英國人的積極，我們的地方官員簡直就是在屍位素餐！”
1937年6月10日，專使行署到達玉樹。
蔡智明又回到儀仗隊，和他的夥伴們聚在了一起。
班禪大師的儀仗兵（8）
37年6月10日，專使行署到達玉樹。蔡智明和自己的夥伴們聚在了一起。半年不見，儀仗隊的官兵們消瘦了許多，麵容憔悴，好些人的嘴角都起了泡。
軍需官與書記官再度重逢，餘展鵬十分高興。
前段時間，大隊的文書工作是由軍需官兼任的，現在他趕緊把公文包還給蔡智明，如釋重負地說：“正好正好，你來起草匯報，我可不願意寫這個”
蔡智明知道，這是個整肅軍紀的報告。
結古鎮隻有百餘戶人家，加上寺院的喇嘛，日常居民也不過三千人。可自從去年12月份以來，這裏的人口激增，遠遠超出了集鎮的供應能力，當地的生活狀況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行轅、行署以及儀仗隊的總數不過一千左右，可是，受九世班禪鼓動而來的信徒卻有三萬之多，如此龐大的群體聚集在偏遠貧瘠的小鎮裏，糧食價格立刻上漲了五六倍。班禪行轅可以享受寺院的供應，照樣有吃有喝，但其他人的日子就過得十分艱難，一些貧窮的信徒隻有四處乞討、靠施舍度日。
班禪活佛顯然沒有太考慮人間的煙火，他能在雪山頂上變出大肥羊，在這裏卻一粒青稞也變不出來。
以往，玉樹的糧食是從四川、西康運來的，可現在藏軍阻斷了南邊的道路，川康方向的馬幫過不來，儀仗隊隻好向西寧求援。
青海本來就是個缺糧食的地方，而且馬步芳正忙著和紅軍打仗，哪裏顧得上結古鎮的吃飯問題。接到玉樹方麵的告急電文，回複總是“由寧購糧運玉，實感困難重重”……
儀仗隊的軍糧緊張，但曾鐵衷大隊長很重視紀律的約束。不但不許強征糧草，甚至規定在采購糧食的時候不能討價還價，因此半年來，部隊和居民沒有發生過紛爭。
可是百密一疏，就在行署到達玉樹的頭幾天，終於還是出事了。
結古鎮這裏的山高石頭多，卻沒有幾棵樹。
距離鎮子五裏遠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石頭堆（嘉那瑪尼），那裏堆滿了刻著“唵嘛呢叭咪吽”的石頭。這種石頭叫做“瑪尼石”，據說可以通靈性、能夠積累功德，是個很神聖的東西——隻可惜，它隻對下輩子的命運有好處，對目前的肚皮卻沒幫助，因此在炊事兵火頭軍的眼裏，這玩意還不如牛糞管用。
結古附近缺乏柴草，燒火做飯隻能指望幹牛糞。鎮子裏的人多了，燃料也和糧食一樣的緊張，儀仗隊的炊事班每天都要到周圍的村落去收購牛糞，“嘉那瑪尼”（現在叫新寨村）也是火頭軍們常去的地方。
6月5日上午，炊事兵在“嘉那瑪尼”路口等來了一駕牛糞車，大家正準備迎上前去談買賣，趕車的藏民卻把鞭子一丟、跑去摸石頭了。
這一摸就摸了兩個時辰，牛糞車邊圍滿了買主，可賣牛糞的卻還在石頭堆裏積累功德。炊事兵們急了，要知道，“嘉那瑪尼”號稱世界上最大的瑪尼堆，有二十多億塊石頭，要想摸過癮，八輩子也摸不完。再說了，糞車邊上聚集著這麽多“競爭對手”，賣牛糞的也不一定能把寶貝燃料賣給漢人軍隊。
情急之下，幾個火頭軍就把鈔票塞在車轅上，自己動手搬牛糞。
這麽一來，其他人不幹了，紛紛上來阻攔，七推八推，雙方就打了起來。
炊事兵人少，拳頭擋不住、就揀石頭砸。藏民們不敢用“瑪尼石”打架，可漢人丘八卻不在乎這些，抓起刻有佛經的石頭就象甩手榴彈一樣。於是突出重圍，滿載而歸。
這當然是違犯軍紀的行為，但似乎並不嚴重，按常規處理，最多關幾天禁閉就過去了。考慮到這件事發生在“嘉那瑪尼”聖地，曾大隊長就向班禪行轅做了匯報。
沒想到，行轅秘書長劉家駒的訓令是：將肇事者處以死刑！
按照“安多”的法律，打死人都可以賠錢了事，而儀仗兵隻是砸傷了三個人，何至於要槍斃呢？曾鐵衷當即表示異議。可劉家駒（藏名“格桑群覺”，原是巴塘小學校長，“康人治康”運動的領袖）的態度卻很強硬，堅決要用喇嘛教的戒律來處罰漢族士兵。
嘉那瑪尼是“嘉那活佛”營造的石頭堆。
這位“一世嘉那”是兩百年前的活佛，往遠裏說，他是海選進決賽的“達賴靈童”（參加“金瓶掣簽”的三名候選人，冠軍當達賴、其他兩個也能當別的活佛）；往近裏說，他是班禪大師的房東（九世班禪暫住的“甲拉頗章宮”，就是嘉那的寢宮）。
因此，炊事兵用嘉那活佛的石頭打架，屬於糟踐聖物的行為，必須嚴懲！
訓令下達，儀仗隊頓時就炸了。
炊事兵不肯再做飯，士兵們也牢騷滿腹：“搶牛糞是為了大家，犯了什麽死罪？”
“走了幾千裏路，到這裏為牛糞送命，想起來真冤枉”
“扛槍打仗、為國效力，到頭來連喇嘛的石頭都不如，老子不幹了……”
當天夜裏，二中隊的一個排（四十六人）擅自離開營地，準備開拔回家。
逃兵剛上路，排長就報告了大隊部。曾鐵衷明白，如果不及時刹住這個風氣，今後的局麵將不堪收拾，於是立刻命令部隊追擊。
一中隊隊長謝雨祿和二中隊隊長沈劍波請示：“天黑路險，不容易追上，怎麽辦？”，曾大隊長不留任何餘地：“追不上就開槍，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一個也不能放走”。於是，十三名逃兵被打死，其餘的都被抓了回來。肇事的“禍首”也被槍斃了。
行刑之前，大隊部請犯人們吃“上路飯”。幾個火頭軍沒哭沒鬧，隻是提出把刑場設在河邊，他們的魂魄要順著通天河、金沙江，順著長江回江西老家去。
曾鐵衷照辦了，他也是江西人。
九世班禪指派喇嘛給“不幸身亡”的士兵念經超度，還給儀仗隊送來了大米白麵。從大隊長到馬夫，沒有人去經堂答謝，也沒有人吃那些米和麵。
蔡智明回到隊裏的時候，事情已過去好幾天了。
這些天，曾鐵衷大隊長一直在給大家做“精神講話”：
“我知道大家心裏有委屈。弟兄們護送班禪大師進藏，吃了很多苦，可現在卻有人討厭我們、刁難我們，他們克扣糧草、告黑狀、暗中使壞，想把我們趕走。大家自然會想不通，覺得給班禪當儀仗兵是吃力不討好。
但是，弟兄們要明白，我們不是班禪的跟班，儀仗隊也不是活佛請來的吹鼓手，我們是國家權利的象征。自古以來，邊疆的政教首領都是由中央政權送回轄區的，這是政治傳統、是達賴和班禪個人的榮譽、更是中央政府的權力！這個傳統關係到國家聲威，今天不能被破壞，要靠我們軍人來完成。
某些人和儀仗隊作對，擠兌我們，他們是別有用心。但是，弟兄們受不了委屈，想逃跑，這就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品質上的軟弱！我們必須記住，儀仗隊的行為不僅是針對某個人的禮貌，而是代表中央政府向西陲邊疆行使主權，這是我們軍人必須履行的責任。
有人說，我們隻有三百人，無足輕重，解決不了大問題。這句話錯了！三百憲兵，不僅是班禪行轅的儀仗，更是國家法統的標誌，我們三百人在此，代表了國家的三百萬軍隊。這是儀仗隊的職責、也是我們的光榮！身為軍人，既接受了任務，就要努力完成，哪怕斷糧、斷頭也要幹到底，誰也不能當逃兵！”
官兵們紛紛表示：“隊長，咱們以前不懂事、現在明白了。今後哪怕吃盡千難萬苦，也要堅持著把班禪送回去”。
班禪大師也很想回去，可事情卻並不那麽容易。
很多人把九世班禪返藏受阻的原因歸結到儀仗隊的身上，這有些片麵，但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儀仗大隊確實是拉薩與中央政府爭執的焦點。
剛開始的時候，儀仗隊的問題並沒有引起爭議。
“國師返藏、中央禮送”是自古以來的慣例，以前的達賴喇嘛也被清朝皇帝送過兩次，從沒有誰覺得不合適。再說，三百名儀仗兵在軍事上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可能對西藏形成威脅。因此，36年12月，當得知班禪行轅到達玉樹結古寺以後，噶廈府隻是提出“儀仗隊隨班禪徑赴後藏”。除了不願意班禪的儀仗在拉薩耍威風，並沒有更強烈的意見。
可一個月後，也就是37年1月，英國駐西藏辦事處負責人（兼錫金行政長官）古德爵士突然發表講話，“反對中國政府派遣軍隊進入西藏”；藏軍總顧問威廉（印度東方旅的旅長）也立刻表示將給噶廈府“在軍事上提供協助”；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隨即提交照會，抗議南京國民政府違反了“西拉姆協議”。
（注：“西拉姆協議”是英國人和西藏政府訂立的條約，這個協定中的“麥克馬洪線”十分有名，但其實還有一條：它認定中國對西藏隻享有宗主國權、而不是完全主權……這是曆屆中國政府都不能承認的）
在英國人的支持下，噶廈政府也變得強硬起來，“攝政王”隨即通知班禪：歡迎大師本人返藏，但儀仗隊不許進藏，行轅和行署中的漢人和蒙人也一律不得進入西藏。否則將以武力阻攔。
英國人的態度為何如此霸道？細說起來，可以從殖民主義講到帝國主義，原因多了去。這裏，隻講個直接的誘因：
1936年12月，英王愛德華八世（也就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那位）辭職不幹了，由他的弟弟喬治六世（伊麗薩白的爹）繼位。新國王的加冕儀式定於37年的5月中旬舉行，世界各國都派代表參加盛典，西藏也是受邀朝賀的一“國”。
消息傳到大英帝國“拉薩辦事處”，古德爵士屈指一算，按照國民政府的計劃，37年5月，班禪行轅和儀仗隊正好開進西藏，拉薩的街頭屆時將掛滿青天白日旗。這麽一來，西藏就不象是“一個國家”了，大英帝國和印度總督的臉上肯定掛不住。
因此，必須立即采取行動，阻止中國官兵進藏……
蔡智明他們當然想不到，儀仗大隊進西藏，居然能與英國國王和美國女人的愛情扯上關係。
班禪活佛雖然法力高深，估計也想不到這個。
達賴死了以後，攝政的“熱振活佛”隻有二十多歲，班禪就以為自己的聲望在西藏無人能夠抵擋。按行轅的說法：班禪進藏如同佛光普照，百姓必將頂禮膜拜、傾心相隨；黑河（今“那曲”）的藏軍更不用擔心，他們都是後藏的子弟，隻要聽說班禪大師回來了，定會傾巢投誠、競相易幟……
於是乎，九世班禪就就在結古寺等待冰雪消融。
春天來了，可美好的願望卻沒有實現。
南邊三十九個部落的土官來信說：對不起，奉噶廈之命，不能給班禪大師提供“烏拉”；黑河的藏軍倒是來了幾個“投誠”的，可職務最高的隻是個“甲本”，相當於排長，其他的士兵還在據點裏端著槍，嚴陣以待。
班禪頓時傻眼了，他沒想到那個“熱振活佛”居然這麽厲害。
五世熱振呼圖克圖，法名“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堅讚”，1912年出身於西藏的加查宗。
一般情況下，大活佛很少跑到貧民家庭投胎，可五世熱振卻是個例外。十三世達賴親自把他從奴隸的家裏找了出來，並且在他剛滿二十歲的時候就授予他黃教最高學位“拉讓巴格西”，讓他主持熱振寺。這樣，五世熱振對十三世達賴當然絕對的感激、絕對的忠誠（這一點，隻要看看他為十三世達賴修建的靈塔就知道了）。
根據達賴的遺願，二十三歲的五世熱振被尊為“攝政王”。他對待班禪的態度繼承了十三世達賴的理念，而這個政策又得到了英國人和拉薩高級僧侶集團的支持。
九世班禪在與他的交鋒中，完全處於下風。
南京中央政府的態度很明確：別的可以談，但專使行署和儀仗隊一定要進藏。這個意見，蒙藏委員會通知了拉薩政府、外交部照會了英國大使、孔祥熙去英國期間也做了說明——沒有更改的餘地。
這下子，九世班禪坐了蠟。他不能反對中央政府的意見，因為中央是他唯一的靠山；可遵循中央意見他就進不了藏，因為他的宗教號召力比不過拉薩政治的權力。
“政教合一”，當政教不能“合一”的時候，政治是第一位的，宗教隻不過是陪襯罷了。
於是，班禪著急了、生病了，他生的是肝病，氣急傷肝。但他生病的時候吃的是西藥，治病的醫師也不是喇嘛，這讓蔡智明覺得很奇怪。
班禪行轅的人也急了，他們覺得是儀仗隊壞了進藏的事。
從四月份起，行轅就不再向儀仗隊發放軍糧，軍需官餘展鵬頓時抓了瞎，儀仗兵們也開始餓肚子。大家成天看冷臉、聽閑話，還要愁著買糧食、找牛糞，這才引出了前麵的一係列事件。
班禪本人沒有埋怨過儀仗隊。有趣的是，就在專使行署到達玉樹的頭幾天，他突然帶著隨從到兩百裏外的拉秀鄉泡溫泉去了，那意思是讓“護送專使”在結古鎮吃個閉門羹。
趙守鈺反應很快，立刻改道“青南警備司令部”、找馬彪商量軍糧補給的事情，這才算是沒丟麵子。
趙守鈺果然麵子大，很快就從青馬騎兵那裏借來糧食，解決了儀仗隊的吃飯問題。可是，這時候，班禪大師卻住在拉秀鄉不肯回來了。
拉秀有個“拉休寺”（本名“龍西寺”），是座黃教的寺院，那裏有男喇嘛學院、還有女喇嘛學院。九世班禪說他要在廟裏閉關修煉，不讓儀仗隊去打擾他。
不讓去隻好不去。儀仗兵原地待命，蔡智明無所事事，於是又開始四處亂轉、湊熱鬧看稀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