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禪大師的儀仗兵（5）
“專使行署”是負責九世班禪返藏的執行機構。現在特使辭職了，其他官員也分道揚鑣，這就給儀仗大隊帶來一個難題：他們的身份究竟是“班禪的隨從”還是“中央政府的軍隊”？他們是否要對班禪行轅的安全負責？
對此，行署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複，隻是模棱兩可地說：儀仗大隊既要聽從“行轅”的安排，也要服從“行署”的指示。
曾鐵衷隊長隻好召集軍官會議，商討怎樣才能麵麵俱到。
儀仗隊的成員大多是打過仗的老兵、具有作戰經驗。大隊長和幾個校官在日本進修過特務技能，其他官兵也在憲兵部隊裏接受過偵察、擒拿、警衛方麵的專門訓練，整體素質很不錯。可是，麵對目前這種責權不清的情況，軍官們也覺得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
從甘肅的拉卜楞寺到西藏，可以選擇兩條路：一條是向四川方向走，經西康、過金沙江到昌都，然後踏上通往拉薩的官道；另一條是向青海方向走，渡黃河、經玉樹南下，也可以到達昌都。前者要過川軍的地盤、後者要經“青馬”的勢力範圍。
按照儀仗隊的設想，在出發之前應該通報劉文輝或者馬步芳、請求地方大員的支援。可是，直到動身，蔡智明他們也不知道確切的行進路線，當然也就無法與四川、青海方麵取得聯係。
更讓大家頭疼的是隨行人員的規模。
從安全的角度而言，跟隨班禪的隊伍應該越精幹越好。可大師本人卻不這樣想，為了營造聲勢，他公開宣布啟程的日期、還鼓勵信徒們跟著他一起走。藏傳佛教的教徒們本來就有到拉薩參拜的習俗，這麽一來，男女老少都不顧一切地加入進藏的行列，使得護衛工作增添了許多困難。
曾鐵衷和班禪行轅商討了幾次，不得要領。最後隻能歎氣道：“這是政治，不是軍事，沒有辦法”
自從接到準備開拔的命令，軍需官餘展鵬就愁得直想哭。
一支從沒有去過西藏的隊伍，臨出發前居然不確定要走哪條路、不清楚要走多少天、不知道在哪裏有補給點——這種事情攤在老軍需的頭上也麻煩，更何況他這個剛畢業的學生官。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軍需官的責任。餘軍需急得在屋子裏嚷嚷著要“自裁殉職”，蔡智明弄不清這小子是說真的還是嚇唬人，被他搞得十分緊張。
折騰了一兩天，餘展鵬又突然興高采烈起來，一問才知道，原來是班禪大師幫他把難題解決了——九世班禪說了，儀仗隊的吃喝全都由他承包，物資運輸也由行轅負責！
這下子，軍需官什麽事情也不用管，開心得連蹦帶跳：“班禪真是個好人、班禪大師真是個好活佛。菩薩保佑班禪大人長命百歲、永遠白白胖胖！”
蔡智明提醒他：“班禪活佛可是個黑胖子”
“咦？我怎麽覺得班禪比以前白淨多了”
“…………”
1936年8月20日，九世班禪返藏的隊伍離開了拉卜楞寺。
走在隊列前頭的是高舉旗幟和招牌的喇嘛，接著是樂隊。奏樂的喇嘛抬著丈把長的大喇叭，“嗚嚕哇啦”吹得怪熱鬧。不過，他們再熱鬧也比不上儀仗隊的動靜大，三中隊用迫擊炮打了二十四響禮炮，“轟轟隆隆”，震得好多牛馬都受了驚，沒命地四處亂跑。
班禪出發時帶著三頂轎子。最大的一頂是騾轎，前後都用騾子馱著，騾子的頭上戴著紅絨球、前胸和脖子上掛著紅須子，鞍具上的配飾全是金子做的，十分威猛漂亮；班禪日常乘坐的是八抬大轎，轎身寬大、可以在裏麵睡覺；另外還有一頂四人抬的小轎，是預備走山路時用的——這三頂轎子的外麵都蒙著黃色的綢緞，金光燦爛。
據說班禪大師還有幾輛小汽車，也蒙著黃綢子。可惜丟在內地不能帶回西藏了。
班禪大師坐在八抬大轎裏，轎子前麵是他最信任的幾個神職“堪布”。轎子旁邊圍著一群喇嘛，有的背香爐、有的抬檀香木、有的抱著燈具和茶具，還有幾個人扛著四棱見方的大銅，搞不懂是兵器還是禮器。
行轅的人馬走在八抬大轎的後麵，緊挨著班禪的是“大師衛隊”。
說起來，蔡智明他們這個儀仗大隊隻能算是班禪行轅的“外圍護衛”，因為九世班禪有一個完全由藏族人組成的衛隊，那才是他的“內衛”。
大師衛隊有兩個分隊、二百人左右，服裝不統一、有俗家弟子也有喇嘛，雖然看上去怪模怪樣，卻對班禪絕對忠誠。據說這些年青人都來自於班禪的家鄉，從小在班禪的身邊長大，他們在北平學習軍事、學習文化，還學過修理機器和開汽車……是班禪返藏之後的棟梁之才。
儀仗大隊的一部分人在前麵開道，另一部分在後麵押運輜重。
隊伍的末尾，和輜重隊一起行走的是那些跟隨班禪進藏的信徒們。剛開始的時候足有四五萬人，走著走著就少了一半，也不知道是掉隊了還是轉頭回家了。
儀仗隊的行李裝了一千五百付擔子，而班禪行轅的物資就更多了，多到連他們的管事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件，隻能估計著說“大概有兩三萬馱”。好在沒人敢偷活佛的東西，護衛人員不必擔心行轅物資的安全，隻要管好自己的軍需品就行了。
負責運輸行李的人叫“烏拉”，藏語“差役”的意思，這些人都是自帶糧食、義務幹活的。班禪大師需要人手的時候，就打發個叫“格籌”的官員到沿途的村子裏吼叫一通，大家聽了，立刻自動到供養保護神的地方集合，能出錢的出錢、能出力的出力，一會兒就可以把“烏拉”湊齊，實在方便得很。
“烏拉”來的時候大多帶著犛牛，犛牛的個頭比內地的水牛小一點，能爬雪山、過草地，力量很大。“烏拉”隊伍走一段換一撥人，始終保持著龐大的數量，無論是搭橋探路還是裝卸鞍馱，個個任勞任怨、不用別人操心。
行進途中，蔡智明登高眺望。隻見漫無際涯的曠野上，一隊隊騾馬、馱牛和“烏拉”按各自的部落保持著一定的間距，各隊人馬插著不同的旗幡，陸續跟進、連綿不絕、浩浩蕩蕩，場麵真是壯觀極了。
隊伍雖然壯觀，可行進的速度實在太慢。班禪活佛坐著八抬大轎，一路吹吹打打、鼓號喧天，一天能走個三四十裏就算不錯了。
剛開始，隊伍向著四川方向走，可走到半道就聽說過不了金沙江，隻好逆江而上、繞道青海。
金沙江畔的道路十分險峻，一側是高聳的絕壁、另一側是湍急的江水，遇到塌陷、滑坡的地段，剛踏上路麵，泥沙和石塊就往懸崖下滾，讓人膽戰心驚。江邊隨處可見人馬的枯骨以及摔爛的馱鞍木箱，大家都不敢騎馬了，有的人甚至嚇得趴在地上不敢站起來，要用繩子拴著才能拽過去。
這段冤枉路耽誤了不少時間，所以大隊人馬直到深秋時節才進入草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蔡智明沿途經過的地方大都是藏語地名，他弄不清應該怎麽寫，但他知道自己曾經渡過黃河、通天河，曾經爬過阿尼瑪卿山（瑪吉雪山）和巴顏喀拉山，還走過許多荒原和沼澤。
草地連綿數百裏，每穿越一片無人區就需要八九天甚至十多天的時間。深秋，高原曠野上狂風肆虐，西北風從淩晨四點刮到上午十點，中午停息片刻，下午三四點鍾又接著刮，人馬在濕地裏頂風行走，真是苦不堪言。
進入冬季，氣候更加寒冷，天上飄著鵝毛大雪，晚上宿營時也隻好把帳篷搭在積雪上。給帳篷的四角固定樁釘是件很困難的事，釘子打淺了，一陣風就能把帳篷掀走，打得深了，釘子又會被凍土咬住，第二天用十字鎬都挖不出來。
睡覺之前用油氈把帳篷的縫隙遮蓋得嚴嚴實實，可到了夜晚，寒霜照樣能從不知什麽地方鑽進來、在被褥上撒滿一片雪白。早晨醒來的時候渾身凍得生痛，嗬出的水氣在眼眉處結成了冰，稍不注意就會被冰淩子刮傷了臉。
在草地行軍，每天吃兩頓飯、有時候隻能吃一頓，這不是因為缺糧食，而是為了節約燃料。雖說是在大草原行軍，其實四周根本就找不到可燃的柴草，燒火隻能使用幹牛糞，不省著點用不行。
高原上的氧氣稀薄，生爐子的時候就需要“吹火”。
在蔡智明的家鄉，吹火是用一根空心竹杆吹氣，可在這裏卻使用“鼓風機”。那玩意實際上就是一個掏空了內裏的羊皮囊，羊頭的部位紮了根鐵管子，生火的時候把鐵管的前端插進爐子裏，兩個人抓著羊的前後腳，一壓一抬地來回推拉，鼓搗出來的風力還不小，真是挺好玩的。
儀仗隊的糧食是由班禪行轅提供的，需要的時候就派人去領。食物的數量管夠，可那些東西卻實在不合漢族官兵的口味。
藏民的主食是“糌粑”，也就是青稞製成的炒麵。
草地上沒有磨子，可他們卻挺能想辦法：先把炒熟的青稞裝進一個皮口袋，再往袋子裏放進一些幹淨的石塊，然後紮緊袋口，三兩個人圍著它坐下、你踹過來我踹過去。等到把自己折騰暖和了，袋子裏的青稞也就摩擦成了粉。
吃飯的時候，先把炒麵放在碗裏、倒入酥油，然後一手托著飯碗旋轉、另一手在碗裏捏，捏著捏著，揪下一坨“糌粑”拋進嘴裏、再喝口“酸奶子”。藏民吃“糌粑”時的飯碗、手掌和嘴巴都很幹淨，可漢族人就差勁了，不僅口味不習慣，而且弄得地上、手上、臉上、甚至衣服上全是酥油和炒麵末子，簡直一塌糊塗。
在草地上，最好吃的食物莫過於“抓羊肉”配“雜碎湯”。大塊羊肉和著腸肝肚肺用大鐵鍋亂煮一通，半生不熟的，吃的時候不用碗，左手抓著半斤左右的一坨，右手拿著把鋒利的小刀，一片片地割下來送進嘴裏，看上去十分豪爽。
蔡智明也試著吃了幾回，那味道說是“腥”也可以、說是“鮮”也不錯，見仁見智。可就是不能仔細觀察，羊肉都是半生熟的，抓在手裏血水淋漓，讓人覺得毛骨悚然，並且那些肉塊上都還帶著羊毛，用刀子刮不掉，隻好稀哩糊塗地吞下去。
大家開玩笑說：“象這樣吃上一年半載，肚皮裏的羊毛可以織幾件毛衣了”。
吃不慣藏族的夥食，於是就自己想辦法。儀仗隊的庫存裏還有幾十斤粉條，原本是準備到西藏以後再吃的，現在顧不得那麽多了，一夥軍官支起爐子就開煮。
周圍的藏民看著鍋裏的粉條直納悶：“咦？怎麽煮蟲子吃呀？”。
蔡智明找了些野蔥當佐料，人們瞧見以後更是驚叫起來：“哇哢！他們還吃牛草，真是一群怪物！”
過草地難，爬雪山更難。
阿尼瑪卿山和巴顏喀拉山都是終年積雪、草木不生的大山，時值冬季、寒風刺骨，白茫茫的山巔讓人望而生畏。可班禪大師一定要搶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越山口，大家也隻好硬著頭皮往上爬。
山勢陡峭，登山的時候不僅不能騎馬、反而還要牽著馬走。有的地方積雪很深，一腳踩上去就陷到了膝蓋，讓人邁不開步子；有的地方又凍得堅硬光滑，稍不注意就摔倒、一跟頭能溜出去兩三丈遠。蔡智明一手護著槍械、一手抓著馬韁繩，不知道跌了多少跤。
越往上走越寒冷、空氣也越加稀薄，人人都覺得心跳加速、頭暈目眩、呼吸困難、直想嘔吐。可即便是這樣，班禪大師和高級僧官們依然安坐在轎子裏，一頂頂黃色的、紅色的、藍色的暖轎在雪峰間飄然而上，讓人實在佩服轎夫們的毅力、也讓人實在羨慕活佛們的福氣。
為了避免引起雪崩，班禪的樂隊不吹喇叭了，人們埋頭攀登。
走在隊伍最前麵是十幾頭犛牛，據說犛牛懂得判斷險情、可以避開可能塌陷的地方。蔡智明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不過他認為讓犛牛擔任探路的工兵，總比讓活人在前麵冒險要仁慈一些。
在攀越雪山的過程中死了不少人，儀仗隊也被翻倒的馱牛壓死了一個士兵。用喇嘛的話說，他們的功德圓滿了。
山頂上冷極了，所有人的須發都成了白色，軍裝上覆蓋了厚厚的霜雪，帽簷上的水氣結成了冰簾。曾隊長再三提醒部下：“千萬不能隨便搓揉鼻子耳朵眉毛胡須，一摸就會掉、再也長不出來了”。大家對這個說法半信半疑，可誰也不敢較真嚐試一下。
二中隊的少尉文書是個很壯實的小夥，一路拽著軍馬走。那馬兒被扯得總是張著嘴，結果舌頭就和銜鐵凍在了一起。到了山頂上，小夥子使勁一拉，馬舌頭居然被扯成了兩截，那匹可憐的馬兒一蹦老高，翻下山去死掉了。
還在山腳下的時候，喇嘛們就告訴隨行的信徒：班禪活佛已經向神靈祈福，山神表示歡迎大家、並且為活佛準備了供品……等人們爬到山頂，果然看見茫茫的積雪中聳立著一處險峻的石壁，石縫中沒有冰雪、卻夾著幾隻白色的綿羊。
虔誠的藏民們頓時激動地趴在地上使勁磕頭。蔡智明雖然明白這是班禪預先弄下的玄虛，但還是覺得很提精神。
在背風的地方稍事休息，炊事員煮糖開水給大家取暖。
山頂上的氣壓低，鍋蓋上的冰還沒有化、鍋裏的水就已經沸騰了。“開水”就和溫水一樣沒多少溫度，一杯水喝了沒兩口又凍上了，隻好又放回鍋裏再加溫。
蔡智明忽然有了個想法：“活佛的神通廣大，要是請他作法，在這裏蒸一籠包子給我們吃，那就太圓滿了”。
大家都說：呸呀呸！想得倒美。
下了雪山，就要過通天河。
隊伍在此之前兩次渡過黃河。過黃河乘坐的是“羊皮筏子”，就是用三十隻幹整羊皮，充足了氣，綁在橫捆豎紮的木棍上，一隻筏子能坐二十多個人。牛馬牲畜是遊水過河的，過黃河的時候，儀仗隊的軍馬沒有遇到問題，老百姓的牲口卻被衝走了不少。
到了通天河，河麵上已經結冰了。涉冰過河，稍不留神就會摔個人仰馬翻，行軍途中不時能聽到哄笑的聲音，那肯定是又有誰出洋相了。
通天河在這一段蜿蜒曲折，有時候一天要渡幾次河。這裏的支流也很多，有的河麵冰層很厚，有的地方卻很薄，冰層破裂的地方經常有魚蹦出來，七八寸長的活魚在冰麵上亂跳，引得官兵們紛紛去抓。
絕大多數的藏民是不吃魚的，他們認為魚類滑溜腥臭、吃了會得麻風病。可漢族人卻不在乎這些，逮到魚之後又煎又炸、大快朵頤。
河水深淺難以預料，有的冰層堅固牢實，有的地段冰麵就比較複雜。
臨到玉樹的前一天，蔡智明和曾大隊長走在一起。因為被人馬踩踏過的地方比較不滑，所以蔡文書就專揀有縫隙的地方走，結果走著走著，冰麵突然破裂，他和曾鐵衷同時掉進冰冷刺骨的水裏，被撈起來的時候已經凍得渾身發青、說不出話了。
同伴們趕緊替他倆搓揉身體、換上幹衣服，然後送到“窩子”上去。這“窩子”其實就是個小帳篷，下麵是張行軍床、頂上有個布罩子、兩頭由“烏拉”抬著走。屬於比較高級的待遇。
蔡智明覺得躺在“窩子”裏麵挺舒服的，可曾鐵衷卻很不滿意。他在行軍床上氣得直罵：“老子堅持了四個月，最後一天反而被人抬著走。蔡智明！你小子壞了我的名節”
蔡文書隻好在被窩裏捂住耳朵，假裝睡著了。
1936年12月18日，班禪行轅和儀仗大隊到達青海玉樹的結古鎮。當地的數千民眾冒著大雪出來迎接活佛，照例，又有一番隆重的儀式。
九世班禪的行宮設在結古寺的甲拉頗章宮。
在這裏等待他的，又將會是什麽呢？
班禪大師的儀仗兵（6）
結古（今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的首府）是一座風景優美的古鎮，素有“江河之源”、“歌舞之鄉”的美稱，它坐落於海拔近4000米的河穀中，四周盡是5000米以上的山峰。通天河在這裏“落入凡間”、改名為金沙江，並折而向南奔入西藏、雲南和四川，最終成為長江。
“結古”的藏語意思是“堆放貨物”，這裏不僅是青海、康定、西藏三地間的物資集散地，也是內地通往西藏的主要路口。鎮子裏的居民以藏族為主，但經常有漢族、回族的商人到集市上交易，也時常會有各地的馬幫從這裏經過，所以本地人對外界並不陌生。
還在路上的時候，行轅的翻譯指著通天河畔的石壁，一會兒說這裏是“唐僧的曬經台”、一會兒又說那裏是“沙和尚的歇腳凳”，還吹噓結古鎮就是大大有名的“高老莊”，這讓儀仗隊的官兵們十分神往。
等到了“高老莊”，蔡智明沒有找到豬八戒老婆的娘家，卻聽說結古鎮的東南有一座“文成公主廟”。
藏民們對文成公主十分崇敬，一千多年來，“公主廟”的香火延續不斷、從各地前來朝拜的香客絡繹不絕。曾大隊長得知藏區民眾居然把內地的公主尊為菩薩，感慨萬千，隨即下令：無論是否信佛的官兵都必須到文成公主的神像前燒香叩拜、向前輩先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可是，蔡智明卻沒有來得及拜謁公主廟。
1936年12月19日，也就是到達結古鎮的第二天，行轅的無線電台剛開機不久，就收到了“西安事變”的消息。儀仗隊的官兵聽說蔣孝先少將死難、蔣委員長生死未卜，心情頓時緊張起來，議論紛紛，惟恐時局會發生什麽變化。
九世班禪特意做了一場“祈福法事”。據行轅的僧官介紹：班禪活佛與蔣委員長和張少帥都有交情，由他來祈福作法，定能逢凶化吉、平安無事……話雖這麽說，可儀仗隊的官兵卻還是半信半疑的，對大師的能耐不大放心。
這時候，在玉樹的“中央政府最高官員”是曾鐵衷大隊長。他無法預料西安事變將會給“西陲宣化政策”造成什麽影響，甚至不知道“護送專使行署”是否還能夠繼續存在。儀仗隊自己沒有電台，而許多問題又不方便通過班禪行轅發報詢問，隻好采取密信的方式與中央政府聯係。
曾鐵衷接連召集了三次緊急會議，又連夜和蔡智明起草文書，總結幾個月來的工作、匯報當前的情況，並且就下一階段的任務提出了谘詢。所有的文件都密封在一個皮囊裏，曾大隊長命令蔡智明：即刻趕往西寧，向行署的負責官員遞交報告。
這項任務意味著，蔡智明將再次翻越雪山草地、再次渡過通天河和黃河。
這時已是十二月的下旬，而阿尼瑪卿山和巴顏喀拉山通常是在元月份封山，也就是說，蔡智明隻有一個月的時間穿越險境。曾鐵衷告訴他：“給你四十天，如果四十天後接不到西寧的電報，我就報告你殉職了”。
對於這一段行程，蔡智明的《進藏日記》中沒有記錄。這也許是出於保密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他在那段時間裏根本沒有精力寫日記。我們隻知道，1937年1月30日，也就是從結古出發的第三十八天，他到達了青海的省會——西寧。
行署“參讚”馬鶴天先生此時正好在西寧，他告訴蔡智明：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了，中央的蒙藏政策沒有變化。新任“特派護送專使”趙守鈺已經走馬上任，正在做一些籌備工作，不日將赴玉樹陪伴班禪大師……
蔡智明頓時鬆了一口氣。
馬先生說：“你的任務完成了。現在大雪封山，一時無法回去，不如就在西寧各處瞧瞧熱鬧吧”
在當時，西寧最熱鬧的事情是“祝捷慶典”。
37年的1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接連遭受青馬集團的沉重打擊，四十多天的時間裏，曆經高台、倪家營、梨園口之戰，終於全軍覆沒。馬步芳得意地宣稱：“以二師之力全殲三軍之眾”（青馬的主力是一百師和騎五師，而西路軍為紅五軍、九軍和三十軍）。
西寧的大街上張貼著國民政府的嘉獎令、張貼著董振堂等紅軍陣亡將領的照片，《河西日報》還發布消息說“匪首徐向前已死於亂軍之中”……
戰勝的一方得到了大批俘虜，可是，青海的軍隊有殺俘的習慣。
在前線將領發回來的捷報中，通常先是宣布擒獲了某師長、團長、政委……然後接著就是一句“仍行處決，以快人心”，《青海日報》《河西日報》《民國日報》等各大報紙也全文照登，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
這時候，國共兩黨已在西安達成協議，工農紅軍已經宣布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如此明目張膽虐殺紅軍戰俘的行為自然會引起社會各界的不滿。“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迫於壓力，公開訓斥馬步芳，責令他將戰俘交由蘭州國軍（孔令恂部97師）改編遣散，不得擅自處置。
這麽一來，馬步芳才意識到自己在軍事上得分、在政治上卻失了分。於是趕緊在西寧的東校場舉行了一個“祝捷獻俘儀式”，邀請各界人士到場觀摩。
“獻俘”的代表是青馬旅長馬炳臣（馬彪）、馬祿和團長馬步鑾，這幾個“功臣”佩帶著剛剛獲得的“青天白日勳章”，披紅掛彩、神氣十足。
廣場的北麵集合著一千多紅軍俘虜，衣衫襤褸、麵容憔悴，臉和手都被凍裂了，由於沒有鞋子穿，腳上裹著的麻布已經滲出了血跡。寒風中，俘虜們蜷著腰、抱著胳膊、瑟瑟發抖，在手持軍刀的青馬騎兵的襯托下，顯得十分可憐。
可是，當大會開始，隨著一聲口令，這群可憐的敗兵立刻抬起頭、步伐一致地走進了會場。他們口號整齊、歌聲響亮，疲倦的容顏上也顯出了幾分精神。
馬鶴天先生評價說：“此乃國家之有用青年”。蔡智明也認為這些人是合格的士兵，隻要“施以精神訓練、灌輸三民主義，俾其早日感化，必能成為良好國民”。
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馬步芳（正牌的主席是馬麟，當時到麥加朝覲去了）發表講話，大致是說“本軍長憐惜國家骨血，不忍傷害大好青年”。他勸導紅軍戰俘們迷途知返，並承諾挑選身體健壯者到“樂家灣軍營”（在西寧東郊）加以訓練、陸續補充進國軍部隊；對於體質孱弱的傷病員，也將妥善救治、予以遣散……
為證明馬步芳主席的言之鑿鑿，當即就有一群人拿著衣服和鞋帽在現場發放。給男性俘虜的是藍製服，給女戰俘的桃紅色的棉襖。
隊列前麵，有一個姓陳的女子在講話。據說她原先也是紅軍的幹部，現在被任命為“軍人醫院”的主任，要挑選部分女俘虜到衛生隊去做看護，其他的則安排到紡織廠去當工人。
會場的側麵站著一些“冥頑不化”的俘虜，其中有紅五軍十五師的參謀長年鴻才，他就用濃重的湖南口音高喊：“共產黨員，紅軍戰士們，不要當叛徒！”，其他人也跟著鼓噪起來：“不要上敵人的當，都到我們這邊來！”。
結果，真的就有幾個人丟下衣服、向年鴻才他們跑去。
負責發放衣服的老“阿訇”連忙攔住一個小孩，規勸他說：“你小小年紀的，就不要亂跑了”，他是不想讓這孩子去死。
可是，這個體形消瘦、麵色潮紅的農家少年卻努力掙脫了阿訇的手，帶著幾分激動和喜悅、倔強地奔向了自己的夥伴。
跑過去的戰士都屬於紅五軍十三師三十九團九連。他們就這樣和連長馬光國一起，放棄生存的機會，選擇了死亡。
為了追剿紅軍，張掖、臨澤、山丹、民樂各縣都臨時組建了保安團。現在“匪患”既已清除，各地民團也就應當解散，否則將會貽誤春耕、增加社會負擔。
可是，遣散民團是需要費用的，馬步芳拿不出這麽多錢來，於是就借著“祝捷”的機會向社會各界募捐。
許多民間團體都捐了款，蔡智明也貢獻了一個月的軍餉。不過，捐錢最多的還要屬“黃教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兒寺。
塔兒寺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誕生地，它位於青海省的湟中縣，距離省會西寧26公裏。在六大寺中，塔兒寺最靠近內地城市，所以門徒眾多、也十分有富有。
通常情況下，和尚們要錢的胃口大、給錢的時候卻是很小氣的。而塔兒寺這一次能夠如此豪爽，原因是他們找到了“達賴喇嘛的化身”。
佛家有“三身”的說法，也就是“報身”、“法身”和“化身”。
“報身”時隱時現、“法身”完全不現，隻有“化身”最高級，可以隨意顯現、想怎麽變就怎麽變。
看過《西遊記》的人就知道，道行比較高的菩薩妖怪都擅長“化身”——腦袋冒青煙，元神就不見了。
據說，藏傳佛教的活佛們也會“化身”。在拉卜楞寺的時候，有時候看見哪位高僧坐在路邊發呆、或者閉著眼睛不言語，大家就認為他“化身”了，說他的“真身”正在什麽地方濟世救人呢。
既然在世的時候可以靈魂出竅，那麽圓寂之後轉而複生也就理所當然。所以，活佛們都能夠“轉世”，而且是黃教、紅教、白教、花教的各路高人都有這個本領。
這可不得了，拉卜楞寺有一百多個活佛、塔兒寺有八十多個、西藏四大寺的活佛隻會更多不會更少。如果再加上其他寺院，各種活佛恐怕有好幾千。這麽多的靈魂你轉世來我轉世去，搞得藏區的父母們生孩子的時候都要揣測一番：是不是哪位活佛不小心飛到我家裏來了？
活佛雖然多，待遇卻不一樣。拉卜楞寺的一百多活佛，有資格坐八抬大轎隻有寺主“嘉木祥胡圖克圖”，另外還有十幾個人可以坐四抬小轎，其他的側室活佛不但沒轎子坐、就連仆人也沒有，每天自己打飯自己洗碗，混得還不如有錢的僧官。
這些小活佛的“轉世”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大活佛掐指一算就知道他躲在哪裏，基本上不超過本寺的勢力範圍，就好似孫猴子跑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可是，大活佛轉世就不一樣了，法力高強、神通廣大，滿世界亂飛，不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還真沒辦法找到他們。第四世達賴就曾經飛到蒙古去，還當了“和碩部”的王子，搞得康熙皇帝都納悶：你藏人和蒙古人又不是一個族的，憑什麽跑到別人親王的家裏去了？
到後來才明白，原來達賴是想請蒙古軍隊來打仗，幫助黃教奪取藏區的統治權。
大活佛在圓寂之前，並不說明自己將要去什麽地方，而是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記號讓大家猜謎，就好象成心要和全國的喇嘛捉迷藏。
達賴和班禪這個級別的活佛就更是如此了，沒個三五年的時間，你根本別想找到他。不過，這個時候，攝政的喇嘛通常並不著急，而是耐著性子慢慢找。六世達賴就是找了十四年、弄得乾隆皇帝發了脾氣，這才找到的。
十三世達賴於1933年12月份圓寂，到這時才三年多，按道理還有得是時間。
可是現在的情況卻有所不同，達賴不見了，班禪就成了西藏唯一的大佛，而這個大佛又和達賴的老部下不合脾氣。眼看他馬上就要進藏了，這就迫使拉薩的攝政活佛急於找到達賴的“化身”，時間緊一點、達賴年紀小一點也無所謂，反正噶廈府隻要有個達賴的名號就能夠和班禪抗衡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也是班禪大師急於進藏的原因。
於是，塔兒寺很快就宣稱他們在青海省湟中縣找到了達賴的“轉世靈童”。
這個出生在“當彩村”、名字叫做“拉木頓珠”的小男孩，就是現在流亡印度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法名“傑尊強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斯鬆旺秋，宗巴米巴，德白桑布”，簡稱“丹增嘉措”。
因為達賴的事情關係到“蒙藏事務”，所以蔡智明也去看了看這位小“胡圖克圖”（活佛的尊稱）。
他倒是覺得這小孩子挺可愛的，可又對喇嘛們介紹的種種“神跡”半信半疑，於是就詢問馬鶴天先生：“您對活佛轉世的事情怎麽看？”
馬鶴天笑了笑：“現在的活佛轉世製度，包括金瓶掣簽都是由乾隆皇帝製訂的。而乾隆本人寫過一篇《喇嘛說》，刻在雍和宮的禦碑上，其中有這麽一句：‘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這就說明連乾隆自己也不相信有活佛轉世，這一切不過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罷了”。
蔡智明又問：“你覺得，這些喇嘛自己真的相信轉世之說麽？”
馬鶴天沒有正麵回答：“達賴轉世靈童尚未確定之時，我就知道他一定會在安多、在青海。因為，從曆史上看，西藏強大、局勢穩定的時期，靈童就出在藏衛，反之就在境外。現在藏區周邊誰最強？是馬步芳，他把噶廈府打怕了。所以靈童必出於西寧，這是一個請求聯盟的姿態”。
“那麽，馬軍長又將如何處理此事？”
“看著吧，馬子香又不是傻瓜”
馬子香不傻，但是挺會裝傻。
他不停地讚揚小達賴，一邊“盛情挽留”靈童、一邊向西藏要錢。
塔兒寺給了十萬元遣散費，他不放人，噶廈政府又給了三十萬大洋，他還是不放。一直拖到39年的8月，中央政府發話了，他才派出一個團的騎兵，敲鑼打鼓地把拉木頓珠小達賴送到了那曲草原。
其實，馬步芳要錢隻是個幌子，他是在表態——既不和西藏方麵鬧翻，也不惹中央政府的懷疑。
1937年4月中旬，新任“護送專使”趙守鈺到達西寧。這時候，冰雪融化，阿尼瑪卿山和巴顏喀拉山可以通行了。於是，蔡智明陪同著行署的官員，踏上了前往結古鎮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