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點民國時期西藏的故事 ---- 班禪大師的儀仗兵（1-2）（原著者：王外馬甲）
馬甲我對西藏的事情知之甚少、也沒有和洋人打過交道，在這個問題上不具備出主意的資格。不過，我倒是想起曾經看過的一本《進藏手記》，願意把裏麵的故事講出來，供朋友們做個參考。
嚴格說來，這本《進藏手記》其實是“進藏途中的記錄”，因為筆記的主人還沒有到達西藏就轉身奔赴抗日前線、並且犧牲在戰場上了。所以，今天，我也隻能通過其中零散的記錄，敘述這段沒有結果的往事……
班禪大師的儀仗兵（1）
1935年，蔡智明考取了南京的中央憲兵學校。
這所學校是當年3月份成立的，學製一年半，模仿日本的樣式培養憲兵軍官。因為校長是蔣介石、教育長是憲兵司令穀正倫，生源中除了“學生隊”來自高中畢業生、其他的“學員隊”和“軍士隊”都來自於陸軍，所以，也有人稱這個學校是陸軍“黑埔軍校”。
蔡智明是該校第一期學生隊的學生。
8月的一天，正在上課的他和班上的五個貴州同鄉接到通知：速到教務處報到。
進了辦公室，教務主任和憲兵司令部的軍官正在翻閱學員的檔案，一個胖胖的中校問道：“你們有誰知道班禪和達賴？”
幾位同學目瞪口呆，暗自琢磨這兩樣東西到底是吃的還是穿的。
隻有蔡智明回答說：“班禪和達賴是西藏的喇嘛，是藏傳佛教裏的活佛”。
胖中校很高興：“哦，你家裏是信奉黃教的麽？”
“學生家教以儒學為本，向來與僧道無緣”
“嗯……你對藏族有什麽看法？”
“先總理孫中山先生主張五族共和，藏族是五族之一，也是中華旗幟下的一員”
長官很滿意，叫學生們先回去上課。
回教室的路上，幾個同鄉同學都挺佩服蔡智明，驚訝他居然能知道喇嘛的名字。蔡智明老老實實地坦白——去年他到杭州的靈隱寺遊玩，正巧遇上班禪在那裏舉辦“時輪金剛法會”，上海灘的大佬杜月笙為了給大師捧場子、擺流水席免費招待信徒們吃喝，蔡智明在吃白食的時候冷不丁聽到的一點“知識”，剛才已經全部奉獻出來，長官若是再問什麽，他也隻好傻眼了。
同學們哈哈大笑，蔡智明心裏卻難免納悶：司令部的長官特意把大家召集起來，卻隻提了這麽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到底是為什麽？
第二天，一道命令傳到學校，委任蔡智明同學為“西陲宣化使”護衛大隊的中尉文書。
蔡同學頓時懵了。按規定，憲兵學校的畢業生要先當一年的預備官，轉正之後才能授予少尉軍銜，可他倒好，剛進校幾個月、還沒畢業就當了中尉，這是怎麽回事？而且，這個“西陲宣化使”是個什麽人物？
原來，所謂“西陲宣化使”，就是九世班禪——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
十多年來，這位“致忠闡化大師”（曹琨授的稱號）、“宣誠濟世大師”（段琪瑞給的封號）、“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南京國民政府冊封的國師）一直在內地流亡，現在，蔣委員長任命他為“西陲宣化使”和國民政府委員，他要回西藏去了。
按照大清朝留下的規矩，國師回家，要派專使陪伴、還要派衛隊護送。國民政府於是組建了“護送專使行署”，蔣委員長還下令成立“護衛大隊”，規定護衛隊員從全國憲兵中挑選，標準是：一要懂規矩守紀律、二要個子高相貌好，總之必須能夠表現出國威軍威。
專使行署的人挑來挑去，選出來的不是東北人就是蒙古人——這也難怪，首先因為“護送專使”是東北人，他當然願意選老鄉當保鏢；其次也由於藏傳佛教在東北和蒙古的影響比較大，那裏的人更樂意給班禪大師當護衛——可這下子，卻惹得憲兵總司令穀正倫不高興了。
穀正倫是貴州人，在憲兵部隊中選拔人員組建精銳護衛隊，而他的親信、老鄉卻一個也沒選上，這分明是拆他的台嘛。“豈有此理！難道我們南方人裏麵就挑不出人才來了？”，穀司令大發脾氣，親自指定江西萍鄉人曾鐵衷擔任護衛隊的大隊長、還指派了幾個湖南人去當中隊長。
曾鐵衷原先是南京憲兵團的營長，他和那幾個中隊長都是賀耀祖、穀正倫創辦的湖南“資寧軍校”的畢業生，屬於穀派的嫡係。就這樣，穀司令仍然不放心，要求再從憲兵學校裏找一個貴州人擔任大隊部的文書、參與機要活動。
於是乎，蔡智明同學就被上司的慧眼識中、委以重任了。
對蔡智明來說，這真是好運從天而降。
和“中尉文書”委任狀同時送到的還有新軍服，蔡同學打開一看：咦？上尉的領花，是不是搞錯了？
司令部的人說：沒錯，穀司令指派到護衛隊的軍官都享受“加級雙餉”的待遇，也就是掛高一級的軍銜、拿雙份的軍餉。普通中尉的月薪是四十五塊大洋，蔡中尉可以拿九十塊，比少校的工資還高呢！
同學們嫉妒死蔡智明了，有的說：“你小子吃了頓白食、聽來兩句話，就能拿九十塊錢的薪水，真是揀了大便宜”
有的說：“那位班禪大師果然是有福之人，你才吃他一頓飯就撈到件上尉的衣服穿，若是再陪著他走一段路，怕是要當將軍呀，不得了不得了……”
別人一陣海吹，蔡智明也是心裏直樂。
在杭州的時候，隻顧著吃白食、根本沒注意班禪大師長得是啥模樣。他心想：這回可得認真瞧瞧大喇嘛的尊容了。
穿上軍官服以後就不用上學了，蔡智明在旅館裏包了個房間，每天四處亂逛。
護衛隊的大隊長、中隊長們都忙著從各地召集親朋好友到自己的手下來當排長班長，蔡文書沒這個權力也沒這個興趣。他閑得無聊，就去請示曾鐵衷：“要不要組織大家學習藏語？”，曾大隊長說：“專使行署有好多翻譯，我們學個屁！”。
於是他就無所事事，成天邀集同學同鄉喝酒。朋友們說，藏族人喝酒的本事頂大，現在鍛煉酒量也是為將來建功立業做準備。
喝酒瞎混了兩個月，終於接到命令，到西安和專使行署會合。
35年10月底，蔡智明一行人乘火車到達西安，接著，其他人員也從各地趕到了這裏。護衛隊總共來了五百人，其中三百六十人來自憲兵，組成了一個大隊部、三個中隊（連）。國民政府原先計劃的是組建一千五百人的團級大隊，現在突然縮小為一個營，憲兵司令部的人和曾鐵衷大隊長都氣得直罵娘。
憲兵罵娘，專使行署的人也罵娘。“班禪行轅”和“專使行署”原先報請的護送經費是一百六十萬大洋，可現在上麵核準下來的隻有一百萬，而且僅撥付給八十萬正費、其餘二十萬留做“預備費”（也就等於是回扣了）。
“不成體統！禮送佛駕，事關民眾視聽、中央威信，從古到今都是不計花費的，哪有克扣儉省的道理？實在太不象話！”——行署的人暴跳如雷，這也難怪，他們是花了大本錢鑽營進來的，早就做好了分紅發財的準備，如今憑空少了這麽大一筆利益，豈能不著急呢？
不過，蔡智明對這些事情都無所謂，他隻覺得自己玩得挺開心。
護衛隊的士兵住在西大街的商號裏，軍官們則住在“西北飯店”，這是西安市一流的高檔賓館，飯店裏夥食本來很不錯，可大家卻每天打電話到城裏的各大飯館叫菜，吃喝完畢就讓專使行署的人付帳（他們也住在西北飯店），不僅如此，聽曲、看戲、購買土特產，也統統讓他們掏錢。一天，蔡智明看見幾幅不錯的碑石拓片，可是又覺得太貴，軍需官餘展鵬（他是曾鐵衷隊長的江西老鄉）立刻就當作“辦公用品”買下來，找行署報銷之後送給他了。
“娘的，八十萬大洋，不幫他們開銷點，對不起國家”，曾大隊長如是說。
吃喝玩樂，又過了一個月，“護送專使”終於乘坐著專列到西安來了。
火車站軍樂悠揚、彩旗飛舞、鑼鼓喧天，陝西省政府的官員、駐軍的代表在站台上迎接專使，專使行署和護衛隊的大小頭目們當然也都列隊恭候。
站台上樹起了專使的“帥旗”，那是一麵三角形的旗幟，紅緞子的旗麵、邊上鑲著黃綾絲帶、頂端係著明黃色纓須、旗子的正中還寫著一個大大的“誠”字，就象是戲台子上的旗子一樣，十分古怪。
更搞笑的是月台上還來了不少滿蒙的貴族，一見到專使就磕頭行禮，然後就“哀……哀……哀……”地放聲大哭，據說這些人以前都是新疆甘肅寧夏什麽地方的王爺侯爺，個個被軍閥們搶成了窮光蛋，聽說中央派特使來“宣撫西陲”，於是就跑到這裏請求青天大人為他們“主持公道”。
“護送班禪額爾德尼回藏特使”名叫誠允，他是遼寧遼陽人，滿族，瓜爾佳氏，漢姓關。有資料說他是正白旗、還有資料說他是正黃旗、正紅旗，我弄不清他到底屬哪麵旗；他自己說是溥儀的叔叔輩、可又有人說他家和皇族沒關係，我也不知道誰說的是真的。
不過，誠允這個人確實是愛國的，他和熙洽是表兄弟、熙洽的妹妹還是他的老婆，“九一八”事變後，倆人鬧翻了，熙洽當了日本人的偽吉林省長，誠允則當了抗日的吉林省長，表兄弟兩個對著幹。35年的時候，誠允是國民政府的“蒙藏委員會委員”。
那一天，和誠允同車到達的有“行署參讚”馬鶴天和“行署參軍”高長柱，馬鶴天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辦過報紙、當過蘭州中山大學（蘭州大學的前身）的校長；高長柱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因為曾經去過西藏，所以受聘擔任“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主任”。
車上還有一個人，是憲兵們的“自己人”——原先的南京憲兵三團團長、當時的北平憲兵副司令蔣孝先。蔣少將是蔣委員長的遠房孫子（有些人誤傳為侄子，字輩都搞錯了）、黃埔一期畢業，是國民黨憲兵的元老，他到西安的目的，一是陪同專使，二是給護衛隊押運裝備。
裝備運到了。第二天，護衛大隊打扮整齊、列隊前往“西北剿總司令部”，等候張學良張少帥的檢閱。
全體官兵清一色的黃呢子軍裝、褐色皮大衣、黑色高筒皮靴，每人配發德國造自來得手槍和美國造騎步槍各一支，一二中隊配備輕機槍六挺、三中隊配備迫擊炮三門，這在當時算是全國超一流的水平了。
在剿總司令部，張少帥先是和誠允閑扯了好久，然後又和蔣孝先親熱了半天，卻沒人理睬護衛隊。隊員們隻好直挺挺地站在外麵一動不動，臘月的北風呼呼地吹，雖然穿著呢子軍裝皮大衣，從沒去過北方的蔡智明還是有點受不了。不過，受不了也得受，就當是少帥在考驗自己了。
好不容易，張學良才從門廊裏走出來，對著護衛隊講了幾句話。大概是說班禪大師是個很重要的人物，必須好好保護，還說班禪也在東北講過經、傳過法，沈陽的黃寺曾經是他的行轅……因為離得遠、現場的風又大，蔡智明光看見少帥在那裏揮手，沒聽清他在講什麽，這些話都是聽別人轉訴的。
檢閱完畢，蔣孝先要了幾輛車，帶著憲兵軍官們去華清池泡溫泉。十二月份的大冷天，能在楊貴妃洗澡的地方躺一躺，真是舒服極了。
隻不過，舒舒服服泡溫泉的這些人誰也沒想到，第二年的這個時候，會在這個溫泉邊上發生“西安事變”；蔣孝先少將更是料想不到，明年此時，他就被張少帥的部下槍斃在華清池門口；蔡智明當然也不會知道，直到那個時候，他還在進藏的道路上磨磨蹭蹭、距離終點遙遙無期……
咦？講到這裏，班禪大師還沒露麵呢……
班禪大師的儀仗兵（2）
在華清池泡過溫泉，蔣孝文就趕往南京、給他的遠房爺爺蔣介石當侍衛室主任去了，憲兵護衛隊則乘坐汽車二團的軍車奔赴甘肅蘭州。
行署的官員們沒有動身。誠允特使認為，進藏的路途艱險、甘肅和寧夏的環境複雜，都不是穩妥安全的地方，而西安這裏既有重兵把守又有少帥坐鎮，軍紀優良、路不拾遺、固若金湯，是居家辦公的理想之地，所以他決定把行署總部設在西安。
隻可惜，誠允先生想不到這裏會發生“西安事變”，到時候，東北軍、西北軍把行署翻了個底朝天，把庫房裏藏著的皮毛、藥材、古玩、玉器……洗劫一空，害得他哭都哭不出來。
誠允特使不和護衛隊同行，卻有好多人願意隨憲兵一起走。“西北公路公司”把西安開往蘭州的票價翻了一倍，可所有的班車依然擠滿了乘客。客車緊跟在軍車的後麵，乘車的人們都認為護衛隊的裝備強、紀律好，可以保護他們。
從陝西到甘肅，沿途景色荒涼、匪情嚴重。忽兒聽說這裏被搶了，忽兒傳言那裏死了人。
最可怕的是“赤匪襲擾”，有消息說一股紅軍正從川北向甘南“進犯”，於是，車隊時不時地接到真假難辨的報告，一會說東麵發現一個團、一會說西邊看見幾麵紅旗……搞得護衛隊草木皆兵、心驚膽戰。蔡智明乘坐的是先導車，心裏更是緊張極了——萬一從哪個溝壑裏或者山頂上殺出一彪人馬，頭一個喪命的就是他。
車隊經過六盤山的時候遇上了大風雪，汽車爬著爬著就爬不動了，車軲轆直打滑，憲兵們隻好到附近的村莊裏找一些柴草鋪墊路麵。
這地方叫做華家嶺（在甘肅省通渭縣），蔡智明原以為自己的家鄉已經夠窮了，沒想到這裏比貴州還要窮。寒冬臘月、滴水成冰，十幾歲的男女居然沒有衣服穿，個個縮成一團、凍得直打哆嗦。
憲兵接連查看了好幾家，幾乎家家都是這樣。感歎之餘，紛紛發表議論，均認為是“匪患頻繁”造成了交通阻塞、土地荒蕪、庶民貧困，而貧窮的環境又使得百姓鋌而走險、輕易加入匪盜，最終才導致了惡性循環。
“噫！西北苦匪已久、匪化甚深，非以重兵整頓綱紀，難成剿匪建設之實效”。
在路上顛簸了十多天，雖然吃了不少苦頭，幸好沒遇上打仗，車隊順利到達了蘭州。護衛隊的駐地被安排在蘭州南郊的五泉山麓，這裏的住宿條件雖然比不上西安城的西北大飯店，但風景卻很悠美（現在是“五泉山公園”，遊覽勝地），蔡智明十分滿意。
蘭州是西北軍控製的地盤。和西安的東北軍不同，西北軍的裝備比較樸素，官兵們都穿著瓦灰色的土布棉襖，這就使得渾身皮衣馬靴的憲兵們顯得十分紮眼。當地人不知道“憲兵”是幹什麽的，就把憲兵大隊喊作“仙兵隊”，並且對這幫武器精良、服裝整齊、長相漂亮的隊伍充滿了羨慕。
也許正是因為漂亮得過了頭，“仙兵”當了沒多久，就變成“儀仗兵”了。
36年春節，“憲兵護衛大隊”奉命改編為“班禪行轅儀仗大隊”，從憲兵司令部劃歸國民政府行政院管轄。
改編後的儀仗大隊依然是營級單位，包括一個大隊部和三個中隊，總計386人，比先前的護衛隊有所精簡。
大隊部有9名軍官、21個兵；
一、二中隊均為6名軍官、108個兵，其中兩個排配掛“一長一短”——德國“盒子炮”外加美國馬槍（騎步槍，也稱卡賓槍）、另一個排裝備美國造“手提機槍”（1928式衝鋒槍）；
三中隊是機炮中隊，6名軍官、122個兵，裝備有兩挺重機槍、四門輕迫擊炮。
按照行政院的指令，護送班禪大師的任務應該在十個月內完成（從西安到青海兩個月、從青海到拉薩六個月、從拉薩到日喀則兩個月），可這時候儀仗隊還缺少馬匹。於是蔡智明他們就一遍又一遍地向專使行署催促，得到的答複是：“已派人購買所需物資，請耐心等待”。
這一等，就等了半年。
在蘭州，無所事事的蔡智明每天和軍需官餘展鵬一起四處閑逛。
餘展鵬是南京軍需學校的畢業生，按規矩應該到陸軍部隊當見習官（準尉），可他卻憑著和曾大隊長的關係當上了儀仗隊的上尉軍需，因此也就成了隊裏唯一一個憲兵係統外的軍官。
憲兵單位裏經常隱藏著一些“政治密探”，專門從事檢舉告發的工作，所以幹憲兵的人都養成了做事謹慎、說話小心的習慣。可餘展鵬卻是從鬆鬆垮垮的軍需學校出來的，行事自由散漫、講話無所顧忌，這和隻上了幾個月軍校的蔡智明十分投緣，倆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蔡智明不信佛，餘展鵬也不信，於是就經常拿班禪喇嘛開涮。
有一天，兩人在外麵聽說書，說書人正講到“蘭州五泉山的茅道士想到杭州西湖看燈會，他找來幾根穀草搓成繩子，暗念咒語，那草繩立刻化成了一條飛龍。隻見茅道士跨上草龍，騰空而去……”，餘展鵬拍著巴掌喝彩：“好！這茅道士比班禪喇嘛有本事，班禪要真的是活佛，自己就能飛回西藏，也用不著我們護送了”。
蔡智明剛開始也跟著哈哈笑，可笑著笑著就笑不出來了——旁邊的一大群藏族人蒙族人怒目圓瞪、幾乎要拔刀子殺過來。
說書的見勢不妙、撂下攤子跑了，兩個口不擇言的軍官也嚇得驚慌失措、落荒而逃。
從這以後，蔡智明才算是真正知道了班禪大師的威望，再也不敢隨便拿喇嘛開玩笑了。
說到這裏，馬甲覺得應該把九世班禪進藏的背景情況介紹一下。
從“大藏區”的概念來講，藏民居住的主要區域分為三塊：西康、安多和西藏。
西康曾經是一個省，在今四川西部和西藏東部，首府是康定；“安多”卻不是行政區域，所以沒有首府，它包括四川北部以及甘肅、青海的南部，政治中心在甘南的拉卜楞寺、經濟中心在川北的鬆潘；而當時的西藏，則分為“前藏”和“後藏”，前藏延伸到不丹，後藏包括了錫金。
藏區裏有許多活佛，等級各不相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達賴和班禪，藏民們稱他倆為太陽和月亮。
“太陽”達賴是“前藏”的宗主，據說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寶貝佛）的大弟子，他的首府在拉薩，“前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他的宗寺；“月亮”班禪是“後藏”的宗主，他是宗喀巴的二弟子，首府在日喀則，掌管著紮什倫布寺。
另外，宗喀巴還有個三弟子“哲不尊丹巴”，在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管理蒙古人，好象不如兩個師兄那麽出名。
宗喀巴是明朝時候的人，他創建的“格魯教派”曆史並不長，“達賴”和“班禪”這兩個名字更是清朝以後才有的（達賴是蒙古語大海的意思，班禪是梵語金剛的意思），但“大海”和“金剛”確實很能幹，雖然創教時間不長，卻能將格魯教派（也稱“黃教”）發展成為藏區最大的僧俗勢力，並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實施了政教合一的統治。
清朝末年，達賴在拉薩的行政機關叫“噶廈”，班禪在日喀則的辦事機構叫“堪布廳”，手下有僧官、俗官、還有軍隊。倆人在前藏、後藏的權勢如日中天。
從理論上講，達賴和班禪是平等的，但在實際上，“大海”的地位比“金剛”高一截。這不僅因為達賴是師兄的化生，還因為他控製的寺廟、土地、人口比班禪多好幾倍，經濟實力強，政治勢力就大，說話也比較管用。所以，達賴通常能夠壓過班禪，成為藏區僧俗事務的代言人。
曆史上，達賴和班禪也鬧過矛盾，但直接撕破臉皮的情況並不多，這裏麵有個原因是他倆“互拜師父”、有同門同宗的關係。
達賴和班禪都屬於能夠“轉世”的活佛，也就是說，他倆“圓寂”之後並不是死了，而是轉個地方投胎、接著活，因此可以從過去活到現在再活到將來，一直活下去。美中不足的是，人雖然活過來，但上輩子的知識卻忘光了，隻好重新學。
重學知識沒關係，寺院可以找有學問的喇嘛充當“經師”。麻煩在於“太陽”和“月亮”的地位太高，誰也不方便為他倆剃度、受戒，而且，小太陽或者小月亮如果調皮搗蛋不念經，也沒人敢打他們的屁股。所以，隻好請他倆自己解決師承問題，誰年長誰就當師父。
這樣一來，達賴和班禪的師徒關係就有些扯不清，今世你是我師父、下世我是你師父，達賴拜了班禪七八次，班禪也拜了達賴好些次。當然也有不拜師的時候，那是因為大家當時都是小孩子，誰也管不了誰，隻好作罷。
蔡智明他們護送的這位“九世班禪”，師父就是“十三世達賴”。
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字叫做“土登嘉措”，說起這個人，看過電影《紅河穀》的就知道，那裏麵指揮藏民抵抗英軍的就是他。
在1904年的抗英戰爭中，達賴、班禪師徒倆是合力抗敵的，《紅河穀》裏守衛江孜城的藏軍是十三世達賴的部下、爬懸崖運送彈藥的喇嘛則是九世班禪的僧兵。在這次戰爭中，前藏犧牲了一個“代本”、後藏陣亡了一個“堪布”，都是高級官員。
但這場戰爭最終還是失敗了。拉薩被占領，達賴跑了；班禪在日喀則，他卻沒有跑。
按大清朝的規矩，守土官員逃跑是有罪的，於是慈僖太後發話：“革除十三世達賴的封號，由九世班禪代行西藏政務”。這麽一來，達賴就對班禪有意見了，他認為徒弟搶了師父的飯碗。
十三世達賴逃到了庫倫（烏蘭巴托），他先是求蒙古貴族幫忙、接著又派人去彼得堡請沙皇出兵，結果卻沒人搭理他。於是他覺得徒弟靠不住、滿人靠不住、蒙古人靠不住、俄國人也靠不住……到了1910年，駐藏的川軍在布達拉宮前麵亂開槍、打死了幾個僧侶，達賴很生氣，覺得漢人也靠不住，於是就跑到印度的大吉嶺投靠了英國人。
英國人對達賴挺不錯，幫他訓練軍官、還給他提供武器，十三世達賴也因此建立了西藏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軍隊。
清朝滅亡後，袁世凱恢複了達賴的封號。十三世達賴回到西藏，兵強馬壯、人多勢眾、財大氣粗，於是就開始清除異己，專門和班禪過不去。他先是向後藏派遣地方官、接著又在日喀則征收重稅、到後來更是隨意羈押紮什倫布寺的僧官，逐步取消了班禪的各種特權。
九世班禪越來越搞不過達賴，覺得再這樣下去連性命都危險，隻好於1923年12月26日（毛主席30歲生日那天）逃離了西藏。為此，藏族人民深情地歌唱道：“都說班禪似神鷹，展翅翱翔去遠方……”
班禪大師翱翔到了北京。北洋政府正忙著打內戰，京城的旗號變來變去，誰也顧不上這隻神鷹。他隻好慢慢熬著，一邊念經、一邊等待時機。
終於，機會讓他等來了。
趕走班禪之後，十三世達賴控製了前藏後藏，意氣風發、整頓軍備、圖謀發展。
達賴首先決定向西擴張勢力，於是命令尼泊爾王國向他納稅，沒想到尼泊爾國王不但不買帳，反而宣布全國總動員、要和西藏的喇嘛開仗，這下把事情搞大了。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都出麵調停，把達賴同學批評了一頓，這才大事化小，免除了一場戰端。
從此，達賴大師知道西邊不好惹，就開始向東麵打主意。
1930年，藏軍揮兵東進，把駐守西康的劉文輝部川軍打得丟盔棄甲，馬基（指揮）和代本（團長）們相繼占領了德格、甘孜、爐霍……噶廈府的勢力一舉越過金沙江，控製了金川江以西的廣大區域。
西康方麵打得順利，十三世達賴的信心高漲。31年，他又命令軍隊向“安多地區”進攻，藏軍很快攻占了川北的石渠、包圍了青海玉樹，“安多”指日可下。
可是，“安多”的玉樹屬於“徇化府”管理，那是“回回”馬步芳的地盤。“青馬”可不象川軍那麽膿包，馬步芳聽說藏兵進犯，立即派出騎兵窮追猛打，不僅解救了玉樹、奪回了石渠，還大舉南下，打得藏兵潰不成軍。藏軍不僅沒得到“安多”，反而把先前占領的西康德格、甘孜、爐霍……全部丟失，重新退回了原地。
達賴的兵馬白辛苦一場，得到一個教訓：“馬子香（馬步芳）的回回兵惹不得！”
在“西藏東擴戰爭”中，劉文輝和馬步芳都曾經向國民政府反映：藏軍的武器彈藥是由印度的孟買兵工廠製造的，而且，在前線還發現有英國軍官。
蔣介石政府向英國方麵提出質詢，英國人倒也老實痛快地承認了，還說“向達賴藏軍提供軍火，是根據《印藏條約》決定的”，並且表示，英國政府願意出麵調解“中藏糾紛”。中國大使回答：“這是我國的內政，不必英國插手”，謝絕了調解。
這事雖然就這麽不了了之，但卻給國民政府提了個醒——如果不及時加強對西藏的管理，讓十三世達賴一個人在那裏瞎整，早晚會整出什麽不堪收拾的事情來——可是，南京政府這時候正忙著剿共、還忙著打中原大戰，哪裏顧得上藏區的事務。
於是，蔣介石就想起了九世班禪。
班禪大師在內地的這幾年，日子過得又好又不好。
說好，是因為他還是挺風光的。無論誰上台，都給他個封號、送他些賞賜；遇到名人死掉了，請他去誦經超度；遇到貴人辦喜事，請他去祈禱祝福；青幫大佬杜月笙的“杜家宗祠”落成典禮，也要請他來湊個熱鬧。班禪就象是走穴的大明星，這裏發個通電、那裏辦個法會，除了能夠收取香資、還能保持一定的知名度。
說他過得不好，是因為政府官員們並沒有把“班禪大師”認真的當回事。人家請他出頭露麵，多半是出於虛榮——“給皇上念經的人，現在給我家念經”，夠神氣！一旦提及政治訴求、國務建議，就沒人理睬他了。
就拿班禪自己的情況來講，他留在後藏的財產被達賴侵吞了、家裏的親屬被“噶廈”扣留了、他在日喀則的部下被前藏官員欺負……統統沒有辦法解決。所以，班禪在內地流亡，雖然有錢有名，但內心裏卻難免鬱悶。他時刻都期盼著能夠回到紮什倫布寺，卷土重來。
終於，1931年“西藏東擴戰爭”後，南京政府冊封九世班禪為“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年俸十二萬元，並且頒發了玉印玉冊。班禪正式獲得了“護國法師”的地位，返回故土的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了。
九世班禪很清楚，他回藏的主要威脅是十三世達賴。因此，在上表中央政府的“十六條意見”中，他除了一再申明要“維護中央、西藏間固有之統屬關係”，還提出了三方麵的要求：一是要求前藏、後藏劃清界線，前藏歸達賴管、後藏歸班禪管，並且由中央政府派員分駐前後藏，井水不犯河水；二是請中央政府提供兩個團的武器裝備，幫他組建衛隊，還要給他提供無線電台和長途汽車，這樣，一旦有事，既可以報告又可以逃跑，比較安全；三是求中央做主，讓達賴歸還其強占的後藏的財物、釋放其扣押的人質……
從班禪的角度而言，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並不算過分。
可是，一心獨霸西藏的達賴喇嘛豈能允許班禪和自己平起平坐，他隨即針鋒相對地向國民政府提出要求：一、撤消班禪的封號；二、查抄班禪的武器；三、撤消班禪的辦事機構、對班禪本人實施拘禁；四、取消班禪的俸銀和辦公費用。
這下子，班禪被激怒了。在此之前，他還從來沒有公開講過師父的壞話，這一次終於忍不住破口大罵、一口氣對外宣布了達賴的“十大罪狀”。於是乎，太陽和月亮兩個活佛翻出幾十年的舊帳，電報來電報去、吵得不可開交。
這個局麵讓南京政府十分為難。很明顯，班禪是更加維護中央政權的，可如果支持班禪，不僅會得罪土皇帝達賴、更會得罪洋霸主英國，這就讓蔣委員長感到難以承受。想來想去，他隻好裝聾作啞、再“研究研究”。
這一研究，就研究了好幾年。
不過，在這幾年裏，國民政府依然成立了“班禪行轅”，並且提供了足夠的辦公經費。
有網友知道，軍統頭子徐遠舉曾經在班禪辦事處工作多年，這是真的，其實，在班禪身邊的軍統人員遠不止他一個。原因很簡單，“九一八事變”後，華北的局勢十分複雜，如果稍不注意，讓班禪和溥儀一樣被弄到滿洲國去了，以他在東北、西北和蒙古的影響，麻煩就大了。
在這幾年裏，班禪被國民政府照顧得很好。可是，西藏的喇嘛們卻沒有把達賴大師照顧好，33年12月17日，十三世達賴忽然死了。
有資料說，達賴是因為感冒以後吃錯了藥而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死得很突然。
得知這個消息，班禪大師表現出極大的悲痛，半年裏舉辦了多次“誦經法會”，我不知道這個悲痛是不是真的，如果以馬甲的小人之心度班禪的活佛心腸，他應該高興才對。因為班禪返藏的最大障礙終於解除了，他終於可以回家了。
事實也是這樣，班禪大師隨即就著手準備返回西藏。可是，在返藏方式和返藏途徑的選擇上，英國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們希望班禪從“海路返藏”，也就是先坐船到印度、經過英國的控製區再回到西藏去。對此，班禪本人沒有表態，國民政府在經過很長時間的研究之後，決定班禪大師由“陸路返藏”。
班禪是從陸路逃出西藏的，現在還是從陸路回去……
以上，就是蔡智明他們護送“班禪返藏”的大致背景。
說句題外話。現在對十三世達賴的官方評價是“愛國的宗教領袖”，對此，我當然不會反對。
隻是，從十三世達賴的身上，可以看出十四世達賴（現在還在印度的那位）的行為根源。當然，從格魯派教義而言，十三世達賴和十四世達賴實際上是同一個人，這很有趣。但不管怎麽說，負責撫養並教育十四世達賴長大的，正是十三世達賴身邊的親信和那些參謀，這當然會使得兩代達賴的思想和行為有著很深的延續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十三世達賴做過的事，十四世達賴多半也會接著做。
達賴如此，班禪的情況也是如此。
活佛也是有人性的，都會受到近墨近朱的影響，不是麽？
1936年，蘭州的冬天過去了，春天來了，春天過去了，夏天又來了。
6月中旬，誠允特使終於從西安來到了蘭州，甘肅省的主席朱紹良、駐軍的軍長於學忠、鄧寶珊等人都去迎接。車站上還是那一套，依舊是軍樂悠揚、彩旗飛舞、鑼鼓喧天，依舊樹起“誠”字大帥旗，誠允大人也依然誌得意滿、神采奕奕……所不同的是行署的錢花光了，誠允一到蘭州就給“蒙藏委員會”發電報，請中央政府增撥款項。
蔡智明心想：不管怎麽樣，這回可以出發進藏了吧。
人家班禪大師在甘肅的拉卜楞寺已經等候多時了。“憲兵護衛隊”也好、“班禪儀仗隊”也罷，組建了十個月，居然到現在還沒有見過班禪本人，這實在有點兒不象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