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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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儒辜鴻銘
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９種語言，獲１３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字湯生。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１８４０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裏，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曆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隻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麽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紮。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裏，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劄記》，反複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係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麽樣子的人，什麽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隻有中國人全麵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裏，隻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隻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麵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歎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裏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附： 《中國人的精神》（節選）
我曾聽一位外國朋友這樣說過：作為外國人，在日本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討厭日本人。相反，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喜歡中國人。這位外國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國。我不知道這樣評價日本人是否合適，但我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諸位都會同意上述對中國人的判斷。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喜歡中國人，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人身上有種難以形容的東西。盡管他們缺乏衛生習慣，生活不甚講究；盡管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有許多缺點，但仍然贏得了外國人的喜愛，而這種喜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得到的。我已經把這種難以形容的東西概括為溫良。如果我不為這種溫良正名的話，那麽在外國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誤認為中國人體質和道德上的缺陷──溫順和懦弱。這裏再次提到的溫良，就是我曾經提示過的一種源於同情心或真正的人類的智慧的溫良──既不是源於推理，也非產自本能，而是源於同情心──來源於同情的力量。那麽，中國人又是如何具備了這種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這裏冒昧給諸位一個解答──或者是一個假設。諸位願意的話，也許可以將其視為中國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國人之所以有這種力量、這種強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完全地或幾乎完全地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的生活── 這種情感既不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你們所說的神經係統奔騰的情欲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 ──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的那種意義上的情感。
下麵讓我們看看中國人是否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對此，我們可以用中國人實際 生活中表現出的一般特徵，來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來談談中國的語言。中國的語言也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其兒童和未受教育者學習中文比成年人和受過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於兒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靈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相反，受過教育者，特別是受過理性教育的現代歐洲人，他們是用大腦和智慧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的。有一種關於極樂世界的說法也同樣適用於對中國語言的學習：除非你變成一 個孩子，否則你就難以學會它。
其次，我們再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中國人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其秘密何在？就在於中國人是用心而非腦去記憶。用具同情力量的心靈記事，比用頭腦或智力要好得多，後者是枯燥乏味的。舉例來說，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兒童時代的記憶力要強過成年後的記憶力。因為兒童就象中國人一樣，是用心而非用腦去記憶。
接下來的例子，依舊是體現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並得到大家承認的一個事實─ ─中國人的禮貌。中國一向被視為禮儀之邦，那麽其禮貌的本質是什麽呢？這就是體諒、照顧他人的感情。中國人有禮貌是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他們完全了解自己的這份情感，很容易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顯示出體諒、照顧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國人的禮貌雖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樣繁雜，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禮貌則是繁雜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經聽到了一些外國人的抱怨。折衷禮貌或許應該被稱為排 練式的禮貌──如劇院排戲一樣，需要死記硬背。它不是發自內心、出於自然的禮貌。事實上，日本人的禮貌是一朵沒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國人的禮貌則是發自內心 、充滿了一種類似於名貴香水般奇異的芳香。
我們舉的中國人特性的最後一例，是其缺乏精確的習慣。這是由亞瑟·史密斯提出並使之得以揚名的一個觀點。那麽中國人缺少精確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說依然是 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象頭腦或智慧那樣僵硬、刻板。實際上，中國人的毛筆或許可以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準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正是因為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們在許多方麵還顯得有些幼稚。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作為一個有著那麽悠久曆史的偉大民族，中國人竟然在許多方麵至今仍表現得那樣幼稚。這使得一些淺薄的留學中國的外國留學生認為中國人未能使文明得到發展，中國文明是一個停滯的文明。必須承認，就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限製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域中國人隻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麽進步。這不僅有自然科學方麵的，也有純粹抽象科學方麵的，諸如科學、邏輯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詞，是無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
象兒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對抽象的科學沒有絲毫興趣，因為在這方麵心靈和情感無計可施。事實上，每一件無需心靈與情感參與的事，諸如統計表一類的 工作，都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如果說統計圖表和抽象科學隻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那麽歐洲人現在所從事的所謂科學研究，那種為了證明一種科學理論而不惜去摧殘 肢解生體的所謂科學，則使中國人感到恐懼並遭到了他們的抑製。
實際上，我在這裏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並非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所有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都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一樣，歐洲 中世紀的基督教徒們也同樣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馬太·阿諾德就說過："中世紀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靈和想象來生活的。"中國人最優秀的特質是當他們過著心靈的生活，象孩子一樣生活時，卻具有為中世紀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所沒有的思想與理性的力量。換句話說，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夠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因此，我們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一些阻礙，不如說她是一個永遠不衰老的民族。簡言之，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就在於他們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問題了──什麽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國人永遠年輕的秘密又何在呢？諸位一定記得我曾經說過：是同情或真正的人類的智能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的智能，是同情與智能的有機結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和。總之，它是心靈與理智的和諧。如果說中華民族之精神是一種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麽，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附: 解讀辜鴻銘 (同上轉自中華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master/guhongming/ghm004.htm)
辜鴻銘（1857～1928）是清末民初馳名中外的文化怪傑。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李大釗嚐言：“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文化巨擘吳宓亦讚曰：“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之宣傳員。”而在新文化運動另一位領袖陳獨秀眼中，卻是位“很可笑”、“複古向後退”的怪物，以“老頑固”、“老古董”、“腐儒”等相稱者也不乏其人。如此褒貶相反的頭銜，細數下來，竟有二三十個之多，集於一人之身，足見其受重視之程度。由是，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學英文教授溫源寧謂：“在生前，辜鴻銘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逝世之後，恐怕有可能化為神話人物了。”
一、 究竟有怎樣的出身和家庭背景
辜鴻銘的先祖本姓陳，世代在福建廈門同安捕魚為生。到陳敦源時，因酒醉失手傷人，為避官府緝拿，攜帶家眷遠渡南洋，最後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落戶，成為伐榛辟莽、開墾這塊蠻荒之地的華人前驅，旅居時間比英國人還早。事過境遷，陳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難以釋懷，於是幹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
1857年7月18日，當辜鴻銘向著馬來亞的酷暑盛夏熱烈投奔而來時，這個熱帶南洋小島早已被英國殖民者占據，改名為“威爾斯王子島”，他的父輩們已同英國殖民者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辜鴻銘之曾祖父辜禮歡，作為“當地最可敬之華人”，被初登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者委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腦——首任甲必丹（Captain）。這位地方的頭人育有八子三女，兒子中數辜安平、辜國材和辜龍池三人最有出息。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國內讀書，後來，在林則徐手下為官，不久後又奉調台灣任職，並從此定居台灣。辜國材和辜龍池則繼承了辜禮歡的衣缽，在政治上繼續與英國殖民者保持合作關係。辜國材因有外交頭腦，受派隨英國人、東印度公司要員萊佛士爵士率領的艦隊登陸新加坡，在這片新開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為來新加坡最早的中國人之一。辜龍池在吉打州政府裏任公職，於地方建設卓有功勳，被吉打蘇丹賜拿督勳銜。他有個兒子不喜從政，幫助英商布朗經營檳榔嶼的牛汝莪橡膠園，頗得老板的信任，成為密友。他就是辜鴻銘的父親辜紫雲。辜鴻銘乃辜紫雲次子，取名湯生（Tomson）。
混血兒的體態，超凡的天賦，伶俐的言行，與眾不同的性情，使小湯生深討布朗的喜愛。布朗收其為義子，並於1867年前後帶他返回蘇格蘭老家，對他的學業做了周密、細致的安排。十四歲那年，湯生以優秀的成績完成了義父為他開設的各種課程，被送到德國學科學，不久考入萊比錫大學，獲土木工程文憑。回蘇格蘭後，又進英國古老的名牌大學——愛丁堡大學就讀。Hong?Beng kaw（湯生在學校的英文名字，為閩南方言譯音）這尾來自東方的小魚，自由自在地遨遊於西方文化的大海，經過徹頭徹尾的西方學術武裝，最終在愛丁堡大學校長、英國著名作家兼曆史學大家、社會批評家卡萊爾引導下，棲息到浪漫主義的文學海島之上。卡萊爾、阿諾德、羅斯金、愛默生等人抨擊資本主義的精辟格言，湯生爛熟於心。什麽“現今的王國是人民貧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亂加一條槍”，在他年輕的心靈造就了七級地震。這些歐洲先賢們對中國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讚賞。在他們浩瀚的書海裏，湯生傾聽到了萊布尼茨的心聲：“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更進步的民族存在，東方的中國，現在給了我們一大覺醒。”萊布尼茨認為中國文化是醫治西方弊病的良藥，為此向歐洲社會發出忠告：“在我看來，我們目前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指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正如我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傳授上帝啟示的神學一樣。”湯生也追尋了伏爾泰訴說“中國是世界上惟一的將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的思想根源。卡萊爾更是賦予中國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過去與現在》中，這位愛被人稱作“皇帝”的大師把中國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稱道中國的政製。這些西方社會的文化精英，連同歌德、狄德羅等一長溜大人物，成了湯生了解和認同母國文明充滿魅力的精神食糧，尋回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神聖的民族尊嚴，並由此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一生。
在愛丁堡大學，湯生還堅持學習希臘語、拉丁文等。1877年二十歲那年，他通過拉丁語和希臘兩門古語，以及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眾多科目的學習和考試，摘取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的桂冠。爾後到牛津大學進修了一段時間，旋赴意大利、奧地利、德國等地遊學。取得德國柏林一所學院的哲學博士學位(一說碩士)後，轉赴巴黎。數年間穿梭般求學於萊比錫、愛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學。湯生憑著自己的天才和勤奮，掌握了十來門外語，並獲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幾項文憑、學位，成為一位學識淵博、滿腹經綸、能言善辯、筆走飛鴻、大器早成的青年學者。此時父母已先後下世，湯生決心遵從父親“回到東方來，做個中國人”的遺命。布朗支持他東返，這位善良友好的英國紳士相告帶他到歐洲求學的目的，是為了給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視能力的西洋鏡，會通中西，日後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
1880年，湯生登上了東返馬來亞的輪船，被英國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輔政司任職。1881年歲末，湯生偶識清廷派赴南洋諸地宣慰僑胞並與英國殖民當局辦理交涉的馬建忠（《馬氏文通》作者），經三日傾談，人生觀及生活方式發生180度大轉變，傾心仰慕祖國文化，決心回國為災難深重的祖國效力。湯生向殖民當局辭職後不久，即來到華洋雜處的香港，埋頭苦讀漢學著作和中國經典，對中國學術思想恍有所悟，寫就平生第一篇有關中國的論文《中國學》，文章概述了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漢學發展情況，嚴厲批評了西方漢學家們的治學態度和學術不足。此文在《字林西報》(英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報紙)上連載後，他興衝衝地趕到上海，請教馬建忠，未遇，乃隨處旁聽一些塾師講授四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裏這句本是說洗澡問題的話，給湯生留下至深印象，他進一步悟道：精神上的洗禮，品德上的修煉，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嚐不是如此？聯想基督教徒的每日懺悔，湯生決意要使自己廢舊圖新，追求中國精神，並使之完美。他借用“湯之盤銘”之句，給自己取字鴻銘。鴻者，大之意。商湯王在洗澡盆上刻寫警語，湯生將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為座右銘。
1885年前後，辜鴻銘在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戰幾位肆意詆毀中國的洋鬼子，為同船的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所奇，乃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引薦。由是，辜鴻銘進入了晚清重臣張之洞幕中，被委為洋文案，辦理邦交諸務。
二、究竟如何聰明、善辯、幽默
著名中國通、曾任袁世凱總統顧問的《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理循雖然終生與辜鴻銘為敵，但這位自負的英國博士卻由衷地說：“辜鴻銘的英語詞匯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辜鴻銘的語言天才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英文造詣，孫中山、林語堂皆推為“中國第一”。其德文水平也達出神入化之境，德國作家帕凱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民國初年在德國人舉辦的慶祝俾斯麥誕辰一百周年的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精彩演說，博得全場德國學者和紳士們心悅誠服的掌聲。至於法文、希臘等語，辜鴻銘使用起來也像公孫大娘舞劍一般順手。就連幾欲失傳的拉丁語，也不在話下。
辜鴻銘還是個記憶天才。他在少年時代所學的詩歌，終生不忘。曾師從辜鴻銘學英語的現代著名女作家淩叔華，曾親耳聽過年過花甲的他背誦彌爾頓那首6100多行的無韻長詩《失樂園》，居然一字沒錯！他嚐教記憶之法，謂初步為感動（impression），次步為保留（retention），終為回憶（recollection）。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矣！”這是辜鴻銘喜歡引用的孟子語錄。在現實生活中，他還是直追東方朔的能言善辯之士、一個為中外稱道的諷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奮，辜鴻銘的聰明是幼時勤奮好學結出的碩果。除了每日背誦古今中外經典，他還喜歡抄書。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讀書期間，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書樓閱書，數年之間，抄書數十種。連西方一些飽學之士，都畏與之談，因其所讀之書，不僅有為彼等未曾寓目者，還有世間無法購得之孤本。
中國著名醫學家、馬來西亞歸僑伍連德博士嚐言，“從青年時期讀書開始，他（指辜鴻銘）就很有出息”，在檳榔嶼廣為人知。淩叔華在《記我所知道的檳城》一文中，說自己曾聽父執輩談起幾個西方學者說過類似這樣的話：“這個怪人，誰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沒出娘胎，就讀了書的，他開口老莊孔孟，閉口歌德、伏爾泰、阿諾德、羅斯金，沒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們一打的句子來駁你，別瞧那小腦袋，裝的書比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還多幾冊吧？”
對那些自以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習慣的西洋佬，辜鴻銘的舌辯天賦，發揮得最是淋漓盡致。還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重大傳統節日，他一定要在房間裏朝東方擺個祭台，敬上酒饌，有板有眼地遙祭祖先。房東老太揶揄地問：“你的祖先什麽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他響亮地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令對方瞠目結舌。
十九世紀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訪華時，曾會晤辜鴻銘，名為請教孔孟學說，卻語含譏誚：先生留學歐美，精通西學，難道還不知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而不能行於當今嗎？辜鴻銘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幾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幾千年後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說，難道還會是三三得八不成？貴國如果沒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點玩藝兒吧！不待對方發話，辜鴻銘又接著說了下去：不過，閣下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十九世紀的數學是改良了，剛才我們說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確之處。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卻七折八扣變成了三三得七，有時連七還得不到，成了個大大的負數。到了還錢時，三三得九卻連本帶利還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識時務，落伍得很！一席話說得伊藤博文大窘，再無他語，後來見人就說辜鴻銘有金臉罩、鐵嘴皮功夫。
一次外國友人邀請辜鴻銘宴飲，推其坐首席。席間有人問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裏。辜鴻銘答：剛才諸君互相推讓，不肯居上坐，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競天擇”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旨，則今天這一席酒菜勢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競爭一番，決出勝敗，然後定座，再動筷子。如果這樣的話，今天這頓飯不知要經過多長時間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後誰也吃不到嘴。眾皆稱妙。二十世紀初辜鴻銘在上海任職時，曾與幾個外國朋友逛十裏洋場。洋人見沿途豔旗高張、娼館林立，驚異上海的賣淫婦何其多也。辜鴻銘巧言遮醜，說：rostitude,destitude（賣淫者，賣窮也），隱含的意思是並非中國婦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窮途末路，不得已而為之。
辜鴻銘一張利嘴，還為辮子保過駕，為纏足作過辯護。外國人問他“為什麽中國人留辮子”?他如是答：“為什麽外國人留胡子？”當外國佬譴責中國婦女纏足野蠻時，他必大加反擊：“那麽，你們西洋女子為何要束腰呢？”辜鴻銘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級辯護，乃是為納妾製所作的“壺一杯眾”。當一位洋夫人藉此反問為何不能 “妻一而夫眾”時，他振振有詞地答：“夫人可曾見過一隻茶杯配四把茶壺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詢問後，以溫和的語氣對該貴婦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車代步，汽車有四隻輪胎，敢問府上備有幾付打氣筒？”此語一出，哄堂大笑。辜鴻銘機智善辯，雖然有時也狡辯，強詞奪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圓其說，並以巧言製服論敵的那份能耐，卻是中外莫如的。辜鴻銘不僅是中國留學生的老前輩，也是幽默的老前輩。一代文豪、翻譯大家兼幽默大師林語堂對其推崇備至，嚐言：“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許正因為辜鴻銘聰明、幽默、有趣且有見識和深度，因此頗受學生們的喜歡。據北京大學畢業的震瀛等人回憶，辜鴻銘在北大執教時，“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樣一個“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
文化巨匠吳宓曾以“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加譽辜鴻銘，並說：“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於外人，又鑒於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於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
當年出西洋讀書時，父親說了許多話，辜鴻銘記得最牢的是“中國人”三個字。到歐洲後，作為大富翁家的養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貴族化的，可他畢竟是個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是為歐洲人所瞧不起的黃種人的一員，自然成了為數不多的種族歧視的對象。這種社會背景，培植了他極強的自尊心和愛國情結。
剛走上張之洞總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稱中國貨為native goods（土貨），大為氣憤，認為native含有生番野蠻不化之意，堂堂中華所產貨物怎能以土貨稱之？立即將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這是“中國貨”。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其移節武昌，時長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濃於水的民族尊嚴，使辜鴻銘憤而以“一個中國人”為筆名，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係論》，堂堂正正為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運動向世界作辯護。倫敦《泰晤士報》對此文作了摘要並加評論登載，懷疑此文的作者出於中國人之手，因為那“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用空穀足音來比喻辜鴻銘的言論，並非溢美。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整個英語世界幾乎一直是歐美列強自己充當輿論主角並自說自話，辜鴻銘的出現，使中國終於有了能理直氣壯地為祖國權利向世界發言、尋求正義的聲音，這是屈辱的中國近代史難得一聞的壯魄和虎吼聲。
辜鴻銘歸國以後，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就像開鍋的蒸汽一樣長久升騰在他的心頭。一位美國船長在福州無端向中國人開槍，幾致人喪命，他卻僅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賠償。而美國駐福州領事竟責怪他多付了，罵他是個傻瓜蛋，說：“為什麽要給他那麽多錢，隻不過是一個中國人嘛。”辜鴻銘得知此情，義憤填膺，公開將帶有此種歧視感欺辱中國人的洋人宣判為“夷”。他著文說：
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國駐福州領事那樣的人……是那些以種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那些惟殘暴武力是視，恃強淩弱的法國、德國和俄國人，那些不懂得什麽是真正的文明卻以文明自居的歐洲人！
如此義正辭嚴、指名道姓的譴責，在此之前的外交文書或對外檄文中是無法見到的，即使今天讀來，也令人感到血脈賁張，心胸裏升騰起一股民族正氣。
對那些動輒“叫嚷炮艦鎮壓”的侵略者，受過西方近代民族意識熏陶的辜鴻銘表示萬分的蔑視，他如是抨擊：
我想應當告訴外國公眾，從外國炮艦上開火的第一炮，就將成為一場戰爭的標誌，不是與政府的對抗——正如我們迄今的對外戰爭那樣——而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
字裏行間，洋溢著濃烈的民族感情和神聖的國格意識，令人肅然起敬。
八國聯軍侵華後，辜鴻銘懷著一腔火熱的愛國之情，不遺餘力地用英文寫就《尊王篇》等文章，廣發世界，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當辛醜議和、列強叫囂要中國拆毀大沽口炮台時，他大聲疾呼：
我在此貿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炮台——傳教士炮台。我鬥膽預言，假若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應有的關注，很快甚至連外國人在中國謀生都不可能——除非搶！
此類檄文，堪稱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稱道辜鴻銘：“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除了抨擊侵華行為，譴責列強對中國內政的幹涉，對那些傲慢無禮、藐視中華已極的輕佻言論，辜鴻銘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為中國辯護，捍衛民族尊嚴。十九世紀末，歐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製黃種人的入侵。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這種無稽論調，並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國有“小鬥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並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一個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總把中國作為假想敵、不時夢囈般失態驚呼“黃禍論”。去年“9·11”事件以及中國政府的立場，使那些西方政要，似乎有了某種清醒的認識，善良的西方民眾據此更是分清了敵友。重溫辜鴻銘一百一十年前的“斥黃禍”文章，喚起我們的難道僅是對中國這位最早“斥黃禍”義士的記憶？
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研究漢學的結果，竟然得出“中國人智力貧乏”的結論。辜鴻銘譏斥他不僅缺乏教養，而且自身恰是個智力極端貧乏者，因為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淺顯的各種層次分別，他能夠看懂的恐怕也僅屬其中淺顯的一類。最後，辜鴻銘還不忘幽上一默：“當威妥瑪先生發狂地指責中國人智力貧乏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專門寫給孩子們的少兒讀物。”英人濮蘭德與白克好司合著的《清室外紀》和《慈禧外紀》等書，在西方頗為暢銷，筆下對中國和中國人常極盡譏嘲揶揄之能事，辜鴻銘也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譏一番。凡此種種，為世界重新認識中國產生了積極效果。日本學者、《時事新聞》駐北京通訊員鷲澤與四二曾說：“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國人民站在了中國政府和文明的一邊。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過分的讚譽都顯得多餘。”
在崇洋懼洋成風的年代，辜鴻銘始終高舉愛國主義大旗。愛國，首先要愛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辮》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變成西化者洋鬼子時，歐美人隻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隻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於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辜鴻銘不遺餘力地頌揚中華文明，肯定中華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讚中華的地步。在他看來，中華文明高於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華文明推向全世界，並聲稱要用中華文明改造世界。他堅信，未來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這種民族骨氣和不凡的氣度，在舊中國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當屬鳳毛麟角。由是，辜鴻銘的精神頗得時人的欽佩，就連外國人也向他投以讚揚的目光。
英國文豪毛姆來華拜見辜鴻銘，寫了張紙條讓人送過去，請他過來坐坐，辜鴻銘堅拒不去，充分體現了強烈的民族尊嚴。毛姆不得已親來造訪，辜鴻銘譏議道：“你們以為隻消招招手，我們就得來？”他還盡情向毛姆發泄著對於來自西方的民族和文化歧視的憤嫉心情：“你們憑什麽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你們的藝術和文字比我們的優美嗎？我們的思想家不及你們的深奧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複，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呶，當你們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你可曉得我們試過一個在世界的曆史上是惟我獨尊的實驗？……”
拋棄海外優越的生活，義無反顧回歸中土以後，辜鴻銘自覺地成為維護中華民族神聖尊嚴的勇敢衛士，以中國人的名義和流暢的英語，向西方人的歧華言行大膽地提出挑戰、抗議，並不懈地教訓西方人。愛國主義是辜鴻銘思想學說的淵源，愛國，簡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說：“我熱愛我的國家……在他們（按：指嘲笑他的大學生）還沒有出生前，我就口誅筆伐，反對‘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國讀書時就已知道何為祖國，而當時許多中國人對此還不甚了解；為了更好為祖國效力，我不看榮譽和金錢……”他希望中國繁榮富強，“那時，我將在儒家的天國深感欣慰”。著名翻譯家、文學家、革命誌士蘇曼殊由此感慨地說：“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鴻銘的愛國言行，連外國人都為之感動。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裏就說：“他是熱情的愛國者，曾首先高呼‘中國人是中國的主人'，‘中國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歐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樣'。”總之，在辜鴻銘那襲破舊肮髒的馬褂裏邊，燃燒著一團永不熄滅的民族自尊之烈火。當然，由於他的褊狹，使得其愛國言行，難逃狹隘愚忠之譏。
四、究竟如何守舊、落後
辜鴻銘回國初期雖然脫下西裝革履，換上長袍馬褂，但思想和行動上並不怎麽保守，對洋務運動也頗支持。他訂閱上百種世界各國報刊，藉資瀏覽，遇外國有新發明及有關時事，必向張之洞逐句詳解，以作啟迪之助，而張之洞每次“輒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著名文史學家王森然在其《辜鴻銘先生評傳》中言：“所有湖北新政策畫，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議，梁（鼎芬）從旁讚助，文襄立予施行，故當時湖北氣象燦然一新，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學者，對於民族思想之發展計劃，真知灼見如此，究不失為一時之俊傑矣。”
辜鴻銘與張之洞青萍結緣，沆瀣契合，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華，協助張之洞創辦名聞全球的漢陽鐵廠和兵工廠等洋務，為湖北新政立下汗馬功勞。張之洞嚐與左右說：“辜先生經綸滿腹，的是傑出之才。”
甲午戰後，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加劇，有識之士紛紛呼籲引進西學，變法圖存。麵對這勃然而興的維新思潮，辜鴻銘卻生怕因之毀棄中國文化，於是，精於西學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靜的年代裏，卻“獨靜謐，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或為諧語以諷世”（羅振玉《醇儒辜鴻銘》）。他不僅沒有明顯激進的思想表現，當張之洞讓他籌辦一個譯介西學西政的報紙時，他竟斷然拒絕，聲言即使有上諭也不從命。事後，他還專門擬就《上湖廣總督張書》，文中大講儒教尊王之旨、義利之辨、忠恕之道，備陳西學西政之失，認為“好論時事，開報館，倡立議院”，是西洋亂政之所由來，而且“民氣一動，不可複靜，馴至辨言亂政，將不可收拾”，總之，既危害君權，又惑亂民心。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文可視為辜鴻銘從究心西學到徹底轉變為一個地道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標誌。後來，他還變本加厲地認為：“以歐美的學說，變更中國的政製，這是亂中國有餘，救中國不足。”
辜鴻銘的保守立場自此日趨頑固。當其時，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為擺脫西方“食肉民族”紛紛發表救國主張。張之洞在其名著《勸學篇》中提出 “二元論”辦法，即作為個體，中國人必須堅持並嚴格地按照儒家原則辦事，而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卻必須拋棄儒家原則，采取現代歐洲新學的理想。康有為、梁啟超們走得更遠，他們不僅尋求中國軍事上的強大，而且尋求政治上的強大，希冀把中國的專製政體改造成君主立憲政體，認為如果中國擁有日本那樣的政體、槍炮和科學，那麽擁有的就不是失敗。辜鴻銘當然也在為多災多難的中國設製藍圖，隻不過他的辦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複，也不是以科學的殘殺互相回敬，更不是通過部分地或全盤地將中國西化，而是使中國更加中國化，用中國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對付西方槍炮。他甚至認為：
製止一種社會和政治罪惡、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辦法，是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誠實的生活，贏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說：“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我以為，這就是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惟一可賴的力量，要想將其古老的文明從現代歐洲民族的物質實利主義之破壞力中挽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存在於這種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國牛津運動故事》）
從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角度來看，辜鴻銘的思想既有別於晚清的一般洋務派、頑固派和國粹派，也不同於民初的“東方文化派”和日後的新儒家，這使他別具特色，也是他令人矚目的異彩之處。當他晚年入北京大學時，更成為舊派學人中的代表人物。隻不過，也有人認為他並不是那種冥頑不化的保守派。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就說：“我請辜鴻銘，則因為他是一個學者、智者和賢者，而絕不是一個物議飛騰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極端保守的頑固派。”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也說：“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學者之中最頑固不化的一個，但是，這恐怕是這些人還不了解他的緣故。”
以辜鴻銘自幼留學西方，受過係統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歐化，到頭來卻極力排外，一味反對西方文明，維護中國封建文化和倫理道德，如此這般，無論如何是要讓人們驚奇而訝異的。在此之前，辜鴻銘雖有一些守舊的行為和怪論，如愛小腳，如狎妓冶遊，如納妾，這些都可視為生活方式的差異，作為彼時士大夫和病體社會的流行病，我認為無須過多詆詬。而其政治、思想如此守舊落後，改朝換代到民國後，其態度竟日益頑固保守，發展到大言不慚地把辮子當護照和標誌，並聲嘶力竭地為此類國渣陋俗辯護，卻是要讓人們大跌眼鏡，並加恥笑的。其所謂中國人不潔之癖，為中國人重精神而不注重於物質之怪論，更是遭到陳獨秀等激進分子的猛烈抨擊。
辜鴻銘最為時代詬病的，是他為帝製辯護，為那位垂簾聽政、既陰險又凶殘的慈禧老太太辯護，並向西方世界肉麻地吹捧她。武昌起義既發，他冒天下之大不韙，逆流而動，甘做腐朽王朝的孝子賢孫，在《字林西報》發表文論，反對革命，勸說列強出兵圍剿革命軍。隨後又致信《字林西報》編輯，譴責該報誣蔑、詆毀慈禧太後。他滿懷著對新時代的憤懣和抵觸情緒，卻堂而皇之地宣言：“許多人笑我癡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非僅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係忠於中國之文明。”丁巳年，辜鴻銘還不分良莠地加入到張勳複辟之列，更是成為一生無法洗去的汙點。
五、西學造詣和國學功底究竟如何
早歲遊學歐洲列邦的經曆，使辜鴻銘戴上了“精於別國方言，邃於西學西政”的桂冠（羅振玉語）。淩叔華稱其“對於東西文學哲學政治研究的淵博透徹，也是前無古人可與頡頏的”。
當年輕的胡適博士從太平洋回到中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好生意氣風發時，辜鴻銘卻批評他所持乃美國中下層的英語，並言：“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其眼力之高可以想見。林語堂認為辜鴻銘“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對這位精通馬太·安諾德、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的專家，林語堂甚至認為自己“不配去接近”。曾作過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說，在國外他看見一本英文雜誌裏刊有辜鴻銘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體裁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常用的問答傳習體，“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絕”。散文兼翻譯大家梁實秋說：“先生深於英國文學之素養。”英國有名的學者鄂方智主教，認為辜鴻銘“用英文所寫的文章，以英國人看，可以和維多利亞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並”。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國學者甚至說：“他在留學時代，用英文所寫的零篇碎簡，都博得歐陸人士的好評。”《揚子江流域》一書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對辜鴻銘的英文詩大加讚賞，在辜鴻銘去世後，她歎息道：“辜鴻銘死了，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卻還沒有出生！”
這些評語雖有溢美成份，但辜鴻銘的西學造詣在舊中國卻確實難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鴻銘以典雅的英文，翻譯述評中國文化的精華。辜鴻銘窮畢生之力翻譯中國經典，不僅因為他返國後完全歸服於傳統儒家，還因為在此之前中國經典沒有好的譯本，那些所謂西方漢學家的譯作大多不堪卒讀，結果使歐洲一些學者認為孔子可能隻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三家村老學究。辜鴻銘決心把中國文化這塊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動的骨頭拾起來，教化西洋人。在翻譯中，他積極為那些不諳中國文化的西方讀者著想，幫助他們理解中國儒家經義，乃別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萊爾、愛默生、阿諾德和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其中的有關經文，並借此表達他對儒家經義的理解。比如在其英文譯作《論語》的主標題下，他特地注明：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來解說的新的特別翻譯”。如此“特別翻譯”，既需漢學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學造詣，方能到“信達雅”的地步。在這讓人望而卻步的難點上，辜鴻銘如呼延灼使鞭、公孫大娘舞劍一樣，稔熟而順手地完成了這項在儒經注釋史上前無古人的事業。歐洲大陸的讀者和學者，因受了辜鴻銘的影響，對中國哲學和文化刮目相看。據稱，此後辜鴻銘每翻譯一部中國典籍，一脫稿，列國爭相傳譯。
對辜鴻銘翻譯儒家“四書”中的三部，林語堂認為這是極為了不起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言“辜鴻銘的翻譯是真正的天啟”，“不隻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作性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了然哲學的注入”。林語堂甚至“為他沒有翻譯更多的儒家經典而感到遺憾”。林語堂後半生以英文寫作為主，積極向西方傳播和介紹中國文化的事業，不能不說是受了辜鴻銘的影響和啟發。
辜鴻銘的國學是留歐回來改弦更張後自修補習的，時年已而立。張之洞幕中多翰林、進士，辜鴻銘遍請這些老先生們教習漢學，可得到的回答卻是千篇一律：你是讀洋毛子書的，沒有資格讀我們中國的聖傳。幸有總督大儒張之洞收下他這個門徒，親炙中國文化。辜鴻銘在他的引導下，一頭紮進儒家經典，鑽研六經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為初學的課本，因此所識漢字比一般人還多），並爽然道：“道固在是，無待旁求。”由於辜鴻銘好辯善罵，詞鋒尖刻，往往使人難堪，那些銜恨他的人，故意選擇經書中難懂的詞句，拿來質詢他，令初涉漢學的辜鴻銘瞠目結舌，滿臉通紅，久久不能措一辭。一代鴻儒沈曾植還當眾羞辱他：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經此種種刺激後，辜鴻銘更是發憤用功，自號“漢濱讀易者”，沉酣寢饋於中國典籍。憑他那副絕頂聰明的文學天才，博覽群集，積有歲年，學以大成。十數年後他公然向沈曾植挑戰：請教老前輩，哪一部書老前輩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輩能懂，我不懂？
與嚴複、林紓不同，辜鴻銘不願向國人譯介西方文學。惟一的例外，是二十世紀初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本英譯漢的小冊子《癡漢騎馬歌》。該詩是英國詩人 William Cowper的一首敘事長詩，共六十三段，描述了布販子出遊的趣事，全詩詼諧生動。辜鴻銘用五古體譯過來，效果極佳。著名近代翻譯家伍光建對此譯極為佩服，說：“辜氏用五古體譯此詩，把詩人的風趣和詩中主角布販子的天真爛漫，特別是他那股癡呆味兒都譯出來了，讀來十分親切。”吳宓認為辜氏此譯“為吾國人介紹西洋詩歌之始”。蘇曼殊一向自視甚高，對翻譯大家嚴複、林紓頗不以為然，卻惟獨對辜鴻銘的譯才另眼相看，他說：“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癡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著名學者王森然認為：“即在中國古詩中，亦屬少見。”
雖然辜鴻銘出版的漢文著作僅有《張文襄幕府紀聞》、《讀易草堂文集》等幾種，但國學大師羅振玉卻還是給他戴上了“醇儒”之桂冠，並言：“君之文為天下之至文，沉屙之藥石，非尋常學者可等類齊觀者也。”1910年，辜鴻銘還獲得了清廷給予的一項榮譽，即以其“遊學專門列入一等”，賞給文科進士。
曾幫助張之洞管理過學堂諸事、後出使英、法、日、比、意等國的外交家錢恂，在給汪康年的信中說，辜鴻銘“其人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國文，太不知中國理，又太不知教學生法，是直外國文人而已矣”。錢恂與辜鴻銘有過節，此說自然要打折扣。但據在北大曾做過辜鴻銘三年學生的羅家倫說：“辜先生的中國文學是他回國以後再用功研究的，雖然也有相當的造詣，卻不自然。”無論怎麽說，相比於西學，辜鴻銘的國學功底確實差了些。
關於辜鴻銘的國學，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頗見心得的看法：“辜鴻銘的國學功底在於具有高瞻遠矚地批判、理解中國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偉大功績之所在，並指陳它的缺失，是相當充分的。在比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領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並非純粹的國學家，但他隻要具備理解、批判中國文化並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能力，就足夠了，因為除此之外的研究，對他來說都是多餘的。”
徜徉於西學和國學的大海裏，辜鴻銘的平生主張及學說大旨，具見於《春秋大義》及英譯《中庸》。在辜鴻銘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點，即可作為他的文化思想邏輯核心的，是對“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這也是他堅執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蘊。
辜鴻銘對西方文明有著深刻的認識，在思想上對西洋物質文明有所批判，並且認為西方民族的富強是由於戰爭和掠奪，所謂“文明”，流弊無窮，應當吸取中國文明的優點，用以補救。在歐戰期間，他不遺餘力地把中國的孔子之道推薦給西人，認為這是“賢人的宗教”，可以把歐洲從戰爭的困境中拯救出來。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義》裏，他如是偏執地告訴世人：
要估評一個文明，在我看來，我們最終必須問的問題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夠修建巨大的城市、宏偉壯麗的建築和寬廣平坦的馬路；也不是它製造了和能夠製造漂亮舒適的家具，精致實用的工具、器具和儀器，甚至不是學院的建立、藝術的創造和科學的發明。要估價一個文明，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它能夠造就什麽樣的人性類型，什麽樣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正是一個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類型，顯示了該文明的本質和個性，即可以說顯示了該文明的靈魂。
當然，在辜鴻銘的學說裏，世界上隻有“中國文明是一種真正的道德文明”，他的文化觀念上的褊狹由此可見。他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特點是深沉、博大、純樸、靈敏，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但不博大，德國人深沉、博大，但不純樸，因此都難以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相對來說，隻有法國人還差強人意。
作為學者，辜鴻銘有著深切的人文關懷。他所行雖不羈，但交友真誠，每以進德修業相勉。還在北大時，他深歎學生徒以語言文學為裝飾，絕非真心向學為可惜。在《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讀寫能力與教育》一文中，他對那些初回國的歐美留學生欲將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間摧毀破壞深表憂慮。
辜鴻銘這種關懷和擔憂，由人文推及政教，他認為：“將來科學愈進步，世界戰爭也愈激烈，要消弭這種災禍，非推行中國禮教不可。”諸如此類思想見解，固有新穎可取處，但有時也怪論百出。由於過分鍾情於中國文化，一味排棄西方文明，使得辜鴻銘的思想學說顯得膚淺而空疏，有時還像其發辮一樣，為生活的裝飾品。
六、在國外尤其是西方世界究竟有怎樣的影響
辜鴻銘畢生逆西學東漸之潮，不懈地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是中國人中獨立完整地英譯儒經的開拓者，極具世界效應。民國外交家、曾任國民黨政府代理行政院長的法學博士王寵惠曾說：辜鴻銘“為國增光，馳譽國際，曠古未有……於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厥功甚偉！”曾任段祺瑞內閣總理的許世英亦說：“鴻銘先生，名德碩彥，久為世重。”現代學人震瀛說辜鴻銘“是中國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國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個時期以來，戴在辜鴻銘身上，何其多也！
但如同淩叔華指出的那樣，辜鴻銘在中國的聲望，遠不如在西方來得隆重。辜鴻銘在歐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讚譽和評價，遠遠高於國內。法國文豪羅曼·羅蘭說：“辜鴻銘在歐洲是很著名的。”丹麥評論大家勃蘭兌斯稱他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就著作在歐美的閱讀範圍和產生過的轟動效應而言，辜鴻銘當之無愧稱得上是近代中國第一人，在他之後，也僅有林語堂有此殊榮。
馬伯援有段回憶：在美國時，他曾到圖書館去看辜鴻銘的著作，頗驚其多。圖書館的小姐說，“辜先生的書籍，在英美圖書館裏，不僅是多，而且寶貴”。
據沈來秋回憶，1910年，他在青島大學就讀時，奧國籍教授赫善心博士推辜鴻銘為“中國現代哲學家”。1920年沈來秋到德國，接觸過不少社會人士，包括勞動群眾，“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鴻銘的名字流傳於人口”。“這一時期，德國人士認為，可以代表東方文化的有兩個人，除了辜鴻銘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隻是一個詩人，而辜鴻銘除了是哲學家、文學家之外，還是一個政論家。”另一位留學生嗣鑾也說起留德六七年刺激最深的兩件事：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教授奈爾遜對辜鴻銘極為佩服，當得知辜鴻銘生活困難時，竟還為他籌款；有一位教授鄭重其事地宣布，學生中若不懂辜鴻銘，則不準參加有關討論。
沈來秋、嗣鑾所說並非空穴來風。奈爾遜教授就曾著文說：“我讀辜鴻銘的書，至今已十幾次了，多讀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並世同輩中，吾所佩服者當以辜鴻銘為第一。”
因為推崇辜鴻銘，歐美國家的報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鴻銘的文章，盡管它們不少是諷刺詈罵這些列強國家的。如說英格蘭人傲慢，蘇格蘭、德國人自私，美國人粗俗，俄國人殘暴，辜鴻銘一張利嘴，幾乎罵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國《紐約時報》星期雜誌，刊有辜鴻銘的論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沒有文化的美國》），中間插入辜鴻銘身著前清頂戴、朝服後拖一根大辮子的漫畫像。辜鴻銘在批評美國文學時，毫不客氣地說美國除了愛倫· 坡的詩外，沒有一首好詩。生平痛罵西人而反以此見重於西人，辜鴻銘算是一個獨特的樣板。
有一件事，頗見辜鴻銘受外人鍾愛之程度。中國人講演從來沒有賣票的，可辜鴻銘在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中國人的精神》時，卻公開賣票，而且賣得挺貴。當時梅蘭芳的戲，最高票價不過一元二角，而辜鴻銘講演門票則售兩元。
辜鴻銘之所以深得外國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僅在於他所著有關歐戰文字，使飽受戰禍的歐洲人產生精神解脫作用，還因為他能夠把中國固有的文明宣傳到外國去，而不像別人隻說外國的東西好。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裏說：“在舊中國，哪兒有人可與辜鴻銘先生相提並論？他是惟一通曉東學和西學的中國人，我承認我欣賞他，我承認我愛他。”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博士艾愷在《文化守成主義論——反現代化思潮的剖析》一書中也有言：“在戰時與戰後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聖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在那時代，辜氏極受歡迎，他的書是歐洲大學哲學課程所必讀，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西方多位哲學家引用其書為重要權威；西方客人競相走訪，敬聆教誨。”
確乎如此，因為受了辜鴻銘的影響，歐洲一些學者對中國哲學和文化刮目相看。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就曾寫信向他請教。英國文豪毛姆認為辜鴻銘是一個“聲高望重的哲學家”、“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權威”，他還不遠萬裏前去拜見他。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遊曆時，竟從友人嘴中得知“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於是乎，辜鴻銘在北京東城椿樹胡同那座寒素的四合院裏，每日不知有多少國際名流學者親造拜訪。辜宅燃黑油燈，煙氣撲鼻，洋人中有謂此燈不亮者，辜鴻銘則詼諧地說：“吾東方人，講明心見性，吾人如心明，則燈自亮。東方人不似西人之專務外表者！”
辜鴻銘政治思想與時不和，然其文章學說，卻為世所宗，如此集於一人之身，頗值玩味。由於他畢生不遺餘力地從事中華文化輸出工作，成為中國人中獨立完整英譯儒經的開拓者，成果斐然，極具世界效應，1913年還被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者（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享此殊榮）。雖然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詩聖泰戈爾頭上，但辜鴻銘在西方的聲望一點也不遜色於泰戈爾。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辜鴻銘在走紅西方後，為他在其他亞洲國家中也帶來了名望。芥川龍之介等就不要說了，印度的甘地竟也稱他為“尊貴的中國人之一”。泰戈爾1924年的中國之旅也特別向辜鴻銘請教。而辜鴻銘卻認為泰戈爾不通易經，沒有資格講演“惟精惟一 ”那種高深的真理，勸他回印度整理詩集去，不要再講演東方文化了。在這裏，辜鴻銘以己之長攻他人之短，而不自知也有短處(如果泰氏以辜氏不通佛教與道教文化，讓他閉口，不要以中國文化、東方文化泰鬥自居，辜氏又將如何回應)，不僅過狂過狷，還真可謂瘋人瘋語了。
七、究竟有怎樣的政治操守和政見
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時，湖廣總督由湖北巡撫端方代理，其人品行不端，加之懼洋媚外，為辜鴻銘所惡。一日端方到湖北紗廠，見該廠所配總督起坐室有兩洋員在內，乃謂辜鴻銘說：我要與彼兩人談話，汝可為我翻譯。辜鴻銘想，彼西人者，不知其為何人，或尋常工商一流，我國堂堂總督，豈可如此屈尊交接。乃入謂外人道：這間屋子，係為我們總督預備的，請你們趕快出去。洋人乃狼狽而逃。同行者評說辜鴻銘此種舉動，真為中國存國體。
辜鴻銘操守廉潔。在上海黃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員貪汙巨金，辜鴻銘怒不可遏，拒絕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和說情風，要予懲辦。洋員大懼，乃於暮夜袖金十五萬求緩，又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氣。
胡思敬在其所著《國聞備乘》中記錄下一個故事：辛亥冬，張謇、唐紹儀皆聚上海，極力效忠於袁世凱，欲羅致辜鴻銘入黨，因設宴款之，還引孟子“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為寇仇”數語以動之。豈料辜鴻銘堅拒袁黨，道：“鄙人命不猶人，誠當見棄。然則汝兩人者，一為土芥尚書，一為犬馬狀元乎！”言罷擲杯不辭而去。然就是這個遭辜鴻銘罵得體無完膚的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極力推崇辜鴻銘，在辜鴻銘死後，還為其未得國葬而憾，認為係 “吾輩之責也”。
對辜鴻銘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負，羅振玉嚐言：“君雖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無積蓄，國變後，貧不能自存，而救世之誌不稍挫。”民國初年，美、英、俄等六國銀行團以高薪聘請辜鴻銘為翻譯，當他得知他們借錢給袁世凱以作其鎮壓南方革命經費時，憤而辭聘。李國文曾為辜鴻銘大唱讚歌：“這位老先生，對於洋人，對於洋學問，敢於睥睨一切，敢於分庭抗禮，從他身上看不出一絲奴婢氣，這一點，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說，應是十分要得的。”
辜鴻銘服官講學三十多年，師爺氣和書生意氣使他特別喜歡評論人物。晚清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從太後、皇帝、尚書、督撫，到維新領袖，在他嘴中幾乎鮮有漏網之魚。在罵多讚少的評價中，其政治眼光亦寓於其中。
辜鴻銘把幕主張之洞與曾國藩並推為有教養之真正政治家，視李鴻章隻為利己官僚，至康有為梁啟超輩，直作藝者。他又喜歡比較，比如拿張之洞與曾國藩來說： “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拿曾國藩與李鴻章來說，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無所變更，所以國事終至不可收拾。
辜鴻銘對曾國藩、李鴻章甚而幕主張之洞都不免貶辭，對袁世凱則更毫無假借，嚐在公開場合痛罵他是流氓、賤種、智商隻能等於北京倒馬桶的老媽子雲雲。供職外務部時，辜鴻銘應詔陳言，以“用小人辦外事，其禍更烈”，直指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成果後，辜鴻銘公開撰文，雲：“袁世凱之行為，尚不如盜蹠賊徒，其寡廉鮮恥無氣義乃爾耳。”袁世凱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賓客，慶祝袁氏歸天。後來馮國璋、張作霖之流欲羅其於帳下，軍閥張宗昌也以山東大學校長相委，均遭受拒絕。
辜鴻銘所臧否的人物，當時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權勢未衰，他卻能一一指而罵之，實乃一介任氣忤物、不惜開罪於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勸世於罵世之外，含嫵媚於辛辣之中，殊非當時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較之奴顏婢膝以事權貴者，更是有天壤之別。
辜鴻銘功名思想不深，蓋一純粹文人，而非政治家，卻有不可忽略的政治主張。形之於文的，有1898年所作《上湖廣總督張書》，有1908年的《上德宗皇帝條陳時事書》等。在後者中，辜鴻銘“位卑未敢忘憂國”，以外務部區區員外郎身份，請人代奏，條陳時事，說是改革外交必先改革內政，而改革內政必先削除李鴻章以來的北洋勢力。對於辦理外務，他認為先應統籌全局，且力言“修邦交”重於“講武備”，其意以為“庚子之禍實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積嫌久而不通，遂如兩電相激，一發而不可收拾”。對於“甲午庚子以來，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為國雪恥，遂致明廷近日亦以籌餉練兵為急務”，則以為“此猶非計之得者！”“蓋彼臥薪嚐膽之論，猶是當時戰國列邦之陋習！”言人所未言，羅振玉讀後認為“探索根元，洞見症結，予受而讀之，竊以為賈長沙（誼）複生不能過是”。
晚年，辜鴻銘應邀兩次赴日本講學，鼓吹儒學救世論，其中不乏政治言論。他在日本帝國旅館泛太平洋會演說時，馬伯援曾記下其演講大意：
一、西洋人言性惡，因為性惡，則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成歐洲大戰，為人類的浩劫；
二、中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其不善的原因，是為物欲引誘，主張四海兄弟，世界大同，是謂王道；
三、日本今後，當致力於中國文化，講求道德，研究王道，萬不可再學習歐洲的軍國主義，擾亂東亞。
辜鴻銘的學生兆文鈞在他那篇頗有爭議的《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一文中，曾記下辜鴻銘的一些政治觀點：
古今時代不同，社會製度有變，水漲船高，後來居上，不能把三千多年前的湯武革命，和十年前的列寧革命等量齊觀，相提並論；但是，民主精神是始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帝王也罷，總統也罷，主席也罷。凡有民主精神的帝王，就是好帝王，堯舜是也；沒有民族精神的帝王，就是壞帝王，桀紂是也；有民主精神的總統，就是好總統，華盛頓、林肯是也；沒有民主精神的總統，就是壞總統，袁世凱、曹錕是也；列寧領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他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是一位好主席，但是他的繼承人是否也能像他那樣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克紹列寧的偉大革命事業，尚不可知。有好社會製度，又有好領導，當然再好沒有啦。有好社會製度，沒有好領導，則社會製度會變為僵屍，領導會變為惡魔——“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兩句話是真理。
你們教育界人士，視教育為萬能，不問政治，是錯誤的。要知，最重要的是政治。必須若幹年後，世界大同的時代到來，那時，人們到處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什麽叫做帝？古人對自然現象，自然數雷為帝，認為它具有巨大的力量，鼓動萬物之生機，主宰世界；對社會現象，把政治力量比做帝，教民勿惰，使民宜之。堯舜小康時代，人民開始見到了民主精神的光明，便歡欣鼓舞地歌唱：“帝力於我何有哉！”迨至世界大同時代，人民更要歡欣鼓舞地歌唱： “帝力於我何有哉！”不過把古老的名詞——“帝”改變為新的名詞——“政治”罷了。那時，政治服從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專製教育還惡劣。現在，美國所講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揚其波而助其流，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裏還有“人民”二字。我希望你再給學生講課時，把現在美國的假民主教育，改寫成“民詛”教育。
這些看法雖時見疏陋偏頗，但品讀之下，讀者諸君該不會把它們統統歸入可笑、不當之列吧？至於辜鴻銘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 Demo-cracy（意思為魔鬼加瘋狂）,既反映了他對西方民主的討厭之情，也反映了西方民主的虛假一麵。
對辜鴻銘的思想政見，羅振玉是傾心佩服的，嚐言：“天之生君，將以為衛道之幹城，警世之木鐸，其否泰通塞固不僅係於一人一國已也。”又說：“君論事於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驗於二十年後，有如蓍龜，此孔子所謂‘百世可知'，益以見其學其識洞明無爽。”
八、今人究竟該如何評價
在中國近代史上，辜鴻銘演足了自己的悲喜劇。
以他的聰明智慧，卻沒有與時俱進，這是為人所歎惋的。羅振玉甚至認為辜鴻銘“不見用於當世，乃國與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辜鴻銘的意義當然不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醜而可觀的形象，而在於他是那個崇洋媚外的年頭中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者，在於他讓世界了解到了中國文化的精義（雖有殘缺之嫌），了解到中國人的不可欺。
對這個曠世怪傑，百年來評價不一，譽之者上天，貶之者入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認識到辜鴻銘身上的種種殘缺，因此極力為其飾非，如林語堂就說：“他有深度及卓識，這使人寬恕他許多過失，因為真正有卓識的人是很少的。”同時代的學人陳彰在略指辜氏之疵後，語鋒一轉，道：“此正如浮雲之掩月，無所損其光輝。隻是以其才學，竟於國計民生無所裨益，而至窮愁泥街，以終其生，這就不能不令人為之惋惜！”貶者中除上述已陳外，還需提及三十年代曾任嶺南大學校長、南開大學副校長的陳序經，他對辜鴻銘的批判(如說辜是“中國留學生之守舊最深，而主張複古最力者”雲雲)，是以一種思想的極端反對另一種極端。前麵說過了，吳宓對辜鴻銘是有所尊崇的，他認為“辜氏於中國之道德文化，具堅深之信仰，是其卓見；於西方之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帝國主義痛斥不遺餘力，且能以流暢犀利之英文文筆表達之，是其特長。對國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沒”。針對辜鴻銘言論多武斷而偏激，加之其人品性格亦多缺失，傲睨一切，詼諧謾罵，放蕩不恭，吳宓特別指出“決非崇奉人文主義而苦心化世者所宜出，決不足為今日中國及未來世界精神之師表”。該如何看待這個毀譽參半的人物呢？他提供了一個看法：“吾人之於辜氏，毀之固屬無當，而尊之亦不宜太過。辜氏譬如有用之興奮劑，足以刺激，使一種麻痹之人覺醒；而非滋補培養之良藥，使病者元氣恢複、健康增進也。”（吳宓《悼辜鴻銘先生》）竊以為此論值得人們反複研討、品味和反思。
時過境遷，這些年來對辜鴻銘的評價漸趨客觀公正。對其在宣傳中國文化遺產方麵所具的不世之功應予以充分肯定。如馮天瑜教授說，辜鴻銘乃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領域在‘古今中西之爭'中演化出來的一個奇特而複雜的標本”。黃興濤博導認為：“他是五四時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積極弘揚中國文化的中國學者，是中學西漸史上一個獨特的代表，隻有他，硬是在傳教士的壟斷中擠得了一席之地。”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炎還為辜鴻銘的陋俗作善意的辯護，認為：“辜氏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他對諸如纏足、納妾、吐痰等這些現代人眼中的陋俗為之辯。其實，在現代性向全球拓展之先，世界各個民族都存在不少被今人視為陋俗的習俗，即使是自以為文明高人一等的歐洲人也並不例外。”魯樞元以作家和學者的眼光來看他：“在曆史的蘋果園裏，辜鴻銘是一隻過早墜地的‘落果'，他的可貴之處是超前地看到了社會發展中的困境和危機，他的可悲之處也正在於此。”
總之，辜鴻銘是一本內容駁雜、耐人尋味的奇書，常讀常新，愈發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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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儒辜鴻銘
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９種語言，獲１３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字湯生。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１８４０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裏，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曆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隻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麽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紮。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裏，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劄記》，反複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係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麽樣子的人，什麽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隻有中國人全麵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裏，隻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隻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麵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歎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裏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附： 《中國人的精神》（節選）
我曾聽一位外國朋友這樣說過：作為外國人，在日本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討厭日本人。相反，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喜歡中國人。這位外國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國。我不知道這樣評價日本人是否合適，但我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諸位都會同意上述對中國人的判斷。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喜歡中國人，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人身上有種難以形容的東西。盡管他們缺乏衛生習慣，生活不甚講究；盡管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有許多缺點，但仍然贏得了外國人的喜愛，而這種喜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得到的。我已經把這種難以形容的東西概括為溫良。如果我不為這種溫良正名的話，那麽在外國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誤認為中國人體質和道德上的缺陷──溫順和懦弱。這裏再次提到的溫良，就是我曾經提示過的一種源於同情心或真正的人類的智慧的溫良──既不是源於推理，也非產自本能，而是源於同情心──來源於同情的力量。那麽，中國人又是如何具備了這種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這裏冒昧給諸位一個解答──或者是一個假設。諸位願意的話，也許可以將其視為中國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國人之所以有這種力量、這種強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完全地或幾乎完全地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的生活── 這種情感既不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你們所說的神經係統奔騰的情欲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 ──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的那種意義上的情感。
下麵讓我們看看中國人是否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對此，我們可以用中國人實際 生活中表現出的一般特徵，來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來談談中國的語言。中國的語言也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其兒童和未受教育者學習中文比成年人和受過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於兒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靈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相反，受過教育者，特別是受過理性教育的現代歐洲人，他們是用大腦和智慧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的。有一種關於極樂世界的說法也同樣適用於對中國語言的學習：除非你變成一 個孩子，否則你就難以學會它。
其次，我們再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中國人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其秘密何在？就在於中國人是用心而非腦去記憶。用具同情力量的心靈記事，比用頭腦或智力要好得多，後者是枯燥乏味的。舉例來說，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兒童時代的記憶力要強過成年後的記憶力。因為兒童就象中國人一樣，是用心而非用腦去記憶。
接下來的例子，依舊是體現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並得到大家承認的一個事實─ ─中國人的禮貌。中國一向被視為禮儀之邦，那麽其禮貌的本質是什麽呢？這就是體諒、照顧他人的感情。中國人有禮貌是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他們完全了解自己的這份情感，很容易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顯示出體諒、照顧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國人的禮貌雖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樣繁雜，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禮貌則是繁雜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經聽到了一些外國人的抱怨。折衷禮貌或許應該被稱為排 練式的禮貌──如劇院排戲一樣，需要死記硬背。它不是發自內心、出於自然的禮貌。事實上，日本人的禮貌是一朵沒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國人的禮貌則是發自內心 、充滿了一種類似於名貴香水般奇異的芳香。
我們舉的中國人特性的最後一例，是其缺乏精確的習慣。這是由亞瑟·史密斯提出並使之得以揚名的一個觀點。那麽中國人缺少精確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說依然是 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象頭腦或智慧那樣僵硬、刻板。實際上，中國人的毛筆或許可以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準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正是因為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們在許多方麵還顯得有些幼稚。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作為一個有著那麽悠久曆史的偉大民族，中國人竟然在許多方麵至今仍表現得那樣幼稚。這使得一些淺薄的留學中國的外國留學生認為中國人未能使文明得到發展，中國文明是一個停滯的文明。必須承認，就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限製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域中國人隻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麽進步。這不僅有自然科學方麵的，也有純粹抽象科學方麵的，諸如科學、邏輯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詞，是無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
象兒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對抽象的科學沒有絲毫興趣，因為在這方麵心靈和情感無計可施。事實上，每一件無需心靈與情感參與的事，諸如統計表一類的 工作，都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如果說統計圖表和抽象科學隻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那麽歐洲人現在所從事的所謂科學研究，那種為了證明一種科學理論而不惜去摧殘 肢解生體的所謂科學，則使中國人感到恐懼並遭到了他們的抑製。
實際上，我在這裏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並非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所有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都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一樣，歐洲 中世紀的基督教徒們也同樣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馬太·阿諾德就說過："中世紀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靈和想象來生活的。"中國人最優秀的特質是當他們過著心靈的生活，象孩子一樣生活時，卻具有為中世紀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所沒有的思想與理性的力量。換句話說，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夠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因此，我們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一些阻礙，不如說她是一個永遠不衰老的民族。簡言之，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就在於他們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問題了──什麽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國人永遠年輕的秘密又何在呢？諸位一定記得我曾經說過：是同情或真正的人類的智能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的智能，是同情與智能的有機結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和。總之，它是心靈與理智的和諧。如果說中華民族之精神是一種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麽，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附: 解讀辜鴻銘 (同上轉自中華國學網http://www.guoxue.com/master/guhongming/ghm004.htm)
辜鴻銘（1857～1928）是清末民初馳名中外的文化怪傑。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李大釗嚐言：“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文化巨擘吳宓亦讚曰：“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之宣傳員。”而在新文化運動另一位領袖陳獨秀眼中，卻是位“很可笑”、“複古向後退”的怪物，以“老頑固”、“老古董”、“腐儒”等相稱者也不乏其人。如此褒貶相反的頭銜，細數下來，竟有二三十個之多，集於一人之身，足見其受重視之程度。由是，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學英文教授溫源寧謂：“在生前，辜鴻銘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逝世之後，恐怕有可能化為神話人物了。”
一、 究竟有怎樣的出身和家庭背景
辜鴻銘的先祖本姓陳，世代在福建廈門同安捕魚為生。到陳敦源時，因酒醉失手傷人，為避官府緝拿，攜帶家眷遠渡南洋，最後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落戶，成為伐榛辟莽、開墾這塊蠻荒之地的華人前驅，旅居時間比英國人還早。事過境遷，陳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難以釋懷，於是幹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
1857年7月18日，當辜鴻銘向著馬來亞的酷暑盛夏熱烈投奔而來時，這個熱帶南洋小島早已被英國殖民者占據，改名為“威爾斯王子島”，他的父輩們已同英國殖民者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辜鴻銘之曾祖父辜禮歡，作為“當地最可敬之華人”，被初登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者委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腦——首任甲必丹（Captain）。這位地方的頭人育有八子三女，兒子中數辜安平、辜國材和辜龍池三人最有出息。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國內讀書，後來，在林則徐手下為官，不久後又奉調台灣任職，並從此定居台灣。辜國材和辜龍池則繼承了辜禮歡的衣缽，在政治上繼續與英國殖民者保持合作關係。辜國材因有外交頭腦，受派隨英國人、東印度公司要員萊佛士爵士率領的艦隊登陸新加坡，在這片新開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為來新加坡最早的中國人之一。辜龍池在吉打州政府裏任公職，於地方建設卓有功勳，被吉打蘇丹賜拿督勳銜。他有個兒子不喜從政，幫助英商布朗經營檳榔嶼的牛汝莪橡膠園，頗得老板的信任，成為密友。他就是辜鴻銘的父親辜紫雲。辜鴻銘乃辜紫雲次子，取名湯生（Tomson）。
混血兒的體態，超凡的天賦，伶俐的言行，與眾不同的性情，使小湯生深討布朗的喜愛。布朗收其為義子，並於1867年前後帶他返回蘇格蘭老家，對他的學業做了周密、細致的安排。十四歲那年，湯生以優秀的成績完成了義父為他開設的各種課程，被送到德國學科學，不久考入萊比錫大學，獲土木工程文憑。回蘇格蘭後，又進英國古老的名牌大學——愛丁堡大學就讀。Hong?Beng kaw（湯生在學校的英文名字，為閩南方言譯音）這尾來自東方的小魚，自由自在地遨遊於西方文化的大海，經過徹頭徹尾的西方學術武裝，最終在愛丁堡大學校長、英國著名作家兼曆史學大家、社會批評家卡萊爾引導下，棲息到浪漫主義的文學海島之上。卡萊爾、阿諾德、羅斯金、愛默生等人抨擊資本主義的精辟格言，湯生爛熟於心。什麽“現今的王國是人民貧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亂加一條槍”，在他年輕的心靈造就了七級地震。這些歐洲先賢們對中國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讚賞。在他們浩瀚的書海裏，湯生傾聽到了萊布尼茨的心聲：“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更進步的民族存在，東方的中國，現在給了我們一大覺醒。”萊布尼茨認為中國文化是醫治西方弊病的良藥，為此向歐洲社會發出忠告：“在我看來，我們目前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指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正如我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傳授上帝啟示的神學一樣。”湯生也追尋了伏爾泰訴說“中國是世界上惟一的將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的思想根源。卡萊爾更是賦予中國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過去與現在》中，這位愛被人稱作“皇帝”的大師把中國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稱道中國的政製。這些西方社會的文化精英，連同歌德、狄德羅等一長溜大人物，成了湯生了解和認同母國文明充滿魅力的精神食糧，尋回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神聖的民族尊嚴，並由此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一生。
在愛丁堡大學，湯生還堅持學習希臘語、拉丁文等。1877年二十歲那年，他通過拉丁語和希臘兩門古語，以及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眾多科目的學習和考試，摘取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的桂冠。爾後到牛津大學進修了一段時間，旋赴意大利、奧地利、德國等地遊學。取得德國柏林一所學院的哲學博士學位(一說碩士)後，轉赴巴黎。數年間穿梭般求學於萊比錫、愛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學。湯生憑著自己的天才和勤奮，掌握了十來門外語，並獲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幾項文憑、學位，成為一位學識淵博、滿腹經綸、能言善辯、筆走飛鴻、大器早成的青年學者。此時父母已先後下世，湯生決心遵從父親“回到東方來，做個中國人”的遺命。布朗支持他東返，這位善良友好的英國紳士相告帶他到歐洲求學的目的，是為了給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視能力的西洋鏡，會通中西，日後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
1880年，湯生登上了東返馬來亞的輪船，被英國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輔政司任職。1881年歲末，湯生偶識清廷派赴南洋諸地宣慰僑胞並與英國殖民當局辦理交涉的馬建忠（《馬氏文通》作者），經三日傾談，人生觀及生活方式發生180度大轉變，傾心仰慕祖國文化，決心回國為災難深重的祖國效力。湯生向殖民當局辭職後不久，即來到華洋雜處的香港，埋頭苦讀漢學著作和中國經典，對中國學術思想恍有所悟，寫就平生第一篇有關中國的論文《中國學》，文章概述了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漢學發展情況，嚴厲批評了西方漢學家們的治學態度和學術不足。此文在《字林西報》(英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報紙)上連載後，他興衝衝地趕到上海，請教馬建忠，未遇，乃隨處旁聽一些塾師講授四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裏這句本是說洗澡問題的話，給湯生留下至深印象，他進一步悟道：精神上的洗禮，品德上的修煉，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嚐不是如此？聯想基督教徒的每日懺悔，湯生決意要使自己廢舊圖新，追求中國精神，並使之完美。他借用“湯之盤銘”之句，給自己取字鴻銘。鴻者，大之意。商湯王在洗澡盆上刻寫警語，湯生將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為座右銘。
1885年前後，辜鴻銘在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戰幾位肆意詆毀中國的洋鬼子，為同船的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所奇，乃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引薦。由是，辜鴻銘進入了晚清重臣張之洞幕中，被委為洋文案，辦理邦交諸務。
二、究竟如何聰明、善辯、幽默
著名中國通、曾任袁世凱總統顧問的《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理循雖然終生與辜鴻銘為敵，但這位自負的英國博士卻由衷地說：“辜鴻銘的英語詞匯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辜鴻銘的語言天才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英文造詣，孫中山、林語堂皆推為“中國第一”。其德文水平也達出神入化之境，德國作家帕凱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民國初年在德國人舉辦的慶祝俾斯麥誕辰一百周年的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精彩演說，博得全場德國學者和紳士們心悅誠服的掌聲。至於法文、希臘等語，辜鴻銘使用起來也像公孫大娘舞劍一般順手。就連幾欲失傳的拉丁語，也不在話下。
辜鴻銘還是個記憶天才。他在少年時代所學的詩歌，終生不忘。曾師從辜鴻銘學英語的現代著名女作家淩叔華，曾親耳聽過年過花甲的他背誦彌爾頓那首6100多行的無韻長詩《失樂園》，居然一字沒錯！他嚐教記憶之法，謂初步為感動（impression），次步為保留（retention），終為回憶（recollection）。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矣！”這是辜鴻銘喜歡引用的孟子語錄。在現實生活中，他還是直追東方朔的能言善辯之士、一個為中外稱道的諷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奮，辜鴻銘的聰明是幼時勤奮好學結出的碩果。除了每日背誦古今中外經典，他還喜歡抄書。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讀書期間，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書樓閱書，數年之間，抄書數十種。連西方一些飽學之士，都畏與之談，因其所讀之書，不僅有為彼等未曾寓目者，還有世間無法購得之孤本。
中國著名醫學家、馬來西亞歸僑伍連德博士嚐言，“從青年時期讀書開始，他（指辜鴻銘）就很有出息”，在檳榔嶼廣為人知。淩叔華在《記我所知道的檳城》一文中，說自己曾聽父執輩談起幾個西方學者說過類似這樣的話：“這個怪人，誰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沒出娘胎，就讀了書的，他開口老莊孔孟，閉口歌德、伏爾泰、阿諾德、羅斯金，沒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們一打的句子來駁你，別瞧那小腦袋，裝的書比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還多幾冊吧？”
對那些自以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習慣的西洋佬，辜鴻銘的舌辯天賦，發揮得最是淋漓盡致。還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重大傳統節日，他一定要在房間裏朝東方擺個祭台，敬上酒饌，有板有眼地遙祭祖先。房東老太揶揄地問：“你的祖先什麽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他響亮地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令對方瞠目結舌。
十九世紀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訪華時，曾會晤辜鴻銘，名為請教孔孟學說，卻語含譏誚：先生留學歐美，精通西學，難道還不知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而不能行於當今嗎？辜鴻銘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幾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幾千年後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說，難道還會是三三得八不成？貴國如果沒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點玩藝兒吧！不待對方發話，辜鴻銘又接著說了下去：不過，閣下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十九世紀的數學是改良了，剛才我們說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確之處。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卻七折八扣變成了三三得七，有時連七還得不到，成了個大大的負數。到了還錢時，三三得九卻連本帶利還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識時務，落伍得很！一席話說得伊藤博文大窘，再無他語，後來見人就說辜鴻銘有金臉罩、鐵嘴皮功夫。
一次外國友人邀請辜鴻銘宴飲，推其坐首席。席間有人問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裏。辜鴻銘答：剛才諸君互相推讓，不肯居上坐，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競天擇”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旨，則今天這一席酒菜勢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競爭一番，決出勝敗，然後定座，再動筷子。如果這樣的話，今天這頓飯不知要經過多長時間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後誰也吃不到嘴。眾皆稱妙。二十世紀初辜鴻銘在上海任職時，曾與幾個外國朋友逛十裏洋場。洋人見沿途豔旗高張、娼館林立，驚異上海的賣淫婦何其多也。辜鴻銘巧言遮醜，說：rostitude,destitude（賣淫者，賣窮也），隱含的意思是並非中國婦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窮途末路，不得已而為之。
辜鴻銘一張利嘴，還為辮子保過駕，為纏足作過辯護。外國人問他“為什麽中國人留辮子”?他如是答：“為什麽外國人留胡子？”當外國佬譴責中國婦女纏足野蠻時，他必大加反擊：“那麽，你們西洋女子為何要束腰呢？”辜鴻銘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級辯護，乃是為納妾製所作的“壺一杯眾”。當一位洋夫人藉此反問為何不能 “妻一而夫眾”時，他振振有詞地答：“夫人可曾見過一隻茶杯配四把茶壺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詢問後，以溫和的語氣對該貴婦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車代步，汽車有四隻輪胎，敢問府上備有幾付打氣筒？”此語一出，哄堂大笑。辜鴻銘機智善辯，雖然有時也狡辯，強詞奪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圓其說，並以巧言製服論敵的那份能耐，卻是中外莫如的。辜鴻銘不僅是中國留學生的老前輩，也是幽默的老前輩。一代文豪、翻譯大家兼幽默大師林語堂對其推崇備至，嚐言：“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許正因為辜鴻銘聰明、幽默、有趣且有見識和深度，因此頗受學生們的喜歡。據北京大學畢業的震瀛等人回憶，辜鴻銘在北大執教時，“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樣一個“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
文化巨匠吳宓曾以“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加譽辜鴻銘，並說：“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於外人，又鑒於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於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
當年出西洋讀書時，父親說了許多話，辜鴻銘記得最牢的是“中國人”三個字。到歐洲後，作為大富翁家的養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貴族化的，可他畢竟是個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是為歐洲人所瞧不起的黃種人的一員，自然成了為數不多的種族歧視的對象。這種社會背景，培植了他極強的自尊心和愛國情結。
剛走上張之洞總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稱中國貨為native goods（土貨），大為氣憤，認為native含有生番野蠻不化之意，堂堂中華所產貨物怎能以土貨稱之？立即將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這是“中國貨”。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其移節武昌，時長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濃於水的民族尊嚴，使辜鴻銘憤而以“一個中國人”為筆名，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係論》，堂堂正正為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運動向世界作辯護。倫敦《泰晤士報》對此文作了摘要並加評論登載，懷疑此文的作者出於中國人之手，因為那“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用空穀足音來比喻辜鴻銘的言論，並非溢美。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整個英語世界幾乎一直是歐美列強自己充當輿論主角並自說自話，辜鴻銘的出現，使中國終於有了能理直氣壯地為祖國權利向世界發言、尋求正義的聲音，這是屈辱的中國近代史難得一聞的壯魄和虎吼聲。
辜鴻銘歸國以後，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就像開鍋的蒸汽一樣長久升騰在他的心頭。一位美國船長在福州無端向中國人開槍，幾致人喪命，他卻僅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賠償。而美國駐福州領事竟責怪他多付了，罵他是個傻瓜蛋，說：“為什麽要給他那麽多錢，隻不過是一個中國人嘛。”辜鴻銘得知此情，義憤填膺，公開將帶有此種歧視感欺辱中國人的洋人宣判為“夷”。他著文說：
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國駐福州領事那樣的人……是那些以種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那些惟殘暴武力是視，恃強淩弱的法國、德國和俄國人，那些不懂得什麽是真正的文明卻以文明自居的歐洲人！
如此義正辭嚴、指名道姓的譴責，在此之前的外交文書或對外檄文中是無法見到的，即使今天讀來，也令人感到血脈賁張，心胸裏升騰起一股民族正氣。
對那些動輒“叫嚷炮艦鎮壓”的侵略者，受過西方近代民族意識熏陶的辜鴻銘表示萬分的蔑視，他如是抨擊：
我想應當告訴外國公眾，從外國炮艦上開火的第一炮，就將成為一場戰爭的標誌，不是與政府的對抗——正如我們迄今的對外戰爭那樣——而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
字裏行間，洋溢著濃烈的民族感情和神聖的國格意識，令人肅然起敬。
八國聯軍侵華後，辜鴻銘懷著一腔火熱的愛國之情，不遺餘力地用英文寫就《尊王篇》等文章，廣發世界，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當辛醜議和、列強叫囂要中國拆毀大沽口炮台時，他大聲疾呼：
我在此貿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炮台——傳教士炮台。我鬥膽預言，假若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應有的關注，很快甚至連外國人在中國謀生都不可能——除非搶！
此類檄文，堪稱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稱道辜鴻銘：“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除了抨擊侵華行為，譴責列強對中國內政的幹涉，對那些傲慢無禮、藐視中華已極的輕佻言論，辜鴻銘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為中國辯護，捍衛民族尊嚴。十九世紀末，歐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製黃種人的入侵。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這種無稽論調，並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國有“小鬥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並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一個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總把中國作為假想敵、不時夢囈般失態驚呼“黃禍論”。去年“9·11”事件以及中國政府的立場，使那些西方政要，似乎有了某種清醒的認識，善良的西方民眾據此更是分清了敵友。重溫辜鴻銘一百一十年前的“斥黃禍”文章，喚起我們的難道僅是對中國這位最早“斥黃禍”義士的記憶？
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研究漢學的結果，竟然得出“中國人智力貧乏”的結論。辜鴻銘譏斥他不僅缺乏教養，而且自身恰是個智力極端貧乏者，因為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淺顯的各種層次分別，他能夠看懂的恐怕也僅屬其中淺顯的一類。最後，辜鴻銘還不忘幽上一默：“當威妥瑪先生發狂地指責中國人智力貧乏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專門寫給孩子們的少兒讀物。”英人濮蘭德與白克好司合著的《清室外紀》和《慈禧外紀》等書，在西方頗為暢銷，筆下對中國和中國人常極盡譏嘲揶揄之能事，辜鴻銘也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譏一番。凡此種種，為世界重新認識中國產生了積極效果。日本學者、《時事新聞》駐北京通訊員鷲澤與四二曾說：“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國人民站在了中國政府和文明的一邊。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過分的讚譽都顯得多餘。”
在崇洋懼洋成風的年代，辜鴻銘始終高舉愛國主義大旗。愛國，首先要愛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辮》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變成西化者洋鬼子時，歐美人隻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隻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於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辜鴻銘不遺餘力地頌揚中華文明，肯定中華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讚中華的地步。在他看來，中華文明高於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華文明推向全世界，並聲稱要用中華文明改造世界。他堅信，未來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這種民族骨氣和不凡的氣度，在舊中國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當屬鳳毛麟角。由是，辜鴻銘的精神頗得時人的欽佩，就連外國人也向他投以讚揚的目光。
英國文豪毛姆來華拜見辜鴻銘，寫了張紙條讓人送過去，請他過來坐坐，辜鴻銘堅拒不去，充分體現了強烈的民族尊嚴。毛姆不得已親來造訪，辜鴻銘譏議道：“你們以為隻消招招手，我們就得來？”他還盡情向毛姆發泄著對於來自西方的民族和文化歧視的憤嫉心情：“你們憑什麽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你們的藝術和文字比我們的優美嗎？我們的思想家不及你們的深奧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複，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呶，當你們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你可曉得我們試過一個在世界的曆史上是惟我獨尊的實驗？……”
拋棄海外優越的生活，義無反顧回歸中土以後，辜鴻銘自覺地成為維護中華民族神聖尊嚴的勇敢衛士，以中國人的名義和流暢的英語，向西方人的歧華言行大膽地提出挑戰、抗議，並不懈地教訓西方人。愛國主義是辜鴻銘思想學說的淵源，愛國，簡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說：“我熱愛我的國家……在他們（按：指嘲笑他的大學生）還沒有出生前，我就口誅筆伐，反對‘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國讀書時就已知道何為祖國，而當時許多中國人對此還不甚了解；為了更好為祖國效力，我不看榮譽和金錢……”他希望中國繁榮富強，“那時，我將在儒家的天國深感欣慰”。著名翻譯家、文學家、革命誌士蘇曼殊由此感慨地說：“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鴻銘的愛國言行，連外國人都為之感動。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裏就說：“他是熱情的愛國者，曾首先高呼‘中國人是中國的主人'，‘中國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歐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樣'。”總之，在辜鴻銘那襲破舊肮髒的馬褂裏邊，燃燒著一團永不熄滅的民族自尊之烈火。當然，由於他的褊狹，使得其愛國言行，難逃狹隘愚忠之譏。
四、究竟如何守舊、落後
辜鴻銘回國初期雖然脫下西裝革履，換上長袍馬褂，但思想和行動上並不怎麽保守，對洋務運動也頗支持。他訂閱上百種世界各國報刊，藉資瀏覽，遇外國有新發明及有關時事，必向張之洞逐句詳解，以作啟迪之助，而張之洞每次“輒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著名文史學家王森然在其《辜鴻銘先生評傳》中言：“所有湖北新政策畫，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議，梁（鼎芬）從旁讚助，文襄立予施行，故當時湖北氣象燦然一新，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學者，對於民族思想之發展計劃，真知灼見如此，究不失為一時之俊傑矣。”
辜鴻銘與張之洞青萍結緣，沆瀣契合，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華，協助張之洞創辦名聞全球的漢陽鐵廠和兵工廠等洋務，為湖北新政立下汗馬功勞。張之洞嚐與左右說：“辜先生經綸滿腹，的是傑出之才。”
甲午戰後，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加劇，有識之士紛紛呼籲引進西學，變法圖存。麵對這勃然而興的維新思潮，辜鴻銘卻生怕因之毀棄中國文化，於是，精於西學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靜的年代裏，卻“獨靜謐，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或為諧語以諷世”（羅振玉《醇儒辜鴻銘》）。他不僅沒有明顯激進的思想表現，當張之洞讓他籌辦一個譯介西學西政的報紙時，他竟斷然拒絕，聲言即使有上諭也不從命。事後，他還專門擬就《上湖廣總督張書》，文中大講儒教尊王之旨、義利之辨、忠恕之道，備陳西學西政之失，認為“好論時事，開報館，倡立議院”，是西洋亂政之所由來，而且“民氣一動，不可複靜，馴至辨言亂政，將不可收拾”，總之，既危害君權，又惑亂民心。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文可視為辜鴻銘從究心西學到徹底轉變為一個地道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標誌。後來，他還變本加厲地認為：“以歐美的學說，變更中國的政製，這是亂中國有餘，救中國不足。”
辜鴻銘的保守立場自此日趨頑固。當其時，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為擺脫西方“食肉民族”紛紛發表救國主張。張之洞在其名著《勸學篇》中提出 “二元論”辦法，即作為個體，中國人必須堅持並嚴格地按照儒家原則辦事，而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卻必須拋棄儒家原則，采取現代歐洲新學的理想。康有為、梁啟超們走得更遠，他們不僅尋求中國軍事上的強大，而且尋求政治上的強大，希冀把中國的專製政體改造成君主立憲政體，認為如果中國擁有日本那樣的政體、槍炮和科學，那麽擁有的就不是失敗。辜鴻銘當然也在為多災多難的中國設製藍圖，隻不過他的辦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複，也不是以科學的殘殺互相回敬，更不是通過部分地或全盤地將中國西化，而是使中國更加中國化，用中國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對付西方槍炮。他甚至認為：
製止一種社會和政治罪惡、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辦法，是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誠實的生活，贏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說：“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我以為，這就是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惟一可賴的力量，要想將其古老的文明從現代歐洲民族的物質實利主義之破壞力中挽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存在於這種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國牛津運動故事》）
從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角度來看，辜鴻銘的思想既有別於晚清的一般洋務派、頑固派和國粹派，也不同於民初的“東方文化派”和日後的新儒家，這使他別具特色，也是他令人矚目的異彩之處。當他晚年入北京大學時，更成為舊派學人中的代表人物。隻不過，也有人認為他並不是那種冥頑不化的保守派。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就說：“我請辜鴻銘，則因為他是一個學者、智者和賢者，而絕不是一個物議飛騰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極端保守的頑固派。”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也說：“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學者之中最頑固不化的一個，但是，這恐怕是這些人還不了解他的緣故。”
以辜鴻銘自幼留學西方，受過係統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歐化，到頭來卻極力排外，一味反對西方文明，維護中國封建文化和倫理道德，如此這般，無論如何是要讓人們驚奇而訝異的。在此之前，辜鴻銘雖有一些守舊的行為和怪論，如愛小腳，如狎妓冶遊，如納妾，這些都可視為生活方式的差異，作為彼時士大夫和病體社會的流行病，我認為無須過多詆詬。而其政治、思想如此守舊落後，改朝換代到民國後，其態度竟日益頑固保守，發展到大言不慚地把辮子當護照和標誌，並聲嘶力竭地為此類國渣陋俗辯護，卻是要讓人們大跌眼鏡，並加恥笑的。其所謂中國人不潔之癖，為中國人重精神而不注重於物質之怪論，更是遭到陳獨秀等激進分子的猛烈抨擊。
辜鴻銘最為時代詬病的，是他為帝製辯護，為那位垂簾聽政、既陰險又凶殘的慈禧老太太辯護，並向西方世界肉麻地吹捧她。武昌起義既發，他冒天下之大不韙，逆流而動，甘做腐朽王朝的孝子賢孫，在《字林西報》發表文論，反對革命，勸說列強出兵圍剿革命軍。隨後又致信《字林西報》編輯，譴責該報誣蔑、詆毀慈禧太後。他滿懷著對新時代的憤懣和抵觸情緒，卻堂而皇之地宣言：“許多人笑我癡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非僅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係忠於中國之文明。”丁巳年，辜鴻銘還不分良莠地加入到張勳複辟之列，更是成為一生無法洗去的汙點。
五、西學造詣和國學功底究竟如何
早歲遊學歐洲列邦的經曆，使辜鴻銘戴上了“精於別國方言，邃於西學西政”的桂冠（羅振玉語）。淩叔華稱其“對於東西文學哲學政治研究的淵博透徹，也是前無古人可與頡頏的”。
當年輕的胡適博士從太平洋回到中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好生意氣風發時，辜鴻銘卻批評他所持乃美國中下層的英語，並言：“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其眼力之高可以想見。林語堂認為辜鴻銘“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對這位精通馬太·安諾德、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的專家，林語堂甚至認為自己“不配去接近”。曾作過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說，在國外他看見一本英文雜誌裏刊有辜鴻銘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體裁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常用的問答傳習體，“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絕”。散文兼翻譯大家梁實秋說：“先生深於英國文學之素養。”英國有名的學者鄂方智主教，認為辜鴻銘“用英文所寫的文章，以英國人看，可以和維多利亞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並”。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國學者甚至說：“他在留學時代，用英文所寫的零篇碎簡，都博得歐陸人士的好評。”《揚子江流域》一書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對辜鴻銘的英文詩大加讚賞，在辜鴻銘去世後，她歎息道：“辜鴻銘死了，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卻還沒有出生！”
這些評語雖有溢美成份，但辜鴻銘的西學造詣在舊中國卻確實難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鴻銘以典雅的英文，翻譯述評中國文化的精華。辜鴻銘窮畢生之力翻譯中國經典，不僅因為他返國後完全歸服於傳統儒家，還因為在此之前中國經典沒有好的譯本，那些所謂西方漢學家的譯作大多不堪卒讀，結果使歐洲一些學者認為孔子可能隻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三家村老學究。辜鴻銘決心把中國文化這塊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動的骨頭拾起來，教化西洋人。在翻譯中，他積極為那些不諳中國文化的西方讀者著想，幫助他們理解中國儒家經義，乃別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萊爾、愛默生、阿諾德和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其中的有關經文，並借此表達他對儒家經義的理解。比如在其英文譯作《論語》的主標題下，他特地注明：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來解說的新的特別翻譯”。如此“特別翻譯”，既需漢學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學造詣，方能到“信達雅”的地步。在這讓人望而卻步的難點上，辜鴻銘如呼延灼使鞭、公孫大娘舞劍一樣，稔熟而順手地完成了這項在儒經注釋史上前無古人的事業。歐洲大陸的讀者和學者，因受了辜鴻銘的影響，對中國哲學和文化刮目相看。據稱，此後辜鴻銘每翻譯一部中國典籍，一脫稿，列國爭相傳譯。
對辜鴻銘翻譯儒家“四書”中的三部，林語堂認為這是極為了不起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言“辜鴻銘的翻譯是真正的天啟”，“不隻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作性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了然哲學的注入”。林語堂甚至“為他沒有翻譯更多的儒家經典而感到遺憾”。林語堂後半生以英文寫作為主，積極向西方傳播和介紹中國文化的事業，不能不說是受了辜鴻銘的影響和啟發。
辜鴻銘的國學是留歐回來改弦更張後自修補習的，時年已而立。張之洞幕中多翰林、進士，辜鴻銘遍請這些老先生們教習漢學，可得到的回答卻是千篇一律：你是讀洋毛子書的，沒有資格讀我們中國的聖傳。幸有總督大儒張之洞收下他這個門徒，親炙中國文化。辜鴻銘在他的引導下，一頭紮進儒家經典，鑽研六經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為初學的課本，因此所識漢字比一般人還多），並爽然道：“道固在是，無待旁求。”由於辜鴻銘好辯善罵，詞鋒尖刻，往往使人難堪，那些銜恨他的人，故意選擇經書中難懂的詞句，拿來質詢他，令初涉漢學的辜鴻銘瞠目結舌，滿臉通紅，久久不能措一辭。一代鴻儒沈曾植還當眾羞辱他：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經此種種刺激後，辜鴻銘更是發憤用功，自號“漢濱讀易者”，沉酣寢饋於中國典籍。憑他那副絕頂聰明的文學天才，博覽群集，積有歲年，學以大成。十數年後他公然向沈曾植挑戰：請教老前輩，哪一部書老前輩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輩能懂，我不懂？
與嚴複、林紓不同，辜鴻銘不願向國人譯介西方文學。惟一的例外，是二十世紀初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本英譯漢的小冊子《癡漢騎馬歌》。該詩是英國詩人 William Cowper的一首敘事長詩，共六十三段，描述了布販子出遊的趣事，全詩詼諧生動。辜鴻銘用五古體譯過來，效果極佳。著名近代翻譯家伍光建對此譯極為佩服，說：“辜氏用五古體譯此詩，把詩人的風趣和詩中主角布販子的天真爛漫，特別是他那股癡呆味兒都譯出來了，讀來十分親切。”吳宓認為辜氏此譯“為吾國人介紹西洋詩歌之始”。蘇曼殊一向自視甚高，對翻譯大家嚴複、林紓頗不以為然，卻惟獨對辜鴻銘的譯才另眼相看，他說：“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癡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著名學者王森然認為：“即在中國古詩中，亦屬少見。”
雖然辜鴻銘出版的漢文著作僅有《張文襄幕府紀聞》、《讀易草堂文集》等幾種，但國學大師羅振玉卻還是給他戴上了“醇儒”之桂冠，並言：“君之文為天下之至文，沉屙之藥石，非尋常學者可等類齊觀者也。”1910年，辜鴻銘還獲得了清廷給予的一項榮譽，即以其“遊學專門列入一等”，賞給文科進士。
曾幫助張之洞管理過學堂諸事、後出使英、法、日、比、意等國的外交家錢恂，在給汪康年的信中說，辜鴻銘“其人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國文，太不知中國理，又太不知教學生法，是直外國文人而已矣”。錢恂與辜鴻銘有過節，此說自然要打折扣。但據在北大曾做過辜鴻銘三年學生的羅家倫說：“辜先生的中國文學是他回國以後再用功研究的，雖然也有相當的造詣，卻不自然。”無論怎麽說，相比於西學，辜鴻銘的國學功底確實差了些。
關於辜鴻銘的國學，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頗見心得的看法：“辜鴻銘的國學功底在於具有高瞻遠矚地批判、理解中國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偉大功績之所在，並指陳它的缺失，是相當充分的。在比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領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並非純粹的國學家，但他隻要具備理解、批判中國文化並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能力，就足夠了，因為除此之外的研究，對他來說都是多餘的。”
徜徉於西學和國學的大海裏，辜鴻銘的平生主張及學說大旨，具見於《春秋大義》及英譯《中庸》。在辜鴻銘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點，即可作為他的文化思想邏輯核心的，是對“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這也是他堅執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蘊。
辜鴻銘對西方文明有著深刻的認識，在思想上對西洋物質文明有所批判，並且認為西方民族的富強是由於戰爭和掠奪，所謂“文明”，流弊無窮，應當吸取中國文明的優點，用以補救。在歐戰期間，他不遺餘力地把中國的孔子之道推薦給西人，認為這是“賢人的宗教”，可以把歐洲從戰爭的困境中拯救出來。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義》裏，他如是偏執地告訴世人：
要估評一個文明，在我看來，我們最終必須問的問題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夠修建巨大的城市、宏偉壯麗的建築和寬廣平坦的馬路；也不是它製造了和能夠製造漂亮舒適的家具，精致實用的工具、器具和儀器，甚至不是學院的建立、藝術的創造和科學的發明。要估價一個文明，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它能夠造就什麽樣的人性類型，什麽樣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正是一個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類型，顯示了該文明的本質和個性，即可以說顯示了該文明的靈魂。
當然，在辜鴻銘的學說裏，世界上隻有“中國文明是一種真正的道德文明”，他的文化觀念上的褊狹由此可見。他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特點是深沉、博大、純樸、靈敏，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但不博大，德國人深沉、博大，但不純樸，因此都難以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相對來說，隻有法國人還差強人意。
作為學者，辜鴻銘有著深切的人文關懷。他所行雖不羈，但交友真誠，每以進德修業相勉。還在北大時，他深歎學生徒以語言文學為裝飾，絕非真心向學為可惜。在《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讀寫能力與教育》一文中，他對那些初回國的歐美留學生欲將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間摧毀破壞深表憂慮。
辜鴻銘這種關懷和擔憂，由人文推及政教，他認為：“將來科學愈進步，世界戰爭也愈激烈，要消弭這種災禍，非推行中國禮教不可。”諸如此類思想見解，固有新穎可取處，但有時也怪論百出。由於過分鍾情於中國文化，一味排棄西方文明，使得辜鴻銘的思想學說顯得膚淺而空疏，有時還像其發辮一樣，為生活的裝飾品。
六、在國外尤其是西方世界究竟有怎樣的影響
辜鴻銘畢生逆西學東漸之潮，不懈地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是中國人中獨立完整地英譯儒經的開拓者，極具世界效應。民國外交家、曾任國民黨政府代理行政院長的法學博士王寵惠曾說：辜鴻銘“為國增光，馳譽國際，曠古未有……於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厥功甚偉！”曾任段祺瑞內閣總理的許世英亦說：“鴻銘先生，名德碩彥，久為世重。”現代學人震瀛說辜鴻銘“是中國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國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個時期以來，戴在辜鴻銘身上，何其多也！
但如同淩叔華指出的那樣，辜鴻銘在中國的聲望，遠不如在西方來得隆重。辜鴻銘在歐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讚譽和評價，遠遠高於國內。法國文豪羅曼·羅蘭說：“辜鴻銘在歐洲是很著名的。”丹麥評論大家勃蘭兌斯稱他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就著作在歐美的閱讀範圍和產生過的轟動效應而言，辜鴻銘當之無愧稱得上是近代中國第一人，在他之後，也僅有林語堂有此殊榮。
馬伯援有段回憶：在美國時，他曾到圖書館去看辜鴻銘的著作，頗驚其多。圖書館的小姐說，“辜先生的書籍，在英美圖書館裏，不僅是多，而且寶貴”。
據沈來秋回憶，1910年，他在青島大學就讀時，奧國籍教授赫善心博士推辜鴻銘為“中國現代哲學家”。1920年沈來秋到德國，接觸過不少社會人士，包括勞動群眾，“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鴻銘的名字流傳於人口”。“這一時期，德國人士認為，可以代表東方文化的有兩個人，除了辜鴻銘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隻是一個詩人，而辜鴻銘除了是哲學家、文學家之外，還是一個政論家。”另一位留學生嗣鑾也說起留德六七年刺激最深的兩件事：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教授奈爾遜對辜鴻銘極為佩服，當得知辜鴻銘生活困難時，竟還為他籌款；有一位教授鄭重其事地宣布，學生中若不懂辜鴻銘，則不準參加有關討論。
沈來秋、嗣鑾所說並非空穴來風。奈爾遜教授就曾著文說：“我讀辜鴻銘的書，至今已十幾次了，多讀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並世同輩中，吾所佩服者當以辜鴻銘為第一。”
因為推崇辜鴻銘，歐美國家的報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鴻銘的文章，盡管它們不少是諷刺詈罵這些列強國家的。如說英格蘭人傲慢，蘇格蘭、德國人自私，美國人粗俗，俄國人殘暴，辜鴻銘一張利嘴，幾乎罵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國《紐約時報》星期雜誌，刊有辜鴻銘的論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沒有文化的美國》），中間插入辜鴻銘身著前清頂戴、朝服後拖一根大辮子的漫畫像。辜鴻銘在批評美國文學時，毫不客氣地說美國除了愛倫· 坡的詩外，沒有一首好詩。生平痛罵西人而反以此見重於西人，辜鴻銘算是一個獨特的樣板。
有一件事，頗見辜鴻銘受外人鍾愛之程度。中國人講演從來沒有賣票的，可辜鴻銘在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中國人的精神》時，卻公開賣票，而且賣得挺貴。當時梅蘭芳的戲，最高票價不過一元二角，而辜鴻銘講演門票則售兩元。
辜鴻銘之所以深得外國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僅在於他所著有關歐戰文字，使飽受戰禍的歐洲人產生精神解脫作用，還因為他能夠把中國固有的文明宣傳到外國去，而不像別人隻說外國的東西好。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裏說：“在舊中國，哪兒有人可與辜鴻銘先生相提並論？他是惟一通曉東學和西學的中國人，我承認我欣賞他，我承認我愛他。”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博士艾愷在《文化守成主義論——反現代化思潮的剖析》一書中也有言：“在戰時與戰後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聖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在那時代，辜氏極受歡迎，他的書是歐洲大學哲學課程所必讀，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西方多位哲學家引用其書為重要權威；西方客人競相走訪，敬聆教誨。”
確乎如此，因為受了辜鴻銘的影響，歐洲一些學者對中國哲學和文化刮目相看。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就曾寫信向他請教。英國文豪毛姆認為辜鴻銘是一個“聲高望重的哲學家”、“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權威”，他還不遠萬裏前去拜見他。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遊曆時，竟從友人嘴中得知“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於是乎，辜鴻銘在北京東城椿樹胡同那座寒素的四合院裏，每日不知有多少國際名流學者親造拜訪。辜宅燃黑油燈，煙氣撲鼻，洋人中有謂此燈不亮者，辜鴻銘則詼諧地說：“吾東方人，講明心見性，吾人如心明，則燈自亮。東方人不似西人之專務外表者！”
辜鴻銘政治思想與時不和，然其文章學說，卻為世所宗，如此集於一人之身，頗值玩味。由於他畢生不遺餘力地從事中華文化輸出工作，成為中國人中獨立完整英譯儒經的開拓者，成果斐然，極具世界效應，1913年還被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者（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享此殊榮）。雖然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詩聖泰戈爾頭上，但辜鴻銘在西方的聲望一點也不遜色於泰戈爾。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辜鴻銘在走紅西方後，為他在其他亞洲國家中也帶來了名望。芥川龍之介等就不要說了，印度的甘地竟也稱他為“尊貴的中國人之一”。泰戈爾1924年的中國之旅也特別向辜鴻銘請教。而辜鴻銘卻認為泰戈爾不通易經，沒有資格講演“惟精惟一 ”那種高深的真理，勸他回印度整理詩集去，不要再講演東方文化了。在這裏，辜鴻銘以己之長攻他人之短，而不自知也有短處(如果泰氏以辜氏不通佛教與道教文化，讓他閉口，不要以中國文化、東方文化泰鬥自居，辜氏又將如何回應)，不僅過狂過狷，還真可謂瘋人瘋語了。
七、究竟有怎樣的政治操守和政見
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時，湖廣總督由湖北巡撫端方代理，其人品行不端，加之懼洋媚外，為辜鴻銘所惡。一日端方到湖北紗廠，見該廠所配總督起坐室有兩洋員在內，乃謂辜鴻銘說：我要與彼兩人談話，汝可為我翻譯。辜鴻銘想，彼西人者，不知其為何人，或尋常工商一流，我國堂堂總督，豈可如此屈尊交接。乃入謂外人道：這間屋子，係為我們總督預備的，請你們趕快出去。洋人乃狼狽而逃。同行者評說辜鴻銘此種舉動，真為中國存國體。
辜鴻銘操守廉潔。在上海黃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員貪汙巨金，辜鴻銘怒不可遏，拒絕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和說情風，要予懲辦。洋員大懼，乃於暮夜袖金十五萬求緩，又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氣。
胡思敬在其所著《國聞備乘》中記錄下一個故事：辛亥冬，張謇、唐紹儀皆聚上海，極力效忠於袁世凱，欲羅致辜鴻銘入黨，因設宴款之，還引孟子“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為寇仇”數語以動之。豈料辜鴻銘堅拒袁黨，道：“鄙人命不猶人，誠當見棄。然則汝兩人者，一為土芥尚書，一為犬馬狀元乎！”言罷擲杯不辭而去。然就是這個遭辜鴻銘罵得體無完膚的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極力推崇辜鴻銘，在辜鴻銘死後，還為其未得國葬而憾，認為係 “吾輩之責也”。
對辜鴻銘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負，羅振玉嚐言：“君雖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無積蓄，國變後，貧不能自存，而救世之誌不稍挫。”民國初年，美、英、俄等六國銀行團以高薪聘請辜鴻銘為翻譯，當他得知他們借錢給袁世凱以作其鎮壓南方革命經費時，憤而辭聘。李國文曾為辜鴻銘大唱讚歌：“這位老先生，對於洋人，對於洋學問，敢於睥睨一切，敢於分庭抗禮，從他身上看不出一絲奴婢氣，這一點，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說，應是十分要得的。”
辜鴻銘服官講學三十多年，師爺氣和書生意氣使他特別喜歡評論人物。晚清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從太後、皇帝、尚書、督撫，到維新領袖，在他嘴中幾乎鮮有漏網之魚。在罵多讚少的評價中，其政治眼光亦寓於其中。
辜鴻銘把幕主張之洞與曾國藩並推為有教養之真正政治家，視李鴻章隻為利己官僚，至康有為梁啟超輩，直作藝者。他又喜歡比較，比如拿張之洞與曾國藩來說： “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拿曾國藩與李鴻章來說，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無所變更，所以國事終至不可收拾。
辜鴻銘對曾國藩、李鴻章甚而幕主張之洞都不免貶辭，對袁世凱則更毫無假借，嚐在公開場合痛罵他是流氓、賤種、智商隻能等於北京倒馬桶的老媽子雲雲。供職外務部時，辜鴻銘應詔陳言，以“用小人辦外事，其禍更烈”，直指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成果後，辜鴻銘公開撰文，雲：“袁世凱之行為，尚不如盜蹠賊徒，其寡廉鮮恥無氣義乃爾耳。”袁世凱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賓客，慶祝袁氏歸天。後來馮國璋、張作霖之流欲羅其於帳下，軍閥張宗昌也以山東大學校長相委，均遭受拒絕。
辜鴻銘所臧否的人物，當時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權勢未衰，他卻能一一指而罵之，實乃一介任氣忤物、不惜開罪於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勸世於罵世之外，含嫵媚於辛辣之中，殊非當時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較之奴顏婢膝以事權貴者，更是有天壤之別。
辜鴻銘功名思想不深，蓋一純粹文人，而非政治家，卻有不可忽略的政治主張。形之於文的，有1898年所作《上湖廣總督張書》，有1908年的《上德宗皇帝條陳時事書》等。在後者中，辜鴻銘“位卑未敢忘憂國”，以外務部區區員外郎身份，請人代奏，條陳時事，說是改革外交必先改革內政，而改革內政必先削除李鴻章以來的北洋勢力。對於辦理外務，他認為先應統籌全局，且力言“修邦交”重於“講武備”，其意以為“庚子之禍實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積嫌久而不通，遂如兩電相激，一發而不可收拾”。對於“甲午庚子以來，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為國雪恥，遂致明廷近日亦以籌餉練兵為急務”，則以為“此猶非計之得者！”“蓋彼臥薪嚐膽之論，猶是當時戰國列邦之陋習！”言人所未言，羅振玉讀後認為“探索根元，洞見症結，予受而讀之，竊以為賈長沙（誼）複生不能過是”。
晚年，辜鴻銘應邀兩次赴日本講學，鼓吹儒學救世論，其中不乏政治言論。他在日本帝國旅館泛太平洋會演說時，馬伯援曾記下其演講大意：
一、西洋人言性惡，因為性惡，則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成歐洲大戰，為人類的浩劫；
二、中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其不善的原因，是為物欲引誘，主張四海兄弟，世界大同，是謂王道；
三、日本今後，當致力於中國文化，講求道德，研究王道，萬不可再學習歐洲的軍國主義，擾亂東亞。
辜鴻銘的學生兆文鈞在他那篇頗有爭議的《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一文中，曾記下辜鴻銘的一些政治觀點：
古今時代不同，社會製度有變，水漲船高，後來居上，不能把三千多年前的湯武革命，和十年前的列寧革命等量齊觀，相提並論；但是，民主精神是始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帝王也罷，總統也罷，主席也罷。凡有民主精神的帝王，就是好帝王，堯舜是也；沒有民族精神的帝王，就是壞帝王，桀紂是也；有民主精神的總統，就是好總統，華盛頓、林肯是也；沒有民主精神的總統，就是壞總統，袁世凱、曹錕是也；列寧領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他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是一位好主席，但是他的繼承人是否也能像他那樣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克紹列寧的偉大革命事業，尚不可知。有好社會製度，又有好領導，當然再好沒有啦。有好社會製度，沒有好領導，則社會製度會變為僵屍，領導會變為惡魔——“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兩句話是真理。
你們教育界人士，視教育為萬能，不問政治，是錯誤的。要知，最重要的是政治。必須若幹年後，世界大同的時代到來，那時，人們到處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什麽叫做帝？古人對自然現象，自然數雷為帝，認為它具有巨大的力量，鼓動萬物之生機，主宰世界；對社會現象，把政治力量比做帝，教民勿惰，使民宜之。堯舜小康時代，人民開始見到了民主精神的光明，便歡欣鼓舞地歌唱：“帝力於我何有哉！”迨至世界大同時代，人民更要歡欣鼓舞地歌唱： “帝力於我何有哉！”不過把古老的名詞——“帝”改變為新的名詞——“政治”罷了。那時，政治服從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專製教育還惡劣。現在，美國所講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揚其波而助其流，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裏還有“人民”二字。我希望你再給學生講課時，把現在美國的假民主教育，改寫成“民詛”教育。
這些看法雖時見疏陋偏頗，但品讀之下，讀者諸君該不會把它們統統歸入可笑、不當之列吧？至於辜鴻銘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 Demo-cracy（意思為魔鬼加瘋狂）,既反映了他對西方民主的討厭之情，也反映了西方民主的虛假一麵。
對辜鴻銘的思想政見，羅振玉是傾心佩服的，嚐言：“天之生君，將以為衛道之幹城，警世之木鐸，其否泰通塞固不僅係於一人一國已也。”又說：“君論事於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驗於二十年後，有如蓍龜，此孔子所謂‘百世可知'，益以見其學其識洞明無爽。”
八、今人究竟該如何評價
在中國近代史上，辜鴻銘演足了自己的悲喜劇。
以他的聰明智慧，卻沒有與時俱進，這是為人所歎惋的。羅振玉甚至認為辜鴻銘“不見用於當世，乃國與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辜鴻銘的意義當然不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醜而可觀的形象，而在於他是那個崇洋媚外的年頭中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者，在於他讓世界了解到了中國文化的精義（雖有殘缺之嫌），了解到中國人的不可欺。
對這個曠世怪傑，百年來評價不一，譽之者上天，貶之者入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認識到辜鴻銘身上的種種殘缺，因此極力為其飾非，如林語堂就說：“他有深度及卓識，這使人寬恕他許多過失，因為真正有卓識的人是很少的。”同時代的學人陳彰在略指辜氏之疵後，語鋒一轉，道：“此正如浮雲之掩月，無所損其光輝。隻是以其才學，竟於國計民生無所裨益，而至窮愁泥街，以終其生，這就不能不令人為之惋惜！”貶者中除上述已陳外，還需提及三十年代曾任嶺南大學校長、南開大學副校長的陳序經，他對辜鴻銘的批判(如說辜是“中國留學生之守舊最深，而主張複古最力者”雲雲)，是以一種思想的極端反對另一種極端。前麵說過了，吳宓對辜鴻銘是有所尊崇的，他認為“辜氏於中國之道德文化，具堅深之信仰，是其卓見；於西方之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帝國主義痛斥不遺餘力，且能以流暢犀利之英文文筆表達之，是其特長。對國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沒”。針對辜鴻銘言論多武斷而偏激，加之其人品性格亦多缺失，傲睨一切，詼諧謾罵，放蕩不恭，吳宓特別指出“決非崇奉人文主義而苦心化世者所宜出，決不足為今日中國及未來世界精神之師表”。該如何看待這個毀譽參半的人物呢？他提供了一個看法：“吾人之於辜氏，毀之固屬無當，而尊之亦不宜太過。辜氏譬如有用之興奮劑，足以刺激，使一種麻痹之人覺醒；而非滋補培養之良藥，使病者元氣恢複、健康增進也。”（吳宓《悼辜鴻銘先生》）竊以為此論值得人們反複研討、品味和反思。
時過境遷，這些年來對辜鴻銘的評價漸趨客觀公正。對其在宣傳中國文化遺產方麵所具的不世之功應予以充分肯定。如馮天瑜教授說，辜鴻銘乃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領域在‘古今中西之爭'中演化出來的一個奇特而複雜的標本”。黃興濤博導認為：“他是五四時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積極弘揚中國文化的中國學者，是中學西漸史上一個獨特的代表，隻有他，硬是在傳教士的壟斷中擠得了一席之地。”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炎還為辜鴻銘的陋俗作善意的辯護，認為：“辜氏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他對諸如纏足、納妾、吐痰等這些現代人眼中的陋俗為之辯。其實，在現代性向全球拓展之先，世界各個民族都存在不少被今人視為陋俗的習俗，即使是自以為文明高人一等的歐洲人也並不例外。”魯樞元以作家和學者的眼光來看他：“在曆史的蘋果園裏，辜鴻銘是一隻過早墜地的‘落果'，他的可貴之處是超前地看到了社會發展中的困境和危機，他的可悲之處也正在於此。”
總之，辜鴻銘是一本內容駁雜、耐人尋味的奇書，常讀常新，愈發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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