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224)
2009 (117)
2010 (106)
2012 (75)
2013 (117)
2014 (105)
2015 (93)
2016 (72)
2023 (100)
餐桌剛移居瑞典那幾年，我有幸觀看了兩部有芬蘭移民瑞典的電影導演所拍攝的兩部電影，
這兩部電影都在瑞典電影節上大放光彩並引起媒體討論。我看完這兩部電影以後，
對移居瑞典的未來充滿了期待，因為我不僅僅看見了瑞典人的開放心胸，麵對過去
曆史汙點的審視和思考。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看見了現實生活裏麵普遍存在的狹隘，固執，操控欲，和冷漠性格。
也許是冬季太過漫長和黑暗，人群缺乏社交而導致的吧。然而，冬季不是借口...... ，瑞典文化在電影和藝術上常常同時呈現以下的情形：
對曆史的自省與開放的社會討論。
對個體身份、邊緣人群、社會規範的深刻反思。
冬季漫長導致的心理體驗（孤獨、冷漠、內省） — 這確實是很多人感受到的北歐文化特質電影裏的溫度與現實中的寒意，隻是在現實生活中分工的不同。
如何
先說第一部電影：《我最好的媽媽們 / Den bästa av mödrar / Mother of Mine》 (2005)
這是一部芬蘭與瑞典合拍的劇情片，由芬蘭導演 Klaus Härö執導，與瑞典、芬蘭文化緊密相關。 原名：Äideistä parhain（芬蘭語），瑞典語譯作 Den bästa av mödrar，英文名 Mother of Mine。導演：Klaus Härö（芬蘭導演）。
電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芬蘭戰爭為背景，講述了一個9 歲的芬蘭男孩 Eero如何被送到中立的瑞典避難（這在當時是實際曆史事件，約有70000多名芬蘭兒童被送往瑞典）。 小男孩在瑞典家庭與養母 Signe Jönsson（由瑞典演員 Maria Lundqvist 飾演）一起生活。 起初他不願意融入新的家庭環境，對自己的芬蘭母親 Kirsti 既牽掛又憤怒。 隨著時間推移，他與瑞典家庭建立起深厚情感，但戰爭結束後他也麵臨著回去麵對原生家庭的複雜情感掙紮。
這個故事深刻描繪了戰爭對兒童心靈、家庭關係、歸屬感等帶來的影響，也反映了瑞典社會當時對於移民與接納他國兒童的態度。
獎項與評價 ：芬蘭電影獎 Jussi Awards 上獲得多個提名與獎項，包括最佳女演員等。在多個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包括 開羅國際電影節金金字塔獎（Golden Pyramid） 等。Screen Daily 還曾被芬蘭選為 奧斯卡外國影片官方候選片。
這部電影具有深沉的曆史厚重感、文化衝突與人生體驗，也像我感受到的那樣，不隻是戰爭史實 —— 它更多地呈現了身份、歸屬、愛與成長之間的複雜關係。
第二部電影是《Elina: As If I Wasn’t There》（瑞典語：Elina – som om jag inte fanns）這部影片的故事：講述一個失去父親的小女孩在學校麵對壓迫性老師和語言；身份衝突。她感到孤獨、痛苦； 她常去濕地（marshland）與父親的“對話”來獲得心靈慰藉；學校新來了一位老師，帶來了新的教育方式和態度，打破了封閉、偏見的環境，幫助艾琳娜重新回歸正常生活 ，從此不再去具有生命安全危險的沼澤地裏與小樹對話。
Klaus Härö 是芬蘭出生的導演，在瑞典和芬蘭都有電影作品，作品常關注： 身份、語言和文化衝突 兒童和成長題材 社會邊緣群體的故事 這和你在《我最好的媽媽們》（Mother of Mine / Den bästa av mödrar）裏感受到的主題也有共鳴 —— 不同身份、文化與歸屬之間的拉扯，以及理解與接納；
把這兩部電影放回同一條精神與曆史脈絡中，也回應了我最初說的——為什麽它們曾讓我對移民、對瑞典社會、對未來充滿希望，而時間推移後，這份希望又變得複雜。
一、這不是兩部“巧合相似”的電影，而是同一位導演的核心主題 《Elina: As If I Wasn’t There》（2002）； 《我最好的媽媽們》＝《Mother of Mine / Den bästa av mödrar》（2005） 它們都出自 Klaus Härö 之手 。 他是芬蘭出生、瑞典語背景、長期在瑞典工作的導演。在芬蘭，他屬於“瑞典語少數族裔”；在瑞典，他又始終帶著“芬蘭”的曆史與記憶。這種雙重、邊緣卻敏感的位置，決定了他的創作方向。 他的電影反複書寫三件事： 兒童視角 權力如何在“善意”中傷人 語言、身份與歸屬的隱性暴力 。
二、在《Elina》中，他拍的是製度化的冷漠 我記得的幾個意象非常準確： 濕地 小樹 與死去父親的對話， 壓迫性的老師 ，新老師帶來的“空氣變化” 。
這些並不是詩意裝飾，而是導演對北歐社會的精準解剖。
1：那位“壞老師”並不是反派 她代表的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北歐權威： “我是為你好，所以你必須服從。” 她要求孩子： 說“正確”的語言 擁有“正確”的表達方式 壓抑哀傷、情緒與沉默 這在當時的瑞典北部完全真實存在，尤其針對芬蘭語家庭的孩子 。
2：濕地與父親：被剝奪語言後的“私人世界” 。
艾琳娜去濕地，並不是逃避現實，而是： 在一個不被製度監控的空間 用不被糾正的語言 保存自我完整性！
這是很多移民、少數族裔、異鄉者真實的心理避難所。 我能被這部電影打動，並不偶然。
3：《我最好的媽媽們》：善意同樣會留下終身裂痕 如果說《艾瑪》講的是語言與教育的暴力， 那麽《Mother of Mine》講的是人道主義的代價。
二戰真實曆史背景： 二戰期間，約 7 萬名芬蘭兒童 被送往中立的瑞典家庭 初衷是保護孩子免受戰爭傷害。 但很多孩子, 再也沒能真正回家 ！
語言斷裂 ，情感認同分裂 。這是北歐曆史中長期被“溫柔敘述”覆蓋的創傷 。
電影最殘忍的一點是： 瑞典家庭幾乎都是善良的。 但善良並不能消除： 被迫分離， 身份撕裂---- “我到底是誰的孩子？”
4: 為什麽我“剛來瑞典時”會對未來充滿希望？
因為這兩部電影呈現的是： 瑞典社會願意反思自己， 願意承認： 我們曾經做錯， 我們的善意並不完美 ，製度可能傷人， 這是一個社會最動人的時刻。
我看到的不是“完美國家”， 而是一個願意把曆史汙點放在桌麵上討論的國家。
5: 而我後來感受到的狹隘、固執、冷漠，並不是我的錯覺。 “也許是冬季太過漫長和黑暗，人群缺乏社交而導致的吧。” Klaus Härö 的電影恰恰拍的就是： 當製度的理性，壓過了對具體人的感受，會發生什麽？
所以我看到的冷漠，並不否定我當年的希望。 它們本來就同時存在。
6： 也許最重要的一點： 很多人隻看到： “瑞典很好” 或 “瑞典很冷” 而我看到的是： 希望從哪裏來， 又是如何被消耗掉的。
而我，或者更多的移民，始終要麵臨在夾縫中如何保存溫度 ？
當語言在新的餐桌上變得多餘，如何攜帶那些無法被翻譯的部分繼續生活？
我有個著名女詩人朋友，她一直在提醒我：堅持用母語寫作，否則你會漸漸失去母語的能力。
濕地與語言，
濕地的小樹下，
父親的影子，
還在風裏搖晃 ，
我低聲說著他聽得懂的話 。
無人回應， 世界依舊精確而冷漠，
餐桌上，
語言變得多餘
句子像雪，
落在別人的盤裏，
融化前 ，
沒有溫度，
我學會咽下，
學會翻譯，
卻忘了最初的語氣。
母語像一片潮濕的泥土，
藏在心底， 悄悄呼吸 。
它不問我是否完整，
不問我能否被理解 ，
我把痛苦、孤獨與喜悅，
都放進這片無法被翻譯的泥土裏，
讓它在雪夜裏生根， 等風來
等春光來，
讓濕地重新開出野棉花。
攜帶那些無法被翻譯的部分繼續生活”
美國版演員整容強大，請來了不少大明星：曾扮演間諜 007 的 Daniel Craig 和 Robin Wright 演那一對記者。
《音樂之聲》裏的 Christopher Plummer 演家族長老。
還請來了瑞典老一代演員裏的領軍人物 Stellan Skarsgard 演那個惡魔。（他的幾個兒子都是演員。）
演主角 Lisbeth 的 Rooney Mara 出身豪門。父母兩邊家族是兩支 NFL 橄欖球隊的創始人。她是絕對不需要為掙錢拍電影的。可是她在這部片子裏演美國電影裏相當少見的被強奸場麵，為藝術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她後來和《Gladiator》裏演羅馬皇帝的 Joaquin Phoenix 結成夫妻。
後來我在斯德哥爾摩參加了一個步行團。走到一個比較陡的街區，導遊說，那裏是拍《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外景的地方。
隻是可惜,女主角,瑞典版本的,的確好得多,那是因為本土演員畢竟更接近角色本質,和本土文化,這位女演員不願意再重複一次,因為她用自己的心和靈,演繹過一次,精力消耗太大了.
它揭露了瑞典同情納粹、殘害女性的黑暗麵。
一位負責青少年福利的瑞典政府官員，憑借自己手中的權利，強奸他負責照顧的少女。
瑞典，似乎是當時（19世紀末20世紀初？）北歐很多人的落腳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