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劇團
夢想芙蓉路八千
我的家族史和革命宏大敘事的交集
草夫 2023 年11 月04 日
在我的家族曆史中，曾經有過一段令人非常驚悚的往事。我曾經從我不同的親友中獲悉過這樣一個故事：大約在1929年的秋天，我的姑母，曾經被一夥土匪綁架。當時，姑母剛生下二表哥不久，土匪在綁架姑母時，連帶著把不滿半歲尚在繈褓中的二表哥也一起綁架走。土匪向姑父勒索500元大洋。身為鄉間郎中大夫的姑父為了籌措這筆巨款到處借貸，可是，在贛西北這個窮山僻壤中，一時卻無法籌措到這麽多錢。
姑父出生於江西樟樹一個中醫世家，年輕時前往贛西北一個名叫征村的小村落行醫。在這個地方，姑父娶了我姑母。成家後的姑父姑母一家努力行醫司藥服務鄉梓，在這個缺醫少藥的窮山僻壤之地贏得了好口碑。當時姑姑一家的生活並不特別富裕，在20世紀初葉那個百業凋敝的時代，他們的生活也隻能稱得上能夠維持溫飽而已。
因為籌款耗費時曰，連累到姑母和二表哥，讓他們經曆了更為長久的磨難。土匪們為了躲避當地政府的揖拿，需不斷移營換寨，每當此時，便會感到帶著嬰兒的姑母特別礙事。有一次，他們終於忍無可忍，強行命令姑母拋棄手中的嬰兒，以跟上行進中的大隊。姑母拚命反抗，誓死也不願丟棄懷抱中的二表哥。正當此時，有一個在山上采薪的樵夫路過，姑母認出是曾經向姑父尋醫問藥的病人，於是情急之下向其托付懷抱中的二表哥。那位樵夫滿口應允，接過二表哥，後來輾轉將手中的嬰兒送到了姑父手中。此後，姑父加快了籌款的步伐，不惜傾家蕩產，籌夠贖金，終於贖回了姑母。經曆過近一個月地獄般的磨難，姑母總算回到家中，隻是，此時身心俱疲，創痛久久不能平複；二表哥在被劫持時，頭上沾染癩瘡，經姑父細心醫治，很久後才得以痊愈，後來還為此得到過一個＂二癩子＂的綽號。
家史中的這個故事，脈絡似乎頗為清晰，前因後果，都一清二楚。隻是，細究起來，卻又讓我們後代墜入一片曆史的混沌之中：那些綁架姑母的人是些什麽人，他們來自何方，此後又遁入何處？他們又是否為他們綁票勒索為害四方的惡行受到過正義的審判懲罰？答案盡付闕如。家族中的長輩也從不提起這些重要的細節。偶有後輩問及，他們也隻是閃爍其詞，以＂土匪＂對之。
五年前的一個冬曰，我父親和我坐在暮色四合的客廳裏，他又提起了這件令人傷心的往事。祖父家中有倆男倆女四個子女，姑母是老大，我的父親則年齡最小。姑母這個大姐比父親年齡足足大了一輪，父親和姑姑早年失恃，後來父親自已在六零年這個人為造成的饑饉之年又不幸痛失了自己的妻子——我的母親，因此一直以來，父親以及我們全家都受到年長如母的他的大姐諸多照顧。將及暮年的父親，由於姐弟情深，常常會懷念他的這位長姐。這次，他又重複了一遍這個姑姑和二表哥被綁架的故事，講完以後，他陷入一種長久的停頓之中。他眼光透過黯淡的窗戶，思緒似乎漸行漸遠。
良久，他轉過頭來，語氣低沉地對我說：＂綁架你姑姑的是紅軍。＂
這就像一個石破天驚的告白，使我這個聽聞者頓時陷入一種失語的震驚狀態之中。作為出生在那個紅軍巳經被神化的國度裏的晚輩，我從小就被灌輸了不少關於中國革命、中國紅軍、中國共產黨的宏大敘事：他們是那樣地崇高，以天下蒼生為念，不惜犧牲自我而解救天下於倒懸。可是，他們何以會對像我姑母和二表哥那樣的婦孺幼嬰，痛下狠手，綁票勒索，而且幾乎置我那個尚在繈褓中的二表哥於死地？在那種革命的宏大敘事中，世人被強行劃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並且賦予所謂的被剝削階級以任意剝奪處置剝削階級的生命財產的權力。可是，我的姑姑和姑父隻不過是一個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自由職業者——他們甚至連雇工也未有請過——在社會上掙紮，全靠行醫司藥，服務鄉梓。那末，這種宏大敘事又是如何來合理化綁票勒索這種在一個正常社會被視為邪惡罪行的作為的呢？
這些疑問讓我開始去探索這種宏大敘事背後隱藏的肮髒勾當的具體細節：1，這樣的綁票勒索的普遍程度；2，這種綁票勒索的具體施行者；3，這種綁票勒索的具體操作指南；最後，4，這種綁票勒索的意識形態依據。
在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正經曆一種從傳統王朝社會向近現代社會轉型的陣痛期。雖然中國以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近乎和平的方式完成了這個轉型的第一步，在清廷軍事強人袁世凱，同盟會革命黨領袖孫中山，以及國內的立憲派共同努力下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卻由於曆史的負累以及當事者過於急切的選擇痛失一個好局，隨之墮入天下失序，武人橫行的亂世。亂世中走投無路者會挺而走險，走上剪徑綁票勒索的歧途，就像人們在《水滸傳》中看到的那種遍及天下的綁票演義一樣。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之間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國家正統的曆史敘事都把這種駭人聽聞的綁票勒索歸昝於那些土匪豪強。而當人們揭開曆史的深重帷幕，則會發現這種正統的曆史敘事者本身就是這些事件中主角的精神上的傳人。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紅軍，是為害中國社會和民間的最主要的劫掠者。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聲中，中國共產黨主導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搶劫運動。而由於國共分裂，共產黨轉入非法狀態之後，綁架勒索更成為中國共產黨及其軍事力量紅軍的斂財籌餉的主要手段。
很少有中國共產黨人作為當事人來主動地披露自己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但也並非絕無僅有。譬如，中國共產黨的元勳之一曾誌，就在她的紅色革命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一曾誌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無意中提到，她後來的夫君陶鑄＂在擔任漳屬特委書記時，帶人用一枝小手槍，綁了一個地主的孩子，獲贖金三千多元＂（p135) 。
受害者的陳述則從另一個角度來敘述更為悲慘的故事。在《慷慨成仁：殉道的師達能夫婦》（戴存義著，證道出版社1935年中文版）一書中，則講述了一個紅軍首領一一方誌敏如何綁架美國傳教士師達能（John Stam)，史文明（Betty Stam)夫婦，並在未能得逞獲得贖金時，斬首這對夫婦的悲慘故事。方誌敏時為蘇維埃政府“贛東北省“主席兼財政部長，他的主要＂勳業＂就是通過綁架勒索為紅軍斂財籌餉。1921年，時為青少年的方某曾就讀於江西九江南偉烈學校這所著名的教會學校，但他卻絲毫未能感染到宗教中的悲憫情懷。他在投身革命之初，曾在江西老家領導農民運動，他對革命的投名狀，就是帶頭抓捕和處死他的親叔叔方雨田：罪名是因為方雨田擁有田產，是所謂的地主。
1930年7月，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劫掠了江西瓷都景德鎮，綁架了多名在景德鎮經商的外國商人，並將他們押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贛東北省省會”——葛源。從這些外國商人的家人中勒索到巨額贖金後，才把他們釋放。也是在這次大規模的劫掠中，方領導的紅軍洗劫了景德鎮當時的富紳、也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瓷器美術大師鄧碧珊的家產，更為慘烈的是，鄧本人也被方誌敏手下的紅軍無情地砍了腦袋。1932年6月，方誌敏帶領紅軍洗劫了位於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這個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鎮。綁架了兩百多名地主和富紳。在勒索到大量金銀財物之後，有些所謂的＂肉票＂一被綁架者依然還是被撕票，慘死在紅軍手下。
1934年12月6日，方領導的抗日先遣隊下屬的紅十九師，綁架了在安徽旌德縣城傳教的美國人師達能夫婦和他們年僅兩個月大的女兒海倫（Helen Priscilla Stam)，他們命令師達能夫婦傳信上海教會總部，要求兩萬大洋的贖金。師達能夫婦是一對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基督教徒，他們無意為此向教會申請贖金。於是，紅軍殘忍地在廟首鎮斬殺這對夫妻，陪斬的包括一位當時從刑場上挺身而出為師達能夫婦鳴冤的當地基督教徒張師聖（《旌德縣誌》兵事紀略，1992年版）。讀者們也許巳經注意到，在這次綁架事件中也像在我姑母的綁架事件中一樣，牽涉到一個嬰兒——海倫。海倫的命運幾乎跟我的二表哥一樣，她在被綁架之初因為驚駭而哭鬧，綁架者試圖殺害這個幼嬰，但為同監的一位中國無名氏所勸阻。隻是，這位勇敢的中國人自己卻為此失去了生命。後來，當師達能夫婦被斬首之後，海倫被遺棄在廟首的監禁地，12月9日下午，為一名中國牧師盧克周所尋獲。盧克周後來輾轉將這個可憐的孤兒送到山東濟南，把海倫交給了她也在中國傳教的外祖父母手中（戴存義。《慷慨成仁：殉道的師達能夫婦》證道出版社1935年中文版）。
這件駭人聽聞的綁架撕票慘案震驚了整個世界，連美國的時代雜誌也報道了這一慘案（CHINA: Undercurrent of Joy. 《Time》. 1934-12-24 ）。全世界的關注促使國府迅速調兵遣將，剿滅這幫綁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方誌敏即被抓獲，半年後，首惡得到懲罰，正義終於得到伸張。
二、三十年代的紅軍，不管位於何處，都捲入過綁票勒索的勾當。這些散落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和安徽一帶的紅軍，無一例外地通過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劫掠綁架當地的民眾，來籌集軍餉。前蘇聯和共產第三國際曾經從財政上支持中國共產黨。但國共分裂之後，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紅軍被分割在幾塊相對孤立的地域，與蘇聯的聯係由此而中斷。處在相對孤立區域的紅軍於是開始了大規模地從所在地的民眾中劫掠財富。如曾誌在她的紅色回憶錄中提到的閩南的紅軍頭領陶鑄怎樣通過綁架地主的孩子勒索錢財，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在江西景德鎮以及浙江衢州怎樣大肆劫掠綁票。綁架我姑母和二表哥的，則是活躍在湘鄂贛地區一帶的由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紅五軍自平江暴動之後，一直在江西修水一帶遊竄，並數次攻打修水縣城。每次，都會造成數百人的死傷。在這種反複的衝突中，紅軍有時會占上風，有時候又不得不敗走他處（《中國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他們遊竄鄉野之時，往往會殃及當地的民眾。我的姑母就在這個時候，不幸中成為他們綁架掠奪的對象。
中國曆朝曆代，都有土匪豪強綁架勒索的事情發生，但曆史上所有發生過的綁架都無法跟紅軍集團的綁架行為相比，因為隻有紅軍的綁架行為，才是一種大規模的有綱領、有操作規範和操作程序的嚴密的組織行為。前不久去世的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中共的黨史軍史專家劉統，在他2020年出版的新書《火種——尋找中國複興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中披露了許多紅軍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怎樣向富人勒索錢財的紅色＂軼事＂。這些利用黨史軍史史料而著成的本意在歌頌紅軍奮鬥的著作，不經意中卻向世界披露出許多血淋淋的往事。
譬如，《火種》一書中提到保存在古田革命紀念館裏的一份名為《籌款須知》油印文件，文件寫於1932年7月，其中有一章叫“籌款技術”，專門介紹紅軍如何籌款。就像現在傳銷團夥分發給傳銷人員的傳銷技術培訓手冊一樣，這個文件也是分發給紅軍作為內部培訓用的材料，換言之，可以稱之為“紅軍綁架勒索指南”。這個指南包括綁架勒索民眾的一係列策略和實施細則：在其中的小標題之下，如“一網散開，精密調查”，“迅速捉人，適當待遇”，“做好做歹，雷厲風行”，講述了怎樣私下探訪確定綁架對象，怎樣采點實施綁架行為，怎樣利用心理恐駭逼迫被綁架者以及家屬吐出錢財的一係列綁架勒索精要《火種一尋找中國複興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書中還提到保存在古田革命紀念館裏的一份＂籌款公告＂：
＂查該屋主人賴仲卿確係著名土豪，平素為富不仁，壓迫工農，重租重息，盤剝備至。本地貧苦群眾恨之入骨，特罰籌軍餉大洋五百元，限本日內籌齊，送交本部軍需處。如逾期不交，即將衣服穀物分給貧民，並焚毀其房屋。此布
軍長朱德 黨代表毛澤東 公曆1929年10月23日＂
這份＂公告＂是印刷件，在名字欄留下空白，以利於隨時隨地填上不同的人名。筆者曾經有過疑問，為何紅軍在綁架我姑母時，勒索500大洋。這份公告似乎告訴筆者，這是紅軍綁架勒索時的＂市價＂。筆者曾查閱過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的家庭平均收入，這筆錢遠遠超過了許多中國家庭的歲入（巫寶三等著，《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華書局1947年版）。我很難想象，當我姑父姑母在收到這樣的一張天價勒索公告時，心裏會是何等地絕望！
不殺人，不搶劫：自從人類脫離叢林社會，進入文明世界之後就一直是人類信守的基本道德準則。在人類曆史上出現成文法之前，這些基本道德準則以自然正義的方式表現出來。此後，當人類曆史上開始出現成文法，這些基本的道德準則更是具有了具體的規定和廣泛的適用性。如在公元前一千七百多年前人類曆史上出現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漢謨拉比法典》中就有詳細的針對這種罪行的懲戒措施——殺人和搶劫在任何社會都被視作為彌天大罪。
人類社會的真實曆史的確充斥著大量的相反事例：這些相反事例之所以會被社會所容忍即被非罪化，甚至被鼓勵，完全取決於社會流行的意識形態為這種非罪化提供了什麽樣的合理化的依據。如果一種意識形態以異族、異端、和異類作為區分善與惡的疇域，那麽，對異族、異端、和異類的殺戮和劫掠就不但不被看作是犯罪，反而會被社會合理化：這就是人類社會中為什麽會存在種族之間（異族）的戰爭和屠殺（包括納粹的屠猶），存在不同宗教（異端）之間的戰爭（包括十字軍東征）和屠殺，以及不同種類（異類）人群之間的屠殺的原因。
馬克思的階級區分和階級鬥爭理論，則是把人類劃分為有產者和無產者，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從而把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劃為＂異類＂，進而合理化肉體上消滅這些異類（無產階級專政），財富上剝奪搶劫這些異類（打土豪分田地，收繳私營企業資本，公私合營）的主要理論來源。在＂我們何以會蹈入罪惡之海＂（草夫，＂我們何以會會蹈入罪惡之海＂。《共識網》，電子地址巳由於該網站被封而失效）一文中，筆者曾經提到過馬克思的這種理論是如果合理化針對社會特定群體的大規模的暴力行為的。
建立在對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觀察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其核心概念是“階級意識”，就像“種族意識”在納粹的意識形態中所起的作用那樣，階級意識這個概念既是一個用來甄別異己的概念，又是一個用來排斥他者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否定倫理標準普適性，進而推演出倫理標準的特設性理論的意識形態前提。作為一種社會批判學說，這個概念不但把人類社會中的成員作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區分，而且這種區分還跟倫理判斷中好壞的區分聯係起來。在人類社會進入現代化大工業生產時期，由於個體在組織，融合，管理生產要素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以及在新生產要素的創新過程所起的作用不同，人類的社會分工，較之於傳統社會時期的自然分工形式，出現了進一步的分化。由於這種分化與在生產資料的占有份額上的分化具有耦合關係，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同時往往也是生產要素的組織、融合、管理、創新者。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中，這種主要以社會分工為特點的社會分化現象被窄化抽象成了一種僵化的階級分野。“階級鬥爭”成為他的邏輯推論，其根據在於：由於生產資料的占有者無償占有勞動者在超額時間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他們在社會分配上不公平地攫取了本應屬於勞動者的成果，成為所謂的剝削階級。而階級鬥爭就是一種通過暴力來消滅這個剝削階級，從而達致公平社會的唯一途徑。
這種學說的邏輯前提中，存在如下重大缺陷。第一，對社會勞動作了過於窄化的理解，沒有給於以組織、融合、管理、創新等等方式存在的勞動以應有的評價和重視。在勞動分工中，作為組織、融合、管理、創新者，和作為一般勞動者，他們的勞動之間存在著質的區別，而且，前者的勞動對推動社會生產具有更起決定性的作用；其次，它混淆了生產資料的占有與生活資料的占有。在現實中，以生產資料的占有為形式的社會財富，僅有相當小的份額轉化成了占有者的生活資料的消費，而絕大部分被用來維持和擴大社會化的生產之中。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對生產過程的循環能夠維持和發展下去提供了可靠和穩定的資源，作出了遠非其它社會成員可以相比擬的貢獻。此外，這種理論還忽視了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同時還有另外一重身份 ——生產資料的看護者的雙重身份。由於私有產權的明晰界定，這種生產資料的占有者與生產資料的看護者的雙重身份使他們成為社會財富的負責任的監護人。而由這種理論所推崇的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為特點的製度設計，由於隻存在一種虛擬的責任主體，而不存在這種真正意義上的監護人，所以社會財富經常被人們所濫用，破壞，揮霍和浪費。
在這樣的一種對社會本質加以扭曲的意識形態中，生產資料的占有者，被簡單地劃歸為所謂的剝削階級，成為帶有原罪色彩的道德批判的對象。不管這些人中有多少在私德上是道德意義上的完人——他們為人誠實、正直、富有社會良知和正義感、工作勤奮努力、以自己創造性的勞動對社會發展進步作出普通人所無法比擬的巨大貢獻，他們均被劃入意識形態的異類；也不管他們在維持和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無法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怎樣無懼於承擔創新的巨大風險，怎樣滿懷激情和使命感去追求事功(如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依隆·馬斯克等)，他們均被漫畫化為一群單純追求資本利潤的嗜血的經濟動物。最後，在那些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為原教旨的極權國家裏，當社會批判演變成道德批判，而道德的批判為武器的批判所取代時，所有被劃歸這個階級的個體，就都被剝奪了繼續存在下去的倫理道德上的正當性，成為在肉體上必須被消滅的對象。
階級意識這一概念，為倫理標準的特設性的理論及其實踐提供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依據，它一方麵分裂了社會，另一方麵，它喚起了一種仇恨意識。以生產資料的占有與否作為劃分剝削和被剝削階級的標準，從而為倫理上對有產者的汙名化開辟了一條危險的路徑。這種強加給有產者的原罪無形中剝脫了在倫理標準上他們本應享有的被同等對待的普適標準。一俟這種汙名化作為意識形態流行開來，倫理標準的意識形態變異便會隨之發酵，針對有產者的暴行便再無倫理標準的約束。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共產黨以及紅軍會理直氣壯地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義劫掠和屠戮民眾一包括綁架象我姑母那樣的普通人以及殺害史達能夫婦一的原因。
由於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還處於農業社會的形態，工業化還處於萌芽狀態，還遠未達到馬克思所描述的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以中國共產黨把農村中較為富裕的階層——地主和富裕農民作為革命的對象。農村中略有薄田者，或曾經雇傭幫工者，甚或略有資產者如我姑母姑父，都有可能會被劃入革命的對象範疇。而且他們的劃分標準具有極大的隨意性。中國農村中許多真正的勞動者一那些自耕農，也往往會被劃入革命的對象。
民國時期一個土地委員會曾經開展過大規模的土地調查，調查涉及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結果顯示：中國的土地占有，以自耕農占有為主體，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畝以上的大地主隻占0.02。民國時期著名的農業學家董時進在他自己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調查中核實了上述的調查結果（董時進，維基百科全書中文版。https://zh.wikipedia.org/wiki/董時進）。根據這些調查資料，董時進強調，不像在歐洲中世紀實行封建采邑農民依附采邑領主的製度，在中國這種附屬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製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在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致富和善於經營起家的自耕農（董時進，維基百科全書中文版。https://zh.wikipedia.org/wiki/董時進）。近期中國學者發表的關於土改前後土地占有狀況的文章也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中國近現代並未出現土地兼並惡化的趨勢，當北方自耕農占比高達70%以上的同時，南方有些省份地主占地比例並不高（如福建，地主富農土地占有僅占所有耕土的18% ），如果考慮到南方占比很高的公田（（族田、寺廟、教堂、學校、團體），湖南、廣西大約占15-20%，江西15%，湖北10%。廣東30%，個別縣份達60%），南方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比例並不高（龍登高，何國卿。＂地主富農占有多少土地？——土改前夕地權分配的檢驗與解釋＂《東南學術》2018年第4期）。所有的證據都顯示，自耕農是占主導的中國農村真正的勞動者。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卻套用馬克思學說中的所謂的＂地租剝削＂理論，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的生產者之中劃分所謂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從而提出在中國農村打倒地主土豪劣紳的目標。全然罔顧上麵提到的事實：中國農村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親曆親為的自耕農。即便是那些雇傭幫工者，自己往往也躬耕壟畝；而且由於農時雙搶（搶收搶種）的需要，小額農田擁有者也會雇請臨時幫工或季節工作為輔助。可是中共卻僅以是否擁有土地和是否雇傭佃農作為劃分地主富農的標準，而且標準具有極大的隨意性。專門研究中國土地問題和土改曆史的中國學者譚鬆曾在他的調查中指出：在川中地區，有的農民僅因為擁有五畝耕地而被劃為地主，更為荒謬的是：他的一位遠親因為擁有13.5畝土地而被劃為地主，但隨即又在分田中分到了13.5畝土地，說明這裏所謂的地主占有土地的額度隻不過是當地農民占有土地的平均水平（譚鬆。《血紅的土地: 中共土改採訪錄》(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盡管使用如此隨意的標準，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卻以此為依據隨便綁架，劫掠，甚至取人性命。按照他們＂打土豪分田地＂的說法，叫做＂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所有略有餘財者，盡數成為他們掠奪的對象。而我姑父姑母一家，既無田產，又非僱主，卻因為被他們盯上，也成為了他們共產革命的犧牲品。
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之一的羅蘭夫人在被羅帕斯庇尓送上斷頭台時，曾麵對革命廣場（（la Place de la Revolution，又譯為協和廣場）上的自由雕像深鞠一躬，感概萬千地說：＂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如果我們記得那些革命的領袖常常自詡他們的革命會給人類帶來自由解放，那末我們可以把羅蘭夫人名句中的＂自由＂二字用＂革命＂二字來置換：＂革命革命，天下古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曆史的經驗教訓我們：除了反抗異族的壓迫和反抗暴君的暴政的革命具有曆史的合理性之外，所有以改變產權製度（廢除私有製）為特點的革命都充斥著罪惡和血腥，因而導致了人類曆史上的巨大災難，最後都經曆了慘痛的失敗。二十世紀泛濫於世的共產革命，以禍害無數人一包括我的姑母，致死近億人的代價，黯然收場。中國共產黨在＂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語）＂之際，也不得不改弦更張，進行改革——實則是讓私有製再次登場。
盡管共產革命帶給世界如此深重的苦難，可是它最初卻是以許諾天堂為其號召力的。早在它還未完全展露自己猙獰的本相時，它曾經迷惑過很多善良的民眾，包括許多知識分子。但並非所有的人都未注意到它真正血腥的本質。1925年3月份，徐誌摩曾經在赴歐途中，短暫地遊曆過蘇聯。憑借他關注社會敏銳的洞察力，他很快就觀察到了那種革命宏大敘事背後隱藏的血腥本質。他在寫給《晨報副刊》有關自己在莫斯科的觀感時提到：“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汙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徐誌摩。《歐洲漫錄》，《晨報副刊》1925年3月28日）。
要在把世界變成天堂之前先把這個世界變成血海，這似乎僅僅是文學修辭上的比喻。但真實的曆史中，卻出現過更為恐怖的現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曾經為了把中國變成天堂而先把中國變成一片火海。曾誌在她的紅色回憶錄中提到：中共湖南特委席克斯，何舍鵝曾經提出過一個對付民國政府的堅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從宜章至耒陽一線四百多裏長的公路兩側各五裏內的城鎮及農村的人和財物一律撤至偏遠的農村，然後把搬空的房子燒掉，片瓦不留＂（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一曾誌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 52。）。
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悲憫情懷曾經通過詩人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表達岀來。世間關乎天下眾生生死的最基本的庇護所，無非是那一片遮雨蔽風的屋舍，無論這屋舍是深宅大院，還是僅能棲身的茅棚。從宜章至耒陽一線，四百裏長十裏寬的縱深，會裹挾百萬級數的天下蒼生，這片火海將無差別地置沿途民眾於絕望的境地。這種傷天害理的反人類的惡行，理所當然地遭到了當地民眾的激烈反抗。曾誌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就在與這些起來保衛自己家園免遭焚毀的反叛民眾的衝突中喪命，而曾誌為了為夫君報仇，親手用梭標捅死了一個被捕的反抗民眾。她在她的回憶錄中詳細地描述了她如何用梭標在這個不幸的俘虜身上各個部位亂刺。她寫道：＂這是我平生惟一一次殺人＂（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一曾誌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 58。）。
現代的讀者可能很難相信，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情竟然會以拯救天下蒼生的名義發生。因為世人無緣聽到那些屈死的冤魂的慘痛陳述，因懾於極權社會鎮壓的淫威，那些曾經尚存的受害者——包括我的姑母——也往往不敢吐露任何實情，所以那些可怕的真相大都湮沒在曆史的塵埃之中。如果不是象曾誌這樣的當事人本人無意中透露出來的這些血腥告白，革命的宏大敘事就會被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把他們的罪惡洗得一幹二淨。
而這種洗刷幹淨的宏大敘事，會用來作為煽動再次作惡的模本。現在越來越來刺耳的＂不忘初心＂的叫囂，就是在精神上的一種動員令，它所招喚而來的將會是為害天下蒼生的血腥災難的再次降臨。
http://ccwm.china.com.cn/zhuanti/txt/2016-12/02/content_9197366.htm
講故事的女兒已經一把年紀了。生的溫文爾雅，已無父輩那種地土氣息（我認識一位南梁遊擊隊成員，抗日軍政大學的軍事教官，喜歡給人介紹對象。無論男女，他介紹時隻有一句形容詞：他X的上等人才!)。可講這故事時，臉上掛著微笑，好像在講一個美妙的童話故事。
以前我的老師家庭也是這樣的，過去每家都有這樣的經曆，階級不同，悲劇不同，洪水滔天，一個人就是一粒卑微的塵埃，唯有記憶可以保存下來。
複雜
謝謝補充，的確是，359旅是模範，郭蘭英的歌裏也這樣唱的。
中國人同情巴勒斯坦，是因為中國人的同情心而已。因為以前被日本欺負過，同病相憐。但以色列同中國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中國的軍事能夠得到發展，就是靠的以色列。
中國同哈馬斯肯定是敵對的啊。對於中國來講，台獨其實不算啥，新疆那邊的安定，才是最重要的。中國怎麽可能站到哈馬斯一邊呢？
對於以巴之爭，我的觀點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去追究誰對誰錯，現在就別打了。以色列在軍事上占優勢，但也不能保持零傷亡。雙方無論死多少人，都不能解決問題。
隻有停火，才能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再想一下，以色列複國，真的那麽重要嗎？猶太人在全世界都過得不錯，有以色列國象征性的存在，就可以了，國土麵積並不重要。倘若再出現希特勒，以色列國土再大幾倍也沒有用，一樣被滅。以色列人需要學會的，不是以牙還牙，而是怎樣做，才不會再出現希特勒。
當然，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已經不可能再出現希特勒了。那以色列更沒有必要強調複國了。在全世界各地過著高人一等的生活，不挺好嗎？
就像我們這些中國人，有那麽大的中國，我們不願意呆，跑到國外來生活，不也挺好的嗎？
如果你家真有其事, 可以向政府索賠的.
我家親眷, 在蘇南, 遇到類似情況, 後來在1949後, 得到賠償的
謝謝博主分享。
所以特別討厭那些身在海外的別有用心滴希望中國內亂的。苦難的中國老百姓好不容易安穩了幾年可以吃飽穿暖，又想瞎折騰，打仗好玩啊？！
一個社會一旦出現動蕩，老百姓就會遭殃。如果共產黨當年沒有推翻國民黨，大陸一直是國民黨管理，中國說不定會更好一些。
但中國社會現在已經穩定了。如果再折騰一次，倒黴的還是老百姓。關鍵是折騰完以後不見得會更好。現在那麽多的國家都在打仗，都是折騰的結果。
中國至少有一點做的不錯，這麽多年來，一直沒有內戰。
那些在打仗的國家，老百姓多可憐啊。包括現在的以色列，年輕人就那樣被打死了。
謝謝你寫出來 留下這段曆史
那就讀讀這篇。
這對傳教士據說是脫離主力獨立活動的紅軍殺害的。方誌敏當時在另外一個地方打仗。
事件發生時，方誌敏未隨紅十九師活動，直12月10日他才與紅十軍團主力突破德興封鎖線，經浙西進入皖南與紅十九師會合，此時師達能夫婦已經遇害.
對曆史事件的描述要準確，不能因為一己之觀點而偏聽偏信。
整個事件是有教育意義的，戰爭時期，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犧牲品。肅反時期，很多紅軍將領被殺。
我的父親也被綁匪掠去過，他父親也籌錢贖人過，從來沒有去了解過綁匪為何人，但我的祖父為了保護家人免遭劫難的行為，成了新生紅色政權奪去他生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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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從大陸為活命跑到香港的倪匡親自講過的一些事情。他的一句話讓在場的人沉默無語：“正因為我愛中國，所以我才反共，堅決的反共”。
也欽佩上世紀的徐誌摩，看惡魔看得比胡適都準，而且是在那麽年輕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