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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後來在50年代末期成為緬甸政府總理的吳努與民族英雄昂山，在仰光大學的學潮中，被校方開除，他們加入了要求民族獨立的“我緬人協會”。1937年，仰光大學學生會領導人德欽登佩進入“協會”的領導層，“協會”的領導進一步得到了加強。當時的領導人是：昂山、吳努、德欽丹東、德欽梭、德欽巴欣等人，他們中間，許多人當時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後來緬甸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1939年8月19日，緬甸共產黨正式成立。昂山被選為總書記。黨的領導人還有德欽巴欣、德欽梭、德欽巴丁。
緬甸共產黨從一開始，內部就充滿了矛盾與鬥爭。在成立不久，年青的知識分子領導層在思想認識上就分為了兩派。一派是以昂山為首的主張學習中國共產黨所走得爭取獨立的鬥爭方式，向往延安。覺溫等人是昂山忠實的追隨者；一派是以負責學生工作的德欽巴欣為首的親蘇派，主張應該爭取到蘇聯的援助，支持者是德欽梭等人。不過，當時兩派在堅信共產主義上是一致的。所以，有了昂山的延安之行。
1940年8月，昂山帶著緬甸共產黨的介紹信到中國。從水路抵達廈門時，受到日本特務機關的軟禁。昂山當時權衡再三，感到利用日本人逐驅英國人不失為一良策。於是，便從廈門前往日本。1941年3月，昂山秘密潛回緬甸，召集當時的“人民革命黨”領導人覺迎、巴瑞等開會，商量“聯日反英”事宜。10日後，就有了緬甸曆史有名的“三十誌士赴日本”的記載。事實上，昂山此時也已經脫離了緬甸共產黨。
1941年，日本入侵緬甸，新的殖民統治不僅更加瘋狂的對緬甸資源進行了毀滅性的掠奪，同時，對人民也施以了殘酷的法西斯統治。緬甸獨立軍15000人被解散，組成了3000人的國民軍，由昂山任司令。但實際大權掌握在日本“顧問團”手中。1943年8月1日，日本帝國主義導演了“緬甸獨立”的鬧劇。巴莫擔任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昂山為國防部長，吳努為外交部長，由德欽梭與德欽丹東領導的緬甸共產黨，於1943年初，在下緬甸的緬因德達耶鎮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德欽梭做政治報告，提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加強抗日活動。德欽梭被選為總書記。
1944年8月，德欽梭秘密到達仰光，與昂山等會談，由雙方發起成立一個團結抗日的組織。1944年8月到9月，各派抗日力量領導人在吳努家中舉行了會議，決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昂山任最高領導人，德欽丹東任總書記，德欽梭任政治領導人，奈溫也量重要領導人之一。發表了《逐驅日本法西斯》的“聲明”。
至1945年5月，“同盟”已發展成為緬甸最強大的政治組織，成員達20萬人，掌握武裝力量1萬餘人。
“二戰”後，英國重新回到緬甸，由於昂山與英國人的密切關係，“同盟”內部在對待一係列與英人合作與獨立形式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緬甸共產黨對於昂山的“中間路線”進行了強烈的抨擊。1946年10月10日，由於共產黨批評昂山鎮壓罷工，“同盟”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把緬甸共產黨排除出了“同盟”。
1947年2月9日至12日，昂山與撣、克欽、果敢等族的代表及英國政府的代表，在班弄簽署了曆史性的《班弄協議》，承認民族平等，強調了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同年7月19日上年10時，昂山在他的辦公室裏遇刺身亡，終年32歲。
同年10月7日，英緬雙方簽定《英緬條約》，英國政府承認“緬甸聯邦為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這個《條約》於1947年11月上旬、1948年1月1日，分別被英國、緬甸臨時議會通過。
由於緬甸共產黨與吳努在《條約》的獨立條件上發生重大分歧，1947年11月，吳努與緬共關於團結的談判破裂。
1948年1月4日，緬甸宣告獨立。
與此同時，緬甸共產黨內部的矛盾鬥爭，進一步加劇，終於出現了“紅旗共產黨”與“白旗共產黨”兩種力量的存在。德欽梭是“紅旗黨”的代表。他在二戰後，秘密赴蘇聯學習“經驗”。回後，在緬甸中部地區組織了武裝。“紅旗派”的武裝並沒有因為其“紅旗”的稱謂而壯大，在緬甸獨立後，其日漸衰敗。武裝力量在政府軍的打擊下不斷地削弱，活動地域曾經退守至緬印邊境一帶。但是，仍然沒有逃脫失敗的厄運。“紅旗”勉強堅持到了1972年，便煙消雲散了。德欽梭於1972年被政府逮捕。後被釋放 。
而德欽丹東主張向中國共產黨學習，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認為這是現實需要的唯一選擇。德欽丹東舉得是“白旗”，被稱之為“白旗共產黨”。“白派”先後在緬甸南部的勃固山區建立了武裝力量。與新成立的仰光政府展開了武裝鬥爭。50年代，武裝力量日益擴大，以勃固為根據地，在克耶邦、克倫邦發展了自已的勢力和地盤。給緬甸政府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緬甸政府自吳奈溫上台後，開始對一切反政府武裝采取了高壓打擊手段。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首當其衝。50年代後期，在政府軍的打擊下，“白旗派”也逐漸喪失了原有的優勢。隊伍四散，部分武裝力量聚集到了緬中邊境一線。
原緬共武裝中的克欽族部隊，以及部分緬族部隊，由於不抵緬甸政府軍的軍事打擊，在50年代後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國境內。被中國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欽族大多安置在了貴州，而緬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這一批緬共武裝力量，由於中國的接受，得以保存下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中國住了近十餘年的時間，與中國女人結婚生子。後來成為70年代緬共人民軍的中堅，許多人成為緬共的高級領導人。由於“紅旗派”退出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沒有人沿用這一稱謂。
60年代以前，中緬兩國度過了關係中的“密月”時期。對於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而言，這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選擇。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對於中國突破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反華戰略包圍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正因為有東南亞地區緬甸、南亞次大陸的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美國當時“戰略包圍圈”的璉條扣，在這裏脫節，事實上，美國因此而無法對華實施全麵的“戰略包圍”與封鎖。
中緬的“胞波之情”，也是在雙方政府作出讓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為重要的讓步是，中國政府在英緬政府與清朝簽定的不平等邊界條約的部分基礎上，與緬甸人進行了邊界領土的談判。實際上，中方間接承認了這一不平等的條約。為此，一大塊土地，劃入了緬甸的國土。1960年1月24日，緬甸總理吳奈溫將軍訪華。於1月28日同周恩來總理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緬甸聯邦政府關於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緬甸聯邦政府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當時的緬甸政府總理吳努應邀訪問昆明，在雲南大學向1000多名師生發表演講之後，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中緬友好萬歲！”可見當時的緬甸領導人，非常了解中國的國情，並急於修好。1960年10月1日，雙方正式簽訂了邊界協定。
1967年6月，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鄰國緬甸的仰光，也在發生一場“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學就讀的華人學生們，在胸前佩帶上了紅彤彤的毛澤東像章。進爾，又在學生中成立了“紅衛兵”的組織，開始了“革命的大辯論”。這種過激的行為方式，當時在中國是屬於合法存在的，但是，在異國的土地上，這完全是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行為。
衝突首先是在學生中開始。一方要誓死捍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一方是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複活。開始打鬥的導火線是關於毛澤東像章的佩帶問題。“革命的紅衛兵”們肯定要捍衛“統帥”的尊嚴，另一派，主要由緬甸人組成的團體，就是不準佩帶像章。於是，雙方由爭執發展到鬥毆，逐漸成為群體的撕打、械鬥。
以至於後來發展到一場，由緬甸政府幕後操縱的反華活動。幾乎全緬甸的華人均卷入了這一災難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溫政權實行“國有化運動”，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華人企業被收歸國有，致使許多華人、華僑在傾刻間家破人亡。華人的勤奮，在東南亞地區大多富甲一方，在緬甸仍是如此，華人的財富受到許多當地人的嫉妒。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緬甸反華重要背景之一。
反華排華的烈火，從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華人稠密的聚居區瓦城。又從下緬甸迅速擴展至整個緬甸。許多華人財產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傷。部分華僑中的“紅派”僑領與學生中的積極分子，被迫通過秘密渠道回到祖國。1967年6月，數千名緬甸人對仰光華人居住區實施打、砸、搶，殺害華僑40餘人。同時，這批受到“指使”的民眾，又衝擊了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和新華社、中國民航辦事處，凶殘地殺害了中國專家劉逸。緬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逮捕了80多名華僑。6月29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強烈的抗議，並宣布不再派回駐緬大使。
這是緬甸近代較為嚴重的一次反華排華事件，旅緬約80萬華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衝擊，華人與緬族的矛盾也同時進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處於這樣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國人民支持的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緬甸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成立了。
彭家聲部恰恰在這個時侯退入到了中國雲南境內的臨滄地區。這支武裝被首先進行了整編。彭家聲赴北京，受到當時有關領導人的接見。彭部的這支武裝165人，在臨滄鎮康縣的鐵石坡進行各種軍事訓練。支隊伍中，彭家聲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現在訓練的隊伍裏。當時早已在貴州和四川生兒育女的原部分緬共成員，此時，也被緊急地集合了起來。
此時還堅持在緬甸南部勃固一帶戰鬥的緬共中央總書記德欽丹東，很快獲悉了這一信息。通過極其秘密的方式與渠道，緬北的武裝力量與緬共中央取得了聯係。戰鬥，不久就開始了，並進入到白熱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經過訓練的彭家聲兄弟率領的隊伍，正式打出了“人民軍”的番號，向緬甸政府軍發動了進攻。而當時中國雲南滇西邊境的一線部隊，被賦於了支援緬共人民軍的任務。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貴州、四川的原緬共人員，被迅速的重新武裝並集訓後，出現在了果敢地區。他們切斷了緬政府軍的滾弄運輸線，這樣，緬軍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區。1969年4月，緬甸共產黨領導的果敢縣與果敢縣委會成立，彭家聲被任命為“果敢縣長”。
當時指揮緬北共產黨人民軍的，是緬甸共產黨常駐北京的副書記德欽巴登頂。當1970年冬德欽丹東被自己叛變的警衛員殺害後，德欽巴登頂接任了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勃固根據地由另一個副書記德欽辛負責。1976年，其在緬甸政府軍的軍事圍剿中陣亡。
德欽丹東的犧牲，對勃固山區的緬共組織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它直接導致了“白旗派”的終結。緬甸政府軍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開始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的進剿，並取得了全勝。
就在南部武裝氣息奄奄之時，北部被中國權利支持的，由各種先進武器裝備的人民軍，確不斷地占山為王，勢力與影響越來越大。外電報道說，在一些來自中國職業軍人嫻熟的指揮下，人民軍過關斬將，使緬軍產生了極大的驚恐心理。在果敢地區站穩後，緬共人民軍迅速向薩爾溫江西岸進發。
1970年4月，人民軍克北卡佤山的猛卯；1970年11月，攻占與雲南省畹町一橋之隔的棒賽。同時，占瑞麗縣對麵的姐蘭等地。在雲南潞西縣芒海境外的猛固，建立了根據地，1971年11月，進攻重鎮滾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揚。邦桑成為緬共中央所在地。
在緬共人民軍的編製上，分別成立了4個軍區：東北軍區、中部軍區、“八一五”軍區，後組建的以克欽族為主的101軍區，同時成立了中央直屬警衛旅。這四大塊緬共武裝，實際上，也就是今天緬北各支割據勢力的雛形。
當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進入高峰時期，毛澤東果斷地決定：“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紅衛兵們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抱著充滿熱情的情懷，打著紅旗奔赴各地。
由於雲南境外，緬共武裝如火如荼的發展，給了這批青年中的活動分子以極大的啟示。當時被認為，緬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在那樣極“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緬共人民軍，政策也就定為是參加“革命工作”，有了與生產建設兵團戰士截然不同的待遇。於是，從1970年底至1971年，無數抱著真正革命激情的或隻是為了找出路的“知青”們跨出國界。在“國內”，他們被有關文件規定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
這一批中國人進入緬甸北部，很快參加了果敢地區的“滾弄戰役”，在與緬軍對峙衝突的42天裏，剛學會打槍的“知青”們真正嚐到的戰爭的苦頭。許多人在這一戰鬥中犧牲。少數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緬北，有的走投無路，唯有靠肉體出賣維持生計。這一仗後，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團，並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們出境“革命”。沉綻在緬共隊伍中的知青，許多終於熬過了“吃苦關”，一些人走上了“領導崗位”。
到1989年3月緬共瓦解，已經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崗位上。雲南知青羅常保升任中央警衛旅政委，雲南知青蔣誌明升任東北軍區副參謀長，李自如升任中部軍區司令員，車炬升任中部軍區旅長。這些人，至今絕大部分仍然活躍在緬北的各支武裝之中。
至1975年，緬共已經控製了薩爾溫江以東的大塊土地，在薩爾溫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據地。它的勢力範圍，北邊是幾乎所有的緬中邊界地帶，除了雲南瑞麗對麵的木姐縣形式上還在政府軍手中外，其它的國境線上，全是緬共被人民軍占據。往南走，它的勢力範圍已達緬老邊境，在緬泰邊境的萊朗等地，也有緬共的正規武裝與遊擊隊。其鼎盛時期，緬共控製了近1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150－200萬人口，武裝力量達到近3萬人。
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得以在緬北地區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國際主義援助”與支持，這已是不爭的曆史事實。中國方麵為支援緬甸共產黨，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動員了可能動員的力量。對於中國與緬共的極為密切的關係，引起緬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兩國領導人接觸的不同場合，緬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國支援緬共武裝以及供給各種物質的情報，成為當時緬甸軍事偵探部首要的任務之一。政府軍在與緬共武裝交火中多次受挫後，采取了僵持對峙，等待時機的策略，待情況變化後，再伺機下手。
轉眼已經是70年代中期。中國與緬甸共產黨都在發生變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接近尾聲，緬甸共產黨也已進入了內部矛盾衝突不斷加劇的階段。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逝前後，中國派往緬共人民軍的軍事“顧問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國內。由此，緬共也進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國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與緬共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獨立自主，互不幹涉”開始付諸實現。由於經濟上長期對中國的嚴重依靠，使得緬共自身幾乎沒有任何造血的財政收入功能。長時間的打仗，軍費與根據地的巨大開支越來越成為了問題。尤其是在被“斷奶”之後，更是亂了章法，終於做起了鴉片生意。毒品的巨額利潤，反過來又使許多中高級幹部私欲膨脹，成為了“拜金主義”者。最終由腐敗走向了崩潰。
1976年，中國武裝邊防人員破獲了第一起緬共人民軍參與鴉片貿易的案件。其實，為了解決經費問題，緬共部分單位早已經開始選擇了這一見效快的“傳統貿易”。
應該說，緬甸共產黨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於組織較為嚴密及中國的影響，對於鴉片貿易，采取了嚴厲禁止的措施。中央發文明令禁止進行各種與鴉片有關的交易。更不準各級幹部與官兵參與，如有發現，從重處罰。這些規定和措施，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對於老百姓的傳統種植，緬共中央也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適當放寬。
但在中國的援助逐漸減少之時，緬共領導層開始考慮今後經費的來源問題。在緬共中央“創收”口號的鼓勵下，各軍區紛紛各顯神通，開始自籌經費。東北軍區首先成立了“特貨貿易小組”。這個“小組”，當時每年給東北軍區提供近千萬緬元的收入，成為其最為重要的財政來源。東北軍區因此而“先富”了起來。其它軍區與單位，當時已經或明或暗的知道東北軍區的“生財之道”，因此也紛紛效仿。
緬甸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東北軍區的財政來源，於是幹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屬的進行毒品貿易的機構，代號“8.19”。“8.19”的總負責人就是緬共中央副主席德欽佩丁。“8.19”的成立，不僅標誌著緬共進行鴉片貿易與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時，鴉片貿易的利潤成為其各種經費的直接來源。
在1985年以前，中國與緬甸接壤的雲南邊境地區，幾乎並沒有出現過精製毒品海洛因。邊疆鄉鎮中少數50年代遺留下的癮君子們，多以吸食鴉片為主。但是“8.19”出現之後，整個緬共控製區瞬間一片狼煙起，“海落英”的加工廠，似雨後春筍，遍地開花。據不完全統計，到80年代中期，緬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廠多達85家！
在緬共內部，各級幹部逐漸認識到了毒品就意味著財富與金錢，於是紛紛卷入這股謀利的濁流之中，最終無法自拔。到80年代中後期，緬共中高級幹部，幾乎全部卷入了鴉片貿易之中。整個緬共的武裝幾乎沒有不做毒品生意的。從黨的高級幹部到一般士兵，翻江過海，各顯神通。據外國有關機構透露，至緬共瓦解的1989年，除黨的“主席”德欽巴登頂未卷入鴉片交易外，所有高級幹部均在從毒品交易中謀利。
進入80年代中後期，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東歐巨變，蘇聯也在動蕩之中，麵臨解體。國際共運進入了最低潮。緬共內部的人心因此也進一步渙散。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基層，都在尋找今後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聲在果敢發動了兵變，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緬甸民族民主同盟黨”和“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同時組建了“臨時軍事委員會”。彭家聲出任主席和同盟軍總司令。彭家聲的隊伍迅速接管了果敢縣大隊、緬共果敢縣委員會，以及各種機構與倉庫。13日，彭部兵發猛洪，緬共東北軍區1旅的4個營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彈一槍，占領了緬共北方分局所在地猛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國境內外，其餘大部人馬投降彭部。
緬共中央主席德欽巴登頂，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開始，中央判斷是“兩兄弟鬧分家”，是屬於他們兄弟之間的事情。很快，他們發現了這個錯誤。馬上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在這次會上，彭家聲的“易幟”，被定為“敵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有緬甸政府背景的，有組織、目的、有預謀的反革命叛亂。”是緬甸反動政府對革命的又一次挑釁。於是，3月18日，派了兩個連的士兵，抄了彭家聲在賀島的老家。接下來，就再也沒有下文。當時，緬共已經無力對付自已內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國雲南臨滄地區滄源縣永和第三生產隊當過會計的佤族趙尼來，時任緬共中央後補委員、北佤縣長。中國雲南思茅地區西盟縣佤族頭人的後裔鮑友祥，時任緬共人民軍中部軍區副司令。二人率中部軍區全體官兵“起義”。17日，鮑、趙二人在緬共中央警衛旅政委羅常保等人的“內應”下，包圍了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緬共主席德欽巴登頂及其它中央領導人。鮑、趙二人很快“有禮貌”地將這批“領導人”全部送入中國境內的孟連縣。4月22日，成立了以趙尼來為總書記的“緬甸民族聯合黨”和鮑友祥任總司令的“緬甸民族聯合軍 。
鮑、趙二人正在起事之時，緬共中紅極一時的“八一五”軍區，也於4月19日宣告脫離緬共領導，率部成立了“緬甸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軍政委員會”。“八一五”軍區司令林明賢任“主席”和同盟軍“司令”。林部絕大多數領導人是從中國出去的“知青”和“回鄉知青”。
失魂落魄的緬共中央領導人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下，於6月16日在雲南召開了秘密會議，決定成立由德欽巴登頂、政治局委員吳覺敏、耶博吞、欽貌基和北方分局書記吳丹組成一個臨時中央領導機構。6月26日，中央遷至101軍區所在地板瓦。經曆了“樹倒猢猻散”的緬共中央，十幾人寄人籬下地生活在101軍區。黨的主席與政治局委員們在最後時刻仍然在發號使令，仍在不厭其煩地開會。
1989年9月，他們終於走到了革命的盡頭。101軍區司令員丁英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克欽新民主獨立軍”。當丁英將最後的決定通知德欽巴登頂主席時，這位戊馬一生的領導人落下了眼淚。不得已，德欽等人隻有再次離開了101軍區。他們的去向也隻有一個地方，德欽巴登頂將在中國度過他的餘生。
緬甸共產黨經過50年的努力，最終降下了曆史的帷幕。但時值今日，由緬共時期開辟的地下毒品貿易和運輸通道，至今還在被使用著。“金三角”裏的一切，遠遠未到了了結的時侯。在這塊土地上，罌粟花仍在開放，依然是那樣的豔麗。
1939年8月19日，緬甸共產黨正式成立。昂山被選為總書記。黨的領導人還有德欽巴欣、德欽梭、德欽巴丁。
緬甸共產黨從一開始，內部就充滿了矛盾與鬥爭。在成立不久，年青的知識分子領導層在思想認識上就分為了兩派。一派是以昂山為首的主張學習中國共產黨所走得爭取獨立的鬥爭方式，向往延安。覺溫等人是昂山忠實的追隨者；一派是以負責學生工作的德欽巴欣為首的親蘇派，主張應該爭取到蘇聯的援助，支持者是德欽梭等人。不過，當時兩派在堅信共產主義上是一致的。所以，有了昂山的延安之行。
1940年8月，昂山帶著緬甸共產黨的介紹信到中國。從水路抵達廈門時，受到日本特務機關的軟禁。昂山當時權衡再三，感到利用日本人逐驅英國人不失為一良策。於是，便從廈門前往日本。1941年3月，昂山秘密潛回緬甸，召集當時的“人民革命黨”領導人覺迎、巴瑞等開會，商量“聯日反英”事宜。10日後，就有了緬甸曆史有名的“三十誌士赴日本”的記載。事實上，昂山此時也已經脫離了緬甸共產黨。
1941年，日本入侵緬甸，新的殖民統治不僅更加瘋狂的對緬甸資源進行了毀滅性的掠奪，同時，對人民也施以了殘酷的法西斯統治。緬甸獨立軍15000人被解散，組成了3000人的國民軍，由昂山任司令。但實際大權掌握在日本“顧問團”手中。1943年8月1日，日本帝國主義導演了“緬甸獨立”的鬧劇。巴莫擔任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昂山為國防部長，吳努為外交部長，由德欽梭與德欽丹東領導的緬甸共產黨，於1943年初，在下緬甸的緬因德達耶鎮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德欽梭做政治報告，提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加強抗日活動。德欽梭被選為總書記。
1944年8月，德欽梭秘密到達仰光，與昂山等會談，由雙方發起成立一個團結抗日的組織。1944年8月到9月，各派抗日力量領導人在吳努家中舉行了會議，決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昂山任最高領導人，德欽丹東任總書記，德欽梭任政治領導人，奈溫也量重要領導人之一。發表了《逐驅日本法西斯》的“聲明”。
至1945年5月，“同盟”已發展成為緬甸最強大的政治組織，成員達20萬人，掌握武裝力量1萬餘人。
“二戰”後，英國重新回到緬甸，由於昂山與英國人的密切關係，“同盟”內部在對待一係列與英人合作與獨立形式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緬甸共產黨對於昂山的“中間路線”進行了強烈的抨擊。1946年10月10日，由於共產黨批評昂山鎮壓罷工，“同盟”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把緬甸共產黨排除出了“同盟”。
1947年2月9日至12日，昂山與撣、克欽、果敢等族的代表及英國政府的代表，在班弄簽署了曆史性的《班弄協議》，承認民族平等，強調了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同年7月19日上年10時，昂山在他的辦公室裏遇刺身亡，終年32歲。
同年10月7日，英緬雙方簽定《英緬條約》，英國政府承認“緬甸聯邦為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這個《條約》於1947年11月上旬、1948年1月1日，分別被英國、緬甸臨時議會通過。
由於緬甸共產黨與吳努在《條約》的獨立條件上發生重大分歧，1947年11月，吳努與緬共關於團結的談判破裂。
1948年1月4日，緬甸宣告獨立。
與此同時，緬甸共產黨內部的矛盾鬥爭，進一步加劇，終於出現了“紅旗共產黨”與“白旗共產黨”兩種力量的存在。德欽梭是“紅旗黨”的代表。他在二戰後，秘密赴蘇聯學習“經驗”。回後，在緬甸中部地區組織了武裝。“紅旗派”的武裝並沒有因為其“紅旗”的稱謂而壯大，在緬甸獨立後，其日漸衰敗。武裝力量在政府軍的打擊下不斷地削弱，活動地域曾經退守至緬印邊境一帶。但是，仍然沒有逃脫失敗的厄運。“紅旗”勉強堅持到了1972年，便煙消雲散了。德欽梭於1972年被政府逮捕。後被釋放 。
而德欽丹東主張向中國共產黨學習，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認為這是現實需要的唯一選擇。德欽丹東舉得是“白旗”，被稱之為“白旗共產黨”。“白派”先後在緬甸南部的勃固山區建立了武裝力量。與新成立的仰光政府展開了武裝鬥爭。50年代，武裝力量日益擴大，以勃固為根據地，在克耶邦、克倫邦發展了自已的勢力和地盤。給緬甸政府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緬甸政府自吳奈溫上台後，開始對一切反政府武裝采取了高壓打擊手段。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首當其衝。50年代後期，在政府軍的打擊下，“白旗派”也逐漸喪失了原有的優勢。隊伍四散，部分武裝力量聚集到了緬中邊境一線。
原緬共武裝中的克欽族部隊，以及部分緬族部隊，由於不抵緬甸政府軍的軍事打擊，在50年代後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國境內。被中國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欽族大多安置在了貴州，而緬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這一批緬共武裝力量，由於中國的接受，得以保存下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中國住了近十餘年的時間，與中國女人結婚生子。後來成為70年代緬共人民軍的中堅，許多人成為緬共的高級領導人。由於“紅旗派”退出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沒有人沿用這一稱謂。
60年代以前，中緬兩國度過了關係中的“密月”時期。對於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而言，這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選擇。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對於中國突破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反華戰略包圍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正因為有東南亞地區緬甸、南亞次大陸的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美國當時“戰略包圍圈”的璉條扣，在這裏脫節，事實上，美國因此而無法對華實施全麵的“戰略包圍”與封鎖。
中緬的“胞波之情”，也是在雙方政府作出讓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為重要的讓步是，中國政府在英緬政府與清朝簽定的不平等邊界條約的部分基礎上，與緬甸人進行了邊界領土的談判。實際上，中方間接承認了這一不平等的條約。為此，一大塊土地，劃入了緬甸的國土。1960年1月24日，緬甸總理吳奈溫將軍訪華。於1月28日同周恩來總理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緬甸聯邦政府關於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緬甸聯邦政府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當時的緬甸政府總理吳努應邀訪問昆明，在雲南大學向1000多名師生發表演講之後，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中緬友好萬歲！”可見當時的緬甸領導人，非常了解中國的國情，並急於修好。1960年10月1日，雙方正式簽訂了邊界協定。
1967年6月，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鄰國緬甸的仰光，也在發生一場“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學就讀的華人學生們，在胸前佩帶上了紅彤彤的毛澤東像章。進爾，又在學生中成立了“紅衛兵”的組織，開始了“革命的大辯論”。這種過激的行為方式，當時在中國是屬於合法存在的，但是，在異國的土地上，這完全是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行為。
衝突首先是在學生中開始。一方要誓死捍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一方是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複活。開始打鬥的導火線是關於毛澤東像章的佩帶問題。“革命的紅衛兵”們肯定要捍衛“統帥”的尊嚴，另一派，主要由緬甸人組成的團體，就是不準佩帶像章。於是，雙方由爭執發展到鬥毆，逐漸成為群體的撕打、械鬥。
以至於後來發展到一場，由緬甸政府幕後操縱的反華活動。幾乎全緬甸的華人均卷入了這一災難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溫政權實行“國有化運動”，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華人企業被收歸國有，致使許多華人、華僑在傾刻間家破人亡。華人的勤奮，在東南亞地區大多富甲一方，在緬甸仍是如此，華人的財富受到許多當地人的嫉妒。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緬甸反華重要背景之一。
反華排華的烈火，從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華人稠密的聚居區瓦城。又從下緬甸迅速擴展至整個緬甸。許多華人財產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傷。部分華僑中的“紅派”僑領與學生中的積極分子，被迫通過秘密渠道回到祖國。1967年6月，數千名緬甸人對仰光華人居住區實施打、砸、搶，殺害華僑40餘人。同時，這批受到“指使”的民眾，又衝擊了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和新華社、中國民航辦事處，凶殘地殺害了中國專家劉逸。緬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逮捕了80多名華僑。6月29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強烈的抗議，並宣布不再派回駐緬大使。
這是緬甸近代較為嚴重的一次反華排華事件，旅緬約80萬華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衝擊，華人與緬族的矛盾也同時進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處於這樣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國人民支持的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緬甸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成立了。
彭家聲部恰恰在這個時侯退入到了中國雲南境內的臨滄地區。這支武裝被首先進行了整編。彭家聲赴北京，受到當時有關領導人的接見。彭部的這支武裝165人，在臨滄鎮康縣的鐵石坡進行各種軍事訓練。支隊伍中，彭家聲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現在訓練的隊伍裏。當時早已在貴州和四川生兒育女的原部分緬共成員，此時，也被緊急地集合了起來。
此時還堅持在緬甸南部勃固一帶戰鬥的緬共中央總書記德欽丹東，很快獲悉了這一信息。通過極其秘密的方式與渠道，緬北的武裝力量與緬共中央取得了聯係。戰鬥，不久就開始了，並進入到白熱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經過訓練的彭家聲兄弟率領的隊伍，正式打出了“人民軍”的番號，向緬甸政府軍發動了進攻。而當時中國雲南滇西邊境的一線部隊，被賦於了支援緬共人民軍的任務。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貴州、四川的原緬共人員，被迅速的重新武裝並集訓後，出現在了果敢地區。他們切斷了緬政府軍的滾弄運輸線，這樣，緬軍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區。1969年4月，緬甸共產黨領導的果敢縣與果敢縣委會成立，彭家聲被任命為“果敢縣長”。
當時指揮緬北共產黨人民軍的，是緬甸共產黨常駐北京的副書記德欽巴登頂。當1970年冬德欽丹東被自己叛變的警衛員殺害後，德欽巴登頂接任了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勃固根據地由另一個副書記德欽辛負責。1976年，其在緬甸政府軍的軍事圍剿中陣亡。
德欽丹東的犧牲，對勃固山區的緬共組織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它直接導致了“白旗派”的終結。緬甸政府軍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開始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的進剿，並取得了全勝。
就在南部武裝氣息奄奄之時，北部被中國權利支持的，由各種先進武器裝備的人民軍，確不斷地占山為王，勢力與影響越來越大。外電報道說，在一些來自中國職業軍人嫻熟的指揮下，人民軍過關斬將，使緬軍產生了極大的驚恐心理。在果敢地區站穩後，緬共人民軍迅速向薩爾溫江西岸進發。
1970年4月，人民軍克北卡佤山的猛卯；1970年11月，攻占與雲南省畹町一橋之隔的棒賽。同時，占瑞麗縣對麵的姐蘭等地。在雲南潞西縣芒海境外的猛固，建立了根據地，1971年11月，進攻重鎮滾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揚。邦桑成為緬共中央所在地。
在緬共人民軍的編製上，分別成立了4個軍區：東北軍區、中部軍區、“八一五”軍區，後組建的以克欽族為主的101軍區，同時成立了中央直屬警衛旅。這四大塊緬共武裝，實際上，也就是今天緬北各支割據勢力的雛形。
當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進入高峰時期，毛澤東果斷地決定：“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紅衛兵們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抱著充滿熱情的情懷，打著紅旗奔赴各地。
由於雲南境外，緬共武裝如火如荼的發展，給了這批青年中的活動分子以極大的啟示。當時被認為，緬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在那樣極“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緬共人民軍，政策也就定為是參加“革命工作”，有了與生產建設兵團戰士截然不同的待遇。於是，從1970年底至1971年，無數抱著真正革命激情的或隻是為了找出路的“知青”們跨出國界。在“國內”，他們被有關文件規定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
這一批中國人進入緬甸北部，很快參加了果敢地區的“滾弄戰役”，在與緬軍對峙衝突的42天裏，剛學會打槍的“知青”們真正嚐到的戰爭的苦頭。許多人在這一戰鬥中犧牲。少數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緬北，有的走投無路，唯有靠肉體出賣維持生計。這一仗後，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團，並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們出境“革命”。沉綻在緬共隊伍中的知青，許多終於熬過了“吃苦關”，一些人走上了“領導崗位”。
到1989年3月緬共瓦解，已經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崗位上。雲南知青羅常保升任中央警衛旅政委，雲南知青蔣誌明升任東北軍區副參謀長，李自如升任中部軍區司令員，車炬升任中部軍區旅長。這些人，至今絕大部分仍然活躍在緬北的各支武裝之中。
至1975年，緬共已經控製了薩爾溫江以東的大塊土地，在薩爾溫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據地。它的勢力範圍，北邊是幾乎所有的緬中邊界地帶，除了雲南瑞麗對麵的木姐縣形式上還在政府軍手中外，其它的國境線上，全是緬共被人民軍占據。往南走，它的勢力範圍已達緬老邊境，在緬泰邊境的萊朗等地，也有緬共的正規武裝與遊擊隊。其鼎盛時期，緬共控製了近1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150－200萬人口，武裝力量達到近3萬人。
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得以在緬北地區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國際主義援助”與支持，這已是不爭的曆史事實。中國方麵為支援緬甸共產黨，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動員了可能動員的力量。對於中國與緬共的極為密切的關係，引起緬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兩國領導人接觸的不同場合，緬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國支援緬共武裝以及供給各種物質的情報，成為當時緬甸軍事偵探部首要的任務之一。政府軍在與緬共武裝交火中多次受挫後，采取了僵持對峙，等待時機的策略，待情況變化後，再伺機下手。
轉眼已經是70年代中期。中國與緬甸共產黨都在發生變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接近尾聲，緬甸共產黨也已進入了內部矛盾衝突不斷加劇的階段。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逝前後，中國派往緬共人民軍的軍事“顧問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國內。由此，緬共也進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國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與緬共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獨立自主，互不幹涉”開始付諸實現。由於經濟上長期對中國的嚴重依靠，使得緬共自身幾乎沒有任何造血的財政收入功能。長時間的打仗，軍費與根據地的巨大開支越來越成為了問題。尤其是在被“斷奶”之後，更是亂了章法，終於做起了鴉片生意。毒品的巨額利潤，反過來又使許多中高級幹部私欲膨脹，成為了“拜金主義”者。最終由腐敗走向了崩潰。
1976年，中國武裝邊防人員破獲了第一起緬共人民軍參與鴉片貿易的案件。其實，為了解決經費問題，緬共部分單位早已經開始選擇了這一見效快的“傳統貿易”。
應該說，緬甸共產黨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於組織較為嚴密及中國的影響，對於鴉片貿易，采取了嚴厲禁止的措施。中央發文明令禁止進行各種與鴉片有關的交易。更不準各級幹部與官兵參與，如有發現，從重處罰。這些規定和措施，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對於老百姓的傳統種植，緬共中央也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適當放寬。
但在中國的援助逐漸減少之時，緬共領導層開始考慮今後經費的來源問題。在緬共中央“創收”口號的鼓勵下，各軍區紛紛各顯神通，開始自籌經費。東北軍區首先成立了“特貨貿易小組”。這個“小組”，當時每年給東北軍區提供近千萬緬元的收入，成為其最為重要的財政來源。東北軍區因此而“先富”了起來。其它軍區與單位，當時已經或明或暗的知道東北軍區的“生財之道”，因此也紛紛效仿。
緬甸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東北軍區的財政來源，於是幹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屬的進行毒品貿易的機構，代號“8.19”。“8.19”的總負責人就是緬共中央副主席德欽佩丁。“8.19”的成立，不僅標誌著緬共進行鴉片貿易與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時，鴉片貿易的利潤成為其各種經費的直接來源。
在1985年以前，中國與緬甸接壤的雲南邊境地區，幾乎並沒有出現過精製毒品海洛因。邊疆鄉鎮中少數50年代遺留下的癮君子們，多以吸食鴉片為主。但是“8.19”出現之後，整個緬共控製區瞬間一片狼煙起，“海落英”的加工廠，似雨後春筍，遍地開花。據不完全統計，到80年代中期，緬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廠多達85家！
在緬共內部，各級幹部逐漸認識到了毒品就意味著財富與金錢，於是紛紛卷入這股謀利的濁流之中，最終無法自拔。到80年代中後期，緬共中高級幹部，幾乎全部卷入了鴉片貿易之中。整個緬共的武裝幾乎沒有不做毒品生意的。從黨的高級幹部到一般士兵，翻江過海，各顯神通。據外國有關機構透露，至緬共瓦解的1989年，除黨的“主席”德欽巴登頂未卷入鴉片交易外，所有高級幹部均在從毒品交易中謀利。
進入80年代中後期，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東歐巨變，蘇聯也在動蕩之中，麵臨解體。國際共運進入了最低潮。緬共內部的人心因此也進一步渙散。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基層，都在尋找今後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聲在果敢發動了兵變，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緬甸民族民主同盟黨”和“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同時組建了“臨時軍事委員會”。彭家聲出任主席和同盟軍總司令。彭家聲的隊伍迅速接管了果敢縣大隊、緬共果敢縣委員會，以及各種機構與倉庫。13日，彭部兵發猛洪，緬共東北軍區1旅的4個營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彈一槍，占領了緬共北方分局所在地猛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國境內外，其餘大部人馬投降彭部。
緬共中央主席德欽巴登頂，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開始，中央判斷是“兩兄弟鬧分家”，是屬於他們兄弟之間的事情。很快，他們發現了這個錯誤。馬上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在這次會上，彭家聲的“易幟”，被定為“敵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有緬甸政府背景的，有組織、目的、有預謀的反革命叛亂。”是緬甸反動政府對革命的又一次挑釁。於是，3月18日，派了兩個連的士兵，抄了彭家聲在賀島的老家。接下來，就再也沒有下文。當時，緬共已經無力對付自已內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國雲南臨滄地區滄源縣永和第三生產隊當過會計的佤族趙尼來，時任緬共中央後補委員、北佤縣長。中國雲南思茅地區西盟縣佤族頭人的後裔鮑友祥，時任緬共人民軍中部軍區副司令。二人率中部軍區全體官兵“起義”。17日，鮑、趙二人在緬共中央警衛旅政委羅常保等人的“內應”下，包圍了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緬共主席德欽巴登頂及其它中央領導人。鮑、趙二人很快“有禮貌”地將這批“領導人”全部送入中國境內的孟連縣。4月22日，成立了以趙尼來為總書記的“緬甸民族聯合黨”和鮑友祥任總司令的“緬甸民族聯合軍 。
鮑、趙二人正在起事之時，緬共中紅極一時的“八一五”軍區，也於4月19日宣告脫離緬共領導，率部成立了“緬甸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軍政委員會”。“八一五”軍區司令林明賢任“主席”和同盟軍“司令”。林部絕大多數領導人是從中國出去的“知青”和“回鄉知青”。
失魂落魄的緬共中央領導人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下，於6月16日在雲南召開了秘密會議，決定成立由德欽巴登頂、政治局委員吳覺敏、耶博吞、欽貌基和北方分局書記吳丹組成一個臨時中央領導機構。6月26日，中央遷至101軍區所在地板瓦。經曆了“樹倒猢猻散”的緬共中央，十幾人寄人籬下地生活在101軍區。黨的主席與政治局委員們在最後時刻仍然在發號使令，仍在不厭其煩地開會。
1989年9月，他們終於走到了革命的盡頭。101軍區司令員丁英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克欽新民主獨立軍”。當丁英將最後的決定通知德欽巴登頂主席時，這位戊馬一生的領導人落下了眼淚。不得已，德欽等人隻有再次離開了101軍區。他們的去向也隻有一個地方，德欽巴登頂將在中國度過他的餘生。
緬甸共產黨經過50年的努力，最終降下了曆史的帷幕。但時值今日，由緬共時期開辟的地下毒品貿易和運輸通道，至今還在被使用著。“金三角”裏的一切，遠遠未到了了結的時侯。在這塊土地上，罌粟花仍在開放，依然是那樣的豔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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