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
小站
正文
程映虹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
這是“文革”時期一首人人會唱的歌，整個人類曆史上還沒有哪個政權在自我讚美方麵能夠達到這一高度。但是本文要介紹的並不是這首歌在中國大陸的傳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流行。
20世紀60年代，就在中國大陸人人高唱這首歌的時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兒園，五、六歲的兒童也在台上高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唱完之後他們還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親人”的小話劇，劇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時發現了受傷並被追捕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戰士，他們不顧生命危險把革命戰士掩護起來，最後以參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階級收尾。在很多當時的劇照中，可以看到兒童手舞紅纓槍和木槍在毛澤東畫像下高呼“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口號，雄赳赳、氣昂昂地“衝鋒陷陣”的情景。劇情介紹也用毛澤東語錄來收尾：“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這些兒童是在“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主辦的幼兒園裏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是一個左派組織，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實際上是馬來亞共產黨在新加坡的統一戰線組織。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原來同屬英國的馬來亞殖民地，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分別獨立後，馬來亞共產黨要參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偉行動，在中共支持下不承認這兩個新國家，認為是新殖民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堅持武裝鬥爭。60年代馬共的新加坡支部建在印度尼西亞，由馬共領導人之一餘柱業主持。當時印尼掌權的是親共親華的蘇加諾，餘柱業就從那裏遙控新加坡的鬥爭。1963年餘柱業擔任馬共南方政治局書記（負責新加坡的工作），用周恩來為中共地下鬥爭製定的“十六字方針”作為馬共在新加坡活動的原則，即：“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1]當時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可以公開活動的“社會主義陣線”（以下簡稱“社陣”）實際上成為馬共的前線組織，它退出議會，走上街頭，在不拿起武器的前提下緊緊追隨馬共的路線。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這個地區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認為這是世界革命高潮即將來臨的標誌，於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造反、個人崇拜等“文革”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滲透到新、馬兩國的公開左派組織中，在這塊被中國人稱為“南洋”的熱帶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潮流。當時和“社陣”一起組成新加坡左派陣營的還有規模稍小的新加坡人民黨，加上很多左翼工團、職業工會、青年團體和文藝團體。很多大中學生以學生組織和個人身份參加了左派運動。
今天，雖然威權統治和一黨獨霸仍然給新加坡留下了實現民主化的重要課題，李光耀實際上的終身製和他的父權製的施政風格（即以政府和整個民族的家長自居）給新加坡的民族個性帶來了消極的影響（用中國傳統政治術語似乎可以稱為“順民”），這些特點使新加坡在國際上時被詬病，但不可否認，新加坡是擺脫殖民主義統治後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極少數國家之一，在短短數十年裏就被聯合國列為發達國家。新加坡盡管政治上沒有實現民主化，但建立了廉潔有效的政府，實現了法治，給所有公民提供了充分就業和較高的生活條件（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絕大多數公民都擁有住房的國家），社會秩序良好，個人安全得到保障，環境整潔優美。在國際上，新加坡的良好聲譽完全不依賴所謂的“綜合國力”，充分證明“隻有國家強大了，人民才有尊嚴”的說教不過是無稽之談。在這樣的發展基礎上，一個“新加坡人”的民族認同被公民普遍接受並引以為豪。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多數新獨立國家都以前殖民時期的曆史和傳統作為構建新民族主義的基礎，但新加坡麵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新加坡在被殖民以前基本沒有完整的曆史和民族概念，所謂“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民族”的觀念完全是在60年代中期獨立以後匆忙建立起來的。這樣一個沒有曆史依托的國家，能夠在短短的數十年間構建民族認同感並將其植入人心，其艱難比在政治上取得獨立尤甚。反觀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民族早已獨立，但人民難以產生引以為榮的民族認同感，困擾當今世界的大量的難民和移民問題就是例證。
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麵臨發展歧路。如當時一些觀察家所擔心或者希望的那樣，它有可能成為“東南亞的古巴”，因為在馬共影響下的左派勢力在新加坡非常強大，他們推動反殖民運動的背後是要在新加坡建立親共的社會主義政權。以李光耀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為了從英帝國主義下取得獨立，曾經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和左派結盟，其時正勢如騎虎。但就在獨立之後不久，新加坡政局發生了急劇變化，本來非常有希望主導政局的左派在短短幾年間完全失去了曾經擁有的群眾基礎，不僅未獲得掌握政權的機會，還喪失了在合法途徑下作為在野黨利用社會輿論和群眾組織影響國家發展的地位。今天的新加坡有一些要求多黨民主和公平選舉的政治反對派，但卻沒有任何成氣候的左派勢力。
新加坡左派的結局具有獨特的曆史意義。“二戰”後曾經在民族獨立運動和社會改革浪潮中影響很多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左派勢力，後來大多數都失敗或衰落了，導致這種結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者的衝突。這種衝突常常伴隨暴力和血腥鎮壓，在民族曆史上留下一個難以理清的冤孽結。其中一些國家的左派上台，不但鎮壓民族主義者，而且消滅傳統精英，改造知識分子，留下了更不堪的血腥記錄。因此可以說，在很多國家，左派和右派的消失都是暴力的結果。但是，新加坡民族主義政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在左派退出曆史舞台的過程中沒有欠下一筆血債，它雖然獨霸政權，把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監獄，但沒有判處一個左派人士死刑，沒有一起肉體折磨的案例，也沒有暗殺、綁架等行為，所有案例都依法解決，當事人如果悔過和願意出國，當局一概放行。可以說，英帝國留下的憲製和李光耀集團牢固的法製意識使得他們把和左派的鬥爭限製在法律的範圍內。
那麽，新加坡的左派是如何退出曆史舞台的呢？左派曆史學者常常歸因於李光耀集團從英國殖民當局那裏得到的支持，李的手段、策略和在法製範圍內對左派勢力的全麵壓製。例如新加坡政府以教育改革為名把教育的主要媒介由中文改成英文，大大削弱了以中文為主要傳播手段、以華人為主要對象（新加坡人口絕大多數是華裔）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陣地。
新加坡官方曆史有一個由李光耀本人闡述的從第三世界躍進到第一世界的“新加坡故事”―― 這是他那兩卷本回憶錄的副標題。在這個“新加坡故事”中，李光耀承認，共產黨和很多左派是全心全意為左派的事業而奮鬥的人，很多個人值得他欽敬，但在取得獨立之後，他們盲目追隨北京的東南亞路線，不承認新加坡獨立和新馬分治的現實，認為這是新殖民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完全不懂得新加坡人民到底需要什麽。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在獨立後的國會中占有13個議席（一共53個）、業已成為第二大黨的情況下，其領導人李紹組卻宣布“社陣”的議員退出國會，抵製憲製，“把鬥爭帶到街頭去”。“他從北京電台廣播的新聞中得到靈感，決定仿效瘋狂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當中國的紅衛兵走上街頭時，李醫生（注：李的職業是醫生）也下令新加坡的社陣支持者舉著橫幅和標語牌上街，在小販和流動夜市等群眾活動的地方示威，跟警察發生衝突。”正是這些行動顯示了這個政治力量的本質，最終導致了其群眾影響的衰敗。回顧當初的情形，李光耀不無慶幸地說：“李紹祖不但使共產黨統一戰線變得無能，他實際上也把憲製舞台讓給了人民行動黨。那是個代價很高的錯誤，它使人民行動黨在之後的30年在國會未受到挑戰，占盡支配地位。[2]
這個李光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離曆史真相並不太遠。這裏的“並不太遠”，不是說它對中國“文革”在新加坡的影響有所誇大，而是估計得很不夠。一位當年站在李氏對立麵積極參加新加坡左翼運動的研究者也指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左翼緊跟這股激進思潮（注：中共的“世界革命”和“文革”意識形態），也以中國‘文革’的鬥爭形式，在新、馬開展對內對外的大批鬥。兩地的左翼最終放棄憲製鬥爭的途徑，走出國會，搞起所謂議會外群眾鬥爭……奉行毛澤東思想，走的是極左的革命路線。”[3]考諸史實，新加坡的左派盲目追隨中國的“文革”，在意識形態和現實政策兩個方麵都推行了一條完全脫離新加坡社會現實的路線，從而導致群眾基礎的喪失。從這一意義上，說“文革”毀掉了新加坡的左派並不過分。這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絕非孤立的現象：在很多國家，以“文革”意識形態為代表的毛主義把本來可能通過合法途徑或議會道路走向成功的左派推向極端，在經曆了短暫的亢奮之後走向了自我毀滅。
一、因中國“文革”而極度亢奮的新加坡左派
新加坡左派報紙《社會主義陣線報》（以下簡稱《陣線報》）對“文革”作了最係統的介紹。該報是社會主義陣線的機關報，用中文出版，公開發行，每周一期，每期有15-20頁。根據社陣領導人之一林清祥1962年的報告，它的發行量當時是18,000份，而新加坡當時的人口不過160萬人左右，應該說是一份相當有群眾影響的政治周刊[4]。
1966年7月30日，在“文革”正式展開一個多月後，《陣線報》對“文革”作了正式介紹。該報轉載了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時的講話，說“文革”是一場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是一場挖掉修正主義禍根，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偉大運動。接著，《陣線報》用大量篇幅介紹了“文革”的發展，給讀者描繪出一幅轟轟烈烈的偉大革命的情景。8月20日和9月20日發表筆名為“大喜”和“向陽花”的係列報導“中國文化大革命”，完全照搬中國報刊對“文革”的描繪，例如“億萬工農兵、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正高舉革命紅旗，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橫掃一切腐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文章還強調了這場鬥爭的緊迫性，說是“你死我活”，不但關係到“中國人民和國家的前途，也關係到世界人民和革命的前途和命運”。9月24日的文章特別提到了馬來亞和星洲（即新加坡）的“資產階級報章”夾在“各國反動派、大小牛鬼蛇神的反華大合唱”中對“文革”發出“一聲聲反動嘶叫”。作者有針對性地說：“也許有人感到奇怪，被推翻了的反動階級和右派勢力，難道還有力量嗎？值得這樣大張旗鼓地鬥他們嗎？也有人會說，一些右派知識分子，沒有槍，沒有炮，‘秀才造反’，成不了氣候。”針對這種想法，文章照搬中國的“文革”宣傳說：“問題不那麽簡單”，這些人的力量不但在“四舊”，而且都是“所謂‘名人’，‘學者’，‘學術權威’，‘專家’，容易迷惑人，他們在黨政機關占據不少重要地位，有些部門甚至受他們長期把持，他們又往往打著紅旗反紅旗，把自己的真麵目掩蓋起來，以便暗中招降納叛，組織反革命黑幫，進行反革命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讓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統治舞台，因此“怎麽可以小看呢？”
“文革”開始後，在中國起衝鋒隊作用的“紅衛兵”吸引了國際輿論的注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報紙，尤其是《南洋商報》，大量轉載了國外的有關報導。針對這些報導，《陣線報》於1966年10月1日發表題為“中國紅衛兵”的長篇報導。在北京發生“紅衛兵”迫害、折磨和打死大量教師、學校管理人員和普通市民的“紅八月”之後，這篇報導專門駁斥國際輿論對“紅衛兵”的歪曲和攻擊。文章說“紅衛兵”是“文革的闖將”，“已經造成一個排山倒海、雷霆萬鈞的革命高潮……”，文章否認“紅衛兵”暴力，說他們是“動口不動手”，因為“粗暴的對待隻影響到皮肉，不能打入人心。”10月22日《陣線報》又發表長篇報導“紅衛兵的小故事”，描繪“紅衛兵”深夜把迷路的老人接到自己家中照顧；拾到一分錢也要上繳；踴躍獻血；從火災中搶救工人；大量參加義務勞動等等。文章中還提到“紅衛兵”向勞模時傳祥學習掏糞。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時傳祥不久因為和劉少奇有關係被扣上“糞霸”的帽子遭受毒打，含冤而死。
隨著“文革”的發展，左派報章對“文革”的報導也更全麵和深入。1967年元旦的《陣線報》全文轉載了中共報刊的長篇報導“中國人民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標誌著“革命造反派”從“走資派”手中奪權的上海“一月風暴”開始後，1月15日，《陣線報》全文轉載了由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在1月8日聯合發表的長篇報導“上海革命群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並加了編者按，說“中國上海市發生的這一件大事標誌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另一份左派刊物《人民論壇》（半月刊）也在1月15日頭版發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發展，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說“革命造反派正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乘勝追擊，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揪出來，將他們鬥倒、鬥臭，象打落水狗一樣，打得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2月26日《陣線報》發表由“李”撰寫的文章，題目是“從砸碎幾個‘藝術’塑像談起”。文章說：“據悉，去年9月間，中國中央藝術學院的革命師生，也在該學院的廣場上，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把那些佛像、佛龕和牛頭馬麵，妖魔鬼怪，把那些希臘、羅馬和中國的封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塑像，統統毀掉、燒光。革命師生興奮地說，我們砸碎燒光的絕不僅是幾個塑像，而是整個舊世界。”文章說這是革命師生掌握了“不破不立”的原理。文章批判”文革”前中國的美術教育跟工農廣大人民群眾毫無關係，在這樣的教育製度下教育出來的學生熟悉的是表現人體美，對勞動人民的形像卻一無所知。1967年5月7日的《陣線報》又及時發表了5月4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知識青年必須同工農相結合”，預示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年8月1日的《人民論壇》頭版刊登關於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並全文轉載中共兩報一刊社論“革命委員會好”。中共“九大”召開後，《陣線報》甚至專門為學習“九大”政治報告開辟名詞解釋專欄。
為了顯示“文革”的世界性影響，抵製對”文革”的“謠言”和“歪曲”，《陣線報》還大量報導和轉載了“世界革命人民和進步力量”對“文革”的讚美。1967年3月19日發表題為“世界人民讚揚中國文化大革命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長篇綜合報導，列舉了“剛果（利）革命委員會”機關刊物《革命》的文章、《巴勒斯坦之聲》的廣播以及希臘進步學聯給中國的致敬電、“美國進步人士”發表的談話等等。甚至象中共報紙一樣杜撰外國人如何熱愛毛主席的故事。比如8月16日發表題為“導航”的長篇報導，介紹了一個英國船長在危難中受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海員援助，從此愛上了“毛主席著作”的故事。與此同時，《陣線報》還用大量篇幅刊登反映“文革”的照片和漫畫。
新加坡左派對中國“文革”的了解和宣傳源於中國的直接影響。當時除了通過對外廣播和宣傳“文革”，中國在香港的出版社和雜誌社還把大量書報雜誌寄往新加坡。中國的海員把“文革”宣傳材料和貨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一艘名叫“海琥珀”號的香港貨輪（船員多數是中國大陸派去的）因裝載太多“文革”宣傳品，新加坡海關不準中國海員登陸，也不準新加坡人上船。中國海員說這是法西斯迫害的殘暴行為，於是把船身塗滿“李光耀集團反華決沒有好下場”、“強烈抗議新加坡反動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堅決捍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權利”之類的口號。新加坡的左派學生和工人也到場聲援。結果新加坡政府隻得讓步，對接著到來的有大陸海員的貨輪眼開眼閉。在左派宣傳中，這是當時一場聲勢很大並取得最終“勝利”的“鬥爭”。當時新加坡是中國僑匯的第二大來源，僅次於香港，很多新加坡華人把錢寄回中國接濟窮困的親友，所以中國銀行在新加坡設有分行，這家分行利用直接接觸華人的機會在櫃台上散發“文革”材料。最離奇的是，據《南洋商報》1967年9月27日消息，在中國出口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兒童零食橄欖包裝紙中竟然也藏有毛語錄和有毛頭像的郵票。
二、新加坡左派隔海朝拜“中國革命之神”毛澤東
“文革”的主要產物個人崇拜也在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的左派中廣泛流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府都把毛著和相關“文革”材料（包括像章和郵票）列為禁物，違者罰款或入獄。據《南洋商報》1967年9月8日報導，一名男子因擁有31本毛語錄而須入獄一年。但實際上毛澤東著作、語錄（小紅書）、畫像和像章在左派群眾中廣泛流傳，難以製止。1967年12月17日《陣線報》公開報導，援引“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這個組織是馬共在中國建立的公開機構，不用共產黨的名稱，在海外遙控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革命）駐中國代表團的機關刊物《馬來亞公報》的數據，在新加坡一地，每月就秘密售出大約8千份毛澤東語錄，還售出了數以千計的毛澤東像片。印有毛像、毛語錄的郵票被很多人收藏，因此“已經成為傳播真理的一個普遍辦法”。有些人甚至把毛語錄印在紙幣上，在市場上流通，以傳播“革命真理”。背誦毛澤東語錄和詩詞也成為時尚。很多作者的筆名用的是毛詩詞中的隻言片語以表達對毛的忠誠和對毛著的熟稔。1970年中共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把對毛澤東的讚美詩《東方紅》的旋律作為衛星訊號傳回地球，在人類曆史上完成了一件無數帝王可望不可求的個人崇拜的偉業。在新加坡，一個左派詩人這樣寫到：“那是多麽明亮的星啊/千顆星萬顆星怎能相比/它閃耀著偉大思想的光芒/照亮了苦難人民前進的方向。……請你們傾聽啊，傾聽/那音樂的雄壯節拍/鼓舞著人民向前進/在寬廣的宇宙裏/它發出人類的最強音。”[5]
左派出版物在建立毛個人崇拜中起了特別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是研究這段曆史的人士了解當年對毛個人崇拜的主要來源。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人民論壇》在頭版發表長篇社論，題目是“全世界人民仰望天安門上的紅太陽――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這份刊物1970年1月1日新年特刊的“特稿”題目是“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文章自問自答地說“為什麽全世界革命人民不斷地以最大的光榮、無限的欣慰、及革命的積極性和熱情來書寫、討論及宣傳毛澤東思想呢？”文章接下來一口氣列舉了七、八個“毛澤東思想是萬能的”理由。
《陣線報》在推動人們對毛的個人崇拜上更是不遺餘力。1968年新年特刊的《陣線報》發表兩篇讚頌紅太陽毛的詩歌，其中一首是“在收音機旁”，描繪一家人無論清晨黃昏深夜都圍在收音機旁傾聽來自北京的聲音，“‘東方紅’的樂聲一起/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那是從毛主席身邊發出的聲音。……收音機啊，你可要爭氣，可別發出嘈音，哪怕是微微的短短的嘈音，來自毛主席那兒的話，我們一字都不能漏過啊”。詩中還說這家的3歲小孫女還在牙牙學語，“但是‘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她念得比什麽話都清晰！”
象中國在“文革”時一樣，文藝演出也成為新加坡的左派充分發泄革命熱情的渠道與占領意識形態陣地的手段，文藝演出中虛構的“革命”景象代替社會現實給左派帶來短暫的亢奮和陶醉。每年的新春和各種節日，左派都大操大辦，舉行各種文藝匯演，在這樣的演出中毛崇拜成為其主要內容。1968年新春，“社陣”舉辦新年晚會。《陣線報》這樣報導說：“紅色的大幕拉開了，毛主席的彩色畫像在背景上映現了。‘啊，毛主席！’‘毛主席萬歲！’三千觀眾立即激動歡呼。大組合唱深情唱出‘萬歲毛主席’這首歌。”接下來表演“使人耳目一新的”“語錄舞蹈”，看了“等於接受一次深刻的毛澤東思想教育。”節目單上還有宣傳毛澤東“造反有理”的相聲，由一個青年向老漢宣傳，最後讓他接受毛的“造反有理”的教導。1969年新春匯演中的毛崇拜更上了一層樓。除了紅衛兵歌舞“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即把林彪所寫的“再版前言”配上音樂和歌舞），毛語錄舞蹈之外，還有一個“歡騰的場麵”：演員們輕搖著手腕，使‘毛主席語錄’象迎風的紅花，同時又歡唱‘萬歲！萬歲！毛主席！”
左派人士還用毛語錄與毛萬歲的口號來“鼓舞”自己去“鬥爭”。例如，根據《陣線報》的報導，1967年12月，當新加坡政府以“非法集會”罪判處262名“社陣”成員監禁6個月（這是當時的一件“大案要案”，被左派人士控訴為“法西斯血腥鎮壓”），被判的“社陣”成員和在場家屬以及同誌高呼“毛主席萬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語錄歌，一路唱到監獄。宣傳毛思想、散布毛像成為“鬥爭”的重要形式，很多人因為在大街或他人住宅外張貼毛像或語錄，被警方以損害他人財產罪拘留，在罰款後獲釋。很多參與者是中學生――這種“鬥爭”方式和結果，今天看來有如一場鬧劇，但當時新加坡的左派卻如中國的“紅衛兵”一樣虔誠上演如儀。
各左派報紙每期都在頭版大幅方框內刊登毛語錄（《陣線報》始於1966年11月27日刊登毛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一段語錄），其內容與本期特定內容有關。例如1968年3月1日的《人民論壇》在頭版發表文章“以昂揚的鬥誌迎接三八婦女節”，文章標題的上麵是大幅毛澤東語錄“真正的男女平等，隻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此外還大量刊登毛的像片，刊登或連載毛澤東著作（例如《論聯合政府》就被1972年1月30日到4月14日的《陣線報》連載）。一度還有“林副主席著作選讀”，尤其是發表於1965年8月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毛澤東詩詞也大量被刊登－－《陣線報》1967年1月29日 第一次刊登毛的“七律·冬雲”和“七律·和郭沫若同誌”這兩首以反修和世界革命為含義的詩詞。毛澤東語錄歌的歌詞和樂譜也大量被刊登，如“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971年9月12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971年8月29日）等。左派報刊還大量刊登毛澤東語錄畫，即用通俗形像的畫麵表現毛思想，很多作品直接來自中國大陸。除此之外，左派報刊還發表大量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文章。例如《人民論壇》1969年發表連環畫故事“小販華叔掌握毛澤東思想堅決鬥爭的故事”，用9幅畫麵配上文字，很多畫的文字說明都直接引用毛澤東語錄。所謂“堅決鬥爭”是說這個香港小販用毛澤東語錄來和說他“阻街”，“攤子大”要趕他走或罰款的警察“鬥爭”，常常把毛澤東小紅書拿出來揮舞和朗讀。最後一幅畫麵是人民手挽手，頭上是光芒四射的毛頭像。
1968年新年《陣線報》特刊發表“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長篇文章，是把毛澤東個人崇拜和新加坡“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典型。文章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標誌著整個世界正進入一個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的新時代”。文章在回顧了上一年全世界各地的革命鬥爭後，聲稱它們“都灼灼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光輝。毛澤東思想已成為世界人民不可缺少的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陣線報》為了完成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光榮任務，在“過去一年中曾經三番兩次努力加以改善”，尤其是開辟了毛澤東語錄專欄。
1970年1月11日的《陣線報》發表“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長篇廣播稿 “馬來亞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民族解放軍（根據地建立在“反動統治薄弱”，實際是沒有政權機構的馬泰邊境）大量翻譯、翻印、出版和發行毛主席著作”，向新加坡左派介紹馬共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情況。從1966年7月起，馬共專門派人負責收聽、記錄毛澤東語錄和“最高指示”，每收到一百條就出一袖珍本的《毛主席語錄》，作為最珍貴的禮物送給指戰員。他們在1967年4月收到由林彪撰寫“再版前言”的毛語錄後，於同年翻譯出版，在年底分發給幹部戰士和其他人。分發儀式在除夕夜舉行，成為一個隆重的場麵。“戰士們除了個別學習外，每星期還舉行兩次集體閱讀。每天晚上睡覺前，部隊戰士以班為單位，結合班裏出現的的活思想，選學一兩條語錄 ……部隊還經常舉行‘語錄晚會’，進行背誦語錄的比賽。”此外馬共還收聽記錄了毛語錄歌200多首，在根據地廣泛傳唱。除了中文，馬共還用馬來文出版了大量的毛著。
有一件小事或許很能反映新加坡左派學生的毛崇拜熱和受“文革”影響的程度。1969年新加坡一份雜誌發表了一份讀書習慣調查，結論是孫中山、李光耀、肯尼迪和毛澤東在大學生心目中名列前茅。《陣線報》迅即發表署名“一群學生”的來信“偉大領袖不容被侮辱”，說那份雜誌是“烏煙瘴氣的文壇”“拋出的又一本黑雜誌”，是一棵“由一小撮‘大專’學棍所編，旨在向馬來亞（新加坡）人民灌輸反動思想毒素”， 把毛和“臭名昭著、罪大惡極的李光耀”和“死於黑社會子彈下”的美帝頭子肯尼迪排列在一起”,“這是有計劃的，決非偶然的討好反動派的行徑……我們要正告你們這批躲在臭糞堆裏的學痞文棍，盡管你們挖空心思，竭盡一切誣蔑之能事，你們的目的是永遠不能得逞的！”
可以說，新加坡左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表現形式上和當時被“文革”狂潮所席卷的中國相比，除了還沒有出現用毛主席著作可以指導外科手術、毛澤東思想可以使聾啞人恢複聽覺開口說話這類神話巫術之外，其餘沒有什麽區別。
三、新加坡左派以打倒本國政府為己任的革命行動
在毛澤東及其追隨者那裏，“文革”絕不僅是一個國內的政治事件，而是所謂“世界革命”到來的標誌和動力（有關論述見筆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6]）。新加坡左派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認識、宣傳和接受“文革”，並把自己的“鬥爭”看作是以“文革”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加坡人民黨是在新加坡“社陣”之外另一個有相當影響的左派政黨。以這個黨主辦的《人民論壇》（半月刊，公開發行）為例，1967年9月15日它在頭版刊登戴軍帽的毛澤東頭像，在顯著地位刊登毛澤東語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並配發一副政治漫畫：一個形象高大的革命者右手緊握“毛選”四卷，壓住一群形象渺小、麵目醜陋的國際反動派（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拉赫曼），左手揮斥另兩個帝國主義者。漫畫下麵是毛澤東語錄“不管中外反對派如何猖獗（這種猖獗是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們是能夠戰勝他們的”。這期雜誌還刊登了長篇文章，題目是“把民族解放鬥爭進行到底！”文章說：“今天，東南亞的人民革命鬥爭正出現一片大好形勢，一個偉大的、空前的革命風暴正在整個東南亞興起。這個形勢的最大特點，就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正在東南亞的廣闊土地上、海洋上傳播！……我們馬來亞（包括星島，下同）革命人民正是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同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走過進行你死我活的革命鬥爭。不論在城市或鄉村，我國的革命鬥誌，政治水平都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覺悟也較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予我國人民巨大的鼓舞和和偉大的指示。我國廣大人民已經拋棄了‘議會道路’的幻想，認識到必須用革命的暴力去粉碎反革命的暴力，徹底打爛帝國主義支撐的拉曼、李光耀政權的國家機器，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國家！”
1968年3月15日的《人民論壇》又在頭版刊登長篇文章，題目是“東南亞國家聯盟是美帝的反革命工具”。文章用典型的中國“文革”語言說：“不久前，美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兩條臭名昭著的走狗――阿都拉曼（注：馬來西亞領導人）和蘇哈多（注：印尼領導人蘇哈托）在雅加達舉行了一係列的走狗會議，密謀反革命的活動。”這個活動就是建立“東南亞國家聯盟”。文章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國名打上引號，表示根本就不承認它們是獨立國家，並把“東南亞國家聯盟”稱為“新殖民主義的產物，是英帝夥同美帝拚湊起來的”。文章寫道，“以李光耀這個老狐狸為頭子的行動黨也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加入”，“它那件早已破爛不堪的‘不結盟’外衣就連最後剩下的一點破布也掉下了。”
早在1966年7月9日，《陣線報》就全文轉載中國政府7月3日就美國轟炸北越河內和海防、擴大侵略戰爭發表的聲明，特意用聲明中的一句話作為標題：“戰爭打起來是沒有界限的”，暗示東南亞革命可以從中國那裏得到最大的支持。7月23日又在頭版發表題為“朝向決戰的東南亞局勢”， 描繪了一幅以越南戰場為中心、以中共支持為後盾，遍及東南亞各國的反美反帝革命大好形勢，給人以“決戰”就在眼前的緊迫感，最後提出“身為東南亞人民一員的馬來亞（注：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術語中“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也必然會伴隨局麵的發展，更好地打擊美帝國主義及本地反動派。”1968年新年特刊的“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又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卷動著曆史的車輪飛騁向前，宣告了帝修反末日的來臨，……馬來亞人民盡最大的努力學習和應用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執行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的正確政策，推翻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 。”
所有這些都說明，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意識中，他們的鬥爭是由“文革”所推動的“世界革命高潮”的一部分。“地球正在向左轉”（《陣線報》1968年6月23日），為了反映這個“正在向左轉”的世界，從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陣線報》基本上每期都有世界各地武裝鬥爭、工人罷課或學生罷課的相關新聞或評論，並配發照片、政治漫畫與圖表等，介紹某地武裝鬥爭的情況，例如戰鬥發生的地點、參與人數、消滅敵人的數量和繳獲的武器彈藥等等。1969年3月30日的《陣線報》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北加裏曼丹人民武裝”兩年來的主要戰鬥和戰果。此外，每年的新年特刊都有長篇報導，有時長達數萬字，分地區、分國家詳細回顧上一年“世界革命”的進展，並往往和毛澤東思想相聯係。例如1968年新年特刊的文章題目是“毛澤東思想光輝照全球－－1967年國際革命形勢綜述”；1972年新年長篇國際綜述的標題用的是毛澤東詩句“冷眼向洋看世界，風物長宜放眼量”。《人民論壇》也大量刊登“世界革命”的文章，例如1967年8月31日第1版整版發表“武裝鬥爭烈火燃遍亞非拉”，報導“世界革命”盛況。1968年7月19日，《人民論壇》第1版整版發表題為“資本主義世界正在發生‘大地震’”的文章，詳細介紹西歐北美的學生運動、黑人運動和知識分子運動，強調“他們放棄了靜坐、和平請願等消極方式，而采取了罷工、罷課、占領工廠礦山、占領學校、逮捕和關禁作惡多端的資本家和反動學校負責人等革命性的步驟”；甚至“向反動國家機器挑戰，以暴力反抗對付反動派的暴力鎮壓。……這一巨大的飛躍，……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威力無窮的鐵證。”
1969年1月馬來亞共產黨在中國湖南省益陽市建立了“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7]，用多種語言向東南亞地區廣播，號召革命。這是毛主義當時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發動革命的一個重要步驟。新加坡的左派歡欣鼓舞，《陣線報》發表社論“革命力量進一步發展的標誌”，宣告“一個紅彤彤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共和國必將在不很久的將來光榮誕生。”此外還在“特大喜訊”的標題下將電台的廣播時間、頻率和波長刊登在報紙上，並不時更新。電台一建立，《陣線報》就組織了詩歌和漫畫等稿件，如11月3日發表了三首詩：“傾聽”、“聽，馬來亞革命之聲”和“晴空中的巨雷”，說“北方傳來了空前大喜訊”，“象長夜裏/盼來了光明。象生活中/重逢遠方的親人”。在漫畫上，經過醜化處理的李光耀、拉赫曼和身上寫著“美帝”、“蘇修”的醜角在一個高音喇叭的強力音波下驚恐萬狀地抱頭鼠竄。“馬來亞革命之聲”建立後，《《陣線報》》和《人民論壇》常常大量直接刊登它的廣播稿，尤其是反映武裝鬥爭和世界革命的內容。筆者在新加坡時曾和一位當年馬共在新加坡的成員交談，了解到當時並沒有其它渠道傳送文稿，新加坡左派專門組織人重複收聽廣播，做速記，核對筆記，然後整理交給報社。此人當年就從事過這樣的工作。
新加坡左派不但反帝，而且跟在中國後麵“反修”，大力批判和新加坡社會現實毫無瓜葛的蘇聯，大肆宣傳北京已經取代莫斯科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在60年代初展開了有關經濟改革的討論，主張重新考慮被計劃經濟嚴厲排斥的個人利益、利潤和市場機製等。蘇聯這場討論在社會主義國家曆史上意義深遠，是80年代改革的先聲。但中共卻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複辟的標誌。新加坡左派報刊也刊登了反映這一論戰的內容。他們安排了這樣一組政治圖畫表明中共和蘇聯的區別：在版麵的上半部分是兩幅中共宣傳畫，一幅是掛著毛澤東頭像的火車頭，文字說明是“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另一幅是光芒四射的毛澤東頭像下中國人民手握“毛選”，意思是毛澤東思想是鼓舞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版麵的下半部分是兩幅蘇聯政治宣傳畫，一幅是一個掛著一個巨大的1盧布硬幣的火車頭，另一幅是一隻手高舉著1盧布的硬幣。文字說明稱，這是蘇聯當局“赤裸裸地宣傳有錢能使鬼推磨”和“錢是帶動一切的火車頭”的反動思想。1968年捷克發生要求改革和擺脫蘇聯控製的“布拉格之春”，新加坡《人民論壇》8月15日（在蘇聯入侵之前）發表文章說“蘇修，捷修貨色一樣”，不同的是蘇修還要用社會主義的招牌欺騙人，而捷修連招牌都不要了，表明了新加坡左派反改革的立場。在很多漫畫上，蘇聯領導人常常和美國領導人以及其他所謂“各國反動派”的頭目被放在一起醜化。當時新加坡左派極力阻撓蘇聯和新加坡發展關係。有一個蘇聯舞蹈團來新加坡訪問，新加坡左派號召抵製，要人民不去買票，不去看演出，並且高呼“蘇修舞蹈團滾回去！”1967年中共支持下在北京公開活動的“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發表“打倒蘇修、美英帝及其走狗”的長篇聲明，無中生有地譴責“蘇修”對“馬來亞人民所犯下嚴重罪行”――大概是因為實在缺乏證據，才沒有用“滔天罪行”表達憤怒。它所講的“罪行”無非就是蘇聯承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獨立並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罷了。《陣線報》立即全文轉載這份聲明。
在這種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包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的背景下，新、馬左派在馬共支持下一起製定了他們的國內政治路線：以“新殖民主義的陰謀”為名全麵拒絕新馬分治、各自成為獨立國家的現實，將兩國左派鬥爭視為一個統一的政治運動，用“馬來亞革命”指稱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地的運動；將新馬兩國政府視為“帝國主義走狗”，不承認其合法性；全麵抵製新馬政府的一切法律法規和內外政策，不接受“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這種新民族認同，堅持“馬來亞人”的概念。可以說，在60年代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建立新民族認同的曆史過程中，這是一條用毛主義取代民族主義、視本國運動為達到“世界革命”最終目標的一個手段、並以毛的中國和“文革”為精神寄托的政治路線。盡管左派和共產黨人在推動新馬獨立的過程中有過貢獻，但那並非其最終目的；民族獨立不過是達到更高政治目的之手段，這從列寧開始就是非常明確的。“社陣”領導人林清祥1962年10月（新加坡獨立前）就把這條路線闡述得非常清楚：“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不否認，要實現社會主義的長遠目標，不是短時期可以完成的。對於我們來說，現階段的鬥爭是一項民族民主運動。”[8]
在這樣一條政治路線下，“社陣”等左派從一開始就不會象民族主義政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那樣滿足於獨立後的政治現實，一心一意地從事經濟和社會建設，建立新民族認同，而是始終以“外人”的心態視這個新國家為一個外在的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服務於這個運動，甚至為這個運動而犧牲。從這個角度來看，左派和共產黨人之所以推動反殖民主義鬥爭，並不是真的為了民族獨立，而是向往“世界革命”。因此在民族獨立後，他們決不會滿足政治現實，參與國家建設；相反會以各種借口拒絕接受新的現實，同時發起新的鬥爭，從而成為政治和社會動亂的根源。當然，這樣的分析並非要否定共產黨和左派在推動民族獨立過程中的貢獻，而是意在回答一個關鍵的曆史問題：為什麽在推動獨立過程中如此有群眾影響的左派勢力在獨立後迅速衰落？
新加坡左派（“社陣”和人民黨）采取了和新的民族主義政權誓不兩立、毫不妥協的立場。1965年8月9日馬來亞聯盟和新加坡政府同時宣布新加坡獨立，脫離馬來西亞，“社陣”和人民黨當即於10月8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不承認這個在英帝國主義操縱下產生的“假獨立”，並向行動黨政府發出三項挑戰。8月21日《陣線報》發表詩歌“槍尖上演的把戲”，極度誇張地說“新加坡在英國槍尖上獨立”，“國防部長隻懂‘向右轉’，專心聽從英國軍官的指使（作者注：新加坡獨立之初沒有軍隊，政府要求英國軍隊留駐一段時間保障新加坡安全）；外交部長的頭被扭歪了，隻能朝西方點頭稱是；愚蠢的勞工部長白著眼說，移開槍尖工人會跌在地上餓死”。一年後，中國“文革”正式爆發，“社陣”9名議員8月10日宣布辭去國會議員的議席，聲稱“大力開展議會外群眾鬥爭！”“社陣”以後回顧這一決定時明確說這是“用毛澤東思想做指導，徹底批判敵人代理人和牛鬼蛇神及右傾機會主義散布的‘議會鬥爭’和‘議會選舉’的荒謬言論和路線”，高舉“議會外群眾鬥爭的旗幟”，這就點明了中國“文革”和新加坡“議會外鬥爭”的直接聯係。李光耀說左派退出國會“仿效中國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決非誇大，“文革”意識形態對“世界革命”的主要貢獻就是批判“議會道路”，視議會道路與合法鬥爭為“叛賣”，主張直接行動和武裝鬥爭，強調“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左派在鬥爭原則與鬥爭方式上也師法“文革”，凡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讚成的，左派就必然反對。這種完全的敵對常常以極度誇張的姿態表現出來。例如一個左派詩人這樣形容新加坡：“這是生活在熱帶？天空沒有太陽/生命沒有光芒/人們的頭頂/一片黑暗/人們的心裏/一片寒涼”。對兩個新獨立的政府領導人，左派用種種方式醜化和妖魔化，大量使用謾罵和人身攻擊，“走狗”、“小醜”、“傀儡”、“困獸”、“奴才”、“匪幫”等侮辱性詞匯充斥著左派報章並見之於標語口號。這種謾罵、醜化和人身攻擊也隨心所欲地用在其他人士身上。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陣線報》發表文章“喪家的走狗梁國光、沈秀寧”；1968年3月10日發表了題為“批狗種卓貞佳”的文章，作者筆名是“殺千刀”。在政治語言上，除了“階級鬥爭”、“革命”等傳統詞匯之外，更熱衷於使用“造反”、“打倒”、“永世不得翻身”等“文革”用語。“加緊造反”、“造反有理”等成為報刊文章常見題目。此外左派報紙還發表大量“文革”風格的政治性漫畫。例如，在一幅漫畫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拉赫曼的兩個人頭被醜化後壓在革命的槍杆子下麵，文字說明是對當時兩個官方口號“馬來西亞共和國萬歲！新加坡共和國萬歲！”的嘲弄，“萬歲”的“歲”也都變成了“碎”，而且這兩句口號在文字上被拆散，東一個字西一個字，表達了“分崩離析”的意思。根據《南洋商報》1966年9月3日的報導，在新加坡影院裏每當毛的形像在屏幕出現，很多觀眾報以歡呼；而聽到新加坡國歌時則喝倒彩。這種親華崇毛，對國旗國歌和國家元首不尊敬的情況在馬來西亞華人中也大量發生。
這種誇張還特別表現在動不動就用“殘暴”、“血腥”和“法西斯”等詞匯來形容政府對左派運動采取的應對措施。實際上，如果這些左派真的了解他們所向往的中國當時正在發生的一切，如大量處決“現行反革命”和以“群眾專政”的名義殘酷迫害各種被認為有政治問題的社會成員等，隻要他們還有起碼的是非感和現實感，他們就應該慶幸自己反對的是一個如此仁慈的政府。從《陣線報》1970年5月30日的一篇長篇報導中，可以看到當時左派行動的激烈和政府的節製。報導說，為響應毛澤東“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號召，從5月24日到30日，成百上千的左派群眾拉著大旗舉著標語遊行，不斷呼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拉赫曼、李光耀走狗政權！堅決不當傀儡兵！”等口號，把毛的聲明和在新加坡拒絕征兵聯係起來。在遊行途中他們用棍棒襲擊警察，打碎渣打銀行的玻璃。警察因此拘留了一批人，因此被左派報刊稱之為“法西斯暴行”。征兵是新加坡獨立後建立國防的重要措施，也是民族獨立的應有之義，但受到左派全力抵製。“社陣”主席李紹祖的兒子因為拒絕服役而被拘留，後交保釋放但規定必須去服兵役，此人便選擇出國。這件事當時受到左派的渲染，作為“鬥爭”的一個事件。
左派不但“杯葛”（英文boycott，意為抵製）選舉和征兵這些政治措施，而且對政府的社會政策也一概否定，以“陰謀論”和泛政治化的心態抵製政府的一切措施。李光耀政權標榜“民主社會主義”，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強調社會服務和福利，改善民生。這種政策的性質和效果固然可以討論，但《陣線報》頭版發表評論的通欄標題是“李光耀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徹底的法西斯主義”，一切都是為了外國資本家在新加坡的利潤著想。在新加坡已經獨立並大力吸引外國投資以發展經濟的情況下，左派堅稱新加坡的要務“並不是要如何進行發展，而是要如何驅逐外國統治和重新統一國家（即和馬來西亞合並）”。為了治理空氣汙染，李光耀政府在1970年3月開始向噴黑煙的摩托車征收罰款，規定摩托車使用5年、汽車使用10年後每年必須車檢。《陣線報》評論說這是一個“進一步迫害勞苦百姓”的“反動計劃”，“李光耀傀儡政府不但用罰款來擴充其‘暴力機構’”，而且以通不過檢查為名淘汰車輛，使帝國主義“生產過剩的車輛可以大量地在本地傾銷，方便它們更大量地掠奪我國人民的血汗。這完全是為外國壟斷資本家利益而製定的計劃”，因此“黑煙毒，李光耀的心更毒。”李光耀政府製定了家庭計劃，強調計劃生育和小家庭對改善民生減輕負擔的重要，《陣線報》發表評論的標題是“‘家庭計劃’的目的何在？”，說這是“完全企圖掩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是造成廣大人民生活貧困和痛苦的主要根由的事實，而欺騙和誤導人民相信資產階級的謊言，以為今天世界上人民生活的貧困，是由於所謂‘人口爆炸’和人民生育‘太多子女’所造成的”，“決定性的因素，不是家庭形式的大小，而是統治階級的政策”。對政府發起的旨在解決華人社區常見的髒亂差問題的大眾衛生運動、對隨地吐痰罰款等，左派也一概拒絕，計算每年政府可以從罰款中得到多少去擴充“鎮壓人民”的暴力機器。教育部門號召教師以身作則，不去色情場所，也受到左派的嘲弄。
在國際共運和左派運動中，一個常見現象就是利用青少年的幼稚和反叛心理進行政治煽動，讓他們從事和他們的年齡及自然身份不符合的“革命”，把他們推向政治鬥爭甚至暴力鬥爭的前沿。在這個意義上60年代的“紅衛兵”運動不過是30年代的“紅小鬼”的延續。受中共影響，新加坡左派運動的大量成員就是中學生。在中文教育和中文出版物的影響下，新加坡的華文中學一直就是傳播中共革命思想的天然土壤，並形成了獨特的校園政治文化，很多學生在校期間參加了革命組織和政治活動。新加坡作為英國殖民地，在就業方麵，從英語學校畢業的學生不但在語言上而且在實際知識和技能上比華校生有優勢，這個現實因素更促使華校生對社會現實的失望和反感，增強了他們的“造反”精神。“紅衛兵”運動一爆發，就在新加坡華校生中激起了反響。《陣線報》1968年5月12日發表文章“馬來亞的革命青少年們，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吧”，鼓動青少年起來“造反”。“文革”初期（1966和1967年）華校生“造反”的具體行動，就是拒絕參加校方按照政府要求舉行的升國旗、宣誓儀式和唱國歌，展開“反宣誓反升旗”鬥爭。他們不但在校園內展開“鬥爭”，而且走上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是整個左派對民族獨立和新國家“不承認主義”、拒絕接受“國家意識”的鬥爭的一部分。在這些“造反”行動中學生不但和校方發生衝突，而且對“反動教師”采取了“革命行動”，即肢體暴力，類似於中國“文革”中的“學生打老師”。當校方和政府開除或逮捕（實際是短期監禁）一些學運積極分子後，造反學生稱這是“法西斯血腥鎮壓”，又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逮捕反開除鬥爭”，受到“社陣”、人民黨、左派工團、校友會和藝術團體的聲援。
很多參加這些“鬥爭”的中學生後來欲罷不能，等於放棄學業，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但他們的很多“鬥爭”業績說來並不真的“轟轟烈烈”，比如一個被開除的中學生因大罵校方“是李光耀傀儡政府的走狗”而被罰款30元（《南洋商報》1967年9月5日），一個少女因和兩男子在他人牆壁上張貼左派大會廣告被捕，罪名是觸犯他人財物（未經屋主同意），法官判她有條件釋放：一年內不得滋事（《南洋商報》1967年9月28日）。當時幾件涉及左派非法集會的案件，被捕者中有大量中學生，在法庭審判時旁聽席上常常坐滿家長。有的家長本人也是左派，他們大罵李光耀是“走狗”，法庭是“法西斯殘酷鎮壓”，雖然所謂“判決”基本是罰款、短期監禁或有條件釋放，絲毫不比其它國家對不法青少年的處罰嚴厲。20世紀70年代初中共開始整頓城市中自“文革”開始後積累的青少年問題，很多“少年犯”在毫無正常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送去勞教，家長所能得到的不過是一紙通知書而已，哪有什麽請律師和法庭旁聽一說？
四、“克隆”文藝大批判和“革命樣板戲”
“文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文藝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但成為一條“戰線”，而且用藝術的形式歪曲曆史，虛構現實，不僅為政治目的服務，還提供了一個讓左派陶醉的政治烏托邦。事實上，20世紀的共產黨革命所創造的就是一個烏托邦，而革命文藝就是這個烏托邦的最高最精致形式。在新加坡，“文革”文藝被完全移植過來。
1、中國文藝大批判的複製品：新加坡的文藝批判
新加坡華人本來就深受中國革命文化的熏陶，從“五四”運動開始，魯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在華文學校裏廣泛傳播，左翼作家鬱達夫30年代主編《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左翼文人胡愈之1940年受周恩來派遣應聘並擔任過馬來亞和新加坡最大的華文報紙《南洋商報》編輯主任。很多左翼戲劇也被搬上舞台，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自30年代末開始就有兩個譯本在新加坡華人中傳播。1949年中共建國後，左翼文學在這裏獲得了更大的傳播空間，革命電影、戲劇和文學作品擁有廣泛的觀眾和讀者。到了“文革”期間，新加坡左派文藝更是完全處於“文革”影響之下，其文藝思想、文藝批評和土產“樣板戲”完全是中國“文革”模式的照搬。
文藝思想上，新加坡左派為貫徹毛“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精神，《陣線報》從1966年9月開始舉辦《文藝筆談》，1967年4月《陣線報》的文藝副刊《新青年》發表長篇文章“當前我國文藝工作的若幹問題”，以居高臨下、指點江山、唯我獨尊的毛式“文革”霸氣為新加坡文藝工作者指出了“當前的任務”，規定了“為工農群眾服務的方向”，強調了“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持長期的改造”，確立了革命的“創作方向”，說要“大寫、大演、大唱、大畫、大歌頌工農群眾革命運動”。文藝的創作手法也必須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文章把一大批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華文作家打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他們表現的是“個人主義、溫情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壞思想。”
在確立了毛主義“文革”文藝路線後，新加坡的左翼文壇出現了一個“文革”潮，創作出大量歌頌“文革”和議會外鬥爭的文藝作品，甚至無視政府的法令，公開號召展開武裝鬥爭，響應馬來亞共產黨遊擊隊“鄉村包圍城市”和“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號召，“突出民族解放軍戰士的英雄形像”。有人記下當時盛況：“左翼文團，雜誌，戲劇團體等紛紛高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小說，詩歌，戲劇，文論等紛紛‘變色’，左翼文壇一時間紅旗飄飄，槍聲卜卜，‘文革’味十足。”[9]《陣線報》每年的新年特刊除了發表黨領導人的新年講話、世界革命形勢回顧之外就是發表長篇文章，對過去一年的文藝作品從“文革”意識形態的角度品頭論足。例如，1968年的新年回顧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在文藝戰線上衝鋒陷陣”。毛的那句“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更是被奉為寶典。此外，大量氣勢洶洶、蠻不講理的文學大批判文章接連問世，鋒芒直指那些非政治性的文學作品。所有謳歌自然和人性的作品，一概被貼上“黃色文學”和“殖民地文學”，至少是“無病呻吟”的標簽而被批判，其用詞之刻薄和惡毒，堪與中國“文革”相比。一篇批判詩人黃懷雲的文章這樣寫道：“黃懷雲的《流雲的夢》是一株毒草，是一部反現實主義的歪詩，……是一小撮文娼文氓以‘詩人’的畫皮去害人作惡”。另一篇文章說：“文壇小醜趙戎又活躍起來了！……這種蒼蠅，偽裝君子、假冒英雄，整日嗡嗡營營，詆毀正直的人們，無論怎樣幹淨的東西，總喜歡拉上一點蒼蠅屎”。“文妖、文娼、文氓”、“渣滓”、“黑書”等用語在這類文章中觸目皆是。60年代末現代派詩歌傳入新加坡，左派立刻發表文章說“妖氣彌漫的馬華文壇又吹起了一股歪風”。
在左翼陣線內部，很多“自己人”也難逃被大張撻伐的命運。一個著名左翼文藝批評家忠揚被批成“逃兵”和“周揚文藝黑線”在新加坡的“忠實信徒”。其他一些作家不是“對階級鬥爭的概念還很模糊”，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非常濃厚”。有一個左派詩人寫了一首題為“挽歌”的文章悼念一位去世的同誌，結果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說他沒有表現出烈士的氣概，是別有用心。有時候左派報刊也會發表被批判者的自我辯護或者同情者的文章，但那和中國的“文革”一樣，往往是下一輪更深入的“批判”的前奏。
2、中國“文革”樣板戲的“克隆”：新加坡左派的土產樣板戲
作為“文革”文藝代表作的樣板戲在華人世界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新加坡毛主義左派控製下的金銀業職工聯合會將《紅燈記》改編成話劇於1969年公演，並公開宣布這是“為了歌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和偉大的勝利，為了宣傳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以及為了我國當前政治鬥爭的需要。”左翼文藝工作者還仿效“文革”的做法，組織了“文藝輕騎兵”，在鄉村郊區搭舞台演出，把革命文藝直接送到群眾當中。他們還利用各種群眾團體的聯歡會，學校的畢業典禮，甚至幼兒園的結業典禮上演“文革”類型的文藝節目。
仿效中國樣板戲和“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新加坡左翼文工團創作了三個大型演出項目：音樂舞蹈史詩《歌唱馬來亞》，詩歌造型《抗日之歌》和詩劇《送軍糧》，被當地人稱為“土產樣板戲”。
《歌唱馬來亞》的主題是歌頌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由於新、馬兩國的共產黨和左派在組織和行動上一直密不可分，歌唱馬來亞的共產黨也就是歌頌新加坡的左派。這個節目模仿《東方紅》，把共產黨歌頌成“人民的大救星”，唯一重大的不同是《東方紅》以神化毛澤東為中心，而在馬、新兩國的共產黨和左派組織中則還未形成這樣的個人崇拜。這個音樂舞蹈史詩載歌載舞，用多種藝術形式歌頌馬共20多年的武裝鬥爭。據觀看者介紹，“序幕以戰鼓和歡呼，展現氣勢磅礴的場麵，紅旗招展。舞台上工農兵學以戰鬥姿態朝著紅旗所指的方向前進，展現出一幅‘文革’式的舞蹈構圖”，節目中有一段直接根據“文革”時毛澤東語錄歌“造反有理”編排的同名舞蹈。尾聲是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是一首“文革”時最著名的毛澤東頌歌。1969年4月27日《陣線報》發表長文介紹“土產樣板戲”時這樣描繪：“舞台呈現出東風萬裏，紅旗漫天的偉大場麵，讓人不禁歡呼火的旗，火的海，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
筆者在新加坡訪問期間雖然沒有機會再看到這“土產樣板戲”，但有幸聽到了《歌唱馬來亞》的主題音樂“我愛馬來亞”，一聽就明白這是完全照搬60年代一首大陸歌曲“我愛我的台灣島”。這本是一首台灣民歌，被共產黨重新填了歌詞。這是共產黨革命文藝對很多民間音樂作品實行“共產”的典型做法，如“東方紅”的旋律原來是陝北情歌。通過這種文藝“共產”，無論共產黨的革命口號多麽荒謬離奇，立竿見影地就“為人民所喜聞樂見”了。根據有關材料介紹，原來這一文化移植是由從中國歸來的馬共成員所完成的。
第二部土產“樣板戲”是詩歌造型《抗日之歌》，強調馬共遵循毛澤東“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教導，“領導”了東南亞抗日戰爭。馬共雖然為東南亞抗戰作出貢獻，但畢竟和美英等主要盟國的正麵作戰無法相提並論。但在這一點上，馬共和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轍，在講抗戰時，馬共的介紹給人造成抗戰全是它在打、馬來亞是它解放的印象。這個節目采用了中國《紅色娘子軍》和交響詩《嘎達梅林》的片段，被左派評論家稱為“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好作品，是紅色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成功作品。”
第三部土產樣板戲是詩劇《送軍糧》，描寫馬共抗英戰爭中的軍民魚水情。第一場是“突破火線送軍糧”，第二場是“解放軍來了”，第三場是“奔向民族解放的戰場”。當時有兩個筆名叫“霜天”和“宣紅”的左派評論家――“霜天”來自毛澤東詩句“萬木霜天紅爛漫”，而“宣紅”即“紅色宣傳”的意思。他們在一篇“紅旗如火，星火燎原”的評論文章中說這個節目“體現了‘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主題思想，歌頌了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歌頌了馬來亞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
當時新加坡積極吸引外資，發展工業，因此也產生了一些勞資矛盾。左派文人緊跟中共“文革”文藝的模式，主題先行，創作了大量“工人小說”，不但把勞資矛盾上升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而且虛構出一部由英雄人物領導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家的階級鬥爭敘事。長篇小說《金光道上》描寫一個名叫清堅的主要英雄人物：“他拿出一本紅皮小冊子，開亮了台燈，堅持每晚的學習工作。這時，將近午夜了，宿舍外正下著傾盆大雨，寒風不斷吹進房裏，同房的幾位工友已經呼呼入睡了。清堅輕手輕腳，把被窩蓋在他們身上”――這樣的場景完全是中國革命小說的拙劣模仿。結尾通過“正麵人物”雅娟的直白，表達了要前往馬泰邊境參加馬共武裝來解救新加坡受苦受難的工人的信念：“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為了加促人民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我決心作出更大的貢獻……讓我們在祖國的遠方――在戰鬥中重逢！”
1970年，由於新加坡國家建設成功，“革命”越來越不得人心，左翼麵臨困境和內部分裂。左翼作家和評論家黃興提出了“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主張，試圖矯正自1966年以來革命文藝“文革”化的極端趨勢，用“馬來亞化”對抗“文革”化。所謂“馬來亞化”即是強調“馬華文藝”（即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華文文藝）的獨特性，這一獨特性在現階段應該是“愛國主義”。這個主張受到著名革命作家淩遠的支持，他婉轉指出，“外國革命文藝所反映的，是外國的革命具體情況，和馬來亞(包括星島)工農兵的生活不能符合，和實際鬥爭需要也有著一大段距離。”然而極左文人“集言”發表“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為工農兵服務”的批判文章（《陣線報》1970年10月11日），指出“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口號“並不能突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並不能概括當前曆史階段所要解決的迫切任務是革命文藝創作同武裝鬥爭的深入發展相配合”，強調“要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文章還說，在50年代末期革命文藝曾經“提倡健康文化，打擊黃色文化”，脫離了政治鬥爭大方向，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今天要吸取這個教訓，抵製新的修正主義口號，堅持“革命化、戰鬥化”反對“馬來亞化”。
五、“文革”和新加坡左派的分裂
20世紀60年代末期，鼎盛一時的新加坡左派開始衰落。
1970年李光耀訪問蘇聯，其時正值中蘇對立嚴重。蘇聯總理柯西金問李光耀，新加坡的毛主義者究竟得到多少支持？李光耀回答說，在60年代上半期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華人（新加坡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華人）支持左派，現在則大概有15%。[10]
但這樣一個強大的左派陣營卻並沒有使左派在新加坡獨立後的政局中發揮重要作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左派的分裂和內鬥。分裂和內鬥一向是國際共運的特色，因為共運的本質就是用革命和暴力手段追求政治權力，用理想主義和烏托邦主義掩蓋極度膨脹的權力欲。在一個有著正常社會秩序的社會裏，這種膨脹的權力欲無法一蹴而就，權力追求者隻能通過正常的升遷管道慢慢爬升，而且最終不一定能夠達到權力的頂點。因此，通過投身徹底否定現存製度的政治鬥爭，就成了他們實現權力欲的快速通道。毛主義和毛主義支配下的“文革”把共產主義運動這一本質推向極端，“有權就有一切”成了可以公開宣示的政治目標，“路線鬥爭”成為爭奪權力的幌子，最後終於發展到毛澤東對黨、對國家權力的壟斷與獨霸，甚至把全國置於軍管之下。毛發動“文革”、“造反”，其本質還是奪權，為了消除他感到的失去權力的威脅。毛主義的這種惡俗不但在中華民族中種下了至今仍清晰可見的惡果，而且隨著中共國際影響的擴大發展到海外，於是世界範圍內就出現了中共造蘇共的反，即所謂“中蘇論戰”之事。20世紀60－70年代在國際共運和左派運動中，中共影響有如癌細胞，其擴散之處，左派內部肌體無不發生惡性病變，出現分裂、鬥爭和“造反”，或以親北京和親莫斯科分界，或以誰更親華更崇毛分界，比賽激進，比賽革命，有時一個黨或一個運動不但一分為二，甚至一分為三、一分為四。就連所謂“亞非作家協會”也分裂成親華和親蘇派，前者以北京支持的“亞非作家常設局”為主，譴責後者“非法召開偽亞非作家大會”（1967年3月）。在資本主義危機和民族獨立運動中產生的社會主義和左派運動本來可以有充分的發展餘地，但其結果往往是自我毀滅於內部分裂。新加坡的左派運動就是一個例證。
新加坡左派嚴重的分裂始於1965年新加坡獨立，因為獨立給左派帶來了是否承認獨立、以及如何處理和新成立的民族政府的關係等問題。新加坡左派的主流從一開始就確定了“不承認主義”的立場，此後主要是比賽誰反對現政府更徹底、更不妥協。但是左派內部並非鐵板一塊，一些比較現實理智的左派認為，不能因為這一獨立是民族主義者通過妥協和談判達到的就拒絕承認，主張觀望。對於左派內部的這種意見，《陣線報》1966年7月23日在發表“朝向決戰的東南亞局勢”一文的同時，發表了一篇“堅持正確路線奮鬥到底”，說上述意見不同是“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社陣、人民黨以及廣大工會的幹部與群眾，和那些有意散布錯誤路線的人士之間的分歧，是要使鬥爭走向勝利與企圖將鬥爭引進死角的兩條路線上的分歧。”在提出“路線鬥爭”的同時，文章還提出“反動派及其在左翼內部的代理人”這樣一個充滿“文革”色彩的概念，為黨內鬥爭“上綱上線”作熱身準備。
進入1967年，對左派內部不同意見的清算以“文革”方式和中共黨內鬥爭的方式出現。例如，1967年5月7日《陣線報》》報導了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五一”大遊行，說“今年的‘五一’是在左翼勝利地批倒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掃除了敵人代理人、黑幫分子、牛鬼蛇神的情況下到來和過去的”。8月20日《陣線報》發表“社陣”和“縫業”（縫紉行業左翼工會）聯合聲明，“嚴厲譴責一切牛鬼蛇神，和謝啟英這一小撮反工會、反黨、反左翼、反人民的反左翼分子劃清界限，堅決地暴露他們，孤立他們，打擊他們，把他們掃出左翼隊伍，……我們呼籲一些被誤導的工友和幹事，……堅決與謝啟英等反左翼分子劃清界限，站到革命人民一邊來！”這是左派陣營內部第一次比較重要的分裂，從此之後，內鬥不已。
1968年，中國“文革”中的內鬥之風蔓延至新加坡“社陣”。5月和7月《陣線報》接連發表“打倒派性團結對敵”和“再論‘打倒派性團結對敵’”的文章，點了一批“鑽進左翼內部的陰險敵人”的名，呼籲“所有受一小撮所謂‘華中領導’、‘文序’、‘光睦黑幫分子’、‘金銀業領導’、‘茶餐領導’等黑領導所誤導的幹部、同學、工友，猛醒過來，不要被敵人扭轉了革命鬥爭的大方向”。其中最重要的“鬥爭成果”就是粉碎了“社陣”裕廊支部（“社陣”的一個主要支部）內以王理誼為代表的“反黨勢力”企圖篡黨奪權的陰謀。在“社陣”總結粉碎“王理誼反黨集團”鬥爭勝利的經驗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政治串連”，就是各支部展開大串連，交流和反黨分子做鬥爭的經驗，揭露他們的真麵目。這和“文革”時期“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大串連非常類似，連用詞都雷同。但王理誼究竟有什麽具體的“反黨”罪行呢？說來可笑，事情的起因不過是黨辦幼兒園的教師續聘問題。主管幼兒園的黨執委會要換教師，部分黨員和家長不同意，“反黨分子”於是散發“告家長書”，主張將現有教師延聘3個月，結果出現一個班級有兩個教師（一新一舊）在課堂上爭奪學生的情況。這一爭執本來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但當時“社陣”黨內矛盾尖銳，矛盾的兩派借機上綱上線，成了“路線鬥爭”。
新加坡左派最主要的分裂發生於1969年以後，主要原因是社陣領導李紹祖提出“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口號。自1965年獨立後到1969年，新加坡政府通過發展經濟和加強國際聯係基本確立了合法性，獲得了廣泛的國際承認，因此左派領導的“不承認主義”越來越不合時宜。為了擺脫政治困境，1969年6月“社陣”黨主席李紹祖發表長篇文告，提出“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口號，並引用毛澤東“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的語錄來為自己撐腰，用中國大陸和台灣要統一，南北越、南北朝鮮也要統一來相比，號召新、馬兩國左派為重歸統一而“鬥爭”。和“不承認主義”相比，這個口號同樣不具備政治現實感。但重新設定政治目標，以民族統一取代政權更迭，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社陣”領導人對1966年以來盲目追隨中國“文革”的反思。和“社陣”以往推翻這個、打倒那個、空喊“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革命口號相比，這個方針要低調一些。但這個口號在“社陣”內部立即遭到非議，一些人起來造反，發表“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目標不容歪曲”的文章，視李紹祖為“反動的當權派”，說這個口號回避了最重要的政權問題，不談“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盡管新加坡左派從來沒有拿起過槍杆子，一直都是在口頭上談武裝鬥爭），取消了敵我之分，是修正主義。這種批判立刻被李紹祖在9月份舉行的“全黨性主講會”（即宣講其新路線的黨員幹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講予以駁斥。李在講話中每當提到那篇文章時，都用“那株毒草”稱之。11月“社陣”召開第三屆黨代會，李紹祖說“重新統一”方針已經引起“黨內一場大論戰，一場激烈和尖銳的思想鬥爭”。他搬出毛澤東“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的語錄，放在《陣線報》頭版頭條，強調他的路線是反教條且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還警告說敵人“希望我們的代表大會破產。而反黨分子、牛鬼蛇神更希望這次代表大會可以推翻黨中央”，產生一個推行錯誤路線的新黨中央。
但李紹祖顯然缺乏毛的權威，一些堅持極左路線的“社陣”成員繼續反對中央，具體行動之一是拒絕售賣黨報（當時“社陣”有兩份刊物，即《陣線報》和《黨訊》，售價分別為15分和10分，不但是黨的喉舌而且是經費來源之一)。不久“社陣”屬下6個重要支部集體造反，向中央呈遞“意見書”，指責中央要爭取的是“敵人安排下的統一”，灌輸“反動的國家意識”，“處處強調合法地位”（注：“社陣”和人民黨等在新加坡一直都是合法政黨，隻要它們在口頭上而不是行動上拿起武器推翻政府，李光耀的政府就不取締它們），走上了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道路。意見書說：“我們黨雖然是一個合法組織的政黨，我們黨雖然沒有武裝力量，不能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但這並不能也不應舍棄我們以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等偉大真理作為我們鬥爭的原則和奮鬥目標。”這樣，黨內的當權派和“造反派”打起了毛澤東語錄戰，爭相搬出“最高指示”以示自己是真正的毛派。值得注意的是，在回應黨內這批“造反派”時，窮於應付的李紹祖第一次打出了反“左”的旗號，說“人民的要求是鬥爭的基礎”，……‘意見書’提出了許多不實際的和荒唐的、‘左’的論調”。對於新加坡多數人民滿足於獨立後的現實和忙於民生、沒有那種“鬥爭”意識和“革命”要求這個事實，李隻能這樣婉轉表示，不然又會被黨內“造反派”斥為貶低和誣蔑人民。
左派更嚴重的分裂是“社陣”和人民黨的內鬥。這兩個黨都標榜社會主義，親華崇毛。看他們的出版物，就像看一場誰跟“文革”跟得更緊、誰背毛語錄背得更多、誰罵李光耀罵得更惡毒的比賽。當1965年新加坡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主導下宣布獨立時，兩黨結成統一戰線，向民族政府挑戰。李紹祖發表為新馬重歸統一而“鬥爭”的路線後，人民黨以“捍衛毛澤東革命路線”自居，在《人民論壇》發表一係列文章，指責“社陣”沒有得到其它左派政黨和組織的同意擅自行動，一評再評、一批再批“社陣”“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路線，就像中共60年代初發表“九評”挑戰蘇共領導地位一樣。1969年9月15日人民黨以“部分黨員”的名義發表“關於馬來亞統一問題的意見提綱”，以毛澤東語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為大幅標題。10月15日頭版頭條發表題為“什麽是分裂主義”的文章，反駁“社陣”的批評，標題上方是大幅毛語錄“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以此點明“社陣”已經“變修”。11月1日人民黨中央委員會發表正式聲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社陣”的新路線。這類文章連篇累牘，格式雷同，每篇都要拉上一段“毛主席語錄”做虎皮，文風與中國“文革”文風完全一樣，汙辱與謾罵並行。
而麵對人民黨的挑戰，“社陣”也不甘示弱，發表大量文章和李紹祖主席講話，對人民黨的問題一答再答，對人民黨的指責一駁再駁。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12月10日“社陣”中央委員會發表“答人民黨中委會的公開文章”，指出人民黨是在惡化兩黨關係，分裂左派隊伍。其中一段話實際道出了自1966年以來新加坡左派盲目追隨中國“文革”所陷入的政治困境：“表麵上看來人民黨領導同誌是很革命的樣子，其實是空口說白話。你們到底要人民通過什麽實際內容、什麽鬥爭方式和方法去支持和聲援人民戰爭呢？……這種空洞無物的亂發號召怎麽會真的支持人民戰爭呢？怎麽會促進革命運動呢？”由於人民黨大量引用毛語錄的戰法使得“社陣”十分被動，“社陣”聲明詳細引用人民黨文章中毛語錄的出處和人民黨的解釋，反擊說“‘歪曲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著作大膽曲解’，不是我們‘社陣’，而是這些反對統一，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來遮蓋自己的右傾機會主者，……他們引用毛主席的講話時，隻引用開頭的一段和後段一些，狡猾地漏掉中間的重要的講話，狡猾地把講話的頭尾連接起來，企圖欺騙人們以為所引用的講話是毛主席的完整的一段講話。這是非常卑鄙下流的手法，不是真正左翼人士的作風。”
這場論戰的“文革”特色還頗有意味地表現在“社陣”被捕人員的出獄問題上。1969年7月李紹祖在“社陣”內部會議上表示，隻要不對組織造成損害，一些被捕人士可以用出國交換出獄（新加坡政府對政治犯允許出國，隻要發表悔過書），並說列寧、孫中山等革命領袖也在國外從事革命活動。李這一意見和其過去的立場相比有相當的緩和，也符合人性，很可能和他用重新統一取代奪取政權的新路線有關。這個消息透露後，《人民論壇》發表題為“‘妥協出國’和‘被迫出國’不能相提並論”的文章，批判李紹祖混淆兩種性質不同的出國。《人民論壇》還在這篇文章的下方配發一幅漫畫，畫麵上一個頭頸上拴著鐵鏈的囚徒匐伏在地，準備在一張“出獄條件”書上簽名；在他的對麵另一個人也匐伏在地，對他的出獄翹首以待，這個人留著大背頭，身上寫著一個“劉”字。很明顯，這個“劉”指的是中國的“頭號走資派”劉少奇，他在“文革”中的罪名之一就是曾經允許61個係獄的中共高幹在向國民黨簽署悔過書之後出獄。這樣，《人民論壇》就把李紹祖比作了劉少奇。由於人民黨和“社陣”當時雖然在爭論，但還沒有徹底決裂，彼此還以“同誌”相稱，如同60年代初中共和蘇共間關係。也因此，《人民論壇》的文章並沒有直接說李就是劉，但把這幅漫畫和批李的文章放在一起，其含義已經非常清楚。
今天回過頭來看，“社陣”內部以及“社陣”和人民黨之間的內鬥，不但表現了毛主義和“文革”在新加坡左派中的惡劣影響，而且向人們昭示了一個沒有成為現實的曆史可能性：還未取得政權時，新加坡左派就已如此熱衷於互相口誅筆伐，用文字置對手以死地，如果真的“革命”成功，手裏有了“專政工具”，這種“黨內路線鬥爭”又會導致多少人頭落地呢？新加坡這個小島難道不是要被淹沒在血泊中嗎？新加坡左派的分裂和內鬥再次向人們揭示：以毛主義為意識形態的“革命”，例如紅色高棉和秘魯的“光輝道路”，以及其它許多所謂“鬥爭”中所發生的濫殺無辜決非偶然，而是在遺傳中就繼承了毛主義的基因。
六、追隨毛“文革”的代價：新加坡左翼運動的瓦解
綜上所述，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盲目追隨中共“文革”，使得新加坡左翼運動完全喪失起碼的政治現實感，其政治綱領和口號與當時新加坡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局麵毫不相幹。一個事例是：新加坡一獨立，為了“居者有其屋”，李光耀政府就大力開發由政府資助、供居民購買的住宅。這個政府“組屋運動”是左派全力反對的政策之一，其效果適得其反，反而使政府對“居者有其屋”和社會穩定之間的關係有更清楚的了解。1967年10月，新加坡舉辦第二屆亞非國家建屋研討會，以新加坡經驗為樣板。會議最後達成的一致意見是“人人皆自購屋，即不會變共黨”，不但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組屋運動的政治效果，也反映出與會亞非國家對共產黨和左派運動實在不勝其擾（見1967年10月18日《南洋商報》）。因此，當新加坡民族政府通過係統的經濟和社會建設迅速建立起合法性，一個“新加坡人”的民族認同開始被接受時，左派運動便越來越邊緣化。五花八門的政治口號和爭論如同意識形態迷宮，連口號的提出者與爭論的參與者都說不清楚這些概念到底有什麽現實意義，彼此之間的區別又在哪裏。唯一清楚的事實是，在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本來很有希望的左派運動被毛主義“文革”引入了一條死路。
就在新加坡左派運動分崩離析的時候，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給了它最後一擊。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隨後中美發表公報，中共宣布邀請尼克鬆訪華。這個今天被稱為中共“偉大外交成就”的交易，其實是因為毛挑動的“反修”鬥爭迫使蘇聯考慮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麵臨此局勢，毛又感到恐懼，不顧自己苦心經營而得來的世界“反帝領袖”身份，主動邀請帝國主義的“頭號惡棍”進中南海。此舉是向蘇聯表示：現在我有美國做後盾了。毛的國際政策從來就與其國內政策一樣，一意孤行，出爾反爾，一切以自己的地位和影響為轉移。打倒美帝是為了讓他的“思想光芒”“普照全球”；在中南海和美帝頭子握手言歡則是為了擺脫自己給自己製造的困境。至於這個突變會給遍布全世界的追隨者帶來怎樣的打擊，則完全不是他所關心的。今天的很多中國人，新老民族主義者，甚至包括新老左派，往往津津樂道於毛的“戰略部署”，卻忘記了，或從來就沒有想到過，這個“戰略部署”當年是給全世界毛主義的左派當頭狠狠一記悶棍。邀請美國領導人訪華本來無可非議，但正是毛主義和“文革”所全力推動的、以“打倒美帝國主義”為主要訴求的“世界革命”，卻把這次訪問變成了一個令全球左派不可思議、難以相信、更無法接受的事件，尤其是它發生得如此突然，左派們毫無思想準備。在國際共運曆史上，隻有1939年8月斯大林出於對德國軍事力量的恐懼，突然放棄推行了很多年的反法西斯路線和宣傳，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德國於條約簽訂一周後就進攻波蘭，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可以相比。蘇德條約的簽訂在當時給世界左派陣營帶來沉重打擊，導致大批人退出共產黨或左翼組織。30多年後，毛在中南海和基辛格、尼克鬆的握手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相同的後果。
在新加坡，毛澤東和“美帝頭子”親切握手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靂，使得本來就分崩離析的左派運動雪上加霜，這個局麵充分反映在社陣主席李紹祖1971年下半年所發表的幾次“重要講話”中，綜合發表於9月23日的《陣線報》。李的報告的總題目是“黨所麵臨的危機”。李承認“黨今天癱瘓的事實是不能掩蓋的思想分歧，組織的鬆散，財政的困難，我們人手的缺乏，士氣低沉，我們黨在群眾中已相當程度上被孤立，而這些困難，這些對我黨不利的情況正日益惡化，越來越難以克服和解決。”文中還提到，新加坡左派的危機是在1968年左右就產生了。在分析黨麵臨的危機時，李紹祖公開承認“造成今天我黨癱瘓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極端‘左傾’的思想、口號和言論”。一些“口頭革命派……亂說理論，大談革命，……這些極端‘左’傾人士隻能製造黨內混亂，給同誌失去信心。”更為諷刺的是，“一些以往大談‘鄉村包圍城市’，濫引毛主席語錄的人士，他們今天做的，不是革命工作，而是照顧自己個人的生意和事業！”
那麽，這些極端左傾的思想是哪裏來的呢？李紹祖終於明確承認“中國文化大革命大大影響我們黨同誌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傳播出來，造成我黨很多同誌犯上極端‘左’傾的錯誤。一些言論，在中國具體情況下，可能是很正確。但搬到星島和社陣裏，就完全不同了……一些同誌一個時期大談什麽‘推倒當權派’，‘推倒中央’！這隻是一個簡單的例子。我相信大家腦海裏都會清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言論對我黨的影響是不好的。”
對於中共和美帝握手言和給新加坡左派帶來的嚴重衝擊，李表示：“一些同誌因為不同意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很快的感到心灰意冷。他們失去信心，連一點情緒都沒有。他們甚至以為中國與尼克鬆搞好關係的話，那麽，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也將完蛋。”
在公開場合，相信李紹祖在當時情況下關於中國和“文革”所能說的就是這些了。他到70年代初才認識到，跟著”文革”走上了死路，隻是這時為時已晚。而毛澤東為了一己私利，會毫不顧及千萬崇拜者和追隨者。曾經轟轟烈烈的新加坡左翼運動已經被毛主義葬送。此後，“社陣”連一個公開解散的日期和場合都沒有，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這當然是李光耀最希望看到的結果。中共改變外交路線，逐步放棄“世界革命”，不但與“美帝”和好，而且“各國反動派”一眨眼也成了中共的“國際友好”，使得中共可以在國內大言“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李光耀不再是“帝國主義的傀儡”和“反華小醜”，在毛澤東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第一次成為中南海的座上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光耀在新加坡代表團中以國會特邀代表的名義安排一個名額給李紹祖，而李紹祖也欣然接受，跟著曾經被自己用最惡毒語言詛咒的李光耀前往已經不再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北京。無論李光耀的安排出於何種心理，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這應該算是為一個動蕩紛爭的時代劃上了一個句號。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左派運動是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直接影響下展開的，新加坡左派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都把自己看作是整個馬來亞革命的一部分。那麽，對馬來亞革命又該如何評價呢？馬共領導人之一餘柱業晚年的反思或可為讀者提供一個參考。餘曾經擔任馬共南方局書記，在印度尼西亞遙控新加坡的“革命鬥爭”，後來前往中國，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新加坡左派傳播的很多有關“文革”和世界革命的消息和號召就是從他那裏來的。他晚年回顧自己一生的鬥爭，認為馬共反殖民主義的功勞不能抹殺，但是後來幸虧馬共沒有成功。為什麽呢？他說根據他“對馬共幹部的認識，對共產黨組織的認識、對陰暗麵、不好一麵的認識”，“從曆史的觀點來說，馬共沒有勝利，還算是馬來亞的幸運。萬一馬共成功的把他們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我們會看到象現在柬埔寨的那種局麵。”――連馬共的領導人都承認，馬共的失敗，使馬來亞（包括新加坡）避免了一場象“紅色高棉”那樣的浩劫。[11]毛澤東戳力推行的“世界革命”到底於人類進步有何意義，已經無需多說了。
作者說明：本文為作者2007年5至8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作訪問研究的部分成果。在此向該所致謝，同時向很多對本研究提供幫助和意見的同行致謝，尤其是陳劍、黃堅立和楊斌諸位先生。
【注釋】
[1] 馬來亞共產黨和新加坡左翼運動之間的密切關係反映在很多曆史文獻中，最近的可參考《浪尖逐夢――餘柱業口述曆史檔案》，為陳劍主編《風雲叢書》第一輯，馬來西亞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06年；方狀壁的《馬共全權代表方壯壁回憶錄》，馬來西亞策略資訊中心，2006年。
[2]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2000年，128－129頁。
[3] 陳劍，“意識形態與新馬四十年社會變遷”(初稿，未刊)，4頁。
[4] 林清祥，“第一屆社陣代表大會工作報告”，載《林清祥與他的時代》，“馬來西亞曆史的另一麵”編輯委員會編，社會分析學會與朝花企業聯合出版，吉隆坡，2002年，下冊，149頁。
[5] 紅樺，《赤道上的人們》,新加坡萬裏文化企業公司,1971年，34－35頁。
[6] 林清祥，“右派眼裏的國會民主是什麽？”，同注[4]，163頁。
[7] 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3期。
[8] 見“馬共秘密電台湖南曝光”，《亞洲研究》2000年7月2日。
[9] 朱成發，《紅潮――新華左翼文學的“文革”潮》 (注：“新華”意為“新加坡華文”)，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2004年，21頁。本節中另有一些材料來自此書，為節約篇幅不再引出處，特此說明，並向原書作者致謝。
[10]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 492頁。
[11] 餘柱業 ，《浪尖逐夢――餘柱業口述曆史檔案》，262頁。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
這是“文革”時期一首人人會唱的歌，整個人類曆史上還沒有哪個政權在自我讚美方麵能夠達到這一高度。但是本文要介紹的並不是這首歌在中國大陸的傳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流行。
20世紀60年代，就在中國大陸人人高唱這首歌的時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兒園，五、六歲的兒童也在台上高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唱完之後他們還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親人”的小話劇，劇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時發現了受傷並被追捕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戰士，他們不顧生命危險把革命戰士掩護起來，最後以參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階級收尾。在很多當時的劇照中，可以看到兒童手舞紅纓槍和木槍在毛澤東畫像下高呼“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口號，雄赳赳、氣昂昂地“衝鋒陷陣”的情景。劇情介紹也用毛澤東語錄來收尾：“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這些兒童是在“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主辦的幼兒園裏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是一個左派組織，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實際上是馬來亞共產黨在新加坡的統一戰線組織。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原來同屬英國的馬來亞殖民地，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分別獨立後，馬來亞共產黨要參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偉行動，在中共支持下不承認這兩個新國家，認為是新殖民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堅持武裝鬥爭。60年代馬共的新加坡支部建在印度尼西亞，由馬共領導人之一餘柱業主持。當時印尼掌權的是親共親華的蘇加諾，餘柱業就從那裏遙控新加坡的鬥爭。1963年餘柱業擔任馬共南方政治局書記（負責新加坡的工作），用周恩來為中共地下鬥爭製定的“十六字方針”作為馬共在新加坡活動的原則，即：“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1]當時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可以公開活動的“社會主義陣線”（以下簡稱“社陣”）實際上成為馬共的前線組織，它退出議會，走上街頭，在不拿起武器的前提下緊緊追隨馬共的路線。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這個地區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認為這是世界革命高潮即將來臨的標誌，於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造反、個人崇拜等“文革”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滲透到新、馬兩國的公開左派組織中，在這塊被中國人稱為“南洋”的熱帶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潮流。當時和“社陣”一起組成新加坡左派陣營的還有規模稍小的新加坡人民黨，加上很多左翼工團、職業工會、青年團體和文藝團體。很多大中學生以學生組織和個人身份參加了左派運動。
今天，雖然威權統治和一黨獨霸仍然給新加坡留下了實現民主化的重要課題，李光耀實際上的終身製和他的父權製的施政風格（即以政府和整個民族的家長自居）給新加坡的民族個性帶來了消極的影響（用中國傳統政治術語似乎可以稱為“順民”），這些特點使新加坡在國際上時被詬病，但不可否認，新加坡是擺脫殖民主義統治後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極少數國家之一，在短短數十年裏就被聯合國列為發達國家。新加坡盡管政治上沒有實現民主化，但建立了廉潔有效的政府，實現了法治，給所有公民提供了充分就業和較高的生活條件（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絕大多數公民都擁有住房的國家），社會秩序良好，個人安全得到保障，環境整潔優美。在國際上，新加坡的良好聲譽完全不依賴所謂的“綜合國力”，充分證明“隻有國家強大了，人民才有尊嚴”的說教不過是無稽之談。在這樣的發展基礎上，一個“新加坡人”的民族認同被公民普遍接受並引以為豪。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多數新獨立國家都以前殖民時期的曆史和傳統作為構建新民族主義的基礎，但新加坡麵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新加坡在被殖民以前基本沒有完整的曆史和民族概念，所謂“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民族”的觀念完全是在60年代中期獨立以後匆忙建立起來的。這樣一個沒有曆史依托的國家，能夠在短短的數十年間構建民族認同感並將其植入人心，其艱難比在政治上取得獨立尤甚。反觀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雖然民族早已獨立，但人民難以產生引以為榮的民族認同感，困擾當今世界的大量的難民和移民問題就是例證。
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麵臨發展歧路。如當時一些觀察家所擔心或者希望的那樣，它有可能成為“東南亞的古巴”，因為在馬共影響下的左派勢力在新加坡非常強大，他們推動反殖民運動的背後是要在新加坡建立親共的社會主義政權。以李光耀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為了從英帝國主義下取得獨立，曾經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和左派結盟，其時正勢如騎虎。但就在獨立之後不久，新加坡政局發生了急劇變化，本來非常有希望主導政局的左派在短短幾年間完全失去了曾經擁有的群眾基礎，不僅未獲得掌握政權的機會，還喪失了在合法途徑下作為在野黨利用社會輿論和群眾組織影響國家發展的地位。今天的新加坡有一些要求多黨民主和公平選舉的政治反對派，但卻沒有任何成氣候的左派勢力。
新加坡左派的結局具有獨特的曆史意義。“二戰”後曾經在民族獨立運動和社會改革浪潮中影響很多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左派勢力，後來大多數都失敗或衰落了，導致這種結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者的衝突。這種衝突常常伴隨暴力和血腥鎮壓，在民族曆史上留下一個難以理清的冤孽結。其中一些國家的左派上台，不但鎮壓民族主義者，而且消滅傳統精英，改造知識分子，留下了更不堪的血腥記錄。因此可以說，在很多國家，左派和右派的消失都是暴力的結果。但是，新加坡民族主義政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在左派退出曆史舞台的過程中沒有欠下一筆血債，它雖然獨霸政權，把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監獄，但沒有判處一個左派人士死刑，沒有一起肉體折磨的案例，也沒有暗殺、綁架等行為，所有案例都依法解決，當事人如果悔過和願意出國，當局一概放行。可以說，英帝國留下的憲製和李光耀集團牢固的法製意識使得他們把和左派的鬥爭限製在法律的範圍內。
那麽，新加坡的左派是如何退出曆史舞台的呢？左派曆史學者常常歸因於李光耀集團從英國殖民當局那裏得到的支持，李的手段、策略和在法製範圍內對左派勢力的全麵壓製。例如新加坡政府以教育改革為名把教育的主要媒介由中文改成英文，大大削弱了以中文為主要傳播手段、以華人為主要對象（新加坡人口絕大多數是華裔）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陣地。
新加坡官方曆史有一個由李光耀本人闡述的從第三世界躍進到第一世界的“新加坡故事”―― 這是他那兩卷本回憶錄的副標題。在這個“新加坡故事”中，李光耀承認，共產黨和很多左派是全心全意為左派的事業而奮鬥的人，很多個人值得他欽敬，但在取得獨立之後，他們盲目追隨北京的東南亞路線，不承認新加坡獨立和新馬分治的現實，認為這是新殖民主義分而治之的陰謀，完全不懂得新加坡人民到底需要什麽。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在獨立後的國會中占有13個議席（一共53個）、業已成為第二大黨的情況下，其領導人李紹組卻宣布“社陣”的議員退出國會，抵製憲製，“把鬥爭帶到街頭去”。“他從北京電台廣播的新聞中得到靈感，決定仿效瘋狂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當中國的紅衛兵走上街頭時，李醫生（注：李的職業是醫生）也下令新加坡的社陣支持者舉著橫幅和標語牌上街，在小販和流動夜市等群眾活動的地方示威，跟警察發生衝突。”正是這些行動顯示了這個政治力量的本質，最終導致了其群眾影響的衰敗。回顧當初的情形，李光耀不無慶幸地說：“李紹祖不但使共產黨統一戰線變得無能，他實際上也把憲製舞台讓給了人民行動黨。那是個代價很高的錯誤，它使人民行動黨在之後的30年在國會未受到挑戰，占盡支配地位。[2]
這個李光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離曆史真相並不太遠。這裏的“並不太遠”，不是說它對中國“文革”在新加坡的影響有所誇大，而是估計得很不夠。一位當年站在李氏對立麵積極參加新加坡左翼運動的研究者也指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左翼緊跟這股激進思潮（注：中共的“世界革命”和“文革”意識形態），也以中國‘文革’的鬥爭形式，在新、馬開展對內對外的大批鬥。兩地的左翼最終放棄憲製鬥爭的途徑，走出國會，搞起所謂議會外群眾鬥爭……奉行毛澤東思想，走的是極左的革命路線。”[3]考諸史實，新加坡的左派盲目追隨中國的“文革”，在意識形態和現實政策兩個方麵都推行了一條完全脫離新加坡社會現實的路線，從而導致群眾基礎的喪失。從這一意義上，說“文革”毀掉了新加坡的左派並不過分。這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絕非孤立的現象：在很多國家，以“文革”意識形態為代表的毛主義把本來可能通過合法途徑或議會道路走向成功的左派推向極端，在經曆了短暫的亢奮之後走向了自我毀滅。
一、因中國“文革”而極度亢奮的新加坡左派
新加坡左派報紙《社會主義陣線報》（以下簡稱《陣線報》）對“文革”作了最係統的介紹。該報是社會主義陣線的機關報，用中文出版，公開發行，每周一期，每期有15-20頁。根據社陣領導人之一林清祥1962年的報告，它的發行量當時是18,000份，而新加坡當時的人口不過160萬人左右，應該說是一份相當有群眾影響的政治周刊[4]。
1966年7月30日，在“文革”正式展開一個多月後，《陣線報》對“文革”作了正式介紹。該報轉載了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時的講話，說“文革”是一場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是一場挖掉修正主義禍根，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偉大運動。接著，《陣線報》用大量篇幅介紹了“文革”的發展，給讀者描繪出一幅轟轟烈烈的偉大革命的情景。8月20日和9月20日發表筆名為“大喜”和“向陽花”的係列報導“中國文化大革命”，完全照搬中國報刊對“文革”的描繪，例如“億萬工農兵、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正高舉革命紅旗，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橫掃一切腐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文章還強調了這場鬥爭的緊迫性，說是“你死我活”，不但關係到“中國人民和國家的前途，也關係到世界人民和革命的前途和命運”。9月24日的文章特別提到了馬來亞和星洲（即新加坡）的“資產階級報章”夾在“各國反動派、大小牛鬼蛇神的反華大合唱”中對“文革”發出“一聲聲反動嘶叫”。作者有針對性地說：“也許有人感到奇怪，被推翻了的反動階級和右派勢力，難道還有力量嗎？值得這樣大張旗鼓地鬥他們嗎？也有人會說，一些右派知識分子，沒有槍，沒有炮，‘秀才造反’，成不了氣候。”針對這種想法，文章照搬中國的“文革”宣傳說：“問題不那麽簡單”，這些人的力量不但在“四舊”，而且都是“所謂‘名人’，‘學者’，‘學術權威’，‘專家’，容易迷惑人，他們在黨政機關占據不少重要地位，有些部門甚至受他們長期把持，他們又往往打著紅旗反紅旗，把自己的真麵目掩蓋起來，以便暗中招降納叛，組織反革命黑幫，進行反革命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讓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統治舞台，因此“怎麽可以小看呢？”
“文革”開始後，在中國起衝鋒隊作用的“紅衛兵”吸引了國際輿論的注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報紙，尤其是《南洋商報》，大量轉載了國外的有關報導。針對這些報導，《陣線報》於1966年10月1日發表題為“中國紅衛兵”的長篇報導。在北京發生“紅衛兵”迫害、折磨和打死大量教師、學校管理人員和普通市民的“紅八月”之後，這篇報導專門駁斥國際輿論對“紅衛兵”的歪曲和攻擊。文章說“紅衛兵”是“文革的闖將”，“已經造成一個排山倒海、雷霆萬鈞的革命高潮……”，文章否認“紅衛兵”暴力，說他們是“動口不動手”，因為“粗暴的對待隻影響到皮肉，不能打入人心。”10月22日《陣線報》又發表長篇報導“紅衛兵的小故事”，描繪“紅衛兵”深夜把迷路的老人接到自己家中照顧；拾到一分錢也要上繳；踴躍獻血；從火災中搶救工人；大量參加義務勞動等等。文章中還提到“紅衛兵”向勞模時傳祥學習掏糞。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時傳祥不久因為和劉少奇有關係被扣上“糞霸”的帽子遭受毒打，含冤而死。
隨著“文革”的發展，左派報章對“文革”的報導也更全麵和深入。1967年元旦的《陣線報》全文轉載了中共報刊的長篇報導“中國人民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標誌著“革命造反派”從“走資派”手中奪權的上海“一月風暴”開始後，1月15日，《陣線報》全文轉載了由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在1月8日聯合發表的長篇報導“上海革命群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並加了編者按，說“中國上海市發生的這一件大事標誌著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另一份左派刊物《人民論壇》（半月刊）也在1月15日頭版發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發展，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說“革命造反派正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乘勝追擊，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揪出來，將他們鬥倒、鬥臭，象打落水狗一樣，打得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2月26日《陣線報》發表由“李”撰寫的文章，題目是“從砸碎幾個‘藝術’塑像談起”。文章說：“據悉，去年9月間，中國中央藝術學院的革命師生，也在該學院的廣場上，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把那些佛像、佛龕和牛頭馬麵，妖魔鬼怪，把那些希臘、羅馬和中國的封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塑像，統統毀掉、燒光。革命師生興奮地說，我們砸碎燒光的絕不僅是幾個塑像，而是整個舊世界。”文章說這是革命師生掌握了“不破不立”的原理。文章批判”文革”前中國的美術教育跟工農廣大人民群眾毫無關係，在這樣的教育製度下教育出來的學生熟悉的是表現人體美，對勞動人民的形像卻一無所知。1967年5月7日的《陣線報》又及時發表了5月4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知識青年必須同工農相結合”，預示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年8月1日的《人民論壇》頭版刊登關於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並全文轉載中共兩報一刊社論“革命委員會好”。中共“九大”召開後，《陣線報》甚至專門為學習“九大”政治報告開辟名詞解釋專欄。
為了顯示“文革”的世界性影響，抵製對”文革”的“謠言”和“歪曲”，《陣線報》還大量報導和轉載了“世界革命人民和進步力量”對“文革”的讚美。1967年3月19日發表題為“世界人民讚揚中國文化大革命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長篇綜合報導，列舉了“剛果（利）革命委員會”機關刊物《革命》的文章、《巴勒斯坦之聲》的廣播以及希臘進步學聯給中國的致敬電、“美國進步人士”發表的談話等等。甚至象中共報紙一樣杜撰外國人如何熱愛毛主席的故事。比如8月16日發表題為“導航”的長篇報導，介紹了一個英國船長在危難中受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海員援助，從此愛上了“毛主席著作”的故事。與此同時，《陣線報》還用大量篇幅刊登反映“文革”的照片和漫畫。
新加坡左派對中國“文革”的了解和宣傳源於中國的直接影響。當時除了通過對外廣播和宣傳“文革”，中國在香港的出版社和雜誌社還把大量書報雜誌寄往新加坡。中國的海員把“文革”宣傳材料和貨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一艘名叫“海琥珀”號的香港貨輪（船員多數是中國大陸派去的）因裝載太多“文革”宣傳品，新加坡海關不準中國海員登陸，也不準新加坡人上船。中國海員說這是法西斯迫害的殘暴行為，於是把船身塗滿“李光耀集團反華決沒有好下場”、“強烈抗議新加坡反動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堅決捍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權利”之類的口號。新加坡的左派學生和工人也到場聲援。結果新加坡政府隻得讓步，對接著到來的有大陸海員的貨輪眼開眼閉。在左派宣傳中，這是當時一場聲勢很大並取得最終“勝利”的“鬥爭”。當時新加坡是中國僑匯的第二大來源，僅次於香港，很多新加坡華人把錢寄回中國接濟窮困的親友，所以中國銀行在新加坡設有分行，這家分行利用直接接觸華人的機會在櫃台上散發“文革”材料。最離奇的是，據《南洋商報》1967年9月27日消息，在中國出口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兒童零食橄欖包裝紙中竟然也藏有毛語錄和有毛頭像的郵票。
二、新加坡左派隔海朝拜“中國革命之神”毛澤東
“文革”的主要產物個人崇拜也在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的左派中廣泛流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府都把毛著和相關“文革”材料（包括像章和郵票）列為禁物，違者罰款或入獄。據《南洋商報》1967年9月8日報導，一名男子因擁有31本毛語錄而須入獄一年。但實際上毛澤東著作、語錄（小紅書）、畫像和像章在左派群眾中廣泛流傳，難以製止。1967年12月17日《陣線報》公開報導，援引“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這個組織是馬共在中國建立的公開機構，不用共產黨的名稱，在海外遙控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革命）駐中國代表團的機關刊物《馬來亞公報》的數據，在新加坡一地，每月就秘密售出大約8千份毛澤東語錄，還售出了數以千計的毛澤東像片。印有毛像、毛語錄的郵票被很多人收藏，因此“已經成為傳播真理的一個普遍辦法”。有些人甚至把毛語錄印在紙幣上，在市場上流通，以傳播“革命真理”。背誦毛澤東語錄和詩詞也成為時尚。很多作者的筆名用的是毛詩詞中的隻言片語以表達對毛的忠誠和對毛著的熟稔。1970年中共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把對毛澤東的讚美詩《東方紅》的旋律作為衛星訊號傳回地球，在人類曆史上完成了一件無數帝王可望不可求的個人崇拜的偉業。在新加坡，一個左派詩人這樣寫到：“那是多麽明亮的星啊/千顆星萬顆星怎能相比/它閃耀著偉大思想的光芒/照亮了苦難人民前進的方向。……請你們傾聽啊，傾聽/那音樂的雄壯節拍/鼓舞著人民向前進/在寬廣的宇宙裏/它發出人類的最強音。”[5]
左派出版物在建立毛個人崇拜中起了特別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是研究這段曆史的人士了解當年對毛個人崇拜的主要來源。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人民論壇》在頭版發表長篇社論，題目是“全世界人民仰望天安門上的紅太陽――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這份刊物1970年1月1日新年特刊的“特稿”題目是“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文章自問自答地說“為什麽全世界革命人民不斷地以最大的光榮、無限的欣慰、及革命的積極性和熱情來書寫、討論及宣傳毛澤東思想呢？”文章接下來一口氣列舉了七、八個“毛澤東思想是萬能的”理由。
《陣線報》在推動人們對毛的個人崇拜上更是不遺餘力。1968年新年特刊的《陣線報》發表兩篇讚頌紅太陽毛的詩歌，其中一首是“在收音機旁”，描繪一家人無論清晨黃昏深夜都圍在收音機旁傾聽來自北京的聲音，“‘東方紅’的樂聲一起/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那是從毛主席身邊發出的聲音。……收音機啊，你可要爭氣，可別發出嘈音，哪怕是微微的短短的嘈音，來自毛主席那兒的話，我們一字都不能漏過啊”。詩中還說這家的3歲小孫女還在牙牙學語，“但是‘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她念得比什麽話都清晰！”
象中國在“文革”時一樣，文藝演出也成為新加坡的左派充分發泄革命熱情的渠道與占領意識形態陣地的手段，文藝演出中虛構的“革命”景象代替社會現實給左派帶來短暫的亢奮和陶醉。每年的新春和各種節日，左派都大操大辦，舉行各種文藝匯演，在這樣的演出中毛崇拜成為其主要內容。1968年新春，“社陣”舉辦新年晚會。《陣線報》這樣報導說：“紅色的大幕拉開了，毛主席的彩色畫像在背景上映現了。‘啊，毛主席！’‘毛主席萬歲！’三千觀眾立即激動歡呼。大組合唱深情唱出‘萬歲毛主席’這首歌。”接下來表演“使人耳目一新的”“語錄舞蹈”，看了“等於接受一次深刻的毛澤東思想教育。”節目單上還有宣傳毛澤東“造反有理”的相聲，由一個青年向老漢宣傳，最後讓他接受毛的“造反有理”的教導。1969年新春匯演中的毛崇拜更上了一層樓。除了紅衛兵歌舞“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即把林彪所寫的“再版前言”配上音樂和歌舞），毛語錄舞蹈之外，還有一個“歡騰的場麵”：演員們輕搖著手腕，使‘毛主席語錄’象迎風的紅花，同時又歡唱‘萬歲！萬歲！毛主席！”
左派人士還用毛語錄與毛萬歲的口號來“鼓舞”自己去“鬥爭”。例如，根據《陣線報》的報導，1967年12月，當新加坡政府以“非法集會”罪判處262名“社陣”成員監禁6個月（這是當時的一件“大案要案”，被左派人士控訴為“法西斯血腥鎮壓”），被判的“社陣”成員和在場家屬以及同誌高呼“毛主席萬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語錄歌，一路唱到監獄。宣傳毛思想、散布毛像成為“鬥爭”的重要形式，很多人因為在大街或他人住宅外張貼毛像或語錄，被警方以損害他人財產罪拘留，在罰款後獲釋。很多參與者是中學生――這種“鬥爭”方式和結果，今天看來有如一場鬧劇，但當時新加坡的左派卻如中國的“紅衛兵”一樣虔誠上演如儀。
各左派報紙每期都在頭版大幅方框內刊登毛語錄（《陣線報》始於1966年11月27日刊登毛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一段語錄），其內容與本期特定內容有關。例如1968年3月1日的《人民論壇》在頭版發表文章“以昂揚的鬥誌迎接三八婦女節”，文章標題的上麵是大幅毛澤東語錄“真正的男女平等，隻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此外還大量刊登毛的像片，刊登或連載毛澤東著作（例如《論聯合政府》就被1972年1月30日到4月14日的《陣線報》連載）。一度還有“林副主席著作選讀”，尤其是發表於1965年8月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毛澤東詩詞也大量被刊登－－《陣線報》1967年1月29日 第一次刊登毛的“七律·冬雲”和“七律·和郭沫若同誌”這兩首以反修和世界革命為含義的詩詞。毛澤東語錄歌的歌詞和樂譜也大量被刊登，如“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971年9月12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971年8月29日）等。左派報刊還大量刊登毛澤東語錄畫，即用通俗形像的畫麵表現毛思想，很多作品直接來自中國大陸。除此之外，左派報刊還發表大量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文章。例如《人民論壇》1969年發表連環畫故事“小販華叔掌握毛澤東思想堅決鬥爭的故事”，用9幅畫麵配上文字，很多畫的文字說明都直接引用毛澤東語錄。所謂“堅決鬥爭”是說這個香港小販用毛澤東語錄來和說他“阻街”，“攤子大”要趕他走或罰款的警察“鬥爭”，常常把毛澤東小紅書拿出來揮舞和朗讀。最後一幅畫麵是人民手挽手，頭上是光芒四射的毛頭像。
1968年新年《陣線報》特刊發表“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長篇文章，是把毛澤東個人崇拜和新加坡“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典型。文章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標誌著整個世界正進入一個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的新時代”。文章在回顧了上一年全世界各地的革命鬥爭後，聲稱它們“都灼灼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光輝。毛澤東思想已成為世界人民不可缺少的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陣線報》為了完成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光榮任務，在“過去一年中曾經三番兩次努力加以改善”，尤其是開辟了毛澤東語錄專欄。
1970年1月11日的《陣線報》發表“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的長篇廣播稿 “馬來亞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民族解放軍（根據地建立在“反動統治薄弱”，實際是沒有政權機構的馬泰邊境）大量翻譯、翻印、出版和發行毛主席著作”，向新加坡左派介紹馬共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情況。從1966年7月起，馬共專門派人負責收聽、記錄毛澤東語錄和“最高指示”，每收到一百條就出一袖珍本的《毛主席語錄》，作為最珍貴的禮物送給指戰員。他們在1967年4月收到由林彪撰寫“再版前言”的毛語錄後，於同年翻譯出版，在年底分發給幹部戰士和其他人。分發儀式在除夕夜舉行，成為一個隆重的場麵。“戰士們除了個別學習外，每星期還舉行兩次集體閱讀。每天晚上睡覺前，部隊戰士以班為單位，結合班裏出現的的活思想，選學一兩條語錄 ……部隊還經常舉行‘語錄晚會’，進行背誦語錄的比賽。”此外馬共還收聽記錄了毛語錄歌200多首，在根據地廣泛傳唱。除了中文，馬共還用馬來文出版了大量的毛著。
有一件小事或許很能反映新加坡左派學生的毛崇拜熱和受“文革”影響的程度。1969年新加坡一份雜誌發表了一份讀書習慣調查，結論是孫中山、李光耀、肯尼迪和毛澤東在大學生心目中名列前茅。《陣線報》迅即發表署名“一群學生”的來信“偉大領袖不容被侮辱”，說那份雜誌是“烏煙瘴氣的文壇”“拋出的又一本黑雜誌”，是一棵“由一小撮‘大專’學棍所編，旨在向馬來亞（新加坡）人民灌輸反動思想毒素”， 把毛和“臭名昭著、罪大惡極的李光耀”和“死於黑社會子彈下”的美帝頭子肯尼迪排列在一起”,“這是有計劃的，決非偶然的討好反動派的行徑……我們要正告你們這批躲在臭糞堆裏的學痞文棍，盡管你們挖空心思，竭盡一切誣蔑之能事，你們的目的是永遠不能得逞的！”
可以說，新加坡左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表現形式上和當時被“文革”狂潮所席卷的中國相比，除了還沒有出現用毛主席著作可以指導外科手術、毛澤東思想可以使聾啞人恢複聽覺開口說話這類神話巫術之外，其餘沒有什麽區別。
三、新加坡左派以打倒本國政府為己任的革命行動
在毛澤東及其追隨者那裏，“文革”絕不僅是一個國內的政治事件，而是所謂“世界革命”到來的標誌和動力（有關論述見筆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6]）。新加坡左派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認識、宣傳和接受“文革”，並把自己的“鬥爭”看作是以“文革”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加坡人民黨是在新加坡“社陣”之外另一個有相當影響的左派政黨。以這個黨主辦的《人民論壇》（半月刊，公開發行）為例，1967年9月15日它在頭版刊登戴軍帽的毛澤東頭像，在顯著地位刊登毛澤東語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並配發一副政治漫畫：一個形象高大的革命者右手緊握“毛選”四卷，壓住一群形象渺小、麵目醜陋的國際反動派（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拉赫曼），左手揮斥另兩個帝國主義者。漫畫下麵是毛澤東語錄“不管中外反對派如何猖獗（這種猖獗是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們是能夠戰勝他們的”。這期雜誌還刊登了長篇文章，題目是“把民族解放鬥爭進行到底！”文章說：“今天，東南亞的人民革命鬥爭正出現一片大好形勢，一個偉大的、空前的革命風暴正在整個東南亞興起。這個形勢的最大特點，就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正在東南亞的廣闊土地上、海洋上傳播！……我們馬來亞（包括星島，下同）革命人民正是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同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走過進行你死我活的革命鬥爭。不論在城市或鄉村，我國的革命鬥誌，政治水平都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覺悟也較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予我國人民巨大的鼓舞和和偉大的指示。我國廣大人民已經拋棄了‘議會道路’的幻想，認識到必須用革命的暴力去粉碎反革命的暴力，徹底打爛帝國主義支撐的拉曼、李光耀政權的國家機器，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國家！”
1968年3月15日的《人民論壇》又在頭版刊登長篇文章，題目是“東南亞國家聯盟是美帝的反革命工具”。文章用典型的中國“文革”語言說：“不久前，美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兩條臭名昭著的走狗――阿都拉曼（注：馬來西亞領導人）和蘇哈多（注：印尼領導人蘇哈托）在雅加達舉行了一係列的走狗會議，密謀反革命的活動。”這個活動就是建立“東南亞國家聯盟”。文章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國名打上引號，表示根本就不承認它們是獨立國家，並把“東南亞國家聯盟”稱為“新殖民主義的產物，是英帝夥同美帝拚湊起來的”。文章寫道，“以李光耀這個老狐狸為頭子的行動黨也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加入”，“它那件早已破爛不堪的‘不結盟’外衣就連最後剩下的一點破布也掉下了。”
早在1966年7月9日，《陣線報》就全文轉載中國政府7月3日就美國轟炸北越河內和海防、擴大侵略戰爭發表的聲明，特意用聲明中的一句話作為標題：“戰爭打起來是沒有界限的”，暗示東南亞革命可以從中國那裏得到最大的支持。7月23日又在頭版發表題為“朝向決戰的東南亞局勢”， 描繪了一幅以越南戰場為中心、以中共支持為後盾，遍及東南亞各國的反美反帝革命大好形勢，給人以“決戰”就在眼前的緊迫感，最後提出“身為東南亞人民一員的馬來亞（注：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術語中“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也必然會伴隨局麵的發展，更好地打擊美帝國主義及本地反動派。”1968年新年特刊的“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又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卷動著曆史的車輪飛騁向前，宣告了帝修反末日的來臨，……馬來亞人民盡最大的努力學習和應用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執行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的正確政策，推翻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 。”
所有這些都說明，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意識中，他們的鬥爭是由“文革”所推動的“世界革命高潮”的一部分。“地球正在向左轉”（《陣線報》1968年6月23日），為了反映這個“正在向左轉”的世界，從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陣線報》基本上每期都有世界各地武裝鬥爭、工人罷課或學生罷課的相關新聞或評論，並配發照片、政治漫畫與圖表等，介紹某地武裝鬥爭的情況，例如戰鬥發生的地點、參與人數、消滅敵人的數量和繳獲的武器彈藥等等。1969年3月30日的《陣線報》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北加裏曼丹人民武裝”兩年來的主要戰鬥和戰果。此外，每年的新年特刊都有長篇報導，有時長達數萬字，分地區、分國家詳細回顧上一年“世界革命”的進展，並往往和毛澤東思想相聯係。例如1968年新年特刊的文章題目是“毛澤東思想光輝照全球－－1967年國際革命形勢綜述”；1972年新年長篇國際綜述的標題用的是毛澤東詩句“冷眼向洋看世界，風物長宜放眼量”。《人民論壇》也大量刊登“世界革命”的文章，例如1967年8月31日第1版整版發表“武裝鬥爭烈火燃遍亞非拉”，報導“世界革命”盛況。1968年7月19日，《人民論壇》第1版整版發表題為“資本主義世界正在發生‘大地震’”的文章，詳細介紹西歐北美的學生運動、黑人運動和知識分子運動，強調“他們放棄了靜坐、和平請願等消極方式，而采取了罷工、罷課、占領工廠礦山、占領學校、逮捕和關禁作惡多端的資本家和反動學校負責人等革命性的步驟”；甚至“向反動國家機器挑戰，以暴力反抗對付反動派的暴力鎮壓。……這一巨大的飛躍，……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威力無窮的鐵證。”
1969年1月馬來亞共產黨在中國湖南省益陽市建立了“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7]，用多種語言向東南亞地區廣播，號召革命。這是毛主義當時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發動革命的一個重要步驟。新加坡的左派歡欣鼓舞，《陣線報》發表社論“革命力量進一步發展的標誌”，宣告“一個紅彤彤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共和國必將在不很久的將來光榮誕生。”此外還在“特大喜訊”的標題下將電台的廣播時間、頻率和波長刊登在報紙上，並不時更新。電台一建立，《陣線報》就組織了詩歌和漫畫等稿件，如11月3日發表了三首詩：“傾聽”、“聽，馬來亞革命之聲”和“晴空中的巨雷”，說“北方傳來了空前大喜訊”，“象長夜裏/盼來了光明。象生活中/重逢遠方的親人”。在漫畫上，經過醜化處理的李光耀、拉赫曼和身上寫著“美帝”、“蘇修”的醜角在一個高音喇叭的強力音波下驚恐萬狀地抱頭鼠竄。“馬來亞革命之聲”建立後，《《陣線報》》和《人民論壇》常常大量直接刊登它的廣播稿，尤其是反映武裝鬥爭和世界革命的內容。筆者在新加坡時曾和一位當年馬共在新加坡的成員交談，了解到當時並沒有其它渠道傳送文稿，新加坡左派專門組織人重複收聽廣播，做速記，核對筆記，然後整理交給報社。此人當年就從事過這樣的工作。
新加坡左派不但反帝，而且跟在中國後麵“反修”，大力批判和新加坡社會現實毫無瓜葛的蘇聯，大肆宣傳北京已經取代莫斯科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在60年代初展開了有關經濟改革的討論，主張重新考慮被計劃經濟嚴厲排斥的個人利益、利潤和市場機製等。蘇聯這場討論在社會主義國家曆史上意義深遠，是80年代改革的先聲。但中共卻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複辟的標誌。新加坡左派報刊也刊登了反映這一論戰的內容。他們安排了這樣一組政治圖畫表明中共和蘇聯的區別：在版麵的上半部分是兩幅中共宣傳畫，一幅是掛著毛澤東頭像的火車頭，文字說明是“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另一幅是光芒四射的毛澤東頭像下中國人民手握“毛選”，意思是毛澤東思想是鼓舞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版麵的下半部分是兩幅蘇聯政治宣傳畫，一幅是一個掛著一個巨大的1盧布硬幣的火車頭，另一幅是一隻手高舉著1盧布的硬幣。文字說明稱，這是蘇聯當局“赤裸裸地宣傳有錢能使鬼推磨”和“錢是帶動一切的火車頭”的反動思想。1968年捷克發生要求改革和擺脫蘇聯控製的“布拉格之春”，新加坡《人民論壇》8月15日（在蘇聯入侵之前）發表文章說“蘇修，捷修貨色一樣”，不同的是蘇修還要用社會主義的招牌欺騙人，而捷修連招牌都不要了，表明了新加坡左派反改革的立場。在很多漫畫上，蘇聯領導人常常和美國領導人以及其他所謂“各國反動派”的頭目被放在一起醜化。當時新加坡左派極力阻撓蘇聯和新加坡發展關係。有一個蘇聯舞蹈團來新加坡訪問，新加坡左派號召抵製，要人民不去買票，不去看演出，並且高呼“蘇修舞蹈團滾回去！”1967年中共支持下在北京公開活動的“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發表“打倒蘇修、美英帝及其走狗”的長篇聲明，無中生有地譴責“蘇修”對“馬來亞人民所犯下嚴重罪行”――大概是因為實在缺乏證據，才沒有用“滔天罪行”表達憤怒。它所講的“罪行”無非就是蘇聯承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獨立並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罷了。《陣線報》立即全文轉載這份聲明。
在這種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包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的背景下，新、馬左派在馬共支持下一起製定了他們的國內政治路線：以“新殖民主義的陰謀”為名全麵拒絕新馬分治、各自成為獨立國家的現實，將兩國左派鬥爭視為一個統一的政治運動，用“馬來亞革命”指稱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地的運動；將新馬兩國政府視為“帝國主義走狗”，不承認其合法性；全麵抵製新馬政府的一切法律法規和內外政策，不接受“馬來西亞人”和“新加坡人”這種新民族認同，堅持“馬來亞人”的概念。可以說，在60年代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建立新民族認同的曆史過程中，這是一條用毛主義取代民族主義、視本國運動為達到“世界革命”最終目標的一個手段、並以毛的中國和“文革”為精神寄托的政治路線。盡管左派和共產黨人在推動新馬獨立的過程中有過貢獻，但那並非其最終目的；民族獨立不過是達到更高政治目的之手段，這從列寧開始就是非常明確的。“社陣”領導人林清祥1962年10月（新加坡獨立前）就把這條路線闡述得非常清楚：“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不否認，要實現社會主義的長遠目標，不是短時期可以完成的。對於我們來說，現階段的鬥爭是一項民族民主運動。”[8]
在這樣一條政治路線下，“社陣”等左派從一開始就不會象民族主義政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那樣滿足於獨立後的政治現實，一心一意地從事經濟和社會建設，建立新民族認同，而是始終以“外人”的心態視這個新國家為一個外在的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服務於這個運動，甚至為這個運動而犧牲。從這個角度來看，左派和共產黨人之所以推動反殖民主義鬥爭，並不是真的為了民族獨立，而是向往“世界革命”。因此在民族獨立後，他們決不會滿足政治現實，參與國家建設；相反會以各種借口拒絕接受新的現實，同時發起新的鬥爭，從而成為政治和社會動亂的根源。當然，這樣的分析並非要否定共產黨和左派在推動民族獨立過程中的貢獻，而是意在回答一個關鍵的曆史問題：為什麽在推動獨立過程中如此有群眾影響的左派勢力在獨立後迅速衰落？
新加坡左派（“社陣”和人民黨）采取了和新的民族主義政權誓不兩立、毫不妥協的立場。1965年8月9日馬來亞聯盟和新加坡政府同時宣布新加坡獨立，脫離馬來西亞，“社陣”和人民黨當即於10月8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不承認這個在英帝國主義操縱下產生的“假獨立”，並向行動黨政府發出三項挑戰。8月21日《陣線報》發表詩歌“槍尖上演的把戲”，極度誇張地說“新加坡在英國槍尖上獨立”，“國防部長隻懂‘向右轉’，專心聽從英國軍官的指使（作者注：新加坡獨立之初沒有軍隊，政府要求英國軍隊留駐一段時間保障新加坡安全）；外交部長的頭被扭歪了，隻能朝西方點頭稱是；愚蠢的勞工部長白著眼說，移開槍尖工人會跌在地上餓死”。一年後，中國“文革”正式爆發，“社陣”9名議員8月10日宣布辭去國會議員的議席，聲稱“大力開展議會外群眾鬥爭！”“社陣”以後回顧這一決定時明確說這是“用毛澤東思想做指導，徹底批判敵人代理人和牛鬼蛇神及右傾機會主義散布的‘議會鬥爭’和‘議會選舉’的荒謬言論和路線”，高舉“議會外群眾鬥爭的旗幟”，這就點明了中國“文革”和新加坡“議會外鬥爭”的直接聯係。李光耀說左派退出國會“仿效中國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決非誇大，“文革”意識形態對“世界革命”的主要貢獻就是批判“議會道路”，視議會道路與合法鬥爭為“叛賣”，主張直接行動和武裝鬥爭，強調“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左派在鬥爭原則與鬥爭方式上也師法“文革”，凡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讚成的，左派就必然反對。這種完全的敵對常常以極度誇張的姿態表現出來。例如一個左派詩人這樣形容新加坡：“這是生活在熱帶？天空沒有太陽/生命沒有光芒/人們的頭頂/一片黑暗/人們的心裏/一片寒涼”。對兩個新獨立的政府領導人，左派用種種方式醜化和妖魔化，大量使用謾罵和人身攻擊，“走狗”、“小醜”、“傀儡”、“困獸”、“奴才”、“匪幫”等侮辱性詞匯充斥著左派報章並見之於標語口號。這種謾罵、醜化和人身攻擊也隨心所欲地用在其他人士身上。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陣線報》發表文章“喪家的走狗梁國光、沈秀寧”；1968年3月10日發表了題為“批狗種卓貞佳”的文章，作者筆名是“殺千刀”。在政治語言上，除了“階級鬥爭”、“革命”等傳統詞匯之外，更熱衷於使用“造反”、“打倒”、“永世不得翻身”等“文革”用語。“加緊造反”、“造反有理”等成為報刊文章常見題目。此外左派報紙還發表大量“文革”風格的政治性漫畫。例如，在一幅漫畫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拉赫曼的兩個人頭被醜化後壓在革命的槍杆子下麵，文字說明是對當時兩個官方口號“馬來西亞共和國萬歲！新加坡共和國萬歲！”的嘲弄，“萬歲”的“歲”也都變成了“碎”，而且這兩句口號在文字上被拆散，東一個字西一個字，表達了“分崩離析”的意思。根據《南洋商報》1966年9月3日的報導，在新加坡影院裏每當毛的形像在屏幕出現，很多觀眾報以歡呼；而聽到新加坡國歌時則喝倒彩。這種親華崇毛，對國旗國歌和國家元首不尊敬的情況在馬來西亞華人中也大量發生。
這種誇張還特別表現在動不動就用“殘暴”、“血腥”和“法西斯”等詞匯來形容政府對左派運動采取的應對措施。實際上，如果這些左派真的了解他們所向往的中國當時正在發生的一切，如大量處決“現行反革命”和以“群眾專政”的名義殘酷迫害各種被認為有政治問題的社會成員等，隻要他們還有起碼的是非感和現實感，他們就應該慶幸自己反對的是一個如此仁慈的政府。從《陣線報》1970年5月30日的一篇長篇報導中，可以看到當時左派行動的激烈和政府的節製。報導說，為響應毛澤東“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號召，從5月24日到30日，成百上千的左派群眾拉著大旗舉著標語遊行，不斷呼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拉赫曼、李光耀走狗政權！堅決不當傀儡兵！”等口號，把毛的聲明和在新加坡拒絕征兵聯係起來。在遊行途中他們用棍棒襲擊警察，打碎渣打銀行的玻璃。警察因此拘留了一批人，因此被左派報刊稱之為“法西斯暴行”。征兵是新加坡獨立後建立國防的重要措施，也是民族獨立的應有之義，但受到左派全力抵製。“社陣”主席李紹祖的兒子因為拒絕服役而被拘留，後交保釋放但規定必須去服兵役，此人便選擇出國。這件事當時受到左派的渲染，作為“鬥爭”的一個事件。
左派不但“杯葛”（英文boycott，意為抵製）選舉和征兵這些政治措施，而且對政府的社會政策也一概否定，以“陰謀論”和泛政治化的心態抵製政府的一切措施。李光耀政權標榜“民主社會主義”，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強調社會服務和福利，改善民生。這種政策的性質和效果固然可以討論，但《陣線報》頭版發表評論的通欄標題是“李光耀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徹底的法西斯主義”，一切都是為了外國資本家在新加坡的利潤著想。在新加坡已經獨立並大力吸引外國投資以發展經濟的情況下，左派堅稱新加坡的要務“並不是要如何進行發展，而是要如何驅逐外國統治和重新統一國家（即和馬來西亞合並）”。為了治理空氣汙染，李光耀政府在1970年3月開始向噴黑煙的摩托車征收罰款，規定摩托車使用5年、汽車使用10年後每年必須車檢。《陣線報》評論說這是一個“進一步迫害勞苦百姓”的“反動計劃”，“李光耀傀儡政府不但用罰款來擴充其‘暴力機構’”，而且以通不過檢查為名淘汰車輛，使帝國主義“生產過剩的車輛可以大量地在本地傾銷，方便它們更大量地掠奪我國人民的血汗。這完全是為外國壟斷資本家利益而製定的計劃”，因此“黑煙毒，李光耀的心更毒。”李光耀政府製定了家庭計劃，強調計劃生育和小家庭對改善民生減輕負擔的重要，《陣線報》發表評論的標題是“‘家庭計劃’的目的何在？”，說這是“完全企圖掩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是造成廣大人民生活貧困和痛苦的主要根由的事實，而欺騙和誤導人民相信資產階級的謊言，以為今天世界上人民生活的貧困，是由於所謂‘人口爆炸’和人民生育‘太多子女’所造成的”，“決定性的因素，不是家庭形式的大小，而是統治階級的政策”。對政府發起的旨在解決華人社區常見的髒亂差問題的大眾衛生運動、對隨地吐痰罰款等，左派也一概拒絕，計算每年政府可以從罰款中得到多少去擴充“鎮壓人民”的暴力機器。教育部門號召教師以身作則，不去色情場所，也受到左派的嘲弄。
在國際共運和左派運動中，一個常見現象就是利用青少年的幼稚和反叛心理進行政治煽動，讓他們從事和他們的年齡及自然身份不符合的“革命”，把他們推向政治鬥爭甚至暴力鬥爭的前沿。在這個意義上60年代的“紅衛兵”運動不過是30年代的“紅小鬼”的延續。受中共影響，新加坡左派運動的大量成員就是中學生。在中文教育和中文出版物的影響下，新加坡的華文中學一直就是傳播中共革命思想的天然土壤，並形成了獨特的校園政治文化，很多學生在校期間參加了革命組織和政治活動。新加坡作為英國殖民地，在就業方麵，從英語學校畢業的學生不但在語言上而且在實際知識和技能上比華校生有優勢，這個現實因素更促使華校生對社會現實的失望和反感，增強了他們的“造反”精神。“紅衛兵”運動一爆發，就在新加坡華校生中激起了反響。《陣線報》1968年5月12日發表文章“馬來亞的革命青少年們，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吧”，鼓動青少年起來“造反”。“文革”初期（1966和1967年）華校生“造反”的具體行動，就是拒絕參加校方按照政府要求舉行的升國旗、宣誓儀式和唱國歌，展開“反宣誓反升旗”鬥爭。他們不但在校園內展開“鬥爭”，而且走上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是整個左派對民族獨立和新國家“不承認主義”、拒絕接受“國家意識”的鬥爭的一部分。在這些“造反”行動中學生不但和校方發生衝突，而且對“反動教師”采取了“革命行動”，即肢體暴力，類似於中國“文革”中的“學生打老師”。當校方和政府開除或逮捕（實際是短期監禁）一些學運積極分子後，造反學生稱這是“法西斯血腥鎮壓”，又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逮捕反開除鬥爭”，受到“社陣”、人民黨、左派工團、校友會和藝術團體的聲援。
很多參加這些“鬥爭”的中學生後來欲罷不能，等於放棄學業，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但他們的很多“鬥爭”業績說來並不真的“轟轟烈烈”，比如一個被開除的中學生因大罵校方“是李光耀傀儡政府的走狗”而被罰款30元（《南洋商報》1967年9月5日），一個少女因和兩男子在他人牆壁上張貼左派大會廣告被捕，罪名是觸犯他人財物（未經屋主同意），法官判她有條件釋放：一年內不得滋事（《南洋商報》1967年9月28日）。當時幾件涉及左派非法集會的案件，被捕者中有大量中學生，在法庭審判時旁聽席上常常坐滿家長。有的家長本人也是左派，他們大罵李光耀是“走狗”，法庭是“法西斯殘酷鎮壓”，雖然所謂“判決”基本是罰款、短期監禁或有條件釋放，絲毫不比其它國家對不法青少年的處罰嚴厲。20世紀70年代初中共開始整頓城市中自“文革”開始後積累的青少年問題，很多“少年犯”在毫無正常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送去勞教，家長所能得到的不過是一紙通知書而已，哪有什麽請律師和法庭旁聽一說？
四、“克隆”文藝大批判和“革命樣板戲”
“文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文藝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但成為一條“戰線”，而且用藝術的形式歪曲曆史，虛構現實，不僅為政治目的服務，還提供了一個讓左派陶醉的政治烏托邦。事實上，20世紀的共產黨革命所創造的就是一個烏托邦，而革命文藝就是這個烏托邦的最高最精致形式。在新加坡，“文革”文藝被完全移植過來。
1、中國文藝大批判的複製品：新加坡的文藝批判
新加坡華人本來就深受中國革命文化的熏陶，從“五四”運動開始，魯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在華文學校裏廣泛傳播，左翼作家鬱達夫30年代主編《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左翼文人胡愈之1940年受周恩來派遣應聘並擔任過馬來亞和新加坡最大的華文報紙《南洋商報》編輯主任。很多左翼戲劇也被搬上舞台，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自30年代末開始就有兩個譯本在新加坡華人中傳播。1949年中共建國後，左翼文學在這裏獲得了更大的傳播空間，革命電影、戲劇和文學作品擁有廣泛的觀眾和讀者。到了“文革”期間，新加坡左派文藝更是完全處於“文革”影響之下，其文藝思想、文藝批評和土產“樣板戲”完全是中國“文革”模式的照搬。
文藝思想上，新加坡左派為貫徹毛“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精神，《陣線報》從1966年9月開始舉辦《文藝筆談》，1967年4月《陣線報》的文藝副刊《新青年》發表長篇文章“當前我國文藝工作的若幹問題”，以居高臨下、指點江山、唯我獨尊的毛式“文革”霸氣為新加坡文藝工作者指出了“當前的任務”，規定了“為工農群眾服務的方向”，強調了“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持長期的改造”，確立了革命的“創作方向”，說要“大寫、大演、大唱、大畫、大歌頌工農群眾革命運動”。文藝的創作手法也必須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文章把一大批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華文作家打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他們表現的是“個人主義、溫情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壞思想。”
在確立了毛主義“文革”文藝路線後，新加坡的左翼文壇出現了一個“文革”潮，創作出大量歌頌“文革”和議會外鬥爭的文藝作品，甚至無視政府的法令，公開號召展開武裝鬥爭，響應馬來亞共產黨遊擊隊“鄉村包圍城市”和“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號召，“突出民族解放軍戰士的英雄形像”。有人記下當時盛況：“左翼文團，雜誌，戲劇團體等紛紛高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小說，詩歌，戲劇，文論等紛紛‘變色’，左翼文壇一時間紅旗飄飄，槍聲卜卜，‘文革’味十足。”[9]《陣線報》每年的新年特刊除了發表黨領導人的新年講話、世界革命形勢回顧之外就是發表長篇文章，對過去一年的文藝作品從“文革”意識形態的角度品頭論足。例如，1968年的新年回顧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在文藝戰線上衝鋒陷陣”。毛的那句“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更是被奉為寶典。此外，大量氣勢洶洶、蠻不講理的文學大批判文章接連問世，鋒芒直指那些非政治性的文學作品。所有謳歌自然和人性的作品，一概被貼上“黃色文學”和“殖民地文學”，至少是“無病呻吟”的標簽而被批判，其用詞之刻薄和惡毒，堪與中國“文革”相比。一篇批判詩人黃懷雲的文章這樣寫道：“黃懷雲的《流雲的夢》是一株毒草，是一部反現實主義的歪詩，……是一小撮文娼文氓以‘詩人’的畫皮去害人作惡”。另一篇文章說：“文壇小醜趙戎又活躍起來了！……這種蒼蠅，偽裝君子、假冒英雄，整日嗡嗡營營，詆毀正直的人們，無論怎樣幹淨的東西，總喜歡拉上一點蒼蠅屎”。“文妖、文娼、文氓”、“渣滓”、“黑書”等用語在這類文章中觸目皆是。60年代末現代派詩歌傳入新加坡，左派立刻發表文章說“妖氣彌漫的馬華文壇又吹起了一股歪風”。
在左翼陣線內部，很多“自己人”也難逃被大張撻伐的命運。一個著名左翼文藝批評家忠揚被批成“逃兵”和“周揚文藝黑線”在新加坡的“忠實信徒”。其他一些作家不是“對階級鬥爭的概念還很模糊”，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非常濃厚”。有一個左派詩人寫了一首題為“挽歌”的文章悼念一位去世的同誌，結果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說他沒有表現出烈士的氣概，是別有用心。有時候左派報刊也會發表被批判者的自我辯護或者同情者的文章，但那和中國的“文革”一樣，往往是下一輪更深入的“批判”的前奏。
2、中國“文革”樣板戲的“克隆”：新加坡左派的土產樣板戲
作為“文革”文藝代表作的樣板戲在華人世界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新加坡毛主義左派控製下的金銀業職工聯合會將《紅燈記》改編成話劇於1969年公演，並公開宣布這是“為了歌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和偉大的勝利，為了宣傳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以及為了我國當前政治鬥爭的需要。”左翼文藝工作者還仿效“文革”的做法，組織了“文藝輕騎兵”，在鄉村郊區搭舞台演出，把革命文藝直接送到群眾當中。他們還利用各種群眾團體的聯歡會，學校的畢業典禮，甚至幼兒園的結業典禮上演“文革”類型的文藝節目。
仿效中國樣板戲和“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新加坡左翼文工團創作了三個大型演出項目：音樂舞蹈史詩《歌唱馬來亞》，詩歌造型《抗日之歌》和詩劇《送軍糧》，被當地人稱為“土產樣板戲”。
《歌唱馬來亞》的主題是歌頌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由於新、馬兩國的共產黨和左派在組織和行動上一直密不可分，歌唱馬來亞的共產黨也就是歌頌新加坡的左派。這個節目模仿《東方紅》，把共產黨歌頌成“人民的大救星”，唯一重大的不同是《東方紅》以神化毛澤東為中心，而在馬、新兩國的共產黨和左派組織中則還未形成這樣的個人崇拜。這個音樂舞蹈史詩載歌載舞，用多種藝術形式歌頌馬共20多年的武裝鬥爭。據觀看者介紹，“序幕以戰鼓和歡呼，展現氣勢磅礴的場麵，紅旗招展。舞台上工農兵學以戰鬥姿態朝著紅旗所指的方向前進，展現出一幅‘文革’式的舞蹈構圖”，節目中有一段直接根據“文革”時毛澤東語錄歌“造反有理”編排的同名舞蹈。尾聲是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是一首“文革”時最著名的毛澤東頌歌。1969年4月27日《陣線報》發表長文介紹“土產樣板戲”時這樣描繪：“舞台呈現出東風萬裏，紅旗漫天的偉大場麵，讓人不禁歡呼火的旗，火的海，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
筆者在新加坡訪問期間雖然沒有機會再看到這“土產樣板戲”，但有幸聽到了《歌唱馬來亞》的主題音樂“我愛馬來亞”，一聽就明白這是完全照搬60年代一首大陸歌曲“我愛我的台灣島”。這本是一首台灣民歌，被共產黨重新填了歌詞。這是共產黨革命文藝對很多民間音樂作品實行“共產”的典型做法，如“東方紅”的旋律原來是陝北情歌。通過這種文藝“共產”，無論共產黨的革命口號多麽荒謬離奇，立竿見影地就“為人民所喜聞樂見”了。根據有關材料介紹，原來這一文化移植是由從中國歸來的馬共成員所完成的。
第二部土產“樣板戲”是詩歌造型《抗日之歌》，強調馬共遵循毛澤東“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教導，“領導”了東南亞抗日戰爭。馬共雖然為東南亞抗戰作出貢獻，但畢竟和美英等主要盟國的正麵作戰無法相提並論。但在這一點上，馬共和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轍，在講抗戰時，馬共的介紹給人造成抗戰全是它在打、馬來亞是它解放的印象。這個節目采用了中國《紅色娘子軍》和交響詩《嘎達梅林》的片段，被左派評論家稱為“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好作品，是紅色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成功作品。”
第三部土產樣板戲是詩劇《送軍糧》，描寫馬共抗英戰爭中的軍民魚水情。第一場是“突破火線送軍糧”，第二場是“解放軍來了”，第三場是“奔向民族解放的戰場”。當時有兩個筆名叫“霜天”和“宣紅”的左派評論家――“霜天”來自毛澤東詩句“萬木霜天紅爛漫”，而“宣紅”即“紅色宣傳”的意思。他們在一篇“紅旗如火，星火燎原”的評論文章中說這個節目“體現了‘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主題思想，歌頌了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歌頌了馬來亞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
當時新加坡積極吸引外資，發展工業，因此也產生了一些勞資矛盾。左派文人緊跟中共“文革”文藝的模式，主題先行，創作了大量“工人小說”，不但把勞資矛盾上升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而且虛構出一部由英雄人物領導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家的階級鬥爭敘事。長篇小說《金光道上》描寫一個名叫清堅的主要英雄人物：“他拿出一本紅皮小冊子，開亮了台燈，堅持每晚的學習工作。這時，將近午夜了，宿舍外正下著傾盆大雨，寒風不斷吹進房裏，同房的幾位工友已經呼呼入睡了。清堅輕手輕腳，把被窩蓋在他們身上”――這樣的場景完全是中國革命小說的拙劣模仿。結尾通過“正麵人物”雅娟的直白，表達了要前往馬泰邊境參加馬共武裝來解救新加坡受苦受難的工人的信念：“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為了加促人民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我決心作出更大的貢獻……讓我們在祖國的遠方――在戰鬥中重逢！”
1970年，由於新加坡國家建設成功，“革命”越來越不得人心，左翼麵臨困境和內部分裂。左翼作家和評論家黃興提出了“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主張，試圖矯正自1966年以來革命文藝“文革”化的極端趨勢，用“馬來亞化”對抗“文革”化。所謂“馬來亞化”即是強調“馬華文藝”（即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華文文藝）的獨特性，這一獨特性在現階段應該是“愛國主義”。這個主張受到著名革命作家淩遠的支持，他婉轉指出，“外國革命文藝所反映的，是外國的革命具體情況，和馬來亞(包括星島)工農兵的生活不能符合，和實際鬥爭需要也有著一大段距離。”然而極左文人“集言”發表“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為工農兵服務”的批判文章（《陣線報》1970年10月11日），指出“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口號“並不能突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並不能概括當前曆史階段所要解決的迫切任務是革命文藝創作同武裝鬥爭的深入發展相配合”，強調“要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文章還說，在50年代末期革命文藝曾經“提倡健康文化，打擊黃色文化”，脫離了政治鬥爭大方向，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今天要吸取這個教訓，抵製新的修正主義口號，堅持“革命化、戰鬥化”反對“馬來亞化”。
五、“文革”和新加坡左派的分裂
20世紀60年代末期，鼎盛一時的新加坡左派開始衰落。
1970年李光耀訪問蘇聯，其時正值中蘇對立嚴重。蘇聯總理柯西金問李光耀，新加坡的毛主義者究竟得到多少支持？李光耀回答說，在60年代上半期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華人（新加坡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華人）支持左派，現在則大概有15%。[10]
但這樣一個強大的左派陣營卻並沒有使左派在新加坡獨立後的政局中發揮重要作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左派的分裂和內鬥。分裂和內鬥一向是國際共運的特色，因為共運的本質就是用革命和暴力手段追求政治權力，用理想主義和烏托邦主義掩蓋極度膨脹的權力欲。在一個有著正常社會秩序的社會裏，這種膨脹的權力欲無法一蹴而就，權力追求者隻能通過正常的升遷管道慢慢爬升，而且最終不一定能夠達到權力的頂點。因此，通過投身徹底否定現存製度的政治鬥爭，就成了他們實現權力欲的快速通道。毛主義和毛主義支配下的“文革”把共產主義運動這一本質推向極端，“有權就有一切”成了可以公開宣示的政治目標，“路線鬥爭”成為爭奪權力的幌子，最後終於發展到毛澤東對黨、對國家權力的壟斷與獨霸，甚至把全國置於軍管之下。毛發動“文革”、“造反”，其本質還是奪權，為了消除他感到的失去權力的威脅。毛主義的這種惡俗不但在中華民族中種下了至今仍清晰可見的惡果，而且隨著中共國際影響的擴大發展到海外，於是世界範圍內就出現了中共造蘇共的反，即所謂“中蘇論戰”之事。20世紀60－70年代在國際共運和左派運動中，中共影響有如癌細胞，其擴散之處，左派內部肌體無不發生惡性病變，出現分裂、鬥爭和“造反”，或以親北京和親莫斯科分界，或以誰更親華更崇毛分界，比賽激進，比賽革命，有時一個黨或一個運動不但一分為二，甚至一分為三、一分為四。就連所謂“亞非作家協會”也分裂成親華和親蘇派，前者以北京支持的“亞非作家常設局”為主，譴責後者“非法召開偽亞非作家大會”（1967年3月）。在資本主義危機和民族獨立運動中產生的社會主義和左派運動本來可以有充分的發展餘地，但其結果往往是自我毀滅於內部分裂。新加坡的左派運動就是一個例證。
新加坡左派嚴重的分裂始於1965年新加坡獨立，因為獨立給左派帶來了是否承認獨立、以及如何處理和新成立的民族政府的關係等問題。新加坡左派的主流從一開始就確定了“不承認主義”的立場，此後主要是比賽誰反對現政府更徹底、更不妥協。但是左派內部並非鐵板一塊，一些比較現實理智的左派認為，不能因為這一獨立是民族主義者通過妥協和談判達到的就拒絕承認，主張觀望。對於左派內部的這種意見，《陣線報》1966年7月23日在發表“朝向決戰的東南亞局勢”一文的同時，發表了一篇“堅持正確路線奮鬥到底”，說上述意見不同是“堅持正確鬥爭路線的社陣、人民黨以及廣大工會的幹部與群眾，和那些有意散布錯誤路線的人士之間的分歧，是要使鬥爭走向勝利與企圖將鬥爭引進死角的兩條路線上的分歧。”在提出“路線鬥爭”的同時，文章還提出“反動派及其在左翼內部的代理人”這樣一個充滿“文革”色彩的概念，為黨內鬥爭“上綱上線”作熱身準備。
進入1967年，對左派內部不同意見的清算以“文革”方式和中共黨內鬥爭的方式出現。例如，1967年5月7日《陣線報》》報導了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五一”大遊行，說“今年的‘五一’是在左翼勝利地批倒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掃除了敵人代理人、黑幫分子、牛鬼蛇神的情況下到來和過去的”。8月20日《陣線報》發表“社陣”和“縫業”（縫紉行業左翼工會）聯合聲明，“嚴厲譴責一切牛鬼蛇神，和謝啟英這一小撮反工會、反黨、反左翼、反人民的反左翼分子劃清界限，堅決地暴露他們，孤立他們，打擊他們，把他們掃出左翼隊伍，……我們呼籲一些被誤導的工友和幹事，……堅決與謝啟英等反左翼分子劃清界限，站到革命人民一邊來！”這是左派陣營內部第一次比較重要的分裂，從此之後，內鬥不已。
1968年，中國“文革”中的內鬥之風蔓延至新加坡“社陣”。5月和7月《陣線報》接連發表“打倒派性團結對敵”和“再論‘打倒派性團結對敵’”的文章，點了一批“鑽進左翼內部的陰險敵人”的名，呼籲“所有受一小撮所謂‘華中領導’、‘文序’、‘光睦黑幫分子’、‘金銀業領導’、‘茶餐領導’等黑領導所誤導的幹部、同學、工友，猛醒過來，不要被敵人扭轉了革命鬥爭的大方向”。其中最重要的“鬥爭成果”就是粉碎了“社陣”裕廊支部（“社陣”的一個主要支部）內以王理誼為代表的“反黨勢力”企圖篡黨奪權的陰謀。在“社陣”總結粉碎“王理誼反黨集團”鬥爭勝利的經驗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政治串連”，就是各支部展開大串連，交流和反黨分子做鬥爭的經驗，揭露他們的真麵目。這和“文革”時期“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大串連非常類似，連用詞都雷同。但王理誼究竟有什麽具體的“反黨”罪行呢？說來可笑，事情的起因不過是黨辦幼兒園的教師續聘問題。主管幼兒園的黨執委會要換教師，部分黨員和家長不同意，“反黨分子”於是散發“告家長書”，主張將現有教師延聘3個月，結果出現一個班級有兩個教師（一新一舊）在課堂上爭奪學生的情況。這一爭執本來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但當時“社陣”黨內矛盾尖銳，矛盾的兩派借機上綱上線，成了“路線鬥爭”。
新加坡左派最主要的分裂發生於1969年以後，主要原因是社陣領導李紹祖提出“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口號。自1965年獨立後到1969年，新加坡政府通過發展經濟和加強國際聯係基本確立了合法性，獲得了廣泛的國際承認，因此左派領導的“不承認主義”越來越不合時宜。為了擺脫政治困境，1969年6月“社陣”黨主席李紹祖發表長篇文告，提出“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口號，並引用毛澤東“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的語錄來為自己撐腰，用中國大陸和台灣要統一，南北越、南北朝鮮也要統一來相比，號召新、馬兩國左派為重歸統一而“鬥爭”。和“不承認主義”相比，這個口號同樣不具備政治現實感。但重新設定政治目標，以民族統一取代政權更迭，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社陣”領導人對1966年以來盲目追隨中國“文革”的反思。和“社陣”以往推翻這個、打倒那個、空喊“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革命口號相比，這個方針要低調一些。但這個口號在“社陣”內部立即遭到非議，一些人起來造反，發表“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目標不容歪曲”的文章，視李紹祖為“反動的當權派”，說這個口號回避了最重要的政權問題，不談“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盡管新加坡左派從來沒有拿起過槍杆子，一直都是在口頭上談武裝鬥爭），取消了敵我之分，是修正主義。這種批判立刻被李紹祖在9月份舉行的“全黨性主講會”（即宣講其新路線的黨員幹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講予以駁斥。李在講話中每當提到那篇文章時，都用“那株毒草”稱之。11月“社陣”召開第三屆黨代會，李紹祖說“重新統一”方針已經引起“黨內一場大論戰，一場激烈和尖銳的思想鬥爭”。他搬出毛澤東“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的語錄，放在《陣線報》頭版頭條，強調他的路線是反教條且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還警告說敵人“希望我們的代表大會破產。而反黨分子、牛鬼蛇神更希望這次代表大會可以推翻黨中央”，產生一個推行錯誤路線的新黨中央。
但李紹祖顯然缺乏毛的權威，一些堅持極左路線的“社陣”成員繼續反對中央，具體行動之一是拒絕售賣黨報（當時“社陣”有兩份刊物，即《陣線報》和《黨訊》，售價分別為15分和10分，不但是黨的喉舌而且是經費來源之一)。不久“社陣”屬下6個重要支部集體造反，向中央呈遞“意見書”，指責中央要爭取的是“敵人安排下的統一”，灌輸“反動的國家意識”，“處處強調合法地位”（注：“社陣”和人民黨等在新加坡一直都是合法政黨，隻要它們在口頭上而不是行動上拿起武器推翻政府，李光耀的政府就不取締它們），走上了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道路。意見書說：“我們黨雖然是一個合法組織的政黨，我們黨雖然沒有武裝力量，不能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但這並不能也不應舍棄我們以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等偉大真理作為我們鬥爭的原則和奮鬥目標。”這樣，黨內的當權派和“造反派”打起了毛澤東語錄戰，爭相搬出“最高指示”以示自己是真正的毛派。值得注意的是，在回應黨內這批“造反派”時，窮於應付的李紹祖第一次打出了反“左”的旗號，說“人民的要求是鬥爭的基礎”，……‘意見書’提出了許多不實際的和荒唐的、‘左’的論調”。對於新加坡多數人民滿足於獨立後的現實和忙於民生、沒有那種“鬥爭”意識和“革命”要求這個事實，李隻能這樣婉轉表示，不然又會被黨內“造反派”斥為貶低和誣蔑人民。
左派更嚴重的分裂是“社陣”和人民黨的內鬥。這兩個黨都標榜社會主義，親華崇毛。看他們的出版物，就像看一場誰跟“文革”跟得更緊、誰背毛語錄背得更多、誰罵李光耀罵得更惡毒的比賽。當1965年新加坡在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主導下宣布獨立時，兩黨結成統一戰線，向民族政府挑戰。李紹祖發表為新馬重歸統一而“鬥爭”的路線後，人民黨以“捍衛毛澤東革命路線”自居，在《人民論壇》發表一係列文章，指責“社陣”沒有得到其它左派政黨和組織的同意擅自行動，一評再評、一批再批“社陣”“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路線，就像中共60年代初發表“九評”挑戰蘇共領導地位一樣。1969年9月15日人民黨以“部分黨員”的名義發表“關於馬來亞統一問題的意見提綱”，以毛澤東語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為大幅標題。10月15日頭版頭條發表題為“什麽是分裂主義”的文章，反駁“社陣”的批評，標題上方是大幅毛語錄“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以此點明“社陣”已經“變修”。11月1日人民黨中央委員會發表正式聲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社陣”的新路線。這類文章連篇累牘，格式雷同，每篇都要拉上一段“毛主席語錄”做虎皮，文風與中國“文革”文風完全一樣，汙辱與謾罵並行。
而麵對人民黨的挑戰，“社陣”也不甘示弱，發表大量文章和李紹祖主席講話，對人民黨的問題一答再答，對人民黨的指責一駁再駁。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12月10日“社陣”中央委員會發表“答人民黨中委會的公開文章”，指出人民黨是在惡化兩黨關係，分裂左派隊伍。其中一段話實際道出了自1966年以來新加坡左派盲目追隨中國“文革”所陷入的政治困境：“表麵上看來人民黨領導同誌是很革命的樣子，其實是空口說白話。你們到底要人民通過什麽實際內容、什麽鬥爭方式和方法去支持和聲援人民戰爭呢？……這種空洞無物的亂發號召怎麽會真的支持人民戰爭呢？怎麽會促進革命運動呢？”由於人民黨大量引用毛語錄的戰法使得“社陣”十分被動，“社陣”聲明詳細引用人民黨文章中毛語錄的出處和人民黨的解釋，反擊說“‘歪曲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著作大膽曲解’，不是我們‘社陣’，而是這些反對統一，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來遮蓋自己的右傾機會主者，……他們引用毛主席的講話時，隻引用開頭的一段和後段一些，狡猾地漏掉中間的重要的講話，狡猾地把講話的頭尾連接起來，企圖欺騙人們以為所引用的講話是毛主席的完整的一段講話。這是非常卑鄙下流的手法，不是真正左翼人士的作風。”
這場論戰的“文革”特色還頗有意味地表現在“社陣”被捕人員的出獄問題上。1969年7月李紹祖在“社陣”內部會議上表示，隻要不對組織造成損害，一些被捕人士可以用出國交換出獄（新加坡政府對政治犯允許出國，隻要發表悔過書），並說列寧、孫中山等革命領袖也在國外從事革命活動。李這一意見和其過去的立場相比有相當的緩和，也符合人性，很可能和他用重新統一取代奪取政權的新路線有關。這個消息透露後，《人民論壇》發表題為“‘妥協出國’和‘被迫出國’不能相提並論”的文章，批判李紹祖混淆兩種性質不同的出國。《人民論壇》還在這篇文章的下方配發一幅漫畫，畫麵上一個頭頸上拴著鐵鏈的囚徒匐伏在地，準備在一張“出獄條件”書上簽名；在他的對麵另一個人也匐伏在地，對他的出獄翹首以待，這個人留著大背頭，身上寫著一個“劉”字。很明顯，這個“劉”指的是中國的“頭號走資派”劉少奇，他在“文革”中的罪名之一就是曾經允許61個係獄的中共高幹在向國民黨簽署悔過書之後出獄。這樣，《人民論壇》就把李紹祖比作了劉少奇。由於人民黨和“社陣”當時雖然在爭論，但還沒有徹底決裂，彼此還以“同誌”相稱，如同60年代初中共和蘇共間關係。也因此，《人民論壇》的文章並沒有直接說李就是劉，但把這幅漫畫和批李的文章放在一起，其含義已經非常清楚。
今天回過頭來看，“社陣”內部以及“社陣”和人民黨之間的內鬥，不但表現了毛主義和“文革”在新加坡左派中的惡劣影響，而且向人們昭示了一個沒有成為現實的曆史可能性：還未取得政權時，新加坡左派就已如此熱衷於互相口誅筆伐，用文字置對手以死地，如果真的“革命”成功，手裏有了“專政工具”，這種“黨內路線鬥爭”又會導致多少人頭落地呢？新加坡這個小島難道不是要被淹沒在血泊中嗎？新加坡左派的分裂和內鬥再次向人們揭示：以毛主義為意識形態的“革命”，例如紅色高棉和秘魯的“光輝道路”，以及其它許多所謂“鬥爭”中所發生的濫殺無辜決非偶然，而是在遺傳中就繼承了毛主義的基因。
六、追隨毛“文革”的代價：新加坡左翼運動的瓦解
綜上所述，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盲目追隨中共“文革”，使得新加坡左翼運動完全喪失起碼的政治現實感，其政治綱領和口號與當時新加坡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局麵毫不相幹。一個事例是：新加坡一獨立，為了“居者有其屋”，李光耀政府就大力開發由政府資助、供居民購買的住宅。這個政府“組屋運動”是左派全力反對的政策之一，其效果適得其反，反而使政府對“居者有其屋”和社會穩定之間的關係有更清楚的了解。1967年10月，新加坡舉辦第二屆亞非國家建屋研討會，以新加坡經驗為樣板。會議最後達成的一致意見是“人人皆自購屋，即不會變共黨”，不但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組屋運動的政治效果，也反映出與會亞非國家對共產黨和左派運動實在不勝其擾（見1967年10月18日《南洋商報》）。因此，當新加坡民族政府通過係統的經濟和社會建設迅速建立起合法性，一個“新加坡人”的民族認同開始被接受時，左派運動便越來越邊緣化。五花八門的政治口號和爭論如同意識形態迷宮，連口號的提出者與爭論的參與者都說不清楚這些概念到底有什麽現實意義，彼此之間的區別又在哪裏。唯一清楚的事實是，在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本來很有希望的左派運動被毛主義“文革”引入了一條死路。
就在新加坡左派運動分崩離析的時候，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給了它最後一擊。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隨後中美發表公報，中共宣布邀請尼克鬆訪華。這個今天被稱為中共“偉大外交成就”的交易，其實是因為毛挑動的“反修”鬥爭迫使蘇聯考慮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麵臨此局勢，毛又感到恐懼，不顧自己苦心經營而得來的世界“反帝領袖”身份，主動邀請帝國主義的“頭號惡棍”進中南海。此舉是向蘇聯表示：現在我有美國做後盾了。毛的國際政策從來就與其國內政策一樣，一意孤行，出爾反爾，一切以自己的地位和影響為轉移。打倒美帝是為了讓他的“思想光芒”“普照全球”；在中南海和美帝頭子握手言歡則是為了擺脫自己給自己製造的困境。至於這個突變會給遍布全世界的追隨者帶來怎樣的打擊，則完全不是他所關心的。今天的很多中國人，新老民族主義者，甚至包括新老左派，往往津津樂道於毛的“戰略部署”，卻忘記了，或從來就沒有想到過，這個“戰略部署”當年是給全世界毛主義的左派當頭狠狠一記悶棍。邀請美國領導人訪華本來無可非議，但正是毛主義和“文革”所全力推動的、以“打倒美帝國主義”為主要訴求的“世界革命”，卻把這次訪問變成了一個令全球左派不可思議、難以相信、更無法接受的事件，尤其是它發生得如此突然，左派們毫無思想準備。在國際共運曆史上，隻有1939年8月斯大林出於對德國軍事力量的恐懼，突然放棄推行了很多年的反法西斯路線和宣傳，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德國於條約簽訂一周後就進攻波蘭，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可以相比。蘇德條約的簽訂在當時給世界左派陣營帶來沉重打擊，導致大批人退出共產黨或左翼組織。30多年後，毛在中南海和基辛格、尼克鬆的握手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相同的後果。
在新加坡，毛澤東和“美帝頭子”親切握手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靂，使得本來就分崩離析的左派運動雪上加霜，這個局麵充分反映在社陣主席李紹祖1971年下半年所發表的幾次“重要講話”中，綜合發表於9月23日的《陣線報》。李的報告的總題目是“黨所麵臨的危機”。李承認“黨今天癱瘓的事實是不能掩蓋的思想分歧，組織的鬆散，財政的困難，我們人手的缺乏，士氣低沉，我們黨在群眾中已相當程度上被孤立，而這些困難，這些對我黨不利的情況正日益惡化，越來越難以克服和解決。”文中還提到，新加坡左派的危機是在1968年左右就產生了。在分析黨麵臨的危機時，李紹祖公開承認“造成今天我黨癱瘓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極端‘左傾’的思想、口號和言論”。一些“口頭革命派……亂說理論，大談革命，……這些極端‘左’傾人士隻能製造黨內混亂，給同誌失去信心。”更為諷刺的是，“一些以往大談‘鄉村包圍城市’，濫引毛主席語錄的人士，他們今天做的，不是革命工作，而是照顧自己個人的生意和事業！”
那麽，這些極端左傾的思想是哪裏來的呢？李紹祖終於明確承認“中國文化大革命大大影響我們黨同誌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傳播出來，造成我黨很多同誌犯上極端‘左’傾的錯誤。一些言論，在中國具體情況下，可能是很正確。但搬到星島和社陣裏，就完全不同了……一些同誌一個時期大談什麽‘推倒當權派’，‘推倒中央’！這隻是一個簡單的例子。我相信大家腦海裏都會清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言論對我黨的影響是不好的。”
對於中共和美帝握手言和給新加坡左派帶來的嚴重衝擊，李表示：“一些同誌因為不同意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很快的感到心灰意冷。他們失去信心，連一點情緒都沒有。他們甚至以為中國與尼克鬆搞好關係的話，那麽，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也將完蛋。”
在公開場合，相信李紹祖在當時情況下關於中國和“文革”所能說的就是這些了。他到70年代初才認識到，跟著”文革”走上了死路，隻是這時為時已晚。而毛澤東為了一己私利，會毫不顧及千萬崇拜者和追隨者。曾經轟轟烈烈的新加坡左翼運動已經被毛主義葬送。此後，“社陣”連一個公開解散的日期和場合都沒有，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這當然是李光耀最希望看到的結果。中共改變外交路線，逐步放棄“世界革命”，不但與“美帝”和好，而且“各國反動派”一眨眼也成了中共的“國際友好”，使得中共可以在國內大言“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李光耀不再是“帝國主義的傀儡”和“反華小醜”，在毛澤東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第一次成為中南海的座上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光耀在新加坡代表團中以國會特邀代表的名義安排一個名額給李紹祖，而李紹祖也欣然接受，跟著曾經被自己用最惡毒語言詛咒的李光耀前往已經不再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北京。無論李光耀的安排出於何種心理，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這應該算是為一個動蕩紛爭的時代劃上了一個句號。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左派運動是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直接影響下展開的，新加坡左派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都把自己看作是整個馬來亞革命的一部分。那麽，對馬來亞革命又該如何評價呢？馬共領導人之一餘柱業晚年的反思或可為讀者提供一個參考。餘曾經擔任馬共南方局書記，在印度尼西亞遙控新加坡的“革命鬥爭”，後來前往中國，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新加坡左派傳播的很多有關“文革”和世界革命的消息和號召就是從他那裏來的。他晚年回顧自己一生的鬥爭，認為馬共反殖民主義的功勞不能抹殺，但是後來幸虧馬共沒有成功。為什麽呢？他說根據他“對馬共幹部的認識，對共產黨組織的認識、對陰暗麵、不好一麵的認識”，“從曆史的觀點來說，馬共沒有勝利，還算是馬來亞的幸運。萬一馬共成功的把他們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我們會看到象現在柬埔寨的那種局麵。”――連馬共的領導人都承認，馬共的失敗，使馬來亞（包括新加坡）避免了一場象“紅色高棉”那樣的浩劫。[11]毛澤東戳力推行的“世界革命”到底於人類進步有何意義，已經無需多說了。
作者說明：本文為作者2007年5至8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作訪問研究的部分成果。在此向該所致謝，同時向很多對本研究提供幫助和意見的同行致謝，尤其是陳劍、黃堅立和楊斌諸位先生。
【注釋】
[1] 馬來亞共產黨和新加坡左翼運動之間的密切關係反映在很多曆史文獻中，最近的可參考《浪尖逐夢――餘柱業口述曆史檔案》，為陳劍主編《風雲叢書》第一輯，馬來西亞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06年；方狀壁的《馬共全權代表方壯壁回憶錄》，馬來西亞策略資訊中心，2006年。
[2]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2000年，128－129頁。
[3] 陳劍，“意識形態與新馬四十年社會變遷”(初稿，未刊)，4頁。
[4] 林清祥，“第一屆社陣代表大會工作報告”，載《林清祥與他的時代》，“馬來西亞曆史的另一麵”編輯委員會編，社會分析學會與朝花企業聯合出版，吉隆坡，2002年，下冊，149頁。
[5] 紅樺，《赤道上的人們》,新加坡萬裏文化企業公司,1971年，34－35頁。
[6] 林清祥，“右派眼裏的國會民主是什麽？”，同注[4]，163頁。
[7] 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3期。
[8] 見“馬共秘密電台湖南曝光”，《亞洲研究》2000年7月2日。
[9] 朱成發，《紅潮――新華左翼文學的“文革”潮》 (注：“新華”意為“新加坡華文”)，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2004年，21頁。本節中另有一些材料來自此書，為節約篇幅不再引出處，特此說明，並向原書作者致謝。
[10]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 492頁。
[11] 餘柱業 ，《浪尖逐夢――餘柱業口述曆史檔案》，262頁。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