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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央情報局對兩岸間諜戰幕後秘辛

(2007-10-03 23:47:02) 下一個
陳之嶽

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羅名校精英,而無論費茲傑羅、魏思納,在對中國大陸的間諜戰中卻屢屢以失敗告終,唯一成功的一次據稱是促成達賴安全出走,但也存爭議。《紐約時報》記者提姆·魏納出版新書《灰燼的遺產》,詳細解讀中情局失敗史,更首次披露美國阻止台灣核擴散的間諜作業。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的情報頭子、戰略情報局(OSS)局長唐諾文(Bill Donovan)喜歡找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畢業的優秀人才當特工,他說:「你找一個平凡的小偷當特工,隻能使他變成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小偷;如果你找一個律師、銀行家當特工,那成果就不一樣了。」一九四七年成立的中央情報局(CIA)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改編、擴大,而雇用一流大學畢業生的「拔尖」作風,亦成為中情局的政策。

中情局成立後充斥了一批名校出身的秀異之才,其中與中國關係最深的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代斯蒙·費茲傑羅(Desmond Fitzgerald)。二戰時,費茲傑羅曾在滇緬邊區與中國情報員並肩作戰,一起對付日本人,一起吃猴腦;戰後費氏主管中情局的遠東業務,在台灣、金門、香港、日本、南韓和東南亞大張旗鼓,對中共發動一波又一波的諜報攻擊。耶魯畢業後投效中情局而又在海峽兩岸做過特工和外交官的李潔明(James Lilley),即是費茲傑羅的部下。費氏的女兒弗朗西斯(Frances)是名作家,曾以美越關係史著作《湖之火》(Fire in the Lake)獲普立茲獎及國家書卷獎。

費茲傑羅的兩大傑作是,五十年代初期利用中情局所屬的民航空運公司(CAT),空運武器支持緬甸境內李彌將軍所率領的國民黨殘餘部隊騷擾雲南一帶,但效果極微。另一件就是五十年代後期策動藏胞武裝抗共,從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中情局空投十噸軍火給反共的藏胞,並暗中空運好戰的康巴族戰士到美國科羅拉多州受訓。藏胞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時,始終有中情局特工在西藏境內指揮空襲行動。

除了費茲傑羅,中情局初期另一個與中國作業有密切關係的是維吉尼亞大學法學院出身的魏思納(Frank Wisner)。魏思納是中情局第一任秘密行動處處長,五十年代初策劃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島秘密訓練「第三勢力」遊擊隊。其成果是:二百多名遊擊隊隊員空降中國東北,不是被殺就是被俘,無一幸免。

出色特工悲劇下場

前《新聞周刊》(Newsweek)副總編輯伊凡·托馬斯(Evan Thomas,現為該刊資深編輯)曾於一九九五年出版《一時俊彥》(The Very Best Men),介紹中情局初期最出色的四位特工,其中即包括費茲傑羅和魏思納。但這四名特工都是悲劇下場、家破人散,魏思納自殺身死,隻有費氏活到六十二歲,但妻子在他出任務時紅杏出牆而和他離異。《一時俊彥》這本書提到很多中情局對付中共的失敗往事。

李潔明是中情局史上唯一於駐在地當特工、日後又做外交官的特殊例子。李生於中國青島,五十年代初在台北當特工,八十年代又出任美國在台協會駐台辦事處主任。一九七三年美國在北京設立聯絡處,李潔明成為首任中情局北京站站長;一九八九年更出任駐中國大使,在任期間爆發了震撼全世界的天安門事件。李潔明於二零零四年出版回憶錄《中國通》(China Hands,台北時報出版發行中譯本)中,透露許多中情局對中國大陸的間諜戰。

《紐約時報》專跑情報新聞的提姆·魏納(Tim Weiner),不久前推出一部中情局失敗史的著作:《灰燼的遺產》(Legacy of Ashes),獲得書評界一致好評。這本長達七百頁的厚書,對中情局與中國大陸的間諜戰並未透露新的訊息,但最引人矚目的是該書披露了一九八八年台灣中山科學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憲義上校舉家叛逃美國的內幕。曾為中情局臥底二十年的張憲義畢業於陸軍理工學院(後改名中正理工學院),留學田納西大學,獲得核子工程博士學位。

張憲義於一九七六年返台加入中山科學院(簡稱中科院)。美國很早即懷疑台灣秘密研究核武,蔣介石曾詢問一些著名科學家(如袁家騮等)台灣是否應該發展核武。這些科學家都說不應該。從此台灣領導人(包括蔣氏父子)都在公開場合「嚴正」表明台灣絕不發展核武,實際上卻秘密研究,向海外(如南非)買核燃料。中情局駐台特工的最主要任務之一即監視台灣秘密研發核武。美國政府曾多次向台北抱怨聽到台灣研發核武的風聲,台灣當局皆矢口否認,而美方又提不出證據。

張憲義赴美留學前即已成為中情局網民(一說他就讀陸軍理工學院時即已被中情局吸收),學成返台參加核能工作,對台灣秘密研發核武具有第一手資料。他的臥底為中情局立下了大功。一九八八年逃亡美國時,順便把證據帶走;因此,當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丁戴維(David Dean)當麵向台灣當局提出張憲義所帶走的證據(機密文件)時,台灣當局始啞口無言,不得不拆除設備。

張憲義是在中情局接應下離台,當時正是蔣經國去世約一個月之後,時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村在日記上憤怒地說:「張憲義叛亂顯然為美中央情報局所導的非法行為,實為國恥」。又說﹕「吾人早知CIA在中科院有臥底,其實也不隻張憲義一人。」

張憲義事件被美國政府和中情局認為是最成功的一次阻止核武擴散的間諜作業,也是中情局在無數次的失敗中最成功的一次臥底作業。由於張憲義事件仍屬高度敏感,有關資料皆未公開,《紐時》記者魏納在新書《灰燼的遺產》中所披露的,全是李潔明所提供,但李在其回憶錄《中國通》則隻字未提張憲義。

李潔明的耶魯同學、中情局同事唐尼(Jack Doweney)可說是對華諜戰中命運最壞的一個特工。一九五二年秋天,唐尼負責培訓「第三勢力」特工,唐尼和同事費秋(Dick Fecteau)奉命坐飛機到中國東北搶救一個中情局九人小組時,飛機被擊落,兩名飛行員陣亡,唐尼和費秋被俘,費秋被中共關了十九年,唐尼坐了二十年苦牢。唐尼在牢裏看了六遍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英文版,俄文版則看了不到一遍。美中關係解凍後,唐尼始於一九七三年三月獲釋,從香港附近的羅湖出境。諷刺的是,唐尼離開中國大陸後三個月,他的同學李潔明卻從羅湖入境,專程到北京出任中情局北京站第一任站長。唐尼後來到哈佛法學院深造,畢業後在老家康涅狄格州當法官,並娶了一位沈陽姑娘,而沈陽曾經是唐尼坐過牢的城市之一。

中情局對華間諜戰唯一成功的也許是五九年促成達賴安全出走,但北京《中國青年報》於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透露說,達賴出走時,毛澤東曾秘密下令解放軍不要攔阻,唯中共官方並未證實此說。一九五九年藏人反抗中共統治,約有八萬七千人被殺或被捕,而中情局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曾提供一百七十萬美元支助藏人抗共,據說達賴獲得十八萬美元,但達賴辦事處予以否認。

中情局從冷戰時代的對華諜戰中獲得的教訓是,中情局和台灣情報單位絕不可能在中國大陸進行任何有組織的特工滲透與武裝策反,隻能在大陸外圍地區(如香港、金馬、台灣和東南亞)從事情報搜集工作,真假情報一起搜集,再作文件閱讀和判斷。因此,中國大陸所發生的大事,中情局和台灣情報單位隻能「事後獲悉」,亦即做「事後諸葛亮」,而全然無法預知大陸將發生什麽事、甚至亦不知道已發生之事。從反右、大躍進所製造的大饑荒、文革到林彪逃亡,外在世界隻能靠「猜」來揣度中國大陸究竟出了什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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