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人質：昂山素姬的一生>（Perfect Hostage: A Life of Aung San Suu Kyi）

作者：溫特爾（Justin Wintle）

緬甸是世界上一個最欠發達的國家之一。這裏的暴行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自1962年政變上台以來，軍事獨裁政權一直在逼迫少數種族和多數種族（緬族）。在這種令人恐怖的國度裏，昂山素姬像救世主一樣散發光芒。歷史學家溫特爾的人物傳記《完美人質：昂山素姬的一生》，全麵了介紹了這位在世最著名的良心犯之故事。

緬甸的種族和諧從來都不持久。具有強烈獨立情緒的少數民族，對任何想將該國作為一個整體的人來說都是持久的挑戰。緬人歷史上曾多次肆意蹂躪少數民族，令少數民族對緬人心懷怨恨。甚至偉大的愛國者、素姬的父親昂山將軍，也無法說服所有少數民族忠於一個共同的國家。他意識到了緬甸的脆弱性，因此倡導包容，向各部落承諾文化自治。

二戰結束後，他與少數民族領導人舉行秘密會談，討論建立一個各族平等的獨立國家。素姬的母親陪同昂山將軍，到全國各地旅行，在部分遊說中出力。昂山最終未能說服克倫族加入緬甸聯邦，撣族、欽族和科欽族，也隻是同意有條件地加入。

1947年政敵刺殺了昂山，唯一有望使該國消除戰爭的人不存在了。除了受父親的道德啟發之外，素姬的性格也受到寡居期間擔任了20年公職的母親的影響。她的母親為她樹立了一個無私的模範。

溫特爾在書中描述說，年青的素姬是一個出眾的、愛讀書的人，在私立學校表現很好。出身於精英家庭的她，在孩童時就表現得體，甚至是在緬甸少數民族的代表麵前。

1960年15歲的她，隨擔任大使的母親到了印度。在當地一所女子學院學習期間，“聖雄”甘地的政治和哲學“滲入她慢慢發展的心靈”（第165頁）。在佛教的薰陶下，她能保持心理平靜，甚至是最嚴重的挫折也不能幹擾她。

1964年素姬轉入牛津聖修學院（St Hugh\'s College），她的優雅和清純氣質，給同學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考試不怎麼好，隻拿到第三級榮譽的成績。1967年她結束學業時，正值奈溫（Ne Win）在緬甸實行獨裁統治，因此她沒有理由回國。1969年，她去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投靠她其中一位“叔叔”，即當時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緬甸人吳丹 (U Thant)。當時奈溫政權試圖從她口中套出她的長期計劃，並恐嚇她，但她不為所動。

1972年，她跟研究西藏事務的英國學者阿瑞斯（Michael Aris）結婚，奈溫政權的喉舌批評她背叛了佛教。從一開始，她就得到了阿瑞斯的諒解：如果出於職責需要，她回緬甸的話，“他不會阻撓。”（第208頁）在婚後的頭15年生活中，她照顧家庭，生養孩子，避免跟流亡的緬甸異見人士接觸。她甚至回避對奈溫的譴責，不展示任何直接捲入緬甸政治的跡象。

她在倫敦攻讀緬甸文學博士學位，完全投身於學術界，直到1988年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當時她到仰光照顧生病的母親，突然意識到“必須讓昂山的靈魂安息” （第221頁）。無休止的軍事統治所產生的隻是武裝鬥爭、難民潮、奴役勞動、鴉片種植和貿易以及赤貧狀態。軍政府甚至無法保持主體民族緬族的團結。

素姬回緬甸時，正值該國發生嚴重的騷亂，學生受到屠殺，瀰漫著恐怖氣氛。這些是“她所目睹的最醜陋的攻擊”（第247頁）。在那段動盪時期，所有見過她的受害者、激進分子和退役高級軍官，都毫無疑問地相信她是具有內在力量的“人民領袖”。不斷有緬甸人要求她起來領導民主運動。

在她首次公開發表重要演講的前夕，政府散播有關要刺殺她的謠言，但“她對任何威脅都是溫文不驚”（第263頁）。她的成熟冷靜令觀眾驚訝，並讓他們想起了她的父親昂山。“父女兩人如同一個模子塑造出來的。”（第264頁）

她對承擔更積極的角色有猶豫，因為她很敏感地意識到，政敵會指責她是新近回國的“外來者”。當她走上政途時，她給媒體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論處理任何問題，都“在自信和謙遜之間找到了恰當的平衡點”。（第278頁）。

她逐漸成為緬甸反對派的象徵，和政權的潛在敵人。1988年當士兵包圍她的住所時，她堅持不用任何暴力，甚至在自衛時也不應使用暴力。溫特爾評論說，“她是想消除緬甸歷史上的暴力文化”（第283頁）。

蘇貌(Saw Maung)將軍領導的軍政權宣佈選舉時，並未重視素姬的毅力。她幫助建立了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這個新政黨向緬甸所有少數民族開放，並在宣言中承諾授予少數民族“根據法律的自決”。

在競選運動中，她傾倒了所有與其接觸的人，在少數民族麵前穿他們的民族服裝。她強調民主與佛教之間的關聯性。

她的助手回憶說，無論什麼時候她的情緒波動時，她都會抽出時間，在鋼琴上彈奏莫紮特或巴赫的曲子以恢復平靜和自律。1989年4月與軍隊的一次緊張對峙“使她認識到自身所具有的堅韌和勇氣”（第315頁）。

部分是由於她反對酷刑和人口失蹤的莊嚴抗議，緬甸開始受到國際人權界的關注。軍方的恐嚇手段，使全國民主聯盟變成了一場大規模人權運動。軍政權的禦用文人用肮髒手段來抹黑她，但這些都是徒勞的。

1989年7月，她受到軟禁。她開始絕食抗議，要求當局將她關進她同事所在的監獄。12天後，軍政府釋放了她，並承諾要“更寬大地對待政治犯”。

在1990年大選中，全國民主聯盟獲得80％的議席，但軍政府的反應卻好像是選舉沒有發生過，而且還監禁了全國民主聯盟的議員。被隔離起來的昂山素姬，隻有通過英國廣播公司瞭解外麵的事態發展。在嚴格的無限期的監禁期間，佛教對她來說既是一種慰藉，也是一種豐富她知識的方式。她對看守者寬大為懷，引起了他們上級的不安。當局“不得不不斷地替換看守”（第349頁）。

在1991年，她獲授予“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隨後更多的獎章接踵而至，把她推上全球偶像的高度。溫特爾打趣說，“在人們不斷尋找人類之善的終極體現時，她突然成為關注焦點”（第 355頁）。

無論軍政府何時提出有條件釋放她時，她都堅持說，決不會離開緬甸。1995年，據說是在日本的壓力下，軍政權終止她的軟禁，但同時禁止她自由旅行。於是她每週會聚集在她住所周圍的支持者見麵，擔當教誨國人的老師。

不管軍政府用何方法，騷擾她、作出人身攻擊、或切斷她與少數民族領袖的聯繫，但都不能動搖她的決心。1999年，軍政府拒絕快要死於癌症的阿瑞斯見她最後一麵。有人據此說，她是為了自己的野心而犧牲家庭的政客，但溫特爾糾正了人們對她的這種印象。她實際上對病重的阿瑞斯“非常難過”，但考慮到離開緬甸的沉重代價，她才決定不回英格蘭與阿瑞斯團聚。

在成為寡婦後，她全身心投入緬甸的民主事業。軍政府的任何威脅，隻會使她在鬥爭中採取更大膽的行動。2000年底，丹瑞(Than Shwe)將軍無視國際社會的憤怒，再次將她軟禁。她的兒子也不能探望她，但她的勇氣一如從前。

在聯合國特使的幹涉下，2002年她再次獲釋。雖然軍政府仍緊閉會談之門，但“在她的字典中從來沒有失敗這個詞”（第406頁）。在58歲時，她“看起來比年齡隻及她一半的支持者更有活力”（第409頁）。

2000年，她的車隊受到軍政權僱請的暴徒的攻擊，她在事件中險些喪命。此後10天她下落不明，直到有人證實她住在一所臭名昭著的監獄。

2003年她再次回到軟禁狀態，身體狀況開始惡化。軍政權把釋放她作為與外界談判的籌碼。緬甸越陷越深。全國民主聯盟的許多議員要麼退出政治，要麼歸順軍政權。非緬族人擔心，一旦昂山素姬逝世，全國民主聯盟會“緬族化”，提出另一套的緬族獨裁政治。

她無法將緬甸所有不幸都一掃而空，即便是她掌權，她可能也無法做到這一點。但她悲劇性的但又可作為榜樣的一生，其重要意義在於一個永恆的座右銘：“永不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