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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追求8 -- 精神領袖的煩惱

(2007-02-18 09:35:43) 下一個

一代人的追求 8

朱雨心

導致文革產生巨大破壞的根本原因,不是政治鬥爭,而是政教合一。文革時,政教合一在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麵同時走到了極端。人們的一切,和一切的人們,都被卷入了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的糾纏中。政治鬥爭,古今中外、曆朝曆代都有,不足為奇,但是通常與老百姓沒有什麽關係。盡管有的也鬧的很凶,但是,通常最多也隻是把政府或政府官員鬧的顛三倒四,並不直接妨礙老百姓的生活,對社會基本上不造成直接的破壞。文革的破壞,不在於政治鬥爭本身,而在於政府發動全體人民卷入了政治鬥爭。隻有認識了政教合一的特點和規律,才能理解文革的前因、後果、和文革中的種種現象。

世俗的矛盾,核心的問題是利益分配。利益分配,是有可能通過討論、協商、妥協來解決的,甚至還有可能實現雙贏,並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宗教的衝突,所表現出來的核心問題是對教義的解釋,盡管內在的動力常常也是利益分配。對教義的解釋的衝突,往往是無法解決的,越討論、越協商,分歧越多,唯一的辦法是回避。倘若雙方無法回避,那就隻有你死我活,沒有妥協的餘地。宗教鬥爭,有許多特點。一是窩裏鬥。對相同或非常接近的教義的解釋的差異才會引起衝突。倘若是兩種非常不同的宗教,反倒不容易發生衝突。最典型的窩裏鬥,就是猶太教及其衍生教(即,基督教所有教派和伊斯蘭教所有教派)之間的衝突以及這三種教各自內部的教派衝突。他們拜的是同一個神(即,起初猶太人的神)。而對同一個神的旨意,隻可能有一種的正確的解釋。任何一種解釋被認定為正確的話,就意味著其它的所有解釋都不正確。所以,宗教鬥爭的另一個特點是沒有調和餘地。隻要那個神不滅,猶太教及其衍生教各教派之間的衝突,就永遠不會停止,直到地老天荒。

所謂的“路線鬥爭”,固然是政治鬥爭,但是有很強烈的宗教鬥爭色彩。高度政教合一的體製,政治領袖同時也必須是精神領袖,倘若一個人沒有能力擔任精神領袖的話,那麽,他就不能擔任政治領袖。所以,路線鬥爭就必然是圍繞著對教義的解釋展開的,必然是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裏進行攻防。任何人,倘若無法守住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陣地,就必然會在政治上潰敗。或者反過來說:要在政治上擊敗對手,必須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也擊敗對手。這就是為什麽“文化 ”會被綁上“革命”的戰車,以至於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空前浩劫。其原因,不在於政,也不在於教,而在於政教合一。

對於政教合一體製,意識形態領域是性命攸關的,掌握意識形態領域,比掌握軍隊還要重要。一個人,要成為名副其實的領袖,就一定要在意識形態領域有所建樹,要在思想理論上達到頂峰。所以,一定要設法弄出些什麽“理論”來用以“領導”全國人民,否則,連他自己都會覺得“望之不似人君”。而且,領袖的思想、理論必定被定義為當時的最高水平,否則,就無法回答:為什麽應該是他做領袖,而不是其它人,就會發生危機。任何對領袖的思想、理論的異議,就等於對領袖的政治地位的挑戰。

類似的,共產黨既做政治領袖同時也做精神領袖。它把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所信奉的主義的正確上,因此,任何對共產黨所信奉的主義的異議,就等於是對共產黨的政治地位的挑戰。然而,主義是否正確,是非常容易引起爭議的事,結果,共產黨自己把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建立在了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基礎上。這是共產黨自己給自己找的麻煩。

政治領袖,或政府,把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建立在特定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是這種教合一體製的萬惡之源。其一,它使政治領袖或政府,缺乏穩定和穩定感,而為了尋求穩定的努力,常常浪費資源和時間,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功能。而且,這種尋求穩定的努力,正是導致政治鬥爭和社會緊張的原因。尤其糟糕的是,這種缺乏穩定感,常常不是因為真的有人要動搖領袖或政府,而是領袖或政府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基礎上。 沒有人有辦法能解決這個問題。

其二,領袖或政府,不能犯錯誤,不能承認犯錯誤。因為一旦犯錯誤就意味著其合法性的消失。可是,不犯錯誤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一旦出錯,必須設法掩蓋,結果是小錯變成大錯,直到不可收拾為止。

其三,造就小人。因為,領袖或政府,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領袖的思想理論通常也不是頂峰,更何況是否是頂峰也難以判定,而所信奉的主義也未必沒有錯誤。一個政治領袖,同時又要在思想理論上達到頂峰,實在是太難做到了。真正能在意識形態領域有所建樹的人,正如林副主席所說的那樣: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了那麽幾個。而同時還要是政治領袖,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要求太高了。所以,實際上領袖或政府的合法性必然需要靠吹牛、說謊來維持。這些事,需要大量的小人們來做。

其四,必然造成思想的禁錮和學術研究的式微。因為領袖的思想、理論被定義為當時的最高水平,所以,其它所有人都沒有必要思想了,學術研究自然也就隻需要解釋領袖的思想、理論就行了。 不但如此,任何要超越領袖的思想、理論的企圖,都等同於挑戰領袖的政治地位,根本就不應該有。更糟糕的是,挑戰領袖的政治地位,或企圖動搖政府,也往往是從否定領袖的思想、理論開始。學術研究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無法區分什麽是學術研究,什麽是政治鬥爭。學術研究既沒有必要,又沒有意義,也沒有好處。為了保證領袖的政治地位不受挑戰,為了保證政府,以及社會的穩定,政府必然要嚴格控製意識形態領域。

這些,是這種教合一體製的必然,與領袖的個人品德、個人的主觀願望,具體的主義、信仰,關係不大,也不是什麽專製、獨裁的特征。一個君主製的世俗政府,通常並不具有這些特征。而隻要是這種教合一體製,不論誰當政,不論信奉什麽主義,都必然是這樣的。 2007 年 2 月 4 日。(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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