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5
朱雨心
新事物的出現，舊事物的滅亡，是有具體的原因的。改朝換代，也是有具體的原因的。然而，“進步崇拜”認為：事物是在不斷地“進化”中，不斷地變得越來越完善，越來越美好。因此，“進步崇拜”傾向於一般地認為：新事物的出現，是因為它的進步、它的正義、它的美好；而舊事物的滅亡，是因為它的落後、它的邪惡、它的醜陋。應該說，就某一具體的新舊事物交替而言，是有可能是那樣的“進化”，但是，一般而言，“進步崇拜”的教義常常是不符合事實的。
中國古代的改朝換代，難以判斷到底是“進化”還是“退化”。有許多改朝換代，是醜陋戰勝美麗、邪惡戰勝善良、野蠻戰勝文明。要是每次改朝換代真的都是“進化”，或者多數是“進化”的話，那麽，改朝換代越多，“進化”的應該越多。有那麽多次的改朝換代，我們早就應該“進化”到天堂裏了。可是，這些都不是事實。曆史上的改朝換代，每次都是空前的大破壞，對“進化”沒有任何幫助，完全是個悲劇。就一般的人的願望而言，也就追求“進化”的願望而言，改朝換代應該是越少越好。
至於什麽“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不是一般的規律，對於具體的改朝換代，也是不成立的。人類曆史上，包括西洋人，“得天下”得的最多的，就數成吉思汗。當年的“天下”，包括今天的中國、蘇聯、中亞、以及東歐，無與倫比。可是，成吉思汗以及他的軍隊，極其野蠻殘忍。得什麽民心了？成吉思汗“得天下”，是因為他的方法正確，而不是得了什麽“民心”。這裏說的“正確”，不是說那樣的方法符合什麽道德標準，而是說那樣的方法在技術上有效。“得民心”與“得天下”，是彼此有關聯但是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的兩件事。更準確、客觀地應該說：方法正確者，得天下；方法不正確者，失天下。當然，倘若實力相差太懸殊，則連方法都不重要了，而是：實力強者，得天下；實力弱者，失天下。這才是唯物主義的表述。
這些，都是技術問題，與醜陋還是美麗、邪惡還是善良、野蠻還是文明，沒有固定的因果關係。美麗、善良、文明的人，不等於自動地會有正確的具體方法。也不是有了美好的願望，就一定會有正確的具體方法。要得到正確的具體方法，主要取決於是否能客觀地認識事物，正確的分析事物，並找到解決問題的具體的技術措施。而這些本身也同樣地取決於具體的技術措施（即，工具）和思想方法。醜陋、邪惡、野蠻的人，不等於自動地不會有正確的方法，隻要能客觀地認識事物，正確的分析事物，並找到解決問題的具體的技術措施，醜陋、邪惡、野蠻的人也照樣能有正確方法。從曆史的經驗看，這兩類人，在得到正確的方法這件事上，各有各的方便和不方便。所以，醜陋、邪惡、野蠻，戰勝美麗、善良、文明的機會，大概與美麗、善良、文明，戰勝醜陋、邪惡、野蠻的機會差不多。
文明人的優勢，在於有豐富的知識和精密的組織管理。但是，文明人往往受到各種各樣的偽道德、偽知識的困擾。偽道德和偽知識，妨礙人們正確地認識問題、分析問題、以及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的方法。而精密的組織管理則可能產生各種各樣的腐敗、不公，從而造成效率和士氣低下。野蠻的人優勢，在於較少受到各種各樣的偽道德、偽知識的困擾，比較不容易造就傻瓜或偽君子，有時反而能更客觀的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的方法。野蠻的人組織管理比較簡單，往往產生較少的腐敗。
中國曆史上，不斷地受北方遊牧民族的騷擾，並幾次亡國於北方遊牧民族。從任何標準看，這些都是野蠻戰勝文明的例子。不但中國是這樣，西洋也是這樣。古羅馬也是被北方遊牧民族所滅亡，也同樣是野蠻戰勝文明。中國有長城，以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騷擾。古羅馬也修過類似“長城”的防禦工事。農業民族，通常難以抵禦遊牧民族。農業民族的生活安逸，打仗是件很苦的事，沒有人喜歡去打仗。而與遊牧民族打仗，就算打贏了，也毫無好處，包賠不賺，越打越窮。而遊牧民族正相反。遊牧民族的生活，本來就和打仗差不多，打仗並不是件特別苦的事。而且，打仗還有搶劫的機會，不但不苦，反到是件美事。與農業民族打仗，打贏了，好處自然不必說，就算打輸了，也還是有可能搶些東西再逃，包賺不賠，不打不富。所以，古時候，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打仗，農業民族天然地處於不利的地位，除非能象漢、唐那樣，花大力氣，把凶奴、突厥連根拔了，否則，打不勝打。中國人是農業民族。古羅馬人也是農業民族。古羅馬人那樣地尚武，都尚且不敵北方野蠻遊牧民族，更何況極度重文輕武的中國人呢？是野蠻戰勝文明，還是文明戰勝野蠻，取決於多種具體的因素，並不是“進步崇拜”認為的那樣：總是文明戰勝野蠻。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唯心主義的表述，實際上等同於“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因為任何一個“得天下”的人都能夠按那樣的邏輯，聲稱自己是因為得了民心所以才得了天下，同時把其它所有沒有得天下的人和失天下的人都歸咎於他們沒有得民心。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因為“民主崇拜”，主觀上都非常希望實現“得民心者，得天下”，以至於把這樣的主觀願望當成了客觀規律，並據此再做進一步的推演，結果當然是更加謬誤。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追求，許多是建立在錯誤的認識、錯誤的邏輯上的。思想方法的錯誤，是危害性最大的錯誤。
當然，“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是五四以來那一代識字分子發明的，而基本上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孟子的調子非常的高，高的讓人懷疑他的人格有問題。儒家思想經過孟子拔高後，包含了許多的偽論，其中長期以來危害最大的，就是“君輕民重”，“得民心者，得天下”之類的“民主”思想。它的危害在於它非常容易使人混淆人們的主觀願望與客觀事實，妨礙人們正確地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在古代君主製國家，“君輕民重” 不但在客觀上是不可能的，無論君主還是人民，都不可能那樣想，更不可能那樣做，更謬誤的還在於：這種思想把君與民從根本上對立起來。無視君以及政府對於民的主導作用。無視維護君以及政府的正常運作，以及改善君以及政府的運作效果，正是民的最大需要與根本利益所在。所以，“君輕民重”，是極其錯誤的說法。這種思想不但不符合客觀事實，甚至它的主觀願望都是不可取的。這種思想，不論它的本意是什麽，實際上成了偽道德，必定是愚民、愚君，或是造就小人與偽君子。
（未完待續）2006年10月28日 2013年9月29日最後一段略有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