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4
朱雨心
地主的冤屈，遠遠超過“走資派”和許多受迫害的識字分子。那套鬥“走資派”和識字分子的邏輯，本是“走資派”和許多識字分子自己製造的，在“走資派”和識字分子自己被鬥之前，也一直為“走資派”和廣大識字分子所認同。結果，自己被鬥了，多少是自作自受，實在也說不上有什麽冤屈，應該說是運氣不好罷了。倘若，直到今天仍然認同那套邏輯的，那說明當年被鬥是應該的，連運氣不好都說不上了。
地主不是封建領主。地主，就是資本家，準確的定性應該是：自然農業資本家，或俗稱為：鄉村資本家。要搞“社會主義改造”，應該對工商資本家與地主一樣改造。當年的工商資本家不但人沒有被鬥，家沒被抄，還拿了“定息”，每年按股分紅，雖然“生產資料”被變相剝奪，但是，生活比一般工人還是好的多了。唯獨地主，被鬥的死去活來。當年著名的“右派份子”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其實，梁漱溟說的並不準確。梁漱溟的“右派”看來也做得不怎麽名副其實。在當時，在九地之下的，不是農民，而是昔日的地主；九天之上不是工人，而是工商資本家。當年鬥地主，不但從地主的立場看，冤，而且從共產黨自己的立場看，更冤。因此，政府應該對昔日的地主“落實政策”，落實毛主席當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補發地主的“定息”，退賠地主當年被抄家的損失。倘若按今天改革開放的精神辦，那就應該再退賠地主的全部財產！
至今仍然有識字分子認為當年應該鬥地主，並且用“新中國”的成就來證明鬥地主的正確。事實怎樣，暫且不論，但是，這個邏輯不成立。舊中國，自從推翻清朝後，一直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內亂、外患不斷，更本沒有機會搞建設，直到抗戰勝利，才出現了國家統一，外患暫除的條件，若無共產黨造反，焉見得舊中國就不會有成就？這是其一。其二，舊中國的政治經濟製度也許是需要改革，但是那不等於就必須要鬥地主。若無共產黨造反，焉見得舊中國就不會改革？更何況“新中國”的許多成就，譬如，經常掛在嘴邊的“兩彈一星”之類，主要是靠地主的兒子搞出來的。中國的工業化的曆史很短，程度很低，地主是社會最主要的精英。地主之所以成為地主，最根本的原因是：地主天生就比貧下中農聰明。貧下中農也有聰明的，那後來可能就成了富農、地主。地主也有笨的，那後來可能就成了貧下中農。聰明父母生聰明的子女。上等的人才，是上等男人與上等女人生出來的，不是什麽大學、小學培養出來的。這裏講的是統計現象。個別的例子，各種各樣都有，不說明問題。以前的國家建設，主要是靠地主的兒子，現在，當然主要是靠地主的孫子。如果不在土改時鬥地主，也不在土改後長期迫害地主，地主的兒子沒有精神和物質上的煩惱，應該工作熱情更高、思維更敏捷、想象力更豐富，推測起來，應該出的成果更多，隻怕遠遠不止“新中國”已有的成就。
高貴者最聰明，卑賤者最愚蠢；高貴者最美麗，卑賤者最醜陋。這是自然現象。任何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永遠都是這樣的。不過，反過來的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在“新中國”到有幾分符合事實，因為本來的社會精英，如地主，被打到了社會最底層，成了賤民。但是，這完全是人為造成的，不是自然現象。五四以來的那一代識字分子，否認人與人天生就有差別，而把人與人的差別都歸咎於社會不公，把人的能力的不同，說成是因為受教育的機會不均等。可是，共產黨當政，同樣的學校、同樣的教育，最後拔尖的，往往還是地主的兒子、孫子。即使在共產黨治下，那些聰明的人（不論什麽出身），社會地位自然而然地還是會往上走，必然還是會恢複：高貴者最聰明，卑賤者最愚蠢。這樣的恢複自然，就是所謂的“變修”的一部分內容。
人道主義，主張對弱者的同情和扶持，不是否認弱者的弱，更不是歪曲事實，顛倒黑白。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追求，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追求偽道德。偽道德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否認自然現象和自然現象的內在合理性，逆人性而行。魯訊在《文學和出汗》中問到：“不知道倘要做長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隻有被偽道德困擾的人，才會被這樣簡單的問題所困擾。其實很簡單的：一定是描寫香汗好。這是自然現象。喜歡香的人總是比喜歡臭的人多，喜歡小姐的人總是比喜歡工人的人多。這與人們對出臭汗的工人同情與否，沒有關係。工人出臭汗，是無奈，並不是喜歡臭汗才出臭汗，而且，正因為工人無奈出臭汗，所以工人對香汗，反而是格外地向往。那些“反映工、農、兵生活”的文學，工、農、兵最不喜歡，純粹是那一代識字分子自欺欺人。工、農、兵最喜歡的，就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之類。工、農、兵喜歡那些東西，正是因為那些東西“脫離工、農、兵的生活”。
道德是對人的自然本性的修改，本來就是含有反自然的成分的。也正是因為道德與偽道德都具有反自然的特征，沒有大智慧的人，難以辨別。許多人，因為對道德沒有把握，常常會把反自然作為道德的判據，結果，成了偽道德的追求者。因為偽道德的反自然的特征，遠遠比道德明顯，所以，偽道德反而更容易被人們當作道德來追求。偽道德往往比道德更有感召力。追求“進步”的熱情有餘，而智慧不足的人，比較典型的如，青少年，最容易被偽道德所吸引。文革時，千千萬萬的紅衛兵，“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不是因為誰的強迫，而是在偽道德的強烈引誘下，主動地、自覺自願地、惟恐落後地，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追求“進步”的熱情越強烈，受偽道德的引誘也就越強烈，結果，也就壞事做的越多。廣大紅衛兵小將，對偽道德的追求，是文革得以發動的原始推動力。而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追求偽道德，是導致文革的根本曆史根源。
說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追求偽道德，這個“打擊麵”，未免小了一點。應該說：五四以來，直到今天，整整幾代識字分子，大都追求偽道德。
最簡單的反自然的方法是自虐，因為自私是個自然現象，又最容易自我判斷。於是，自虐就成了追求偽道德的一條捷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啦，“大公無私”啦，“狠鬥私字一閃念”啦，等等，都是追求偽道德的產物。文革時，不少人主動與自己的做“走資派”、“黑五類”、或“反動知識分子”的父母、兄弟姐妹、親戚朋友等等“劃清界限”，或是“大義滅親”，主動“檢舉揭發”、或是主動親手鬥傷、鬥殘、鬥死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親戚朋友等等。這些事，有些是出於自保的需要，但是，也有些是出於以自虐來追求（偽）道德的需要。
道德，是現實中能夠實行的，對人的自然本性的修改。偽道德，因為脫離人的自然本性太遠，反自然的程度太深，實際上無法在現實中實行。偽道德所造就的，必定隻能是兩類人：一類是傻瓜，另一類是騙子，或傻瓜兼騙子。（未完待續）2006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