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3
朱雨心
五四運動打“賣國賊”,與文革鬥“走資派”或鬥“黑五類”是一樣的,都是革命群眾單方麵給人安個罪名,然後,不由分說,私刑整人。這是“民主崇拜”的特征。一個正常的文明國家,打人、殺人,那是政府的特權,輪不到革命群眾動用私刑。然而,毛主席“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讓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廢除了政府打人、殺人的特權,用“群眾專政”取代政府的“公、檢、法”。這,其實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所追求的“民主崇拜”的最高形式,是邏輯的必然,任何一個真正搞“民主崇拜”的人,而不是口頭上講“民主”的人,最終都一定會走到那一步。而隻要朝野同時都信仰“民主崇拜”,文革就隨時都能發動。要“阻止 文革的再來”,隻有把抽象的廣大人民群眾“請下神壇”,還原成千千萬萬的具體的阿貓、阿狗、阿Q;認識到:其實廣大人民群眾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法力,大家湊在一起成群眾的時候,通常不是變的更有智慧,而是變的更傻。
當年的曹公館,有數十名武裝警察守衛,居然一槍不放,任憑學生衝入曹公館打人、放火。可見“民主崇拜”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深入人心了。而那時,還沒有共產黨呢。那種以崇高的名義,胡作非為的習慣,不是從共產黨那裏來的,而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固有品質。產生文革的“土壤、氣候”不是共產黨培養的,而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培養了共產黨,也培養了產生文革的“土壤、氣候”。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教壞了共產黨,不是共產黨教壞了那一代識字分子。
共產黨自認為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其實,那最多隻是共產黨人自己的主觀願望。實際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那是資本家階級;貧下中農的先鋒隊,那是地主、富農。共產黨其實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先鋒隊。黨文化也不是什麽無產階級的文化,而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種文化。套用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話說:我們的黨文化,是由廣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創造,為廣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利用的。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麽無產階級的文化。無產階級,並不滿意,並不欣賞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貧下中農向往的是地主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工人向往的是工廠主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所謂無產階級的文化,其實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自己對對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的揣摩而臆想出來,並硬塞給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的,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並不喜歡它。
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追求,對廣大下層的“勞動人民”本來是沒有什麽影響的。下層“勞動人民”的道德是從土改鬥地主起敗壞的。共產黨當政前千百年,人民都可以擁有土地、財產。做地主,曆來都是正當的事。不但地主認為做地主是正當的事,而且貧下中農也認為做地主是正當的事。凡是勤勞、本份的貧下中農,無不希望積攢家產,有朝一日,也能做上地主。隻有懶漢,才不積極努力爭取做地主。地主出租土地,收租子,或是雇用長工、短工,無論貧下中農還是地主都認為是正當的事。做地主這件事,沒有任何過錯。憑什麽鬥地主呢?
就算按共產黨的是非標準,做地主有罪,哪也隻能治這個是非標準頒布以後的地主的罪呀,怎麽能按你今天的是非標準,去鬥以前的地主呢?然而,這種邏輯,卻是從鬥地主到鬥走資派一直沿用的邏輯。沒有這種邏輯,就沒有文革。
當年不但沒收了地主的財產,還鬥了地主。沒被鬥死的地主,之後幾十年都受迫害。後來也不過是給昔日的地主摘了“帽子”,無非是在法律上,或國家政策上,不再正式迫害昔日的地主而已,既沒有向地主賠禮道歉、也沒有給地主“平反”,更沒有補償政府幾十年迫害給昔日的地主帶來的物質、精神損失。對於反麵人物,政府更本就不講道理。這也是文革時用的邏輯。
許多描寫土改的小說,都有貧下中農開始對分地主的家產並不熱情的情節。當時,有許多人是覺得白拿別人家的東西,是做壞事,心裏既害怕、又羞恥。於是,黨便“發動群眾”,提高群眾“覺悟”,用“民主崇拜”和“進步崇拜”這兩個崇拜,推倒所有想要推倒的既有倫理道德,建立任何想要建立的新的是非標準。硬是把人們心中對做壞事的害怕和羞恥給消除了。再用地主的財產,收買人心,驗證了以前心中的害怕和羞恥的不必要,把本來的安分良民教育成“革命群眾”。文革的土壤、氣候就是這樣開始全麵形成。
貧下中農雖然在土改時分了地主的地,一則,貧下中農確實需要土地,二則,那是政府分的,不拿白不拿,但是,貧下中農並不熱心於鬥地主。土改後,盡管政府的政策、法律,仍然是迫害昔日的地主,一般的貧下中農並不怎麽作賤地主,基本上是和睦相處。不時作賤地主的,大都是那些追求“進步”的識字分子。廣大的識字分子,對“民主崇拜”和“進步崇拜”這兩個崇拜的熱情,那是遠遠超過貧下中農,更喜歡用這兩個崇拜,來推倒所有想要推倒的倫理道德。所以,廣大的識字分子的道德,甚至比貧下中農還要差,比貧下中農還要不講道理。識字分子們搞文革,鬥“走資派”與鬥“黑五類”,自然比貧下中農鬥地主更加殘忍、更加瘋狂。真正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土改後,中國出現了等級社會,有了賤民,實行了人壓迫人的製度。這些,本是無比反動的東西。廣大的識字分子卻把這些視為是“進步”,而為這樣的“新社會”歡呼雀躍。若不讓“走資派”和那些識字分子嚐嚐文革的滋味,那真是沒有天理了。到文革前夕,等級社會、賤民、人壓迫人的製度,不僅沒有取消的跡象,而且是變的更加正規化、製度化,等級社會與賤民製度更是向世襲的方向發展。文革前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反動的社會,是中國曆史上最黑暗一段時期。文革,並不是把一個好的東西給弄壞了,而是一個本來就壞的東西的惡性發作。從鬥地主到文革,是邏輯的必然。鬥地主所用的理論、邏輯,與搞文革所用的理論、邏輯,是一樣的。要反思的,首先是鬥地主,然後才能是文革。(未完待續)2006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