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2)
朱雨心
(緊接前文) 原教旨主義，就是“進步崇拜”和“民主崇拜”這兩個崇拜。共產黨當政幾十年，國家機器是用來鎮壓“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從來就不考慮如何鎮壓成千上萬的革命群眾。起初是因為自己相信“人民的國家”不可能發生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大規模衝突，而後是不敢去設想這種可能。因為這種可能與“民主崇拜”不相容。按原教旨主義的理解，這種可能說明政府不是“人民政府”，國家不是“人民的國家”。所以，長期以來，既不研究鎮壓的技術，也不裝備鎮壓的器具。常有人抱怨共產黨不講民主，實在是冤枉了共產黨了。其實，大多數這樣說的人，既沒有正確理解民主，也沒有正確理解共產黨，不過是人雲亦雲罷了。毛主席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其實，應該說：群眾是真正的傻瓜。群體越大，越傻，越容易被人操縱；越是眾口一詞，越可能是胡說。共產黨的毛病根本就不是不講民主，而是熱中於“民主崇拜”。
一個正常的政府，不論是中國古代的政府，還是現代的西洋政府，從成立之日起，首先要考慮的事就包括：若發生暴亂，尤其是成千上萬人民的大規模暴亂，如何鎮壓。會鎮壓的，就能以比較小的代價，比較少的傷亡，平息暴亂。這是一種管理國家的技術呀。不研究怎麽可以呢？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地痞、流氓都能湊出幾十萬，上百萬，怎麽可以不防備大規模的暴亂呢？六四的問題，就出在政府隻會鎮壓“一小撮”“階級敵人”，不善於鎮壓大規模的革命群眾。如果比較善於鎮壓的話，事情也許不會惡化到那種程度，代價也許不會那麽高，傷亡也許還要少。另一方麵，廣大革命群眾，“受黨教育多年”，也是“民主崇拜”，起初也認為政府不會鎮壓，尤其是開槍鎮壓，因為廣大革命群眾起初也相信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國家是“人民的國家”。若不是那樣想的話，根本就不可能那樣肆無忌憚地鬧，以至於政府再三警告，廣大革命群眾就是不信。政府不真的開一次槍，就無法取信於民。所以，共產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共產黨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在六四前是朝野雙方的共識。而這種共識，正是長期以來阻礙國家走上正規的根本原因之一。共產黨的過錯，不在於六四當時，而在於以前長期向人民灌輸“民主崇拜”。六四後，政府才製訂了開槍鎮壓的程序，開始裝備鎮壓器具、訓練鎮壓人員、研究鎮壓技術。從此，國家才走上了正道。而且，有了六四開槍，以後政府可能隻要警告就行了，不需要真的開槍了，結果使需要開槍鎮壓可能性大為降低。
“民主崇拜”的危害，連共產黨自己都意識到了。六四後，《國際歌》也不唱了。這些都標誌著國家轉向正確的方向。反到是受“民主崇拜”危害甚深的識字分子固守著原教旨主義不放。真是咄咄怪事。
李鵬總理，在國家危難之際，忠於職守，不回避、不動搖、不投機。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高級庸俗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巴金曾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因為巴金認為：“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準備妥當”，再發生文革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必須“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以“阻止 文革的再來”。
沒錯，是一切都已準備妥當，隨時都能發動。巴金的話說了沒過了幾年，就發生了六四，若非鄧小平健在，早就是貨真價實的文革了。
然而，巴金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卻是錯誤的，恰恰是沒有接受“十年慘痛的教訓”的表現。巴金也許以為這個教訓是顯而易見的、又為大家所公認的。其實並不是那麽一回事。這個教訓不但非常不顯而易見的，而且，還非常不容易形成共識。實際上，巴金自己也沒弄清楚那教訓到底是什麽。文革後，巴金一再講“要說真話”，並寫了《隨想錄》，反思文革。然而，盡管毋需懷疑巴金的真誠，巴金的反思的思想深度卻是非常的有限，基本上是試圖從宗教極端主義，回歸原教旨主義，差不多類似於所謂“恢複黨的優良傳統”。然而，文革本來就是從原教旨主義中產生的，本來就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原始追求的結果。黨，其實並沒有什麽“優良傳統”。絕大多數被當作“優良傳統”的東西，譬如，“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之類，或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 之類，都是違背人性的，恰恰是長期以來阻礙國家政治現代化的錯誤的思想意識。
產生文革的土壤，氣候，並不是文革時才形成的。發生文革的時侯已經是“一切都已準備妥當”了。僅僅反思文革，難以明白為什麽會發生文革，也難以得到什麽教訓。必須要追根尋源，從頭反思。
產生文革的土壤、氣候，五四運動時就開始形成了。五四運動號稱“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麵大旗”，實際上是“民主崇拜”與“進步崇拜”。為了追求這樣特別美好的東西，自然，一切人間倫理，道德，法律，習俗，文化， 曆史都可以踐踏。文革是這樣。但是，這並不是文革所獨有的。五四以後，文革以前，一直都是那樣，文革以後的六四也是那樣，因為我們一直都在追求那特別美好的東西。人們以崇高的理由，胡作非為，多少罪惡，假這兩個崇拜而行。所以，往往越是追求“民主”，追求“進步”的 “積極分子”，越容易做壞事。
五四運動的中發生了打人、放火的事。其實，這事本身並不足以說明學生的道德敗壞。群眾運動，本來就容易出現極端行為，也非常可能會有人趁機作案，不足為奇。所以，盡量不要搞群眾運動。然而，問題卻在於：在事情發生後，當年的大多數識字分子竟然認為：因為學生們是“愛國行為”，不應懲罰。梁漱溟先生主張要起訴、定罪，然後再特赦，雖然認識到：打人、放火，不能不受懲罰，但是卻公然戲弄法律。梁老先生後來自己也覺得不妥，才改為主張最好還是要服刑。這已經算是老“右派”的思想了。而犯案的學生不以為此，反以為容。可見整整一代識字分子都“左”到了什麽程度。具體的崇高的名義，每次可能不同，這次是“愛國”，下一次也許是“平等”，“民主”，“進步”，“革命”，“改革”，“四化”，等等，不變是：每次都認為，因為有崇高的大善，足以抵消胡作非為的小惡。紅衛兵的追求，是要掃除一切黑暗與醜陋，比五四學生的追求，還要偉大一千倍，還有什麽倫理道德允許妨礙那樣偉大追求？
（未完待續）2006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