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隨筆

第一帝國起於黃帝 第二帝國起於贏政,第三帝國發於孫中山,至今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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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筆記

(2006-11-14 23:04:50) 下一個

【論語】讀書筆記

 

 引子:論語是孔子儒家學說的匯集。是中華文化的一座裏程碑。論語產生的時代是沒有任何外來文化影響的純中國文化,讀透論語能知道中國人之前做了什麽,之後想要做什麽,受到外來文化衝擊之後,會不會發生方向性轉變,發生了轉變,轉變到哪裏去,中國的未來應該是什麽樣子,世界的未來是什麽樣子好一些,由是,我邊讀邊想,做此筆記。

1.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己不慍,不亦君子乎?

  微子曰: 此節孔子自述自己的生活狀態與精神狀態,一種君子、學者的風度與風範。春秋時期,書籍的藏量不是很大,文獻的記載也不是很詳盡,所以讀書要反複學習、研究、考證。作為早期一代學者的孔子要對某一段文字反複揣摩、探討、認證。孔子研究比較多的是“禮”,當時的“周禮”應該比較詳備,但是,夏禮、殷禮就未必太清楚,所以,他就要學而時習之,從早期的文獻中發現新問題,由於孔子熱愛他的研究事業,所以“不亦說乎”了。第二方麵,孔子作為研究政治的學者,一生都有出仕的誌向與傾向,所以,喜歡交往,喜歡結交各類朋友,尤其喜歡一些對政治問題感興趣的朋友,多一個朋友,就多一份交往,多一個談論夥伴,多一個宣傳自己主張的人,同時,也能在交流中學習別人,補充自己。這種真切的學者風範是中國曆代知識分子普遍的一種學習與交往的風格,甚至是世界性的喜歡政治的學者的共同風格,所以,讀書人到一起,談得興奮時總有一種“有朋聚,不亦樂乎”的感覺。第三方麵,作為中下層的知識分子,不是天生就有官方的認同,讀書、學習、研究,非常希望別人承認,出仕與隱居的矛盾會纏繞知識分子的一生。孔子祖上雖然也是公侯之家,但移居魯國後就是一般的平民了,他3歲失父,17歲失母,未成年就自己獨立於世了,所以,他最初讀書,絕對是想謀事、想做官。但是,一直到50歲之前都沒有做官,這對一個一般的讀書人的打擊應該是很大的。但是,孔子在書中找到了樂趣,找到了研究樂趣,盡管他的才華還不被人識,他平生所學尚無重用,但是,讀書使他獲得了更高層次的修養,他期望出仕,但不急躁、不困惑、不在期望中怨恨,隨遇而安,所謂安於道,守於貧。我是君子嘛,不要以一己之私怒天下,人們沒有發現我,也不要氣惱,是金子總在發光的。是故,“人不知,己不慍,不亦君子乎”!

  作為思想家的孔子,在哲學上沒有什麽建樹,他一生中圍繞“禮”而談,談道,禮之道,談德,禮之德。談仁、談忠、談信等等。是倫理,也是政治,是政治,也是倫理。禮是什麽,禮就是早期國家的憲法、憲政、憲體、憲令,禮也是早期仕民的道德規範。沒有禮,人類社會就會回到蒙味時代,回到野蠻時期,所以,作為政治家的孔子把禮看的比什麽都重要。

1.2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微子曰:此節主要談“孝”,孝是孔子儒家學說的大目錄,子綱。也是中華民族經久不衰的倫理。孝字,是中華文字的獨有詞匯,在西方文化中沒有這個特定詞語。從一個孝字,我想了很多。它代表著早期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獨特之點。以及區別於其它文化的重要文獻性標誌。孝,第一標誌是父權,第二標誌是族權,第三孝之上延是忠――君權的標誌。所以,中華文化的開始就是從這三權的確定開始的。近代以來,中國的曆史學者仿效西方學者的曆史模式來確定中國文化發展史,深感誤入歧途。西方文化從一個抽象的愛字,創立了蒙味後時期的倫理與政體形態。亞洲的華夏民族從感性的孝字開始,孝下延為悌、為義、為信,上延為忠,忠、孝(悌)、義、信使中華民族進入了文明時代。

當前世界的主流人種是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等三大人種,即人類的原種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承基因而無限延續。各自的先民由於基因類型不同,在不同的區域發生了不同的文化。相互之間在沒有進行交流之前,文化的樣式、文化的曆史走向必然是多樣的。馬克思堆在白種人的歐洲之中,看到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預測將來是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但是,作為中國人,仔細地品味一下黃種人的亞洲之中國的曆史進程是什麽樣子的?我認為,和西方決不是一個模式,至少早期沒有經過文化碰撞與與交流之前不是一個模式。從文化特征和其內涵來說,中華民族實際的走向將分為三個時代,第一時代是三皇時期――文化始期,第二時代是黃帝――周赧王的2000多年間――文化中期,第三時代是秦始皇――宣統皇帝2000多年間――文化後期。然而,在第三時期遭遇了外來文化的劇烈衝擊,使曆史發生了方向性轉變,由此進入了中華文化的新生階段。

第三時代兩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第一次魏晉時期來自佛家文化的衝擊,但是,佛家文化與儒家文化有很多共同點,在撞擊過程中很快就融會一處,所以,曆史沒有發生方向性的轉變。但是,第三時代的晚期,自鴉片戰爭開始,受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巨大衝擊,這次打擊是瀕臨銷毀性的,它使曆史的發展發生了方向性的變化。試想,如果沒有近代西方文化對中華文化的介入,中國將在家天下的王朝更替中周而複始的運轉,不會產生資本、資本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不會有民主、自由、共和的訴求。不會有蒸汽機技術、技術進步、技術的擴張性發展,家天下的王朝統治秩序一代比一代“完美”。可謂江山鐵統,越來越鐵。那麽,近代西方文化的衝擊,使中華民族的文化進入了新生階段,而攜帶幾千年傳統文化基因的中國國人進入痛苦的選擇。第一次選擇從黃帝到大禹,曆時100多年,最後,進入家天下的中央與地方分治的君主時代,第二次選擇從春秋到漢初,曆經500多年才穩定進入中央集權的帝王時代,第三次選擇從李鴻章的洋務運動開始,如今已經100多年了。其中康梁變法,百日維新流產了;孫中山革命,建立中華民國,讓蔣介石帶到台灣去了;毛澤東共產革命,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仍然與西方主流文化存在巨大差異,50多年來,改革、改革、再改革,羞答答一步步偏向孫中山指向的路,遲癢癢一撲撲奔向西方主流文化的懷抱。

為什麽說一個孝字看到了中華文化的形成,讓我們追索一下中華文化的緣成曆史。第一時期是三皇時代。三皇是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

燧人氏發現了火,歐洲的普羅米修斯也許在同一個時間也發現了火。這段時間究竟有多長,曆史沒有詳細記載。但是人類是從不知道火到知道火的過程中走過來的。連火都不會用的時代肯定是蒙味時代,人與飛禽走獸在同一個層次中拚死拚活,三五成群,散居著很多部落。疾病、野獸攻擊、洪水、饑餓、近親繁殖等等都會整體性消滅一個部落。這個時期是自然通吃階段,地球完全遵守自然法則,人類任自然法則而生生滅滅。燧人氏部落發現了火,創造了新的飲食文化,疾病減少了,有了抵禦野獸攻擊的強有力的武器,作為一個優秀的人類部落開始規模性發展。規模性發展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增加,人類文化迅猛進步,在這個部落的後期中出現了更加優秀的部落――伏羲氏。

伏羲氏,中華文化的始祖。他製定了亞洲的黃種人最初的倫理製度,建立漁獵技術體係,開發了文化娛樂方式,確定了父權的家庭體係。伏羲氏在早期對人類的貢獻是:第一、建立了基本的人倫製度,避免了近親繁殖,使人類開始優生,減少疾病;第二、發展了漁業技術,與原有的狩獵技術結合,使人類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第三、發明了音樂及其樂器,人類在一起居住,不但有了物質生活,並且開始了精神生活;第四、他建立的文化使中國先民率先從其它種生物中脫離出來,開始在自然法則之上建立了人類生存法則,也就是說,地球上除了自然法則之外有了人類的第二法則。自然通吃法則減弱,自然法則與人類法則成為一對矛盾而存在;第五、伏羲氏應用了人類早就存在於人類的基因中的智慧,人類創造性活動開始。第六、伏羲氏奠基了中醫藥學。據史料記載,伏羲氏的活動時間160年左右,應該是公元前5000年――4800年間。

神農氏,中華文化史中第一個大科學家。農學家,中華農業的鼻祖。醫藥學家,中醫藥技術的奠基人。最近某些曆史學者考證,神農氏曆經8個炎帝,500年時間,與黃帝中原逐鹿的是神農氏的後炎帝。從這些資料推斷,中華民族的三皇時期發現、發明、發展了很多輝煌的技術與人文體係,比較突出的三大技術是火、醫藥、農業,在政體形態建設方麵,製定了以父權為主的家庭體係,和以近親血緣關係的部落管理體係。倫理、農業、醫藥的三大體係的建立,使人類獲得自由發展機會,人類在數量上開始迅速擴張。我沒有機會讀過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但是,就一般常識而言,消除近親繁殖的人類在有食物、醫藥、和平政體的保護下就完全進入正常的繁殖狀態。正常的繁殖狀態至少應該是:一而三,平均每夫婦二人生6個子女,三男三女;40年一代;假設繁殖基數100400年後,10代 ;100乘以310次方則1700多萬了。中國自漢至明人口始終在1000--2000萬之間 。因此,神農氏晚期,人口與資源的矛盾上升,自然開始對人類使用第二法則:資源有限供應法則。

伏羲氏的倫理就是從家庭開始的,那麽中華文化業就是從“孝”字開始。孝,從形體上分析,是土與子的連帶、繼承,是父權,有子說,為人孝了就不可能不忠了,所以,父權是君權的基礎。夏禮、殷禮、直至周禮,都是在逐漸完善“孝”這一關係,後來儒家就更加明確地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逆向推知,小家是夫權,大家是父權,國家是君權。所以,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道,是什麽,很抽象,以後再體會吧。

君子,孔子是如何定義的,在以後的篇節中經常談到,也放在以後去探討。

1.3 子曰:巧言令色,鮮仁矣。” 

微子曰:此節將“仁”的概念第一次提出來,然而,沒有明確定義,這就是早期中國的思想家缺少邏輯方法,以致他們不能成為哲學家,僅僅用排除法說“巧言令色”不是仁。但是,從這裏能看到一個端倪,也就是在當時有很多人不是仁者,但總想冒充仁者,他們巧言令色,裝腔作勢,說的非常好聽,而做起來是另一套,所以是偽仁者。在孔子的學說中,仁,一是作為一個獨立概念,其次,具有仁的人為仁者,施政方針以仁為核心為仁政。仁是儒家學說的大概念。在孔子的印象中,周公旦是仁者,文王是仁者,堯舜是仁者,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王與周公施行仁政。黃帝是聖者未必是仁者。

所以,仁者、仁政是中國早期的雛形的民主人士與民主政權。

孝,愛父祖;悌,愛兄弟姐妹;義,愛朋友;忠,愛君;仁,愛民,甚而愛天下之生靈。所以,與仁相比,忠孝節義都是小愛,隻有仁是大愛。仁,與佛家的大慈大悲等同,與基督的博愛等同。所以,仁者愛人,仁政愛民。但是仁政與當代的民主的最大區別是,仁政是靠施政者的仁人之心而或可愛民,民主是民與施政者有“簽約”,施政者有“簽約”製衡必須愛民,作為中國早期文化的不足就在於總是寄希望出現仁者總領天下,而沒有設想總領天下者必須用製度去約束他必須施行仁政。

那麽,我們作為孔子的後中國人,就不要放棄仁,不要放棄對仁者的思慕,不要放棄仁政的追求。而繼續要做的就是如何使仁政永續,如何使仁者永出,如何使仁者而成為執政者,而不仁者、偽仁者,尤其是巧言令色的偽仁者不能成為總領天下的執政者。

1.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微子曰:曾子,曾參,孔子的好學生,後來寫過“孝經”而成為聖者之一,家族與孔、孟、顏合而為四個聖人家族。但是,孔子反複誇讚過顏回,而沒誇過曾子,看來,曾子在修養方麵一定要遜顏回一籌。

曾子的天賦修養不如顏回,但後天很努力,一日三省,可見其修養的功力。

為人謀而不忠乎?-- 屬於人文修養;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屬於人品修養;傳不習乎?-- 屬於文化修養。

我一個同學十年加拿大生活有個感慨:你買西人的車,他的車有什麽毛病,他會一點不隱瞞的都告訴你,你買東方人的車,無論是中國人、中東人、東南亞人、甚至南韓與日本,他的車的毛病能夠瞞住不告訴你就不告訴你。-- 這就是人文修養,用中國話說,就是奸詐與不奸詐。為什麽現在的西方人與東方人有如此之區別,是來源於基因,還是來源於社會生態?!如果來源於基因,那就沒治了,如果來源於社會生態還可修補。這方麵寄希望曆史學家去考證吧。

但以我的淺薄曆史知識覺得,中國在春秋之前,人文素質應該很好的,被後中國人嘲笑的宋襄公與楚國打仗,就要等楚人過了河,擺好陣勢才開戰,我感到宋襄公遵守的是與人謀而忠;用現在的話是遵守潛規則,用我們老鄉的話說就是“講究”。齊莊公被崔杼殺了,太史(國家史學秘書)要記下來,崔杼把太史殺了,太史的兒子來了還要記,太史的同事來了,說崔杼要再殺太史的兒子,那就由他記,崔杼害怕了,不殺了,任他們記。文王時代,畫地為牢,劃個圈子就把犯人圈在裏麵;秦始皇囚禁他的母親,大家以為他不孝,屍諫27人,後來的曆史也有屍諫(包括近代的譚嗣同近於屍諫),但每次的人數是越來越少了;中國自從進入帝王的專製政權以來,對於仁者、君子、正直的人施行政治性的生態淘汰,由此使當前的中國國人的人文素質變得很讓人不恥!

說個不是事的事,有一次問一個天津人,你們天津與北京離得那樣近,怎麽說話的口音不一樣,天津人不無嘲諷的說:我們天津是軍人的後代,北京人是太監的後代。太監哪來的後代,我反擊說,太監有了權,有了錢,就把他們的親屬都弄到北京去了嘛――這是茶餘飯後的玩笑,早年的北京除了太監還有很多官宦人家,不過,這段玩笑也反映了2000多年帝王的中央集權,亂殺無辜,給中國人客觀上造成了生態選擇,一些忍者生存下來、一些諂者生存下來,而不諂不忍,或流於貧窮而繁衍數量低,或者被殺掉了。所以,我還是認為,東方人的人文素質差的原因不是基因問題,是社會生態的選擇與淘汰。

我的青少年時期是我國全麵公有製時期,那時農村是生產隊,在農村長大的我和我的夥伴們在心理有個潛規則--占點生產隊的便宜不覺得可恥,生產隊的東西是大家的嘛,所以,晚上去偷生產隊的瓜,秋收時借勞動的方便偷點小東西裝在兜裏都沒有良心的譴責。

最近,錦濤胡主席提出八榮八恥論,我總是記不住。我覺得十榮十恥也難以概全我們應該知道的榮與恥,而一句“為人謀而不忠乎”,作為恥之綱,還需要說目嗎,目,由諸多平民知識分子去全麵擴充也許更好一些。

當前的中國國人為人不忠的行為比比皆是,說大的,偷稅漏稅,生產假藥,騙取貸款,買官賣官等等;說小的上車擁擠,買票不排隊,等等,等等。

有些人也許總想有大作為,談民主、談自由、談憲政。但是,我覺得我們中國人首先應該談“為人謀而不忠乎”。如果我們的國民素質是為人謀而不忠,又安談民主與憲政?那就如用我們中國人的粗糙的家織布作西人燕尾服一樣不倫不類。當然,民主、自由、憲政能夠改變人文素質,改變社會人文狀態,兩者有互動的一麵。但是,談民主、自由、憲政就不能不談人文素質,離開人文素質的提高談民主,就會把民主、自由、憲政束之高閣而陷入空談。

曾子與孔子都是當時社會的平民階層,作為平民知識分子,他們憧憬一個和諧的平民社會,曾子身體力行,用現在的話說是從我做起。可歎的是後儒學幾千年沒有把這句至理名言當作重要的事件,人們重視的是曾子三省吾身的形式而不是內涵,也許也一省、二省,但省的卻另一回事了,一般當官的省的是:今天是否得罪了上級?貪官省的是:我拿的錢是否安全?平民小知識分子省的是:我的禮應該送給誰,應該把誰作為靠山比較把握,很少有人想,或者一天一想,或者一周一想:“為人謀而不忠乎”!

“為人謀而不忠乎”,屬於內修,它應該來源於人的宗教情愫。(未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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