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8日，柴靜拍攝的《穹頂之下》上網，引起中外觀眾的廣泛注意。據說48小時，《穹頂之下》的點擊量已經超過2億，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最熱播的視頻了。筆者認為，柴靜的《穹頂之下》拍攝得相當不錯，雖然內容上有一些還需要改進和斟酌的地方，但是在給中國百姓進行一次關於空氣汙染的危害、特別是微塵粒PM2.5汙染危害的教育，柴靜確實是一個優秀啟蒙老師，《穹頂之下》確實是一部合適的啟蒙教材。
但是到了3月2日，中央宣傳部門作出指示，《穹頂之下》慘遭下架的命運，隻是在國外的一些網站上才能看到。曾經支持柴靜的環保部新任部長，一位海歸的生態環保學專家，也不敢公開出來重複他先前對柴靜、對《穹頂之下》的支持。據說下架的原因是3月3日要開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大會，《穹頂之下》所描述的空氣汙染的狀態，妨礙兩會的氣氛。其實《穹頂之下》慘遭下架的原因並非如此。
緊接著，中國網站開始了一番對柴靜猛烈的攻擊，最主要的罪狀隻有一條：柴靜《穹頂之下》的背後黑手是美國，依據有三：
第一，資金來源：柴靜稱她自己投資了100萬元人民幣拍攝這部視頻。但是有人指責說，美國福特基金會出資創辦的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是背後真正的金主，因為柴靜在視頻結束前特別感謝了美國的自然資源保護協會。有人列舉美國福特基金會在世界上資助許多顏色革命的事例，《穹頂之下》就這樣與顏色革命連在了一起。
第二，數據來源：有人把《穹頂之下》和美國航空航天局連在一起。他們曝光說，柴靜已經離開中央電視台，處於無業狀態，沒有記者證（美國承認中國宣傳部門發的記者證？），怎麽能夠從美國航空航天局得到這麽多的數據？柴靜還和美國的官員一起在美國的馬路上檢查車輛的廢氣排放，沒有美國政府的支持，怎麽可能？
第三，最終目的是為西方壟斷企業服務，瓦解中國國有企業，占領中國市場。《穹頂之下》大力鼓吹能源市場化、私有化。眾所周知，汙染的根源本與私有化和市場化密不可分，一定意義上甚至是其直接產物。《穹頂之下》的目的是瓦解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讓中國經濟失去支柱。隨後就是中國的能源甚至經濟命脈被乘虛而入的西方壟斷企業所控製雲雲。
這些罪名都很大。看來《穹頂之下》真是美國的一個陰謀，借環境保護的陰謀，要複辟私有製和重建資本主義製度。所以兩會結束之後，柴靜的《穹頂之下》也沒有重新閃亮登場，而是被擱置在被遺忘的角落。
為什麽一部關於環境保護的啟蒙視頻會和隱藏在背後很深很深的美國陰謀聯係在一起？為什麽一部關於環境保護的啟蒙視頻會和複辟私有製和重建資本主義製度聯係在一起？而且還有這麽多人相信！
這必須從現代環境保護這個概念被引入中國說起，在這之前需要簡單地介紹一下世界對現代環境保護認識的過程。
二、世界對現代環境保護的認識過程
世界對環境現代保護的認識，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不認識階段。這個階段從工業革命開始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其規模、其速度是農耕時代根本無法想象的。人們沉浸在經濟奇跡的歡樂之中，忽略了人類為此付出的沉重生態環境代價。這個階段中發生不少震驚世界的汙染事件，如倫敦空氣汙染事件、洛杉磯空氣汙染事件、日本鎘汙染事件、德國萊茵河水汙染事件、德國魯爾區空氣汙染事件等等。通過這些事件，人們逐漸開始認識空氣、水、土壤汙染的危害，追尋汙染的來源。
第二階段：覺醒階段。這個階段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1962年《寂靜的春天》這本書在美國出版，作者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是一位生物學家。《寂靜的春天》一書關注濫用農藥的危害，指出未來的森林裏沒有鳥叫，河流中沒有魚遊。卡森女士在書的結束處嚴厲地批判了人類“控製自然”的狂妄。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非常準確地給卡森女士的曆史功績做出定位：《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應該恰當地被看成是現代環境運動的開始。
1972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困境的報告》是另外一部對民眾和公權力覺醒有重大影響的著作。該書從人口、糧食、工業發展、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和汙染五個參數出發，通過模擬模型證明，指數式的經濟增長將給地球和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羅馬俱樂部告誡人們：“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類活動越是接近地球支撐這種活動的能力極限，對同時不能兼顧的因素的權衡就變得更加明顯和不能解決。”
這裏要特別提到的是1970年美國政府通過了《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最早挺身而出、推動這項法案的是一群普通的家庭婦女，她們的目的就是“保護我的孩子”。施密特教授經過實驗研究，破解了汽車尾氣排放的與空氣汙染間的關係。1970年4月22日，美國兩千萬民眾在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抗議空氣汙染、呼籲保護環境。這次群眾遊行使得美國政治家認識到環境保護立法的迫切性，這一年美國總統尼克鬆簽署了《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清潔空氣法》規定：任何人均可對違反環保法律的行為提起訴訟，而不要求與訴訟標的有直接利害關係，開創了曆史新河。就是說，保護環境，是每一個人的權利。如今，每年4月22日被美國政府定為“地球日”，紀念這次民眾遊行活動。
第三階段：認識和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從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尚未結束。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通過了全球性保護環境的《人類環境宣言》和《行動計劃》，號召各國政府和人民為保護和改善環境而奮鬥。按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各國有自己的環境政策開發自己資源的主權；並且有責任保證在他們管轄或控製之內活動，不致損害其他國家的或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的環境。《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開創了人類社會環境保護事業的新紀元，這是人類環境保護史上的第一座裏程碑。會議開幕的那天，6月5日也就成為了世界環境日。受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M.斯特朗（M. Strong）的委托，英國經濟學家B.沃德（B. Ward）和美國微生物學家R.杜博斯（R. Dubos）為《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專門撰寫了《隻有一個地球——對一個小小行星的關懷和維護》一文，作者呼籲：“我們隻有一個地球，如果它被破壞了，我們別無去處。如果地球上的各種資源都枯竭了，我們很難從別的地方得到補充。我們要精心地保護地球，保護地球的生態環境。讓地球更好地造福於我們的子孫後代吧！”
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G. H. Brundtland主持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表了《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損害子孫後代發展的需要”的發展。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大會》，並發表了《裏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可持續發展成為《裏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的亮點，可持續發展由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三大支柱組成，旨在以平衡的方式予以實現。2000年189個國家領導和代表在紐約共同簽署《聯合國千年宣言》，《宣言》強調：各國發展應該尊重自然價值，應該謹慎地對所有生物和自然資源進行管理，保護自然給予我們的無窮財富應對全球化挑戰應該做到代價與惠益均衡。2002年聯合國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可持續發展首腦峰會》，通過了《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執行計劃》和《約翰內斯堡宣言》。與會代表認識到，人類對地球的掠奪性使用目前已超過地球能力的20%，支持人類生存與空間經濟發展的四大支柱－－森林、海洋、耕地與草場、氣候繼續遭到巨大破壞。如，森林以每年1400萬公頃的速度減少，全球土地沙漠化已嚴重威脅到100多個國家。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丹麥首都舉行，這次被稱為“拯救人類的最後一次機會”的大會卻沒有達成任何有實質意義的結果。2012年聯合國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召開《可持續發展大會》，“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背景下的綠色經濟”和“促進可持續發展機製框架”是會議的兩大主題。從1972年的德哥爾摩的《人類環境宣言》到今天，人類對生態資源環境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和發展，但是行動卻遠遠落後於認識。
三、中共中央調查部引進了現代環境保護概念
1966年中國開始文化大革命，把自己閉關封鎖起來，期間中蘇關係處於緊張狀態，1969年春中蘇發生了珍寶島戰爭。中國一直在尋找和美國改善關係的機會，以改變前後受敵的狀況。1969年1月20日美國新總統尼克鬆上台，尼克鬆本人和尼克鬆的政策成為周恩來最為關注的重點。
熊向輝在《我的情報和外交生涯》一書指出：周恩來是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創者，最早開始抓“環保”工作的時間是1969年春。熊向輝回憶道：1969年1月20日尼克鬆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並發表就職演說。在國內政策一段中提到了保護環境：“為了實現我們的充分就業、改善住房和良好教育的目標，為了改建我們的城市和改進我們的農村地區，為了保護我們的環境和提高生活質量——為了所有這些和更多的事情，我們一定要趕緊奮力前進。”《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一篇《走投無路的自供狀——評尼克鬆的“就職演說”和蘇修叛徒集團的無恥捧場》的文章，毛澤東認為可用，但指示應同時發表尼克鬆就職演說的全文。這樣，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第五版下轉第六版下方刊載了《一篇絕妙的反麵教材——美帝新頭目尼克鬆的“就職演說”》。
熊向輝繼續寫道：“周恩來閱讀文件書報時，一向十分認真，遇有不明白的詞句就要有關人員迅速查告。周恩來不清楚尼克鬆就職演說中的‘保護環境‘是什麽意思，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不了解，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科技單位、大專院校工作陷於停頓，不便查詢。為此，周恩來指示中共中央調查部的研究局從近年的國外書報雜誌中選擇有關材料，進行整理編輯，內容包括：環境保護的意義，形成汙染（日本稱為‘公害‘）的原因，汙染造成的危害，西方學者對汙染問題的看法，有關國家政府部門準備采取的對策等，並附有從日本雜誌上剪輯的幾十張彩色圖片，從中可以看出：工廠排出的濃煙對天空的汙染，被汙染了的富士山、琵琶湖，因汙染而死亡的鳥類和魚類，‘酸雨’破壞的森林，‘水俁病’造成的身體畸形等等。”
熊向輝，中共情報機構最高負責人之一。情報人員深入敵方，被稱為深入龍潭虎穴。中共情報機構的最優秀的六個人，被稱為龍潭前三傑與龍潭後三傑。龍潭前三傑為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龍潭後三傑為熊向輝、申健和陳忠經。
熊向輝1919年4月出生在山東省掖縣的一個官宦家庭，父親曾任掖縣縣長、湖北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長、湖南高等法院院長。熊向輝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係，不久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2月到國民黨胡宗南部隊服役，為共產黨從事秘密工作。1938年進黃埔軍校第七分校第15期學習，1939年畢業。畢業後一直任胡宗南侍從副官、機要秘書。1943年熊向輝向在延安的黨中央提供胡宗南閃擊延安計劃的秘密，致使胡宗南計劃流產。為此毛澤東稱讚熊向暉，說他一人可以頂幾個師。1947年熊向輝到美國留學，1948年獲社會科學碩士學位。1949年接到周恩來的命令回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熊向暉先後擔任過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駐英代辦和駐墨西哥大使，常常以“總理助手”的身份出現，其真實身份為中共中央調查部負責人，是一位披著外交官外衣的中國間諜負責人。1971年11月中國加入聯合國後，熊向暉出任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代表。熊向暉晚年相當淒涼，牢騷滿肚，他說：“我做什麽外交官？還不是利用我情報的特長？當然，中國外交官都是要搞情報的，可是特務的身份一經公開，人家不把你當外交官，隻把你看作一條狗啊！”“我的晚年像個討飯的，人家流氓坐天下。”
必須指出的是，熊向輝的上述回憶可能有錯，因為他所引用的尼克鬆這段演說，是尼克鬆第二次當選總統、在1973年1月20日就職演說的內容，不是在1969年1月20日，而且翻譯內容也有偏差。
但是可以這麽理解，1969年中蘇發生珍寶島戰爭前後，熊向輝領導的中共中央調查部受命收集關於尼克鬆政策的情報。當時正好是美國民眾環保意識覺醒的時代，也是美國民眾施加壓力，要求政治家修訂《清潔空氣法》的時代。尼克鬆競選總統並要想獲得成功，就不得不順應民意，把環境保護作為重要國策之一。
在美國被捕的中國間諜金無怠在庭審中承認，1960年代，他為中國提供關於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情報，包括尼克鬆總統希望和中國建交的情報。金無怠稱他對中美兩國建交有功。由此可見，金無怠和熊向輝提供的信息基本一致。
熊向輝在《我的情報和外交生涯》一書中隻記錄了環境保護這個概念引進中國的過程，沒有透露中共中央調查部對這個信息的具體評價。但是從書中記錄的周恩來對環境保護這個概念的理解，不難看出，隨著現代環境保護這個概念的引進，同時也產生了“環境保護陰謀論”。
周恩來當時就說：保護環境是關係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必須高度重視。不能等待汙染成災再去治理，必須及時治理，抓緊治理；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治理，而要綜合治理，變“廢”為“寶”。不僅要治理汙染，而且要防止汙染，改善生態環境。國家必須為保護環境花一筆錢，更要注意提高各個地方、各個工廠企業的積極性，發動群眾，自力更生。針對西方一些學者提出的“減少汙染，必須減少工業”的論點，周恩來說：“我們必須發展工業，同時又要防治汙染。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能夠實現沒有汙染的工業化。”
必須指出的是，所謂西方一些學者提出的“減少汙染，必須減少工業”的觀點，在世界生態環境啟蒙過程中，並不占主導地位，但是周恩來非常敏感地將這個觀點選擇出來加以強調，是因為他認為，西方發達國家以防止汙染和改善生態環境為借口，來阻止中國的發展，不能上當受騙。這種“陰謀論”的觀點一直貫穿在之後的中國參與國際環保政策的製定之中。
從國際生態資源環境理念的發展來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一個覺醒階段。周恩來在1969年能夠認識到保護環境是關係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就說明，雖然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與世界隔離，但是生態資源環境的理念，還是通過某些窗口，哪怕是特工的窗口，傳到了中國上層。周恩來認為中國能夠實現沒有汙染的工業化，這應該是社會主義新路的最早想法。
1971年7月11日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上午版）第三十八頁刊載了瑞典《快報》9日刊登該報記者博·貢納爾森發自東京的一則報道，稱中國是世界各國環境保護最好的國家。報道說：“西方世界對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怎樣進行環境保護了解極少。但毫無疑問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廢物利用方麵是”世界冠軍“。如果中國是像美國一樣的消費社會，那麽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就要被垃圾、工廠的煙和廢氣窒息而死。”
四、環境保護陰謀論和汙染的根源本是私有製和資本主義製度
197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1971年冬到1972年初，北京出現食物中毒事件，一些人食用了市場上出售的來自官廳水庫和下遊永定河的魚而中毒，原因是永定河與官廳水庫被工業廢水汙染。這件汙染事件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重視，認識到環境保護的緊迫性。
緊接著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中國派出以燃料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唐克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並在6月10日的全體會議上發言。通過唐克的發言，環境保護陰謀論和汙染的根源本是私有製和資本主義製度的理論正式確立。
唐克在發言中指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區，人類環境受到汙染和破壞，有的甚至形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空氣受到毒化、垃圾成災，河流、海洋遭到汙染，影響動物和植物的生長繁殖，阻礙經濟的發展，嚴重威脅和損害廣大人民的身體健康，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深切關心。維護與改善人類環境，向公害作鬥爭，已成為保證人類健康發展的一個迫切任務。我們認為，當前，某些地區的公害之所以日益嚴重，成為突出的問題，主要是由於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特別是由於超級大國瘋狂推行掠奪政策、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造成的。”
唐克在發言中特別強調：“在維護和改善人類環境問題上，我們的主張是：支持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地發展民族經濟，按照自己的需要開發本國的自然資源，逐步提高人民福利。各國有權根據自己的條件確定本國的環境標準和環境政策，任何國家不得借口環境保護，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國際上任何有關改善人類環境的政策與措施，都應該尊重各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當前和長遠利益。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掠奪、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堅決反對超級大國以改善人類環境為名，行控製和掠奪之實。對於那些侵犯別國主權，破壞別國資源，汙染和毒化別國環境的肇事國，受害國家有權製裁並要求它們賠償損失。對於那些向公海傾瀉有害物質、汙染海水、破壞海洋資源、威脅航行和沿海國家安全的行為，應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製止。”
鑒於這樣的認識，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德哥爾摩的《人類環境宣言》上簽字，也沒有參加德哥爾摩《行動計劃》。
五、中國簽署《裏約環境與發展宣言》與環境陰謀論的暫時隱去
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大會》，183個國家的代表團和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等70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出席了會議，102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親自與會。這次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團長是國務委員宋健，他在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建立“新的全球夥伴關係”的基本原則》的演講。
應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和巴西總統科洛爾的邀請，李鵬出席了這次大會。當時正是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年，由於世界各國的抵製，李鵬這個總理很少有機會出國進行國事訪問。裏約熱內盧會議給了他這麽一個機會，到國外去走動走動，在大會上做個發言，展示一下風貌。
1992年6月12日，李鵬做大會發言，提出了解決世界環境與發展問題的五點主張：
第一：必須堅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向協調；
第二：保護環境是全人類的共同任務，但是經濟發達國家負有更大責任；
第三：加強國際合作要以尊重國家主權為基礎；
第四：環境保護和發展離不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第五：處理環境問題應當兼顧各國現實的實際利益和世界的長遠利益。
在李鵬的講話中，找不到環境陰謀論的詞藻。李鵬還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成立了由中外著名人士組成的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就我國的環境與發展問題提供谘詢，這體現了中國政府對解決環境與發展問題的誠意和決心。”
在裏約熱內盧的《環境與發展大會》上，中國代表團團員也沒有了關於環境陰謀論的言論。與1972年6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完全不同，中國簽署了《裏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二十一世紀議程》、《關於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共5個文件。
李鵬在發言中提到由中外著名人士組成的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是1992年4月19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簡稱國合會CCICED），作為中國政府的高級國際谘詢機構，對一係列環境與發展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廣泛吸收國際上在這方麵的先進經驗，定期向中國政府提出改進和協調環境與發展問題的相關政策建議。中方組長是國務委員宋健，外方組長是加拿大國際發展署前署長拉貝爾女士。
六、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和堅決捍衛中國的汙染權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方會議，簡稱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或者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由於《京都議定書》2012年到期，因此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應該製定新的目標和標準，達成新的協議。所以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喻為“拯救人類的最後一次機會”。
在2009年這一年經過多次國際談判和會前準備，各國以不同方式表示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如美國準備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溫室氣體百分之四左右；俄羅斯準備在1990年至2020年期間將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減少三百億噸；澳大利亞準備在未來十年內較2000年減少百分之五到十五；印度準備至2020年在2005年的基礎上削減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中國也承諾以顯著幅度將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減少到低於2005年的水平，這些承諾給會議將取得成功帶來良好的前景。會議組織者甚至希望達到更高的目標，通過在2050年前全球減排50%，發達國家減排80%的方案，他們希望各國領導人能在最後商討中達成進一步的妥協。因此丹麥政府邀請參加國首腦到哥本哈根參加會議，共同宣布這個曆史性的文件。美國總統奧巴馬、中國總理溫家寶等都接受了會議的邀請，準備去創造和迎接這個偉大曆史時刻。
2009年11月26日，中國政府公開宣布了控製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動目標：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
中國的行動目標剛剛公布，世界媒體均正麵報道，中國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決心大，步子也大。對比印度，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礎上削減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但是幾天之後，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發生顛覆性的變化：各國紛紛撤回先前的許諾，澳大利亞政府更是威脅要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非洲國家集團（G77）也揚言要退出大會，12月16日大會主席職務——丹麥首位氣候部長赫澤高辭職，隻好由丹麥首相拉斯穆森頂替。
毛病就出在中國的行動目標上。中國先前承諾以顯著幅度將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減少到低於2005年的水平，這裏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但是從後來公布的行動目標來看，這恰恰是錯誤的理解。中國所指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是指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從2005年到2020年一共15年，平均每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減少3.35%或4.52%，即可達到下降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目的。而中國每年的GDP隻要超過這個數據（而且肯定是超過），中國二氧化碳的絕對排放量還是會大幅度增長，這是參加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其他國家所不能接受的。
溫家寶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沒有做出任何讓步，他捍衛了中國的汙染權，導致會議實質性的失敗。當然在溫家寶身後有那麽一批所謂的專家，他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理論依據，比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自工業革命以來的人均累計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等。
表現得最淋漓盡致的是科學院副院長丁仲禮對柴靜的責問：“難道中國人不是人嗎？”“為什麽你洋人要消耗一個中國人四倍的碳排放量？”
丁仲禮的理論就代表了“環境保護陰謀論”，發達國家利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來限製中國的崛起和發展。丁仲禮認為，如果接受西方國家的要求，中國今後從2020年以後，每年花一萬億人民幣去買二氧化碳排放權。
劉竹撰寫的《哈佛中國碳排放報告2015》指出：中國是當前全球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最高的國家。中國在1950年的碳排放總量僅有546萬噸，在1950年至2012年這60年期間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增長超過100倍，其同期增長速率遠高於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2007年中國碳排放總量超過美國躍居全球第一，至2012年中國碳排放總量已經相當於美國和歐洲排放的加總。在中國30餘年強勁經濟增長的推動下碳排放快速增長，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碳排放在十餘年時間內增長了3倍。在2010年至2012年間，全球有73%的碳排放增長來源於中國。
根據美國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為聯合國收集的數據，2010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8,240,958千噸，而美國為5,492,170千噸。2015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上升到10,641,789千噸，占全球的29.51%。2015年比2010年增加了29%；而2015年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下降到5,172,338千噸，占全球的14.34%，不足中國的一半。2015年比2010年減少了5.8%。
雖然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如美國多，但是丁仲禮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單位國土麵積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國的國土環境容量是否能夠承受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高速增長？
按美國國土麵積9,826,675平方公裏與中國國土麵積9,640,821平方公裏計算，2015年美國平均平方公裏二氧化碳排放量為526噸，中國為1104噸，中國為美國的兩倍。按照全國政協委員謝振華的估計中國將在2030年出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而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還會降低。未來中國平均平方公裏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為美國的三倍。
2010年中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6.2噸，而世界平均水平為4.9噸；2015年中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7.7噸，而世界平均水平依然為4.9噸。
空氣汙染程度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成正比。1992年成立的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指出：大氣汙染造成巨額的經濟損失和嚴重健康影響。中國的大氣汙染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已經凸現，經濟損失驚人。中國首部環境綠皮書《2005：中國環境危局與突圍》指出：據研究，空氣汙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為導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汙染和經濟成本約占中國GDP的3%至8%，相當於廣東和上海GDP的總和。另一個數據是，到2020年，中國僅為燃煤汙染導致的疾病就將付出390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許多大城市肺癌標化死亡人數增加了8至10倍。
美國芝加哥大學能源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指出，如果將空氣汙染降至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標準，中國各大城市的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將延長2-7年不等。此話的意思是，現在空氣汙染造成壽命的縮短2-7年不等：
這些研究都表明，堅決捍衛中國的汙染權，最終結果是減少中國人的壽命。而所謂的“環境保護陰謀論”的目的，不是利用環境保護來限製中國的崛起和發展，而是讓中國人更加長壽，更加幸福。
《零八憲章》在前言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的）這些政治進步迄今為止大多停留在紙麵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係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製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製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零八憲章》第17款環境保護規定：“保護生態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為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明確落實國家和各級官員必須為此承擔的相應責任；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知行合一，為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這是中國解決環境和發展的關鍵。
1969年中國引入了現代環境保護的概念。1971年7月9日瑞典《快報》記者博·貢納爾森認為中國是世界各國環境保護最好的國家。可見那時，中國的生態環境都處於一個較好的狀態。周恩來當時認為：保護環境是關係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必須高度重視。接下來的幾代領導人，對生態環境保護，都做過許多重要指示。但是，中國政府是知而不行，生態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隻是停留在口頭上，停留在報告中，而在行動上則完全是另外一樣。
撰寫《中國之毀滅》一書的鄭義先生對柴靜的一段話話十分讚賞，柴靜問：“你們到底是什麽人？前30年你們拚命毀文化，後30年你們拚命毀物質。夜以繼日地挖取地下資源賤賣掉，強拆地麵的民房，汙染河流空氣，用高稅負和低工資榨乾百姓，我們的子孫沒有了生存資源。你們的子孫移民走了。你們到底是什麽人？為什麽這麽恨這個國家，毀之唯恐不及。”柴靜的話揭露了一個事實，以環境保護陰謀論來保護中國的環境汙染權，最終受害的是中國的老百姓。
由於環境保護概念引入中國，是通過中共中央調查部。出自安全部門的習慣思維和基本理念，資本主義國家利用環境保護來限製中國工業化的“環境保護陰謀論”也隨之新概念的引入而產生，並發展出汙染的根源本就是私有製和資本主義製度的理論。直至今日，“環境保護陰謀論”在中國依然有很大市場，阻礙著中國為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的可持續發展的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