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焦慮的時代，讀書何以成為奢侈之事？青年小說家重木分享了王小波的雜文自選集：《我的精神家園》。王小波的深沉幽默本身就值得反複閱讀，但這樣的幽默背後是在呐喊些什麽？今天，我們跟隨重木這篇《艱難的幽默》一起來探討一下。】
讀小波先生這本散文集的最大感受就是這個人很幽默。那些短小的文章裏時常會出現讓人忍俊不禁的句子和話，你會感覺到自己並不是在看文章，而是就麵對麵地聽一個幽默的人給自己說一些故事、一些瑣事和他自己的經曆。在這些文章中，作者反複提及了中國人對於幽默的一種距離，雖然我們也有自己的玩笑，但在某種程度上它與作者所說的幽默還是有所區別的。
在《外國電影裏的幽默》這篇短文裏，作者說“幽默在這個國家（作者按：中國）就成了高深莫測的學問。”中國人不大幽默，這一形象直到如今也還是許多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印象之一。我們隻要看一看國外電影或電視劇中出現的中國人就知道了（雖然其中往往有種族歧視之嫌）。但即使再胡編亂造，也是因為存在著一些現實。
其實，不用外國人，即使我們自己也能感覺到開個玩笑或是幽默，一不小心在這個國家就會弄出問題。前段時間喜劇演員賈玲不就因為搞笑所謂的“民族英雄”花木蘭而飽受批評，最終也不得不道歉嗎？
幽默有時候確實會闖禍，這也和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有關係。法國《查理》搞笑穆斯林的默罕默德，結果導致槍擊之禍，成了整個世界的新聞。如果我們經常關注國外新聞，便會知道，《查理》槍擊案並不是第一次因為報紙雜誌開了宗教領袖的玩笑而遭到襲擊的，這樣的事情在荷蘭同樣發生過。《查理》一事讓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始從各個方麵反思和討論，當然其中必然涉及幽默，政治漫畫的幽默。這是一項源遠流長的傳統，並且如今在西方諸國依舊分外引人注目，但在中國，就如小波先生所提到的那樣，特定事情，即使幾句笑話也會引來殺身之禍。
中國以前有政治漫畫，但隨著之後數次政治運動，畫漫畫的畫家被打倒和迫害，畫幽默的政治漫畫成了危險的工作，漸漸地也就沒多少人敢做了。但最近這些年，我們時常還是會在網絡上看到一些政治漫畫，依舊保持著力量，也依舊讓人會心一笑，甚至大快人心。
其實，在中國，自古以來對於幽默就是不看好的，甚至是排斥的。在《易經.家人卦》中有這麽一段話，說：“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孟子在注《論語》中“言中倫”時說“倫，序也。”而這“序”是從孔子開始的儒家就分外注重的東西，是其政治思想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上麵《易經》裏的那段話真是能讓我們看明白許多事情，對過去和當下發生的新聞事件有一個更為深入的理解和認識。讀小波先生這本隨筆集的有趣地方之一便是，他在文章中所說、所抱怨甚至開玩笑的一些事情，直到如今依舊存在和發生著。十多年過去了，在某種程度上，中國還是那個中國，中國人的一些性格和行為依舊如此。
回過頭來我還是談《易經》中的那段話，在這裏，它討論了“君”、“父母”、“兄弟”和“夫婦”這些倫理關係，並通過“嚴君”和“父母之謂也”把政治和家庭聯接起來，這是中國政治頗為重要的特色之一。即家庭的設計其實是反映著國家的政治體係設計，或者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的家庭模式是模擬政治模式設計的。朝廷上有“嚴君”，那麽家裏就有“嚴父”；朝廷上君臣關係等級分明，家庭裏兄弟、夫婦關係同樣如此，孟子他老人家不是說了嗎，“倫，序也。”需要有秩序，皇帝才能統治；需要有秩序，家庭才能維係。《紅樓夢》裏，把寶玉當成心肝肉的史老太君所描述的寶玉與其父的關係（“像耗子見著貓似的”），反映的正是這一套儒家思想。
那麽這些東西和我們所說的幽默有什麽關係呢？當然大有關係，秩序的存在是為了防止暨越，作好自己的角色。像“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這些，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也就知道了自己的行為準則如何。這樣一來，每個人都安分守己，自然不會出現什麽大亂子。但如果突然有一天，臣子對皇帝開了玩笑，或是兒子和老子開了玩笑，你覺得孟老夫子還能坐得住嗎？那一套嚴格有序的禮法能容忍你嗎？有人或許覺得一個玩笑而已，又能怎麽樣？但正是這個“而已”的玩笑，它有意無意所挑戰甚至是破壞的正是上麵我們所說的那一套鐵鼎般的秩序，而這個秩序正是政治所維係的根本。
就好像伽利略因為同意日心說而遭到的壓力和審判一樣。為什麽梵蒂岡教會如此反對日心說？原因就在於教會所提倡的地心說是其權力來源的基礎，經不得任何人的挑戰。玩笑和幽默時常自知不自知地也就充當了那個挑戰的角色。
小波先生經曆過“文革”，所以他知道在那個危險時期，人們是多麽的敏感和瘋狂。不要說是一個玩笑，就是一些語義或是語音上的一些問題都會被無限放大，最終成為人民群眾的敵人。在《電影.韭菜.舊報紙》這篇文章中，小波先生寫道，“假如銀幕上有偉大領袖在內，就隻當眾下跪，左右開弓扇自己的嘴巴，請求全體革命群眾的原諒。”這不會是什麽胡編亂造的事情，在“文革”中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
一些報紙也很嚴肅地分析，像西方那些脫口秀形式動不動就嘲笑領導的，不符合中國國情。為什麽？因為自古中國政治就教導百姓，統治者是神之子，官員是“父母”，你怎麽能開父母的玩笑呢？對父母不尊敬呢？所以，到這裏，我們就又說回上麵那一套，也就能看出玩笑和幽默與主流儒家政治思想的衝突了。
在一部德國電影《竊聽風暴》中，東德的一個政府小員工因為在吃午飯時說了一個關於當時“偉大領袖”的笑話而被調到地下室開信封。宋朝大儒朱老夫子說：“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說的也還是那個道理：整日不要嘻嘻哈哈，開玩笑做幽默，嚴肅點！
另外一方麵，在我看來，幽默還是一種個性，而說到個性，對於在儒家思想下過了幾千年的中國而言，同樣不是什麽主流價值。而個性這種東西，對於許多心懷不軌的政府而言，同樣不是什麽好事。你看納粹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他們提倡個性嗎？自然不會，為什麽？因為它和幽默有著相似的內核，即存在著對於秩序、安分守己和集體的一種潛在危險，甚至是破壞。我們是在集體主義中成長起來的國家，在“文革”中，隻有偉大領袖和革命群眾，沒有個人。個人在那時的命運是令人唏噓的，那些悲劇我們也都知道一二。提到個性，我想起胡適之先生曾經說的一段話，他說：“有人說，你要為爭取國家的自由而放棄自己的自由，我說，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在整齊劃一和統一思想的國家和許多時期，我們都知道那些打著“為國家自由”、“為國家、為人民”旗幟的行為最終所導致的悲劇，即個人消失，任何不同意、不讚成和不擁護的人都麵臨危險。古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是可怕的一句話。
而說到個性，小波先生這本集子裏還提到了個人尊嚴。在《個人尊嚴》這篇文章中，他說：“有人無尊嚴，有一個簡單的判據，是看他被當作一個人還是一個東西來對待。”
第一是別人如何看待自己，第二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
他所舉的擠火車和上公共廁所的例子難道不是直到如今我們都依然在麵對的事情嗎？前段時間，大陸和香港矛盾重重，其中有幾條新聞都是關於大陸遊客的一些習慣所引起的，像走路的時候完全不懂得避讓，而是橫衝直撞，一派此路是我開，老子獨大的感覺。梁文道先生也多次提到，大陸一些行人走路總會撞其他人，是因為他並不把對方當做和自己一樣的人，而是把對方當成阻礙自己前進的某個障礙或東西。這就是小波先生說所的個人尊嚴問題。
小波先生同時也注意到我們對於個人尊嚴的忽視同樣有文化傳統的影響，“中華禮儀之邦，一切尊嚴，都要從整體和人與人的關係上定義，就是沒有個人的位置。一個人不在單位裏、不在家裏，不代表國家、民族，單位存在時，居然不算一個人，就算是一塊肉。”
後麵這句話讓我想起梁漱溟先生和偉大領袖的一次爭執，梁先生最終說大不了不當這個委員，而偉大領袖則告訴他，如果他不當這個委員，就有可能餓死。這或許會讓人覺得很奇怪，因為古時中國那麽多因厭惡政治或是其他原因而隱居避世的人，並沒餓死，為什麽梁先生卻不行？那是因為在那個時代，個人都依附在某個組織上，一旦失去組織，就會出現小波先生上麵所說的那種情況。
所以很多時候，我提倡中國人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個人主義，關注下安蘭德的思想和作品。為什麽？就是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和之後因為政治而形成的強有力，極具霸權的一整套僵硬且危險的思想，這其中的秩序、嚴肅和集體主義本不是什麽壞事，但一旦被推向極端，就是壞事了。任何事被推向極端都有可能會變成壞事。所以，提倡個人主義，讓個人從集體中走出來，讓個人尊嚴獲得尊重；社會應該是多樣化的，而不是萬人一色；而無論是政治、家庭還是個人生活，放輕鬆，不必繃得那麽禁，最後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文字獄大興不也有這個原因嗎？
安蘭德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話，是“說‘我愛你’必須先說‘我’。”就如適之先生說的那樣，爭取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尊嚴和生活，就是在爭取國家的自由和尊嚴。而在這個一切“去神化”，人們質疑和挑戰傳統秩序的時代，在這個人人平等的時代，有誰是不可以被開玩笑或嘲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