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樂無窮
上帝不響。如歌單車。Tune Your Ride. Every Day. Amen.
"Bicycling: Big Brainpower Booster."
正文
人們對引起貧富差距的原因莫衷一是,對其影響卻毫無異議,那就是:貧富差距會讓政府頒布更多的政策,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
(美)雅各布·S.哈克、保羅·皮爾森 著
美國西蒙&舒斯特公司
2010年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by
Jacob S. Hacker & Paul Pierson
Simon & Schuster
1973年,如果你把全美1%的頂級富豪集中一個房間內,並讓他們掏空口袋裏的錢,你會看到落在地板上的錢為去年全美工資總額的8%。如果你在2008年重複這一行動,你會發現全美所有收入的18%落在了地板上。到那時,你最好有一個足夠大的房間。
這也正是富人不同於你我的地方:他們正變得越來越富有。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自1973年以來,中產階級的工資便停滯不前。貧富差距擴大不僅是因為富人變得越來越富有,而是從總體看其他人的收入並無增加。如果一般家庭在1974年至2008年的收入漲幅相當於1949年至1973年的幅度,那麽,其現有年收入將大大超過10萬美元。如果是這樣,我們對於貧富差距的存在或許隻會感到好奇,而沒有理由擔憂了。
可事實是,普通大眾並沒有變得更富有。我們需要弄清, 下麵兩個現象是否是相互聯係的:經濟發展已變為“羅賓漢式”的了嗎?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工資停滯不前,是因為那些居於金子塔塔尖的富人正把越來越多的經濟收益源源不斷地輸入到他們自己的銀行賬戶上?或者,這些富人和名流的經濟狀況已經與中產階級毫無關係了嗎?也就是說,無論中產階級的收入發生什麽情況,其問題和解決方式都與富人階層不同嗎? 經濟學家不太容易就這一問題給出答案,因為他們很難建立一個自圓其說的理論。事實上,每當你給出一種答案,經濟學家都能告訴你為什麽這一答案是不正確的,但他們無法告訴你正確的答案是什麽。
例如,我們知道最近幾十年來富人的稅收已大幅下降,但有關貧富差距的數據是稅前結果。換言之,這些數據反映的是誰獲得了什麽報酬,而不是誰最終 拿到了多少。 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移民嗎?當然不是。移民的湧入可能會使經濟最底層者的工資略有下降。但是,移民的湧入會讓商品價格更便宜,這或許還有助於提高美國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同時,移民會增加社會對高技能職位的需求,這樣一來,普通民眾的收入甚至還可能提高。而且移民因素根本無法解釋為什麽富人變得如此富有。
計算機和相關的技術變革嗎?那為什麽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沒有出現如此嚴重的貧富差距呢?20世紀90年代,歐洲國家也進入了計算機時代,其中產階級的收入狀況實際上是最好的,而這十年與信息技術在整個經濟領域的廣泛傳播有著最密切的關係。
工會勢力的衰落?這一最具說服力的判斷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戴維·卡特(David Card)。他認為貧富差距過大有15%至20%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工會勢力的衰落,但許多人認為這一說法誇大其詞。
國際貿易嗎?抱歉,從1970年到2000年,國際貿易並不是一個有足夠影響力的因素。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以及其他一些人起初認為,從2000年——確切地說,從中國和印度成為主要出口國開始——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了,貿易可能壓低了美國人的工資。或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是一個頗有影響力的因素,但它不能解釋迄今為止發生的所有事情。
這場關於貧富差距擴大起因的爭論,由於雅各布·S·哈克和保羅·皮爾森的突然介入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哈克和皮爾森是知名的政治學家,他們在新書《贏家通吃的政治》中提出,貧富差距的擴大與上述解釋無關,而是與經濟學家有關。
這一結論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響應,克魯格曼就是其中之一。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認為,問題出在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上,即一旦他們的研究模型弄錯某些問題時,他們就弄錯了整個情況。克魯格曼曾告訴我,“經濟學家往往隻追求‘可建模性’(modelable),這本無可厚非,隻要你沒有弄錯整個情況。可在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上,經濟學家確實弄錯了整個情況。”克魯格曼在有關貧富差距的書《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of a Liberal )中大量借鑒了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家拉裏·巴特爾斯(LarryBartels)的研究成果。由此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當經濟學家似乎無法解釋一個存在幾十年的現象,或許就是求教於他人的時候了。
哈克和皮爾森認為,經濟學家出錯的地方在於,他們可能理解市場,但不理解政治。市場發生巨變通常是因為發生了某些事情,但在政治領域,某些並未發生的事情也可能引發巨變。在哈克和皮爾森看來,貧富差距擴大是“因為長期以來政府無法係統地應對瞬息萬變的經濟狀況”。他們將這一看法稱之為“無作為巨變論”,即由於許多其他事情沒有發生導致巨變發生,這也正是他們的理論核心。
他們基本的——也是最具說服力的——論據來自其他國家:德國、法國、日本、荷蘭、瑞典和瑞士幾乎沒有貧富分化加劇的情況 。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和英國出現了貧富分化加劇,但其程度隻及美國的一半。總之,用哈克和皮爾森的話說,如果貧富差距是由政治驅動的,你難道不希望看到這一現象更多地發生在那些與美國政策有著極高相似性的英語國家嗎?接下來就是時間問題:為什麽貧富差距擴大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經濟學家,因為那時經濟並沒有經曆任何明顯的重大變革。但哈克和皮爾森認為,這一時期對政治學家來說卻是危險的信號,因為恰恰從那時起,我們的政治經曆了某些極其重大的變革。
畢竟大約從那時起,商界開始在政治上走向集團化。後來成 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1971年在其備忘錄中寫下了這樣的名言:“美國經濟製度正飽受攻擊”,“商界必須明白......政治力量必不可少;這種力量必須悉心積蓄;如若必要,必須果斷有力地加以利用——無所顧忌,毫不猶豫,這才是美國商界的特色。”
第二年,全國製造商協會將其總部由紐約市遷到了華盛頓特區。該組織說:“在本世紀交替之前我們就一直在紐約,因為我們認為這座城市是商業和工業的中心,但是當前對商業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政府......在過去幾年,我們非常明顯地感覺到這一點。”同年,商業圓桌會議成立,不到5年,財富200強中的絕大多數公司加入其中。“
偉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使一大堆新規製湧現出來,在這些新規製下,整個美國商界倍感艱難。商界由此開始反擊並取得勝利。其中,最早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勝利之一,就是使美國勞工法的修訂胎死腹中,而該法案的修訂原本可以使工人的組織變得比過去更容易。從那時起,日漸式微的工會便喪失了翻身的機會。隨後,羅納德·裏根上台,工會的境況幾乎毫無起色。
在哈克和皮爾森看來,美國中產階級的境況也同樣如此。“這肯定不是巧合”,他們寫道,“凡是工會勢力比美國強大的發達工業化民主國家,其國民財富向最富的1%的階層轉移的情況是很少或者不存在的”。
當然,“肯定不是巧合”無法作為證據。但是哈克和皮爾森不光有數據做支撐:他們還有理論。當經濟學家發現工會勢力衰落時,他通常關注的是工人議價能力的 下降。但是當政治學家發現工會衰落時,他看到的是政治權力分配的變化。“工會的作用並不局限於聯合起來決定工資”,哈克和皮爾森寫道,“更為重要的是,工會可以帶來一種組織力量,製衡那些高高在上的權力者。”
工會將這種製衡力稱之為“團結一致”。共和黨人稱之為“自由主義”。但無論你怎麽稱呼它,工會並沒有投入大量的政治資本來推動某些法律的確立,使工會成員更易團結在一起。工會的大部分政治資本被投入到了一個提高工人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更寬泛的議程中。工會的行為完全是在傷害自身,因為它們是全球最龐大的維護非富人階層利益的群體,而且真的再無其他機構來這麽做了。
隨著工會勢力的削弱,富人以外的階層在華盛頓失去了最響亮的聲音。這也意味著他們已經失去 話語權了。
從表麵上看,《贏家通吃的政治》以“犯罪劇”為賣點。各種不同的數據被稱為“DNA證據”。幸運的是,這種小伎倆並沒有影響到內容:文字幹脆明快,圖表運用得當,行文簡潔而非複雜。
但該書最大的亮點在於對政治學數據的嫻熟運用,這是它區別於已出版的大多數研究貧富差距書籍的最大特點。可能作者引用的最讓人震撼的研究成果來自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家馬丁·基倫斯(Martin Gilens)。基倫斯一直在收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近2,000個調查問題的結果,尋找當輿論發生變化時政策也隨之改變的證據。結果他發現了——但其結論隻適用於富人。“如果多數人支持某項政策,其轉變為法律的可能性很低”,哈克和皮爾森寫道。例外的情況是,“當某項政策被最富的人支持時就會變為法律。當窮人的觀點與富人的相衝突時,窮人的觀點不會有任何明顯的影響:90%的美國窮人支持一項政策改變,遠比不上10%的富人的支持奏效。與之相反,當更多的富人支持一項政策改變,基本上更有可能發生改變。”
部分原因是隨著競選開銷的飛漲,政治家們比以往更需要資金讚助了。可預計的結果是什麽?共和黨和民主黨更多地依賴有錢的捐贈人,對工會的依賴降低了。20世紀中期,共和黨在工會中擁有很多 支持者——我們知道,當時的參議員泰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最終支持了被商界最終扼殺的勞工法修訂——今天,發展俱樂部初選提名的共和黨人都是忘記稱工會主席為“老板”的人。與此同時,民主黨人為了保持資金上的競爭力也不得不投入商界的懷抱。正如哈克和皮爾森所揭示的那樣,民主黨人在20世紀60、70年代處於極大的資金劣勢。1981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還在為1968年選舉分期還債。隻有一種方法能彌補虧空:美國公司,更確切的說主要是經營管理者以及為了公司利益奔走遊說的人。所以他們轉向那裏,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與中產階級背道而馳。正如哈克和皮爾森所說,今天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並不是黑與白,而是“黑與灰”。
哈克和皮爾森所持的政治理論大部分具有說服力。但是他們對貧富差距做出解釋了嗎?這個恐怕就沒那麽容易了。拿 他們對美國工會衰敗的研究來說,他們能從多大程度上解釋貧富差距?好吧,也許他們解釋了我們過去數年已經看到的一些稅收變化,但是這些並不能解釋稅前收入的變化。當20世紀80年代羅納德·裏根大幅減稅時,那時的工會和今天相比在政治上更為強大,而那時私營部門的勞動力有整整20%沒有加入工會,而今天沒有加入工會的隻有不到7%。
哈克和皮爾森注意到,中等收入工人本可以將部分增加的工資用於購買醫保,工會本可以迫使政府係統更關注醫保改革。這種說法可能是正確的,但考慮到當工人力量如日中天時,有關醫保改革的各種嚐試仍然失敗了,很難確切地說如果商界沒有在20世紀70年代阻止勞工法改革,醫保政策之路會有任何不同。
可以肯定的是,富人們在促使政治家放鬆對金融部門的監管上發 揮了作用,我們有理由相信,放鬆監管——更切題的說法應該是監管缺失——導致了金融泡沫和經濟危機。前者提高了富人收入,後者打擊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更強大的工人運動能否在衍生產品監管上花費時間我們就不得而知了。經濟發展高歌猛進不斷為金融市場注入信心,即使工會更具影響力,可能也會聚焦於如何更好地分配盈餘及如何應對全球貿易。考慮到資金全球流動的本性會導致泡沫,我們也很容易想到,哪怕我們有點變動,最終結果也不會有所改變。
換句話說,哈克和皮爾森的問題在於,他們並不十分理解經濟,正像經濟學家不太了解政治一樣。政府係統轉向於更加注重富人的利益並且可能給富人和其他所有人帶來了重大衝擊,這已經是事實。但衝擊有多大呢?如果政治權力分配保持在19 73年的水平不變,又會怎麽樣呢?這些都更加難以解釋。
最終,他們的理論所解釋的並不是為什麽中產階級工資停止不前和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而是政府係統的回應為何如此軟弱而緩慢。一個工會具有更大影響力,政治家也不沉迷於富有捐助人的金錢,這種政府係統可能會更加嚴肅地對待這樣一些問題。
但讓我擔心的是,即使是那樣的一個政府係統可能也不會對這些問題做出有效反應。至少部分原因在於,從以往出版的圖書和相關評論來看,我們仍然很難就到底是什麽原因引發了這一切達成一致,這也使得解決這一問題變得更為艱難。
在此,我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麵尋求答案。其一是哈克和皮爾森集中精力關注的:無論我們對貧富差距最終有怎樣的結論,如果政府係統無法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美國普 通民眾身上,我們就難以采取實際行動。其二是教育體製:關於中產階級工資到底是怎麽了,唯一有說服力的無可辯駁的解釋是,20世紀70年代教育停滯不前——盡管那時社會對受過教育的工人的需求量已經增加。
其三為金融體製。就目前而言,巨富者收入急劇增長的原因就是經濟的迅速金融化。如果看看金融部門的利潤,你會發現2002年至2007年其利潤出現了不可思議的增長,並在金融危機之後有了急劇的反彈。那種上升是一種錯覺:如果政府不強力介入拯救金融係統,這一泡沫將吞噬掉華爾街幾乎所有銀行和市場上的人。但是政府確實強力介入,為銀行提供低息資金使其重新資本化,銀行拿到這筆錢後繼續進行錢生錢的遊戲,使得每個人的投資組合恢複了健康。
有很多理由可以闡明這樣做可能是一件好事( 一個沒有金融市場的世界看起來更像是《瘋狂的麥克斯》而不是1973年的市場),但事實是,聯邦政府和美聯儲傾其全力去拯救金融市場,卻對拯救勞動力市場熱情不高。所以富人再次變得更加富有,但失業率仍保持在9%以上。在這裏,我們所能——或是應該——廢除的東西很有限,但至少我們需要認識到我們一直在做的是什麽:對那些使富者愈富或就此次危機而言令其富裕的政策大開綠燈,而對事關廣大中產階級之問題和需要的政策則猶豫不決。看看吧,一邊是眾議院否決醫保法案,一邊是銀行家重新拿到危機前的獎金,這恰恰是證明我們政策荒謬的最新證據。我不清楚你怎麽解決不平等或中產階級工資停滯不前的問題,但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
最後,我們需要認識到,美國民眾並沒有接受這種現狀,更確切地說, 他們對此還毫無知覺。行為經濟學家丹·阿萊利(Dan Ariely)和心理學家邁克·諾頓(Michael Norton)最近要求民眾估算美國的財富差距。其結果是,大多數美國民眾認為目前的財富分配比實際分配更為公平,但他們仍希望能更公平一些:當讓他們在許多國家中進行選擇時,他們選擇了貧富分化最小的瑞典,其次選擇的是那些國民絕對平均分配財產的國家。隻有10%的人選擇了美國。但是正如哈克和皮爾森指出的,問題是政府係統對此充耳不聞,現在該聽聽了。我們並不清楚如何解決不平等或中產階級工資停滯不前的狀況,但並不意味著這種狀況並不緊急。
埃茲 拉·克萊因/文
劉春曉/譯
秦宏偉/校
NICE NOTES.
又長又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