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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少功: 人 情 超 級 大 國

(2005-10-14 16:05:01) 下一個

人 情 超 級 大 國

韓少功(載讀書2001年第12期)

   走進中國南北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係的示意圖.東西兩廂,前後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別有序,脈絡分明,形貌和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個格局裏暗暗預設.在這裏的一張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從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聲,回聲四應,餘音繞梁,一種家族情感和孝悌倫理油然而生.中國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民居裏活了數千年.
這些宅院會繁殖出更為龐大的村落,如農耕定居的曆史枝頭掛上累累果實.高家莊.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幾代或者幾十代人.即便偶爾有雜姓移入,外來人一旦落戶也熱土難離,於是香火不斷和子孫滿堂也尋常可見.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有上下左右的親緣網絡,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各係親戚的稱謂不勝其繁,常常令西方那些遊牧民族的後裔一頭霧水.英文裏有關親戚的稱謂要少得多,於是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 in law)",譯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law)",如此等等,似乎直係小圈子以外已經人影模糊,諸多身份有賴法律確認,有一點法律至上從而"N親不認"的勁頭.
農耕定居才有家族體製的完整的延續."父母在,不遠遊";即便遊了,也有"遊子悲鄉"的傷感情懷,有"落葉歸根"的回遷衝動,顯示出祖居地或原居地的強大磁吸效用,諸多心態與行態都指向家園-----這個農耕文明的特有價值重心.相比較而言,"馬背上的民族"就難有家園,逐水草而居,趨時令而途,習慣於浪跡天涯,即便有較為固定的活動大區域,"家園"概念也要寬泛和模糊得多.一個純粹的遊牧人,常常是母親懷他在一個地方,生他在遙遠的另一個地方,撫育他在更遙遠的一個地方,他能把什麽地方視為家園?一條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線的盡頭,一曲悲愴牧歌在藍天白雲間飄散,他能在什麽地方回到家族團聚的懷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對窄小的世界.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親戚的牆垣或者鄰家的屋簷,還有一片森林或者一道山梁,常常擋住了他們投向遠方的目光.因此他們是多慮近而少慮遠的,或者說是近事重於遠事的.親情治近,理法治遠,親情重於理法就是他們自然的文化選擇.有一個人曾經對孔子說,他家鄉有個正直的人,發現他父親偷了羊就去告發.孔子對此不以為然,說我們家鄉的人有另一種正直,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表現在這裏.這是<<論語>>裏的一則故事,揭示了中國法治的傳統限度,即"法不滅親".<<孟子>>裏有一個故事更凸現出古人對人際距離的敏感.孟子說如果現在有同屋人相互鬥毆,你應該去製止他們,即便弄得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地去幹預,那就是個糊塗人,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在這裏,近則舍身幹預,遠則閉門回避,對待同一種事態可以有兩種反應.孟子的生存經驗無非是:同情心的標尺可以隨關係遠近而悄悄變易,"情不及外"是之謂也.孔子和孟子後來都成了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其實是不能不慮遠的,不能不憂國憂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著這一思維軌道,他們以"國"為"家"的放大,以"忠"為"孝"的延伸,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由裏及外,編織出儒家政治和倫理的經緯.但他們無論如何勉力宣示道統和政統,上述兩則故事仍泄露出中國式理法體係的親情之源和親情之核,留下了農耕定居社會的文化胎記.中國人常說"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是因為近事重於遠事,實用濟近,公理濟遠,實用重於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國人的另一項文化選擇.儒學前輩們"不語亂力怪神",又稱"不知生焉知死",擱置鬼跡神蹤和生前死後,於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一直與宗教隔膜.與猶太教.婆羅門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地區不同,中國的知識精英隊伍從來不是以教士為主體,而以世俗性的儒士為主體,大多隻關心吃飯穿衣和齊家治國一類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漢區的多數道士和佛僧,雖有過探尋宇宙哲學的形而上趨向,仍缺乏足夠的理論遠行,在整個社會實用氛圍的習染之下,論著論著就實惠起來.道學多淪為丹藥.風水.命相.氣功一類方術,佛門也多成為善男信女們求子.求財.求壽.求安的投資場所,是一些從事利益交易的神界連鎖店.一六二零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這三大發明首先是在文學方麵.其次是在戰爭方麵.隨後是在航海方麵,改變了整個世界很多事物的麵貌和狀態,並引起無數變化,以製似乎沒有任何帝國.派別.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提到的三項最偉大技術,堪稱救世和創世的三大發明,無一不是來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技術大多不通向科學,實用大多不追究公理,缺乏希臘哲學家從赫拉克利特.德謨克裏特一直到亞裏士多德的"公裏化"知識傳統,缺乏求"真"優於求"善"的文化血脈,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發育的足夠動力,隻能眼睜睜看著西方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航海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麵後來居上.這是現代中國人的一樁遺憾,但不一定是儒生們的遺憾.對於一個習慣於子孫繞膝豐衣足食終老桑 的民族,一個從不用長途遷徒到處漂泊四海為家並且苦鬥於草原.高原和海岸線的民族,它有什麽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麽多閑事?包括去逐一發現普適宇宙的終極性真諦?-----那時候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沒有灼烤得他們坐立不安.
中國人習慣於沉醉在現實感裏.所謂現實,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理念.因此當中國的知識眼界定格於小橋流水人家的時候,歐洲人卻一直在馬背上不安地漂流和動蕩,並且在匆匆掃描大地的過程中,習慣於抽象邏輯的遠程布控,一直到他們撲向更為寬廣的藍色草原-----大海.
燒烤的麵包和牛排,能使我們想像遊牧人 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子和叉子,能使我們想像遊牧人假獵具取食的方便.人聲鼎沸的馬戲和鬥牛以及集體圓舞,能使我們想像遊牧人的閑暇娛樂.奶酪.黃油.皮革.毛呢.羊皮書一類珍品,更無一不是遊牧人特有的物產.還有騎士階層,放血醫術,動不動就拔劍相向的決鬥,自然都充滿著草原上流動.自由.剽悍生活的遺痕.這都是歐洲人可能留給一個中國觀察者的最初印象.統計資料說,現代美國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這種好動喜遷的習性,似乎也暗暗湧動著他們血脈中遊牧先民總是不斷啟程上路的歲月.當然,說歐洲人是遊後裔並不全麵.他們雖然沒有東亞地區那麽足夠的雨水和溫暖,卻也有過葡萄.橄欖.小麥以及黑麥,有過農耕文明的階段性繁榮.隻是他們的農耕文明在曆史上被遊牧部落的反複摧毀和反複改造,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人們的心智主體.相比之下,中國雖然也曾遭受過北方遊牧民族的侵迫,甚至有過元朝和清朝的皇權旁落全國易幟,但農耕文明的深廣基礎數千年來一直巋然不動,而且反過來一次次同化了異族統治者,實為世界上罕見的例外之一.直到二十世紀前夕的鴉片戰爭之時,中國是全球範圍內一隻罕見的農耕文明大恐龍,隻有獨身長跑式的"綿延"而沒有眾人接力式的"進步"(錢穆語).了解這隻恐龍,不能不了解文明源頭上的差異.如果這個差異不是造成當今文明交流和文明衝突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碼不應成為人們的盲點.
一個沒有家園的遊牧人,有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必須習慣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們交道,包括在利益方麵進行爭奪和妥協.在這個時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緣關係和家族體製,親情已經取消,輩分已經失效,年長也不再能支撐權威.加上人們都以馬背為家,遠道馱來的物品總是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窮不了多少,個人財富同樣不足以成為權力的來源和基礎.一種因應動蕩生活和平等生活的決策方式,一種無親可認和無情可講的權力產生方式,在這裏當然無可避免.
顯而易見,武力是最原始最簡單的權威籌碼.古希臘在荷馬時代產生的"軍事民主製"就是刀光劍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現在西方普遍實行的"三權分立"在那時已有藍本:斯巴達城邦裏國王.議會.監察官的功能漸趨成熟.現代西方普遍實行的議會"兩院製"在那時亦見雛形,"長老院(senate)"至今還是拉丁語係裏"參議院)一詞的源頭.當時的民眾會議即後來的public(政府)握有實權,由全體成年男子平等組成,投票選舉產生首領,一般都是能征善戰的英雄.而缺乏武力的女人,還有外來人所組成的奴隸,雖然合占人口的90%卻不可能有投票資格.這當然沒有什麽奇怪.女人無法力製男人,奴隸已經降於主子,希臘式民主一開始就並非全民做主,不過是武力競鬥中少數勝出者們的一席圓桌盛宴,大多數弱敗者因性別.族別等諸多限製而不可入席.希臘是民主一個過於冷酷和血腥的光輝起點.隨著城邦的建立和財富的積聚,長老院後來有了更大的影響力.隨著越洋的拓殖和商業的繁榮,中產階級的市民逐漸取武士而代之成為民主主體.隨著世界大戰中勞動力的奇缺和婦女就業浪潮,工人反抗運動和社會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現,還有美國種族主義奴隸製度的解除,婦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勢群體也有了更多一些的民主權利.這種歐洲式的民主當然還將繼續發展下去.可以肯定,麵對投資和貿易全球化的大潮,要處理貧困.環境.恐怖主義一類全球聯動式的挑戰,以國家為單位的內部民主已經藥不對症和力不從心,如果沒有溝通和整合全球各個族群的超國家民主,沒有更為開放和更為包容的"歐盟"."亞盟"."非盟"一類機製以及最後必不可少的全球性權利分享和權利製衡,所謂全球化就將是一個長著無數腦袋的巨型怪獸,一身而數心,身同而心異,將永遠困於自我紛爭和自我傷害.這是一個新的難題,對於傳統民主國家和傳統集權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難題.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種與血緣親情格格不入的社會組織方式,意味著不循私情的人際交往習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民主是一種製度,更是一種文化,正如法治是一種製度,更是一種文化.八十年代台灣賄選盛行,一萬新台幣可買得一張選票,觀察家們對此曾樂觀地預言:隨著經濟繁榮和生活富裕,如此賄選將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十多年後台灣賄選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變本加曆,"拜票"之風甚至到了見多不怪的程度.人們確實富裕了,不在乎區區幾張紙幣,但人們要的是情麵,是計較別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親疏之別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見,這種人情風所到之處,選舉的公正和效率也就不得不打下折扣.
在很多異域人眼裏,相對而言,中國是一個極富人情味的民族,一個"和為貴"的民族.中國人總是以家族道德和家族感情為一切社會關係的母本,即便在現代工業和現代商業的風暴中遠離家園,進入了高度流動和完全生疏的社會,進入了以貨幣兌換人情的服務網絡和以法規取代人情的公約體係,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常常會在新的環境裏迅速複製出仿家族和準血緣的人際關係-----領袖是"爺爺"和"爹爹",官員是"父母",下屬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們",關係再近一步則成了"鐵哥","鐵姐".這種現象在現代軍隊.工廠.鄉村.官場以及黑社會中皆習以為常.從蔣介石先生開始,就有"章子不如條子,條子不如麵子"一類苦惱:章子代公事公辦的法度,沒有私下寫"條"或親自見"麵"的一脈人情,沒有稱兄道弟的客套和請客送禮的氛圍,就不是時時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辦,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義氣,既要吃掉半個民主也要吃掉半個法治.這樣看來,中國茶樓酒館裏永遠旺盛的"吃喝風",醉翁之意其實不在腸胃,而在文化情結的恒久發作,是家族親情在餐桌前虛擬和重建的物態表現.中國式的有情有義,意味著有飯同飽,有酒同醉,親入一家,情同手足;同時也常常意味著有話打住,有事帶過,筆下留情,刀下留人,知錯不言,知罪不究,以維護既有的親緣等級(諱長者或尊者)與和睦關係(諱友人或熟人).很多司法機關之所以辦事效率不高結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證難.好些中國人隻要與嫌犯稍沾一點關係,根本算不上家屬親友,也開口就是偽證,沒有幾句真話.這種"見熟就護"的官官相護或民民相護,往往導致司法機構在財力.物力和人力方麵的大量耗費,懸案.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積壓.民主需要成本,法治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項,一旦大到社會不堪承受,人們就完全可能棄民主與法治之昂貴,轉而懷念集權專製的簡易.解決糾紛時寧願走"黑道"而不願意走"白道",遇上貪官橫行就期盼尚方寶劍和最高指示下的殘酷整肅,已經浮現出傳統政治的幽靈,表現出歐式民主與歐式法治植入中土後的機能不適,是製度手術後的文化排導.我們很難知道這種排導陣痛還要持續多久,還要發展到什麽狀況.事情是很複雜的.我們也很難知道中國的人情傳統何時瓦解,或者應不應該完全瓦解.據實而言,人情並不總是有損公正和效率.從曆史上看,中國並沒有主流傳媒上常說的"窮了幾千年",中國人曾經創造了十幾個世紀的績優農業,直到十八世紀還有強勁的"中國風"吹在西方,來自中國的瓷器.漆器.絲綢以及茶葉風靡一時,令歐洲的貴族趨之若 ,就像今天進入中國的勞力士手表和皮爾卡丹時裝一樣成為奢豪的象征.中國人也曾經創造了十幾個世紀的績優政治,排除世襲背景的開科取士,避免封建分割的文官政府,直到十八世紀還啟發著歐洲的政治精英,並且成為赫赫<<拿破侖法典>>製訂時的重要參考,就像一個世紀以後舶來中國的自由選舉製度一樣閃耀著文明之光.在這十幾個世紀之中,大體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沒怎麽壞事麽?
即使到了社會化生產的現代,人情常常導致理法的鬆弛和扭曲,但有時也有超理法的魔力.認人.認情.認麵子,就足以使有些團隊-----(至少在一定時間內是這樣)團結如鋼披荊斬 所向無敵,有些"父子檔"."夫妻店"以及一些"賢人魅力"下的經濟奇跡皆可為證.這並不是一個小數,也恐怕難以統統歸之偶然.特別是在社會遇到風險和危機的時候,人情更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安全網.公私界線不清,故百姓揩了公家的油或公家剜了百姓的肉,都可以忍著.公公界線不清,故法人"三角債"或"N角債"能清測清,清不了也肉爛在鍋裏共同混過而不是渡過難關.私私界線不清,於是子女下崗吃父母的,本家吃完了吃親戚的,親戚吃完了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無絕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個日子,說不定還能買個彩電或者搓一手麻將,甚至出外喝茶時還順手給鄰桌的哥們兒偷偷買下單,留給哥們兒結帳時一份驚訝和溫暖.這種民間的和隱形的大規模財富調節轉移,拿到美國行得通 ?很多美國人連親人周末吃飯也得AA製,還能容你們這些人情蒙麵的大盜來打家劫舍?
很多西方觀察家敲敲計算機,憑著大堆數據一次次宣布中國即將崩潰,但後來又一次次困惑地發現,事情常在他們意料之外.這個鬧哄哄的大國問題嚴重居然就是垮不掉.他們的經濟學和政治學裏沒有人情傳統的地位,也就拿不準中國的脈,因此既可能把中國的難事當作了想當然的易事,又可能巴中國的易事當作了難事.
比方說,中國沒有求富求強乃至求霸的充分經驗,改革和發展常常如老牛負重;但承受和緩解危機實有豐厚的習俗資源,算不上什麽難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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