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車城
滿遭損，謙受益。
明天就是母親節， 而超英趕美的中國，今天已經是了。老鄉五湖的博文，勾起我的回憶，想到了親愛的媽媽。
最近幾年寫了幾篇回憶父親的隨筆，回憶父親在我成人和世界觀成長上的影響。然而幼年時期，母親的身影更是隨影入行，點點滴滴，溶在自己的血液之中。
傳統中國，有娘親舅大一說，按照我的理解，母親娘家人應該算是家中最重要的親戚，娘家親戚相較之於嫡親似乎有客人的禮遇，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裏，舅舅固然不能算個主人。但卻是最重要的親屬，他們也可以像父親一樣，可以教育、培養自己的外甥，全權代表媽媽在家中的男人地位。
從母親開始，記錄童年與母親家族的塵封往事，懷念親愛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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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老家在川西平原富裕的華陽縣中興鎮，離成都市區僅二十來公裏左右，號稱錦江的府南河自離開成都九眼橋後會一直流到這裏。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華陽是成都平原最富有的縣份之一。
雖說華陽行政區劃為縣級，但老成都市一大半都屬華陽縣地界，遠比近鄰的成都縣地盤大，現在的四川省會成都市，就是華陽、成都兩縣當年的疆域，一個轄東南，一個管西北。俗語稱，“成都到華陽，現過現（縣過縣）”，就是說的當真這回事兒。
母親的家庭也算殷實，雖然不如大邑縣有名的劉文采家族，沒有地主莊園。但她們劉家卻也算當地的大地主。母親是家裏的大小姐，操持家庭的能力也是劉家公認的，在劉氏大家庭中，她排行第三。據說母親的功課很棒，歌也唱得好，堂弟們都叫她劉三姐。常常都要被長輩們拿來做學習的榜樣，告誡弟妹們，認真讀書學有所成。封建禮教在劉氏大家庭十分嚴重，母親的學問並未為她帶來仍何好處，隻是後來成了劉家人最先進入成都定居不可或缺的本領。
定居成都，並不是劉家人的自願選擇，而是那個特定年代，特殊條件下的無可奈何。一九四九年末的成都，民國舊政權在大陸最後盤踞的一座大城市，麵臨大軍壓境，社會極不穩定，新舊政權即將更替，劉家人麵對這種變化，憂心忡忡，不知所措，預感某種不幸將至，卻也束手無策。
母親高中畢業後一直閑在家裏，劉家的重男輕女思想讓她報考大學的可能性為零。有一天，昔日的高中老師發現母親在家裏閑著，究問她為什麽不出去讀書，當得知劉家並不願意為女孩子承擔高等教育的費用以後，老師告訴母親，有一家免費的財務專科技術學校，不交學費還有一些補助，像母親這樣的學生荒廢學業實在可惜，如果願意，他可以去向我的外祖父講情，結果母親才有機會進了這所學校，以後的會計生涯也由此而起。
母親的經曆裏曾經有一段，讓我留意過一部小說，後來還拍成了電影，叫《難忘的戰鬥》。描寫的是解放初期，故事圍繞剛剛獲得政權的共產黨在大城市附近征購糧食的線索而展開，講的是新生紅色政權為保證供應市民生活，組織人員下鄉征集糧食，而與國民黨殘存勢力較量的故事。當時母親因為懂會計，她參加了征糧工作隊，應該說這是她首次參加所謂“革命工作”，雖然她並未經曆過小說中描寫的事件，可她的一位蘇姓閨蜜，經曆卻很像小說裏描寫的那樣。閨蜜學習成績不如母親，可她身體條件卻十分強壯，因而參加了武裝工作隊。武工隊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護征糧隊的安全，就在後來的一次戰鬥中，她被頑敵打死了，母親一直都記著她的名字。
征糧工作結束後，母親通過征糧工作的關係，結識南下的解放軍山西籍軍官，軍官擔任當時公私合營的成都玉華紗廠軍代表，母親便在該廠謀得一個會計的職務。隻因為她年輕，又有才幹，很受南下幹部軍代表賞識。選派她去重慶西南人民革命大學進修會計，西南革大的畢業證上有著校長劉伯承元帥的簽名，這種進修經曆，對於年輕人日後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不過要看你如何利用它了，母親並沒有好好利用西南革大這張牌，加上不可改變的家庭出身，她的政治生命前途並不光明。
家庭出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初，並不像文革前後那樣摧殘過無數中國鄉紳和城市有資家庭，共產黨重用有知識和技能年輕人，維係剛剛到手的政權穩定，緩過手來清理階級隊伍之前，建設新城市急需人才，這種開明的政策的確蒙騙了不少像母親這類大戶人家的幼稚晚輩。一旦政權穩定，隨之而來的農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公私合營運動，才真正露出了它的猙獰。
母親的性格與父親迥異，十分活潑、耿直且外向，有很強的進取心。共產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施行的思想教育和曆次政治運動，她都積極參加，不落人後。從學習新憲法到後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飄揚，完完全全遮掩了不同階級，不同世界觀和普世價值的不可調和性。
我在整理母親遺物時，發現媽媽有很多筆記本，基本上都是那時積極向上年輕人的思想匯報，很像信徒對牧師的懺悔。從五十年代初到文革前的各次運動都有記錄，看來媽媽一直是在憧憬，想當個革命女青年。因為出身的緣故，她筆記裏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進行自我批判，她當時並未認識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會是徒勞的，共產主義的階級劃分已經在她身上落下的烙印，人為的努力是無法改變的。
土地改革一開始，便影響到了劉家的安全，土地和財產無論如何是保不住了，能夠保全家人的姓命就算萬幸。母親不得已向軍代表尋求幫助，講述了鄉下外祖父母的困境，想把他們接來成都同住。這位來自山西的軍人，可能家庭出身相類似，動了惻隱之心，居然幫助母親將一家五口從華陽縣搬入了成都市。
在外東九眼橋附近租了房子，母親一人工作，所掙微薄工資，除了交房租，還要照顧外公、外婆、二舅、小舅的生活，外公外婆的醫療費用也在裏麵。
當時大舅已經離家，參加革命，他加入了中國人民自願軍，入朝參加韓戰。中國的曆史書籍把這場與聯合國十六國為敵的戰爭稱為偉大的抗美援朝。大舅自是不能顧家，二舅和小舅都還在讀書，母親挑起了一家的生活重擔，二舅和小舅一直把母親當成他們家長來看待。二舅曾經對我說過，沒有母親他是不可能長大成人的，更不可能讀大學了。
韓戰結束以後，大舅也複員回來了，母親可以算是鬆了口氣，女孩子再能幹也還是需要男人來做頂梁柱。自己的青春年華都耗在了養家糊口，奔波勞碌中，她也需要男人來體貼，她需要結婚，她要有個自己的家，她需要將劉家頂梁柱這樣的生活重擔扔給大舅這位長子來掌管。
母親的希望很快便破滅了，當時國家急需人才，大學最喜歡大舅這種“最可愛的人”當學生。為了將來的前途，大舅告訴外公他要去考大學，重男輕女而又重視教育的外公，自然喜歡，他與母親商量，要她支持大舅去讀書。外公也算是個文化人，從母親和舅舅們的名字中的，澤、靖、鎮和亮，且還都連著關乎社稷的字眼，便可窺出他的心氣不低。
大舅不但沒能增加家庭的收入，反而母親的微薄薪金要多供養一個人了，她心裏是一百個不願意，卻熬不過外公的家訓，她口頭上還是同意了，可心裏還在僥幸。大舅入朝征戰，那麽多年都沒碰書本了，這麽短的時間，他肯定也考不起大學，到時候自然就得去工作，養家糊口。
母親的希望再一次被擊碎，那是在大舅獲得大學錄取通知的時候，他不但考中了，而且是當時亞洲最好的華西協和大學牙學院，一般大學的學製也就四到五年光景便可畢業，母親也許還能再堅持一段，而這該死的牙學院要讀八年。
母親隻能含辛茹苦，為了整個家庭，將自己的幸福拋在了一邊，我母親的偉大不僅僅是對於自己的孩子而言。我原以為母親晚婚是因為出身的緣故，一時找不到對象，其實劉家的這些事才是根源，以至於我母親在結婚以後，也仍然沒有少操過劉家的心。
在這一點上我的父親最清楚，父親從來沒有過對自己家庭的任何負擔，因為母親家中的情況，他確對母親娘家做了很多貢獻。
自從懷上我以後，母親的生理反應極大，身體狀況十分虛弱，曾經還有暈倒的事情發生過。我出生的時候，母親已是高齡產婦，據說還是難產，為了生我還險些丟了性命，我也是被抱鉗夾住頭部給拖出來的。長大以後父親還愛指著我微微塌陷的雙頰示人，說要不然兒子還會更聰明些。父親原來還指望多養幾個孩子，可是母親的情況使他難以如願，我則成了他們唯一的孩子。後來當有同事們問他們為何不多要幾個孩子時，他們調侃到，早知中央有計劃生育的國策，所以提前執行了，其中的苦楚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我與母親的感情一直都很深厚，年幼時期還能記得的事裏，總有母親的身影陪伴。母親的娘家人後來陸陸續續遷入成都，因此在這座城市我有很多的親戚。一到禮拜天，母親總愛帶我去串門，親舅、表舅、表姨不下十來個，一般都要很晚才回家。那時候媽媽對於公交末班車的時刻表是很熟悉的，當然也有錯過的時候，我們母子兩就會在月光下，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回青羊宮附近的家。
從青羊宮五路汽車終點站到位於杜甫草堂附近的家，少說也有三站路，腳穿小皮鞋讓母親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門走親戚的我，一會兒就挪不動腳步了，媽媽隻好將我背在背上，邊走邊給我講故事，月光之下，深一腳淺一腳，母子對著話，朝家裏趕，我的小皮鞋一晃一晃不斷敲打在媽媽身上，直到院牆那邊的月亮門進入視線，有時候爸爸也會在那邊等著我們的出現，父親也會嗔怪母親不該玩得太晚，錯過了末班車，然後一家人親親熱熱消失在月亮門之後。
六十年代初期，父親家族的遺傳疾病，肺結核，落到了父親身上，為了我不致被傳染，父親住進了新醫院，就是後來的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那時候大家都認為肺結核是富貴病，療養的最好辦法是營養，媽媽盡心照顧父親，為了增加營養，時常會燉上雞湯送去醫院。有時候也帶我去見父親，不過從不讓我進醫院，隻讓我在華西壩遠遠能夠看見新醫院大門的油菜田邊等候，媽媽獨自進去把爸爸叫出來。等待見父親的我，有時會與路過的收荒匠在油菜田邊交談，直到父母出現，收荒匠才放心離去，和諧社會的人際關係可見一斑。
隨著年齡隨著年齡的增長，媽媽的筆記也就越來越少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她幾乎不再寫心得，而是用行動來說話了，這時，媽媽參加了造反派。
媽媽參加的那一派是成都有名的“紅衛東”，紅衛東和八二六是當時成都最大的兩個造反派，前者主要以工人階級為主，總部設在東郊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後者則是以知識界文藝界為其基礎，總部設在四川大學。各派下麵還衍生小的群眾組織，媽媽參加的組織全稱為“紅衛東成都部隊醫工縱隊”。我知道媽媽參加這個組織並不是要造誰的反，因為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要反誰，完全是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怕被邊緣化了。那個年代，“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是年輕人必須擁有的政治資本，就連我自己的小學與中學老師給寫的評語一樣，總有這麽一條來讚美好學生。
因為如此，母親經常要去東郊活動，有時天色很晚才回家，為此父親一直憂心忡忡，特別是文革後期演變到武鬥的狀況，尤其擔心。此外，還有另一個擔心，就是因為住家的大院是八二六控製的據點，以媽媽的身份在這裏出入也是很危險的。總之，因為母親投身文革，父親和這個家一直懸吊吊地生活，一直到文革結束。
母親一輩子隻幹過一種工作，那就是會計。從玉華紗廠到華洋藥廠，後來改名公私合營華康製藥廠，文革以後這廠改叫成都製藥二廠，母親是他們那裏資格最老的員工。我小學時的課餘時間，幾乎都是在媽媽廠裏玩過來的。
這個從資本家手中沒收來的製藥廠，坐落在成都市區東部的五世同堂街，廠部設在原資本家的總經理室裏，是一棟十分別致的二層小洋樓，很有情調的資本家，在樓前還建有一個不小的葡萄園，修剪得體、枝繁葉茂、果實累累，我也有機會吃到上好的葡萄。我有時會在廠區內學騎三輪車，撞碎露天存放竹筐內的玻璃藥瓶，到處闖禍。有時坐在孝母片製片機旁用天平秤藥吃，女工們總愛帶我進車間與她們呆在一起，化驗室的年輕女技術員也把我當活玩具，時常有好吃的東西送給我。總之我在媽媽的廠裏是出了名的寶貝蛋兒，人人都知道她有個可愛的小男孩。
文革期間，成都市革命委員會也會組織各單位到近郊參加紅五月的雙搶勞動，雖是政治任務，但員工們也可以當成一次春遊和鍛煉身體的機會，大家熱情高漲積極參加。解放牌大卡車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由於是乘車，家屬和子女也樂於參加，媽媽就會利用這種機會帶我出來認識五穀雜糧和蔬菜水果。
說來不信，很多城裏的孩子的確不辨五穀，麥苗青草分不清。休息的時候，大家坐在一起，周圍是一片金黃色的油菜花，既好看又好聞，我知道媽媽最喜歡油菜花兒了。
有時候，我也有跟著媽媽學點正經的東西，比如，打算盤，母親打算盤的工夫十分高強，聽舅舅們說，她可以左右開弓，單手同時使用兩把算盤做計算，結果精準，好生了得。我會的什麽七盤清啦，九盤清啦，都是跟媽媽學的。那時候，她們財務科的工作人員皆使用算盤，辦公室僅有的一台飛魚牌手搖計算機，是財務科的貴重設備，我向來對機器十分感興趣，特別是當它在作除法時，反時針搖動手柄的次數是未知的，單等那一聲清脆的響鈴，記住所搖次數，那便是結果，刻度上顯示的數字則是除不盡的餘數了。這玩意兒算是財務科的一件寶貝，我估計，別人對於媽媽讓我玩它是有意見的，可媽媽還是不顧閑言，讓寶貝兒子高高興興。
上中學以後我幾乎每周都要去媽媽廠裏的浴室洗澡，從來不去公共浴室。製藥廠的人換了一撥又一撥，因為媽媽一直在那裏，我成了廠裏的老熟人，母親就這樣一直在這裏幹到退休。
媽媽還是做川菜的烹飪能手，做得一手好菜，而且都是有名的傳統菜肴。媽媽得空也教我做過很多種名菜。她要求十分嚴格，刀工、用料和做法十分講究，絕不敷衍，而且能夠講出其中的道理，因而學者可以舉一反三。嚴謹的習慣讓我對於正宗川菜這門藝術也十分講究，自是很少看得上不正宗的贗品，口味也十分挑剔，為此太太沒有少教訓過我，沒有創新精神，然而女兒卻時常誇獎爸爸的手藝，眾多朋友們對我做菜手藝的評論也讓我飄然自得，這都歸功於母親給我打下的堅實基礎。
母親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幾乎沒有機會出公差，可是當我在外地讀大學的某一年，算算應該是一九七九年，她硬是爭取了一個出差機會到學校來看我，當我看到媽媽出現在我們學生宿舍時也感到十分詫異，因為在我眼中母親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成都。
八十年代初，國家搞改革開放，重新開始停止很長一段時間的職稱評定工作，母親在我和父親的鼓動下跳過助理會計師，直接申請了會計師職稱，因為沒有財經專業的本科文憑，雖然通過多年實踐母親在工業成本計算方向上已小有成就，要在小小的製藥廠獲得會計師職稱難度卻不小，全廠總共也沒有兩個會計師。母親以前上的財務專科與西南革大的經曆有些用處，但是沒有十拿九穩的把握，她還需要寫出一篇比較有分量的論文才能增加晉級的機會。因為論文的事母親希望我在這方麵能夠幫她一下，我卻總是以不熟悉財務為借口來搪塞，很讓母親失望，這件事情後來一直是我的一塊心病，非常愧對母親。
母親因病去世多年，最後留給我的遺物裏，有一個小小的鐵盒，圖案和質地，一看就是西洋貨。鐵盒裏麵，裝著一支小小的橢圓形手表，這是一支解放前的外國手表，小時候從來沒見母親帶過它，也許隻是母親做姑娘時誰人送她的心愛之物哩，我從來沒有問過小表的來由。鐵盒裏麵還有幾顆色彩斑斕的石頭裝在一個線織的白色口袋裏，媽媽告訴過我那是瑪瑙。另外一個不能忘記的物件，是一個彎曲的方形鐵皮卷煙盒，從上邊的圖案就可以推測它也是個洋貨。打我記事起就知道母親是吸煙的，女人吸煙總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電影裏的漂亮女特務。漂亮的媽媽曾經也試圖向我解釋過，說是解放之初，經常熬夜加班，逐漸學會抽煙，養成了習慣。無論如何，在我幼小的心靈裏，那時還是留下一絲不快。文革期間留有這樣的洋貨是很危險的，好在我們沒有被抄過家，全仗父親在外低調的處事，沒有引起造反派們的注意。
母親留下的另外一件東西，是一隻精巧的木製羅盤，漆黑透亮，除了中間的磁性指北針，邊框上則是陰陽八卦圖表，後來二舅告訴我，那是測卦占卜和算命必需的工具。劉家祖上是道教信徒，好幾個舅舅都懂掐捏八字，難怪家裏有這麽一個工具。
經過幾次遷徙，很多東西都不知現在何處，唯一能夠肯定放在何處的遺物，就是母親解放當初所掙的工資所得，十來個大洋。十幾個銀元似乎並不值錢，但它背後的故事，卻能讓我想起自己的母親以及他給我講的過往。
那個法幣貶值幾近瘋狂的年代，每到玉華紗廠發工資的日子，軍代表便總要派荷槍實彈的警衛與母親一同去銀行提款，年輕的女會計與成捆的鈔票一道坐在黃包車上，衛士荷槍跑步緊隨其側。從未遇見打劫者，倒是時有成捆的鈔票掉落地上，警衛拾起交給車上的母親，接著往前行進便了。是民風淳樸，還是真槍實彈嚇人，反正母親沒有遇到過真正的危險。
法幣貶值，有辦法的人寧願領取銀元薪水，母親是會計，自然近水樓台，她的月薪就是這十幾個大洋。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以後，大洋逐漸絕跡，母親細心保留下來的這幾個銀元，居然能夠在文革中幸存下來，實屬不易。他們可以訴說母親那段工作經曆，是新舊社會的見證。母親臨終前將它們交給了我，每當看到這些東西，自然想起慈祥的母親，我特意到這裏的古玩商店，買了一些密封袋，據說是防古幣氧化必須的，我想是會將它們傳給後代的，至於他們如何處置，則是未來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希望自己的後代也能記得我的母親。
to be continued .......
那個司機真不好，居然忍心把你們扔在路邊，十幾歲的知青娃娃也是很不容易的。
看來你老公媽媽他們可能是老蔣撤離大陸，從成都離開的最後一撥。台灣有很多四川人、成都人都是那次大撤退到的台灣。華陽從前比成都更出人材，名人很多，可是後來變了，連縣名都撤銷了。不過，華陽的影響力卻一至延續至今。成都市政府現在基本上搬到華陽的中興了，當然新建了不少的設施，據說國家反對大建樓、堂、館、所的政府項目時，因為華陽中興的市府建築，還差點倒黴。
天府大道，聽說要瘋狂修，北至德陽，南到眉山，成為世界最長城市中軸線。
如果你們跟看我的母親節係列隨筆，就會看到我到藉田的一段。水星從北京來成都，又是在藉田，不知內遷工廠 103 或 401 的麼 ？世界確實不大。
請教一下水星兄，從蘇碼頭到成都坐汽車大概是多久時間（以前沒有高速的時候），我最後一次回老家是高中畢業那年，對這個時間沒有印象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