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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進入職業領域，除了工作繁忙，積極上進，年輕人的求知欲減退，在其它五花八門的事物吸引下，很少再捧書閱讀了。除了專業文獻，就算有閑心，也隻是看看《大眾電影》，翻翻《十月》，《花城》，《當代》、《譯林》等雜誌而已。
因為《譯林》，我又開始了閱讀名著。同單位的女友訂有《譯林》這本雜誌，談朋友就從借她的《譯林》開始，後來發現她閱讀過不少外國名著，為了跟上文藝女青年，我不斷地向她借書看，認真讀，與她談戀愛期間，少不了交換讀書心得，門當戶對，首先思想上要有吸引力，世界觀不同是談不到一起的，這些探討和交流似乎考試，考驗我們能否成為伉儷。每次看完的書籍，我總是找來上好的紙張，整齊地包上封麵，交還給她，再借下一本，周而複始。一本又一本，談戀愛的主觀動因，導致客觀結果，這期間我讀過了《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簡愛》（Jane Eyre），《紅字》（The Scarlet Letter），《荊棘鳥》》（The Thorn Birds），《牛虻》（The Gadfly）等文學作品，從這些小說裏，不光看見的是司湯達，大小仲馬，托爾斯泰，奧斯汀，勃朗特，霍桑，麥考洛，伏尼契等大文豪。而愛情故事，才是他們的共同符號，難怪我在對的時間閱讀了大量對的書籍，愛情才有結果，不能全是天意。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這部長篇，可說是自選小說裏，最富有社會主義教育意義，被推薦給青年人的勵誌讀物，我雖然也因保爾在朱赫來引領下走上革命道路，為共產主義獻身奉獻精神所鼓舞，但更欣賞他與林務官女兒冬妮婭的戀愛過程。可惜為共產主義而成為紅軍戰士，與資產階級布爾喬雅的美女分道揚鑣，後來傷殘退休，被立為英雄，實為犧牲品的保爾，讓人非常惋惜，至於麗達因為誤傳的噩耗而讓保爾最後失掉了可能的幸福，甚至作者讓他雙目失明，我的感覺隻有一個，保爾柯察金真是個倒黴蛋。雖然我不理解，這就是共產主義者的英雄氣概，但文革中，發生在中國的樣板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一直就在試圖證明悲慘就是英雄的DNA。像犧牲了丈夫的柯湘，單身剩女方海珍，好不容易有個丈夫的阿慶嫂，還要被作者發出去跑單幫，總之，舒適安逸環境下，絕對出不了英雄。不過外國作品的寫法實在是比國人高明得多，所以會被自己選來閱讀。
西方文豪書中所有的情愛都是複雜而又曲折的，可以認為是不大合正統，有些甚至見不得人的。英俊瀟灑的軍人，權力無邊的教士，貴族子弟，上流社會的社交，因為有了文豪們細心的勾勒，人性，動機，欲望，社會現象，整個讓人讀得目瞪口呆，讓剛剛脫離文革紅色浪潮不久的“革命”青年入如墜深淵。外麵的世界真精彩，西方世界與東方“文明”天壤之別，我們的崇洋迷外，我們的自由向往隻能依靠讀書來寄慰。
愛情有了結果，讀書的口味也有所變化，閑暇尋刺激，阿加莎克莉絲蒂的作品也捧在了手中。據說她的作品在全世界的暢銷度僅次於聖經和莎士比亞的作品。《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陽光下的罪惡》，電影小說一起看，我們也陷入學當偵探，邏輯推演，線索分析的熱浪之中。科林斯的《月亮寶石》，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也都有涉獵。作家們那種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風範，很適合我的胃口，思維開闊，細心觀察，拒絕先入為主妄下結論，對於嚴謹的工作態度不無幫助。
名著之所以是名著，體現在它的曆久彌新，無論多少年以後，依然讓讀者感歎它的魅力。其實名著的魅力還在它的“普世價值”，無論原著何種語言，無論哪國的讀者，名著的內涵早就跨過了國家的限製。
記得女兒上高中時，學校文學課程就有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基度山伯爵》等名著，我不經意的與她分享讀書心得讓她覺得詫異，像我們這類中國人的家長，在美國長大和受教育的孩子眼裏，是一群自帶便當上班，工餘時間從不光顧酒吧，周末同類聚會總是談論別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總是名校常春藤、工資級別占據主要話題的一群人，怎麽也懂大仲馬，什麽時候他們也知道文學巨匠的這些不朽經典。可見無論英文、法文或者俄文的語種不同，無論孩子還是父母的年齡差距，以及讀者群生活於東方還是西方地理位置不同，名著也能夠拉近他們之間的距離。
隨著技術進步，因特網普及，手中需要捧讀的書籍都讓愛啪德代替了，長篇大部頭已經沒有了讀者市場，估計再也不會出文豪了，高速的生活節奏還能容下靜心閱讀的可能嗎？年輕人人手一台遊戲機，耳掛蘋果產品隨音樂而動肢體語言的畫麵，在家裏，旅途，商場，行駛的車船飛機上比比皆是，自由選擇讀書的習慣慢慢離開人們，我以往的讀書經曆正在成為曆史。
寫得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