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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以後,共產黨新政府接管了全國,柳州鐵路局被軍管,國府舊員,管理與技術人員被重新甄別,後來父親又任職於廣西柳州水電廠工程師。幾經變革,父親輾轉回到了四川,先在四川省公路局電訊科工作,後來又在共產黨的川北行署幹活,其間也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共產黨日後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先生。之後輾轉西康省工業廳工作,再後來又任職於四川省工業廳電管局設計室,再後來任職的地方是四川省水電廳火電設計院,直到一九六一年,水利電力部西南電力設計院成立,又成了西南院的高級工程師。一九八六年,父親正式從西南院退休,此後負責成都市退協設計所,參與多項電力係統項目管理工作,同時受雇於成都數家國營及民營企業,擔任技術顧問,直至年邁,終於閑賦於家,安度晚年。
由於這樣的家庭背景,父親解放後的生活完全不同於他的童年與青年時期,為了生存,他變成了一個非常內斂的人。以前的少爺不見了,年青專業工程師的優越感沒有了,人前從不高談闊論,決不與人爭執,性格唯唯諾諾。這樣的變化練就了他與世無爭的性格,再不會有人注意到他的出身,就連當年新竹棉紡廠的聘用證書也悄悄付之一炬,不留任何一點與台灣相關的蛛絲馬跡。父親的人緣關係在所工作過的單位裏也是出奇的好,能夠從社會的各次大動蕩和曆次政治運動中幸存下來實屬不易。父親幾十年來這樣的生活,造就了他性格頑強的一麵。
並不遙遠的故鄉,幾十年來都是他最不想觸及的地方。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有位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前輩約父親一道返鄉祭祖,他最終還是拒絕了,而是由在成都的其他親戚代勞,他的確是想徹底忘掉家鄉那個令人傷心的地方。
父母的家庭背景十分相似,隨著一九四九年那次中國政府的更迭,他們的家境便一落千丈,殷實的家庭財產,子女的良好教育,這些所謂中國社會中上層家庭努力成就之目標和文明社會的共識,都不是新生紅色政府感興趣並願意保護的。相反,“革命”的理念,從理論到實踐,才是新統治者的當務之急,推翻舊的社會秩序,打破舊的社會觀念是新中國要改天換地的曆史使命。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共和國要走“社會主義”之道。新的國策與中國從前的政府相比較,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受保護的現在是鄉村赤貧的農人和幫工、遊手好閑的城鄉懶漢、收入低下的工廠勞工,甚至社會上的地痞流氓,總之能夠稱得上“無產”的這群人和按此劃分的“階級”。政府行為則是要將“有產者”祖輩積累下來之財物充公以後,分發給無產的階級,而這一過程,是暴力而又殘酷的。“解放”帶給父母家庭的,隻有悲慘的結局,家產被瓜分,親人們卻還要遭受生離死別的痛苦。父母的後半生,幾乎不得不“隱姓埋名”低調做人,盡量避免一切可能觸及到家庭背景的相關事件。我自己也是在成年以後從別的地方得知我們家的過去,對於家族舊事,父母在孩子的麵前從來都是環顧左右而言它,他們以這種方式來保護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