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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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諸儒之大成 授百代之精深———朱熹

(2007-08-11 22:22:05) 下一個

 

作者 : 餘秋雨 徐亮 

 

 

     他的淵博的學識,使他成為著名的學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為第一流哲學家。爾後數百年中,他在中國思想界占統治地位,決不是偶然的。

  

     ———馮友蘭

 

     宋代是中國儒學的複興時代。宋儒吸取了玄學、佛學、道教的思想成果,根據新的時代要求,對儒家經典進行了再闡釋、再創造,形成了被稱為“道學”的新儒學,分化為“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在宋儒的眾多著述中,影響最深廣、最持久者,莫過於南宋理學家朱熹所撰的《四書集注》了。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號晦庵,祖籍為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出生地是福建尤溪。其父名朱鬆,曾做過南宋朝廷的秘書官。他對漢高祖劉邦把儒生的帽子摘下來撒尿一事感到有點寒心,就不再戴儒生的帽子了,對朱熹反而期望他長大以後能去打仗、守邊關。但朱家長期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以儒學作為家教。朱熹10歲讀《孟子》中的“聖人與我同類”一句時,非常高興地決心學做聖人。最後,他父親還是送他到書院讀書。

  

     紹興十七年秋中舉人,次年春登進士。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閣受命巡視台州時,上書彈劾前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權奸,連上書10次,終於罷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職。並上奏朝廷,指出當時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提出“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大政策。然而南宋皇帝昏庸無能,並未能采納朱熹的良諫。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以主要的精力從事著述和講學。他利用任地方官的機會,先後複建白鹿書院,建立武夷精舍,重開嶽麓書院,修設滄州精舍,對發展古代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朱熹的著述甚豐,有《近思錄》、《詩集傳》等,又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語類》140卷,而影響最大者則是《四書集注》。

  

     所謂《四書》,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經過朱熹著《四書集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終於形成與“五經”同等重要的“四書”概念,“四書五經”成為儒家經典的總概括。

  

     《四書集注》全稱《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不同時間完成的。在《四書集注》中,朱熹對這四部不同時代的儒學著作進行了精心編排,把它們解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朱熹認為,人們讀《四書》,必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子語類》)。這就是說,《四書》實際上是一個嚴密的思想體係,各書之間有其內在的、不可逾越的邏輯聯係。《大學》是進入這個體係的大門,《論語》奠定了這個體係的基本思想,《孟子》是對這個體係的展開和發揮,而《中庸》則蘊含著這個體係的精髓。人們隻有按照這個順序讀《四書》,才能步步深入,登堂入室,領會儒家義理,獲得孔門真傳。但實際上,朱熹在《四書集注》中精心設計的這個思想體係,並不是真正要恢複先秦儒學的本色與傳統,而是依據他的理學思想重新解釋儒學經典,由此來闡發自己的理學體係。可以說,《四書集注》的主旨就在於以理學注《四書》,以《四書》論理學。

  

     朱熹著《四書集注》,在哲學史和文化史上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麵,他強調了“理”的意義,強調了人的精神境界和倫理道德的作用,強調了教化對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在這裏,他確實抓住並突出了人之所以為人、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根本;另一方麵,他在人的個體價值與類價值、物質利益與精神境界之間,又過分強調了類價值、精神境界,而忽視了個體價值、物質利益。他通過對儒家原典的解釋,闡發了自己的思想,是對古代解釋學的一大發展;他又把儒學原典視為不可超越的教條,把人們的思想局限在這些本本之中。

  

     公元1313年,元仁宗皇帝下令科舉考試以《四書》為主要內容,以《四書集注》為官方解釋和立論根據。這種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四書集注》作為官方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長達600年之久。

  

     《四書集注》版本很多,現在容易找到的有《四書五經》宋元人注(中國書店1984年影印)、《四書章句集注》(《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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