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諸儒之大成 授百代之精深———朱熹

 

作者 : 餘秋雨 徐亮 

 

 

   　　他的淵博的學識，使他成為著名的學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為第一流哲學家。爾後數百年中，他在中國思想界占統治地位，決不是偶然的。

  

   　　———馮友蘭

 

   　　宋代是中國儒學的複興時代。宋儒吸取了玄學、佛學、道教的思想成果，根據新的時代要求，對儒家經典進行了再闡釋、再創造，形成了被稱為“道學”的新儒學，分化為“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在宋儒的眾多著述中，影響最深廣、最持久者，莫過於南宋理學家朱熹所撰的《四書集注》了。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號晦庵，祖籍為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出生地是福建尤溪。其父名朱鬆，曾做過南宋朝廷的秘書官。他對漢高祖劉邦把儒生的帽子摘下來撒尿一事感到有點寒心，就不再戴儒生的帽子了，對朱熹反而期望他長大以後能去打仗、守邊關。但朱家長期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以儒學作為家教。朱熹10歲讀《孟子》中的“聖人與我同類”一句時，非常高興地決心學做聖人。最後，他父親還是送他到書院讀書。

  

   　　紹興十七年秋中舉人，次年春登進士。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閣受命巡視台州時，上書彈劾前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權奸，連上書10次，終於罷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職。並上奏朝廷，指出當時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提出“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大政策。然而南宋皇帝昏庸無能，並未能采納朱熹的良諫。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以主要的精力從事著述和講學。他利用任地方官的機會，先後複建白鹿書院，建立武夷精舍，重開嶽麓書院，修設滄州精舍，對發展古代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朱熹的著述甚豐，有《近思錄》、《詩集傳》等，又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語類》140卷，而影響最大者則是《四書集注》。

  

   　　所謂《四書》，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經過朱熹著《四書集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終於形成與“五經”同等重要的“四書”概念，“四書五經”成為儒家經典的總概括。

  

   　　《四書集注》全稱《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不同時間完成的。在《四書集注》中，朱熹對這四部不同時代的儒學著作進行了精心編排，把它們解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朱熹認為，人們讀《四書》，必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子語類》）。這就是說，《四書》實際上是一個嚴密的思想體係，各書之間有其內在的、不可逾越的邏輯聯係。《大學》是進入這個體係的大門，《論語》奠定了這個體係的基本思想，《孟子》是對這個體係的展開和發揮，而《中庸》則蘊含著這個體係的精髓。人們隻有按照這個順序讀《四書》，才能步步深入，登堂入室，領會儒家義理，獲得孔門真傳。但實際上，朱熹在《四書集注》中精心設計的這個思想體係，並不是真正要恢複先秦儒學的本色與傳統，而是依據他的理學思想重新解釋儒學經典，由此來闡發自己的理學體係。可以說，《四書集注》的主旨就在於以理學注《四書》，以《四書》論理學。

  

   　　朱熹著《四書集注》，在哲學史和文化史上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麵，他強調了“理”的意義，強調了人的精神境界和倫理道德的作用，強調了教化對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在這裏，他確實抓住並突出了人之所以為人、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根本；另一方麵，他在人的個體價值與類價值、物質利益與精神境界之間，又過分強調了類價值、精神境界，而忽視了個體價值、物質利益。他通過對儒家原典的解釋，闡發了自己的思想，是對古代解釋學的一大發展；他又把儒學原典視為不可超越的教條，把人們的思想局限在這些本本之中。

  

   　　公元1313年，元仁宗皇帝下令科舉考試以《四書》為主要內容，以《四書集注》為官方解釋和立論根據。這種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四書集注》作為官方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長達600年之久。

  

   　　《四書集注》版本很多，現在容易找到的有《四書五經》宋元人注（中國書店1984年影印）、《四書章句集注》（《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