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婺源學人的徽州情結

三代婺源學人的徽州情結

————紀念婺源“回皖運動”六十周年(1946-2006)

                                                                                                                 ■ 江    平

      本文本身未必學術，但本文歸述的這份情結，或可引發徽學家、社會學者們作深入思考而學術；情結本身或許無價值，但若有關部門通過文字而間接體驗，在以後的政區調整中能充分考慮文化因素，則本文也就具有勸戒價值。

                                                                                                          ——　一萍自題

   公元740年，唐朝置婺源縣，屬歙州；766年，置祁門縣、歸德縣；770年，廢歸德縣，歙州領黟、祁、婺、休、歙、績六縣——文史界常說的徽州“一府六縣”，其格局實於此時既已奠立，此後就大抵穩定。

   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為徽州。婺源等六縣共屬一州府，長達一千多年。婺源與徽州的曆史淵源如此悠久，宗族、倫理、方言、習俗、學術、經濟等等各方麵的聯係千絲萬縷。作為大儒朱熹故裏，婺源尤其被全徽州人引以為榮；作為皖派樸學奠基者江永故裏，近代徽州學人對婺源又多一份親敬。於是，婺源被改隸江西不僅是婺人的心病，也是全徽州人的遺憾；對於婺籍學人，則更是“一頁痛史”——筆者作為新生代婺籍學人之一，於此也深深體驗。

   在婺源“返徽運動”六十周年之際，謹以本文綜述三代婺源學人的徽州情結，紀念一份中國曆史上獨特的地域情懷，也表達類筆者之晚輩的文化鄉愁。

█ 我們的祖輩——民國時期婺源人的“回皖運動”█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蔣介石出於軍事需要，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令婺源縣政府文》，9月4日將婺源劃隸江西省第五行政區。婺人極不願脫離徽州！婺源百姓、民間團體與旅外婺僑及團體群起反對，紛紛上書請免改隸。改隸一周年的1935年9月12日在歙縣發行的《徽聲日報》上，發表了《婺各界為“九四”紀念告旅外同鄉書》，力陳婺源劃贛後政治狀況“窳敗不堪”。婺人視改隸江西的日子“九四”為“婺民一頁痛史也”。1946年，婺源縣參議會成立，上下串連，群情激奮，又發起“回皖運動”，一直鬧到當時國大代表開會時，徽州同鄉會呈文向蔣介石請願。

   由於“回皖運動”當事人早已作古，現在很難找到詳盡的記載，但筆者2003年在《江淮文史》上發表長文《婺源與徽州的曆史文化淵源》後，歙縣長輩方少求先生特意寄來了畢業於民國中央大學、曾任歙縣中學校長的耄耋老人程極平先生知曉的信息，並表達了自身對老徽州的情感，去年筆者又親赴徽州故地走訪過江達灼、孫思誠等老人，遂得知某些細節。

   “回皖運動”是在徽州民眾、尤其各地婺人普遍要求婺源返徽之情勢下展開的，聲勢浩大。崇尚“理學淵源”、“讀朱子之節，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的徽州人向來注重文化根基，彼此認同感很強，何況徽州人對朱子故裏婺源曆來多一層看重，豈可割舍婺源？又何況在六縣各有的“屬相”中婺源恰恰屬龍，怎堪龍脈分離？當時的省立徽州師範首任校長江植棠（90高齡的徽師校友柯敦厚對江植棠推崇備至）、第三任校長查景韓（北京高等師範畢業）等婺源籍名士，是該運動核心領頭人，各地婺源同鄉會積極配合。作為屯溪茶市主力的婺源茶商更是滿懷期望地參與，有的茶商公然在敬客的茶碗上刻印“回皖”，想必是用諧音，耐人尋味。孫思誠父親孫友樵（曾任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當時開著“怡新祥”茶號，就是參與者之一。即便政府已經將婺源劃入江西，但各地婺籍商人並不認可，他們的名片、信封還堅持印上“徽州”或“安徽”字樣。而整個徽州商幫也不承認婺源人是江西人，王振忠先生《徽商的一張身份證》（1999年11月1日《中華讀書報》）記有上海“徽寧會館”1946年為婺源墨商開具的證明書依然認可“同鄉詹天驊”，即是一證。“回皖運動”時期，婺源縣內一般鄉紳與民眾也紛紛響應，連筆者家父吃過的江灣月餅上也出現過類似“返徽”的字樣，諧“返輝”也歟？一些學校大門口還貼出對聯：“男要回皖，女要回皖，男男女女都要回皖；生不隸贛，死不隸贛，生生死死決不隸贛。”甚至更有急切口號：“頭可斷，血可流，不回安徽誓不休！”……六十年過去了，追溯這樣往事，心情焉得平靜？隸屬調整乃常見行政舉措，而一個縣的民眾如此強烈要求歸屬原區的先例，別地實不多見。據說“返皖運動”的宣言甚至擬照《國父遺囑》雲：“我安徽省徽州婺源縣，向來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為程朱之闕裏，中華之奧區。今日淪入贛人之手，實我皖人之第一大省恥。為今之計，必當喚起民眾，聯合一切平等待我之外省人，驅逐老表，恢複河山。”這樣的言辭固然傷及贛人，但可想而知婺源人對徽州感情的深摯程度。

   據程極平老人說，最終經江植棠等與婺源“明經胡”後裔、績溪人胡適先生向蔣介石一再請求，促使國民黨內政部派來婺勘察。台灣出版的胡適秘書胡頌平所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66頁，記有胡適在民國五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一段話：

（胡適）先生又說：“徽州的婺源，朱夫子的出生地。……劃給江西省；可是全徽州的人都不願意，一直鬧到複員之後國大代表開會時，徽州同鄉會作好呈文要向蔣介石請願。我說：‘給我吧。’我交給國大主席團代表張厲生。那時張厲生是內政部長，他就照辦了。”先生笑著說：“這是帝國主義的做法，徽州人豈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按：原文如此）劃歸江西，他們還把二程先生的祖先還算是徽州人呢！……”

   經蔣介石同意，1947年8月16日，婺源總算劃回安徽省。《休寧縣誌》上清楚地記載著當時海陽、屯溪等地徽州人聞訊後的歡欣慶賀，更不必說婺源人自己心裏那個高興了。

   1949年5月，解放了的婺源再次隸屬江西省至今。黃景鈞先生雲：“解放婺源的是解放軍的‘四野’，和解放江西的同屬一支部隊，為了軍事管理的方便，當時又把婺源劃歸江西。”查《徽州地區簡誌》與《婺源縣誌》，當時解放婺源的其實是“二野”部隊，而屯溪那邊，也是“二野”三兵團進駐。8月“二野”留駐婺源的工作人員要開赴大西南，才由“四野”部隊派員來接管。這裏麵，轉給“四野”接管的具體原因是個謎。程極平老人有陳述：“到新中國成立時，徽州專署已決定派楊建圖（後任徽州專署教育科長）及歙縣的呂卿等人前去婺源接收。不料江西方麵領導人已經接收了。婺源縣的歸屬問題從此成了一個曆史問題。”

█ 我們的父輩——新中國第一批婺源學人的“返徽”心願█

  婺源的歸屬問題，江植棠、查景韓等筆者祖輩學人為之奔波得願而終究落空；解放後，作為曾經在舊政府學堂任職、與胡適之類舊文人有染、又多地主或富農家庭出身的他們，麵臨風雲變革，顯然不再能出頭。哪怕受政府重任的，如婺源人、現代中醫名家程門雪，身為上海中醫學院首任院長，即便也深懷徽州情結一直自稱“皖南程氏”，但在那樣的氣候下也不敢如昔日的江植棠那般直言。

   待到我們父輩時，都已在政治掛帥氛圍下生存。貧苦出身的一般民眾政治上獲得了地位，對政府絕對順從，原本於徽州文化了解就少、加上盲目反封建的思想灌輸，更關鍵是原來與徽州的經濟聯係在公有製計劃經濟下完全沒有了必要，於是造成他們急著返歸徽州的心情相對鬆緩了。

   製度更替，然而，千百年相沿的崇文尚禮的民風依舊。婺源周邊幾個縣市與婺源接鄰處長期存在衝突乃至發生械鬥，先動粗的也往往不是婺源人——依此而論，前文中婺源民眾上書蔣介石所擔心的“江西之樂平、德興、浮梁，大都民風強悍，勇於私鬥，尋仇報複，法令幾不能製止，若劃婺入贛，將不勝惡化”並非空穴來風，隱在矛盾至解放後依然是存在。我們父輩的一般民眾至少從民風上還是對江西不盡認同、而於徽州每每懷念的。即便在隸贛已經半個世紀的2001年，鳳凰衛視在婺源攝製《尋找遠去的家園》電視專題片中的記者到婺源采訪時，老輩的村民還說：“他們是老俵，他們冬天在房間裏燒這麽大的柴火取暖；我們用小火爐，手爐。……過去挑擔，這裏到屯溪每四裏路就一個茶亭，徽州都一樣的。他們江西就沒有，江西賣都不賣給你吃。”或許語氣中對江西似有成見，但這些不加修飾的話語透出的情感十分真實，正可見連不識字的婺源老農民至今仍視江西為“他鄉”而對徽州風俗尤其自豪，遑論文化人了。

   義務教育使得我們眾多的父輩能上學，但不再是讀私塾的經書，而隻是識字、誦讀革命語錄，或者學工農基礎知識；隻有那些幼年在書香門第中略讀過詩書、愛好文史的少數父輩，以及聰慧與機遇兼得、文革前大學畢業或文革剛結束以大齡考入大學終於了解到昔日徽州才俊之星燦、文化之輝煌以及我縣與徽州曆史文化淵源的少數父輩，才會情不自禁時常在內心深處喟然長歎：“婺源的歸屬問題成了一個曆史問題！”——這正如曩昔負笈於民國中央大學的程極平老人的歎息，這更是查景韓的兒子、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查秉樞先生的歎息。也許是因為父親查景韓是民國年間婺源“回皖運動”的領頭人之一，盡管查秉樞先生已經退休，但他一直懷著希望在有生之年實現“婺源返徽”的心願、至今仍在致力於此。

   有別於舊時的“回皖運動”，“婺源返徽”又多出一層心誌。1987年11月2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安徽省調整徽州地區行政區劃的批複》，撤消徽州地區、設立地級黃山市，將績溪劃歸宣州地區。如果說失去婺源的徽州隻是殘缺的徽州，則自此日已經不複徽州！——“婺源返徽”的二層心誌：其一，恢複地級政區“徽州”； 其二，婺源與績溪同返徽州、恢複“一府六縣”。

   績溪是婺源的“難弟”。 績溪的父輩學人類似的返徽心願同樣感人。2005年夏，筆者遊訪績溪，與章亞光老先生麵晤。章老懷有強烈而深摯的返徽心願，從績溪劃入宣州之日起，這位堅韌的長輩就一直堅持不懈地為返徽心願奔走疾呼！他將自己近20年裏大量的文稿與信訪材料編輯成冊印行，筆者讀之，感其哀鳴，每掩卷浩歎。章老退休前是法官，他的《徽州更名黃山和績溪劃出徽州的法律透視》一文（《合肥學院學報》2004年社科版第1期）批駁支解、消亡“徽州”之種種不合法與諸多弊端，有理有據、論述得相當充分。

   要求“恢複徽州”的論文、呼籲、提案在安徽省內已經很多，正式向中央一級提交的提案則似未見；2006年——在婺源“返徽運動”60周年之際，終於有了新進展。1月9日、10日《北京晚報》連載黃景鈞先生的文章《婺源歸屬》，該文結尾：“我建議將黃山市改為徽州市，置歙縣、績溪、休寧、黟縣、祁門、婺源六縣歸徽州市管轄，這對於發掘、發揚徽文化，振興皖贛經濟乃至振興我國中部經濟都是很有幫助的。”徽州故地學人奔走相告，《新安晚報》迅速就有響應文章。

　　黃景鈞先生1937年生於婺源，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係，中央民盟法製委員會主任，至今連續三屆為全國政協委員。2003年在政協提交提案掀起了關於“收容遣送”製度的大討論，同年國務院廢止了城市《收容遣送辦法》。2006年3月，黃景鈞、彌鬆頤正式向全國政協聯名提交提案《關於恢複徽州一府六縣建製、成立徽州地級市的建議》。

   這個提案重點分析了恢複徽州後的經濟或社會意義。在政府眼裏，權衡問題的主次順序一般是政治、經濟、文化。作為學人提案，“政治”當然也可以提幾句，但用不著學人多說；如果主要提“文化”情結，刺激政府上層官員作為人之常情的那根心弦，用處也不是絲毫沒有，隻是政要們往往不會很當一回事；所以，強調“經濟”意義，不失為提案的一個好支點。我還認為這個提案的重要作用，在於以正式的形式使中央聽到民間（當然主要代表著學人）的呼籲。不要說黃老等老一輩學人，就是我們這樣的小書生也心裏也明白，中央單獨為恢複徽州而特意調整相關區劃的可能性極小，除非乘著全國性的區劃改革之大風。但如果中央聽不到足夠的民間呼籲，即使有大風來了，上層也未必會考慮徽州故地這一塊的特殊背景而做什麽調整。隨著民間合理性呼籲的上達，一旦全國性區劃調整啟動，婺源與徽州別縣的團聚就極為可能。基於這一觀點，一萍認為該正式提案不管能否在近期落實，均有重要作用。當然，該提案骨子裏深浸著的，顯然還是文化情結，這才是實際的提案動因。黃老等是長期生活在京城的老一輩學人，有生之年相對有限，他們的某些心情也更急切一些；彌鬆頤先生不是徽州人，但他理解徽州人的情結並參與呼籲，很值得敬重。

█ 徽州，我們的故鄉！——新生代婺源後學割不斷的徽文化鄉愁█

  昔日婺源各團體請免改隸之理由中，習俗、文化、曆史三方麵的依然存在。婺源至南京、上海、杭州的客車一直就是穿過徽州故地的；高校擴招與民工潮，使得近10年來大量婺源青年沿途目睹到唯有徽州故地的幾個縣才與我縣風物相似，甚至誤認某村是故鄉。隨著婺徽、徽杭高速公路的通車，我縣經濟上與屯溪一帶的聯係也將更趨緊密。   2003年秋，筆者以婺源後學身份在《江淮文史》季刊發表長文《徽州,我們的故鄉！－－婺源與徽州的曆史文化淵源》，這或許是建國後婺源人第一次係統地梳理我縣與徽州的曆史文化淵源、並公開地表達徽州情結。作為作者，我隻是想陳述事實、表達一份真切而特殊的文化情感；這樣的“情結”值得學術界研究，對於行政規劃來說，也不無勸戒意義。

   後來，筆者才知此文被很多徽州前輩讀到，並有若幹老先生特意來信“深表同感”並熱情鼓勵，這是我始料不及的。這本身也至少表明兩點：首先，“徽州情結”為六縣學人所共有；其次，徽州前輩學人也許曾擔憂“代溝”會割斷心誌的傳承、擔心時間將使後輩逐漸認可現狀，而筆者這類徽州後學的徽文化情結使他們感到了安慰。細細想來，或許還另有隱在的第三點：徽州別縣的前輩學人對於被強行割離的朱子故裏、徽州師範創始人江植棠故裏婺源，原本就多一份追懷、多一份悲情，何況入贛已經半個多世紀、料想新生代婺源後學並不會對老徽州有感情，而筆者的“淵源與情結”文字令他們尤感意外，於是更多一份別樣的欣悅。

   徽學、“徽文化熱”方興未艾，直接引發一般婺源青年對“一府六縣”認同的,是不斷推出的介紹徽州的電視片；文化界的婺籍後學則主要憑著書籍圖冊與互聯網深化了對徽州文化、對家鄉與徽州的曆史文化淵源之認識。身在家鄉的婺源後學，多在文教係統,均不同程度懷有徽州情結。中學的青年曆史教師更利用專業、職業以及互聯網優勢，積極普及與討論徽文化。清華中學教曆史的吳老師，騎摩托車踏遍徽州，拍攝大批照片，還寫下一路的隨想。到績溪時他寫著：“特意選擇來上莊是因了胡適的緣故。……當年婺源回皖，我們需要感謝胡適。徽州的概念正慢慢地從一般民眾腦子裏淡薄下去，恢複徽州地理也遙遙無期，一般的年輕人對徽州的認同也在逐漸淡漠。今天還有胡適這樣的人嗎？”   身在外地的青年學人，懷鄉尤切，更親身感受到徽州這塊區域較之別地之諸多可貴。筆者周圍的學生、同學、同事們無不是從我口中，才逐步了解徽州。甚至他們也有“染上”徽州情結的，總嚷著要我帶路到徽州故地探訪。短短數年內，婺源旅外後學自辦的網站多達一、二十家，抒發鄉情不足為奇，但無不關注“徽州”、甚至特劈專欄極力宣介徽州文化，這就實屬罕見，非情結而何？   婺源後學的徽州情結是以嚴肅的“徽州”概念為前提的。婺源學人盼望返歸的是一府六縣的“徽州”，而非“黃山”。此外，“徽文化”、“徽商”乃徽州文化、徽州商人的簡稱，但至今仍普遍被有意無意地誤解、泛化作安徽文化、安徽商人（連馮驥才都如此。他責備合肥：“你們是如何體現徽學文化的……徽學之大，也是得到國家承認的。……合肥這個城市的記憶到哪去了？”——見馮驥才的博客《馮驥才：合肥難見徽文化》），婺源與徽州別縣後學多人進行批駁。徽州文化重鎮的婺源，近些年又不斷遭遇“贛文化”的挑戲，偶有江西人有意把婺源說成“贛文化成員”，甚至某學者出版“贛文化”書籍卻把婺源村景作為封麵。對此我縣後學不能容忍，總是利用一切機會向外鄉的同學、同事、網友或眾多來婺源的遊客不厭其煩地解釋我們隻是徽州文化。一批兼涉文史的我縣後學，在各網站與江西網友展開了無數次激烈的論爭。甚至去年11月7日在婺源舉辦的中國鄉村文化旅遊節上，“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回答聽眾提問時，稱婺源文化受外來文化影響很深，不是單一的徽文化。”（2005年11月9日《新安晚報》吳永泉文章）話外音或指婺源文化已經兼姓“贛”。這一言論迅即引起親臨現場的童生、小齊、小潘等婺源青年的強烈反應、數小時後就在網上“控訴”，引發徽州與婺源兩地數百位網民熱烈討論。盡管表麵上馮先生沒有全錯、隻是不該說“很深”，就此批駁顯得過火，但這事畢竟體現了我縣後學徽州情結濃重的程度。後來，小齊老師還找到馮下榻的酒店，寫下一段話：“……婺源，是徽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是亙古不變的真理。我真誠的希望，對於昨天的講話，隻是您泱泱如大海般學識中尚未探測到的一個盲點而已。”落款：“徽州婺源人即日”托值班小姐交到他手上了。我縣還有畢先生、“婺”、“故園徽州”、北風、胡毅、洪鵬等人，均懷有熾烈的徽州情並不失時機地宣傳徽州文化。

   凡此種種，是缺乏文化情結或不曾體驗文化鄉愁的一般旁觀者難以理解的,而徽州學人是理解的。對於他們來說，婺源的意義就像是曲阜對山東一樣：把朱子故裏割掉，徽州文化就就沒有了根基。更不要說一旦失去考水、失去何震、失去江永、失去硯石等等，徽州明經胡、徽派篆刻、徽州樸學、徽州歙硯也均失去了依托。一方風土養一方人，近幾年來“一府六縣”的後學們彼此認同已成事實，婺源後學每在網上與徽州故地青年後學交流鄉情、共同討論徽州話題，甚至有過若幹次自發的縣際互訪、聯誼活動。即便是在分隸兩省時期生長的新生代，彼此認同感依然如此強烈，根本乃在共同的文化傳承。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碩士、休寧人吳浩（近年出版《徽州少年歌》、主編《徽州人文讀本》），徽州情結十分強烈。他在2005年北大研究生暑假赴徽州支教前夕，來信誠懇征求筆者的意見並又特邀赴休寧開設講座。筆者在回複中論及如下幾點：

   其一，徽文化不僅包括通常所指的徽州故地曆史上的傳統文化,其實還包括現在和將來徽州六縣範圍的文化、以及旅居外鄉的徽籍人士的成就。（至於祖籍徽州人以多久仍算徽州人為宜？難有確數，大約六、七代是可以的，而如果幾十代之後其人仍自稱徽州人，則完全可以、也應該將之納入徽州文化範疇。“籍”和“貫”在古時不是一回事——“籍”是當下的落籍，“貫”可以大致理解為宗族原籍。如果有人在說自己是某外地人時仍要特意提起自己是徽州貫，也可以納入。）

   其二，常人一說徽文化，總是隻想到既有的學術思想、建築物產、語言習俗、徽商等等，這其實不夠。文化是發展的，當代徽州人哪怕不事文科而是從事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他的成就均是當代徽文化之組成部分，至於今人成就是否留得下以成為將來人眼裏的徽州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那是要看他成就的價值或影響了。其它風俗、經濟等等方麵當然也是發展的。但變化不等於發展，一些既破壞了好傳統又沒有新成績的亂變化，就隻是敗家子行為。比如住宅的內結構與設施的改進是應該的，而全盤洋化的毫無特色的房子一度泛濫，後果就堪憂了。

   其三，若請人士來徽州講學，不必限於隻宣講徽州曆史文化，講其它專題，必然有助於徽州青年的成長、有助於將來的徽州出更多人才，所以依然也是在間接、潛在地助益徽文化的發展。這一點其實十分重要，卻往往被忽視。譬如“浙東風骨”就是有意義的講題，能借以反思徽州地域人群某種程度的“精神缺鈣”。盡管人們對浙東人的“強執”褒貶不一，但在筆者看來總體還是很好：從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開始，一直到蔡元培、秋瑾、魯迅、馬一浮、馬寅初、潘天壽……一直到我親身接觸到的不少紹興與寧波籍教授，其堅毅之精神盡展無餘，那是一塊有“風骨”的土地！“秋風秋雨愁煞人”、“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真切情彩之外，更可貴的是他們執著的理性光輝，浙東成為令全中國的有識之士普遍尊敬的方域。—— 近代史上浙東所出的卓越人物很多很多(當代的四川也頗出了些“風骨書生”，如吳丈蜀、魏明倫、盧躍剛等)，相比之下，近代徽州出的實在不多。固然有社會經濟與偏居內地等因素，但與徽州“忠孝”“仁禮”等理念較之科學、民主等新觀念已經相對落後，難道沒有關係嗎？“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徽州先賢陶行知如此強調“真”，可惜徽州人並沒有普遍弘揚這一可貴精神。對照眾多浙東英傑依於真理的“強執”，徽州人在俗議與鄉願的力量強大的時候，更易於為維護“和氣”而背離是非原則。絕不可自欺欺人地將此歸在所謂“仁”“胸襟”“博愛”裏而自以為高尚。我們徽州人最缺的絕不是情、不是善、不是仁、不是恕，而是缺乏對何時向怎樣的人事才應該投之以情、以善、以仁、以恕—— 缺的是“真”、是“理”，是風骨中的“鈣”！比美更高的是善,比善更高的是真,比對真的認識更高的是強執於真的行為。我們在討論問題時，是非（也即求真）是第一位的。什麽“氣度”“寬容”“和為貴”……之類，如果要顧及，那也應該在是非對錯判明之後、到考慮如何處罰時，再看有無認錯或道歉情節而適當斟酌的；如果一開始就搬出“氣度”“寬容”之類俗理，則極大幹擾了求“真”。如果維護明知故犯、犯錯不改的行為，片麵渾談“氣度”“寬容”“和為貴”，那國人還恨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幹什麽？那些動不動就斷章取義地搬出古人“氣度”“寬容”“仁和”之類來破壞正常論辯的渾談者，為什麽偏偏忘記孔子說的——“鄉願，德之賊也”？當代徽州青年，在忠孝仁禮之外，實在應該把目光更多投向科學、民主等理性精神。少一些鄉願，多一點風骨。   其四，網上論壇中有徽州後學表達過普遍性的迷惑：“我們怎樣才算是在為徽州文化做貢獻？”筆者以為，就當今的徽州青年個人而言，充分發揮自己的具體能力與便利，盡可能為家鄉公益出力（比方網上徽州論壇的建立，比方隨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地宣傳徽州文化），或各自既注重精神操守有所不為、又努力在自己的領域裏精益求精有所作為，一旦越來越多的徽州人都作出突出貢獻，外鄉人自然會象我們稱賞猶太人智慧那樣情不自禁地稱歎：“徽州人真厲害，人品、才幹都不錯！”則徽州的形象也就光大了——這就是我們徽州青年的目標，在此目標上人人可以做貢獻，你我的成功就是對徽州的貢獻。樹立徽州的形象要靠一批人，而不是個體，因為一個人是形成不了“場”的。我們需要彼此鼓勵，各方麵都出些人，那樣才支撐得出新徽州形象。這方麵，浙東也是範例，如今的浙東俊傑也已經形成了“場”。

   筆者以上認識，體現著部分懷有徽州情結的婺源後學對徽州本邦文化精神之自覺反思，每一時代都將有類似的徽州青年有誌於賦予她新的光華——作為一個行政區域的徽州，已經支離；作為一個官方地名的徽州，亦已“作古”；作為一方獨特文化的徽州，她是美人永不遲暮！

█ 結語█

  徽州籍知識分子，普遍追懷徽州入骨入髓，普遍不願它的光輝被消解，普遍盼望恢複昔日一府六縣的徽州。由於被割入文化差異明顯的江西，婺籍學人對家鄉與徽州文化的懷念又較徽州別縣來得複雜。“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割不斷的徽文化鄉愁與返徽情結在新一代婺籍學人心底悠悠長存。新華社湖北分社的餘先生歎曰：“我是流浪在他鄉的徽州婺源人，最願和徽州人為友。今日我們隻能在文化上、精神上把婺源歸於徽州，何人何力才能讓婺源重返徽州版圖？”近日又聽一位婺北山鄉的“秀才”說：“雖和徽州割離了五十多年，我們仍然是徽州人。*”……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一般江西人反感婺源學人的徽州情結，不難理解，作為一種爭鳴觀點，是可以的。江西文化也並非都尚悍，遠的不說，光宋以來就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胡銓、文天祥……方誌敏（筆者認為他是儒帥）、陳寅恪等也可謂文人輩出；況且，即使婺源返徽、徽州恢複了，也未必就會更加富強。政府早已兼顧學曆任命官員，有的江西官員在某些具體事情上帶有學人風範。婺源縣委宣傳部長汪女士在婺源網首期在線訪談時，對一位網名就是“故園徽州”的朋友提及婺源與徽州話題作回複說：“徽州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希望我們大家進一步探討、研究，不是簡單的回歸不回歸的問題。”（引自縣政府網2006年1月23日發布稿）這樣的回答，是合乎官方語境的，但也是開明與睿智的。

   當然，婺源學人自有觀點，至少筆者認為：

   一、文化情結屬於“信仰體係”，不是人人必尊的科學體係，更不是功利體係。情感之事，不必勉強。你若信仰則重要，你若不信仰，則什麽也不是。略如一個特色家庭的兄弟姐妹因故失散多年，如果你覺得有必要再聚，則聚；如果你心底已經沒有親情了，不僅可以不聚，甚至可以不去懷想曾經的家庭。如果沒有情感、僅僅從功利上考慮聚與不聚，這樣的事也很符合當今“時務”，盡管識時務者為俊傑，但學人往往有所不為。文化情結，相對而言“書生氣”重一些。

   二、徽州情結是一種新出現的、複雜的地域文化現象，它本身就具備學術研究的價值。徽州從婺源被兩度劃出開始，又經曆了文革摧殘、績溪被劃出、更名黃山等一場場淒風苦雨……在“徽州”政區早已消亡、婺源更是長期離散的今天，徽州故地的眾多百姓尤其是大小文人，還懷著如此深切的“徽州”情結，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罕見的（南宋時期被金人占據的江北人的故國情結，那是另一性質）。這樣的情結，其實也是折射出我們徽州人靈魂深層的某些東西。因為我們是這一現象的承載者，所以我們自己未必盡、識廬山真麵目，敏感的徽學家們遲早會關注並可作深入的研究。

   三、婺源歸屬問題是政府行為，中央決策一般會從大局著眼考慮更多。即便恢複徽州，也許會有預料不到的新問題。如果有人覺得現狀更好，固然也可以各抒己見。然而，學人表達文化情感總是可以的。“徽州”雖然與行政有關係，但我們今天說徽州情結時，“徽州”其實已非一般的行政區域概念，而更是“文化區域”概念了。

   一方故土，三代學人，一個情結。1946－2006，整整六十周年啊……（完）                              

                                                                                                   2006年4月 江湖一萍 　　　　　　　　　　　　　　　　　　　　　　

                                                                                           《江淮文史》2006年9月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