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1976年夏天
暑假到了，母親要去膠東的工地駐點兒。家裏兩個放假的孩子，怕父親忙不過來。父母決定一人帶一個。我就跟母親去了工地。
住的地方是一個大院子，北邊兩間瓦房是傳達和建設單位辦公室。西邊一排瓦房是設計單位的宿舍兼辦公室和民工房。北邊有兩件房是廚房。其餘的地方都碓滿了各種建築材料。我跟母親住西邊中間的一間，裏麵是床，外麵就是辦公桌。有時早上晚起，母親跟她的同事就已經在辦公桌那邊忙起來了。
剛到時，隻要母親和同事幾個人，民工還沒有來。白天，他們都坐船去測量。整個院子就我一個人瞎晃著。後來我在河邊找到好玩兒的。退潮後河灘上有很多小孔，用手指一捅旁邊，小孔裏就爬出小螃蟹，很小，就像蝦皮裏混雜的螃蟹一樣大小。
河邊還有一個小變電站，台子很高。我喜歡爬上去，坐在台子上等母親他們從對岸回來。一天等出了神兒，一個路過的渡船上的人大喊，才發現已經漲潮，變電站都被水包圍。幸虧還能淌水回去，如果再晚點兒，就留在變電站上了。這才知道為什麽台子蓋這麽高。
建設單位的戴叔叔告訴我他兒子比我大三歲，再過半個月也要來了。聽到後很高興，這樣就有人跟我玩了，我想。
一日，戴叔叔給了我兩隻大螃蟹，紅紅的漂亮極了，等不及母親就先吃了，原想跟母親留一個，吃著吃著發現，沒了！母親回來告訴她，她笑罵道：也不知道給媽媽留著，真饞！
第二天起床，母親叫我起床。哎呀！了不得！鼻子沒了！原來是因為螃蟹過了夜，我又不知要蒸熟，嚴重過敏，臉腫得隻看到兩個鼻孔了。母親趕快送我去公社醫院，打了針，回去繼續吃藥。母親說是我太饞得到的懲罰。因為不痛不癢的，又沒有鏡子，所以我並沒有在意，繼續到處瞎逛。
當地的小學暑假隻放半個月，所以已經開學了。母親怕我無聊，就讓我先去那邊上課。教室是土胚房，殘破的桌子，土克拉地，凳子還要自帶，一個同學自願幫我帶一個。他們也不交學雜費，但交豬草，那個同學也幫我交了。
第一天上課，頂著顆腫著的頭，四周圍滿了好奇的同學，當時就覺得跟城市不同。原先我們班有插班生，下課時沒有一個人理他，孤孤單單的。
同位是班長，臉蛋兒總是紅紅的，學習很好，可他兩隻手都多長出一個拇指。我的凳子和豬草都是他帶來的。他的嗓子極亮，在生產隊的一次集會上，聽他唱過“我是公社飼養員”，印象深刻。
臉終於消了腫，可我逃學了。母親他們一離開，我就在工地找一隻獨輪車推著亂跑，剛開始一推就倒，很快就可以箭步如飛。最喜歡幫炊事員推水桶。
一天雨後，炊事員小張帶我去釣田雞。他站在小池塘的一邊熟練地下餌兒，記得好像一放下去就有條上鉤。他便一甩過來，我在地上揀起再往地上一摔，青蛙便暈了，然後再揀起來放在籃子裏。(罪過罪過！)。當天晚上大家吃了一頓辣子炒田雞，我並不覺得好吃，大人們卻吃得很香。
民工來了。大院人來人往，熱鬧了起來。看過電影<春苗>，聽說隊上來了個赤腳醫生，就趕忙去看，有些失望，是個男的，而且穿著鞋。我看他給一個肚子痛的女民工紮針，很快就好了，很神奇。
院子裏倒有一個喜歡赤腳的，那就是我。用母親的費圖紙做了雙紙鞋，穿著剛一出門就踩到釘子。母親看到大怒，邊給我消毒邊罵：“工地到處是釘子，怎麽可以光腳？看看，釘子生鏽了，明天你的腳就會爛掉！”。擔心地入睡，第二天起來發現腳還在。
那個小哥哥終於來了，可他根本不理我，因為他是來幹活貼補家用的。不過
我找到一群很好的玩伴兒---女民工們。她們白天就在大院兒裏砸石子兒，坐在地上，把大個的石頭放在石板上，用一個鐵皮做的帶把手的圓圈套著石頭，再用鐵錘砸成小塊兒。那個小哥哥也是在做這個活。工錢是按車數算的。
嘈雜的工地上，一群女工戴著頭巾，坐在地上奮力砸著石子兒。我，一個小女孩兒，混雜其中，趁有人停手休息時，趕忙也砸幾下。太有趣了。就這樣我每天白天跟女工幹活，休息時跟女工學織網兜。
9月9日，我正在河邊等我媽媽回來。看到大人們坐船過來，連忙迎過去。這時工地的大喇叭響起哀樂，記得很長很長。接著廣播員念著長長的頭銜“我們敬愛。。。。。”大人們都站在原地嚴肅地聽，我離母親十步遠，也嚇得不敢動。當時心想“會不會是毛主席？”。不敢作聲，認為自己反動透頂。
廣播完畢，大人們竊竊私語，我就覺得很奇怪，因為我最早學會寫的字就是“毛主席萬壽無疆！”。我以為他永遠不會死的，可又不敢問。
飯後，大人們聚在一起，李叔叔說：“應該是江青，她是毛主席的愛人。”突然大家看到我在旁邊，馬上閉嘴，母親就把我支到一邊兒。大人們的表情很奇特，後來第二年，父親從上海出差回來說看到打倒“四人幫”的大字報時的表情也是這樣的。
母親帶我參加公社的追悼活動，會場黑壓壓地站滿了人。主持人念道：我們敬愛的。。。。旁邊一群老太太馬上伏身嚎啕大哭。我嚇壞了。母親緊摟著我，我就在她臂膀下偷看。
因為要穿素色的衣服，可我的衣服都是帶紅色的，穿不得。隻有一件淡黃色的勉強合格，可已經穿幾天，一條條淺黑條。沒辦法，也隻好穿著。
大家排隊向主席像鞠躬，我是第一次，很緊張害怕。學大人的樣子，戰戰兢兢地向前，鞠躬，退後，出會堂。趕快問後麵的母親，表現如何。母親很嚴肅地回答：“90度角度很好，隻是兩隻手在背後翹起來了，像坐飛機。”當時覺得丟臉的很。
終於可以回家了。火車站人山人海。母親和同事們分成兩部分，幾個年輕小夥子先擠進車廂，然後在月台上看行李的人，把行李和我從車窗塞進去。
回到省城，當時鬧地震都有段時間了，父親、哥哥和全院兒的人都睡在防震蓬裏。母親嫌人太多，堅持帶我睡家裏。晚上很怕，經常盯著電燈看，生怕會搖晃。
學校已經開學了，看到操場上有個光榮榜，我們班一個學習甚差的女生在榜。一旁同學悄悄地告訴我：她在學校的靈堂哭得厲害，每個班選一個哭得好的去省禮堂開會，才有這個榜。另一個同學就沒這麽幸運，他看到那個女生哭得響亮，在一旁撲哧一笑。老師一個大嘴巴把他給煽出靈堂，大罵：你階級敵人！我們偉大的領袖去世了，你還幸災樂禍。同學們都擔心公安會來捉他，他也灰溜溜的不敢造次。後來倒也沒事兒。
9月18日，我們排隊去另一個學校開追悼會。每人穿白襯衫蘭褲子，胸佩白紙花。在路上就開始下大雨，紙花都濕得扁了。站在操場上，傾盆大雨從頭淋到腳，廣播裏講的什麽根本聽不清，隻記得政治老師站在我前麵，舉著顫抖的手宣誓的樣子。
追悼會結束，我們飛奔回家，地上水流成河。我們踏得水花飛濺，好玩兒極了，可沒人敢笑。剛到家，看到我們院的東風車開來，後車廂上站著淋成落湯雞的父母和同事們。
由於防震，我們就在田野裏上課。工宣隊每天給我們讀姚文元的文章，無心聽講，就盼下課。一聲下課哨響，同學們一哄而散，在大壩的邊坡打滑梯，草叢裏抓螞蚱。
夏天很快過去了，我們搬回了教室。
難忘的1976年夏天，我八歲，三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