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富法》，作者：聶雲台

《保富法》作者聶雲台先生，是清代名臣曾國藩的外孫，舊上海首任商會會長。他從自家的經曆和在上海所見所聞的富人家庭的變遷，來談富裕人家的持久發達之道。很值得一讀，特別是在當代。

本文曾在《申報》刊載，轟動上海，一時引起各界紛紛捐贈助學甚巨。
印光大師、柳亞子等佛學高士撰文傾力推薦。
民間自發紛相印贈此書，至今在港、台地區和東南亞商人圈仍廣為流傳！

 

代序一　與聶雲台居士書（白話語譯）　
印光大師
貴家家語收閱，不勝欽佩。看來文正公（指曾國藩——譯者注）的為人處世心法，閣下已得到了真傳。故能脫離富貴習氣，樂於本性天真，不隨物欲所轉。你給某君的信中所言，實為激勵人心、走出頹廢的妙法，但恐怕某君沒有這方麵的誌向，所以就起不到應有的作用了。不過若將此信公之於眾的話，肯定會有人願意效法的。人們如果能通過你所闡發的財富聚散現象，進一步深入了達人生各方麵的因緣果報規律，那麽就不難達到聖賢境界。所以你的這封信實為救世的傑作。由此而知，因果規律闡明於世，對眾生的利益將至深至遠。那些將因果規律當作權漸小乘教法的人，都是道聽途說之流。我常說，闡明善惡因果規律，是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的最佳方法。當今之世，若不從闡明因果報應入手，就是諸佛菩薩聖賢一起出世，也沒有辦法挽救世道人心。我還認為：教育子女，是治理國家平定天下的首要之事，尤其是教育女孩。因為治國平天下的權力，一大半掌握在天下女子手上。何以得知？世上少賢人，是因為世上少賢女子。有賢女，則有賢妻良母。有賢妻良母，那麽他們的丈夫子女，就很少有不賢者。一些提倡女子在任何方麵都要和男子一樣的人，實在是不懂世務。須知男子有男子的權力，女子有女子的權力。相夫教子，乃女子的天職，這個權力實際上是非常非常之大的。以上是我的粗淺之見，不知閣下覺得如何。如果不認為悖謬的話，敢請對這番道理大加發揮宣揚，那麽對挽回世道人心未必不是一助。

 

代序二：一個保富法的實行者　
柳亞子　
自從《申報》刊載聶雲台先生的《保富法》以來，一時家傳戶誦，不知感動了多少人。不過目前還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富翁能身體力行。因為說說容易，臨到了實行的時候，就不免有困難。所謂“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這個我們不必去談它，日後自會見分曉的。我現在要介紹給諸位讀者的，是遠在明朝的一位保富法實行者。他的行為，很值得研究。在張大複的《梅花草堂集》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四川有個當按察的官員，有五個兒子，給兒子們都立了剛夠溫飽的產業，自己的吃穿也不浪費。他年邁之後，將生平所積的俸祿拿出來，有萬金之多，願意補充公家費用不足的部分。當地官員說，沒有什麽需要補充的。他就讓人把萬金埋在一個舊院子裏，蓋了石版，題字：‘還諸造物（還給天地）。’他去世後，這個寶庫也沒有人去動。萬曆辛酉年，土匪暴亂，將公私財物搶掠一空。當地官民麵臨挨餓的困境。有知道寶庫事情的人，報告了官府，用這筆財富救濟了當地的人們。這位老人的高尚道德，真是千古少有。就是那時當地的官員和老百姓，都是非常廉潔。”　

讀者或許要笑這位老先生太傻，何必把金錢窖藏起來。我的意思，那時或許沒有什麽慈善機關的組織，他本要捐給公家，公家又不接受。到這個時候，換了別人，或許要改變初衷，仍舊把財產分給子女，人們也不能說他出爾反爾。因為那筆錢實在無處可放。可是這位老先生，見了這筆款子，就好像毒蛇猛獸，無論如何不容許它留在子女的手裏。寧可請令穴廢院而窖之，不可貽子孫以百世之禍。我們看了，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見，實在非普通有錢人所及得到。他對保富法的原理，真是明白透徹到萬分，而不是隻知道一點皮毛，所以一旦打定了主意，便決不改變。　

我們讀《保富法》，也應當仔細體念它所講的真理。看了一次，不十分明白，不妨多看幾遍直到徹底明了為止。那麽臨到實行的時候，決不會有什麽躊躇了。人為財死，不如多做公益事業，利己利人，才是揚名後世的大道。

 

代序三：巧於取財者戒

　　雲台先生所著的《保富法》，字字皆從肺腑中流出。日前，黃警頑先生將此稿采登《申報》；數日之間，讀者們捐入“申報讀者助學金”，有四十七萬五千餘元之巨。可見此書勸化之力非常大。

　　過去，太倉陸毅先生說過：“造物忌才，尤忌財；如果一個人有才又有財，而這財又不是此人分內應有的，那麽奇禍一定不遠。我曾經親眼見過一件事，所以才知道這個道理是確切不易的。有一個人，考中進士沒幾年，就開府建衙，主管財政，當時非常有名。他的兒子也接著在做了同朝之官。一時間，世俗之人對他們家真是豔羨非常。可是不久，他的兩個孫子夭折了，獨生兒子也接著死了，大官自己也去世了。不到半年，三代滅絕，隻留下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夫人，慘痛不可言表，見人連話也不能說，隻是掉淚。想當初這位大官在朝時，每年都派遣差人，到各地去索取每年例賦（變相要錢），說的話非常非常懇切，甚至有封官許願等不齒之詞。人們感到情不可卻，大都勉力送上。因此他多年來積累的財富，多不勝數。實際上這位大官並不能提拔罷黜人，隻不過是借在朝的勢力，故意裝出可憐之相，目的就是弄到錢。錢到手後，事情辦不辦得成，人家也沒有辦法埋怨他，這樣他就可以安心享受財富了。這樣的計謀真是巧妙極了，真是所謂的才和財兼備了。不料須臾之間，撒手而去，不能帶走一分一毫到地下。天地神明，幫助那些真心行善的，盡量不讓人們知曉；對那些暗地作惡的，要讓他們普世皆知。為善人不知的，是陰德，將來的果報必然豐厚。這個大官巧於取財，還不讓人們知道他的計謀，這樣的事恰好和積陰德相反，也就不枉他的報應如此慘酷了。雖然這位老太太還處於危難中，似乎不應該說此人的醜事。但為警醒巧於取財者，還是寫出來作個前車之鑒吧。”

　　如果這個大官能用《保富法》所說的道理，將積累的財富散布貧窮，一定能化奇禍為钜福。近年來發橫財者很多，要想避免重蹈這個大官的覆轍，一定要先讀《保富法》！善根深厚者，讀了就信，又能實行；孽障深者，讀了也不一定信，就是作者本人當麵提醒，恐怕也不能聽從。　

　　今世之人，大多不知道陰陽幽明之理，以為人死無鬼，一切斷滅。所以活著的時候，無論什麽事，隻要一時有利於自己，就算有害於他人，也照做不誤；或者別人所受損害比自己所得的利益大過千萬倍，也毫無顧忌。所以一切奪人富己、壓人貴己、損人壽己等等殺盜淫妄十惡大罪，無不放膽去做。卻不知壽算盡時，生前一切怨鬼，皆來索命，死後同至閻王處審判；生前所得之便宜、所作之黑暗事業，都要一一償還，或入地獄，或入餓鬼、畜生道中；其所得之業報，與生前所作之十惡，其輕重大小，如五雀六燕一樣，分毫不差。(《九章算術·方程》：“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比喻雙方輕重相等。)

　　我為本書作序，大略敘述因果輪回的事實，以勸世人。雲台先生，一定會從心裏讚同吧。
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無錫丁福保敬敘，時年七十。

 

舊上海的風雲人物——聶雲台簡介

　　《保富法》的作者聶雲台（1880～1953），其父是清廷權臣曾國藩的女婿，曆任上海製造局總辦、上海道台及蘇、浙、皖等省巡撫。聶雲台幼時便隨父遷居上海，少年時回湖南應試，中了秀才。此後他又隨洋人習西學，通曉電氣、化學工程等知識，英語尤為熟練。1904年任華新紡織新局經理。1908年以銀 31.75萬兩買下華新，改名為恒豐紡織新局，任總經理。他采用新的科學技術與管理措施，對恒豐進行改革，培訓技術人才，廢除包工製。1912年率先將蒸氣引擎改為電動機，其成本降低，產量大增。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資本有了一個喘息發展的機會，恒豐賺得了一定的利潤。 1904年，湖南設立墾務局，招人領墾洞庭湖內曆年淤積的洲土，以“裕庫收，增稅源”。聶氏父子以經營恒豐所得，買下大通湖濱的南洲一帶4萬餘畝的湖田劉公垸，開墾、擴建為種福垸，建成後有可耕地4.8萬畝，招佃戶3000餘家。1916年起，每年從這裏收取正租稻穀5萬石左右、棉花7500公斤左右，其它雜課亦在正租的50％以上。1921年，又在長沙設立協豐客棧，可容稻穀10萬石，並采用機器碾米出售，又為恒豐紗廠在湘推銷產品，代收貨款，經辦匯兌業務等。這種聯營方式極大地帶動了兩個企業的發展。由於恒豐曆年積累，加上種福垸大量的地租收入，他開始擴充恒豐，增添紗綻和布機，並興建恒豐二廠及織布廠。1917年，與黃炎培在上海組建中華職工教育社，他任臨時總幹事。1919年6月投資23萬兩在吳淞籌建了大中華紗廠，有紗綻4.5萬枚，資本達 200萬兩，為當時華商第一大紗廠，他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同時，他還集股在江蘇崇明建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建華豐紡織公司，在吳淞辦中國鐵工廠；還與孔祥熙等開辦中美貿易公司等企業，分別任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等職。他參加了上海紗布交易所的籌建，並設恒大紗號作為交易場所。由於聶氏企業的發展，他成為工商界的風雲人物，1920年，當上了上海總商會會長和全國紗廠聯合會副會長，成為中國民族實業家的突出代表。

　　聶雲台居士中年研習佛法，拜謁印光法師，窺得佛法大乘精義，又由佛入世，於1942、1943年間，撰寫《保富法》一書，在上海《申報》上連載，激蕩時人之心。數日之間，上海各界捐獻助學金四十七萬餘元之巨。柳亞子等各界名流紛紛響應，一時傳為佳活。他在書中道破人生真諦，勘透財富本源。書雖名為“保富”，實則叫人舍財為善。勸告世人應懂得散財布施，修福修善。惟有深信因果，培福開源，懂得惜福。愛惜福報，寬大心量，才是保福保富的最好途徑。印光大師、柳亞子等佛門高士撰文力薦，歎其為勸誡人心的絕妙好文。

上　篇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了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是煊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產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上海是這樣，在我的家鄉湖南，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僅剩下財產不多的幾戶文官家庭，後人還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像曾、左、彭、李這幾家，是錢最少的大官，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曾國藩）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業而聞名；李勇毅公（李鴻章）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彭玉麟）的後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後人多數都已經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晚清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係，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凋零敗落，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顯達。最明顯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隻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間房子，也未曾買過一畝田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裏隻要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準承領；在他逝世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麵上並不違法。然而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良心，而君子卻是不為的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得很詳細，而外麵人卻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麵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同事下級）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裏”，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無違誓言；這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諸葛亮）是同一風格的。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也受益不小。所以，為官者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貪錢，那麽部下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老百姓就會受害不小了。

　　《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關係著別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過得幸福，所以拚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曆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

　　宋朝的範文正公（範仲淹），他做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濟眾人。後來做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地理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讓全蘇州人的子弟在此處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興發顯貴，那樣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堂。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都發達顯貴，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兒子們曾經請求他在京裏購買一所花園宅第，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遊園，那麽誰還會不準我遊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園才能享樂呢？”範文正公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範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布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思想，舍財救濟眾人。所以，範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範墳一帶，仍然有很多範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子孫後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積福給子孫，就請按照範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借此而救全了無數的百姓。因為元太祖好殺，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生活儉樸。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欲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裏收取財寶，而他卻隻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就發生了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獲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做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蓄私錢，而子孫反而享大發達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反對英國侵略以致於引發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想發財，當時弄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認為鴉片貽害人民非常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毀了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顯達者。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看與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場裏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這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才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忠公（林則徐），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闊老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鄙嶽蕭家，就認識這位大富翁（當時的這兩家同是鹽商領袖）。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勃勃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舍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祖安先生（譚延闓，曾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隻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做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餘的錢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衰敗。若是問他如何敗法？讀者可嚐試著閉目想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裏慳貪吝嗇，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餘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餘慶、餘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麵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所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著這些古董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裏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隻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惟奉承。在我見了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跌，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生平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並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試設想一下，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麽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餘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人，每人的月花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再說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說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富豪們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這一毛，他們卻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幾百萬元，就能救幾萬個窮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闊綽，還是可以將一年所餘的上千萬利息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麵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麵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麵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幹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實在是通極了。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隻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帳上，歸為己有，任意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隻是徒然帶了一身的罪業去見閻王，而且又遺下一片“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他們也掛著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藥師經》上開宗明義，就詳細地說明了慳貪不舍的罪過。經上說：“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癡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因為大富之人，錢財有餘，自己放著也沒有用處，明知道多數人將會餓死，卻不肯施財救濟。若是從道德上責備起來，這簡直是間接的殺人。積錢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負的殺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見到一個小孩，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著，全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死了。我們一定會說，這個孩子算是被他殺死了一樣。而富人的見災不救，正是一樣。何況是大富如此，連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麽馬路上死的幾千幾萬的饑民，豈不是要算他殺死的一樣嗎？殺死幾千幾萬人的罪過，難道是用驕慢心，以信佛作為幌子，勉強花點揮霍不盡的小錢，作點專賣麵子的善事，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過麽？我想恐怕天地鬼神，決不會如此含糊地寬恕他。所以我說這一段事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分別真偽，打破心裏的慳貪，切不可蹈積財不施的覆轍！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一百萬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稱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還情有可恕，至於信佛的人，應當勉力改之。總要大家發起真慈悲心，救濟一切苦難同胞，以念佛修慧為正行，以力行種種善事、救人修福為助行，庶與佛法福慧雙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將上文結束，條例如下：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此文寫於1942-1943年間）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

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

四、官極大，發財的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念念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一一都有曆史事實為證；

五、上文舉幾個實例，有的三千萬，四千萬，及幾萬萬的幾家，忽然一旦全空，這幾家都是不肯做救濟善舉；

六、大富者，隻顧自己闊綽享用，積錢留與子孫後代，見有饑荒，卻不肯出大宗的錢救濟災難，無異犯殺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譴責、業報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謝的人，天就歡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發怒。古語說：“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尚書》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華嚴經》雲：“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欲求得福，須多造福於人，否則，佛天亦無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燒香念經，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財濟眾，仍是不會與佛法相應。
　　總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須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說範文正公等幾位，就是屬於此類。而其餘不善於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們不能使子孫長保富厚，隻因為是自己的智慧不夠；能見到一點，卻遺漏了萬端；隻看見表麵，而看不到內涵；簡單點說，他們看曆本，隻看見初一，還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會曉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這等愚癡的人，雖然很多，而社會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經人點撥，即可覺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會開朗了。

　　再講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請細細品味老子《道德經》上的兩句話：“既以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本篇所敘述的範文正諸公的幾個例子，就是這兩句話的注腳。須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學中的一個。他的政治、經濟、軍事學也都極為高明，他的人生哲學是不能為時代所搖動的。老子學說的精義，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動。”大意是要反轉過來，就是幡然覺悟的動機；他的整部書多半都是在說明這個道理的。再引兩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錢有勢，可以驕傲，乃人人所貪圖的；惟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是要避免這樣煊赫的氣焰，極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麵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為天下溪”這句話是眾人反而歸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體麵榮華，別人羨慕，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要避免體麵榮華，極力地韜光養晦退讓謙虛。《中庸》說：“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譬如穿著錦繡的衣服，卻要加上罩衫，不願意使錦衣露到外麵。這是表明了君子實修善義，不務虛名，以避免產生負麵的影響，此種人更為社會所敬重。這些見解，都是與世俗之見相反的。換句話說，違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這種話，多數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為這是講天文學，不能懂。然而社會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當然是會讚許的。

中  篇

　　天道是什麽呢？《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由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虛，一消一長。從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說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樂，一憂一喜，一治一亂等等。但是天時的陰陽，有一定的標準，是萬古不變的；而人事的盛衰，則是隨著人心的動向，變化無常。這種無常的變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陰一陽有一定的標準牽發而來的。我們試說如下：

　　比如說一個人若是喜歡驕傲，就一定會有忽然倒架子的時候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懶惰安逸，就一定會有極困苦的日子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慳吝貪錢，就一定會有嫖賭浪費之子孫替他破敗；一個人若是喜歡機巧計算，就一定會有糊塗愚笨的子孫被人欺騙。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起變化了。這叫做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

　　古今以來的偉大聖哲，都能夠洞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教人常須自己立在吃虧的地位，就是要謙卑退讓，舍財不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沒有見識的人，是一定不肯做這種吃虧事的。在新學家而言，還要譏笑地說，這是消極的道德。要知道，一切偉大積極的事業，都是從這種消極的道德人做出來的：因為惟有消極地克己，才能夠積極的利人；惟有舍財不貪，才能興辦公眾的利益；惟有謙卑退讓，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欽佩，做事也格外順利，容易成功。開始似乎是吃虧，後來仍然是會得到大便宜的。

　　淺見無知的人，隻能看見一切事物的表麵，不能看見事物的對麵。譬如像下棋一樣，隻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三著。不知道世間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動一著，對方就要應我一著，而且馬上就有第二、三著跟著來。佛法明確說明了一因一果、感應的道理，實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學和哲學。我把下棋拿來作譬喻：我們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是對人動了一著棋；我們出言做事的時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對天公動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

　　我們對一隻狗表示好意，狗就會對我們搖搖尾巴表示親熱；若是惡聲對它，它就會拖下尾巴走開。對人則更不用說了！我若是對待別人謙和寬厚，別人就會感謝；若是待人驕傲刻薄，別人就會懷恨在心；這還是小的對手。若是我們欺淩了沒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們受了損害還不覺得；或是藉著特別的地位，例如做官、做公司的經理等職務，暗中謀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自己家裏卻是享用舒服。這些事，眾人固然是無可奈何，法律也辦不到他，他算是棋贏了，他對方的棋都輸了。可是天道卻是不許他贏，會替眾人做他的大對手，老天隻要輕輕的動一著，就叫他滿盤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敗塗地，這叫做“人有千算，天隻一算。”我們天天都是在對人下棋，實際上是在對天下棋；若是對人贏得愈大，就會對天輸得更厲害。反過來講，若是對人肯讓一些，還處處幫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輸，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會大輸的，反而要對天贏了一盤很大的棋呢！

　　上麵所說的範文正公，是個最顯明的例子，他本來很窮，做了將相幾十年，到死的時候，仍然沒有私人的田產園宅。若是從俗人的眼光看起來，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對天卻是贏了一盤大棋，他的子子孫孫，多是貴盛賢才啊！其餘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幾位，都是肯輸棋的，到後來都贏了天公一盤大棋。而那些會贏棋的許多人，發了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幾萬萬財的，卻是後來被天動了一著，就都輸完了。古人說：“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陰陽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們做的事情過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於我們的心先違反了陰陽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應，受到陰陽定律製裁，使回歸到平均的狀態。天公下棋，是不動心，也不動手的，而人們就自然輸了。譬如對牆壁拋皮球，球自然會回拋過來，拋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牆壁本身，亦並未動手費力和有損分毫。所以《書經》上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就是自作業，自受報；這跟佛經所說的“自造因，自結果”正是一樣的道理。

　　而所謂的人定勝天，也不是真正地勝了天，這是說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究竟會得到後來的勝利。本來窮困的，後來亨通了；本來憂患的，後來得到安樂。這樣的勝利，便是天理的勝利。我雖然說善人對天贏了棋，實際上就是天贏了；須知天道是永不會輸的。天道一陰一陽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稱中和；《中庸》上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世間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會引起天道的變化；就像戰爭及饑荒等等的大劫數，都是由於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國與國之間的鬥爭，黨與黨之間的鬥爭，無論暫時的勝負如何，結局仍然是兩敗俱傷，就是暫時勝利的，也將終歸於失敗。請翻一翻世界各國的曆史，就知道贏棋的，到底也都是輸了，這就可以知道天理終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會被天理裁製的。

　　世間的人類，男人與女人的數目，永遠是平均的。有姓張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計數，男女的數目不會相差太大的。這就證明了天道的公平，與陰陽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議、自然調整的能力。若是我們想要仗恃著我們的本領，來違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後畢竟是要自己吃苦頭的。若是天理陰陽沒有裁製調整的力量，那麽人的男女數目也不會永遠的平均，世間一切的事情，都會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強的、巧的則永遠富貴，善人也永遠不會抬頭了。世界就會大亂，災禍就會降臨。

　　歐美人用短淺的眼光來觀察天理，以為世間隻有強的、巧的會得到勝利，安分懦弱的，應該被人製服，所以名為“優勝劣敗”。這種不究竟的學說，引起了世人的驕滿作惡：驕就是有所恃而無恐，我有勢力，不怕你，擺架子，顯威風；滿就是有勢要用盡，有福要享足，專顧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設想，隻管目前快意，不為日後顧慮。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學說所誤啊！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製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中國的聖哲，儒家、佛家、老莊的垂訓，都是反複的叮嚀，說明這個道理。《易經》上說：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說：“惟天福善禍淫。” 淫字的對麵就是善。善字的意義甚為廣泛，若是要確切的說明，眾善都含有謙德的意義，都是以謙德為基本。《易經》是說明天道的書，乾坤兩卦是總說天道的大意，乾卦說：“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這就是謙德的意義；坤卦說：“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這句的解說，是才華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務名，不誇功，也是謙德的意義。《金剛經》說，度盡眾生，自覺未度。又說，布施濟眾，不覺有施。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謙德在內。

　　再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是義務心重，權利心輕。而義務心，是自己覺得我對他還有義務應盡，這就是謙。世間作惡的人，不過是權利心重，沒有義務心。古語說，所說重利輕義，正是謙德的反麵。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謙德裏麵：由謙發動，對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對社會人群，就是忠信禮義廉恥。凡人對於謙德善行，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滿惡行，都是怨怒隱恨。那麽天道的降福降禍，說是天道，實是人情；說是天降，實由自作啊！上麵的文已說過，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說：“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我們為善加福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福；我們為惡加害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禍。從此可知，我們對麵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天理可以表現。

　　那麽我們對他們做事、說話，起念頭、表示臉色，都要格外地小心注意。雖然他們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兒、寡婦，無人幫助；我們若是欺淩了他們，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我自己或我的子孫，也會同樣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過來說，若是我們對於這些無力可憐的人，心存慈湣，並且設法幫助他們，後來我也會得別人的幫助，而我的子孫則永遠不會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這種天理循環的感應果報，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會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來觀察，更可以在曆史上一個一個善惡的人的結果中來證明。這也是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雲台臥病書
 

下  篇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經寫了《保富法》上、中兩篇文章，送請《羅漢菜》月刊刊出，後來因為患病臥床，未能繼續撰寫下篇。今年春天，經榮柏雲、黃警頑兩位先生將該文再送登《申報》，頗受讀者們讚許，並有許多人出錢印單行本；但是因為沒有見到下篇，而感到遺憾。

　　我寫下篇的計劃，原本想專門收集些古人行善積德，能使子孫富貴顯赫的事跡，作為印證。近來因為編寫《先母崇德老夫人紀念冊》，恭敬謹慎地敘述了數代祖先的嘉言懿行，並且特別撰寫了《七世祖樂山公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這篇文章。七世祖樂山公舍己利人，兩百年來，我家多代子孫，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作為《保富法》這篇文章非常適當的佐證資料。這雖然隻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樂山公的善行事跡，曾經刊載於《府縣誌》這本書中，而且又為當時的社會賢達，所推崇重視；祖先數代的積善事跡，也有曆史資料可以考證，堪稱足以取信於社會大眾；正好是《保富法》的證據，所以將它作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應該會得到讀者們的認同。

　　我時常自我檢討，聽聞聖賢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過錯，又已經是太遲；回想生平所作所為，所犯的罪惡過失，不勝枚舉，真是愧對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現在自己則已是衰老遲暮，疾病纏身，更是覺得缺乏補過的勇氣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澤，自我而墜，從此默默無聞；所以，恭謹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來告訴後人，使大家能獲得一些警惕、啟示和策勵，以略補我的過失。

　　開始的時候，並不敢將此文刊出問世，實在是因為好友們一再的督促與要求，務必要完成《保富法》這篇文章的全文，這才敢將此文拿出刊行，並盼望能對讀者們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聶雲台臥病書

附錄一：七世祖樂山公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

（一）樂山公善舉
　　我家祖籍是江西，從九世祖起龍公才開始遷居湖南衡山。七世祖樂山公出生於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學問積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卻未參加考試，而是跟從祖父學醫，並開了一家小藥店；因為他的醫術精良而且又樂善好施，所以醫名大著。後來因為藥店被偷，因此關店歇業，還抵押了住的房子還債，暫時遷居鄉下。當時的地方官紳，因為樂山公行醫救人遭此不幸，於是就湊了錢協助他贖回原來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間房屋開藥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發生了大瘟疫，求醫的人晝夜不斷，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樂山公對於窮人和受刑犯救濟尤其的多。當時的縣長葛公，以樂山公的盛德及博學多聞，特別聘請他到縣府裏擔任幕僚，並且向樂山公說：“你存心救人，我沒法報答，就教你的兒子讀書成名，作為對你濟世救人的回饋吧！”樂山公接受了葛縣長的建議，就送兒子先燾進入了雯峰與集賢兩書院讀書。後來先燾不久即考中了舉人，繼而又考中進士。樂山公當時已六十七歲，送兒子進京參加會試，經過一個名叫灄口的地方，正好碰到嚴冬的時候發生了瘟疫，經樂山公醫治的病患，都能立即病愈。樂山公七十四歲的時候，又帶領兒子進京等候任用，經由運河北上，當時的運糧船工有許多人得了傳染病，經樂山公醫治都能立刻痊愈。此事遍傳於各糧船間，許多糧船的病患，紛紛於船旁呼叫，並用繩子將樂山公乘的船係住，使船無法前行，樂山公不忍見死不救，就囑咐兒子先燾，改從陸路雇乘騾轎趕赴京城，自己留下繼續治病救人。經過了幾個月，等到傳染病停止了，他才到達京城。此時，正好先燾已奉派擔任陝西省鎮安縣的縣長，樂山公於是陪同兒子上任。到達鎮安縣以後，指示山地民眾，就地采藥，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後，即寄信給兒子，教他愛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詞懇切，被兒子的上司陝西巡撫陳文恭見到，大加稱讚。即將這封信印發送給全省的官府參考，以資策勉。這封信以後被刊入《皇朝經世文編》這本書中，為世人所傳誦。

　　樂山公在衡山的時候，常到監獄裏為犯人義診。兒子富貴顯赫的時候，樂山公已經八十多歲了，仍然常到監獄探視病患義診；縣官見他年老，派人向樂山公辭謝，他回答說：“救人是我最快樂的事情。”樂山公八十四歲的時候，兒子先燾因為繼母逝世辭官回家，而又因為父親年事已高，就決定不再複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裏，大雪紛飛，有一個病患的家屬敲門求醫外出赴診，先燾就起身開門，並對來人說：“我父親年老，深夜不方便驚動，您可否明天早晨再來？”不料這時候樂山公已經聽到聲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燾入內室，並且對他說：“這應該是生產急診，怎麽可以延遲醫治呢？”於是就穿上木屐隨同來人前往赴診。這種舍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著實令人欽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報施給樂山公的果報也特別的豐厚。因此，樂山公九十三歲的時候，孫子肇奎，獲得乾隆壬子年鄉試的第二名。曾孫有七人，鎬敏、鐵敏兩人都是翰林，並膺任主考學政的官職；鏸敏、鈺敏兩人都是舉人，做過縣官；鏡敏在拔貢考試通過後，派在軍機處任職；而鎮敏擔任京官，鈒敏則選上孝廉方正，當時人們尊稱他們為 “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壽辰的時候，當時的名士阮文達曾送有一副賀聯稱：“南嶽鍾寧，南陔衍慶；七旬介壽，七子成名。”賀聯的詞意貼切，實在是人間佳話啊！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樂山公的玄孫，考中鹹豐癸醜年的翰林後，曆任廣東石城新會的知縣，高州府的知府及奏獎道員。而且居官廉潔，盡心民事，造福地方，對於當時所發生的械鬥巨案，寬厚地處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積德甚厚。民間還特別建立了生祠來紀念他，可見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二）福澤後裔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說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句話的涵義。樂山公的子、孫、曾、玄四代都發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也仍然能夠積極地行善積德，發揚祖先的遺德；而到了我的父親中丞公，則更為貴顯。本人則忝為第七代，仍然承受著樂山公的餘蔭遺澤；所以說樂山公的厚德，澤被子孫，實在是已經超過孟子所說的五代了。探討其原因，樂山公的醫術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經是不容易了；而醫術精又能夠輕財仗義，誠心濟人，則更是難上加難了。我們所見到各地的許多名醫，靠行醫而積了不少財，甚至千萬、億萬財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財富能夠傳到第三代的卻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醫術精湛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醫生。我真希望能夠多遇到幾位像這樣行善救人的醫師應世，才是社會之福啊！近來生活較艱苦，醫藥費又昂貴，貧病的人多無力就醫服藥，這正是醫藥界發心行善的最好時機了！所以特別在此敬述樂山公行醫濟人的舊事，希望能提供給醫藥界的大德們，作為行醫濟人的參考。

　　現在我還要再作一些分析與補充。樂山公的醫術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藥店被竊，便得要抵押房屋還債，因此可知他的經濟情況的確不佳。到了八十多歲的時候，兒子作縣長返鄉歸來，在大雪夜中，仍是穿著木屐步行外出赴診，我們就可知道，樂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麽清貧啊！四書《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醫師、藥店都是發財的行業，但是，若對貧困的病患義診、贈藥，則不會發財了。然而樂山公雖然不能夠發財，而卻竟能夠發身，當時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推崇，可說是德譽盛於當時，名聲傳於後世了。實在是不容易啊！子孫連續五、六代都發了科第，而且貴盛，正符合了“以財發身”這句話了。而樂山公和他的兒子都很清貧，孫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雖然作教官，掌理書院，門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貧。不僅如此，曾聽到先輩們說，伯曾祖點中翰林的時候，捷報由京城傳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裏正抱著第七個兒子喂奶，聽到消息後就立刻親自下廚做飯款待報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擔任京官，死後沒有任何的遺產，因此我祖父亦峰公，從小就孤苦而貧窮，在山齋裏讀書的時候，必須自己煮飯吃。四十二歲的時候，才進入了翰林院。以後曾在廣東省擔任縣長的職務十多年，為官廉潔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種的善事，例如：建育嬰堂、種牛痘、修路、造橋、購義地、埋露棺等；因此死後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時候，就必須仰賴外出工作的薪資來供給家用。

　　我的母親為曾文正公的幺女。文正公的家規規定：凡是嫁女兒娶媳婦，花費限用在二百金以內。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婦逝世後的數年，有奩金三千，也移撥出來，供作家用及代賠墊祖母被某錢號倒掉的款子，以致於個人的積蓄都空了。離開湖南老家要往東行時，祖母隻能給路費銀錢六百兩，此外則是一無所有了。我母親中年時，每次談到當時艱苦的情況，常常是淚隨聲下；自己身為王侯將相之女，嫁給了數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艱難困窘，如果不是親身經曆，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啊！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瑣屑地敘述，目的就是要證明“仁者以財發身”，而不是“以身發財”的大道理，實在是有其深遠的含義呀！這裏我們所應該注意的重點是：雖然是數代的清貧，而卻換得了後代子孫的發達啊！與那些多留財產以害子孫，助長子孫的驕奢淫逸，使得子孫陷於墮落的，兩者相互比較，實在是有天壤之別呀！曾文正公曾給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一個稱呼，叫做“求闕齋”，並且還寫了篇文章記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滿戒溢，要居安思危啊！因為這個世間，並無十全十美的事物，“豐於此者，必缺於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圓滿，最好先在物質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謂精神上圓滿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孫賢達有智慧，並享有天倫之樂，道義之樂等。物質者，是指衣服飲食、車馬宮室，乃至官階財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這個道理來教家人，說家計不宜寬裕，這個與常人的見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說：古人有“花未全開月未圓”的話，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為花全開了，則表示快將凋謝了；月已圓時，轉瞬間即要缺了呀！所謂“盛極必衰，樂極生悲”，這豈是古人喜歡說這些眾人聽起來不悅耳不中聽的話呢，實在是這些話都是真理啊！而且自古到今，從社會現象中去觀察，這些話沒有錯啊！而且是曆曆不爽啊！

　　俗話也說：“世無三代富”，又說：“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地體會到這個道理，所以處事的時候，就會先考慮到：凡事不要求太過圓滿，也不要使得太盛，過了頭；對於財物聚散，也有周全良好的計劃；而對於自己的生活，遵守著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則；個人的享受不可豐厚；而且時時都要想到街頭上那些流離失所三餐不繼的窮人啊！常想到各處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屍體，受苦受難的人為數是那麽得多啊！我應當節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對啊。因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間產生了一種祥和之氣；如果付諸行動，則這種祥和之氣，就會常常環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孫都受到福蔭。這些道理，隻要用心研究古今以來的事實，就可了解此話真實不虛了！

　　反過來說，如果隻知道貪圖自己個人的享樂，而不顧別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詐術權謀來巧取豪奪，百計鑽營；這種人積的錢可以很多，權勢也可能很大，諂媚他、恭維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時看起來，似乎是非常的顯赫；然而天道的盈虛消長，有它一定不變的道理呀！三、五十年的時間，轉眼就過去了，時間不斷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斷地變化遷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發戶；然而好景不長，豪華的門地，卻在瞥爾短暫的瞬間凋零沒落了！因為這世間並沒有一個堅固不壞的東西，也沒有一個能永久可靠的事業；凡是用巧取豪奪的方法所得到的財富地位，一定是更為快速的悖出敗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積善的後代，才能夠確實地保有家業，並且是可大可久啊！這些事證曆史上的記載很多，而且環顧我們周遭所發生的人事，到處都是呀！所以隻要頭腦冷靜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來了。
 

附錄二：應重視官風的化導

　　近來社會的奢侈風氣非常的盛，這種奢靡之風，對政治會有極為不良的影響。關於這種道理，明朝的大學問家顧亭林先生早已見到，並曾作有專文，引證許多曆史事實，現在謹抄錄這些事實如後，提供給研究政治的人參考。

　　國家社會的風氣若是奢靡，為政的人，應以崇尚儉樸來轉移風氣。《禮記》上說：“君子的行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標準。”意思是說我們每個人的行事，也可以影響國家的政治。顧亭林先生更明白地指出說：“天下安危，匹夫之賤，與有責任。”也就是這個意思。

　　東漢時，汝南郡的許劭，擔任郡裏的地方官；而與他同郡的袁紹，他的車馬隨從非常得多；但是每當袁紹走到郡的邊界時，都把隨行的人馬屏去，自己單單駕著一輛車回家，並且說：“我的隨從車駕，豈可讓許劭先生看到！”

　　晉朝的蔡充，為人好學且有名聲，當時的高平人劉整，車駕衣著都是非常的奢侈華麗；但是劉整曾經對人說：“我雖然有喜好穿著華麗衣著的壞習慣，可是每當我碰到與蔡充見麵同座以後，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覺得自己實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齊人李德林，父親去世了，他就徒步帶著父親的棺木靈柩，返歸博陵老家安葬，葬禮也很簡單；他的朋友崔諶前往吊祭，隨從的人馬有數十人之多，崔諶為了尊敬李德林的儉樸精神，沿途不斷地減少隨從的人數。到了李家門前，隻剩了五名隨從，並且說：“我不能讓我的朋友李兄誤會我是氣焰囂張、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隱居在山中的時候；當時朝廷下令征召他出來做官，李僧伽推辭不願前往就任。尚書袁叔德前往拜訪李僧伽，也是沿途減少隨行的仆從，並且說：“拜訪像李先生這樣高明淡泊的賢士，會令我有羞於見到自己所擁有華麗的車駕與官服呀！”所以君子高貴的行事，若是擔任地方上的官職，則可以化導一方；若是在朝廷任官，則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曆年間，皇帝下詔發布楊綰為宰相。楊綰為官一向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儉樸；當時的禦史中丞崔寬，非常得富有，財產很多，崔寬家中花園裏的樓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當時可稱為天下第一了。但是當他聽到楊綰當上了宰相的消息，當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毀了花園中的樓台亭閣。而郭子儀聽到楊綰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將自己家裏的樂伎裁減了五分之四。須知郭子儀軍功甚大，曾經立下了收複兩個京師的大功勞，並被皇上封為汾陽王，威勢權力可稱震驚當世，然而對一個崇尚廉潔儉樸的宰相，卻是如此的敬畏呀！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楊綰這樣的官，也沒有崔寬與郭子儀這類的人物了。

　　李師古這個人擁兵自重，而且相當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卻對宰相黃裳有所畏懼，李師古曾經命令自己的一個幹練親信，帶著數千兩黃金，赴黃家送禮想攀些交情；這位親信到達黃家門前，正巧碰見一個轎子自宰相府裏麵出來，轎旁卻隻有兩個婢女徒步隨行，而且衣著甚是簡陋，並稱轎內坐的是宰相夫人。這位親信非常得機警，當下就明白宰相清廉儉樸的作風，不敢貿然地進入宰相府送禮，就帶回禮金，急急歸去，並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詳細的報告李師古。李師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黃裳，並且改變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終身服從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違背了。

　　從上麵的實例來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學問俱佳的人擔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獲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則會使全國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儉樸與政治的互動關係，實在是非常的密切啊！古人說：“惟儉可以養廉。”而它的反麵是奢侈，則不能不引發貪汙，貪汙的結果，必然會使得社會、天下大亂。《大學》上也說：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這是經濟學的定律，也像數學上的公式，是不能改變的呀！今天的社會風氣糜爛，競相崇洋，揣摩學習歐美的不良風氣，衣履服飾、飲食享用，無不是窮奢極侈，動輒千金，風氣影響所及，政治哪有不亂的道理呢？（）

　　我個人以為，我國本為崇尚儉樸的民族，善良的古風，亟應保存，對待歐美文明，則應是選擇取舍，不可照單全收。可能有人會說我開倒車，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時，前進即有危險，這時隻能速開倒車，以保住性命而另求良策，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當世的賢達，不吝指教。
聶雲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附錄三：利人濟物為保福之本

——節錄自雲台居士臥病隨筆

　　財富之來，不覺地而來；財富之去，也不覺得而去。雖然是用盡了計謀，也實在是白費心機呀！這個道理、其中的因果相當得複雜，也不容易了解。倘若誰能透徹的了解，他必定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了。

　　一切的善事，重點在於發心；而金額的多少，還在其次。若是發心真切而力量不及，雖然錢少而功德卻是極大；若是缺乏真實的慈湣心，錢雖多而功德卻是很小。子女的智慧愚蠢賢良或是不肖，教育的影響也實在是有限的！兒女體格的強弱、壽命的短長，就是醫藥衛生，也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啊！必須要自己多培養慈悲心，常以利人濟物為做人處世的目標。如此則子孫可享幸福，可保十分的圓滿。希望讀者能理解並接受這項理論與觀念，為子女多培福啊！

　　子孫的學問事業，也全是受到祖先父母積德修福的影響；若祖上是刻薄成家，則子孫學業即使是僥幸有成，終究也不會發達長遠的。希望自己的子孫發達，這是人人同此心理，然而結果卻是多數適得其反。為什麽呢？因為這都是不明白“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理啊！

　　想要知道培養慈悲心的方法，則首先要明了因果報應的道理，而《德育古鑒》和《了凡四訓》這兩本書必須常置在案頭，經常地翻閱，可保善心，而免淡忘。
 

附錄四：色情刊物與跳舞

　　近年來，各國的犯罪學專家，從各國的犯罪統計資料中發現，荷蘭這個國家的刑事犯最少。報告上說：該國的惟一特點，是在於注重禮教，男女界限非常的嚴格，例如在海牙附近的寶石城，規定公共場所，男女是不準在六英尺以內並坐的；而該城的監獄，則是長年空虛，沒有一個犯人。犯罪學家說：凡是犯罪，皆是由於犯人意誌力的薄弱，也就是心理不健全。以荷國的事實證明，性欲的節製，即能使得人民的腦力多清明健全，而不犯罪。所以我國的禮教，特別嚴格男女之防，所謂“男女有別”，實在是有它科學上的根據。

　　美國近三十年來，犯罪人數的激增，十年前已躍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國男女之間的放縱，實在最為顯著，尤其是以跳舞最為普遍。近年來，美國報紙屢屢刊載說：美國某某大學，檢查身體時，發現過半數的女生已非處女。根據美國犯罪報告說：在一九三九年一年之間，犯風化罪者，陡然增加了百分之七。在過去六年間，強奸案陡增了百分之五十。聯邦偵緝局局長胡佛曾經宣言說：“青年道德的墮落，犯罪的增加，實在是由於色情刊物的充斥所造成的結果。”監獄官洛爾士君說：“我所接觸的許多案件，都是受了色情刊物的影響。”美國聯邦監獄處主任倍次則宣稱說：“犯罪案件如此的激增，都是由於報紙多刊載風化案，以及電影與色情刊物的影響。”胡佛局長又說：“美國現在正努力鏟除此類的導淫刊物。”可惜他還不知道跳舞之害，更甚於色情刊物啊！

　　綜合上述的觀點來看，色情刊物與跳舞的發達，竟能使社會墮落至如此地步。因為性欲為動物同有之天性，動物則有自然時期的節製，而人類則有思想。然而人類因耳目的接觸，感情會隨之衝動，所以惟有嚴定禮法，避免接觸的機會，始能減少人們情欲的衝動。老子說：“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換句話說，見到了可欲，則使心容易亂。歐美人提倡男女解放，社交公開，男女同校，袒露服裝；人之大欲，莫過於此。所以我國的新文化家，主張全盤地接受西方文化，反而痛詆我國固有優良傳統為吃人的舊禮教，想要全部都打倒。這種性欲解放的主要目的，在使女子易於供男子玩樂蹂躪，以快其意而逞其欲。遂使多數女子，遭受男子的誘陷，等到已經陷落，就草率地委曲成婚。所以離婚的案件，全世界都在激增，而且以美國為最多。一九二五年，美國的離婚案為二十萬件。我在十數年前，曾經寫文章討論過此事。從上述美國女學生墮落的情形來觀察，則知離婚案之多，原因在於當初結婚是由於肉體感情的衝動，無理智地選擇啊！從優生學的觀點而言，這些純粹是由性欲結合的父母，毫無深厚的感情基礎，他們所誕生的子女，必定會缺少健全的意誌力，更缺乏深沉的理智和頭腦。一國之中，若是多有此等的父母，也就是會多有意誌薄弱、理智短缺的人民。美國所以犯罪特別多，荷蘭所以犯罪特別少，這就是事實的證明。

　　關於風化罪，多數是由於色情刊物之引誘，及跳舞所發生的感情衝動。這些是由於犯人臨時喪失了他的意誌抉擇力，不完全是犯人先天上的缺失。至於普通的刑事犯罪，例如欺詐、鬥毆、搶劫、強盜、謀殺等，則是由於犯人先天上意誌力的薄弱，缺乏理智和腦力所致。例如荷蘭男女的界限很嚴格，則一切的刑事犯罪極少；而禮防最嚴的寶石城，則監獄終年無人。此則完全是因為先天上稟賦的腦力清明，思想純潔所致；人民既然都有充分的謀生技能，自然就不肯做卑劣的犯罪行為了。先天上的遺傳既是這樣的優良，社會風化的維護又是如此的嚴格，所以能得到這樣良好的結果。

　　反觀犯罪特別多的國家，其損害之大，實在是不可勝言。美國於一九二五年一年之間，因為殺人罪而損失的人命，共計一萬二千人；每年因犯罪所蒙受的損害，約達一百萬萬美金。然而更值得憂慮的是，青少年犯罪日見增加：一九二五年，紐約州裁判所中所關的囚犯，十六歲至廿五歲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地方裁判所中，則同樣年齡層的青少年，占了百分之六十一。這些少年，都是屬於充滿希望的國民，然而卻已是身係囹圄，實在是令人悲哀啊！我在一九二零年，曾前往紐約瘋人院參觀，院中辦事的人告訴我說：“神經病近年來逐漸地增加，本院原來隻有一所，可以容納七千人，近年則增加為兩所，可容納一萬五千人。”又說：“院中的精神病患，十分之九是由於花柳病毒進入大腦所引起的。”紐約這一個地方瘋人已有如此之多，則全美國所損失的寶貴青年，數目一定是更為龐大了。這是刑犯以外的損失啊！

　　瘋人以外，則染上花柳病病發的人，也是不在少數。我到德國遊曆的時候，當時的代辦公使張君曾告訴我說：“我國政府所派留德的陸軍學生中，歸國以後能為國服務的很少，多數都是死於花柳病毒了”。我說：“聽說德國注射的六零六，能治梅毒。怎麽會治不好呢？”張君說：“六零六確實能夠治愈梅毒，然而六零六的藥力非常猛烈，梅毒雖治好，而心髒卻受到了損害，所以多數是死於心髒病。”我有幾個親戚，其中一人是在法國染上花柳毒病死了，另一人則在美國因為梅毒導致發瘋，進了瘋人院，也是終身不愈。我所碰到染上花柳病的，就已經有好幾個人，那麽這類人的總數之多，就可以想見了，這又是一項重大的損失啊！

　　然而當前的損失，還屬有限。而從此種退化人種所產出的後一代的國民，其道德理智的薄弱，工作效能的低下，愛心的貧乏，實在是難以避免了。這對民族的損失，尤其是不可估量的。這是事實，而不是想象。法國為性欲放縱著稱的民族，我遊巴黎時，看見巴黎各處公園的出入口，都有人拿著春宮照片在求售，而警察也不加幹涉。這種情形在其他國家則未見到。三十年來，法國人口的生產率日見減少，實在是因為性欲的放縱，才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啊！

　　從美國的現狀來討論，美國男女放縱的情形，大概已經超過法國，其前途也足以令人憂慮。不可以因為暫時物質的繁榮，而忽視了他潛伏已深的病根。我之所以寫此文，並不是有空為美國擔憂，實在是為我國崇拜美國的青年擔憂啊！今日的上海，實在是已經成為巴黎、紐約的雛型了。淫穢的刊物、導淫的機關、跳舞的場所、風化罪案、刑事案的激增、監獄的客滿，沒有一樣不是快要成為世界第一位了。凡是法國與美國墮落的因素，我們都全部具足了，那麽它悲慘的結果，怎麽能夠幸免呢？上海今天有跳舞場一百多處，假定平均每處有兩百人，則每晚共有兩萬人，而這些人即將成為上麵所說美國各項事實的候補員了。所謂當局者迷，這些迷於其中的人，隻有顧著眼前的娛樂，哪裏會知道這一個縱樂的念頭，已經和監獄、瘋人院、花柳科醫院、殯儀館發生了因緣。而我所敘述的在美國、法國因為花柳病而致瘋致死的幾位親友，都是為求學而去的；如此悲慘的結局，這豈是當初所能料到的啊！而其中一位，在前往巴黎的時候，我曾經痛切地預先告誡他，並且還危言聳聽地告訴他重話，他也深知，然而卻終究不能夠免於花柳病毒而死。那時他年已三十，也不年輕了；而且他中外學術的造詣都很好，不能說是沒知識；然而環境的誘惑，真是不容易把持得住呀！所以我們中國的道德，特別重視禮防，男女有別，就是為了預防避免彼此動心啊！這是從事實經驗中所得到的教訓呀！

　　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以荷蘭的事實來看，則使無訟，的確是有可能了。孔子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歐美政治，隻知道有政治和刑罰，而不知道有道德和禮教，所以它的結果是那樣的混亂。而荷蘭能夠重視禮教，所以它的社會秩序會有如此良好的結果。然則負有言論指導社會責任的人，可以覺悟矣。或許有人說：“禮教重，則令人太拘束了，青年人宜有娛樂，使他精神活潑，則學問與治事才有精神。”我則回答他說：“科學上研究所得的結論，剛好與此相反。”

　　美國發明科學管理方法的泰勒先生，研究了三十多家大工廠公司的職工效率，撰寫報告說：“各工廠、公司的效能，星期一都是最低。詳細考察它的原因，得知職工都是因為星期日跳舞縱樂的緣故呀！直到星期二的上午，還不能恢複他生產的效能。”足見美國跳舞風氣習慣之普遍。工廠的職員工人既然如此，而學校、商店、公務人員也不能例外。綜合來說，則為全國效能減低，損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可知，這類娛樂不但不能使得精神活潑，反而會使精力減退。然而我們人類的身心效能，確實是有增進的方法。大多是在生理方麵，必須要加以鍛煉；而心理方麵，則須加以存養。

　　曾文正公曾說：“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又說：“主敬則身強，習勞則神欽。”主敬就是振作精神，一切都不敢懈怠。曾文正公在軍中的時候，黎明時就和幕僚們共用早餐，到夜間二鼓以後才就寢；重要的公文，無一不是親筆寫的，政事、軍事雖然極為冗繁，自己讀書仍然是有常課。晉朝的陶侃，早晨搬運一百片瓦到房子外麵，黃昏則又搬回屋內，他說：“我正致力於收複中原的大事，若是平時生活太過悠閑，到時候恐怕不能勝任大事，所以自己必須要求自己吃苦耐勞呀！” 漢朝的大學問家董仲舒放下窗帷讀書，三年之中，眼睛從不向花園裏看。越王勾踐，臥薪嚐膽，以圖發奮自強。自古以來的名人，他們的學問、事業能夠有所成就，都是從勤苦奮鬥中而來的，哪裏會以娛樂為培養精神的方法呢？因為人的意誌力必須經由砥礪磨練才會更加的堅強，若是認為娛樂為不可缺少的，那麽他的意誌力已經先薄弱了；何況娛樂是屬於低級情感的，則心思的放縱，將更不可收拾。工廠的職員工人，尚且因此而大大地減少了工作效能，更何況是擔當大事的人呢？以上所說的是生理上的鍛煉。

　　諸葛武侯說：“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淡泊，是說欲望少；一切欲望，都能使人心誌昏昧，而低級的欲望就更為嚴重了。寧靜是指心思的安定；若是心係於情欲，就沒有寧靜的可能；所以要保存青年人聰明敏銳的腦力、活潑的精神，應當避開這些低級的感官接觸為最重要的事。孟子說：“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這句話是指清明的心誌是否存在。簡單地說，一個人的嗜欲深則天機淺，物欲少則心智明。以上是屬於心理的存養。

　　這兩項要點，是中外古今一切聖賢哲人修養的原則，是不能夠違反的，也沒有例外。以上所舉的人證、事證，都是有根據的，並不是空泛的理論啊！

　　而所謂的科學眼光，是說以冷靜的頭腦來觀察客觀的事實。今天所謂的物質學者、新文化家，主張全盤接受歐美文化，都是對於客觀的事實沒能潛心地觀察，也是由於自身的嗜好、欲望太多，失卻了他們冷靜的頭腦的緣故呀！如果主觀的態度既強，則科學的眼光就會完全消失了，那麽他必然會倒過來罵我是時代的落伍者，這也就不足為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