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大乘佛教漢譯第一人--支樓迦讖

　　般若學者支樓迦讖

　　支樓迦讖（約２世紀）,簡稱支讖,中國佛教史上翻譯大乘經典的第一人。

　　據梁慧皎《高僧傳》卷一《漢洛陽支樓迦讖傳》雲:支讖“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由此可見支誠不僅是一位大乘般若學者和著名翻譯家,而旦是嚴持戒律的佛法修持者。公元１６７年（漢恒帝末年）’支讖懷著“誌存宣化"的高尚願望來到中國洛陽,在光和、中平年間（公無１７８-l８９年）,譯出大乘經典多部,後不知所終。

　　支讖來華的時間,略晚於安清（安世高）,二人都是譯師,但所譯經典的內容卻完全不同,即安清所譯全部為小乘經,而支讖所譯則全是大乘經。

　　關於支讖的譯經,梁《高僧傳》卷一《漢洛陽支樓迎讖傳》雲:支讖“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閣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這裏隻簡單地提到支讖譯經的概況,具體經名大多未列。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收錄了支讖的譯經,但也隻有十四部,二十七卷。在這十四刁部經中,三部有譯出的年月日,其他各經,既無譯出時問,也無署名,而是由晉代道安辨認出來的。但是道安也不敢完全肯定是支讖所譯,他在尋文比句之後,隻能作出站“似支讖所出”。因為道安德高望重,學識淵博,所以他作出的結論,也就成了曆史上的定論。

　　到了唐代,道宣的《大唐內典錄》中,支讖的譯經增加到二十一部（實為二十部）,六十三卷。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又增加到二十三部,六十七卷。

　　為何各家《經錄》所記如此不同?這可能是由於編寫《經錄》的人,隻就自己的見聞作了記載,故所記各有出入。茲依唐智升的《開元釋教錄》抄錄支讖譯經的名稱和卷數如下: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本、《阿閦佛國經》二卷?《佛遺日摩凡寶經》一卷、《般舟三昧經》三券、《兜沙經》一卷、《純真陀羅所問經》二卷、《阿闍世王經》二卷、《內藏百寶經》一卷、《丈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一卷、《雜譬喻經》一卷、《大才等太集經》二十七卷、《般舟三昧經》一卷②、《梵般泥洹紅》二卷、《象腋經》一卷、《諸法勇王經》一卷、《光明三昧經》一卷、《孛木經》一卷、《首楞嚴經》二卷、《大才便報恩經》一卷、《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一卷、《禪經》一卷、《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一卷。

　　支讖的譯經,首將飄“一切皆空”的思想傳入中國,此為當時印度大乘佛教興起的龍樹學係的思想。此種思想一經傳入,與中國固有的老、莊思想相輝映,其後不久,即在佛教界掀起研究般若學的高潮。魏晉時期的義學興起和六家七宗的形成,無不與此有關。現代佛學家郭朋說:“支讖的譯出《般若》係經典,卻也標誌著:中國佛教,即將進人一個新時代;進人一個由漢代佛教的樸質無文而發展為大興佛教的義理之學的時代。所以支讖的譯出《道行般若》,一方麵,意昧著漢代佛教的基本結束;另一方麵,又意味著佛教的新時期的即將到來。”這個新時期,就是指的魏晉時期義理之學的興起。

　　支讖在華期間,還有一些天竺（今印度）或西域入在華譯經和傳教,其中有竺佛朔於公元１７９年（漢光和三年）在洛陽譯出《般羌三昧經》,支讖為其“傳言”。這說明支讖通華語。上文所列支讖的譯經中,也有《般舟三昧經》,或許就是竺佛朔所譯的這部經,因為是支讖“傳言”,所以編寫《經錄》者’便將這部經列為支讖所譯。

　　支讖的譯經,既皆為大乘經,這當然也反映出他是以般若思想為中心的大乘佛教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