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子 -十方

中國的民謠沒有死，雖然它還舉步維艱。湖南衛視不能代表中國的樂壇，羅大佑和縱貫線是台灣商人。聽聽中國人真正的心聲。

塵土飛揚

耕種

冬子：生活比音樂更重要
　　
　　文/張瑩瑩
　　
　　動蕩時光
　　“每個人都有很多故事”，冬子說，但冬子的故事可能尤其波折動蕩。他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簡略地講述了自己1992年到2002年的經曆，當過兵，賣過米，看過魚場，以至於最後，他摸著自己圓圓的腦袋，說，我好像失憶了，怎麽也想不起來了，然後又發出了他招牌式的憨厚笑聲。
　　他覺得自己是個“粗人”，比如十幾歲當兵，每天給飛行員們打水拖地。幹了一年，領導死活不讓他幹下去了，因為在冬子的勞動下，“連隊所有的水壺都換了一遍，所有的茶杯都沒了蓋子。他們覺得我培養不出來。”
　　他脾氣硬，諸多正兒八經的工作，比如工商銀行圖書管理員，比如糧食局庫管員，都“跟領導不和”，被穿小鞋，幾個月就打回原形。他還擰，有朋友開酒吧讓他去幫忙，卻不給他飯吃，冬子硬撐著沒動酒吧一分錢，幾天不吃飯，“這輩子頭一次看見金星”，眼神都呆滯了。
　　他也笨，“好了傷疤忘了疼”，受了這個朋友的苦，朋友有事找他幫忙，他又去了，直到又一次淩晨三點鍾獨自走在六裏橋，翻遍全身找出五毛錢，用洗浴中心的電話給另一個朋友打傳呼讓他來接。
　　他懶。不喜歡上班，有點錢就呆著，93年在深圳，“我跟倆流亡的人一起，住鐵皮屋，地上鋪一張席子就睡，一聽到外麵有聯防查暫住證的聲音，我們仨抱起席子就跑。”冬子回憶起來還覺得挺美。因為隻會調音，每到山窮水盡了他就找夜總會打工，掙到一點錢就不幹了，換個地方，繼續呆著。
　　所以冬子的經曆，不能以年計，隻能以月計。他在北京、深圳、西安、蚌埠和老家湖北雲夢之間來回遊蕩，工作也千變萬化，“在西安幫朋友打理酒樓，後來因為老練琴，疏於管理，酒樓就倒閉了”，還跟著倆朋友在深圳幹過一年多的進出口貿易。
　　但這樣粗糙、倔強、懶散的形象之外，冬子又是一個細膩重情的人，比如他回憶他的童年：“我跟外公住，每天晚上我寫作業，外公在一旁聽收音機；早上醒來，就看到外公坐在床邊，一邊抽著煙一邊看我。外公經常前麵掛著表弟，後麵背著我，在田野裏散步。小路的一邊是菜園子，走不遠就是一條河堤，春天的時候，滿山遍野的油菜花，風吹過來,象波浪一樣起伏；外公還喜歡看楚劇，他經常給我和表弟買五分錢一包的瓜子，我們爺仨就嗑著瓜子看戲。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在說到他因為去看朋友錄音而沒能見外公最後一麵時，冬子的聲音低沉，臉上好長時間沒有笑容。至今，他覺得無比惋惜。
　　他熱愛土地，熱愛鄉村，描摹土地和鄉村時他的神情明顯興奮起來：“領導把我發配到邊遠農村當庫管員，糧站在百合村一座廢棄了的福利院裏，那是一個特別美的大院子，院裏隻有兩戶人家。一戶是一家三口，另一戶就是我自己。吃水還是用壓井，很有意思。每天我很早就起來跑步時，看到小路兩邊的田地裏，老鄉已經在忙活了，村裏有的房子上已經升起炊煙，雞鳴狗吠。老鄉們在勞作，我就跑著，經過一道河堤，再經過一道河堤，一路的風景都特別美。夏天的時候，鞋會被露水打濕。我最喜歡的事就是晚上躺在草地上看星星，那會兒就想怎麽寫出好歌，怎麽找個女朋友。”
　　“每到收菜籽的季節，我就把米袋子往車上一搬，把油桶往車上一推，跟著糧店的老師傅走村串巷，老鄉們就拿菜籽到我們這兒換米換油。那個老師傅會在秤上做點手腳，少秤別人菜籽的斤數，少給別人米和油，我就趁他不在的時候每次多給別人一勺。後來菜籽收完了，一盤點，發現庫裏少一千多斤米，三百多斤油，我徹底蒙了。當時我一個月工資才90多塊錢，全部工資加起來還不夠賠那些米和油的！”
　　說著這些，他又笑了。身為一個南方人，冬子透出的更多的是北方人的爽朗與天真。他甚至是有佛性的。因為偶然認識的大姐，他開始打坐，“過了幾個月，身體感覺特別好，眼睛特別亮”。他開始看佛經，2002年夏天，他一個人去了青海、甘肅，去趕花兒會，聽西北的民歌。“在蓮花山上我碰到一個老道長。這麽多年，我隻有兩個晚上沒有夢，其中一個晚上就是跟這個道長睡在蓮花山三塊錢一晚鋪著稻草的大通鋪上。第二天我跟老道長一塊爬山，爬到一半，老道長讓我跟他走。”
　　“本來道長說讓我跟他在山洞裏麵住一晚上，但我當時一心想聽花兒，一個朋友說第二天在哪兒還有，我就推辭了老道長的邀請……當時真是分不清孰重孰輕，現在想起是可惜死了。”
　　他覺得佛把他心裏那道門推開了一道縫，透過這道縫他能看見裏麵的美好，隻是“門還沒敞開”，現在的冬子還不夠通透，至於以後怎樣，“很難說”。
　　
　　音樂生涯
　　如果說冬子的生活有兩麵，一麵是動蕩，那麽另一麵，就必然是音樂無疑。
　　“當兵之前我就開始聽歐美港台音樂。在部隊每天都是我放音樂，老放陝北的紅太陽什麽的，都是那種毛氏情歌。那時候在談戀愛，整夜整夜聽《梁祝》和《二泉映月》。1991年有個老師給了我一盤Pink Floyd《The Wall》的錄像帶和老崔的現場錄像帶，結果我聽完《The Wall》之後就不想聽老崔了，哈哈。從Pink Floy我開始喜歡迷幻搖滾。退伍以後，我白天在工商銀行當圖書管理員，晚上就辦舞會，開始聽老崔、唐朝、黑豹啥的，也聽了山羊皮、Bon Jovi。”
　　那是一個信息並不暢通的小縣城，但冬子和他的朋友們人手一本梵高、莊子，每個人有了好東西都特別希望能跟大家分享。“那時的心態跟現在不一樣。”冬子說。
　　1994年，冬子隻身來到北京，想學琴。結果被人騙了，呆了一個月，琴沒學成，錢也沒了。他便又深圳、老家來回折騰，直到1995年8月，冬子背著琴又來到北京，在地壇附近，一個年輕人叫住他，問，哥們你搞音樂的？冬子說是。倆人就地坐下，冬子唱歌給他聽，這人一聽，說，你的歌真不錯，你應該去簽公司！
　　“我就先去了漢唐。那裏的人說你怎麽這麽悲；又去了紅星，那會兒紅星一幫人全是重金屬。”沒有公司願意簽冬子，錢又花完了，他隻好又去夜總會調音。“總是要麵臨生活的問題。我隻能幹這個，別的我也不會。”冬子說。
　　97年在北京某個夜總會調音的時候他認識了一幫做音樂的朋友，趙已然，“野孩子”樂隊的張佺和小索。偶爾聚在一起唱自己寫的歌，用音樂交流。有天張佺對冬子說，你寫了這麽多歌，但從西方任何一個樂隊裏麵都可以找到你歌的影子，你為什麽不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
　　冬子覺得張佺說得很對。他說自己幹過Copy，搞過重金屬,朋克，布魯斯,甚至還有假爵士，但真正經曆之後才發現，那終究離自己太遙遠了。“我的血液裏流淌著中國人的思維”而中國民族的音樂離我更近些。
　　“2000年夏天.我和小索,李正凱,張瑋瑋幾個都住在五裏溝，每天早上六點起來，集體跑步，然後吃早餐，各人練各人的琴，中午休息一會，下午就開始樂隊排練。到晚上吃飯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分工負責，買菜的買菜，洗菜的洗菜，切菜的切菜，挺共產主義的。那時候我跟張佺他們的野孩子樂隊一起演出，我搖沙棍。搖了幾個月。”
　　“但我不是很喜歡搖沙棍，過了一段時間，野孩子樂隊因鼓手周國彬離開,暫時停止了，我就把沙棍還給張佺，自己搬到東北旺住了。我每次租房子都被別人轟，因為房東要看暫住證，我又不願意辦，就隻能搬家。我的記錄是一天之內搬了三次家。我背著包拿著琴，在東北旺的街道上茫然的找房子。找到一家，進去之後東西都放好了，房東問，你暫住證呢？我沒有，隻好再搬。那天找到的第三家終於住下來了，結果不到一個月，房東就說，對不起，請你搬家。”
　　東北旺容不下冬子，他一氣之下去了樹村。當時的樹村，被後來的樂評人稱為“搖滾烏托邦”，“舌頭，木推瓜，液氧罐頭，痛仰……都在那裏。這些搖滾樂手最搞笑的是每年評‘最佳房東’。有一年的最佳房東不僅給那個樂手免了三個月的房租，還借給他兩千塊錢。真是最佳啊！”
　　冬天的日子則比較難熬，因為沒有暖氣，必須要生爐子。“我不會生，一天熄了五回。”冬子說。這時，原舌頭樂隊的吉他手朱小龍和吳俊德告訴他，霍營有每月三百塊錢的獨院，還有衛生間和暖氣。冬子合計了一下，就找朋友借了一千塊錢，搬到了霍營。
　　霍營有一大片麥地，那時我經常背著手，在地裏散散步，或者大家聚集著看看電影，彈琴唱歌喝酒聊天。那段日子很是幸福，愜意。
　　
　　到來年四月，冬子又交不上房租了。房東也沒什麽好臉色，冬子賴著又住了一個月後，又搬到樹村。
　　那年夏天冬子去了西北趕花兒會，就在路上遇到了那個要帶他走的老道長。“我在蓮花山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是那個老道長，另一個就是我看到一群老太太在蓮花山山頂休息，她們在唱花兒，說，‘陽世的事兒我不說了’。這種話它不是裝，它從一群老人家嘴裏唱出來，那是多年生活經驗的總結和積累。我特別感動。那段時間我好多次被西北民歌感動哭了。那是真的，是善，也是美。”也許這可以解釋《十方》裏的西北味兒，還有那種來自民間的幹淨與質樸。
　　幾個月後，冬子又回到了樹村。隔壁住著倆好朋友，做好了飯就敲牆，“咚咚咚”，冬子立刻跑過去吃飯。“樹村的夜晚很安靜，下雨的時候，可以聽到雨滴落到瓦上再從瓦上落到地麵的聲音，還有蛐蛐的叫聲，青蛙的叫聲，像場龐大的交響樂.
　　也有倒黴甚至詭異的事。從西北回來沒多久，一個中午陽光特別好，“吃完飯我挺無聊的，簡直是太無聊了，就靠在門框上，衝對門家的大狼狗喊了一聲，它特別不情願的站起來，我就去摸它，完全沒防備——它把我咬了，手上，腿上……當時我正是捉襟見肘，遭此大難，隻好又去借錢，打針，還得跑特別遠到一個有冰箱的朋友家裏拿針劑……，一個星期以後，我問房東狗去哪呢?他說:狗死了。”
　　“過了幾天，我到朋友家串門，進門一坐下，就看到門外貼的告示，《樹村十戒》，第一條，不得隨便挑逗樹村的狗。這一看，把我氣得。”
　　那是2002年的冬天，每到冬天，生活的問題總是會特別明顯。冬子就又開始幹活了，他找了個鍵盤手，組了個樂隊，copy各種英文歌，偶爾也唱唱齊秦和迪克牛仔……生活就像流水賬一樣缺乏起伏地繼續著，直到今年6月，他的專輯《十方》發行。
　　
　　有關《十方》
　　你在北京的民謠圈子裏呆了這麽久，為什麽直到現在才發第一張專輯？
　　覺得自己的積累不夠吧。96年以前寫的那批歌我都不喜歡了。現在《十方》裏的歌最早是97年寫的，《塵土飛揚》，像《十方壹》，是04年秋天寫的。
　　
　　《塵土飛揚》據說是寫給媽媽的歌。
　　對，那是我做了一個夢，夢到了媽媽來看我，說了一些話，我們倆都哭了，後來媽媽笑著走了。醒來以後我臉上的眼淚還沒幹，就把當時的感受記錄了下來。
　　
　　一般用“牆頭草”來形容那種沒有立場的人，你的《牆頭草》想表達什麽？
　　它是個人對生命的一種態度，是個人對自我生活的沉澱和總結，我們所有的人誰不是牆頭草？國家主席都是，很多時候他也隻能折中。人在生活裏會碰到很多問題，誰能像青鬆那樣永遠挺拔。
　　
　　專輯名“十方”是什麽意思？
　　宇宙十方四維上下，十方界內的一切有情生命。當我們麵對時光的河流，麵對死亡，我們對最親愛的人什麽都做不了的時候，隻能接受，隻能看這些美好的東西都消失。而什麽對於我們來說才是這一生中最重要的東西？什麽才是需要用心去珍惜的東西？
　　
　　對你而言這些東西是什麽？
　　這是個秘密。哈哈。
　　
　　你最近的演出好像不太多。
　　對，因為我不太想演。當我演出很頻繁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有心理障礙。因為這些歌是很真的，是感情自然的流露，如果頻繁演出，一次一次地重複，我就發現我開始為了達到那種狀態而進入那種狀態。這是裝作投入或是想象很投入！以前我不理解我的老哥哥"趙已然"為什麽非要喝醉了之後才能歌唱，等自己經曆了之後才明白。歌唱是發自內心的，我不是個演員。如果把那些特別美好的聲音變成一種裝的東西，我就很難受。這種東西對我傷害很大，也讓我覺得很困惑。
　　
　　你覺得這張專輯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麽？
　　一個足跡。
　　
　　你做音樂這麽長時間，心態有什麽變化嗎？
　　我內心還是那麽孩子氣。孔子說“學而時習之”，我卻特別一根筋，老想能給我一些時間讓我安安心心地學習。我現在迫切需要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個係統的學習，其次是對中國民族音樂係統的學習，然後才是聲樂或者吉他上的學習。97年時很天真，喜歡幻想，想做出讓別人一聽就開悟的音樂，現在看來,雖然這種想法很可笑，但是很真實。現在我當然明白那是不可能的。我現在隻是在想怎樣才能讓情感更順暢地流露。那扇門開了一道縫，隻是看到裏麵的美好.
　　
　　你怎麽看待音樂和生活的關係？
　　以前我覺得音樂是全部，30歲以後明白，生活比音樂更重要。因為如果你有閑情逸致來留意的話，音樂就在生活中。比如走路回家的時候，鞋子觸地的聲音；雨落在地裏的聲音；夏天夜晚昆蟲鳴叫的聲音,黃土高原上，風把黃沙吹進我鼻子，嘴裏的聲音，都是音樂，最好的音樂，它們是天籟。隻是很多人都太忙,也就聽不到了。
　　生活確實給我們一些壓力，比如我過段時間沒錢了，就要去幹活，掙錢。但是不能因此仇視生活。有壓力，有快樂，有各種各樣的衝突，這才是生活本身。
　　
　　你享受你現在生活嗎？
　　享受啊。為什麽不享受呢？盡管很忙，還是忙裏偷閑。我是個懶人，懶人總是這樣，隨時隨地給自己找點樂子。
　　
　　你結婚了嗎？
　　沒有。結婚需要麵對很多實際的東西，我在這方麵就是零，哪個姑娘願意嫁給我？我告訴你，一定要離搞音樂搞藝術的人遠一點，進來就全是坑，大坑小坑，哈哈。
　　
　　你怎麽看待佛？
　　它是一個好的老師，是我靈魂的指引，像黑夜裏的一盞燈，帶來光明。隻是我自己塵緣未了，欲望太多，還降伏不了自己的心。我經常看著天空飄過的雲朵，它們不停地變換，人心也是如此,瞬息萬變.
　　你相信報應嗎?
　　我信因果。就好象你種下一棵土豆的種子,它絕不可能長成一個西瓜.你種下一個西瓜的種子,它絕不能長成一顆原子彈.就像《易經》說的，君子以厚德載物，還是多做些好事吧。{關於糧店老師傅的故事因他已經很悲傷了,這裏就不再說了吧!}謝謝
　　
　　采訪結束，跟冬子一塊離開咖啡廳。他隨身帶著12月7號演出的海報，看到一家他覺得合適的店就進去問，能不能在您這裏放兩張？他仍然住在東五環外的村子裏，很少進城，因為“一進城就頭暈，進城一次要緩兩天。”在各種瑣碎的事務上，他都需要親力親為，他太禮貌了，以至於顯得有點謙卑。
　　但是有些什麽使這個禮貌的三十多歲的男人顯出光芒，它們掩藏在動蕩的經曆、平靜的話語、嘶啞的歌唱和憨厚的大笑背後，它們深不可測，它們來自最樸素最美麗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