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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汪精衛（一） 林思雲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隻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麽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曆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曆史中完全抹殺，隻是抗日戰爭的曆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曆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曆史產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吒風雲的曆史人物，對中國的曆史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曆史走到21世紀的今天，應該考慮還汪精衛的本來麵目，重新認識曆史上真實的汪精衛。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198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醜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豔史方麵，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 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鬆元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豔史部分。因此這篇《真實的汪精衛》以日文資料為主，中文資料為輔，力爭做到求實客觀。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所以本文也分為三大部分來寫：第一部分、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一部分《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第一部分之一、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1893年5月4日，廣東省番禹縣（今廣州），來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借字，原字是左王右叔）家裏，又新添的一個男孩。這個男孩是汪椒的第4個男孩，也是第10個孩子，汪椒給這個男孩取名叫汪兆銘。 汪兆銘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兆銘那年汪椒已經62歲了。汪椒是個落第秀才，後來棄文從商。汪椒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注重教汪兆銘讀書，在汪兆銘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椒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詩書。汪椒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遊，每天讓汪兆銘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遊的詩。每天在父親麵前朗讀，不僅無形中培養了汪兆銘演講的口才，還使幼小的汪兆銘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遊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兆銘後來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裏並不富裕，汪兆銘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清苦。汪兆銘13歲時，母親病逝，14歲時，父親又病逝。從此汪兆銘就依靠比自己大22歲的大哥汪兆鏞撫養生活。由於家境所迫，汪兆銘17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1901年汪兆銘18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1900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外國留學，並給予歸國留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高級官職。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留學。 當時公費留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大量留學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學費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強國經驗對中國特別有現實意義；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學日文要比學歐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別是日本還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置了一些學校，在日本教師講課時，旁邊配有中文翻譯，以便讓不懂日文的中國留學生也能聽懂講課的內容。當時日本比較有名的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學速成科（汪兆銘母校）、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和振武學堂（蔣介石母校）。 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錄取人數為50名。清政府為每位公費留學生每月資助30日元，這比現在公派留學生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留學生，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幹。 1904年9月，汪兆銘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當時汪兆銘萬萬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更沒有想到他會客死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真是不可預測的事。到日本後，汪兆銘住在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名叫春水館的留學生宿舍，離政法大學很近。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裏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製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本全國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即使在課堂上，發表最新戰況的號外新聞一到，教授就停止講課，和學生一起朗讀新聞。日本這種舉國上下的愛國熱忱，不僅使汪兆銘十分感動，也喚起了很多中國留學生的愛國心，激發他們投身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之中。 到1905年，僅僅在東京一地，就有中國留學生1萬餘名，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空前的規模。中國的革命家們紛紛在留學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黨派，使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當時在日本主要有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主張推翻異族皇帝的革命黨。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反對進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承認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漸進的立憲改革。保皇黨在海外華僑中有不小的勢力，但在日本的血氣方剛的年青留學生們，並不喜歡保皇黨的漸進穩健主張，大多數都支持革命黨激進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由於中國曆史上就有同鄉結黨的傾向，這些革命黨都建立在同鄉會的基礎上。有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黃興、宋仁教的湖南派“華興會”，章炳麟的浙江派“光複會”等等。其中以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勢力最大。黃興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氣派”，很為年青的留學生們所傾倒敬仰。而孫中山則身材矮小，說話慎重，在留學生中間的人氣不如黃興高。但孫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比黃興派的單純革命相比，在海外華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孫中山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中山，加入了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汪兆銘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中山的賞識並委以重用。由於當時的革命黨都是各自為政，力量很分散，這次孫中山來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聯合各派的革命黨，組成一個統一的革命黨。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前往黃興的住所拜訪。孫中山和黃興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出來沒有見過麵。 黃興對孫中山的來訪大喜過望，黃興緊緊握著孫中山的手，半晌說不出話來。當時黃興32歲，孫中山40歲。可是孫中山和黃興交談不久，氣氛就開始緊張起來，兩人語氣強硬，各持己見，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後黃興破顏一笑說：“孫先生，我服你了”，兩位革命巨星終於達成了聯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黨派的大聯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汪兆銘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汪兆銘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說明汪兆銘在革命黨中有相當的影響力，那時汪兆銘才22歲。 同盟會最初的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和製造輿論，1905年11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正式創刊。《民報》特邀章炳麟擔任主編，主要編輯則為汪兆銘、胡漢民、吳稚暉等人。汪兆銘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汪兆銘使用“精衛”的筆名，源自《山海經》裏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舍之義。汪精衛的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民報》的主要對手是梁啟超等保守派主辦的《新民叢報》，汪精衛的文章以與保守派的改良主張論戰為主，宣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1906年6月，汪兆銘從政法大學速成科畢業，在260餘名學生當中，汪兆銘成績名列第二。本來公費留學生在學成畢業後，有歸國服務的義務，同級的大部分同學紛紛歸國。但汪兆銘卻不準備回國，決定留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由於逾期不歸就沒有了公費資助，必須自己解決生活問題。幸好汪精衛日語較好，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的勢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盡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留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製。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發布的禁止中國留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對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請”孫中山出國。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陳耕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經常為孫中山捐錢捐物，孫中山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見麵都是在母親衛月朗的陪伴下，沒有單獨談過話。
陳璧君 1908年汪精衛26歲，陳璧君17歲，正是男女熱戀的年齡。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隻是革命同誌的關係，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另外阻礙他們成為戀人的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根據中國的傳統習慣，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巨商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陳璧君讀了《民報》等宣揚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書報後，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選擇結婚對象的自由結婚。陳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談到革命，談到自己將來準備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卻思想十分保守，對革命也沒有任何興趣，他對陳璧君說：“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麽樣子？”。由於兩人思想差距太大，陳璧君最後終於選擇“退婚”。陳耕基開始不同意“退婚”，但無奈陳璧君態度堅決，隻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汪精衛少年父母雙亡，所以長兄汪兆鏞在他15歲時，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汪精衛在日本參加革命後，汪兆鏞經常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幹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鏞要汪精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革命回國為朝廷盡忠。其實汪兆鏞也並非堅決反對汪精衛搞革命，隻是怕汪精衛成為朝廷的罪犯後連累他們整個家族。汪精衛也明白長兄的用心，在清政府發出對他的通緝令後，汪精衛寫信給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係，解除婚約。汪精衛在信中說：“罪人兆銘在日本從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吾為革命流血，誌矢不渝，謹請諒鑒。罪人與劉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約，但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之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汪兆鏞接到汪精衛的斷絕信後，退還了劉家的訂婚聘禮，為汪精衛解除了婚約。 陳璧君退婚後，倔強地要求到日本參加革命，陳耕基隻好同意陳璧君去日本。1908年7月，陳璧君搭乘荷蘭客船來到日本，在孫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會，到《民報》編輯部幫忙，和汪精衛在一起工作。陳璧君到《民報》後，編輯部的氣氛一下活躍了起來。本來《民報》的編輯們都是些窮書生，生活十分拮據，極少去飯店吃飯。陳璧君卻是個闊小姐，口袋裏總有花不完的錢，經常請大家去高級飯店聚餐暢飲，使這些編輯們大為開懷。在這些未婚的年青編輯中，陳璧君成了他們追求的對象，然而陳璧君卻逐漸傾心於汪精衛。 陳璧君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汪精衛發誓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後來汪精衛說：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衛後來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和革命同誌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汪陳的革命婚姻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汪精衛婚後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誌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時梁啟超等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批評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批評反響很大，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了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不久這場批評的矛頭就開始指向孫中山，有人寫了《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揭露孫中山貪汙革命經費2萬元自用。當時孫中山獨攬同盟會中的經費大權，從不公開經費的使用情況，所以人們懷疑孫中山貪汙也不是無中生有。雖然孫中山到底有沒有貪汙的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但這場批評對孫中山在黨內的威信影響極大，同盟會中出現也了反孫運動。章炳麟的浙江派公開反對孫中山，宣布脫離同盟會，恢複他們以前的“光複會”。黃興的湖南派持中間態度，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大量出現，一時間革命陷入失敗的邊緣。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第一部分之二、玉石共焚 1905年孫中山聯合海外各派革命黨組成同盟會，主張用暴力的方式來推翻清王朝。到1908年冬，同盟會已經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為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梁啟超等保皇黨則乘機批評革命黨的暴力革命。 梁啟超特別批評革命黨領袖們，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卻唆使別人在國內搞送死的暴力革命。1908年冬，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遠距離革命家”作風，批評他們唆使別人送死而為自己謀取名利的作法，一時在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孫中山的運動，一些人主張“革命之前必須先革革命黨之命”。反孫派攻擊孫中山主要在兩個方麵∶第一是批評孫中山近似於獨裁的領導作風，說孫中山“辦事近於專橫，常令人難堪”，第二是批評孫中山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不少人懷疑孫中山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 1907年日本政府“請”孫中山出國時，日本朋友公開贈送孫中山的贈款就有20000餘日元（當時普通日本工薪階層的月薪不過二、三十日元），而孫中山隻給《民報》留下2000元經費，其餘自己全部帶走，使《民報》經常陷於經費拮據的苦境。1908年冬，《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訣別，章炳麟說∶日本人向孫中山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中山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章炳麟批評孫中山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 在“遠距離革命家”批判和“倒孫狂潮”的夾攻下，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汪精衛是同盟會中無條件堅決支持孫中山的孫派骨幹，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汪精衛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使黨內黨外的懷疑人士重新樹立起對革命的信心。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並不著眼於暗殺計劃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誌書》中寫道∶“吾儕同誌，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拚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複歸於熱，懷疑者複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誌已竟。” 作為同盟會中堅分子的汪精衛，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傳來後，海內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看法大為改變，梁啟超的“遠距離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們重新樹立起了對革命黨同盟會的信心。可以說當時同盟會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衛犧牲自己的烈舉挽回的。如果當時汪精衛被清廷處死，汪精衛毫無疑問要作為中國曆史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汪精衛在《致南洋同誌書》中的一段話，也在當時被流傳為佳話∶“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於《民報》26期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汪精衛在文中說∶現在四億人民正如饑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在同盟會中汪精衛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漢民。胡漢民比汪精衛大四歲，不僅是和汪一起來日本留學的同鄉，也是長年在《民報》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當作大哥看待。胡漢民得知汪精衛要北上行刺時，勸汪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號召力都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時之激情與虜酋拚命，對革命的損失太大。 汪精衛則說∶梁啟超罵我們這些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已經到了“非口實所可弭縫，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現在我們必須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革命之決心，才能使梁啟超愧對民眾，使章炳麟愧對黨人，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和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在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但不管汪精衛說什麽，胡漢民都堅決反對汪的北上行刺計劃。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於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 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並不反對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來挽回和喚醒民眾對革命的信心。但考慮到汪精衛是同盟會中非常難得的人才，所以孫中山並沒有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北上行刺計劃，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因為沒有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的明確支持，汪精衛不得不自己尋找願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衛首先想到的是黃複生。 黃複生是四川人，和汪精衛一樣也是發起同盟會的元老，擔任同盟會的高層幹部。黃複生讀了汪精衛《革命之決心》一文後非常感動，對汪精衛說∶“我也願意作革命之薪”。汪精衛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計劃告訴黃複生，汪精衛還沒有講完，黃複生就大笑道∶“銘兄，有話何不直說。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衛說∶“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無生還的可能„”黃複生豪爽地說∶“我參加革命時早已立誌為革命而死，還談什生還的問題，這次就讓我們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衛再找到同盟會中會作炸彈的喻培倫，請他幫助作炸彈，喻培倫也爽快地答應了，願意和汪精衛一同北上。當然最堅決和汪精衛一起北上的是陳璧君，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也讓那位說風涼話的人羞得恨不得鑽入地縫。可惜現在再也看不到陳璧君那樣有誌氣撕毀自己外國護照的烈女了。 汪精衛計劃他和黃複生先到北京作好準備，然後喻培倫、陳璧君等人再攜帶炸彈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衛、黃複生兩人先乘英國船到天津，同盟會的鄭毓秀迎接他們。鄭毓秀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實業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際花。鄭毓秀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同盟會，這次廖仲愷特別寫信給鄭毓秀，要求她全力幫助汪精衛等人的暗殺行動。汪精衛平日接觸的都是陳璧君那樣的革命烈女，見到鄭毓秀這樣風姿綽約的美人交際花，覺得十分不自然。
鄭毓秀 汪精衛說∶“聽說最近北京的火車站盤查得很嚴。我們這些男人攜帶炸彈容易引起懷疑，想請你幫我們把炸彈帶入北京。不過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炸彈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鄭毓秀當即答應∶“如果不會爆炸，還叫什炸彈？這事就交給我了。”汪精衛是個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詩詞文章，鄭毓秀對汪很是傾心，多次以教她作詩為借口和汪精衛接近，汪卻極力避開和鄭毓秀的單獨接觸。汪精衛此時已經下定決心象柴薪那樣為革命獻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鄭毓秀的關係從來沒有越過同誌的關係。後來鄭毓秀感歎說∶“汪精衛真是少見的道學先生”。 汪精衛和黃複生到北京的琉璃廠租了一棟房子，掛上“守真照相館”的招牌，因為照相館的暗室最適合搞炸彈的組裝，照相館裏飄出化學藥品的味道也不會引人懷疑。不久喻培倫傳來話∶正月十五（1910年2月10日）將帶鐵西瓜入京，請汪等人去前門車站接站。汪精衛和黃複生趕到前門站，見鄭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紳士的手悠然走出車站，白人紳士的手裏提著一個沉重的皮箱，裏麵裝著炸彈，車站的警官看也沒看就讓他們走出了車站。原來當時外國人在中國有治外法權，因此沒有人敢隨便檢查外國人的行李。這個白人是法國大使館的職員，曾一直追求鄭毓秀，這次鄭毓秀請他幫忙，那人當然一口答應。 炸彈運到北京後，喻培倫和陳璧君也趕到北京，他們一起商量暗殺的具體計劃。第一次暗殺行動是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貝子和貝勒為清王室的爵位名，親王之下為貝子，貝子之下為貝勒）。2月底載洵和載濤從歐洲訪問返京，汪精衛等人準備在載洵和載濤走出前門車站時，投擲炸彈炸死載洵和載濤。當天汪精衛、黃複生、陳璧君三人雇一輛騾車前往前門站，汪精衛和黃複生攜帶裝有炸彈的皮箱在車站門口等候，陳璧君則在騾車上接應。但沒有想到當時清廷正搞廉政運動，載洵和載濤不擺架子，混雜在一般民眾中一起出站。由於出站的人群中戴紅頂子官帽的人極多，汪精衛和黃複生無法識別目標，隻好終止暗殺計劃。 這次刺殺失敗後，汪精衛等人把暗殺的目標定為清廷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他們吸取了上次計劃不周而失敗的教訓，開始詳細調查載灃的行蹤。醇親王載灃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載灃每天早上8點出王府，經過鼓樓大街從景山後門進入皇宮。汪精衛等人本準備在鼓樓大街的矮牆後投炸彈，但正趕上鼓樓大街修擴馬路，閑雜人太多，無法行動。他們後來注意到什刹海和後海分界處的一座小撟銀錠撟，環境非常僻靜，而小撟附近又有一條陰溝可容藏身。於是汪精衛決定事先將炸彈埋在小撟下，汪精衛自己藏身於陰溝裏，待載灃過撟時用電線引爆炸彈，和載灃同歸於盡。（自殺式恐怖襲擊)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黃複生和喻培倫前往銀錠撟埋炸彈，留下汪精衛和陳璧君兩人。陳璧君知道汪精衛明天將在爆炸中和載灃同歸於盡，這將是他們兩人最後的一夜。陳璧君拉著汪精衛的手輕聲地哭泣，汪精衛本想找一些話安慰她，可是卻不知道該說什才好。汪精衛內心是深愛陳璧君的，他也知道陳璧君同樣深愛著他，但汪精衛越愛陳璧君，就越不願看到陳璧君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衛努力壓下和自己心愛之人的生死離別之情，隻是拉著陳璧君的手默默無語，讓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張學良在對唐德剛講他的《口述曆史》時說，“你知道她跟汪精衛的關係麽？當時他倆並不認識，都是國民黨。她是一個女國民黨，並不認識。汪精衛那天要捐軀刺殺攝政王。她就答應汪精衛。她說我給你幹一下子吧，你明天就要死了，我沒有旁的送給你。他就答應她。本來兩個人不認識，就擱這麽，後來他們就到一起了。”) 突然喻培倫匆匆跑進來說∶“大事不好，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不久黃複生也跑回來說∶“警察已經發現我們的炸彈了”。 本來他們以為在寒冬的夜晚人跡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會有人發現。可是天公不作美，銀錠撟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別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氣得睡不著覺，深夜走出家門去散氣。該人走到銀錠撟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撟下挖土，他立即聯想到人們埋藏財寶的故事，於是潛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後取走財寶。可是看到黃複生和喻培倫，埋好炸彈後又開始拉電線埋電線時，該人感覺到情況不對，這不是埋財寶，而是一個重大的陰謀，於是從藏身之處跑出來前去報警。 黃複生和喻培倫剛埋好炸彈，忽然看到從附近閃出一個黑影跑走，立刻意識到他們的行動被人偷看到了。於是喻培倫先跑回去向汪精衛報告，黃複生則在附近監視。不一會兒那個男人帶著兩個巡警前來，黃複生意識到他們的計劃已徹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衛等人報警。喻培倫建議他們現在立即離開北京，還來得及逃過清廷的追捕。但汪精衛說雖然發現了炸彈，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來是他們幹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風頭再說。 第二天北京各大報紙都注銷了銀錠撟下發現炸彈，有人想行刺攝政王的新聞，不過報紙上的分析卻都認為這是清廷內部的勢力鬥爭。有人說炸彈中包炸藥的報紙寫有倫敦字樣，而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正好剛從倫敦回來，很可能是他們搞的暗殺陰謀；也有人分析認為是慶親王想篡權的陰謀，但沒有一篇新聞懷疑到革命黨，使汪精衛等人大為安心。三天後又有報紙注銷新聞，說銀錠撟炸彈案的凶犯已經抓獲，汪精衛等人更為安心，於是開始策劃下一次行動，讓喻培倫去東京買炸藥，陳璧君去南洋籌款，汪精衛和黃複生繼續潛伏在北京進行下一次暗殺的策劃。 然而汪精衛等人卻中了清廷的計謀。清廷警察發現炸彈後，立即明白是革命黨所為。為了防止暗殺者們逃跑，清廷故意向新聞界放出朝廷內部暗鬥和凶手已經捕獲的小道消息，使暗殺者們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發現炸彈中的炸藥是外國製，但幾顆螺絲釘卻是新近製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內各個銅鐵店調查，騾馬市大街的鴻太永鐵鋪認出螺絲為該店所作，是琉璃廠“守真照相館”的老板要求他們作的。警探開始監視“守真照相館”，正好趕上“守真照相館”搞裝修，一些密探混入裝修工人中，從“守真照相館”中盜出了革命黨的機密文件，發現這次暗殺正是革命黨所為，首謀就是清廷出10萬兩白銀懸賞人頭的朝廷欽犯汪精衛。1910年4月16日，警察包圍了“守真照相館”，將汪精衛和黃複生一舉抓獲。 由於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親自審理此案。肅親王是清朝建國元勳八大世襲王室的第一家，是當時清廷中頭腦見識過人的少有人才。順便說幾句題外話∶辛亥革命成功後肅親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順，和日本人川島浪速結拜兄弟，並將一個王女托川島浪速收養，這就是後來有名的川島芳子。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誌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 由於清廷已經宣布預備立憲，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國家之法，開庭審理汪精衛行刺未遂案。汪精衛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陳詞地宣讀了他即時寫成的四千餘言的供詞∶“本名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時為《民報》主筆。生平宗旨，均刊登於《民報》，不再多言。孫中山先生起事兵敗後，我決心炸死載灃以振奮天下人之心„”。汪精衛和黃複生在法庭上不但沒有招供同黨，反而爭著說自己是行刺的主謀，希望以此來為對方減輕刑罰，令在場人士十分感動。 看到汪精衛和黃複生視死如歸，保護同誌的場麵，肅親王意識到∶革命黨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殺身成仁，他們早已作好“薪盡飯熟”的獻身準備。殺了他們不僅不能嚇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黨人，反而會激發民眾對清廷的憎惡和反感。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複勸說，同意從輕發落汪黃二人。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 汪精衛接到免死的判決時，有撿來一條命的感覺。汪精衛入獄後，肅親王親自到獄中看望汪精衛。汪精衛以前以為清廷的官員都是愚鈍無能的昏官汙吏，沒想到肅親王肯屈身訪問他這個囚犯，而且以禮相待，談吐文雅，讓汪精衛十分吃驚，也很佩服肅親王的見識才幹。後來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肅親王說∶“汪先生在《民報》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讀過。汪先生主張中國必須自強自立，改革政體，提倡民眾參政，效法西方立憲，這些與朝廷的主張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籌辦預備立憲，建立國會讓民眾參政議政，這些不正是先生所爭取的革命目標嗎？” 汪精衛反論說∶“我們革命黨人所主張的絕不是立憲，而是要推翻封建專製，實行三民主義。親王既然讀過汪某在《民報》上的文章，對汪某的革命主張應有所了解。” 肅親王說∶“你們革命黨的確有很多傑出的主見，但你們也應該認真傾耳聽聽我們的看法。說實話，我認為‘三民主義＇是一種見識偏狹的理論，不能成為今後中國的指導理念。為什要宣揚滅滿興漢？這樣宣揚民族仇視能夠使中國實現五族協和嗎？為什要搞平地起風波的流血革命，我們不是已經答應實行憲政，讓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實現的機會。用和平的憲政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財產損壞的革命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好嗎？鄰國日本不正是君主立憲的成功榜樣嗎？” 汪精衛反論說∶“我們主張革命的時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憲成功的事例來反對革命。但日本明治維新，是西鄉隆盛用武力從幕府手中奪來的政權，絕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權交出來的。現在中國搞君主立憲，並不能解決長年的腐敗弊害，而且把國會作為民權的支柱不過是一種幻想，國會隻不過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隻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 肅親王說∶“中國的政治十分複雜，各種民意紛纏不一，改革政體豈能操之過急？螳螂在前，黃雀在後，列強不是在覬覦著我們嗎？不忍不謀則亂，還請汪先生三思。” 汪精衛和肅親王的辯論總是在兩條平行線上，誰也說服不了誰。當年汪精衛正值年青的28歲，而肅親王卻是初老的45歲，但兩人都對對方的才學見識產生了敬佩之心。肅親王原想說降汪精衛為清廷效力，但見汪精衛革命誌堅，也就沒有再為難汪精衛。後來肅親王不時來獄中看望汪精衛，兩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不是政敵，倒有些近似朋友的關係了。 孫中山在紐約得知汪精衛被捕的消息時喟然長歎道∶“兆銘是吾黨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斷了我一支手臂”。同盟會東京總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發起了營救汪精衛的行動，胡漢民親自奔走各地為營救汪精衛演講籌款。通過營救汪精衛的活動，使一度陷於分裂的同盟會內部開始弭合，也使民眾重新認識到革命黨的決心，對後來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汪精衛獄中詩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癡絕，滄波萬裏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精衛的《慷慨篇》從獄中傳出後，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 但監獄中的生活畢竟是艱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黴變的陳米和一條鹹蘿卜，另外每五天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過節則每人賞賜肉半斤。一天汪精衛正在苦嚼著黃米飯，忽然一個獄卒給汪精衛塞進十個雞蛋。這是誰送來的雞蛋呢？汪精衛拿著雞蛋仔細端詳了半日，在一個雞蛋上寫著一個小小的“璧”字，原來是陳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來了，是陳璧君買通獄卒給他送來的雞蛋，汪精衛忍不住熱淚流出了眼眶。汪精衛那天晚上抱著雞蛋睡了一夜。 第二天獄卒悄悄對汪精衛說∶“你有什話寫封信，我會轉給送你雞蛋的那個人”。汪精衛感情激蕩，當即寫成一首《金縷曲》送給陳璧君。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 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鬥。 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 一腔血，為君剖。 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 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卻頭顱如舊。 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 腸已斷，歌難又。 汪精衛在《金縷曲》後麵，又用血寫了五個字“勿留京賈禍”，讓陳璧君趕緊離開危險的北京。過了幾天，汪精衛收到獄卒轉來的陳璧君的一封信，陳璧君在信中說∶“我們兩人雖被牢獄的高牆阻擋無法見麵，但我感到我們的真心卻能穿過厚厚的高牆。我將遵從你的忠告立即離開北京，不過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談。你我兩人已不可能舉行形式上的結婚儀式，但你我兩人從現在起，在心中宣誓結為夫婦，你看好嗎？” 汪精衛為陳璧君的真情所感動∶自己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變的話，根本沒有出獄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時候才會來呢？是10年後還是20年後？也許他見到陳璧君的那一天，雙方已是白發蒼蒼的垂暮之人，也許他永遠再也見不到陳璧君了。但又有什比這種心中的結婚更具有真正的愛情呢？汪精衛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下一個大字“諾”。 陳璧君接到汪精衛的血書哭了三天，但也高興汪精衛終於明白了自己的真情。於是陳璧君按照汪精衛的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參加革命。 此後革命的形勢發展之快，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在短短十幾天內，全國二十多個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清廷為了挽回頹勢，急忙宣布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當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衛和黃複生兩人。1911年11月6日，清廷宣布釋放汪精衛和黃複生，北京各界一千餘人前往法部大獄門前歡迎這兩位刺殺攝政王的義士。1911年12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那裏陳璧君正等著他。從此這對經過革命生死考驗的革命夫婦正式成婚，以後兩人再沒有分離過，直到汪精衛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後，汪精衛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汪精衛和陳璧君舉辦了盛大的結婚儀式後，返回他8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拜見兄長。然後於1912年9月，攜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留學。 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總理遺囑的人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北京的滿清政府依然存在，滿清政府的手中還握有比革命軍更為強大的軍隊。這時中國麵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雙方采用武力對決的手段，在中國進行一場大流血的“南北戰爭”，勝者用武力統一中國。如果雙方一時間僵持不下，中國就有南北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危險。另一種選擇是雙方采用和平的議和方法統一中國，當時和平議和的關鍵掌握在袁世凱手中，“南北戰爭”能夠避免嗎？人們把視線聚焦在袁世凱身上。 現在中國人一提起袁世凱，就條件反射地在頭腦中浮現出一個“竊國大盜”的形象，簡單地把袁世凱劃為開曆史倒車的人民公敵，但實際上的袁世凱並非如此簡單。由於袁世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的敵人，所以國共兩黨的曆史書都對袁世凱大加詆毀，把袁世凱描繪成一個充滿權力欲的野心家，一些曆史書還誤傳袁世凱出賣譚嗣同等人的惡跡。其實1912年，袁世凱在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遠大於孫中山。在清末，袁世凱就象當年蘇聯的葉利欽一樣，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後期的諸多改革，多數出自袁世凱之手。在葉利欽上台以前，誰會預測到他會從民主的旗手變成獨裁的君王呢？袁世凱也象葉利欽一樣，上台前也曾讚美聲一片。 孫中山的民國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兩個最基本條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製國體。對於清帝退位，袁世凱等漢族大臣基本全部讚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後，中國該采用什國體的問題上，雙方意見分歧較大。袁世凱本來是梁啟超等人“開明專製”的支持者，也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共和製。不過袁世凱還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製的方案，但要求中華民國總統有近似於獨裁的權力。最後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凱的集權總統方案，南北政府合並，使中國避免了內戰和分裂的危險。 如果說袁世凱有什“功績”的話，應該首推“統一中國”。當時革命黨人十分激進，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當時沒有袁世凱堅持維持一個強權的中央政府，中國很可能就要分成幾個國家。另外蒙古和西藏當時是清王朝的藩屬國，辛亥革命後，俄國和英國曾設法謀求蒙古和西藏脫離中國，但袁世凱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 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袁世凱雖然讚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讚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於搞開明專製。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雖然實現了三民主義中推翻異民族統治的“民族主義”目標，可是在平均地權、男女同權方麵等“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方麵，卻幾乎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員組成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30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不作官，不作議員”的承諾，於1912年9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國留學。 為了在議會中對抗袁世凱的總統強權，同盟會聯合其他一些黨派，在1912年8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出任國民黨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國民黨的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裏。隨著政局的發展，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袁世凱的開明獨裁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為公開的鬥爭。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南方的革命派一齊舉起了反袁的旗幟，這就是所謂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應孫中山之招，從留學的法國緊急回國，叁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軍在袁世凱的強大政府軍麵前很快土崩瓦解，1913年9月1日的南京陷落，標誌著“二次革命”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汪精衛亡命法國。 “二次革命”失敗後，汪精衛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汪精衛以為中國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滿清政府，隻要打倒了滿清政府，中國就一下會變成一個民主強盛的國家。但是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竟然得到這樣一個結局，革命不但沒有使中國民主強盛起來，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時代還要糟糕。一個人對一個事業投入的越多，對事業失敗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衛曾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使汪精衛的革命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汪精衛一下從一個狂熱的革命青年，變成一個躊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國，汪精衛進入法國裏昂大學攻讀社會學。汪精衛在法國學習很勤奮，似乎想遠離政治的漩渦，但中國政局的發展，又把汪精衛帶回到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中。1914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1915年12月，袁世凱廢除共和製，改中華民國的國號為“中華帝國”，自己宣稱為中華帝國皇帝。袁世凱的帝製複辟，在中國引起了新一輪反袁運動，就是所謂的“三次革命”。汪精衛在孫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國，叁加了反袁護國軍。袁世凱軍隊在反袁軍麵前節節敗退，袁世凱不得不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製，恢複共和製，並在6月6日急病而死。 盡管汪精衛一直是反袁先鋒，把袁世凱稱為“人民公敵”，但袁世凱並不記恨汪精衛，反而非常欣賞汪精衛的膽識和才能。在汪精衛流亡法國期間，袁世凱曾經托蔡元培找汪精衛，請汪精衛回國作總統府的高級顧問，但汪精衛拒絕了袁世凱的邀請。從曆史上來看，汪精衛並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追逐權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現出中國的老百姓對幾千年來延續的帝製已經厭煩，使在中國複辟帝製的企圖再也無法得逞。雖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凱的複辟帝製，但孫中山的國民黨並沒有得到政權。袁世凱死後，政權依然掌握在握有槍杆子的北洋軍閥手中。當時中國之所以形成軍閥混戰的局麵，是由於中國沒有征兵製、也沒有軍官退休製度。當時在中國征召士兵並不是由國家機構統一進行，而是由各路將軍私人征召，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於國家而忠於個人的私家軍製度。 孫中山雖然長年從事革命，在民眾中也有較高的威信，但由於沒有自己的私家軍，所以一直無法走上政壇。這使孫中山痛感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創建一隻效忠於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本人的職業原是醫生，自己並不懂軍事，也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孫中山周圍的忠實追隨者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等人都是書生，沒有會帶兵打仗的將軍。孫中山開始著重搜羅軍事人才，在日本軍事學校畢業的蔣介石，很快受到了孫中山的青睞。 1917年蘇聯成立以後，開始了輸出共產主義的革命外交，中國成為蘇聯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國家。蘇聯宣布放棄沙皇時代與中國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民對新興的蘇聯政權產生了極大的好感。蘇聯看中了孫中山的國民黨，而孫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國的支持，以前積極支持孫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21條後，已經遭到中國人民的反感。於是孫中山開始在蘇聯的援助下籌建一隻完全效忠於自己的國民黨軍隊，1924年6月創建了黃埔軍校，委派蔣介石出任校長。 由於孫中山接收了蘇聯援助，蘇聯要求孫中山和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孫中山答應了蘇聯的聯共要求。但孫中山的聯共政策，特別是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的反對之聲。很多國民黨的高級幹部，包括汪精衛和胡漢民，以及剛從蘇聯考察歸來的蔣介石也都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隻有廖仲愷積極支持聯共。所以國民黨的聯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孫中山個人的威信強行實施的，這就為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內的清黨清共，埋下了伏筆。 1924年10月，直係軍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了政變，北京出現了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的臨時聯合政府。臨時聯合政府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事，於是孫中山在汪精衛等人的隨行下前往北京。孫中山到達北京後立即病倒，送協和醫院診斷為肝癌，從此臥床不起。1925年2月，孫中山病情加劇，急忙電請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衛等人本以為孫中山會主動提出立一個遺囑，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2月24日，仍不見孫中山有立遺囑的意思，於是汪精衛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為孫中山起草一個遺囑，再根據孫中山的意思修改。 孫中山的遺囑由汪精衛起草，汪精衛寫好遺囑後，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來到孫中山的病榻前。汪精衛眼含淚水對孫中山說∶“希望總理留下一些話，好讓我們去做。我們懇請總理生前留下遺囑。”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說∶“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員會提出這個意見的”。 孫中山問∶“你們要我說什呢？” 汪精衛說∶“我們預備好了幾句話，讀給總理聽。總理如果讚成，便簽個字，當作總理的話。如果總理不讚成，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筆記下來，也是一樣。” 於是汪精衛掏出寫好的遺囑，大聲朗讀起來∶“餘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孫中山聽完後說∶“好呀，我很讚成。”，沒有一字添改。於是這篇汪精衛寫的“總理遺囑”，就當作孫中山的政治遺囑公開發表。 為什麽孫中山沒有主動提出自己的遺言，為什麽孫中山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接班人，結果造成了後來國民黨內部長期內鬥不斷，這也是孫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種。也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接班人，國民黨內沒有人敢接任總理之位，隻好宣布取消總理製，把總理這一稱呼永遠讓給孫中山。此後國民黨的領導體製開始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 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中，汪精衛是呼聲最高的接班人。汪精衛是同盟會中資格最老的一輩，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光榮史，有革命成功後不謀求當官的君子風度，更有鮮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這在國民黨中都是無人可比的。加之汪精衛的個人生活作風也非常為人稱道，汪精衛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 在1925年7月1日，孫中山原來的大元帥府改組，改為國民政府，設國民政府主席為最高領導人。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汪精衛以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孫中山以後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但汪精衛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就是他沒有一隻忠於它的私家軍，在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中國社會中，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書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短暫的汪主席時代 1925年3月12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由於孫中山逝世前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衛以他在黨內的資曆和聲望，被推舉為孫中山之後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7月2日，汪精衛在10萬廣州軍民叁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布：“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汪精衛的發言得到了在場軍民的熱烈歡迎，到處響起“擁護汪主席”的口號，這是汪精衛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日子。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遵守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積極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位居國民政府的要職。比如汪精衛任命共產黨員的譚平山為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長，林伯渠為秘書長，幫助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使共產黨的勢力在國民黨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一時間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似乎一切順利，但一個多月後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一下使汪精衛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由各種勢力混雜而成的政黨，黨內分有不少派閥。在孫中山生前，各個派係畏於孫中山的威望，沒有出現激烈的派係鬥爭。但孫中山歿後，國民黨失去了威振全黨的重秤，黨內的派係鬥爭開始表麵化和激烈化。當時國民黨主要分為左派和右派兩派：左派支持孫中山的聯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愷，右派則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漢民。汪精衛則是中間偏左的立場。 胡漢民也是一直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孫中山不在時，代理孫中山的大元帥職務。孫中山去世後，胡漢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國民黨領導人位置的候選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這使胡漢民非常不滿。原來在東京同盟會時代，胡漢民和汪精衛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漢民曾為營救汪精衛而披心瀝血。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在權力麵前，他們之間的友誼開始破裂，胡漢民開始支持黨內的右派反對汪精衛。這正應驗了中國的古話：“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權力對人的腐蝕作用實在太大了。 1925年8月19日，廖仲愷在國民黨部大門前，遭5名槍手的槍擊身亡。廖仲愷被刺案驚動了剛剛成立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親自組成了特別委員會，調查廖仲愷被刺案的凶手。可是汪精衛沒有想到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出胡漢民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後策劃者。汪精衛念及當年他們兩人在東京時代的舊情，沒有公開處分胡漢民，隻是將胡漢民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派往蘇聯考察。1925年9月22日胡漢民前往蘇聯，但汪精衛這個舉動被一些國民黨左派批評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愷一死，汪精衛就成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國民黨右派的猛烈反對。由於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漢民被迫離職出國，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政府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跑到北京另立中央。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了自稱為“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這就是所謂的“西山會議”，與會者也被稱為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以反對聯俄聯共、反對汪精衛“左傾”為主要議題，通過了一係列反對聯俄聯共的決議案，並羅列汪精衛“為共產黨護符”的九大罪狀，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半年，以觀後效。 雖然右派的反汪氣焰十分囂張，但由於最為重要的軍權仍掌握在左派手裏，所以西山會議並沒有形成很大氣候。1926年4月1日，廣州國民黨中央召開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在會上重申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汪精衛說：“西山會議派打出反對聯俄聯共的旗幟，就是打出反對孫中山先生的旗幟，所以成為總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賊”。 汪精衛的左派立場得到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高度評價，在汪精衛當政期間，共產黨的確得到汪精衛很多的關照，要不是汪精衛後來當了“漢奸”，共產黨很可能要把汪精衛和張學良並列起來，譽為反蔣英雄。在“國民黨二大”上，汪精衛當選執掌最高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此時蔣介石卻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為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1924年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蔣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員，連候補委員都不是。但1924年5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舉成為國民黨黨軍：國民革命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往往是得軍隊者得天下，蔣介石憑借掌握的軍權，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飛速上升。當然蔣介石的躍升，在相當程度上也得益於汪精衛的大力提撥和重用。1925年10月，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東征陳炯明的命令，汪精衛親自任命蔣介石為東征軍總指揮。汪精衛那時還沒有想到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字輩蔣介石，居然會在一年後成為掌握國民黨的實權人物。蔣介石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後，在國民黨中名聲大振。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國民黨中最有實力的人物。 不過蔣介石能夠飛速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還與汪精衛過於淡泊權力有關。汪精衛在黨內的資格最老，和孫中山的關係最近，又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事跡，所以汪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首數第一。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特別是在個人生活方麵，汪精衛不抽煙、不酗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圍的汙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類似於“聖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總是對汪精衛敬而遠之，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汪精衛派”，這是為什麽呢？ 中國有句格言說：“水至清則無魚”，汪精衛品格過於清廉，所以願意跟隨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國善於玩弄權術的人總是以“封官許願”等物質刺激的方法，來召集網羅自己的跟隨者。汪精衛不但不搞“封官許願”，還對自己的部下要求很嚴，由於跟汪精衛幹撈不到什麽好處，所以願意跟隨汪精衛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衛也不會用“結拜兄弟”等方法來拉攏有權勢的人，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按照西方的標準，汪精衛這樣有出色口才筆才，又有充分政治責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衛這樣西方型的政治家，卻不適合於中國汙濁的政治土壤，這也是汪精衛一生的悲劇所在。 對於具有走向權力頂峰野心的蔣介石來說，汪精衛是一個需要排除的障礙。蔣介石剛開始時是以一個積極擁共的左派形像出現，曾發表聲明痛斥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反汪行為，得到了汪精衛的信任和重用。但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後，就開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攏，成為右派的領袖人物。為什麽國民黨內會出現強大的反對“聯俄聯共”的右派勢力呢？這其實與蘇聯的中國政策有關。 1923年列寧的秘書馬林訪問孫中山，表示蘇聯準備在政治和軍事上，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國民黨。孫中山對蘇聯也很有好感，兩人一拍即合，達成了協議。從此蘇聯向孫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錢武器，孫中山靠蘇聯的支援建立起黃埔軍校，創建起一隻國民黨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得到蘇聯支持的代價也不小，孫中山特聘蘇聯人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有極大的發言權，國民黨的各項政策行動都要征求蘇聯代表的同意。孫中山歿後，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決心完成孫中山的遺誌，北伐統一中國。但北伐所需的武器軍費，全靠蘇聯人提供，隨著蘇聯對國民黨援助力度的加大，蘇聯派遣了大批軍事顧問進入國民革命軍的各個師團。 但蘇聯顧問們並不懂尊重中國的禮節和習慣，在國民黨軍隊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現，對國民黨軍隊的內部事物指手畫腳，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國民黨軍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國民黨領導人懷疑蘇聯有在政治軍事上控製國民黨的野心。蔣介石曾歎息說：“嗚呼，赤化也，共產也，俄人掌握政權也。”接替鮑羅廷的蘇聯顧問季山嘉到任後，對中國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別是季山嘉與國民黨軍隊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私人關係極差，季山嘉見到蔣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幾乎反對蔣介石的每一項計劃，這促成了蔣介石反俄的決心。 更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變了以前蘇聯逐步改造國民黨的計劃，開始公然幫助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擴充勢力，試圖讓中共從內部顛覆國民黨，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季山嘉向國民軍的各個師團派遣共產黨員作黨代表，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80%的黨代表都由共產黨員擔任。然而季山嘉的激進赤化行動，遭到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強烈反對。1926年3月18日，國民軍最精銳的中山艦，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忽然駛入黃埔，中山艦除去炮衣擺出戰鬥陣勢，停靠在黃埔軍校旁，有搞軍事政變的嫌疑。盡管到現在為止，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跡像表明可能是蘇聯顧問季山嘉策劃的。中山艦長李之龍是共產黨員，中山艦的行為又讓人聯想到俄國十月革命時巡洋艦炮擊冬宮的曆史畫麵，所以蔣介石認定共產黨要搞暴動，於是下令包圍蘇聯顧問公館，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將第一軍中的黨代表全體免職，並逮捕了中山艦長李之龍。 當時汪精衛是國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這麽大的行動事先不通知汪精衛，顯然是以“先斬後奏”的方式和汪精衛對抗。汪精衛對蔣介石無視合法國民黨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動的行為非常憤怒，準備召集中央委員處置蔣介石的越權行為，但大部分中央委員卻都替蔣介石說話，讚同蔣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動。汪精衛看到他這個最高領導人已被蔣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蔣介石搞直接對抗，勢必引起國民黨內部的嚴重分裂。既然國民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讚成蔣介石，為了維護國民黨的整體利益，汪精衛決定以主動辭職的方式，把政權交給蔣介石。 1926年3月22日，汪精衛在臨時召開的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我是革命政府和黨的代表，這件事的發生我也有責任，我隻責己不責人，一切均由我不能盡職所造成，我將引咎辭職。此事一切善後工作，均由蔣同誌去辦。”當時汪精衛之所以輕易把政權讓給蔣介石，是因為當時汪精衛以為蔣介石和他的對抗隻是出於政治觀點的不同，沒有想到蔣介石上台後會搞個人獨裁。汪精衛本是一個淡泊權位的人，本來並沒有和蔣介石爭權的野心，但當蔣介石明顯在國民黨內搞個人獨裁後，汪精衛才站出來成為反蔣的核心人物。 1926年5月11日，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汪精衛辭職後，廣州國民政府於6月6日推選蔣介石為中央軍委主席兼北伐軍總司令。後來蔣介石又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蔣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雖然得到了國民黨中相當的支持，但國民黨北伐還要依靠蘇聯的經濟軍事援助，還沒有和蘇聯攤牌的資本。所以蔣介石在處理中山艦事件時，提出“對人不對俄”的方針，要求俄國撤回顧問季山嘉，重新派鮑羅廷任國民政府顧問。蘇聯接受了國民黨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蘇聯和國民黨的關係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台後，立即開始著手北伐。1926年11月，北伐軍攻占了南昌、武昌，這引起了北方軍閥們的震驚。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人組織起“安國軍”和北伐軍對抗。安國軍司令張作霖開始在北京搜捕共產黨員，許多共產黨員逃入蘇聯大使館避難。由於蘇聯是北伐軍的總後台，張作霖不顧國際法，派軍隊強行進入蘇聯大使館抓捕共產黨人，並搜繳出多份機密文件，包括蔣介石和馮玉祥向蘇聯借款的契約書以及蘇聯向北伐軍提供武器的清單表。張作霖從蘇聯大使館抓出的中共最大級別人物是李大釗，張作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釗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釗十七歲的女兒。 北伐軍在軍事上的進展雖然順利，但蔣介石的獨裁作風卻引起了很多國民黨人的反感。盡管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大部分國民黨領導人站在蔣介石一邊，讚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蔣介石當權後表現出來的獨裁霸道，又讓人們回想起作風民主的汪主席的好處，於是“擁護汪主席，請汪主席回國複職”的呼聲四起。1927年2月，孫科等人組成“迎汪行動委員會”，以國民黨臨時中央會議的名義，致電汪精衛，敦促他回國複職。蔣介石後來也擋不住“擁汪”的浪潮，隻好也打電報請汪精衛歸國複職。在法國的汪精衛收到了雪片般飛來的請求他回國複職的電報，最後蔣介石也打來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汪精衛看到這些電報後感歎道：“看來我不回去不行了”。1927年2月下旬，汪精衛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從此汪精衛開始了他與獨裁者蔣介石的鬥爭。但此時的蔣介石羽毛已經豐滿，汪精衛手裏又沒有軍隊，已經無法有效地抗衡蔣介石了。 第二部分之三：從擁共到反共 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自責辭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出國。蔣介石接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蔣介石上台後，雖然一改孫中山和汪精衛時代的親俄政策，但並沒有和蘇聯人攤牌。蘇聯當時受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在海外隻有中國國民黨一個朋友，所以也不願輕易和國民黨把關係搞糟，蘇聯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撤回態度傲慢的顧問季山嘉，重新派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出任國民政府顧問，使蘇聯和國民黨的關係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台後，1926年7月在蘇聯的支持下開始北伐。據近年的一些研究資料顯示，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高達數百萬美元（當時價格）的軍事援助。當時中國是個窮國，各個軍閥並沒有多少錢購買軍火，而資本主義國家“死的商人”軍火商，決不會像蘇聯那樣提供無償的軍事裝備，所以蘇聯的援助使各個軍閥部隊在軍事裝備上，大大劣於北伐軍。比如大軍閥之一張宗昌的部隊，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槍，連軍服也長年不更新，士兵們一個個蓬頭垢麵，還有很多人連鞋都沒有。部隊裏發的一點軍餉全被各級軍官裝入自己的腰包，張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爛，有妻妾42人，其中21人是白人。這樣的軍隊沒有戰鬥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蘇聯的援助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允許共產黨人在北伐所到之處發動工農，並在軍隊中進行帝國主義問題、農民問題的激烈宣傳。當時中國人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本來就很痛恨，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又使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火上澆油，使北伐軍和外國人造成了嚴重摩擦。1927年1月3日，北伐軍不顧中國軍隊不得進入外國租界的國際條約，強行進入英國在漢口的租界，和英國的海軍陸戰隊發生了交火，雙方各有死傷。1月6日，北伐軍再次強行進入在九江的英國租界。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大英帝國肯定再次糾集八國聯軍懲罰中國，但一次大戰後英國的國力大大衰退，隻好默認中國軍隊武力收回漢口和九江租界。 可是1927年3月27日北伐軍占領南京後，激憤的士兵的狂亂行動，引起了造成很大國際麻煩的“南京事件”。北伐軍進入南京後對外國領事館、教堂、商社等進行了武裝襲擊，打死英美法意等國6人，打傷數十人。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27名北伐軍士兵輪奸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奸。北伐軍的“暴行”使列強們十分震驚：義和團又來了！英美在長江上的數艘軍艦開始向南京城內炮擊報複，打死南京市民2000餘人。不過日本軍艦被政府下令不得開炮，日本艦隊司令駛回上海後自殺謝罪。他在遺書中說：他奉命不準開炮，以至海軍保護僑民不周，無麵目以見國人。（據日本報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傷5人，被強奸者35人）。 蔣介石對這種情況非常擔心：這樣下去北伐勢必引起各國列強的幹涉，就要破滅國民黨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的大業。蔣介石認為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帝國主義理論煽動所造成的，不和共產黨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蔣介石下了“分共”的決心。盡管蔣介石的“分共”主張得到大部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支持，但當時蔣介石身兼各種要職，培植私人勢力，搞軍事獨裁的傾向也十分明顯，所以反對蔣介石獨裁，請汪精衛回國重新擔任國民黨領導人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也感到眾怒難犯，隻好請汪精衛回國主持大局，蔣介石給汪精衛拍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斯大林希望汪精衛回國後重用陳公博等左派人士，囑咐汪精衛說服蔣介石不要趕鮑羅廷回國。原來蘇聯將最高顧問季山嘉換為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後，仍和蔣介石齷齪很多。一次鮑羅廷對蔣介石說：“你想讓眾人不說話是不可以的。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罷。古時西方有一個國王，極討厭大臣們說話。有一天，他對大臣們說：‘你們說話太多了，我不喜歡。’大臣們說：‘隻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陛下要我們不說話，隻有去找狗。’”蔣介石認為鮑羅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趕鮑羅廷回蘇聯。汪精衛向斯大林表示回國後要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並做好蔣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軍攻克漢口後，原來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往漢口，而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卻設在南昌。在漢口的國民政府要求蔣介石把北伐軍總司令部遷往漢口，而在南昌的蔣介石卻要求把國民政府遷往南昌，兩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蔣介石不執行黨中央的命令，拒絕把司令部遷往南昌的作法，顯然出於私心。在蔣介石看來，駐紮漢口的部隊都不是他的嫡係部隊，他到南昌必然處於國民政府的控製之下。蔣介石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使人們更加感到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危險。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衛回國的途中，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蔣會議，與會者們一致認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勢力，現在又挾軍力與黨和政府對抗，製造軍事獨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製，蔣介石必將成為袁世凱第二。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係列議案，“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條例”等，均意在提高黨權，削弱蔣介石的個人權力。會議還通過今後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汪精衛為首的7人集體領導。汪精衛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北伐軍占領南京後，蔣介石的北伐軍司令部遷往南京，這時國民黨已形成在漢口的國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蔣介石派係兩大陣營，兩個陣營都拉攏汪精衛加入他們的陣營。以當時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個陣營就會大大加重該陣營的砝碼。70年前的交通不比現在這樣快捷，1927年4月1日汪精衛乘坐的郵輪到達上海時，北伐軍已經攻占了上海。蔣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吳稚暉前往碼頭迎接汪精衛，在這以前，蔣介石向全軍發表歡迎汪精衛回國領導的通電：“自今以後，所有黨政、民政、財政、外交等等，均須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帥全軍而服從之。”4月3日，汪精衛到法租界孫中山的故居，和蔣介石以及在滬的國民黨高級軍政幹部會談。 吳稚暉說：“現在共產黨以武漢為中心，從城市到農村都在搞暴動，武漢的國民黨已被共黨所脅持，遲早要被吃掉”。蔣介石說：“目前我黨已處於一個危險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關頭，如果讓共黨再猖狂下去國民黨就要垮台，現在一切黨國命運在於汪主席複職。”汪精衛說：“蔣先生要兄弟來究竟要做些什麽呢？”蔣介石說：“第一是複職。第二是把蘇俄代表鮑羅廷趕走，此人在武漢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趕走不可。第三是分共。這三件事必須堅決做，立即做，請汪主席指示。” 汪精衛回答說：“聯俄容共的政策為總理手定，不可輕言更改。此事事關重大，須召開四中全會做出決定。黨的民主製度、組織原則是必須遵守的。”吳稚暉站起來激動地說：“汪兄弟，現在是什麽時候，你還要講什麽組織原則，還要對共黨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紛紛發言，反對汪精衛的意見，要求汪精衛不要偏袒中共。汪精衛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但他仍然堅持原則，毫不退讓。最後汪精衛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麵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這時吳稚暉忍不住激動，撲通一聲跪倒在汪精衛麵前，流著眼淚說：“汪先生，汪主席，看在黨國麵上，你就放棄袒共立場，留在上海領導吧！”汪精衛被此舉搞得不知所措，撥腿逃避上樓，口中連聲說道：“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後會議就在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場麵中結束。 汪精衛和蔣介石等人第二天繼續開會，這次汪精衛改變了昨天的強硬態度，同蔣介石達成了初步協議。協議規定： 一、4月15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二屆四中全會，在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一切； 二、通告共產黨暫停在國民政府內的一切活動，聽候中央開會決定； 三、工人糾察隊等一切武裝團體均服從蔣總司令的指揮。 汪精衛知道蔣介石是暫時的妥協，為了從政治上壓倒蔣介石，汪精衛私下找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要求陳獨秀發表一個不反對國民黨的宣言，堵住蔣介石說共產黨要搞暴動的口實。 4月5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宣言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隻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宣言最後說，國共兩黨將為中國革命攜手到底，絕不受人離間。 《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激怒了國民黨的右派。本來國民黨的右派並不支持蔣介石的獨裁，隻是讚成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他們原來寄希望於汪精衛回國後帶領他們反共，遏製蔣介石的獨裁。可是《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表明汪精衛堅決容共的態度，使國民黨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蔣的人士，不得不歸集於蔣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蔣介石成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衛當時打出堅決反共的旗幟，就很可能會得到大部分國民黨人的擁戴，就有可能阻止蔣介石後來的軍事獨裁。可是當時汪精衛並沒有看清大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聲，堅決執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號召力大為下降，也從反麵為蔣介石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汪陳聯合宣言》不僅是汪精衛悲劇的開始，也是陳獨秀悲劇的開始。當時共產黨內的激進分子，也非常不滿國民黨的越來越明顯的排共政策，要求共產黨不再寄人籬下，主動離開國民黨單獨搞革命。陳獨秀發表與國民黨聯合到底的《汪陳聯合宣言》，被大部分共產黨人認為是一個右傾投降主義的宣言，此後不久就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之職。 汪精衛在發表了《汪陳聯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漢口。汪精衛到達漢口後，受到大量群眾的夾道歡迎，使汪精衛非常感動。在10萬民眾參加的“迎汪大會”上，汪精衛說：“中國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表明了汪精衛堅決執行孫中山的聯共政策。正當汪精衛在漢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時候，在上海的蔣介石卻於1927年4月12日發動了武力清共的命令，這就是所謂的“四一二政變”。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中，關閉了共產黨在上海的總工會和黨部，解散了工人糾察隊，大肆抓捕共產黨員，三天之內就處死300餘人，逮捕500餘人，還有數千人失蹤。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汪精衛說：“蔣介石的反共，隻是一種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4月18日，汪精衛又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說：“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為反動，罪惡昭章。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著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為了對抗武漢的正統國民政府，蔣介石幹脆在南京也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輸給武漢國民政府。4月18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盡管汪精衛竭力主張聯共，但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官員中的反共情緒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共產黨的農民運動過於激烈，而國民黨的中下層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他們的父母親友在故鄉被共產黨農會揪鬥，使他們憤憤不已。最後連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捕殺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數百人。“馬日事變”後共產黨向國民黨武漢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懲處“不法軍官”，但大部分國民黨官員卻袒護許克祥，使許克祥安然無恙。 此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密令武漢的中共自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製。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1927年6月1日魯易到達武漢後，卻在把《五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原來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汪精衛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希望汪精衛和共產黨共同奮鬥。 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驚，密令中寫到： 一、無視國民黨的禁令，實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二、在湖南湖北組織一隻由2萬共產黨員和5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 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 四、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 汪精衛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根本沒有和國民黨一心合作的誠意。於是汪精衛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個堅決的反共人士。 汪精衛隨後找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汪精衛說：“玩火者必自焚，我們要使火燒向敵人而不是燒向自己。”鮑羅廷不解地問道：“汪先生，你所說的敵人是指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說：“鮑羅廷先生大概已經看過這個指示了吧？如果共產黨執行你們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們國民黨就完了。可以警告你們，你們打錯主意了！”鮑羅廷不知道汪精衛怎麽會得到這個密件，他急忙解釋說：“我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但這個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執行這個指示，國共合作必將破裂，這是我極不願意看到的。我將說服陳獨秀，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態”。 鮑羅廷本人的確也不讚成共產國際的這個極左指示，《五月指示》傳達到中共後，很多領導人也十分惱怒。1927年7月4日，在鮑羅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首先發言說：“由於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革命的形勢已轉入嚴重的階段，資產階級已經叛變。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袖汪精衛，乃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雖然汪精衛對工農革命中的過火行動比較反感，對鮑羅廷同誌的態度也不十分友好，但這是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動搖性的表現。” 鮑羅廷接著說了汪精衛找他談話的經過，然後說：“我十分遺憾地接到汪精衛簽署的通知我回國的命令，看來他是不想和我們合作了，但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希望他能堅持三大政策，扭轉當前的局勢。” 陳獨秀又說：“汪精衛的思想我很了解。他從法國回來後就找我發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說明他是主張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我在五大開會時講過，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防止過火行動，不要使武漢國民政府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衛走分共的道路。” 陳獨秀和鮑羅廷主張對汪精衛進行妥協，暫不執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棄激進的土改運動，爭取和汪精衛繼續合作。但是陳獨秀的妥協主張卻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產主義分子們的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三更提出要陳獨秀作檢討檢查錯誤。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組，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五人領導小組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1927年7月13日公開發表。《宣言》說：“目前，革命已處於危急存亡之時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公開準備政變。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後，汪精衛於1927年7月15日召開緊急會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說：“我們從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同誌們，目前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上作出生與死的抉擇。”到會的國民黨軍政要人，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紛紛發言支持分共，隻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聲稱三大政策是孫總理親自製定的，違背三大政策就是總理的叛徒。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最後陳友仁不得不退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在即日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但汪精衛說：“我們不像蔣介石那樣搞武力清黨，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本來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像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汪精衛也聲稱要“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可是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激進指導下，張發奎第二方麵軍所轄的二十軍軍長賀龍等人，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 南昌起義使武漢國民政府放棄了和平分共的政策，開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武力分共”決議案。在武漢也開始了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徹底破裂。 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是在於兩黨的方針目標有根本的差異，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一種相互利用。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兩黨最後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蔣介石搞暴力鎮壓共產黨固然不對，但如果共產黨能夠采取陳獨秀等人的妥協政策，不搞激進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共產黨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聯合，可能會持續更長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蔣的失敗 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漢國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為什麽共產國際會突然傳來一個《五月指示》呢？這與當時蘇聯內部進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權力鬥爭有關。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持比較現實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前，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卻持比較激進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拋開國民黨幹革命，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 斯大林通過蘇聯駐國民黨政府顧問來指導中國革命，蘇聯顧問鮑羅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卻通過共產國際這個組織來指導中國革命，帶來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魯易則是托洛斯基的代表。這樣的雙重指導，也給中共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共內部也分為現實的斯大林派和激進的托洛斯基派，在當時似乎支持激進革命論的人占了上風。在南昌起義問題上，1927年7月23日斯大林派來接替鮑羅廷的蘇聯代表羅米那茲，強烈反對中共搞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但並沒有說服中共的激進派。 汪精衛看到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後，開始要求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進行所謂“分共”。當時武漢政府的大部分國民黨人都讚成分共，隻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和外交部長陳友仁等很少數人反對分共。宋慶齡反對分共的理由，和後來中共的華國鋒等“凡是派”差不多，聲稱凡是孫中山生前親自製定的方針政策都不能變，否則就是總理的叛徒。 汪精衛反駁宋慶齡等“凡是派”的意見時說：“孫先生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根據其三民主義之原則來發展他的觀點，改變他的策略。當初他聯合袁世凱，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訓就發動了討袁，當初他依賴陳炯明，後來他又義無反顧地發動征討陳逆。如果孫先生看到今天武漢的形勢，看到共黨正虎視眈眈地欲篡我黨之權、我黨之軍，他會怎樣？他一定會改變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來汪精衛和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像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但共產黨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後，使武漢國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也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汪精衛後來檢討說：“由於我的誤謬縱容，才使共產黨發展到這個地步”。汪精衛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武漢國民政府開始“清共”後，武漢政府和南京蔣介石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國民黨人開始要求分裂的武漢和南京政府重新統一。1927年8月初，馮玉祥分別致電寧漢政府，請求雙方重歸於好，合二為一。武漢政府堅稱自己是正統政府，斥責蔣介石違背黨統黨紀，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軍治黨、以黨竊權”，是搞個人獨裁的結果。汪精衛提出寧漢政府重新聯合的前提必須是蔣介石下台，南京方麵的國民黨人要求寧漢統一的呼聲也很高，特別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係軍隊的勢力膨脹，也從側麵催促蔣介石下台。 正巧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在1927年8月初的徐州作戰中，又敗於孫傳芳的軍隊，蔣介石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於8月12日離開南京前往上海，8月14日正式發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訪問。蔣介石的下野使汪精衛等反蔣派鬆了一口氣，8月19日汪精衛代表武漢政府發表《遷都南京宣言》，汪精衛以為從此國民黨就可以實現“以黨治軍”的文人領導，消除軍人獨裁的疾患。 但汪精衛卻想錯了，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誰槍多誰發言權就大的強權社會，各路將軍擁兵自重，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政府根本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說進行領導。蔣介石宣布下野後，支持蔣介石的人紛紛離開南京，南京又成為李宗仁、白崇禧桂係軍人掌權的軍人政權，所謂“才驅走虎，又來了狼”，桂係軍人依靠手中的兵權，並不服從汪精衛文人政府的領導。孫中山是一個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隨孫中山幹革命的汪精衛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沒有效忠於自己的嫡係軍隊。作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衛要想在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社會中搞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種空想。 隨著北伐的進行，國民革命軍中桂係軍隊的勢力大大擴張，但桂係在黨內卻沒有什麽地位，於是統治南京的桂係實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元老請來，幫他們在政府中撐腰。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中最早開始反共的一派，1925年11月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的孫中山靈前，召開過反共排共的西山會議，當時汪精衛主持下的廣州國民政府在二屆一中全會上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案》，並宣布開除林森等18人的黨籍。 然而西山會議派並沒有就此絕跡，他們仍在堅持活動。後來西山會議派遷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廣州的正統國民政府相對立。在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合作的《聯合聲明》時，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曾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斥責汪精衛的行為是“賣黨、賣國之罪，願與國人共棄之。”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後，做出了恢複林森等18人黨籍的決議，但武漢的汪精衛政府並不承認這個決議，所以西山會議派對汪精衛耿耿於懷，極力反對汪精衛當國民黨的領袖。 1927年9月11日，武漢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會議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開了寧、漢、滬三方中央委員談話會，討論寧漢政府合並和統一黨務的問題。西山會議派的張繼發言說：“既要統一黨內各界同誌，就要承認上海的中央黨部，就要廢除二屆一中全會上的《彈劾西山會議案》。這個非法決議案是當時左傾路線的產物，必須宣布廢除，否則怎麽能團結統一黨內同誌？” 汪精衛反駁說：“中央的決議豈可任意廢除，除非由將來的四中全會作出新的決議。”汪精衛的發言遭到寧、滬代表的強烈反對。李宗仁說：“我們遷都南京後，於6月7日宣布林森、張繼等18位同誌恢複黨籍的決議，所以才有今日統一黨務的基礎。汪同誌，你也不必再堅持過去的決議了。” 汪精衛仍堅持說：“南京的決議我們武漢中央並不知道。現在我提議：西山會議派決不能叁加二屆四中全會，但為了團結同誌，可容納個人叁加，不能容納上海黨部。二屆四中全會必須在武漢召開，否則我們武漢的同誌不叁加會議。”這時寧、滬代表們開始翻汪精衛的舊帳，指責汪精衛反共不力，貽誤了黨國事業。寧方代表自稱他們是反共的先進，而滬方代表則更標榜他們是反共先進中的先進，這使汪精衛不得不自責說：“武漢方麵防範共產黨過於遲緩，請求處分。” 在這種撥劍張弩的氣氛中，孫科突然站起來提議說：“各位，兄弟提出一項折衷辦法，由寧、漢、滬三方共同組織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過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後再謀補救的辦法。”孫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於孫科是武漢方麵的代表，汪精衛不好堅持反對，也勉強同意這個方案。 後來在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操縱下，推舉出14名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表，汪精衛雖然名列第一，但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人占據多數，使特委會成為一個桂係軍人、西山會議派、以及孫科等人的聯合體，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等國民黨中的重量級人物，均反對這個中央特別委員會。由於當時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9月13日通電下野，表示抗議特委會。汪精衛從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又轉為反對桂係的軍人統治。 汪精衛下野後，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雖然靠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名義執掌國民黨中央政府，但他們在軍事實力上無法和蔣介石相比，在黨內的資曆聲望又無法與汪精衛相比，所以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政權注定難於長久。汪精衛辭職後，張發奎、李濟深等人，在廣東召開了迎汪回粵大會，聯名邀請汪精衛回廣東指導革命。汪精衛於10月21日前往廣州，然後於10月30日召集在粵的中委會成員開會，通電全國否認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的合法性。汪精衛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非全國代表大會無權取消。成立特委會取代中委會職權，等於取消了中委會，不合黨的法統和組織原則。”汪精衛邀集外地的中委會委員前來廣州，在廣州召開四中全會。麵對汪精衛的攻勢，南京的孫科等人也發出通電，堅持特別委員會不能取消，邀請各地中委會委員到南京召開四中全會。國民黨又出現了寧粵分裂的局麵。 就在寧粵雙方對峙之時，蔣介石於1927年11月10日從日本回到上海。原來不少國民黨人看到蔣介石走後無人能夠解決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混亂局麵，紛紛電請蔣介石回國複職，出麵收拾混亂的殘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係本來是反蔣的，但汪精衛公開反對他們的特委會後，使他們的政權已難於支撐，所以也表示同意蔣介石回來複職。蔣介石在這次訪問日本時辦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與宋美齡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麵對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軍1927年3月進入南京時，發生了針對外國人的暴行，為此英美軍艦曾向南京城中炮擊報複。1927年4月11日，英美法意日5國向武漢和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同時提出了通牒，要求國民政府正式道歉，懲罰責任者，以及對被害者進行賠償。南京的蔣介石在列強提出通牒後的第二天發動了“清共”的4月12日政變，作為對列強通牒的無言回答。本來西方列強對蘇聯支持下的國民黨勢力的迅速發展十分擔憂，蔣介石的反共政變使英美日等以反共為第一國策的各列強，有了一塊石頭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沒有再向國民黨要求道歉和賠償。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爭取英美日各國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當時在中國如果沒有外國政治和經濟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權的。蔣介石一旦離開蘇聯的援助，就必須尋找新的援助國，蔣介石把眼光轉向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但由於以前國民黨和蘇聯的關係太深，如果隻是進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國對國民黨反共之誠意的疑慮。所以蔣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產黨人的鮮血來換取西方列強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國對蔣介石的堅決反共大加讚賞，開始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這也是蔣介石後來能夠在國民黨的多次內鬥中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為什麽會發生殺戮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問題上，國外學者比較傾向於北伐軍戰士自發地發起反外仇外事件。當時北伐軍戰士在共產黨代表的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教育下，相信中國的貧窮落後皆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掠奪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為“侵略者”的外國人，自發地發起了殺戮外國人的事件。也有人認為南京事件是蘇聯的陰謀：由於當時蔣介石反共的跡像已經比較明顯，蘇聯顧問密令在蔣介石軍隊中的共產黨員挑動士兵殺戮外國人，這樣就使蔣介石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敵對化，從而斷絕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後路。但蘇聯人的計謀卻起了反作用，不但沒有阻止蔣介石投靠西方國家，反而促成了蔣介石徹底反共的決心。 蔣介石在1927年9月末到11月初的訪日期間，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政府要人進行了多次密談。日方要求蔣介石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履行孫中山以前的諾言（據說孫中山以前曾以滿蒙的特殊權益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交換條件），蔣介石則要求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國民黨統一中國。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反共反蘇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認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政府，並保證向蔣介石提供一筆巨額借款。蔣介石則表示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堅決反共到底。蔣介石訪日期間還與美國駐日本的特使進行了會談，得到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許諾，而蔣介石則許諾保障美國在中國的一切權益。蔣介石利用“下野”進行的外交活動，取得了日美等列強的政治經濟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國民黨中的政治資本。 蔣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給汪精衛拍電報“負荊請罪”，畢竟汪精衛在黨內有相當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衛的諒解才能順利複職。蔣介石在電報中說：“此後黨國重任，惟兄是賴。凡能於黨國有益，則弟必盡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圖，不渝始終，以盡區區之意。若兄能來滬晤商一切，勝幸焉。。。”汪精衛見蔣介石有誠意，就於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蔣介石談判國民黨各派的聯合問題。沒有想到汪精衛一離開廣州，張發奎等人就發動了一場倒桂政變，將桂係在廣州的部隊繳械，爾後張發奎指揮的粵軍在梧州一帶和桂軍相持。共產黨人則乘廣州城內空虛之機，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於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暴動。 共產黨的起義部隊自稱“紅軍”，和回師鎮壓暴動的張發奎第四軍發生了激戰，使廣州遭到了極大的損害。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共產黨此次暴動，可說是毫無理性，燒殺之慘，實無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紅巾係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張發奎等人以共黨在後方搗亂，破壞其統一兩廣的大計，憤恨之餘，遂也恣意殺戮。下令凡見頸係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四軍，隻知有紅巾亦死，沒有紅巾亦死。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神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毀。 廣州暴動之後，全國嗶然，一片聲討之聲。張發奎等人見眾怒難犯，均宣布辭職前往香港。而蔣介石派、西山會議派、以及桂係軍人派則借機攻擊汪精衛，他們說汪精衛和張發奎等人勾結共產黨，蓄意製造了焚殺廣州事件，甚至有人說汪精衛本人就是共產主義分子，一時間搞得汪精衛說不清辯不明。南京的特委會要求查辦汪精衛，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幫頭目杜月笙下綁票暗殺汪精衛。後來雖然查明廣州事件和汪精衛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汪精衛作為廣州地區的政府首腦難以逃避責任，於是汪精衛12月16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汪精衛前往法國臨行之前，陳公博前來送行。汪精衛勸陳公博也一起去法國，陳公博卻提出相反意見，陳公博說：“我總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國。中山艦事第 6 頁共 29 頁 件發生時，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卻走了。四中全會快召開了，李宗仁、胡漢民都離開了，擁護汪先生的人不是沒有。憑汪先生的資曆和威望，還擔心選不上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說：“蔣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邊合作？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我的辦事原則。與其受人之羈縻，不如離去。”陳公博說：“我的想法與汪先生不同。合則留，不合則去，雖然有古君子之風，但我認為每個國民對國家都有一份責任。我的處世原則是：合則留，不合則打，打不過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險，但我要作一個鬥士，上海就是我的鬥場。我手下沒有兵，但我手中有筆，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蔣介石展開理論上的戰鬥！” 汪精衛走後，陳公博聯合國民黨內的一批反蔣民主人士組成了“改組同誌會”，即所謂“改組派”，在上海辦雜誌和蔣介石進行理論上的鬥爭，汪精衛則成為改組派的精神領袖。 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就沒有了能夠製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1927年12月28日，在蔣介石的壓力下，桂係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特委會宣告結束，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回到南京正式複職。在蔣介石的主持下，2月2日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二屆四中全會明文取消了孫中山在一大時製定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對三大政策而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律平反。 這次蔣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獨裁引起黨內強烈反對的教訓，特別注意不給人造成獨裁的印象。蔣介石隻作軍事委員會主席，把最高職位的國民政府主席讓給了譚庭榛。此外蔣介石還建議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建立四個政治分會，以便互相進行監督。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的政治分會主席由掌握軍隊實力的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擔任。 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1928年4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進軍順利，於6月8日攻占北京。7月6日，蔣介石在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雲寺靄見孫中山靈位，蔣介石熱淚盈眶地向國父之靈報告他生前統一中國的願望已經實現。 孫中山晚年在國民黨中的作風近似於獨裁，但國民黨是由孫中山一手建起，孫中山在黨內具有無人可比、不可動搖的威望。汪精衛則是國民黨內民主派的代表，汪精衛接班後，改組國民黨建立了新的集體領導體製，也得到了國民黨人的擁護。然而蔣介石上台後，卻要學孫中山獨攬一切的獨裁作法，但蔣介石本人又沒有孫中山那樣的巨大威望，所以蔣介石挾軍隊搞軍事獨裁的做法，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反感和反對，這也是後來國民黨內部激烈鬥爭頻繁不斷的主要原因。 這次汪精衛反蔣失敗，雖然與汪精衛拘泥於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沒有把握好國民黨內部反共的呼聲，搞反共過於遲緩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在於汪精衛沒有一隻效忠於他本人的軍隊，無法製止各路軍人的擁兵自重，無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權威。在具有“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曆史的中國，汪精衛這樣沒有軍隊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製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自然是非常艱難的。 第二部分之五：護黨救國運動 1927年12月中共發起廣州暴動之後，汪精衛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夠製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1928年2月，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1928年4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軍進軍非常順利，除了在濟南和日軍發生小規模衝突以外，幾乎沒有遇到什麽阻擋，僅僅兩個月後的6月8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蔣介石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順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諸國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時，蘇聯支持國民黨，而西方諸國支持北洋軍閥。蔣介石於1927年4月暴力反共以後，西方諸國開始放棄對其他腐敗軍閥的支持，轉而支持蔣介石。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美國帶頭承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諸國不久也承認了南京政府，使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成為被國際上公認的合法政府。奉係軍閥張作霖在戰敗後從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張作霖死後不久，繼承父位的張學良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新疆的楊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國民黨政府，使中國在軍閥混戰了十幾年後，首次出現全國統一的局麵。 按照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設想，在武力統一中國以後，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作為孫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把建立民主政治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目標之一。但孫中山並沒有準備在革命成功後立即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而是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化。 “軍政”階段是指在軍事革命時期，由革命軍的軍政府實行獨裁的“軍法之治”，這時既沒有憲法也沒有議會。在軍政府的軍事統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權，建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奪取政權，統一中國後，進入“訓政”階段。“訓政”階段是指在地方上進行局部的民主化試驗，對人民大眾進行民主政治的指導和訓練，但這時全國仍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等待人民大眾的政治覺悟成熟以後，最後進入“憲政”階段。在“憲政”階段由成熟的國民進行選舉，製訂憲法，然後解散獨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選政權，最終實現真正民主化的“憲法之治”。 根據孫中山的“三段論”民主化設想，蔣介石在統一中國後，於1928年6月15日代表國民政府宣布“軍政階段”正式結束，10月3日發表了進入“訓政階段”的宣言，宣布組建一個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的國民政府，這就是孫中山設想的“五權分立”政治體係。但這種五權分立政體居然在政府中設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權和司法權均處於被國家政府所領導的地位，這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獨立於國家政府之外的“三權分立”體係是背道而馳的。所謂“五權分立”，隻是把五種權力集中於國民黨之下的獨裁體製，所有五院的院長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皆由國民黨員擔任。 當然這種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是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當時國民黨中並沒有人對“五權分立”的國民政府提出異議。蔣介石自己出任國家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胡漢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長等高級職務。可是在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上，蔣介石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內極大的反對。 1928年2月21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名義宣布“三大”代表的產生方法：在全部大會代表名額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選舉一半，而尚未成立黨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這個方法，全部409名大會代表中，211人為指定代表，122人為圈定代表，真正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隻有76人。這樣一來，“三大”的代表幾乎全是蔣介石的禦用代表，“三大”也就成為蔣介石個人包辦的大會。 這簡直是製造蔣家天下！大量的國民黨人開始憤怒了，他們紛紛指責蔣介石借大會之名竊黨造派，把持中央，以發展其個人之地位。而反對蔣介石軍政獨裁最堅決的，是以陳公博為首的“改組同誌會”。1927年底汪精衛辭職前往法國後，陳公博和顧孟餘、王樂平等人組織起“改組同誌會”，即所謂改組派。改組派主張恢複國民黨1924年的改組精神，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陳公博辦《革命評論》，顧盂餘辦《前進》等刊物，與南京的蔣介石政權進行“筆戰”。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中指出：“今日國民黨已被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踞盜劫把持，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已被他們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綱領已被他們拋棄，南京的中央已成為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 陳公博生於廣州，其父是原廣西提督陳誌源。陳誌源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起義失敗後入獄。此後陳公博開始以打工為生，後來又去當兵，做過班長、司務長。1914年陳公博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1917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在老師陳獨秀的教導下，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北大畢業後，陳公博回廣東法政學校任教。1920年陳獨秀到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和陳公博等人一起組織起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經陳獨秀提議，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去上海參加中共的“一大”。陳公博在中共建黨初期擔任中共廣東區委組織委員，但1923年陳公博去美國留學後，宣布脫離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後獲碩士學位。1925年陳公博回到廣州，在廣東大學當教授。陳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愷的賞識，後來又被汪精衛看中，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時，陳公博擔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在廖仲愷遇刺後，接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陳公博一直是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黨內鬥爭中，均站在汪精衛的一邊。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與蔣介石的政治信條“專權”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汪精衛公開發表談話時說：他隻是同情改組同誌會，並不是改組會成員。但汪精衛對改組派有極大的影響，是改組派的“精神領袖”。改組派以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主，他們要求在國民黨內實行民主，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其組織發展很快，在全國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國、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會，全盛時期成員曾多達萬餘人。改組派在蔣派的南京國民黨區內也有相當的力量，凡南京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幾乎都有改組派的組織。 在“三大”開幕前夕的3月11日，陳公博、顧盂餘、何95凝、王樂平等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十三人，聯名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勝利以後，黨中腐化分子及投機分子卻違反民眾要求，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所獲。而萬民所望之黨的‘三大＇，其代表選舉法及代表產生法，將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為中央所圈定與指派，將本黨民主製度之精神，蹂躪殆盡。本黨曾反對段棋瑞之善後會議，以其為少數軍閥政客所操縱。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之產生，亦與類似。按照此種辦法，則所謂代表者，己完全喪失其意義。同人等對此違法之代表產生法，雖屢次提出異議，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聞。為此，對此種之會誓不承認。” 改組派的這篇檄文，在國民黨中掀起了大瀾，不少反對或不滿蔣介石的大會代表也提出辭呈表示抗議。3月14日，中央大學學生、國民黨員吳健帶動一批黨員到南京市黨部請願，要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討論出席“三大”代表的問題，人們高呼：“反對蔣委員長陰謀篡黨奪權！”，“堅決反對蔣委員長包辦操縱大會代表！”。南京市黨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廟大禮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大會由吳健主持，全市十個區黨部的代表都參加了會議，在會議通過《反對非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案》後，忽然一群暴徒衝向主席台毆打吳健和其他主持人，緊接著大批軍警趕來衝進會場，大打出手，打傷多人，並當場逮捕代表七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後，改組派的南京分會被暴徒搗毀，改組派在南京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轉移到上海，以法租界為基地，建立起“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繼續進行反對蔣介石獨裁專製的鬥爭。 國民黨內反對蔣介石的除了改組派等文人團體外，還有很多軍人將領。北伐勝利時，國民革命軍共有84個軍，220多萬人，這還不包括張學良的數十萬東北軍。如此龐大的軍隊，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對中國近代化構成嚴重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年度財政收入約4億5千萬元，除去1億元用於償還各種外債以外，實際可以動用的財政約3億5千萬元，其中3億元為軍事費用，占政府支出的80%以上。所以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後提出裁軍，本來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蔣介石的裁軍計劃，卻引起了很多國民軍將領的強烈抵製，因為蔣介石要搞的裁軍隻裁旁係部隊，卻不裁他的直係部隊。北伐時國民革命軍有四個集團軍，除了第一集團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以外，第二集團軍是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三集團軍是閻錫山的晉軍，第四集團軍是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係部隊。此外張學良的東北軍，張發奎的粵軍，唐生智的川軍，以及一些地方上的雜牌軍，都是非嫡係的旁係部隊。這些旁係部隊並非絕對服從於蔣介石，對於蔣介石的軍事獨裁顯然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於是蔣介石想通過裁軍來除掉不聽從他命令的旁係軍隊。 蔣介石這個帶有私心的裁軍方案，當然引起各路旁係部隊將領的強烈反對，蔣介石首先拿對他威脅最大的李宗仁桂係部隊開刀，結果李宗仁害怕蔣介石暗算，於1929年2月私自潛出南京，脫離南京政府重返廣西。在蔣介石召開“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辭職抵製蔣介石包辦“三大”，拉開了桂係和蔣介石直接對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對和抗議聲中，1929年3月15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蔣介石包辦的大會上，通過了很多處分反對蔣介石之人的決議案。蔣介石在主席團報告中說：“今日討伐叛徒，以國家論，是為討伐叛將；以黨論，即為討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黨分子，應由大會開除其黨籍。”結果大會通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黨亂國罪”，永遠開除黨籍，改組派領袖陳公博永遠開除黨籍，顧孟餘開除黨籍三年。對汪精衛則予以書麵警告的處分，處分汪精衛的理由是“跡近縱袒弄兵，釀成廣州共變”。 在“三大”結束後，蔣介石於1929年４月開始討伐桂軍，分兵三路進攻廣西，與桂軍經過幾次激戰，結果桂係軍大敗，6月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蔣桂戰爭結束。雖然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在政治上卻進一步陷入眾矢之的。1929年5月，以改組派為核心、聯合其他國民黨的反蔣派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張發奎、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代表參加，閻錫山、馮玉祥也與之建立聯係。 “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發表宣言，呼籲恢複黨權，“鏟除叛徒蔣中正的一切勢力”，“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宣言中還特別聲明不承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聲稱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與外交等皆無效力。“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尊遠在法國的汪精衛為領袖，號召“迎吾黨領袖汪主席歸國護黨”，組織護黨政府和護黨革命軍，直搗南京政府，肅清反動勢力。 1929年9月17日，張發奎在湖北打出“護黨救國軍”的大旗，發表《擁汪討蔣宣言》，電請汪精衛回國：“主席回國方可對國內軍事發揮號召力，對官兵之影響尤為重大。即使返國不能深入軍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導軍事，策勵士氣。”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決定回國抗蔣。臨行前他與陳公博等人聯名發表一篇《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最近對時局宣言》，曆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習於專製，私利是圖，首內啟本黨之糾紛，複外援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以自固；嘯聚群小，把持政權，摧殘民眾，排除異己”。汪精衛在這篇《宣言》提出五項主張：改組國民政府，籌備召開真正的“三大”，否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以及會上通過的一切決議案，否認蔣介石出賣國家經濟權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衛說反蔣運動是“一場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大決戰，廣大黨員應奉獻自身於民主勢力，將血作水，以溉民主勢力之根，將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勢力之果。” 當時中國除了政界、軍界掀起強大的反蔣運動外，在學術界也引發了民主與獨裁之爭。胡適在1929年蔣介石發表訓政的“約法之治”後，發表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的文章，指出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民眾的代言人，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違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權。胡適主張首先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法，開放“黨禁”，實施多黨政治，建立一個“以法治國”的人民參政國家，而不是“以黨治國”的一黨獨裁體製。 胡適這樣的批評並不局限於蔣介石，還牽扯到了孫中山，在學術界與錢端升等專製擁護派學者進行了激烈的筆戰。但胡適提倡的人權思想並沒有在國民黨政界引起共鳴，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汪精衛等人雖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但並不主張立即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黨體製。胡適的民主思想實在走得太遠了。 1929年10上旬，汪精衛來到香港，使改組派和“護黨救國軍”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衛曾經在1927年帶頭反對過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會”，所以雙方有很大的隔閡，但這次為了反蔣的共同目的，雙方重新言歸於好。汪精衛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其中第一、二路的番號留給閻錫山和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鋒、何鍵、李宗仁，分別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軍總司令。他一人統領六路反蔣大軍，一時聲勢極盛。 但這隻七拚八湊的隊伍內部矛盾錯綜複雜，指揮不靈，步調不一。不到半年，汪精衛的六路反蔣大軍很快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或收買瓦解。雖然汪精衛的南方反蔣軍隊失敗，但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軍隊，並非汪精衛的六路反蔣軍那樣的烏合之眾，而具有相當的戰鬥力。1930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和李宗仁組成反蔣聯軍，1930年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林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三個司令部下轄七十餘萬軍隊，組成八個方麵軍向南京圍攻，浩大的“中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爆發後，閻錫山電請汪精衛北上主持黨務。在閻、馮等人的發起下，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等反蔣各派，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汪精衛被奉為“擴大會議”的領袖。本來左傾的改組派和右傾的西山會議派是勢不兩立的對頭，然而雙方在遭到蔣介石的排斥打擊後，深感隻有團結一致，才能對抗蔣介石的軍人獨裁。於是雙方暫時摒棄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謝持、鄒魯等人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的軍事實力派參加了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頒布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宣布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當選政府主席。在領導分工上，汪精衛主黨，閻錫山主政，閻錫山和馮玉祥共同主軍。 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軍隊和閻馮聯軍都損失慘重，雙方共有30餘萬人傷亡，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首次惡戰。此時決定戰局的勝敗就在於張學良的東北軍，東北軍加入哪個陣營，就會使哪個陣營取得勝利的主動權。所以蔣介石和閻馮等人都在拉攏張學良，閻錫山給他送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蔣介石也送來了同樣的委任狀，還同時將數百萬元巨款匯至瀋陽，但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初期一時間持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 1930年9月，戰局向有利於蔣介石軍隊的方向發展。9月17日，張學良發出了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的聲明，派東北軍入關，在十餘天時間內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閻、馮聯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紛紛敗退。11月4日，閻錫山、馮玉祥見大勢已去，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長達七個月的中原大戰遂告結束。 閻、馮聯軍敗陣後，1931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並準備宣布解散改組派，反蔣運動一時進入低潮。此時蔣介石不僅任國民政府主席，又開始兼任行政院長，獨攬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不久蔣介石因為軟禁立法院長胡漢民，又引起了全國範圍的反蔣大潮。 胡漢民本是與汪精衛一起最早參加同盟會的元老，但胡在1925年的廖仲愷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國。胡漢民回國後寓居上海“閉門讀書”，不直接叁與國民黨的政事。1927年4月蔣介石請胡漢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漢民欣然同意，第一次與蔣介石合作。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關鍵時刻幫了蔣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撐起了“另立中央”的門麵，與當時武漢的汪精衛正統國民黨中央相對抗。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後，胡漢民由於不願和汪精衛合作，隨之也辭職出國考察。 1928年9月胡漢民回國後，再次與蔣介石合作。1928年10月，胡漢民幫助蔣介石組成了五院製的國民政府，尊蔣介石為主席，自己當立法院長。此後胡漢民在新國民政府的建設上出力頗多，對蔣介石打敗閻馮的“護黨救國軍”也幫了大忙，在這段時間胡漢民和蔣介石的合作比較密切。然而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後，越來越不尊重胡漢民這位“老前輩”，蔣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胡漢民常對人說：“我在中央不過是一個開會機器罷了。”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又設想招開國民會議，製定訓政時期的“約法”，選舉總統，用法律程序確立自己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和獨裁權力。此時胡漢民也開始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堅決反對蔣介石搞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總統製，也不同意製定“約法”，從而發生蔣胡的“約法之爭”。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名，將胡漢民騙到總司令部，逼胡辭去立法院長職務。次日胡漢民提出辭呈，將黨部、政府職務全部辭去，被憲兵押送南京郊外湯山溫泉別墅軟禁。 胡漢民被扣壓一事，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衛在香港發表了《為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責蔣介石“一麵擺酒請客，一麵撥槍捉人，以國民政府主席而出於強盜綁票之行徑，較之青霜劍之狗官，有過之而無不及。”1931年4月30日，國民黨中央四位監察委員古應芬、林森等人，發表了《彈劾蔣中正提案》的通電，指責蔣介石排除異己，製造獨裁，要求對蔣進行撤職查辦。5月3日，兩廣將領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名發表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要求釋放胡漢民，蔣介石下野。 1931年5月27日，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孫中山當年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讚成反蔣者（共產黨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來胡漢民和汪精衛在孫中山逝世後就長期不和，寧滬漢合流期間，汪精衛到上海胡漢民府上登門求見，胡漢民竟拒之門外。然而這次在反蔣的共同目標下，兩人又重新合作。汪精衛對人說：“過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蔣介石的當。蔣之所以能專橫跋扈，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這回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萬一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這次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反蔣勢力的大聯合，除了以前參加反蔣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外，又新添了胡漢民派，後來南京的林森和孫科也前來參加反蔣隊伍。但派別越多，派係之間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衛經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1931年9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9月18日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曆史的進程。 對1927年到1931年這一段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獨裁鬥爭的曆史，國共兩黨的曆史書都有所曲解。由於台灣國府是蔣介石政府的班底，台灣的曆史書把1927年到1931年的反蔣鬥爭，曲繪為蔣介石消滅“新軍閥”的派係鬥爭；大陸共產黨的曆史書，也把這一段反蔣鬥爭描繪為國民黨內部“狗咬狗”的權力鬥爭，這些都人為地歪曲了當時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軍人獨裁的鬥爭。盡管這場反蔣鬥爭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權力鬥爭的因素，但後來國民黨內幾乎所有非蔣介石嫡係的政治派別和軍隊，都站到了反蔣的一邊，說明蔣介石的獨裁在國民黨內是非常不得人心的。這場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從曆史的眼光來看，應該屬於正義和進步的。 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蔣介石的軍事政權在廣大國民黨人的反對下，也未必能維持很久。如果曆史真是這樣的話，蔣介石不但當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為袁世凱那樣搞複辟倒退的民族敗類。所以不但共產黨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蔣介石也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幫他從專橫的獨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寶座。 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三部分之一：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獨裁的傾向越發明顯化，以前支持他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等人也轉而加入了反蔣的戰線。1931年2月蔣介石將胡漢民軟禁，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又引發了另一次反蔣高潮。1931年5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在95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州“非常會議”政府的領袖。1931年9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9月18日在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1927年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時，發生了武力強行收回英國租借和打殺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於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召開了“東方會議”，討論對中國的對策。所謂“東方會議”，就是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這裏“東方”就是指中國。雖然中國在地理上位於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卻把中國稱為東方，而自己稱為西方，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實與當時日本人的脫亞入歐思想有關。當時日本人說：“日本在地理上屬於東方，但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屬於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卻是屬於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稱為“東方會議”。 在東方會議上，執政黨政友會的強硬派代表森格和關東軍的強硬派，提出了滿蒙分離，武力解決滿洲的主權問題。但田中義一首相和外交部強烈反對，認為這樣明顯地違反了九國條約，對中國進行露骨的侵略，勢必在國際上引來巨大的麻煩（九國條約是1922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強與中國簽訂的條約。條約規定九國共同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國承認和保證現有的外國租界及特權）。在會上雙方爭執不下，最後達成協議：萬一中國的內戰波及到滿洲，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時，日本將采取“自衛的措施”。 現在有一種說法：在召開“東方會議”時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說：“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折”。但現在已經證明，這份田中奏折是偽造的，二戰後盟軍收繳了日本的全部檔案，既沒有發現田中奏折，也沒有發現與田中奏折有關的資料。現在有證據顯示蘇聯的情報機關偽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戰爭，因為蘇聯最願意看到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鄰國相互火並。盡管日本的軍政界高層在“東方會議”上商討過滿蒙分離問題，但並沒有製定一個征服滿蒙的計劃，也沒有製定征服中國的計劃。 東方會議以後，一些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決滿蒙問題。1928年張作霖戰敗後，以關東軍叁謀河本大作為主謀，策劃了鐵路爆炸事件，炸死了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張作霖一死會引起東北的內亂，關東軍可以用東北內亂為借口出兵滿洲。但張作霖死後長子張學良平安接班，關東軍並沒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後來日本軍部以河本大作違紀私自挑發事端為由，將河本解除了軍職。 不過河本大作卻說：他很愛中國，也很愛中國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國那些欺壓民眾的軍閥土匪，他隻與中國的軍閥土匪為敵，從來不與中國人民為敵。河本還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死後化為中國之土。河本大作出身於日本貴族家庭，解職退伍後在滿洲鐵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連郊外修建的高級住宅現在還被用作高級賓館。日本戰敗後，河本大作並沒有回國，而是到山西的閻錫山那裏作高級顧問。 1948年到1949年解放軍攻打太原的太原戰役中，河本大作作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槍，叁加了閻錫山的太原保衛戰。閻錫山出逃太原時，曾經邀請河本一起走，卻被河本拒絕。太原戰役中共有1100餘名原日本兵叁戰，戰死700餘人，400餘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後，被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經是策劃張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謀，希望他寫一些回憶資料，但被河本拒絕了。1953年8月河本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病死，屍體埋在太原城外的無名墳地，實現了他死後化為中國之土的念願。 張作霖原來是東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搶奪富豪趙氏的女兒為妻，1901年生下了長男張學良。後來張作霖率部歸順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因為幫助日本軍隊得到了日本人的賞識，和當時的作戰部主任田中義一成為好友。田中義一當首相後不久張作霖就被日本人謀殺，田中也頗為傷心，特地給張學良打電報安慰。 張學良卻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蕩。在張學良掌權的3年期間裏，對政事並不專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張學良尤其好色，和父親張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瀋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奸，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隻好出家作了和尚。 張學良曾說：“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麵和英雄一樣”。1928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張學良走訪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隻好將妹妹進呈。張學良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學良提出抗議，結果張學良幹脆出10萬元將胡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後退避不戰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罵為“嬌妾重於國土”。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渠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12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誰是故宮寶物的所有者呢？從法律上講故宮中的一切財物均為末代皇帝溥儀私人所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簽訂的清帝退位條約中所規定的。然而中國人並不重視法律條文，不知什麽時候故宮中屬於清帝的私人珍寶已變成國家所有，卻忘記了在法律上廢除承認清帝財產權的優待條約。 1930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加入蔣介石一側，出兵占領了北京天津等華北地區。但也正是因為張學良把東北軍的主力部隊都開進了關內，使關外兵力空虛，日本關東軍才有機可乘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在一個月內占領東北全境。張學良的關東軍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將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雖然一些資料說張學良不抵抗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這並不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並沒有必要無條件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且張學良本人也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張學良決心向日軍開戰的話，蔣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蔣介石下野後，汪精衛曾代表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張學良對日出兵，收複東北失地，張學良均拒不執行。可見張學良的不抵抗隻不過是為了保存實力，而並不是為了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 不過“九一八”事變並不是日本政府策劃的，而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將校獨自策劃的。少壯派將校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層的受賄。因為當時中國政界行賄成風，中國軍政要人也經常向外國政界要人行賄，來換取對自己的支持。一些日軍少壯派將校懷疑日本政府的高層被中國行賄收買，才不願對中國采用強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從張學良的保險櫃中搜出53張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單，最巨額的是政友會主要幹部床次竹二郎50萬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敗受賄醜聞引起了日本國民的極大反感，軍人們乘勢發起打倒腐敗政黨政治的軍人奪權運動。當時日本社會輿論普遍傾向於軍人，聲稱“寧要清廉的軍人，不要腐敗的政治家”，這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開始。 關東軍侵占東北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熱血青年學生們的激忿。學生們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憤怒，自9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等地的學生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衝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辭職。12月初，各地學生來到南京請願，抗議蔣介石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12月5日，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185人，即所謂“一二五”事件。為抗議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學生再次進京，打砸外交部，毆打了出來講話的蔡元培等人。17日，一萬多學生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報社，受到了軍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撟附近打死、打傷學生30餘人，逮捕數百人，製造了“珍珠撟事件”。 當時汪精衛領導的廣州政府反對專製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主張積極抗日，於是學生們把汪精衛奉為他們的政治領袖。前往南京遊行的學生們，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黨國大計，他們打出的口號為：“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汪精衛則一方麵批評蔣介石動用武力鎮壓學生，另一方麵發表了他的政治主張。汪精衛在接見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麵抵抗，一麵交涉。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九一八”事變，也使國民黨內部燃起了停止內鬥，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惟願諸同誌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隻顧內爭，不恤國難。”蔣介石邀請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 1927年10月22日，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這國民黨“三巨頭”，在上海舉行了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並，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胡漢民提出兩政府聯合的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結寬容”，在削減蔣介石權力的情況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和平會議最後決定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各自的中央委員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1927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通過了恢複汪精衛、陳公博等481人黨籍的議案。廣州政府的“四大”則於11月18日在廣州召開，由於各派爭吵不休，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二百餘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開了“四大”。12月22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四屆一全會，此時蔣介石由於鎮壓學生的“珍珠撟事件”受到各方的強烈反對，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的人馬組成，蔣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顯劣勢。不過為了搞好團結，汪精衛和胡漢民也沒有在政府中擔任職務。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但不負實際責任，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府的實際領導，陸海空軍總司令則暫缺。蔣介石雖然下野，卻有一隻忠於他的私家軍，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別人根本指揮不動這隻軍隊。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最有實力的實權者。 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開始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態度。正好1931年12月28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入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麽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 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就在此時，又爆發了讓孫科難於應付的上海事變。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委托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雇傭中國無賴所幹。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1月20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遊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在此情況下，日方向國民政府提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國政府道歉、賠償、懲罰作案者和取締解散上海的民間反日團體。 由於孫科政府猶豫不決拿不出對策，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限期要求”為由，於1932年1月28日派兵強行進入中國管區，和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發生了激戰。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上海事變的戰鬥打響後，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汪精衛出馬，自己於1月25日辭職。新國民政府於1月28日成立，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台後，立即宣布遷都洛陽，積極抗戰，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擺出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2月8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5萬元。 汪精衛同時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係部隊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於孤掌難鳴的困境。汪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製日軍，並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隻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3月6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發表停戰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變宣告結束。 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隻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的想法。汪精衛看到沒有蔣介石出麵國民政府就無法統領軍隊的窘境，隻好提出讓蔣介石複出領導軍事。1932年3月6日，蔣介石複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後的國民政府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由於上海為各國列強的利益所在，在列強們的調停下，中日開始進行和平談判，汪精衛派外交次長郭泰棋和日本談判，雙方於5月5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但停戰協議的消息傳出後，卻在中國的民眾中間引起了憤怒，上海的憤怒民眾把郭泰棋責罵為賣國賊並將其打傷。 1932年6月，汪精衛率領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幹等去北平會見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共同調查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問題。汪精衛在北平時找當時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商談東北問題和對日方針，張學良卻一直稱病不見，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遊船，使汪精衛深感氣憤。7月17日，日軍在熱河發起了新的軍事進攻，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表通電，命令張學良立即出兵熱河，收複失地。張學良卻聲稱汪精衛無權過問軍事，出兵要有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念及張學良過去幫他打蠃中原大戰，也有意偏袒張學良的不抵抗行動。在此情況下，汪精衛隻好宣布辭職，前往歐洲養病。汪精衛在臨行時電告張學良，指責他“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裏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最後要求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精衛出國後，日軍於1933年1月進攻山海關，2月中旬又占領承德。熱河省的大片領土再次淪陷，震動了全國，國民黨內部再次出現請汪精衛歸國主持抗戰的呼聲。汪精衛則提出條件說：他回國主政的前提必須是張學良辭職，以平民憤。此時蔣介石也無法袒護張學良，3月9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保定會晤，蔣介石說服張學良辭職出國考察。3月10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辭職，汪精衛則於3月底回南京複職。 汪精衛在複職後一方麵批評張學良的避戰不抵抗，另一方麵又解釋他的“一麵抵抗，一麵交涉”政策。汪精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像張學良這些東北軍畏敵如虎，敵必日益驕橫。今後軍隊再不抵抗勢必影響對日外交。須知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抵抗愈得力，則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這次汪精衛複職後，改變了他以前的主戰態度，變成了主和派。此後汪精衛開始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蔣介石也積極支持汪精衛的和平計劃。1933年5月31日熊斌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準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占領。 《塘沽協定》公布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準的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當時的一份報紙這樣寫到：“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拚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頌揚的話，那麽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之後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之名，豈得為過。” 麵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找汪精衛說：“簽了這個協定，先生遭到各界紛紛批評，我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麽要背這個黑鍋？” 汪精衛說：“我們要複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隻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陳公博聽後感動地說：“曆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爪。他當初何嚐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罵？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李鴻章、袁世凱也都想複興國家，都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到今日國難愈加沉重。”陳公博繼續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 汪精衛聽後說：“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陳公博又說：“不過我對於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 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這番談話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不久汪精衛遇刺，被一名抗日軍人連發三槍擊至重傷。此後汪精衛不得不再次告別政壇，前往歐洲療養。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和張學良是主和避戰的“主和派”，汪精衛則是主張抗戰的“主戰派”，抗戰初期積極抵抗的十九路軍也是親汪精衛的粵係部隊，這和1937年蘆溝撟事變時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避而不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艱難 在中國曆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盡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曆：“9月19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9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占領奉天城，戰鬥仍在進行中。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後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撟，我以為他們占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占領嫩江後，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1931年12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麵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製。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夥狂熱的軍人衝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製下的政府。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1932年10月2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愛國者們的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幹涉。1933年2月21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41票對1票（1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鬆岡代表卻在表決後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鬆岡代表回國後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讚鬆岡“幹得好”、“有骨氣”。 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發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叁加這次抗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雜牌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主力仍在南方。1933年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100公裏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準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精衛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汪精衛在解釋為什麽簽訂《塘沽協定》時說：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麽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像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麽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以上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隻要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既是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但如果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曆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麵。1927年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製範圍隻限於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製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複，山西省：閻錫山。日軍占領東北以後，華北的軍閥們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麵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麵他們也不願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製力。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願意投靠日本人，也不願意完全投靠蔣介石，於是出現搞一個“華北自治係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願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麵衝突，於是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1933年12月2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於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後，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複中日關係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1935年1月22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複中日關係的倡議表示響應。2月1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具有誠意”；2月22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布禁止“抵製日貨”等排日活動的政府令；1935年5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占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於8月8日發電給南京政府，提出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支持汪精衛的鐵道部長顧孟餘、陳公博等人也跟著辭了職。 汪精衛在位時承擔著“賣國”的主責，使蔣介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汪精衛的辭職，將使蔣介石不得不陷入單獨承擔“賣國”責任的困境。所以蔣介石這次一反常態，表示“絕對支持”汪精衛，並派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留任，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衛則提出了複職的三個條件：一、負責製定對日外交方針；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會決議；三、中央財政歸行政院獨立主持。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汪精衛的要求被國民黨中委會全部接受，汪則於8月23日宣告複職。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對像。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裏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叁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叁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叁加，將不能收場，怎麽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後，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暗殺攝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蔣介石也從休息室趕來，汪精衛以為自己要死了，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 不過汪精衛的傷勢雖重，但所中的三槍並非致命傷，在南京中央醫院將左臂、左頰的子彈取出，但後背的子彈取不出來。汪精衛在遇刺後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汪精衛被刺受傷後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接任。此後蔣介石的獨裁權力不僅在政府方麵和軍隊方麵，在黨的方麵也增長起來。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胡漢民，蔣介石為副主席；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則為汪精衛，蔣介石亦為副主席，但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實際國民黨已由蔣介石一手操縱。 汪精衛被刺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後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硬的主戰派成為主流。蔣介石在軍政上“單獨負責”後，沒有汪精衛那樣敢承擔“賣國責任”的勇氣，所以蔣介石主政後的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係，否則隻有靠戰爭解決問題。1936年6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1936年7月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占上風，確定了對日本采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 1936年2月26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事件，此後日本政府基本被軍人所控製。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後，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五屆二中全會後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12月3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塘沽協定》又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盤。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張學良周遊歐洲各國，張回國後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後，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張學良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讚成張學良以武力對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持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於十分為難的處境。蔣介石開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返回南京，像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12月28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12月31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10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1937年1月4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此後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許諾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麵上也是蔣的勝利。此外國共合作對於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1936年初開始試探和蘇聯改善關係。由於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問題，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善關係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的結果，使蔣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麵的援助。 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從歐洲回國，不過由於身體原因，汪精衛並沒有在政府內任職。此時國民黨三巨頭之一的胡漢民已經病逝，留下汪、蔣兩巨頭。盡管汪精衛不擔任政府職務，汪仍為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政治上還在蔣介石之上，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 1937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采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複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的強硬電報，宋隻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麵挾板之苦，1937年5月10日，宋幹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回避責任。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1900年義和團事變後，清政府承認八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後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在1937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於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同駐一處，磨擦頗多。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津軍”，在蘆溝撟附近與二十九軍發生了軍事衝突，引發了中日全麵戰爭。 1937年的蘆溝撟事變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由於日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開，“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毫無疑問，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撟事變的證據。在戰後遠東國際法庭上明確判定“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並沒有斷定蘆溝撟事變是日本人挑發的。近年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蘆溝撟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間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特別是中共中央在蘆溝撟事變發生數小時後就發出了號召全麵抗戰的《為日軍進攻蘆溝撟通電》，讓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經預知蘆溝撟事變的發生，所以才會這麽迅速地作出反應。 日本方麵對蘆溝撟事變的記載是：1937年7月7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蘆溝撟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日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於是小隊長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衝突。但不久那個失蹤的士兵又回來了，說當時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蘆溝撟事變發生後，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端，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罰。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麵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撥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而軍部中的大部分卻是事變擴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像以往一樣一打就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隻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服。 蘆溝撟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座談會。蘆溝撟事變發生後，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隻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離廬山回南京進行軍事部署後，由中政會主席汪精衛繼續主持會議，汪精衛發表講話說；“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隻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我們如不犧牲，那就隻有做傀儡了。曆史上的元滅宋、清滅明，這兩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們四萬萬人被殺盡，能將我們的土地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性的人，將自己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所以我們必定要強製我們的同胞一齊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 汪精衛的話很不動聽，但他講的卻是實話：中國是弱國，絕無打敗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國的抗戰結局隻能是兩條路，犧牲和投降。如果後來沒有美國參戰，中國和日本進行單獨較量的話，結局隻能是犧牲和投降兩條路。在抗戰的開始階段，西方列強對中日戰爭大都持旁觀態度，隻有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國要求《九國公約》的簽字國開會討論製裁日本違反《九國公約》的侵略行為。1937年11月3日，《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會議特邀的蘇聯代表表示支持中國，主張各國對日本進行集體製裁。但美國代表卻說：“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國出麵調停，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代表的態度不要偏激，以免影響調停，刺激日本。”美國代表還建議中國應該：“公開宣布消除抵製日貨，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與日本進行經濟合作，避開談論恢複戰前國土原狀的問題，前景還是樂觀的。” 英國代表表示：“英國政府將與美國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調。”意大利代表則公然為日本辯護：“在戰事發生中，很難確定誰開的第一槍，這個責任便屬誰的問題，意大利打算譴責衝突的任何一方。”最後會議僅通過了一份宣言，指責日本在華行動違反了《九國公約》，建議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但隻是一紙空文，毫無任何製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當時汪精衛對抗戰的悲觀看法並不太離譜，中國抗戰勝利不過是趕上運氣好的險勝，在1937年的時候，誰又能預測到八年後中國會沾美蘇之光成為戰勝國呢？ 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裏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自己犧牲。為什麽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結果，的確應驗了汪精衛的分析，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於流血犧牲的人是極少數。 中華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準投降”，中國人可以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卻絕不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這與西方國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國家中可以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卻絕不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西方人認為在無力抵抗的情況下向敵人繳槍投降，也算盡到了軍人的責任，不算什麽可恥之事。而臨陣脫逃則是逃避軍人的責任，是軍人最大的恥辱。二次大戰中西方戰場上降兵很多，逃兵卻很少；而中國戰場上降兵很少，逃兵卻很多，這也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別。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隻有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但借助外國軍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外國軍隊不會無償幫助中國打仗，其索要的代價可能也非常高昂。後來蘇聯出兵東三省幫中國趕走了日本人，但作為代價中國不得不將外蒙古交給蘇聯，外蒙古獨立也正是蔣介石借助第三國抗日所付出的代價。 現在看來，中國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場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養毅首相被殺，後來還陸續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殺；在中國，主和的汪精衛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自己並不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什麽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 日本在戰爭時，也是一片主戰的狂熱叫囂，但主戰派盡管主張戰爭，卻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日本戰敗遭到割地賠款的苛刻製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開始後悔當時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由於中國有幸成為戰勝國，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地批評當年主和派的賣國求榮，可是我們如果理解當時主張和解妥協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輕易批評他們主和是為了賣國求榮了。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運動的開始 蘆溝撟事變後，日軍向中國發動了全麵進攻，但這種進攻又顯得毫無戰略章法，不禁使人懷疑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蘆溝撟‘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隻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撟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麵，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隻有俯首聽命。” 難道日本人的戰略眼光真的這差？連李宗仁所說的軍事常識都看不到？其實這裏麵還有另外一層原因。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侵華戰爭，似乎是把中國作為其敵人，然而少壯派軍人真正想打倒的對手並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國內的官僚集團，中國被他們利用作為挑戰日本官僚政權的工具。 1929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製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1930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台後搞準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製的後進性，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體製，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體製，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征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借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製創造必要的條件。盡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沒有能使日本打蠃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製的原型。 在這種改變國體的呼聲下，1937年6月4日近衛文麿內閣成立。近衛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政治家，雖然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思想卻十分活躍敏捷；雖然近衛是文人，但在軍人集團與文人政治集團發生衝突時，近衛對軍人持同情態度，所以近衛內閣得到軍人和文人雙方的支持。近衛上台後，在開始著眼改革日本國體的工作，近衛宣布他的政府方針時說∶“要建立基於國際正義的和平，建立基於社會主義的施政”。此後日本政府開始學習蘇聯搞國家主持的五年計劃，實施國家控製主要產品價格的統購統銷戰時經濟製度，不久後又解散了所有政黨，試圖建立一個希特勒式的“舉國一致”獨裁內閣。以上這些國體變革如果沒有中日戰爭作為借口，在和平環境下是很難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曆史上並沒有個人獨裁的傳統，一貫是集體領導體製，所以獨裁體製在日本頗難立足，近衛也無法成為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陣營對獨裁陣營的戰爭，但這並不準確，民主陣營的蘇聯中國都是獨裁國家，而獨裁陣營的日本卻是民主國家。盡管在二戰期間日本軍人試圖建立一個獨裁國家，但並沒有成功，日本一直沒有出現過一個稱得上獨裁者的人。有人試圖把日本的東條英機和希特勒、墨索裏尼並列成為獨裁者，這完全偏離了曆史的真實，東條英機實在無法算成是一個獨裁者。 近衛文麿上台才一個多月，就發生了蘆溝撟事變，成為近衛內閣的棘手問題。當時近衛本想采用不擴大的方針，軍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也積極鼓動近衛親自飛往南京和蔣介石“促膝談心”，徹底解決中日間的糾紛。近衛對石原的設想有所動心，甚至準備了出訪的飛機，但後來由於遭到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反對而不了了之。近衛又派親中派國會議員宮崎龍介乘船前往南京與蔣介石會談，但宮崎龍介在上船時被日本憲兵逮捕，強行送還東京，可見當時日本軍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裏。在這種情況下，近衛不得不向軍方妥協，采取了對中國的強硬姿態。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蔣介石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幹涉。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願卷入外國的紛爭。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後，蔣介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蔣介石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蔣介石聘用30多名德國軍事顧問的原因。中日全麵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國軍火並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請德國出麵調停，中國也比較放心。 於是德國大使陶德曼擔任了調停的主角，陶德曼對中國人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抗戰已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結束戰爭的時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卻過分自信自己的國力，沒有走上講和的軌道，後來德國無條件降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件。”陶德曼希望中國人吸取前車之鑒，不要象德國那樣搞到無條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國方麵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 （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 （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 （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 （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 （五）共同反共； （六）減低日貨關稅； （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12月2日，蔣介石與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開會，征求大家對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權，沒要求承認滿洲國，也不要求賠款，條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說∶“如果條件隻是這些，那為什還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但華北的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談始終由德國擔任中介人。蔣介石還說∶假如他全部同意這些要求，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對談判一事嚴格保密。 1937年12月6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了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陶德曼大使轉達的日方停戰條件。與會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條件，在鄭州部署軍事的蔣介石打來電話∶和談可依照國防最高常務委員會議的決定，通過外交途徑進行。這暗示蔣介石不準備直接主持和談，要把賣國的帽子扔給汪精衛。汪精衛倒是不怕漢奸帽子，他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盡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 12月13日日軍輕取首都南京後，使日本人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和談條件∶ （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 （二）承認滿洲國； （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 日方請陶德曼將新增三項條件轉達中國，並把談判期限規定為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看後搖頭道∶“這樣的條件中國是不會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國政府沒有按期答複日方的條件。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施加高壓，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了由大本營聯席會議通過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複興的新中國。” 1月18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的強硬態度∶“全力維持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複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國發表聲明後即日撤回駐華大使，中國也於1月20日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1938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製，規定國民黨設總裁1人，副總裁1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這樣蔣介石就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盡管如此，汪精衛在黨內的影響還是巨大的，蔣介石雖然掌握實權，但在表麵上也要讓汪精衛這位老前輩三分。 由於英美法不肯出兵幹涉，蔣介石開始考慮請求蘇聯幹涉，不過蔣介石在是否應該動用蘇聯這張牌時也非常猶豫不決∶蘇聯曾經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曾經在1904年和日本為了爭奪在中國的霸權而大打出手，因此與日本成為死敵。中國請蘇聯出兵，即使趕走了日本人，進入中國的蘇軍會輕易撤出嗎？請神容易送神難。更為嚴重的是，蘇軍一旦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豈不要在中國做大，國民黨還能掌握政權嗎？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對請蘇聯幹涉中日戰爭。後來蘇軍進入東北後，把東北交給了中共，成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基地，這些都驗證了汪精衛等人的擔心。 但戰場上中國軍隊的被動局麵，使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請求蘇聯的出兵援助。1937年8月2日蔣介石召見蘇聯大師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給與全麵的軍事援助，蘇聯方麵答應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兩國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互不侵犯條約”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國承認以前被沙皇俄國侵占的領土，不再向蘇聯提起領土要求。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字。 盡管蔣介石和中共都強烈要求蘇聯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卻對出兵一事含糊其詞。11月11日，斯大林在召見中國特使楊傑時說∶“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同情中國的抗戰，如果蘇聯出兵，中國就會在世界上失去道義的支持。現在中國在軍事上還有很大餘地，萬一中國軍隊實在堅持不住時，蘇聯再出兵也不遲”。不過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派遣誌願軍和緊急提供武器，蘇聯的第一批誌願軍飛行隊40餘架飛機進入中國，於11月21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軍交戰。 1937年11月30日，蔣介石親自向斯大林發電報，要求蘇聯表態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後說∶“如果簽署九國條約的國家共同出兵製裁日本的話，蘇聯就出兵。如果蘇聯單獨出兵的話，世界輿論就會把蘇聯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絕了蔣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但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援助的力度，1937年底立法院長孫科訪問蘇聯，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20個師的裝備，1938年3月，蘇聯正式簽署向中國提供3000萬美元的第一批軍事借款。但後來歐洲戰線吃緊，蘇聯以增強本國軍事力量為重，放慢了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不過在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前，蘇聯共向中國提供飛機900餘架，軍用車輛2000餘輛，大炮1000餘門，彈藥1億8000萬發。3000多名蘇聯誌願軍在中國直接參戰，不少人長眠於在中國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觀火，蘇聯也不肯出兵，中國的抗戰隻剩下“焦土戰”這條嚴酷的道路。由於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非常不利於打持久戰，所以蔣介石就把希望寄托於用持久戰來拖垮日軍。當然日本也明白本國資源有限的弱點，提出了“以戰養戰”，用中國的資源打中國人的設想。蔣介石為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的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國民黨內部對這種殘酷的焦土戰術也有不少反對之聲。 1938年6月9日，國民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長沙大火後，汪精衛批評蔣介石說∶“我們燒東西也許是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奸的話，自然又怎會變成漢奸呢？如果象長沙一樣把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我方抗戰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全燒光，剩下的隻有一大群無食無住的饑民，這些人怎處理？帶他們一起跑吧，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於心不忍。如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裏的火爐子上麵、瓦罐子裏麵，都偎著一隻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隻剩下灰未、隻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麵的鐵鏟就把它們鏟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裏停著…”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是什？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跡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係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麵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1938年9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係。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遊擊隊。共產黨以遊擊戰爭回避對敵作戰，人稱‘遊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 汪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國民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精衛感到已不可能說服蔣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國”的道路，於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汪精衛委托“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盡早以較為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主要人物是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準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日方以寬厚的講和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汪精衛則脫離國民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隻怕讓人一筆勾銷。”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後說∶“決定了隻要能救民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對日和約的實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隻能占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製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幹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幹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幹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24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盡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1938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1938年10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1938年11月3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隻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1938年12月6日，陸軍省參謀部公布《1938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占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複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占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占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占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誌，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1938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1938年11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蠃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幹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響應和談，盡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係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麵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麵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製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通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鬆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鬆本的安排下，董道寧於1938年2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一個月後，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董道寧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董道寧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6000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麵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持，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許可私下到日本談判時，隻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1938年6月高宗武在鬆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有什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先生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為適當。” 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1938年7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麵為汪精衛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於7月21日返回中國。 高宗武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結果也對蔣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漢，隻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並付一封致蔣介石的信∶“委員長鈞鑒∶職於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報告送給汪精衛，因高在報告中寫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衛的意見∶“在呈送蔣先生以前要不要把這段刪去？”。汪精衛則說“沒有關係，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看完高宗武的報告後，轉交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並囑咐張群看完後轉交汪精衛，他不知道汪精衛早已看過。過了三天蔣介石忽然大發雷霆∶“高宗武是個混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不過蔣介石仍然沒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談判一事，這使周佛海更加敢於放手進行“和平運動”。不久高宗武因肺病複發住院，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秘書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進行秘密談判。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梅思平與近衛首相的私人代表鬆本重治在香港進行了五次談判，初步確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為條件，支持汪精衛搞和平運動。梅思平將日方的內容轉交汪精衛，汪精衛同意在此條件下出馬主持和平運動。 1938年10月22日，汪精衛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當時他們計劃的“和平運動”分五個階段∶一、汪精衛離開重慶，在外地宣布下野，脫離國民政府。然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出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三、雲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雲南等日軍未占領地區建立新的獨立政府；四、日本承認新政府並與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日軍撤退回長城以北，將日軍占領區轉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正和平。 汪精衛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汪精衛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汪精衛自己也成了犧牲品。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提出隻要國民政府更變人事組織，日本就可以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日本所說的“更變人事組織”，就是指蔣介石下野。11月16日，汪精衛和蔣介石一同吃飯時，勸蔣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談。汪精衛說∶“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反問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進行了激烈地爭辯，最後蔣介石說∶“說什麽都是一樣，我們不必再爭論了。我已經困了，要睡覺去了”。於是蔣介石將汪精衛一個人棄置不顧，自己回去睡覺了，這也促使汪精衛最後下定離開重慶的決心。 汪精衛和平計劃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得到雲南政府主席“雲南王”龍雲的支持。汪精衛派陳璧君找龍雲秘密商談和平計劃，龍雲對蔣介石改編他的軍隊，調用雲南的物質，削弱他的勢力耿耿於懷。龍雲對陳璧君說∶“汪先生是黨國元老，在國內外聲望極高，隻要他登高一呼，應者必然雲集於他的旗幟之下。蔣介石一貫陰險奸詐，排除異己，所以汪先生發動和平運動、另立新政府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共產黨和馮玉祥等少數人之外，都會擁護汪先生出來倡導和平事業，在國際上也會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 有了龍雲支持和平運動的許諾，下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否承諾寬大的和平條件。1938年11月12日，汪精衛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8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 （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防共區”駐兵。 （二）承認（默認）滿洲國。 （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 （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麵，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 （六）恢複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到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為數個國家“分而治之”。日軍先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又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4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出麵建立一個局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誌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於11月26日帶到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匯報。但最後汪精衛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說下，終於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汪精衛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12月5日，周佛海先去昆明，12月8日，江精衛夫婦去成都，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內。日本政府於12月11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精衛隨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與此同時汪精衛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切按計劃實行。 但多年跟隨汪精衛的陳公博並不知道汪精衛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精衛把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參加他們的和平計劃。陳公博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汪先生，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知道嗎？”周佛海說∶“委員長暫時不知。” 汪精衛說∶“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 汪精衛則向陳公博解釋說∶“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麵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隻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府，由政府出麵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隻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 周佛海也勸陳公博說∶“曆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陳公博見眾人都同意，隻好說∶“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麵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不過最後陳公博表態∶“汪先生走到哪裏，我跟到哪裏。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麵前罵汪先生，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裏的密探。” 1938年12月8日，汪精衛準備飛離重慶的時間，本來是蔣介石外出不在重慶的日子，但12月8日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汪精衛隻好暫時留在重慶，等待時機。12月18日，蔣介石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精衛以外出演講為名，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傑等人飛往昆明。汪精衛到達昆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後麵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道歡迎。當天晚上，汪精衛與龍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汪精衛把自己和平運動的計劃告訴龍雲，說到達河內後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著由龍雲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麵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麵也促使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議和。龍雲聽後滿口表示讚同。 12月19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據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精衛“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於這次發表的聲明是正式聲明，需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後擬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參謀本部發生了意見分歧，參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聲稱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於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最後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近衛在得知汪精衛於12月19日到達河內後，於1938年12月22日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日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之一犬養健在他的回憶中，評論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時說∶“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如果按照重光堂會議的精神發表，確實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可是，這次聲明竟把最為重要的撤兵約定忘得一幹二淨，實在讓人擔心汪精衛和平運動會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後感歎說∶“日本把汪精衛欺騙了”，鬆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汪精衛對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也深感不滿，但他親身體會“主和派”的艱難，近衛發表這樣主和口氣濃厚的聲明，也一定有他的難處。雖然近衛聲明刪去了最為重要的撤兵內容，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決定按重光堂協議的規定，發表聲明響應近衛的和平倡議。 1938年12月28日，汪精衛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要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認真考慮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其原文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察。本月9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麵，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 “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誌，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於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誌鑒其愚誠，俯賜讚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汪兆銘謹啟” 12月29日，汪精衛又發表了所謂的“豔電”。“豔電”這個詞並沒有什特殊的意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12月29日的電報代號為“豔”字，故稱之為“豔電”。汪精衛的“豔電”並不是宣布與日本“合作”的聲明，而是以公開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提出建議的形式發表的。“豔電”的大致內容如下（手頭暫時查不到“豔電”的原文）∶ 近衛首相在最近的對華聲明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並提出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表明日方已有和談的誠意，希望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基礎，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汪精衛還特地提出近衛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日本撤兵問題。“豔電”說∶“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汪精衛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精衛外出是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12月24日，蔣介石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由於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蔣介石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國民黨的信心，最初隻是對外聲稱汪精衛前往河內治病，為汪精衛返回重慶留下一條後路。 蔣介石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回重慶，王寵惠說∶“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先生隻是赴河內治病，現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順。”汪精衛回答說∶“謝謝重慶方麵目前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回去，為什呢？我這次離開重慶，隻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在內，這一點務請你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豔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我的和平主張能否采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如果政府出麵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隻能出麵來談和了。” 汪精衛來到河內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軍的許諾。汪精衛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所以於1937年12月29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沒想到近衛內閣又於5天後的1938年1月3日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第二是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從汪精衛與日本人秘密和約的情況來看，並不是汪精衛一廂情願的對日投降，而是雙方都有和平停戰意願的情況下達成的雙邊協議。在整個秘密交涉的過程中，汪精衛並非十分主動，最初與日方進行接觸的董道寧和高宗武也並非汪精衛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卻比汪精衛主動得多，日方主動提出汪精衛出馬的有利條件，汪精衛考慮再三後才答應的。而且汪精衛在秘密協議中提出日本撤軍和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條件，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如果日本當初不答應撤軍的話，汪精衛也不太可能會離開重慶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卻在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後，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最能讓人諒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精衛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賣汪精衛，就象後來美國出賣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台灣國府與中共大陸建交一樣，國家之間隻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於被出賣的危險之中。 第三部分之五：汪精衛的成立南京政府計劃 汪精衛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精衛之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孫中山最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曆在國民黨中無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衛擁有近似於完璧無瑕的正派人品，不貪汙、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精衛走到哪裏，哪裏的空氣就會變得清高起來。汪精衛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政治見解，但對汪精衛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衛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精衛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這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出走重慶搞“和平計劃”，是用他唯一政治資本的“名望”來背水一戰。但汪精衛的和平計劃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衛按照與日方達成的密約離開重慶前往河內，日方卻違背密約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本來在汪精衛和日方代表秘密簽訂的“重光堂協議”中，日方答應以“撤軍”來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如果當時日方不提出撤軍的承諾，汪精衛也不會離開重慶。可是日本首相近衛在發表聲明時，忽然臨時刪去了有關撤軍的承諾。 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設想是建立在日方撤軍的基礎上，這樣的和平運動是有可能得到中國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軍的承諾，就使人感到汪精衛等人是無條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這就完全毀壞了汪精衛的名聲，斷送了汪精衛的政治前途。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等人答應聲援汪精衛，也是把日本撤軍作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軍的情況下搞“和平運動”，自然要背上漢奸的惡名。龍雲等人見日本收回了撤軍的許諾，也就不再響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因為他們還有退路，不像汪精衛已經離開重慶出國，沒有退路了。 日本近衛首相在1938年12月22日發表的第三次對華聲明中，盡管沒有提到撤軍，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還是按照重光堂協議的密約，於1938年12月29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但汪精衛萬沒想到近衛內閣居然在他發表“豔電”5天後的1939年1月3日宣布總辭職，由於“重光堂協議”是汪精衛和近衛首相之間的密約，近衛辭職就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徹底流產。日方的和平運動叁加者影佐幀昭等人也不滿近衛的做法，影佐說∶“近衛竟奇怪地幹出這種事，他把汪先生這樣的中國元老拉到河內，自己卻立即辭職，簡直沒有一點國際信義。” 答應支持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近衛首相辭職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一時間就象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沒有著落。在國內則是一片譴責聲討汪精衛之聲，國民黨中常會於1939年1月1日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了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的決議。形勢對汪精衛極為不利，汪精衛曾一度產生退出政壇隱居歐洲的設想，但這次和他以前8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歐洲不同，將被人看作是國家的叛徒逃往歐洲，汪精衛對此計劃也非常躊躇。正在此時，發生了高朗街暗殺事件。 汪精衛到達河內後，住在河內郊外一座位於小山上的避暑別墅中。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數人襲擊打傷頭部；1月17日，親汪精衛的香港《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兩個大漢用斧頭砍傷頭部，幸虧一個外國船員發現出麵製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門的汪精衛外甥沈次高被人開槍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幾個身分不明的人從汪精衛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衛得報後緊急下山。此後汪精衛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內市內的高朗街27號一幢西式三層洋樓居住，並向法國殖民當局申請保護，但法國當局隻是派一個警察在門外象征性地站崗。 1939年3月21日淩晨，四名暗殺者越牆攀上三樓走廊，劈開位於三樓正中的主臥室之門，刺客在黑暗中對準睡在床上的一對男女亂打數十槍，以為汪精衛必死無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高朗街27號洋樓的三樓有四個房間，汪精衛夫婦、汪的女兒汪文惺與女婿何文傑、朱執信的女兒各住一間房，把最好的一間主臥室讓給剛從郊外旅館搬來的曾仲鳴夫婦，沒想到這反而送了曾仲鳴的命。暗殺發生前的晚上曾仲鳴曾對汪精衛說∶“現在重慶方麵正想從肉體上消滅汪先生。先生的身體是屬於中國四萬萬人民的，請千萬珍惜。” 曾仲鳴早年留學法國，1925年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同年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時，汪精衛任主席，曾仲鳴任秘書，從此一直相隨左右。在槍擊中曾仲鳴腹部中了十餘彈，其妻方君壁也受重傷。曾仲鳴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汪精衛要去醫院看望曾仲鳴，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警察也勸汪精衛不要冒險去醫院。但汪精衛仰天流淚說∶“我是從小看著仲鳴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結果汪精衛乘坐曾仲鳴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精衛到達醫院急救室時，曾仲鳴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精衛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鳴臨死前又掙紮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為汪精衛盡了最後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殺對汪精衛來說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難不死，亦可謂天意。 曾仲鳴死後汪精衛極度悲憤，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曾仲鳴先生行狀》，又在3月27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作為對蔣介石暗殺行為的抗議。汪精衛在《舉一個例》一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次會議聽取外交部次長徐漠的報告，討論德國大使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平條件。陶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轉達了日本的和談條件，蔣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精衛用這個實例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 汪精衛在文中責問蔣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張，當時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蔣介石認為和談可以進行，那在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後的今天為什和談就不可以進行？而且還要對主和的人橫加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再何況，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十分苛刻，而蔣介石居然說不是亡國條件，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而今天近衛聲明所提出的條件大大讓步了，卻為什不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近衛內閣倒台，繼任者平沼首相見汪精衛發起和平運動後，西南省份的中國軍政要人並沒有象預計的那樣通電支持汪精衛，因此對汪精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產生了懷疑，但他們忘記了日方食言收回撤軍承諾對汪精衛個人威望的打擊。在1939年最初的幾個月裏，日本方麵對汪精衛相當冷淡。但是河內發生汪精衛暗殺事件後，因為汪精衛畢竟是響應日方的和平號召才到河內的，日方召開了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叁加的“五相會議”，研究決定派遣影佐禎昭、犬養健等人前往河內營救汪精衛，幫助汪精衛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到達上海，暫時住在法租界。 在輪船尚未到達上海之時，汪精衛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說∶“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方針一直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揭露、指責重慶政府對日抗戰的錯誤，宣傳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國、拯救東亞，擴大和平運動的陣營，從而使重慶政府改弦易轍。原來設想在西南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一個和平運動基地，但自從我離開重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平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這樣比較適當。” 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當時日本政府隻是吩咐影佐幫助汪精衛建立一個“反共救國同盟會”的民間組織，並沒有設想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所以影佐為難地說∶“誠然，這也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事實上我們隻是受命專來幫助先生轉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答複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平運動的同誌，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我認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聲明，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所改變的話，那先生的這個新建議將會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衛說∶“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得好聽，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誌如今躊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衛聲明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問∶“不知汪先生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什要求？” 汪精衛說∶“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聲明，如果不能踐行聲明，我必將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麵也更不會相信日本政府，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汪精衛還說∶“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新政府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 汪精衛又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麵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與之相比，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來講，哪怕是內地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由於這些緣故，在我們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做好挨罵的思想準備。我所盼望的隻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我們所經曆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麵，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禎昭被汪精衛的話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精衛最高級的讚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呢？” 不管怎樣，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日本對中國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4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本並不打算在日占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精衛提出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汪精衛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 1939年5月26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叁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麵形式提交日方，汪精衛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製定政綱及政策，授權汪精衛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國民政府以及“還都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還都”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誌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消，並宣布重慶國民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發布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日方盡管對汪精衛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汪精衛很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為了對外保持秘密，汪精衛被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級私人別墅。對汪精衛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提出在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說∶“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隻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方終於統一意見，同意汪精衛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擬出一個《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該方針規定∶1、中央政府由汪精衛、吳佩孚、臨時政府、維新政權共同組成，吳佩孚主軍，汪精衛主政；2、新建中央政府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3、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4、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5、關於國民黨和三民主義，在不妨礙親日、滿和反共的原則下，可允許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為原則和汪精衛進行談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針和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 6月10日，汪精衛首先與平沼首相會談，但沒有什實質內容。第二天與陸軍大臣板垣的會談，是這次談判的最主要重頭戲。板垣先提出陸軍不讚成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見，板垣說∶“難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沒有考慮設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權嗎？譬如在皇軍占領區以外。” 汪精衛回答說∶“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隻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出還都南京的決定。” 板垣又說∶“南京已經有了維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個新政府，不是好辦法。”汪精衛回答說∶“我們不說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還都南京。因為國民政府原在南京，重慶被稱為陪都。還都能使重慶方麵產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一切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央政權，目前北平和南京的臨時、維新兩個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 板垣聽後反論說∶“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維新兩政府經過與汪先生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 汪精衛則反論說∶“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麵的原則有了距離，如果隻廢除臨時、維新兩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之爭。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想成立的獨立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隻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 最後板垣作出一些讓步，說隻要汪精衛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誌自願放棄政府，日方也不反對。 日本原指望汪精衛在日軍占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至於在日軍占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誌這樣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內閣對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計劃很不積極，所以汪精衛這次秘密訪日並沒有太大收獲。汪精衛回國後，曾走訪王克敏、梁鴻誌，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樣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的計劃又瀕臨死路。 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豔電”時，吳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吳給汪去信說∶“中日輔車相依，為友為敵，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戰之中，更須化敵為友，因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故自蘆溝撟變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啟導和平為信念。”但汪精衛到北平約見吳佩孚時，吳佩孚態度很傲慢，結果會談沒有實現，不過不久吳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1939年8月，平沼內閣倒台，原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後，開始積極支持汪精衛，同意取消臨時、維新兩個政府而由汪精衛領導成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1940年3月31日，汪精衛才正式“還都南京”，在日占區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 如果說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精衛盡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麵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是中國人的詭計，試圖以此來緩解日本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麵，日本也懷疑汪精衛等人對日本的忠誠，盡管重慶開除了汪精衛等人黨籍職務，但汪等原國民黨人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仍有各種難於切斷的千絲萬縷聯係，日本人擔心汪精衛等人會在關鍵的時候反叛，會把日本的軍事機密傳遞給重慶。事實上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正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獲得了大量的軍事情報。 日本人要在日占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對日本的忠誠可靠程度。從這方麵來講，王克敏、梁鴻誌等人顯然比汪精衛更加可靠。日本從剛開始就沒有考慮過讓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政府，隻是希望汪精衛在日軍未占領區成立政府。多虧影佐偵昭等和平運動發起人盡力奔走，向日本領導層說明汪精衛的誠意，最後日方才同意汪精衛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衛本來性格清高，對金錢權力看得並不是很重，自動放棄了多次爭奪權力的機會。但這次汪精衛卻一反常態，竟然“別人不請我自來”，爭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個傀儡政府的領導人，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難道汪精衛真是出於一種責任感，怕別人“賣國”把國家賣完，自己親自來搞有限度的賣國？汪精衛的確說過∶“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不過從另一方麵來看，汪精衛也許因為被人們所誤解而難過。蔣介石不采納他的和談建議，他不得不出走重慶，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政府，和日本達成和平撤軍的協議，救百姓於戰火之中。這本來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他本人也不會因此被人們恥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可是沒想到日本人臨時變卦，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把汪精衛推進了漢奸的行列。 對此汪精衛是有苦難言，在當時他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他離開中國是被日本人欺騙了。如果汪精衛隱遁歐洲，等於默認他幹了賣國之事而出逃歐洲。汪精衛想幹點什事來進行挽回，因此汪精衛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個政府，想作一些對中國有益的事來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澄清人們對他的誤解。可是汪精衛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險處叢生，一步走錯，當年最讓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變成最大級的賣國賊。 不過從客觀來看，在1939、1940年時，德意日的勢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認為德意日要奪取世界領導權，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當時日本和德國聯手首先打敗蘇聯，逼和英美，中國的命運就很悲慘了。如果曆史真的走到這條路上，沒有汪精衛在敵占區成立的統一中央政府，中國就要被分裂成幾個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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