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國所麵臨的危機，是有1%的人脫離了其他社會階層，追尋會進一步拉大差距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目標，這將毀滅讓美國致富、並最初讓這1%人獲得成功的開放型體製。
在14世紀早期，威尼斯是歐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經濟的核心是“colleganza”，這是聯合股份公司的一種基本形式，其創立目的是為單一的貿易活動提供財政資助。
“Colleganza”這種形式的卓越之處在於，它為新進者敞開了經濟大門，讓敢於冒險的實業家可以和為他們的商業航行提供資助的成功商人一起共享金融回報。威尼斯的精英是主要受益人。和所有的開放型經濟一樣，他們的經濟形勢也是動蕩不定。
今天，我們認為社會流動性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屬於社會上層，流動性也意味著競爭。
1315年，當威尼斯城邦的經濟實力到達其鼎盛時期，上層階級設法保住他們的特權，他們通過出版《金書》(Libro d’Oro)這一貴族階層的官方登記名錄來正式阻止社會流動性。如果你的家族不在上麵，你就無法加入這個城市的寡頭統治集團。這個政治變動其實始於《金書》出版的二十年前，其所帶來的驚人改變被威尼斯人稱為“完結”(La Serrata)。沒過多久，政治“完結”就轉變為經濟“完結”。
在寡頭統治者的控製下，威尼斯逐漸削減了新進者的商業機會。最終，“colleganza”受到禁止。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階層這樣做是為了保全其自身的短期利益，但長期看來，“完結”意味著統治者階層踏上了一條終結之路，更廣義地說，這也意味著威尼斯的繁榮盛世開始凋敗。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的人口還要少。
而到了17世紀和18世紀，歐洲其他地區的發展更加突顯了威尼斯的持續衰退。學者達龍·阿賽莫格盧(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在他們的著作《為什麽國家衰亡：權力、繁榮和貧窮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講述了威尼斯的興衰，並用這個例子闡明，國家的興衰取決於政府體製是包容性還是榨取性的。榨取性國家由統治精英階層控製，該階層的目標就是盡可能地從社會其他階層攫取財富。而包容性的國家則會讓每個人都能獲得經濟機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創造的財富越多，從而也為實現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動力。
美國的曆史可以被解讀成一個這樣的良性循環。但威尼斯的故事表明，良性循環也可以被打破。得益於包容性體製的精英階層可能會受到誘惑驅使，轉而收起他們借以上位的梯子。最終，他們的社會會變成一個榨取性的社會，他們的經濟也隨之失去活力。這就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預見到的未來，他曾寫道，資本主義蘊含著自我滅亡的種子。這就是當今美國所麵臨的危機，因為有1%的人口脫離了其他社會階層，追尋會進一步拉大差距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目標，並將最終毀滅這個讓美國致富、並最初讓這1%的人口獲得成功的開放型體製。
隨著美國上層社會和其他階層在社會、特別是教育方麵的差距越來越大，你能看到美國的“完結”正在步步逼近。美國的底層社會和中層社會如今已是精疲力竭，美國困難家庭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水平。
經濟學家指出，中產階級的艱難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和科技變化造成的。文化或許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有關白人工薪階級的新書中，自由意誌主義作家查爾斯·默裏(Charles Murray)指責日漸虛弱的中產階級偏離了傳統的家庭價值觀與職業倫理，而富有階層仍然擁有這些傳統。（默裏同樣也譴責富有階層，但隻是責備他們允許文化相對主義大行其道。）這兩種論據都有一些道理。但這1%的人口不能逃避他們在加大美國社會鴻溝這一問題上應負的責任。
經濟力量可能是不平等背後的原因，但正如奧巴馬的前預算辦公室主任彼得·R·奧紮格(Peter R. Orszag)告訴我的，公共政策加劇了、而非緩解了這一趨勢。盡管這種贏家通吃型的經濟讓社會上層階級獲得了財富，他們的納稅負擔卻得以減輕。盡管工會的法律權力得到削弱，且由財閥資助的智庫不斷提出有損工會的政策，對高管高薪的容忍度卻在增加。
在20世紀50年代，收入分配頂端階層的邊際所得稅率飆升到90%以上，這個數字在今天甚至會讓民主黨不寒而栗。同時，在2009年最富有的400個納稅人中，有六人沒有繳納任何聯邦所得稅，有27人隻繳納了10%或更少。沒有人繳納的稅款超過了35%。曆史上，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曾高過歐洲，且美國的左右兩派都認為經濟開放性是國家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但最近的幾個研究發現，今天的美國人比歐洲人更難脫離他所出生的社會階層。加拿大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Miles Corak)發現，隨著經濟不平等的加劇，社會流動性會降低——這一現象被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艾倫·B·克魯格(Alan B. Krueger)稱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Great Gatsby Curve)”。創造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教育成就也停滯不前。超級精英階層把無限的資源撒到子女身上，而公共學校卻嚴重缺乏資金。這就是新的“完結”。
精英教育愈發隻是麵對那些已經身處社會上層的人群。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把他們的女兒送進了高級私立學校；我也是這麽做的。美國的“完結”還以一種更為明顯的方式呈現出來：經濟規則在向社會上層階級傾斜。今天的寡頭統治者所實行的裙帶資本主義遠遠比那時的威尼斯微妙，其運作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種就是讓國家的稀有資源流向他們自己的方向。這就是米特·羅姆尼所發表的“47%的人依靠政府”這一言論的荒謬之處。
事實上，正是位於經濟金字塔頂層那些人，特別是最頂端的那部分人，最能有效地獲取政府的支持——並讓別人為此買單。證據之一是2008年受到兩黨支持的、耗資7000億美元的華爾街援助計劃。證據之二是裙帶關係人群的複蘇。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 和托馬斯·皮凱迪(Thomas Piketty)發現，在2009年至2010年的經濟複蘇期間，有93%的收入增長流入了納稅人中最富有的1%人口。其中最富有的0.01%把37%的上升收入據為己有，其家庭的收入增加幅度平均為420萬美元。裙帶資本主義的第二個表現方式更為直接：公司和行業竭力為自己謀取的稅收補貼、貿易保護和政府津貼。對兩黨來說，企業政策這塊肥肉確實是饕餮大餐：綠色能源公司和醫療保險公司獲利於這屆政府，而石油和鋼鐵公司則受益於喬治·W·布什的政府(George W. Bush)。當權者有進一步壯大實力的衝動，這不足為奇。
競爭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對整個社會來說是好事，但對個體商家來說則意味著艱辛。沃倫·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深諳此道。“真正卓越的企業必須擁有持久的‘護城河’，以保護投入的資本賺取的豐厚回報，”他在2007年度的致投資者信中解釋道。“盡管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對社會大有益處，但它阻礙了投資確定性。”
微軟公司(Microsoft)試圖通過排除競爭者來修築自己的護城河，直至法庭禁止這一行徑。甚至連蘋果公司(Apple)這個從開放型經濟中獲益匪淺的企業也試圖把自己研發的劣質地圖應用程序強加給iPhone 5的消費者。
企業家樂意把自己塑造成自由市場經濟的擁護者，但就像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經濟學家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所言，“大多數遊說活動都傾向於商業利益，而這些遊說活動傾向於促進現有企業的利益，而不是傾向於培養一個真正自由和開放的競爭市場。”在19世紀早期，美國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會之一。“我們沒有貧民，”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的一封信件中寫到。
對傑弗遜來說，這種平等是美國例外論的核心：“還有任何社會的條件比我們的現狀更可取嗎？”但這一切都隨著工業化而改變。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於1932年在聯邦俱樂部(Commonwealth Club)的講話中提到，工業革命的完成有賴於“一群金融巨頭，他們的致富方式沒有經過特別仔細的檢查，他們因其成就而受到相應的尊崇，完全不考慮他們使用的是何種手段。”美國可能也需要擁有一些巧取豪奪的大亨；羅斯福說，美國應該“兼收並蓄”。但當這些巨頭們累積了財富和權力，當美國西部邊疆的免費土地被占盡，這個國家麵臨著“完結”的威脅。正如羅斯福所言，“我們都知道機會的均等已不複存在。”反之，“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是經濟寡頭統治，我們正在朝那個方向穩步前進。”
在今天的美國，富有階層和社會其他階層之間的差距比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巨大。和過去一樣，今天的巨頭在尋求更大的政治發言權，以匹配自己的經濟實力。和過去一樣，如今最不可避免的危險是，他們會把一己私利和公共利益相混淆。財閥的政治崛起的諷刺之處在於，和威尼斯的寡頭一樣，他們威脅到了成就他們的體製。
在14世紀早期，威尼斯是歐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經濟的核心是“colleganza”，這是聯合股份公司的一種基本形式，其創立目的是為單一的貿易活動提供財政資助。
“Colleganza”這種形式的卓越之處在於，它為新進者敞開了經濟大門，讓敢於冒險的實業家可以和為他們的商業航行提供資助的成功商人一起共享金融回報。威尼斯的精英是主要受益人。和所有的開放型經濟一樣，他們的經濟形勢也是動蕩不定。
今天，我們認為社會流動性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屬於社會上層，流動性也意味著競爭。
1315年，當威尼斯城邦的經濟實力到達其鼎盛時期，上層階級設法保住他們的特權，他們通過出版《金書》(Libro d’Oro)這一貴族階層的官方登記名錄來正式阻止社會流動性。如果你的家族不在上麵，你就無法加入這個城市的寡頭統治集團。這個政治變動其實始於《金書》出版的二十年前，其所帶來的驚人改變被威尼斯人稱為“完結”(La Serrata)。沒過多久，政治“完結”就轉變為經濟“完結”。
在寡頭統治者的控製下，威尼斯逐漸削減了新進者的商業機會。最終，“colleganza”受到禁止。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階層這樣做是為了保全其自身的短期利益，但長期看來，“完結”意味著統治者階層踏上了一條終結之路，更廣義地說，這也意味著威尼斯的繁榮盛世開始凋敗。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的人口還要少。
而到了17世紀和18世紀，歐洲其他地區的發展更加突顯了威尼斯的持續衰退。學者達龍·阿賽莫格盧(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在他們的著作《為什麽國家衰亡：權力、繁榮和貧窮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講述了威尼斯的興衰，並用這個例子闡明，國家的興衰取決於政府體製是包容性還是榨取性的。榨取性國家由統治精英階層控製，該階層的目標就是盡可能地從社會其他階層攫取財富。而包容性的國家則會讓每個人都能獲得經濟機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創造的財富越多，從而也為實現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動力。
美國的曆史可以被解讀成一個這樣的良性循環。但威尼斯的故事表明，良性循環也可以被打破。得益於包容性體製的精英階層可能會受到誘惑驅使，轉而收起他們借以上位的梯子。最終，他們的社會會變成一個榨取性的社會，他們的經濟也隨之失去活力。這就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預見到的未來，他曾寫道，資本主義蘊含著自我滅亡的種子。這就是當今美國所麵臨的危機，因為有1%的人口脫離了其他社會階層，追尋會進一步拉大差距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目標，並將最終毀滅這個讓美國致富、並最初讓這1%的人口獲得成功的開放型體製。
隨著美國上層社會和其他階層在社會、特別是教育方麵的差距越來越大，你能看到美國的“完結”正在步步逼近。美國的底層社會和中層社會如今已是精疲力竭，美國困難家庭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水平。
經濟學家指出，中產階級的艱難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和科技變化造成的。文化或許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有關白人工薪階級的新書中，自由意誌主義作家查爾斯·默裏(Charles Murray)指責日漸虛弱的中產階級偏離了傳統的家庭價值觀與職業倫理，而富有階層仍然擁有這些傳統。（默裏同樣也譴責富有階層，但隻是責備他們允許文化相對主義大行其道。）這兩種論據都有一些道理。但這1%的人口不能逃避他們在加大美國社會鴻溝這一問題上應負的責任。
經濟力量可能是不平等背後的原因，但正如奧巴馬的前預算辦公室主任彼得·R·奧紮格(Peter R. Orszag)告訴我的，公共政策加劇了、而非緩解了這一趨勢。盡管這種贏家通吃型的經濟讓社會上層階級獲得了財富，他們的納稅負擔卻得以減輕。盡管工會的法律權力得到削弱，且由財閥資助的智庫不斷提出有損工會的政策，對高管高薪的容忍度卻在增加。
在20世紀50年代，收入分配頂端階層的邊際所得稅率飆升到90%以上，這個數字在今天甚至會讓民主黨不寒而栗。同時，在2009年最富有的400個納稅人中，有六人沒有繳納任何聯邦所得稅，有27人隻繳納了10%或更少。沒有人繳納的稅款超過了35%。曆史上，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曾高過歐洲，且美國的左右兩派都認為經濟開放性是國家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但最近的幾個研究發現，今天的美國人比歐洲人更難脫離他所出生的社會階層。加拿大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Miles Corak)發現，隨著經濟不平等的加劇，社會流動性會降低——這一現象被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艾倫·B·克魯格(Alan B. Krueger)稱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Great Gatsby Curve)”。創造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教育成就也停滯不前。超級精英階層把無限的資源撒到子女身上，而公共學校卻嚴重缺乏資金。這就是新的“完結”。
精英教育愈發隻是麵對那些已經身處社會上層的人群。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把他們的女兒送進了高級私立學校；我也是這麽做的。美國的“完結”還以一種更為明顯的方式呈現出來：經濟規則在向社會上層階級傾斜。今天的寡頭統治者所實行的裙帶資本主義遠遠比那時的威尼斯微妙，其運作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種就是讓國家的稀有資源流向他們自己的方向。這就是米特·羅姆尼所發表的“47%的人依靠政府”這一言論的荒謬之處。
事實上，正是位於經濟金字塔頂層那些人，特別是最頂端的那部分人，最能有效地獲取政府的支持——並讓別人為此買單。證據之一是2008年受到兩黨支持的、耗資7000億美元的華爾街援助計劃。證據之二是裙帶關係人群的複蘇。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 和托馬斯·皮凱迪(Thomas Piketty)發現，在2009年至2010年的經濟複蘇期間，有93%的收入增長流入了納稅人中最富有的1%人口。其中最富有的0.01%把37%的上升收入據為己有，其家庭的收入增加幅度平均為420萬美元。裙帶資本主義的第二個表現方式更為直接：公司和行業竭力為自己謀取的稅收補貼、貿易保護和政府津貼。對兩黨來說，企業政策這塊肥肉確實是饕餮大餐：綠色能源公司和醫療保險公司獲利於這屆政府，而石油和鋼鐵公司則受益於喬治·W·布什的政府(George W. Bush)。當權者有進一步壯大實力的衝動，這不足為奇。
競爭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對整個社會來說是好事，但對個體商家來說則意味著艱辛。沃倫·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深諳此道。“真正卓越的企業必須擁有持久的‘護城河’，以保護投入的資本賺取的豐厚回報，”他在2007年度的致投資者信中解釋道。“盡管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對社會大有益處，但它阻礙了投資確定性。”
微軟公司(Microsoft)試圖通過排除競爭者來修築自己的護城河，直至法庭禁止這一行徑。甚至連蘋果公司(Apple)這個從開放型經濟中獲益匪淺的企業也試圖把自己研發的劣質地圖應用程序強加給iPhone 5的消費者。
企業家樂意把自己塑造成自由市場經濟的擁護者，但就像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經濟學家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所言，“大多數遊說活動都傾向於商業利益，而這些遊說活動傾向於促進現有企業的利益，而不是傾向於培養一個真正自由和開放的競爭市場。”在19世紀早期，美國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會之一。“我們沒有貧民，”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的一封信件中寫到。
對傑弗遜來說，這種平等是美國例外論的核心：“還有任何社會的條件比我們的現狀更可取嗎？”但這一切都隨著工業化而改變。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於1932年在聯邦俱樂部(Commonwealth Club)的講話中提到，工業革命的完成有賴於“一群金融巨頭，他們的致富方式沒有經過特別仔細的檢查，他們因其成就而受到相應的尊崇，完全不考慮他們使用的是何種手段。”美國可能也需要擁有一些巧取豪奪的大亨；羅斯福說，美國應該“兼收並蓄”。但當這些巨頭們累積了財富和權力，當美國西部邊疆的免費土地被占盡，這個國家麵臨著“完結”的威脅。正如羅斯福所言，“我們都知道機會的均等已不複存在。”反之，“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是經濟寡頭統治，我們正在朝那個方向穩步前進。”
在今天的美國，富有階層和社會其他階層之間的差距比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巨大。和過去一樣，今天的巨頭在尋求更大的政治發言權，以匹配自己的經濟實力。和過去一樣，如今最不可避免的危險是，他們會把一己私利和公共利益相混淆。財閥的政治崛起的諷刺之處在於，和威尼斯的寡頭一樣，他們威脅到了成就他們的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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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小貝殼
2012-10-30 18: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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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給這文章分分段落吧，這樣一長篇讀著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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