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文人的“義和團運動”

1989年5月4日，在中國的某重點大學，我和幾個學弟一起組辦了一場“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辯論會，邀請了本校和其他高校的善辯才子，就“五四運動”及其70年來對中國曆史的影響，舉行了一場褒貶不一、針鋒相對的大型辯論會。20年很快過去了，中國經濟崛起、政治卻退步到了連1989年都不如的地步，正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本來是爭民主、爭科學的運動，卻帶給中國一場反民主、反科學超過半個世紀的革命。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場令國共兩黨推崇至今的青年運動，也是一場令國共兩黨警惕萬分的（義和團）拳民運動。兩黨的青年幹部，正如兩黨的前輩幹部成長於同盟會一樣，從此走向激進、走向革命，成為兩黨內戰中的中堅力量。中國也在國共兩黨拿著中國人腦殼對撞中，走向了淪陷和極權的曆史黑暗。

從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尤其是多年來兩黨的部分高級幹部，都是五四運動的策劃者、行動者和受啟蒙者，“五四運動”遂成百年中國史書上不可磨滅的青年愛國主義運動。而號稱“愛國”的國共兩黨執政以後，卻再也不會讓自己轄區內的青年發生這樣的愛國主義運動了，無論是日本入侵，還是禮讓釣魚島和黑瞎子島。

“不讓愛國青年知情，就不會有愛國運動”，這是從五四運動中成長的國共兩黨，從五四運動中所獲得的最大的經驗教訓，它指導著經驗豐富的兩黨一步步從閹割知情權、到閹割言論權、直到閹割思想權，並通過愚民洗腦以改變青年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一步步又把中國人帶回到封建帝製的愚民時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發生在1919年的那場“火燒趙家樓”運動，與之前20年的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除了“愛國民主”和“扶清滅洋”的口號不同之外，暴民性質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它甚至還不如2008年西藏危機之後，被洗腦後的海內外愛國憤青舉辦的“反西媒、反藏獨”大遊行：至少沒為了顯示“愛國”熱情，先火燒自己的國務院、大使館或外交部長家一把。

五四運動與西方每天發生的各種抗議遊行示威，並沒有很大的不同，盡管它的參與人員都是些被後世號稱為“知識分子”的人。當然也正是這些人，這些義和團的留過洋有文化的後代們，先後加盟了外國幹涉中國的代理人政黨，才使這場平凡的抗議示威，像孫中山成為國父一樣，被聖化成為國共兩黨的光榮，也順帶脅迫著普通國人，把騷亂當革命，把五四捧成了國家的節日。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的北洋時代“五四運動”，未必就能出產言論不自由、出版不自由、遊行示威不自由的國民黨時代，更談不上因此帶來了言論閹割、出版閹割、遊行示威閹割的共產黨時代；但是，吃著“五四運動”人血饅頭而迅速茁壯成長、加盟國共兩黨的當年文化青年，卻正是借助於國共兩黨先後征服中國的權勢，把一場單純的民間抗議行動，無限上綱上線、升華為裏程碑式的“愛國民主運動”，這“高大全”式聖化五四背後的黑手，卻正是五四運動所追求的示威自由，所反抗的政府獨裁。而這，也成為“聖化五四”的國共兩黨上台之後，後代的青年們，不得不拿生命和鮮血，更艱難地去繼續爭取自由的曆史諷刺。

五四運動對於國共的意義與對於中國百姓的意義，正如六四對於共產黨民運的意與和對於中國百姓的意義一樣，都有截然的不同；如何跳出官方設定的曆史知識陷阱，重新以人道、人權和自由等普世價值去審視中國曆史，是互聯網時代後人的課題和機遇。

除了國共之外，還有一個人從“五四運動”中得利：孫中山，他正是看到了中國人潛在的愛國熱情及其革命作用，才悄悄地脫離了與日本官方和浪人之間的勾搭關係，開始高調表演起“愛國”情操起來。

從1900年義和團的“扶清滅洋”運動，辛亥革命的“驅除韃虜”，共產黨的“北上抗日”，到2008年反西媒的“扶共滅洋”運動，民族主義是一個世紀以來，所有中國的獨裁者、革命家最得心應手的遮羞布，她有一個中文藝名叫“愛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