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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積您幾十年的經驗，選材有什麽竅門沒有？”
蔣英說：“因為各人的耳朵的標準不一樣，所以我建議挑選學生，應該有個集體小組，不要一個老師選學生，至少也要兩個老師。不能光看分，因為好差，打分沒太大差別。”
我問：“學聲樂需要有一定天賦？”
蔣英說：“天賦很重要。比如，聲帶的寬窄、力度、合並是否完全，基本上是天生的。聲帶的長短、肥厚，相撞，都有一定的數量標準，隻有經驗豐富的教師耳朵能聽出來。一聽，這人有嗓，可以學唱，一聽，這人沒嗓，不要學唱。有人以為不管嗓子好壞，隻要後天努力就行。學別的或許是這樣，但是學聲樂堅決不行。”
我問：“歌唱的天賦除了嗓音構造，還有什麽？”
蔣英說：“氣質。一個人往那兒一站，就能看出他是不是當演員的料。有一次吳雁澤發言，說他當時條件不好，我卻把他當成寶貝蛋。其實我一下就認準了他有氣質。他的站，走，其它動作都有當演員的氣質。還有，他把唱歌當成快樂的事，有很強的唱歌欲望。有的學生當演員的天賦不夠，我把他往教師這行教。中國還是缺少師資，教出一個好教師，就能教出一撥一撥的好學生。現在音樂學院的師資不容樂觀，有的五年剛畢業就教書，這也太難為他們了。所以他們隻能模仿，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我問：“您帶出了這麽多學生，像傅海靜、薑詠、祝愛蘭、孫秀葦、趙登營、多吉次仁等，在國際上獲大獎，並能占居世界歌劇舞台，您是怎樣因材施教的呢？”
蔣英說：“首先我教給他們正確的基本功，有了好的基本功，他們可以自己往上添東西。基本功沒打好，到國外學也不行。我覺得本科生最重要的是基本功，根紮得深，樹才能長高。但怎麽打基本功呢？世界上沒有一個音樂學院有統一的聲樂教科書，因為每個人的條件特殊，教學因人而異。這就要了解學生，從他們嗓音條件歌唱狀態到心理活動都要了解，這樣才能針對他們的情況準備教材和教法。
“教師和學生的關係應該是朋友式的。學生有什麽不舒服要敢說。有一次，別的老師的一個學生敲我門，問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告訴他之後問他：為什麽你不問你的老師？他說不敢問。我剛教學時，也有過失敗的教訓，學生乘興而來，敗興而走。其實有時是學生心理作用，不一定是聲音不好，對老師沒信心，不肯合作。當然老師也要有自我批評精神。要依靠集體的力量。比如可以把學生的問題拿到教研室上，‘他的舌根老拱起來。’‘學生的Ａ母音總念不好。’大家都出點主意，互相幫助。以前我在歌劇係時，教研室很活躍，有時可以為一個學生的問題吵起來，大家都很直接，最後試試看的結果，大家意見就統一了。從前歌劇係，每周學生都要唱一遍，所有老師都了解這２０多學生的狀態。我是那種老派的老師，每節課之前，我都認真備課，我上課時，每個人的聲音我都清楚，知道每節課要解決的困難在哪，這樣學生就會高高興興地來，高高興興地走。”
我問：“您是如何具體幫助學生解決困難的？”
蔣英說：“孫秀葦，剛跟我時，母音唱不幹淨，我就用一些母音清楚的歌讓她唱。o就是o,u就是u，u難唱，但烏鴉她能說的很好，讓她從烏鴉說起，然後把烏托長，a最自然的母音，讓她向小孩學習，小孩喊媽最好聽。用這種方法，訓練她的耳朵。
”我接傅海靜的時候，他嗓子愛出毛病，有時唱完一個歌後，嗓子的狀態就不好了！那年他國內選拔賽，拿了個倒數第二。我針對他的毛病，讓他先不要唱大的詠歎調，先唱藝術歌曲。我為他按程度準備了德國藝術歌曲、法國藝術歌曲，慢慢地，他的毛病解決了再給他大歌。
“趙登營呢，當時的問題喉音重，我讓他從基本母音練起，嗬歐依，我能示範，我有這個功夫，他也很會模仿，等嗓子打開了，就像屋子裏的窗子都打開。口腔裏麵是看不見的，隻能感覺。你即使把帕瓦羅蒂的嗓子研究透了，你唱時還是不知道嗓子裏麵怎麽運動，隻能憑耳朵聽。趙登營模仿我時，我不跟他說小舌要靠後，舌根在什麽位置，我讓他在自然說話的基礎上慢慢擴，就像演講時聲放大，慢慢進步。然後再教他深呼吸，小腹呼吸，京劇的小腹呼吸。剛出生的小孩，夏天不穿衣服，我們看他呼吸，是小腹呼吸，狗也是這樣，生理上都是這個道理。人的肺，大部分在背上，讓他挺胸，把大部分肺用上。不給他發聲練習，一上來就給他歌曲，唱得好聽一點就對了。不用練聲曲改他的毛病，用藝術歌曲啟發他的興趣。比如這首歌寫春風，就讓他的聲音輕盈一些，靈活一些。再往後，給一點練聲曲，但我不讓他死板地唱，而是要跟我對話，哪怕一個音階，我也要問他你唱這條要告訴我什麽，是高興呢？還是悲傷？要練習用音樂跟我對話。他練聲時，我不看他的口型，盯著他的眼睛，你眼裏沒東西，腦子裏一定是空白。花了一年多功夫，改掉了他的毛病。老師的課堂用語很重要，要簡明、準確，還要積極。什麽叫積極呢？比如他喉口很硬，你不要告他你喉口硬緊，你可以說鬆一點好，再鬆一點，用正麵的信息刺激他，這樣效果要好得多。”
我問：“您說您從藝６０多年最重要的是愛，除了這一點，促使您成功還有什麽？”
蔣英說：“那就是死心眼，這是我從德國學來的。幹什麽事情，要麽不幹，要幹就要全力幹好！記得我剛回國，參加全國第一屆音樂周，在閉幕聯歡會上，我自彈自唱了幾首莫紮特和舒伯特的歌曲。節目演完，周總理說，唱得好，但是我聽不懂呀。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琢磨這句話。終於悟出了其中的含意：用外文唱外國歌，有多少中國人能聽得懂呢？從那以後我下決心學中國作品，起初我認為這事難不倒我！但實踐證明，我不懂漢語的四聲，不懂詩詞音韻，更別說表現作品風格了。死心眼幫了我大忙，我拜老藝人為師，學京韻大鼓、單弦、京劇、昆曲。後來我敢在舞台上唱中國作品了。我最難忘的一次演出在陽泉為煤礦工人，舞台是露天的，沒擴音設備，我踏著‘卟吱’作響的木板奔向台口，台下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工人。山丘土坡上站滿了人群。那天隻有三分明月，我看不清觀眾的表情，但能感到台下沸騰的氣氛。我拉開嗓門，用上全身的工夫，唱我臨時編的歌唱礦工英雄的歌。我感到自己的聲音從來沒這樣響亮，這麽流暢過，這聲音確是從心裏湧出來的。當我的歌聲剛落，一股熱流從台下向我衝來，我隻有再三地、深深地向勞動人民鞠躬，來遮掩我的眼淚和跳動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