簫笛的博客
在音樂之海中遨遊
·都人·
【國際風雲】 目錄 夫先生大作《美中軍事交流之走向》，於有關時事獲益匪淺。但關於中亞政治局勢，平文似大抵不出美國政界的“官樣文章”，尤其關於一些敏感的地緣政治問題，所論頗有未諦之處。筆者不揣冒昧，特就其中某些政治背景略述己見，求教於大方。
一．關於伊朗與中、俄的關係
依筆者淺見，平文的主要不足是未能指出中、俄、伊朗三國接近的一個重要原
因：美國在蘇聯解體以後非常積極的中亞政策。換言之，這個隱隱約約的三國“軸心”是對美國中亞政策的被動反應。平文引述“美國的俄、中問題專家”所謂“伊朗與前蘇聯，尤其是中亞五國的回教勢力構成聯盟的可能性”，坦率地講是官方的 煙幕，知道當地實際文化、宗教和政治曆史的都會知道這個“聯盟的可能性”的虛 假。這種顛倒主動、被動關係的“輿論誤導”是國際政治標準手段，此處不論。在1980-81年德黑蘭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以後，美國官方和媒介的長期宣傳顯然替伊朗樹立了一種“積極輸出革命”的激進形象，而在許多人心目中，由猶太—基 督教（Judeo-Christian）文明支配的當今“世界秩序”受到的最大“威脅”顯然也是現由伊朗執牛耳、高舉《古蘭經》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在筆者看來，這個“主流”政治共識極大地誇張了伊朗的實力、地位和影響，也是對中亞實際地緣政治和文化、宗教曆史頗有用心的“誤導”。經過與美國極力扶植的伊拉克的一場曠日持久、傷亡慘重的領土戰爭，伊朗國力大損，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能力更有不可逾越的宗教和文化障礙：兩伊戰爭中敘利亞以外大部分阿拉伯國家“同仇敵愾”充分顯示什葉派的伊朗在穆斯林世界中的有限影響；在文化上，伊朗“輸出革命”的努力在基本“突厥化”的中亞常收“對牛彈琴”之效。可以說在美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下，伊朗今天的地緣政治地位十分虛弱，而其遠景更為不妙。這才是中、俄、伊三國接近的一個基本因素。 具體講來，迫使中、俄、伊朗三國“休戚與共”的關鍵之一便是自蘇聯解體以後在歐亞大陸“徘徊的幽靈”——泛突厥主義。
為了有所區分，筆者將Turkey及Turkish譯為“土耳其”，該詞“學術上”一般僅指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及其主要民族成分（即所謂Osmanli，包括土耳其境外特別是巴爾幹地區前奧斯曼帝國的大量“遺民”），而以“突厥”譯Turkic，作為土耳其語所屬語族及其使用者的總稱。
泛突厥主義常被譯作泛土耳其主義，其目標一言以蔽之，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統。早期文獻中亦常稱土耳其主義（勿與凱末爾主義的另稱混淆）。比較準確的英文名詞是Pan-Turkism。 另一頗具“詩意”的別名是（狹義）圖蘭主義Turanism，出自古伊朗詞Tura（首見典籍《Avesta》）和地理名稱 Turan/Turania。在泛突厥主義“大師”Ziya Goekalp（1876-1924）的名詩《圖蘭》中有如下總結：
誰為突厥人之家園兮？
或謂此土耳其兮？抑雲彼突厥斯坦？我心知其皆非兮，
我宗邦乃靡疆而斥遠，永寶其圖蘭!
突厥語族屬於阿爾泰語係。“原始阿爾泰語”是否存在不論，突厥語族似乎確有單一起源。就泛突厥主義而言，突厥語兩大曆史特點便是其區域的擴張和突厥語的曆史及地理穩定性。近兩千年來，突厥語自長城內外和蒙古高原浩蕩西進，所向披靡，大片原屬印度—伊朗、高加索、閃族、希臘等語言的地理區域被一一吞沒，以至有“一旦突厥化便永遠突厥”之說（保加利亞的“斯拉夫化”算是近代之前少見的例外）。其中的政治、文化和種族演變錯綜複雜，此處無法深究，但其現實結果，借用故土耳其總統Ozal的名言，便是創造了今天從亞得裏亞海直到中國長城的“土耳其利益區”（Turkey's zone of interest）.
泛突厥主義的另一個導機是宗教因素：由於曆史原因（甚至不如說巧合），上 述“土耳其利益區”中的絕大部分突厥族人都先後成為回教徒（哈薩克人的伊斯蘭化要等到帝俄時代才算基本完成，對各種“清規戒律”仍多有不遵）。這不僅為“一統”提供了必要條件，也是當今美國地緣政治考慮的重要出發點。
三．蘇聯解體前後的發展
泛突厥主義因奧斯曼帝國的衰亡和帝俄屬下中亞突厥族人的政治覺醒而興起，一次大戰中直接導致亞美尼亞大屠殺，然後在凱末爾的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初期“韜晦”二十餘年，直至二戰後卷土重來，過程頗為複雜。為了著重時事，筆者另將泛突厥主義簡史作一附錄供有興趣者參閱。
二戰後土耳其加盟西方，結束凱末爾主義的“睦蘇”國策，泛突厥主義雨過天晴，回到政治主流，並在塞浦路斯島上初露鋒芒，旗開得勝。此事因美國希裔利益集團有力遊說，導致美、土關係十五年的低潮。此間土耳其自身地位卻持續改善，尤其是八十年代經濟改革後，其力量明顯上升。與此對比，阿富汗冒險慘敗後，蘇聯對中亞和阿塞拜疆突厥族各國的控製受到致命打擊；伊朗革命則使美國喪失重要盟友，被迫全麵調整區域戰略，特別是在兩伊戰爭中西方對伊拉克的支持必須經過土耳其之手。這一係列發展使得土耳其共和國在蘇聯解體前夕處於“最佳競技狀態”。這期間的土耳其總統Turghut Ozal和總理Suleyman Demirel又都是極具政治眼光和決斷力的出色人物，例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土耳其斷然切斷有重大經濟利益的伊拉克輸油管，又一次正確押寶。
與此同時是美國對土耳其政策的重大改變：麵對伊朗的激進伊斯蘭革命，受凱末爾主義幾十年陶冶的歐化、世俗（secular）然而信回教的土耳其便成了對美國利益極具吸引力的“另擇”（alternative）。 美國國務院、CIA等機構的政治戰略專家當然精通有關曆史文化背景，以及土耳其暨圖蘭主義在高加索、中亞突厥語區的號召力，更重要的是支持土耳其向中亞“擴展影響”對美國的地緣戰略有一石數鳥之利：牽製俄、中之外，更有置伊朗於“死地”的前景（詳見後文）。
一反十五年之久的袒希（臘）壓土（耳其）政策，美、土關係出現下列發展： 海灣戰爭中土耳其與美國全麵結盟，境內的空軍基地成為盟軍轟炸伊拉克的主要出發點。
戰後西方繼續利用這些基地支持伊拉克庫爾德人獨立運動，而同一獨立運動在土耳其本國卻大受鎮壓，土軍甚至大規模越境，對庫爾德族組織進行“三光”式掃蕩。美國卻一再強調“土軍越境有理”，任由西歐（尤其德國）飽嚐由此造成的族間（庫、土移民之間以及兩者與當地白人種族主義分子之間）騷亂苦果。
土耳其總統Ozal和新任克林頓總統作“非正式”會麵，打破美國新總統首先會見小兄弟加拿大總理的慣例。
聯合國幹預索馬裏期間，土耳其將軍接任當地聯軍總司令。更有甚者，不管美國右翼的強烈反對，該將軍可對所屬美軍發號施令，世界上如此國家除土耳其外至今無二。
不顧北約成員希臘的強烈反對（以及國會內傳統希裔勢力），美國讓有直接利害關係（見後）的土耳其參與北約對波斯尼亞的軍事幹預。希臘因此拒絕讓土耳其空軍飛機過境，造成北約內部巨大分歧。
美國在波斯尼亞危機中奉行偏袒土耳其，對塞爾維亞—希臘—俄國“東正教軸心”不利的政策（見後文）。
與此同時，美國官方和“學術界”不斷放出支持土耳其擴大對高加索和中亞以至新疆各突厥族“影響”，成為“區域領袖”的風聲（幾年前CND Book and Journal便轉載過某民族問題“專家”相當露骨的評論，也可參見前 CIA“長期戰略專家”、Rand公司高級研究員G.E.Fuller的言論）。
如此種種，包括“伊朗與前蘇聯中亞回教國家結盟”的“狼來了”宣傳，美國的中亞地緣戰略一目了然。
再看近年來土耳其的活動：
蘇聯的解體為一度無望的泛突厥主義提供千載難逢的黃金機會，土耳其的領袖們也見機而作，當仁不讓，故總統和繼任總統均公開宣布土國從亞得裏亞海直到中國長城的“利益區”。土耳其得到了用軍用運輸機對前蘇聯中亞傳送救濟物資的獨家權力。（想象如果伊朗也想得到這樣的獨家權力救濟操伊朗語的塔吉克共和國，或南韓得到類似權力救濟被蘇聯從中朝蘇邊境附近強行遷往中亞的二十五萬朝鮮族人。）除獲得這種“獨家救濟權”外，Ozal鞠躬盡瘁，猝死前對中亞進行旋風式訪問，在各突厥國受到盛大歡迎。土耳其關於“亞洲安全問題”的聲明公開顯示它利益範圍的擴大。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積極活動，在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軍事衝突中的角色，以及國內鐵杆圖蘭組織“灰狼黨”（國家勞工黨；狼是突厥族傳統圖騰）發展中亞上層人士等等屢見報端。
選摘幾條土耳其上層人士的言論：
“三個重要區域——巴爾幹、高加索和中東——在土耳其麵前展開。”——故總統Ozal，1992年。
“你們從不孤立無援：我們一起共命運。”——Demirel總理1992年2月對克裏米亞韃靼族領袖如是說。
“從2010年起土耳其可能成為最強大的西方國家。”——土耳其“國務卿”K.Innan， 1992年3月。
“在大突厥共同體的青史中你們芳名永垂。”——Demirel 1992年4月在哈薩克對突厥人的演講。
“一個新突厥世界已經展現；……一幅新地圖正在形成。”——Demirel，1992年5月。
“土耳其的影響能夠一直伸展到黃河。”——著名作家A.Ilhan， 1992年12月。如此豪言壯語不一而足，最醒目的自然是1993年Ozal死後美國Newsweek雜誌引用的故總統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區是從亞得利亞海直到中國長城。”
頗說明大勢並充分顯示伊朗政治impotence的是土耳其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一項重大勝利：蘇聯崩潰後，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亞進行了一場激烈但鮮為人知的“文化戰”：兩國向中亞各國免費贈送大量打字機——隻不過土耳其的機器用拉丁字母而伊朗則是阿拉伯文，此外土耳其更向中亞突厥國提供大量“獎學金”名額。結局是阿塞拜疆、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五共和國的代表於1993年三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致同意廢除前蘇聯強加於它們幾十年的西裏爾字母，而采納以現行土耳其文為基礎的統一新拉丁字母（與土耳其最近的阿塞拜疆共和國在1992年就引進了這種字母）。
中國人應該最能領略這個“書同文”計劃對於“亞得裏亞海至長城”的政治涵義和潛在影響。
四．波斯尼亞、伊朗及其他
在今天一筆爛賬的波斯尼亞大有泛突厥主義的影子：簡言之，波斯尼亞曾是奧斯曼帝國的歐洲行省，當地的穆斯林便是帝國的“遺民”，直到二戰前夕，塞拉 熱窩的穆斯林“父老”還在使用奧斯曼土耳其語。今天在塞爾維亞人的圍攻之下，“未沾王化百有餘年矣”的“遺民”難免東望“王師”。而土耳其朝野對“遺民”更是一片“手足之情”，在波斯尼亞“成仁”的土耳其“烈士”迭有所聞，“從亞得裏亞海到長城”的“利益區”當然包括巴爾幹在內。
土耳其對前屬奧斯曼帝國的巴爾幹及其他東正教地區的進取姿態自然引起“世仇”希臘的反應：從奧斯曼帝國到凱末爾專政幾百年的“舊恨”加塞浦路斯“新仇”之外，希臘還有一個心腹之疾：原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的獨立，此處無法細論。總之，希臘對於在“神聖”自決原則下拆散南斯拉夫的慘劇絕無附和之心。聯合國針對塞爾維亞的禁運效果不彰，便是由於希臘（和其他同情塞爾維亞的國家）明裏暗裏拆台。
奧斯曼的老對手俄國因此也不得不卷入這場新國際“大遊戲”（Great Game）。俄國是塞爾維亞的東正教加斯拉夫“手足”，上一世紀便派“誌願軍”為塞爾維亞“獨立”作戰，後來又為此卷入一次大戰（俄國今日對巴爾幹斯拉夫兄弟欲助乏力，欲棄不能的困境與當年奧國儲君夫婦在薩拉熱窩被刺，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下最後通牒的時刻何其相似）。土耳其在美國鼓勵下對前蘇聯高加索、中亞突厥區的“關注”更迫使俄國為保護其“國家利益”和大量中亞“僑民”作出對抗性反應，車臣的腥風血雨怕隻是更大場麵的前奏而已。
還有伊朗。突厥語區兩千年擴張的最大犧牲品便是曾從兩河流域一直延展到原俄屬及中國“突厥斯坦”區域的古伊朗文化，包括曆史各期“西域”之大部，如塞種（Saka, 古城莎車語源同）、粟特、貴霜、花剌子模等，這個過程持續到近代，烏茲別克人的主要成分之一便是突厥化的塔吉克人（塔吉克即“大食”的語源，是中亞突厥化大洪流中碩果僅存的伊朗語大族）。同樣原因，所謂激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伊朗其實是個“多民族”國家，大部分人口有這樣那樣的突厥族關係，或者幹脆就是突厥族後代（薩珊王朝之後的大多數伊朗朝代有突厥族背景，包括許多突厥族政權）。
伊朗的Achilles腳跟：如果泛突厥主義大行其道，則伊朗十分可能麵臨國將不國的危機。簡言之，伊朗約有三分之一人口屬突厥語，其中絕大多數為阿塞拜疆族，人口約為原蘇聯阿塞拜疆共和國的兩倍。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異教”的沙俄和斯大林威脅利誘之下，他們對伊朗始終不渝。但是蘇聯解體以後，中亞地緣政治形勢起了根本變化，一旦回教的“大土耳其聯邦”出現，原蘇聯阿塞拜疆共和國必在其內，而地理上伊朗對這個“大聯邦”也如骨鯁在喉，因此伊朗國內阿塞拜疆族人不免飽受內外誘惑壓力，就算不步後塵，所居地區亦勢成亂邦。阿塞拜疆族人難起，伊朗其岌岌乎？美國地緣戰略一石數鳥之妙由此可見。
在圖蘭狂熱分子 Elcibey統治阿塞拜疆共和國的一年內（1992年6月—1993年7月），伊朗已飽嚐各種滋味： Elcibey宣稱“土耳其是中亞穆斯林和突厥人的希望之光”，直接任命土耳其公民為其政府官員，並公開號召推翻伊朗政權，阿塞拜疆共和國與伊朗的阿塞拜疆區合並。Ozal為之唱和，宣布土耳其是 Elcibey的第二國家，而阿塞拜疆則是“我們的第二祖國”。直到屬於舊蘇聯體係的Aliyev推翻 Elcibey上台，伊朗才算鬆了口氣。至於俄、伊兩國在極富戲劇性的阿塞拜疆政變中有過什麽交易，局外人隻能臆測了。
所以盡管在國際上咄咄逼人，伊朗實在大有難言的苦衷，其激進姿態也隻是它在土耳其“同文同種”文化攻勢和美國今年五月實施對伊全麵禁運、伊朗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的經濟攻勢下所餘唯一“意識形態”武器。不管人家遜尼派多數領情與否，也不管“五伊瑪目什葉派”和“七伊瑪目什葉派”的微妙反應，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伊朗處處插手為穆斯林兄弟替天行道，“反抗美帝”，頗有點奧斯曼末期迫於內政鼓吹“全世界穆斯林聯合起來”的泛伊斯蘭主義的回音。在此背景下中、俄、伊“同舟共濟”新現象揭示了伊朗的外強中幹和中亞的地緣政治大改組。
五．泛突厥主義和中國
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中國和突厥族的淵源世界第一，從中世紀起和突厥／土耳其一直糾纏不休的拜占庭／希臘對此也望塵莫及。
滅商而代之的周族是否如某些喜標新立異的史家所稱含“原始突厥”成分姑且不論，對周武王擊紂所用的“輕呂”（《逸周書·克殷解》），夏德（F. Hirth）認定即匈奴的“徑路刀”和土耳其語的 kingrak，代表可考的“最古老突厥詞匯”。從考古結果看，此事頗有幾分證據。匈奴部落聯盟含原始突厥成分也不容置疑。盡管匈奴“領導階級”看來並非突厥，現代土耳其人（包括大師 Goekalp）仍喜以匈奴“傳人”自居，一代雄主冒頓單於則被奉為“炎、黃”。
突厥因西魏／北周宇文集團之助崛起金山之前，華北政治舞台上的突厥語族人物及其影響已曆曆可考，中華文化的千古名篇《敕勒歌》及其作者（或集成者）斛律金家族即為一例。更有甚者，對中國曆史具有無可比擬的關鍵影響、其語言在唐初尚被奉為“國語”的拓跋鮮卑，古突厥語權威 Sir Gerard Clauson便認定屬於所謂l/r突厥語支。作為拓跋傳人的李唐與突厥（以及突厥語族回紇）的恩怨更是“剪不斷，理還亂”。拓跋“國語”不論，李唐家族中也頗有能說突厥語的，李世民父子即為顯例。唐以後的例子亦比比皆是，就連創立“純粹漢人”朝代的宋太祖兄弟也是靠老爹趙弘殷作沙陀突厥後唐政權的禁軍“飛捷指揮使”起家。總之，龍的傳人和狼的傳人自有其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
這種關係也導致中國對早期突厥文化的巨大影響，以致古突厥語中“書寫，書籍”的詞根便是漢語“筆”的譯音（蒙文、滿文至今仍然，例如盡人皆知的“筆貼式”），甲乙丙丁、十二生肖、都督刺史等也一並輸入。反映這種密切政治、文化關係的妙例：泛突厥主義大師 Goekalp認作“妻子”的古突厥詞赫然是漢語“公主”的譯音。這樣的淵源導致今天突厥族人，尤其是“重新發現”其亞洲祖根的土耳其人對他們古老東方鄰居的複雜情感。李先念訪土時安卡拉萬人空巷的場麵便是這種情感的表現，然而包含維吾爾、哈薩克諸族，“從亞得裏亞海到長城”的“利益區”則決定了關係的另一麵。
一次大戰之前，奧斯曼帝國“圖蘭思想宣傳隊”的足跡便遠及新疆。1944—49年的“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固然由斯大林導演（蘇共黨員、“教育部長”賽福鼎Sayf-ud-Din 'Aziz乃是其中真正實力人物），但泛突厥主義的“幽靈”也時隱時現。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事敗後便終老土耳其。
六十年代初中蘇交惡，“突厥斯坦”問題沉渣泛起：蘇聯駐新疆領事大發護照，十月革命以後陸續逃離“共產迫害”的大量突厥族人又發現蘇聯國籍的吃香，“幾十萬中國公民”因此被蘇聯“誘騙”。
如今蘇聯不再，中亞各突厥國紛紛獨立，文化、經濟各方麵唯土耳其馬首是瞻。讓我們看一下土耳其與中共自1949年來的恩恩怨怨：
韓戰中土耳其出兵加入聯合國軍，盡管“眾雖一旅……人唯八千”（《哀江南賦序》），但土族被長期壓抑的“英武”終得一泄，成為聯軍最出色的一部，其“英雄事跡”傳播遐邇，而中共也首次認識到一旦沙場相遇，土耳其將是“[京力]（讀作情）敵”。六十年代初，由原“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部隊改編的第五軍在中共文件突然變成“前五軍”，所部祖龍太也夫（Zulun Tahir，關於曾在中亞以至新疆流行一時的俄式姓氏，筆者以後另有專文述評）少將，1958年元月還是“新疆軍區副參謀長”，六十年代卻在安卡拉公開露麵——從“解放軍高級將領”變成圖蘭主義者，可謂脫胎換骨。此事也是土耳其對新疆的態度從凱末爾的少管閑事逐漸向右翼泛突厥主義演化的實例之一。
七十年代初塞浦路斯總統馬卡裏奧斯大主教訪華受到幾乎破格的歡迎，同時中共私下表明對塞島分治方案不感興趣，如此種種顯然不為土耳其視為友好姿態，在新疆等問題上雙方亦無達成任何諒解的跡象，不過安卡拉和北京還是正式建交。土耳其1974年出兵扶植的（北）塞浦路斯土族傀儡“共和國”，中共始終未予承認。
八十年代中期駐安卡拉的一名中共突厥族外交官“叛國”，土耳其一反其“暫轉第三國”的例行外交公事而直接接納，後來又同樣處理據說來自新疆的某著名遊泳運動員“避難”。兩案的處理都基於當事者的突厥族身分——泛突厥主義情感終於在土中外交關係上占了主導地位。
在鄧小平行將就木，新疆“民族矛盾”據傳有增無減之際，土耳其“從亞得裏亞海到長城”的“利益區”值得國人注目。舉例來說，近期內的要點之一便是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兩共和國的政治穩定與否。
六．結語
由於亞美尼亞大屠殺等“業績”，泛突厥主義的國際“口碑”頗惡。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土耳其聯邦”更會引起對奧斯曼帝國“德政”記憶猶新的巴爾幹、高加索基督教諸國和俄、中、伊朗的強烈反應。種種顧忌使得今天“大突厥共同體”推動者小心翼翼，手段之一便是強調經濟和文化，少提“政治合作”，甚至有“泛突厥主義是歐人的發明，土耳其／突厥政治史中實無其事”的妙論，全不顧近年還有阿塞拜疆內政部長因與“灰狼黨”關係密切成為政治包袱而被迫辭職的醜聞。
盡管心儀奧斯曼當年榮耀，但土耳其數十年局促小亞細亞一隅，“區域領袖”地位豈能一蹴而就？“獨家救濟權”對中亞“蘇維埃經濟”也是杯水車薪，土國近來頗感力不從心，幾年前的豪情壯誌也略有所斂。另一麵，俄國經濟固然一團爛汙，然數百年帝國之餘，在國際政治上乃是百足之蟲，雖給小小的車臣弄得焦頭爛額，對付高加索和中亞突厥諸國的親土耳其勢力卻頗有斬獲。俄國在南斯拉夫危機中的出色表演以及和中國、伊朗“合作”無不大顯其地緣政治手段，切切不可等閑視之。“突厥共同體”在中亞這個“火藥桶”裏會引起其它什麽後果也無法逆料，已有“專家”預言哈薩克——（外）蒙古的傳統矛盾全麵爆發，看來中、俄、伊朗“軸心”尚有擴展餘地。
美國當前的政策顯然仍是大力鼓勵土耳其這樣的“溫和”“親西方”的世俗回教勢力，它在波斯尼亞危機中與歐洲“盟邦”的矛盾與此政策不無相關（新任波斯尼亞外長據 CNN報導便是美國公民）。但大國無恒友，土耳其現在在美國地緣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大致不外1971至1991年間之中共（當年這個美—中—巴基斯坦“軸心”的最出色成果是在阿富汗，因而間接導致蘇聯的解體），能持續多久自然取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演變（參見美國二十年來對中、越政策的滄桑）。
在波斯尼亞，美國極力鼓吹解除對穆斯林軍火禁運，除了籠絡土耳其，未嚐沒有“隔大西洋觀火”的幸災樂禍，尤其在西歐行將統一而成為美國有力政治、經濟對手之際，“軍火解禁”之議頗懷可誅之心。歐共體調停南斯拉夫危機的Lord Owen就多次挖苦美國與歐洲“盟國”各懷鬼胎又大唱道德高調的嘴臉，法國近日更公開指責美國意圖擴大波斯尼亞戰爭。假如不幸言中，巴爾幹戰火蔓延，土美“合作”會持續多久亦屬疑問。
應該看到，如果世界銀行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預測正確，而“後鄧期”得以和平渡過，則美國出於自身利益必須抑製中國的地緣戰略在近年不會大變，李登輝的“私訪”便充分顯示這一戰略的出色運用。在此前提下，新疆的“民族矛盾”和中、俄、伊朗的“合作”大概還將繼續。
（作者保留版權。原文的附錄“泛突厥主義簡史”暫且略去－－編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