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中傅秋濤部成功突圍之謎

、皖南事變中傅秋濤部成功突圍之謎 曹天生　吳新明 -------------------------------------------------------------------------------- 　　傅秋濤（1907－1981），湖南平江人，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我軍智勇雙全的將領之一。 　　皖南事變中，傅秋濤任新四軍一縱隊的司令員兼政委，在國民黨重重包圍中，他是成功突圍的新四軍最高軍事指揮官。 　　作為一縱隊的司令員兼政委的傅秋濤，是如何突圍出來的？為何能突圍成功，曆來說法不一。 　　本文作者從傅秋濤的長子傅寧先生處得到傅秋濤將軍生前與家人談話錄音，獨家披露，打開曆史的塵封，揭開傅秋濤成功突圍之謎。 一。戰場聯絡中斷，向是兵家征戰之大忌， 而傅部突圍成功，恰恰是因為戰場聯絡中斷 　　皖南事變，是我軍曆史上少有的一次軍事上受到重創，組織上蒙受重大損失的事件：新四軍皖南部隊慘遭覆沒；軍長葉挺下山談判被扣；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等高級幹部犧牲；二縱隊、三縱隊兩位司令員也犧牲在戰場上，隻有傅秋濤成功突圍，他所指揮的一縱隊的幹部戰士也突圍出來約1000人，占全縱隊成員的三分之一。 　　皖南事變前，新四軍部隊分為左、中、右三路縱隊並行開拔北上。傅秋濤司令員兼政委率領的一縱隊為左路縱隊，周桂生司令員指揮的二縱隊為中路縱隊，張正坤司令員指揮的三縱隊為右路縱隊。軍部機關及各直屬隊、教導總隊隨二縱隊行動，共計9000餘人。行軍路線為繞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寧國、郎溪奔蘇南，然後北上。事實證明，由於葉挺與項英的指揮思想不一致，中路縱隊、右路縱隊陷入了軍部指揮連續失誤，戰機一失再失的危局。中路、右路縱隊的團以上指揮員個個身先士卒，衝殺在前，但傷亡慘重。隻有左路縱隊因與軍部在戰鬥中失去了聯係，幹部犧牲較少。 　　傅秋濤的一縱隊作為大兵團行軍的左路縱隊，與軍部在皖南事變中戰鬥打響後的第三天因電台被毀，而失去了聯係，使自己能夠獨立行動，處身於葉、項矛盾旋渦和項英的錯誤指揮之外，這是傅部勝利突圍的關鍵所在。 　　戰役戰鬥中會議時間過長，是兵家征戰之大忌，新四軍軍部和左路縱隊在戰鬥中都召開了時間較長的軍事會議，而左路縱隊的較長時間會議卻恰恰奠定了成功突圍的基礎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當時新四軍北移路線可供選擇的有三條：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線。即由雲嶺向北，經銅陵、繁昌渡江到無為，這是一條溝通軍部與江北四、五支隊及江北指揮部的聯係的常用交通線。二是“東進”的路線。即由雲嶺向東，經馬頭鎮、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至竹簀橋到水西地區（蘇南指揮部所在地）。三是“繞道”的路線。即由雲嶺南下茂林、三溪入寧國轉廣德、郎溪到溧陽，然後渡江北上。三條路線都各有利弊。 　　經過比較分析、權衡利弊，新四軍采用了“繞道”的方案。曆史事實已經證明：“繞道”是一條絕路。但軍事上的失敗往往是多種因素造成的，除了路線外，還有戰術與指揮是否正確，以及天候、民情等眾多的因素。當三路縱隊會攻星潭未克時，項英不敢強攻，理由是害怕傷員過多而影響轉移，這反映了項英軍事閱曆不足和軍事才能不夠，說穿了，項英缺乏大兵團指揮作戰的能力。但作為新四軍和東南局黨的最高領導，本著為黨負責的心理，項英牢牢地把住軍事指揮權，排斥葉挺。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項英主持召開了“百戶坑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攻占星潭未果後的行動方案。會上，提出了幾種行動方案，無非是前進、後退、迂回之爭。良將用兵，貴在神速，但項英此時遲疑不決，會議前後曆時7個多小時，使國民黨軍在星潭完成了圍堵行動。最後，項英下了一個回頭突圍的決心，幾經波折，使軍心失衡，鬥誌渙散，埋下了失敗的種子。 　　與軍部的情況相反，左路縱隊在“百戶坑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即1941年1月8日下午召開了“梓坑會議”，討論本縱隊突圍的路線問題。會議也討論了幾個小時，分析了兩種意見。一種是原路退回，走北路渡江到無為；另一種是經“東線”到蘇南。會議經過分析，形成一致意見，決定向蘇南轉移。蘇南是新一支隊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傅秋濤擔任團長的老一團曾在蘇南戰鬥了半年，沿途群眾基礎好，不僅傅部可突出，還能背靠寧國、宣城，策應軍部突圍。會議還決定，老一團打前衛，新一團打掩護，當縱隊司令部衝出後，支隊全體人員在板橋集合。會議雖然也開了幾個小時，但最終形成了正確的決議，奠定了傅部成功突圍的基礎。兩個會議，兩種不同的結果，軍部的“百戶坑會議”，雖然有葉挺拿出“集中突圍，正麵仰攻星潭”的正確戰術主張，但反複拉鋸，未被采納，最後，被主張錯誤方案的項英占了上風，使部隊回走茂林，導致部隊走向失敗。一縱隊的“梓坑會議”雖然議得也長了一點，但做出了正確的決議，使部隊突圍走向了成功。 　　由於“梓坑會議”確定了正確的突圍方向，一縱隊突圍的戰術方式也隨之確定，即：“正麵強攻，重點突破，撕開網口”。具體的突破口選擇在球嶺嶺南六華裏處“三節水”地區。這是一個峽穀地帶，公路從二、三百米深的峽穀中穿過。因地形險要，敵人防守較鬆，僅有頑52師154團的一個營防守。走這一條路突圍是一著險棋，但兵不厭詐，用兵關鍵在於出其不意。敵人越是認為我們不敢走的地方，我們越是要走，這樣往往勝算的可能性反而大。經過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係，曆經大小三次殊死的搏鬥，在付出重大犧牲後，一縱隊的連以上幹部和一部分戰士終於突出了敵人的重圍。實現了初步的勝利，因為這雖是敵人的第一道防線，但也是防守最堅固的、最嚴密的防線。 二。青紅幫，向為反動會道門組織， 而恰恰是青紅幫門徒幫助了傅秋濤部的突圍 　　突圍出“三節水”後，傅秋濤部進入涇（縣）、寧（國）、宣（城）三縣邊境的山區——老虎坪，收集了300餘人的隊伍。其中，連以上幹部僅缺兩人，營以上幹部僅缺一人。（這個數字統計的是老一團建製內的幹部。新一團因在三節水突圍中負責後衛，沒有突圍出來，他們後在團長張銍鏽的率領下從北路突圍到江北無為。）在老虎坪，傅秋濤迅速恢複了部隊編製，編了一個步兵連，兩個手槍連，為繼續突圍做了種種準備。後來，由於國民黨圍剿加劇，傅秋濤不得已在與老虎坪一坑之隔的大斧山，將300餘人的隊伍又化整為零，讓各部獨立突圍。突圍之前，為輕裝上陣，安置了病號、傷員，將愛人陳斐然留下照顧傷員，甚至將剛滿一歲的女兒也送給老鄉，僅帶著老偵察出身的營教導員汪克明以及孔誠、汪其祥、李貴誠等12名精幹的幹部組成的隊伍，於1941年2月2日，離開堅持鬥爭了二十幾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區，展開了又一次往蘇南方向的驚心動魄的化裝突圍。 　　沿途，他們靈活機動，或裝作百姓，或裝作國民黨52師的便衣，曉宿夜行，風雨兼程。行至第三天，當小分隊進入宣城境內的一條山溝裏休息時，汪克明掏出懷表看時間，有兩個人湊上來，看了看說，你這是瑞士表，經過一番言語交鋒，始知對方是江南青洪幫大頭目陳玉庚門下的兩個徒弟，雙方關係密切起來。 　　原來，新一支隊的老一團在1938年6月，曾經隨陳毅、粟裕等到江南進行戰略偵察，一支隊的老一團，曾在鎮江、句容、丹陽、金壇等地活動，二支隊在高淳、當塗、江寧、溧水一帶活動。當時，日軍已占領了南京一帶，但由於兵力不足，在農村有許多真空地帶。江南一帶留下的國民黨散兵遊勇、社會渣子乘機拉杆子起事。兵匪一家，有幾個人、幾條槍，就自稱司令。司令多如牛毛，同日寇一樣，橫行鄉裏，魚肉百姓。為了打開局麵，就必須消滅這些“司令”。 　　新四軍老一團經過周密的偵察，在江南一舉消滅了劉春發匪部；又在南京桑園鋪一帶，全殲了朱永祥匪部，活捉了朱永祥等多人。事過不久，附近的青紅幫頭子陳玉庚求見，原來俘虜中，朱永祥的警衛連長是陳玉庚的三弟。陳玉庚為了同傅秋濤拉關係，特地送來了兩挺機槍、兩支駁殼槍、兩匹馬，這在當時是一筆重禮！為了開展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參加抗日，鑒於陳玉庚三弟也並非罪大惡極之徒，傅秋濤答應了陳玉庚的要求，放了其三弟，兩家從此交了朋友。 　　在兩個青紅幫門徒的幫助下，傅秋濤等越過了52師的最後一道封鎖線，越過孫家埠渡過水陽江，進入廣德、郎溪、宣城交界地區。（許多史書都說過了孫家埠就進入當塗境內，此說有誤。因為，當塗縣治在長江邊上，從孫家埠到當塗有很長的距離，另外，若到了當塗，就不用回過頭來，再過當塗北麵的南漪湖去蘇南了。） 　　當隊伍在一個村子休息時，遇上了國民黨保安隊，他們邊打邊退，一直退到南漪湖邊。此時，隻見湖邊停著兩隻大船，被船主誤認為是52師的便衣隊，怎麽也不肯給擺渡，眼見追兵已到，汪其祥急了，拿出槍來說：不走就打死你！被迫之下，船老大開了船。終於甩開了保安隊。船至湖心，傅秋濤向船老大道歉，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船老大笑了，說：如若不是及時說出你們是新四軍，到了湖水深處，就準備沉船，將你們全淹死。 　　為了確保傅秋濤等人的安全，船老大把船停在湖心，駕一隻小船先上岸，進入江蘇高淳縣境內了解情況，原來那裏原是老一團後勤留守處的駐地，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就這樣，在群眾的掩護下，傅秋濤一行晚上上了岸。 　　過了湖，很快到達東壩地區，國民黨52師又封鎖了渡口，傅秋濤命令折回七八裏地住下，派汪其祥到中壩去偵察，不料汪被保安團抓住，幸虧他鬥爭經驗豐富，在押解的途中逃了回來。 　　接著，傅秋濤在離下壩約兩裏的地方雇了一條船，過了河，經溧水到溧陽。 　　2月10日，經過七災八難、艱難曲折，曆時一個月零四天，傅秋濤終於到了羅忠毅、廖海濤的新四軍十六旅駐地，一行12人全都勝利地回到了新四軍的懷抱。 　　過了幾天，他們穿過長蕩湖和太湖，到達無錫地區，在新四軍六師師部，見到了任師長兼政委的譚震林。 　　在六師休息了幾天後，劉少奇和陳毅來電，要傅秋濤到新成立的新四軍軍部匯報。 　　傅秋濤在六師的護送下又渡江北上，在鹽城見到了劉少奇和陳毅，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 三。傅秋濤晚年動情話當年， 而恰恰就是不提自己的功勞 　　到了鹽城後，凡皖南突圍出來的團以上幹部，皆由新任的軍參謀長賴傳珠負責政審，確認無問題，做出組織結論後，再另行分配工作。 　　傅秋濤在新四軍鹽城華東黨校一邊學習，一邊接受審查，曆時一年。 　　這是一個逐漸理清傅秋濤皖南突圍過程的必要的組織程序。1942年3月傅秋濤被任命為駐安徽無為的新四軍7師副師長（師長張鼎丞在延安，未到任），重新獲得了帶兵權。 　　幾十年後，傅秋濤在與家人講述突圍的體會時，曾動情地講： 　　“皖南事變突圍戰鬥中，電台沒了，又離開了軍部，當時的心情就象沒娘的孩子，孤獨極了！一股腦想的是，趕快突圍去蘇南找黨，找陳老總！ 　　現在看來，新一縱隊之所以能突圍出這麽多中、高級幹部， 　　首先，也是最關鍵的，是廣大人民對新四軍的愛護和支持。在危難的時候，連青紅幫都肯出來幫助我們，更不要說廣大的人民群眾了！可見黨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英明。不然的話，我傅秋濤早死過幾回了。 　　其次，集中兵力突破三節水防線是被逼出來的，不集中兵力則無論如何也出不來。這時要分兵突圍是對部隊、對戰士不負責，對黨不負責。軍部要是不回師茂林，而是堅持死攻星潭，估計也能成功突圍。 　　另外，在大斧山收容部隊組成建製連，後又打破建製，分成小分隊化裝突圍，那也是為形勢變化所迫而作的決定。不然，就過不了國民黨52師的層層攔截關。” 　　傅秋濤的這些話都是肺腑之言。但筆者覺得還應作如下補充：那就是傅秋濤用人得當。這是高明指揮員的高明之處。 　　傅秋濤在大斧山危機的情況下，聽取了汪克明的建議，在關鍵時刻分兵突圍，放下包袱，組成精幹的隊伍，相機先後突圍。 　　皖南事變中傅秋濤部突圍，處處充滿“曆史的辯證法”：戰場聯絡中斷本是失敗之征，但卻使他能夠獨立行動，作出突圍的正確抉擇；戰鬥期間的較長會議本不可取，但卻因為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形成了正確的決議；反動道會門組織本是革命的對象，但卻因為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和我黨統一戰線政策的英明，使他們幫助傅秋濤部逢凶化吉……。 　　而這一切又與傅秋濤的個人政治思想素質、軍事素質和指揮才能緊密相連。 　　我們不能期望任何時候都有好的“天時”和“地利”，有時還會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但隻要有堅定的信念和意誌，創造一個“人和”的環境，加上決策正確，也能逢凶化吉，走向勝利的彼岸。 　　說明： 　　本文寫作，主要得到了傅秋濤的長子傅寧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將傅秋濤將軍生前與家人談話錄音記錄稿交與作者使用。 　　此外，寫作中還參考了王輔一的《項英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房列曙的《皖南1941》（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星火燎原編輯部編的《解放軍將領傳》（第三集）（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等，在此一並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