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供稿：《今日中國》雜誌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08 月01 日 | 文章來源：中國網 　　抗日戰爭是人類戰爭史上驚天動地的偉業。 　　60多年前，麵對中華民族生死存亡，是中國共產黨人挺身而出，肩負起救亡圖存的曆史重任，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與凶殘的日本侵略者進行殊死搏鬥，用鮮血和生命築起新的長城。 　　在這場艱苦卓絕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堅決貫徹全麵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以及一係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在敵後戰場進行了規模宏大威武雄壯的遊擊戰爭，抗擊著大部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並由抗戰初期的5萬多人發展成為擁有120多萬人的抗戰主力軍，數十萬革命幹部戰士為挽救民族危亡，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為贏得這場戰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愧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原副館長、研究員阮家新回顧了這場偉大的抗戰。 一。中華民族的脊梁 　　要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至少需要兩個條件。 　　第一，要把廣大民眾充分發動起來，武裝起來，凝成一股誰也無法戰勝的巨大力量。 　　第二，要在複雜多變的局勢下，始終能清醒地指明奪取勝利的正確方針和辦法。 　　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實現這兩個條件的任務真正擔當起來。 　　阮家新說，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共產黨人不僅表現出在一切艱難困苦麵前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表現出能為人民利益貢獻出一切的自我犧牲精神，而且充分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已具有純熟的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 　　1936年10月，當九死一生的長征大軍在黃土高原勝利會師的時候，病榻上的魯迅從白色恐怖的上海發去賀電：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中國和人類的未來。 　　雖然，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和她所創建的人民軍隊還都十分弱小，魯迅先生卻依然認定這些曆盡千難萬險的紅色種子就是“中華民族的梁”。 　　跟隨朱毛紅軍從贛南一直征戰到陝北的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張震將軍追憶，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尚處在國民黨重重“圍剿”之中的中國共產黨就旗幟鮮明地主張抗戰；蔣介石還在威脅“侈言抗日者殺勿赦”時，楊靖宇、趙一曼等共產黨人已經被派往東北組織抗日鬥爭了。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前隻有幾萬黨員和幾萬軍隊，但它是充滿活力並正在向上發展的，在遵義會議糾正“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又經曆了長征的嚴酷考驗後，政治上已經成熟起來，從而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瓦窯堡，這個坐落在陝北的偏僻小鎮後來聞名全國，是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70年前在這裏召開過一次著名的擴大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高舉民族統一戰線大旗”作為黨的重大方針定了下來。 　　“共產黨策略的改變，對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86歲的楊虎城舊部李子含老人說，“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審時度勢確定和平解決的方針，並為之不懈努力，顯示出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的磊落胸襟。” 　　延水河畔，4萬名曆盡艱辛的紅軍戰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路軍； 　　水網江南，1萬名走出深山野林的遊擊隊員組成了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在一二九師抗日誓師大會上，師長劉伯承第一個戴上綴著青天白日徽的黃帽子。大雨如注。9000人含淚摘下心愛的紅星帽。將近70年過去了，劉伯承當年的話語仍回蕩在我們耳邊：“為了救國，讓我們暫時和紅星告別吧……” 　　以平型關大捷為標誌，共產黨軍隊開始在山西廣泛配合晉綏軍作戰。在山西戰場僅兩個月時間內，八路軍就與國民黨軍隊協同作戰百餘次，減輕了國民黨正麵戰場的壓力。 　　1938年初，蔣介石甚至從山西抽出七個師和一個旅交給朱德和彭德懷指揮。 　　在1938年初進行的徐州會戰中，八路軍在華北廣泛的遊擊戰有力牽製了日軍南下的部隊，為台兒莊大捷起到了直接配合作用，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也對此表示了讚賞。 　　在1938年6月武漢會戰中，八路軍、新四軍主動配合武漢保衛戰，先後作戰上千次之多，多次配合了浴血奮戰的國民黨主力部隊。 二。高舉團結抗日的大旗 　　抗日戰爭的最初階段，中國人麵對的局勢是異常嚴峻的：日本侵略者依仗它所擁有的那些優勢，在一年多時間內迅速攻陷中國沿海最富饒的地區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重要城市。中國軍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但也付出沉重的代價。 　　隨著大片國土的淪喪，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難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單在南京大屠殺中，慘遭殺害的中國人就達30多萬。正在為自己民族生存而奮鬥的中國人，沒有一天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 　　這時大家最關切的問題是：這場戰爭的過程究竟會怎麽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怎麽樣才能取得勝利？ 　　是中國共產黨係統而完滿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這篇長文。 　　他在戰爭剛開始不久的時候，就富有預見地指明了戰爭的整個趨勢和前途。 　　他分析了戰爭雙方各有哪些長處和短處，從中得出結論：“中國會亡嗎？答複：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複：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接著，他從雙方長處和短處的消長演變，說明中國在這場持久戰中將經曆三個階段：戰略防禦階段，戰略相持階段，戰略反攻階段。戰略相持階段也許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將是抗戰中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又是轉變的樞紐。在這個階段中，中國方麵的作戰形式主要的是遊擊戰，而以運動戰為輔，這是一場犬牙交錯的戰爭。要進行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動員，“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這篇重要文章的發表，在全國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它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人們對戰爭的未來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從而大大提高了堅持抗戰的信念。 三。堅持敵後抗戰 　　阮家新說，開辟敵後抗日根據地是艱難的，把它堅持下去並得到發展也許更加艱難。要做到這一點的重要條件是：在這些抗日根據地進行廣泛的民主改革。這方麵的政策在1941年以後更一步步得到完善。 　　在經濟上，實行減租減息，合理負擔，自力更生，開展大生產運動，使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在政治上，進行普選，建設三三製的民主政權，成立參議會，把一切要求抗日的人們最廣泛地團結起來。 　　敵後抗日根據地成了真正堅持抗日和實行民主的模範區。 　　正是這些符合群眾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措施，造成了任何力量也無法摧毀的人民戰爭的真正基礎。 　　兵力嚴重不足的日本侵略軍隻是占領了一些城市和交通線，華北和華中廣大農村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控製之下。 　　“抗日戰爭的重擔曆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後抗日軍民肩上。” 　　回顧抗戰，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激情澎湃，“在極其複雜的局麵下，共產黨人沒有退縮，而是堅定地依靠根據地的人民，促進戰爭形勢朝著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方向轉化。敵後戰場在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始終是全國抗日的主要戰場。” 四。人民的選擇 　　從獨立解放到偉大複興，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選擇著自己的命運，而人民也在命運的轉折中進行著曆史的選擇 。 　　2005年5月26日，本刊名譽主編、國際著名記者愛潑斯坦在北京去世。在他的寓所，懸掛著一張毛澤東的石印相片，這張有毛澤東簽名的相片伴隨了他61年——1944年夏天，愛潑斯坦隨中外記者參觀團采訪延安，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愛潑斯坦曾經說過：“記者們在延安及其周圍地區發現了人們那種充沛的精力、堅定的信念和朝氣蓬勃的局麵。”“在此期間，我采訪了毛澤東，一次是集體采訪，一次是單獨采訪。毛澤東對形勢的精辟分析和淵博的知識，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至今還保存著當年采訪的筆記本。” 　　因為一次延安之行而改變了人生觀的，愛潑斯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1936年與斯諾一道最早進入陝北根據地的還有另外一名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他的中國名字叫馬海德，後來為新中國的衛生事業做出了大貢獻。當斯諾結束采訪時，喬治已決定留下來參加紅軍。 　　36年後，斯諾彌留之際，早已使用馬海德這個中文名字的喬治守候在他身旁。斯諾留給馬海德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熱愛中國。” 　　是什麽吸引著這些異國他鄉的人們，如此眷戀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中國？又是什麽吸引著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和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衝破種種阻撓，奔赴抗戰時期的延安？ 　　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斯蒂爾當年在訪問延安10天後感慨：“我覺得在延安的訪問中，真正體會到了共產黨常常說的‘為人民服務’。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會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斯蒂爾在這裏看到的是中共的領袖與人民群眾一起參加大生產運動，毛澤東的夥食標準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每天３錢鹽、５錢油…… 　　1944年，在各方麵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去采訪。這些記者寫了大量報道和評論。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哈裏遜·福爾曼在延安和晉綏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六個月的采訪後，寫出一本《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 　　他這樣寫道：“凡見到過八路軍的都不會懷疑他們，他們所以能以繳獲的武器或簡陋的武器堅持作戰，就是因為他們與人民站在一起。” 　　有許多人在黑暗與光明的抉擇中選擇了共產黨。這一點，從國民黨有關檔案中也可以找到旁證：1944年11月，國民黨兵役部部長鹿鍾麟報告，抗戰7年來，前後征壯丁共1100萬人，實際到達戰場者不及500萬人。幾乎在同一時期，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迅速壯大，主力部隊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260餘萬人，自衛隊1200多萬人。 　　從共產黨人不屈不撓的浴血奮戰中，人民認識了共產黨；從共產黨人為國為民的無私行動中，人民選擇了共產黨。 　　經曆了抗戰全過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徐信將軍回憶，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調動了各階層人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建立由共產黨員、中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參加的“三三製”政權，調節了各抗日階級內部的關係；推行“精兵簡政”，使黨政軍機關更適應遊擊戰爭環境；開展大生產運動，減輕了人民負擔……共產黨所實行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使廣大根據地成為全國人民向往的地方。 　　在軍事上，形成主力部隊、地方武裝和民兵自衛隊三位一體的結構，創造了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敵後武工隊等多種多樣、靈活機動的作戰形式，不停頓地襲擊日本侵略軍，使它日夜不得安寧，並積極準備大反攻。 　　抗日戰爭的勝利，到今天已過去60多年了，這是一場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 　　中國共產黨發起並堅持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支撐長期抗戰並取得最後勝利的決定性力量。凡是在這場戰爭中為了保衛祖國而進行過英勇抵抗和做出過重大犧牲的人，都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而不能忘記的。 （本刊記者 徐曉燕） 鏈接： 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後抗日軍民殲滅日偽軍171.4萬人，解放國土100餘萬平方公裏，建立了遍及華北、華中和華南等19個省區的抗日根據地。 供稿：《今日中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