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明的故事——紀念抗日將領

說明：原貼有少量錯字，沒有時間一一改正。 唐生明的故事——紀念抗日將領 “花花公子”的晚節 作者：沈醉 一 　　唐生明，號季澧，湖南省東安縣人。係曾與蔣介石爭奪過中國統治權的唐生智先生的弟弟，在舊社會被人稱為“福將”。但更多的人卻在背地裏叫他為“花花公子”，並公開說他是一位“哪裏有福享就那裏去的人”，這是指在抗日戰爭中，他跑到南京去投汪逆精衛。直到解放後，我為他寫了一篇《我奉蔣介石之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的文章，發表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輯上，國內外許多人才知道，他去投靠汪逆，不是為了追求淪陷區的生活享受，而是奉命去搞“曲線救國”的。但誰也不會料到，他能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在新社會歡度晚年，保持了崇高的晚節。 　　我與唐生明相識五十多年，做過他的朋友，部下，同事。我對他的情況，了解雖不全麵，但在與他相識後的50多年中的一些活動，還是知道一點，我寫這篇東西，是為了對他的懷念，也是想澄清一些人對他的誤解。 　　1934年間，我在上海擔任軍統局上海特區法租界組組長，兼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行動組長。有天軍統頭子戴笠打電話要我去他在上海的楓林橋寓所吃午飯時，給我介紹認識了唐生明。戴笠再三叮囑我：“以後唐在上海有什麽小麻煩事找你時，一定要盡全力去辦。”他還補充了一句：“不會有什麽大事找你，大事他會找杜月笙（當時上海幫會大頭子），隻有時遇到一些小事時才會找你的。”我當即把我的幾處電話都告訴了唐生明，他記在一個小手冊上。他給我的印象是很大方、隨便。他與戴笠邊吃飯邊談的話，都是些吃、喝、玩、樂的事，沒有一句話是涉及到國家大事與時局的。臨分手時，他要我當晚到揚子舞廳去找他。戴笠聽了馬上代我拒絕了，他告訴唐生明說，我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平時不會上舞廳去玩的。 　　認識他後，他從南京到上海去玩時，除請我吃過兩次飯外，也為了一些小事找過我幾次。記得最清楚的，是有次他在一家理發店理發，一位修指甲的女的，給他修完指甲後，他順手在她臉上掐了一下，沒想到那個女的不依不饒，說他有意調戲她，全理發店的人都圍過來責備他，最後的解決辦法是要他拿出五百元來賠償女的名譽損失。他答應了，說打電話讓人送錢來。他們同意把他扣在一間理發員休息的小房內，等人送錢來。接到他讓我馬上帶五百元去贖人的電話時，我知道是有人在敲詐他，他決不會缺錢用，因他身上帶有支票隨時可以取錢。我便帶了兩個組員，開了一部裝有回聲喇叭的小警車，直奔他約定我去的地方，在快到達理發店時，我把回聲喇叭叫了兩聲，才把車停在理發店門口。當時警車沒有裝現在用的閃光紅燈，而是用回聲很刺耳的叫聲表示是警備車，因為那種聲音是說明有緊急事件，所以全理發店和附近的商店人員都出來看。我帶的兩個組員又把上衣擱在手上，腰上露出一邊一支手槍和手銬。當時，租界上的探警要領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發的槍照才能佩帶手槍入華界，而淞滬警備司令部和公安局的警探也要領取英、法租界巡捕房發的槍照才能佩槍入租界，理發店的人一看到我和組員見到唐生明馬上脫帽行禮時，都驚呆了。我故意問唐：錢帶來了，作什麽用？他把手一指，叫我問一個自認是理發店老板的人。那入一看這種勢頭，哪還敢要什麽錢，連連鞠躬說：“誤會！誤會！”他才高高興興和我們一道走了。 　　還有兩次是他在吃飯時和服務員吵鬧打了人，也是被人扣了起來，我帶人去把他接回的。 　　由於我和他有過這些往來，1938年初，他任長沙警備副司令、代理司令，與常德警備司令兼第二行政區專員兼區保安司令feng悌對調到了常德，我在軍統局臨澧特別訓練班當教官，便去常德看望他。他邀我去他家吃飯時，他和他夫人徐來，都提出要我到常德，當他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我連連搖頭說不行，因軍統局的人事製度很嚴，不允許個人活動工作。他說這不是個人活動，而是工作需要，他調常德時，軍統局遵照戴笠指示，選派了一位黃埔四期畢業，與唐生明同班同學和湖南同鄉的鄧墨村，去當他的稽查處長。鄧為人忠厚拘謹，害怕出事，遇事都去向他請求。他是一個不愛管事的人，有空便打牌、跳舞，很少去司令部上班，所以不到一個月，就感到鄧墨村太羅嗦，希望我去。他和徐來以及徐來最要好的女友張素貞都一再向我表示，一定要向戴笠去說，把我調過去。不久，戴笠從武漢經常德去臨澧特訓班，他們三人都向戴笠說調我去的事，戴也認為鄧謹慎一點沒有理由換他，便答應把我派去幫助他。任稽查處副處長，我去不到兩月，唐還是把鄧免職由我擔任了處長。戴簽把鄧調到江西去任省站站長。唐並要我兼任第二區保安司令部偵察組組長，有關常德及二區治安問題，便要我全部負責放手去辦，不必遇事找他。 　　我到常德不久，就看到軍統局派了幾輛大卡車來，由軍統局特務總隊一個大隊長拿了戴笠一封親筆信給唐生明，他們先去找我，要我帶那個大隊長去見唐。原來是上次戴笠經過常德時，看到警備司令部特務連正在下操，他一眼便看中了這個連的士兵身材高大結實，而且一律佩帶駁殼槍，便向唐提出，要唐把這個連的士兵、武器、裝備等都送給軍統局特務總隊的武裝大隊，因軍統局剛成立的特務總隊（後改特務總團）三個武裝大隊還差幾個中隊沒有成立，唐一口就答應了。所以戴笠回到重慶，便馬上派人派車到常德來接運這個連。唐看到信後，立即把那個連的連排長找來，說他已把這個連送給了軍統局，要他們通知全連官兵，加發一個月薪餉，回去料理一下家務私事，三天後便乘車去重慶。我一看他那麽隨便就把一個特務連送掉了，反而有點著急，因為這個連不但擔任警備司令部和稽查處的門崗哨衛。而且城區有什麽事，稽查處還得調這個連去鎮壓。我便問他：“你把特務連送掉了，誰來擔任城區的治安警衛等工作？”他說：“我不是要他們三天後才動身，三天內我不就可以把區保安司令部指揮的保安團中抽調一個連來代替特務連的工作。”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計他自答應戴笠要走特務連後，便已在作準備，果然第四天一早，他指揮的保安團第三團團長便帶了一個連來接替了特務連的一切工作。 　　唐生明剛調到常德還有點後悔，因為常德遠不如長沙好玩，連吃飯的幾家菜館做出來最好的菜也感到不合口味。過不久，長沙大火，一夜之間全城化為瓦礫灰燼。在全國一片責難聲中，張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負責人，隻好把長沙警備司令feng悌，長沙警察局長文重孚、保安團團長徐昆三個人拋出來當替罪羊，公開槍決，以平民憤，造成曆史上一件“下令無罪，執行有罪”的“三顆人頭萬古冤”。我清楚地記得，當這一消息傳到常德那天，唐生明和夫人徐來、張素貞與我等正在參加常德商會舉行的一次盛大宴會，唐一聽連連拍著自己的腦袋，高興地說：“我要不調到常德，這頓飯就吃不成了！”我也補充一句：“常德的菜雖比長沙的差一點，但卻安全得多。”在座的人自然就這件事頻頻舉杯為他祝賀，說他真是一位名不虛傳的“福將”。 　　我當了稽查處長後。為了調整部署稽查處的工作，曾花了不少時間，把全城都跑遍。當我把稽查處新的工作布置情況向他去匯報時，他聽完之後，突然提出我不了解的兩個地方，叫我一定要派人經常去那裏巡察。我很奇怪，他怎麽會比我還清楚常德的地形？他便毫無顧忌地告訴我：多年前，他大哥當第八軍軍長，他當團長時，才廿多歲，駐軍在常德。他大哥對他管教很嚴，為了不讓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睡的床攔在房門口，讓他睡在裏麵，免得他跑出去。而這位風流慣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從哥哥的床鋪底下爬了出去，等天快亮時，又從床底下爬了回來。他的話剛說完，徐來就說：“現在你晚上要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門打開，不必再從床底下爬出去了。”唐聽了一陣大笑，連說：“現在有這麽漂亮的標準美人做夫人，打我也打不出去了。”玩笑開過之後，唐便告訴我，他指出的那兩處地方，過去是許多暗娼居住的，最易窩藏盜賊與不宄之徒，所以要特別加倍注意。 　　我和唐生明在一起工作近兩年，他和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口頭約定：稽查處該辦的事，我可以放手去辦；即使殺人殺錯了，他也願為我負責，但若涉及到共產黨問題的案件時，不論大小，哪怕一個人，都一定要先去告訴他，絕不準我隨便處理。我說現在是國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是知道不能隨便抓和殺的。他便一本正經地認真告訴我說，軍統可不管什麽合作不合作，抗戰剛開始，他就知道，軍統在上海和武漢就照樣秘密抓共產黨。他強調在他主管的地區內，決不允許發生這種事情。我便向他保證：在常德地區和第二行政區各縣內，我一定照他的指示辦，不隨便抓共產黨和與共產黨有關的嫌疑分子。在那段時間內，這個地區中雖發現過個別共產黨的有關進步活動，但由於唐有話在先，沒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二 　　我記得有過一件這樣的事：有天我接到常德汽車站檢查所長的電話，說一早上唐司令官親自開車帶兩名衛士到了檢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檢查站停車檢查的公路上，不知道要做什麽。我立即趕去，隻見唐生明軍服整齊地站在停車受撿的欄杆前，朝從長沙方向來的車張望。我跑過去問他有什麽事我可以代辦，請他去檢查站休息。他隻搖搖手，叫我不要站在他身邊，我便去和檢查所的人談話，他們都猜不出司令官來有什麽事。不一會兒，從長沙方麵開來一輛黑色小車，正準備停車受檢，他上前一看，馬上向車內的人敬了一個軍禮。之後，便把手一揚，叫檢查人員把欄杆高舉，讓汽車通過。車內的人也沒有下車，什麽手續也沒辦，就向桃源方向駛去。唐生明也立即跳上車尾隨著走了。我便打電話到桃源汽車檢查所，說司令官陪送客人經桃源時，千萬不能讓停車，要隨到隨放行。打完電話，我就等在檢查所，直等到唐開車回來。他邀我去他家，坐下之後，我才問：“剛才是送誰走？”他狠狠地吸了兩口煙才反問我：“你猜猜是送誰走？”我搖搖頭，心想許多人都說他是直腸子存不住話，怎麽今天卻把這樣一件事保密到這種程度，他見我沒有能猜出，才用得意的口吻說：“我剛才護送出境的是周恩來。”我立即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副主席和政治部副部長？”他連連點頭。我當時真有點驚異，一位共產黨副主席兼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當時周兼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上將副部長）打從我管轄的地區經過，我事前毫無所知，連登記一下都沒有，我怎麽向軍統局作交代？他看到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訴我，他是接到長沙朋友的電話，知道周恩來要從長沙乘車經常德、沅陵去重慶，所以親自護送他出境，還打了電話給沅陵警備司令孫常鈞，要他親自負責護送出境。他說周是他在黃埔軍校的老師，他還說他在共產黨中有不少朋友，過去共產黨在平江、瀏陽搞武裝活動時，槍支彈藥等缺少，他還送過一批，後來這些武器都被拖上了井崗山。當時有人把這件事向蔣介石告了密，他被蔣介石痛罵一頓，說他太糊塗不懂利害。他說他什麽朋友都交，也不管什麽主義不主義，隻要是認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就是掉腦袋也不在乎。我從他家中出來，立即用加急密電向戴笠和軍統報告：說唐生明護送周恩來過境，事前不告訴我，還把他和共產黨交朋友等說了一些。戴笠可能比我更知道唐的為人，沒有給我回電，隻有軍統回電指示我：“繼續注意，隨時電告。” 　　唐生明在用人方麵真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放手做事，他從不在小事上去斤斤計較，當時一些愛抓權的主管官批公文時，往往詳細具體地批上自己的意見，要部下去執行；有時則批交主管官擬具辦法呈閱後再決定。而唐生明批公文時，往往隻批兩個字，如交參謀處辦的則批“參辦”，交稽查處辦的批“稽辦”，從不主動去查問批辦的事辦得如何。有時部下主動去找他匯報辦理情況，他總是說“辦好就行了！”由於他這樣對人對事，他的左右親信便鑽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當受騙。而最使得他代人受過而深感頭痛的一件事，是常德警備司令部剛擴大為常桃（桃源）警備司令部時，按組織規定，可在桃源設立一代行司令部職權的辦事處，原任桃源縣長劉某，因在縣長任內，任意魚肉人民，被人告發而撤職。他一聽到要在桃源成立警備司令部辦事處，認為這是一個大好機會，便不惜花大本錢，在唐的左右大肆活動。唐聽了他的副官處長呂某的話，居然同意讓劉去當桃源辦事處主任。我得知這一消息，馬上趕去力爭不可再讓劉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隻能在第二行政專區內給他別的職務。唐聽了很多人的話，說出過一次毛病的人不會再亂來，一定會小心謹慎工作。我再勸他也不聽。最後還是發表了劉某為常桃警備司令部駐桃源辦事處主任。這個主任有許多地方比縣長職權大得多，因為抗戰時期是“軍事第一”，警備司令部根據緊急治罪法，可以先斬後奏有權能先殺人。劉某上任後，除了用種種辦法去懲治告發過他的人外，連他們家屬也不放過，直至發展到找借口亂殺人，有一次他實行先斬後奏，一次槍決了與他不和的六個人。六條人命畢竟不是小事，反動政府再包庇，也經不住死者家屬到處去控告，連素不怕事的唐生明也感到有點麻煩。我力主馬上把劉某扣押交軍法處，自己先處理好站穩腳跟，唐還在猶豫時，得過劉好處的人，馬上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劉，他便攜老婆連夜潛逃。我一聽到這消息，隻在電話中告訴了一下住在離城二十多裏的唐生明，他讓我馬上去把他追回，以免唐代人受過無法作交代，他同意了。我估計，他們一定逃雲南，因一可以出國去，二是雲南在龍雲統治下不能隨便去抓人。我利用軍統關係，找到很快的汽車先趕到貴陽，劉和老婆一下車就被抓到了。唐總算鬆了一口氣，讓我把劉押解到長沙去歸案，他也自請處分。 　　當時在湖南負責的軍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智、唐生明兄弟有深厚交情，不少是唐生智舊部，對唐生明自請處分根本不當一回事，因為主犯劉某已逮捕歸案了。不過當時駐在常德的二十集團軍副總司令兼洞庭湖警備總司令霍揆彰，卻早就想找岔子並調常桃警備司令部，因霍是國民黨中陳誠係統骨幹，陳和戴笠是對頭。霍認為唐與戴笠有關，特別對唐的生活作風不滿，唐又不向他低頭。看到桃源發生草營人命的事，唐自請處分竟沒有一點表示，還是照樣在常德花天酒地，他便通過陳誠等向湖南省負責人建議：既有洞庭湖警備總司令和二十四軍在這一帶駐防，常桃警備司令部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他們要求撤銷常桃警備司令部，業務並入洞庭湖警備總司令部，常德治安留一個稽查處就可以了。這也是對唐的一種處分。這一建議很快得到批準。霍揆彰本想借此機會把稽查處抓過去，派他的人來當處長，結果由於各地的稽查處和警察局一貫是由軍統人員擔任，他無法抓到手。便將稽查處改為常德軍警稽查處，仍由我任處長，不過要受洞庭湖警備總司令部的節製。 　　當我把這一情況向戴笠和軍統匯報後，戴笠馬上發來一急電讓我轉給唐生明，說有要事麵商，希望接電後即去重慶。唐接到撤銷常桃警備司令部命令後，正感到苦悶時，得到戴笠電報，便叫我複電，說他先回東安老家去看看母親，就跟著去重慶。結束工作，全由副官處長呂某代為辦理。 　　我把唐送走之後，霍揆彰表麵上對我還客氣，不久，我的幾個部下因檢查難民時強行沒收一家上海難民的金條，我開始還不相信，他們竟敢如此大膽，隻把他們扣押在稽查處辦公室內，沒有送到監獄。不料一夜之間，竟逃跑五個，隻留一個有家眷在常德的沒有跑，洞庭湖警備總司令部和軍統局聞報，都派法官趕到常德進行調查，審訊未逃的一人，結果雖查出我未參與，但還是認為我管教部下不嚴，我便自請處分，戴笠便決定調我去重慶，改派沅陵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黃加持接替我的工作。 　　我到重慶見到戴笠後被他罵了一頓，他還聽了許多不實的事，經我解釋後，才沒再罵下去。隔了幾天，我到軍統局去又見到了戴笠，他告訴我，唐生明已來渝，乃即往見。唐告我，他將有一特殊重要任務，戴笠還準備好讓我去充當他的助手，他這次談得很含糊，我隻大致上估計他將去淪陷區工作，而我告訴他，已決定讓我去上饒第三戰區編練處訓練便衣混成隊，他說：“任務是一樣”，我聽不懂他說這話的含義，也不好詳細問他。 　　 三 　　唐生明把徐來、張素貞暫安頓在東安老家，自己一人先去重慶。戴笠陪他去見蔣介石，蔣當麵指示，要他去南京、上海工作，說這是挽救民族危亡，戰勝日軍的一個重要策略，隻有他才能有條件完成。唐聽了很高興。因為這特殊任務當時真隻有他具備這一條件：—是要有膽量；二是要有種種人際關係。否則不是去送死就是坐大牢。唐因他大哥關係過去與汪精衛有過往來，而與周佛海、葉蓬、褚民誼等漢奸頭目都是要好的朋友。而且對他個人來說，生活上的享受比後方舒適得多，朋友們都知道他最愛吃、喝、玩、樂，若說他是受不了後方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投敵，許多人是會相信的。當時他大哥唐生智卻堅決反對。他認為：自己是很堅強的抗日將領，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敵，外人不知他是負有特殊任務，還以為自己同意弟弟去當漢奸，興許還有過去不滿他的人，以為是他派弟弟去和汪逆聯係為自己謀出路，這將置他於何地？兩兄弟為此事幾乎吵了起來。唐生明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見的，這次卻沒有聽從他的勸告，而心甘情願忠實執行了蔣介石的命令。為了勸說唐生智不要阻攔唐生明去南京，戴笠親自去拜訪他，唐生智仍舊不同意讓唐生明去，並說了許多諷刺戴笠的話，戴笠對這位國民黨的老前輩莫可奈何，隻好請蔣介石親自來做說服工作。蔣介石便給唐生智打了一個電話，要他以國家民族為重，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強同意，臨行前唐生明去辭行，懇求他寫封信給汪精衛，因他倆過去關係很不錯，唐生智一聽氣憤異常，指著唐生明的頭說：“你不顧一切，隻圖自己去享樂，還想把我也搭進去，別人如果拿我寫給汪的信來攻擊我，我如何自圓其說？你要去你就去吧！見到汪精衛等人也不準提到我，我決不會再和他們往來。” 　　為了假戲真做，還得由唐生智出麵登報聲明與唐生明脫離兄弟關係才行。當戴笠派軍統局人事處長李肖白去見他，說等唐生明一到南京，南京偽廣播電台和報刊發表這一消息時，重慶的報刊和廣播電台也得立即發表一則他和唐生明脫離兄弟關係的消息。唐生智餘怒未消地對李肖白說：“一切都是由你們安排的，用不著找我商量，你們願意怎麽辦就怎麽辦吧！”李肖白碰了一鼻子灰回來，戴笠又親自趕去看他，據說唐生智還是諷刺了戴笠幾句。戴笠雖然很生氣，但還得利用他這塊老招牌，以達到假戲真做的目的。 　　當唐生明到達南京，南京國民黨漢奸組織也有一個中央社，立即發布一篇新聞，標題是《唐生明將軍來京參加和平運動》，內容如下： 　　“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以來，革命軍人，諳識體治，深明大義者，紛紛來京報到，積極參加和平運動，頃悉唐生明將軍業已來京。唐將軍係唐生智之胞弟，畢業於黃埔軍官學校，中日戰爭發生後，任長沙警備司令，長沙大火之前調任常桃警備司令以迄於今。因鑒於無底抗戰之非計，乃毅然離去，不避艱難，間關來京。汪主席於踢見之餘，至為欣慰，且深致嘉許，已決定提請中央政治會議，卑以軍事委員會委員要席，俾得展其抱負雲。” 　　1940年10月4日，南京偽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會議時，還逆精衛以偽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身份，交議了大批新任命人員名單，其中第十四項便是：“擬特任唐生明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決議：“通過，送國民政府任命。” 　　正在這時，重慶方麵也於10月10日到19日連續在“中央日報”等大報上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號字刊出“唐生智啟事”，全文如下：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為常多失檢，雖告誠諄諄，而聽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離湘，潛赴南京，昨據敵人廣播，已任偽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殊深痛恨！除呈請政府免官嚴緝外，特此登報聲明，從此脫離兄弟關係。此啟。” 　　緊接著，重慶國民黨政府也對唐生明“叛國投敵”發出一通“通緝令”，這場假戲做得十分逼真。 　　唐生明在南京停留了一個短時期便回到了上海，因為他從香港到上海後，大漢奸葉蓬便把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4號一座花園洋房讓給了他，周佛海還送他一輛漂亮的小汽車，這些正是他所追求的。 　　唐生明開始還不知道：不但汪精衛認為他是蔣介石派去準備以後汪蔣合作的代表人物，連日寇方麵也曾研究過，蔣介石派這樣一個人去是為了將來中日戰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這人可以出麵來談和談條件，是預派的“和談代表”。所以他在上海不僅僅軍統地下工作人員奉戴笠之命要保護他，連汪逆、日寇也要保護他。但他當時不了解，開始還是提心吊膽過日子，戴笠交給他的三個任務，他一個也不敢執行，而是整天去吃喝玩樂，以避免敵偽的注意。 　　戴笠當麵交給唐生明的任務：第一是要他運用過去與漢奸的關係掩護軍統在淪陷地區的工作，並在他家中安置一部特工電台；第二是對汪偽組織中一些重要官員多接觸，必要時可透露蔣介石能原諒他們，並關懷他們、理解他們投敵是不得已的；第三是要利用敵偽的力量，去消滅在江南的新四軍和其他由中共領導的地方抗日武裝部隊。戴笠再三強調這項任務的重要性，並說看來最困難，但也最容易，因為日寇，汪逆都是反共的，同一目標，可以采取統一的和公開的手段進行……。唐生明認為最不容易進行的是第三項任務，很快他就體會到戴笠的分析太正確了，因為日偽也把新四軍當成“心腹之患”，他們也想和蔣介石軍隊取得默契，三方麵聯合起來對付新四軍。1941年5月，汪偽政府便成立了一個龐大的反共軍事組織——清鄉委員會，由汪逆親自擔任委員長，以陳公博，周佛海為副委員長，特務頭子李士群兼任秘書長負實際責任。李的助手汪曼雲任副秘書長，協助李工作。 　　委員會下設四個處，唐生明被任命為負主要責任的軍務處處長。 　　這個會在四月間開始醞釀時，李士群便找唐生明研究，一再表示讓他去負責軍事方麵工作，無疑是利用他能與蔣軍配合，唐最怕要他擔任實際工作，一直沒有同意。後來他把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和人事情況，以及李要他負責軍事等向重慶密報後，蔣介石指示戴笠轉告唐應當參加進去不能推辭，並規定他的任務，一定要很好利用日偽這一支武裝去消滅新四軍和中共領導的其它地方武力。所以李士群最後一次提出時，唐就同意了。 　　這個委員會是集汪偽組織中所有大漢奸於一體的，委員中幾乎把各院、部長、省長和什麽司令官，特務頭頭等都網羅了進去。 　　1941年6月中旬，汪精衛召開了一次清鄉地區行政會議，會上決定以蘇州為中心，向四麵展開。一個月後，清鄉委員會便成立了辦事處，實際上是把南京的整個清鄉委員會的組織機構和人員都搬到了蘇州，辦事處主任由秘書長李士群兼任，汪精衛並指定軍務處長唐生明兼辦事處副主任，協助李工作。七月初，李士群和唐生明為了表示決心認真工作，都把家從上海遷到了蘇州。 　　蘇州實驗區的範圍，當時劃定是東自昆山沿京滬鐵路到鎮江，南邊包括太湖沿湖各縣，北邊到長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陰，共約二十個左右的縣，也就是新四軍經常活動的地區。 　　清鄉辦事處指揮領導的偽軍，大部分是過去日本人曆年來所收編的土匪改編成的保安部隊，共有好幾萬人，分散在各縣，原來一直是由日本人領導，這時名義上是交給辦事處實際上還是掌握在日寇手中，這些偽軍頭子一向認賊作父慣了，他們心目中對後來居上的南京偽政府的漢奸們，並不買帳，有些不願當奴才的奴才，而願直接與主子打交道，汪逆和李士群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並不硬性去指揮他們。 　　另有一些部隊則是南京偽政府成立後自己組織起來的，這些部隊有不少是國民黨蔣軍中的軍官率部投敵後擴充起來的，也有些是後來招募的。這些軍隊雖同樣受日本人控製，但和汪偽政府的關係就與地方保安部隊要不同些，比較聽話，汪精衛提出的所謂“建軍”，就是要建這樣的部隊。 　　在這些新建的部隊，除了一些是從蔣軍中投降過去的外，唐生明還從被俘的俘虜中去挑選，特別是由軍統領導的“忠義救國軍”中被俘的軍官，幾乎都由他選出後保薦到偽軍中去當骨幹，以鞏固他在偽軍中的個人力量。 　　在實驗區內有幾個日寇的聯隊，這是清鄉的主力軍，他們不能隨便指揮，一些星散的地方武裝抗日部隊，日本人總是讓偽軍去對付，以實現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目的，隻有發現了新四軍主力時，他們才願去打。 　　 四 　　蘇州辦事處組織龐大，職員有三、四百人。辦事處的真正負責人，是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的晴氣大佐。他也是李士群的後台老板。晴氣擔任辦事處顧問後，梅機關也在這個地區設立專門機構，由晴氣領導。另外還有一個金子大佐，則是日本另一特務機關派去的重要特務。此外還有日軍派去的幾個校級參謀，如大野少佐，小笠原少佐，這些人與日特機關都有密切工作關係，辦事處一切工作，都得先向這些日本顧問請示，事無巨細，他們都要過問。他們控製的辦法很毒辣陰險，在許多公開場合中，他們總是讓漢奸們出麵做樣子，實際上一切都早由他們決定和安排好，隻通過漢奸去執行。特別是要出麵作惡人時，都由漢奸出麵，有些使群眾反感不大的，他們才願出麵，以此收買人心，使一些比較單純的人認為日本人比漢奸要好一些。 　　當時辦事處雖有大批日偽特務人員，卻很少能搞到有關新四軍活動的情報，唐生明通過軍統在那裏的組織，反而可以得到一些，他報到重慶後，戴笠奉到蔣介石指示，要唐生明繞一個圈子，作為他運用的人得到了這些東西而送給李士群與日寇，好讓他們派部隊去進攻新四軍。像這種罪惡活動，我在幫唐生明寫回憶錄時，曾多次請他能具體詳細一點，他再三回憶說這樣的事有過好幾次，但都不是新四軍的主力，而是地方人民的抗日武裝。他不但奉命要設法讓日偽軍出動去攻擊，還曾奉命叫他通知軍統領導的“忠義救國軍”去夾擊和堵截，但效果都不理想，因為對方的消息很靈通，老百姓一看到敵偽軍出動，就星夜兼程送信去，往往敵人趕到隻是撲一個空。當時李士群常和唐生明密談，他們完全知道沒有力量能消滅新四軍，隻希望新四軍能自己離開這個地區到別處去，不再來這個地區活動就可以作交代了。兩個多月以後，新四軍作了戰略轉移，大部隊向蘇北方麵安全轉移，他們便借此大吹大擂，說什麽“短期內取得了出人意外的空前巨大勝利，實驗區內已無共軍”。這一捏造的假成績連日寇也相信了，同樣向上級去請功，日寇駐南京的派遣軍總司tian俊六也信以為真，決定親自到蘇州來視察。 　　八月底，前後由鐵甲車嚴密保護下，tian俊六的專車，駛入蘇州車站，李士群想搶先上車去迎接，卻被日衛兵擋住，叫他在月台上等候，tian俊六好像故意來測驗一下奴才們的耐心，他在車廂內觀察了好一會兒，才慢慢地走出來。他剛一露麵便是一陣歡呼，李士群這時才能趕上去向他行禮，接著便介紹唐生明等幾個重要官員和他見了麵。 　　tian俊六下車後先在車站附近檢閱了一隊日軍之後，才由日偽人員簇擁著去到蘇州宮巷的辦事處，李士群親手把許多所謂“功績”的報表恭恭敬敬地呈送給他，他連看都不看一眼，便交給了他的侍從參謀。李士群原來準備的長篇口頭報告，一看到他這種神氣，隻好改為幾句簡單的頌詞，說明“清鄉”能取到一些成績完全是依靠他和日軍的“神威”才取得的。tian俊六聽了總算笑了一下，也勉勵了李士群幾句，李士群便感到極大的滿足了。 　　在盛大的午宴之後，這個敵酋便在前呼後擁中驅車在蘇州城內繞了一個大圈子，並在幾處名勝古跡處玩了一下，便算是“實地視察”完畢。李士群為他忙了幾天準備好的住宿處，他連去看一下都沒有興趣，逕直到日軍小林師團長處去過夜，沒有給奴才賞一點麵子，弄得李士群很為難堪。 　　tian俊六這麽匆匆地看了一下之後，第二天上車前表示了幾句比較滿意的話：他認為經過“清鄉”以後，這個地區的情況比過去的確不同得多，也認為偽軍畢竟是地方部隊，能很好地在日軍帶領下作出成績來。 　　蘇州地區經過tian俊六去打氣之後，日偽軍官們更加“積極”，而在這個區內的人民就更加遭殃了。雖然日偽軍出動更為頻繁，但卻沒有能找到新四軍的部隊，偶爾繳回一些破舊搶支送到辦事處，說是消滅了多少“新四軍”。 　　到了1941年9月中旬，汪精衛剛率領大批漢奸去日本朝拜天皇回來，聽說tian俊六都這麽重視蘇州清鄉實驗區的成績，還親自光臨視察，也決定要親自去看看。李士群得到這一消息，又大忙特忙準備一番。他希望汪逆這次視察比tian俊六更要滿意，並準備發動大批群眾來一次空前的熱烈歡迎。 　　由於汪精衛決定要乘坐日本天皇賜給他的那架專機去蘇州，以顯示他的身份，所以蘇州機場得重新整理。在他到達那天，從早上起，機場通往城內的那條道路便封鎖起來，不準人民通行。沿途如臨大敵地作好森嚴警戒，李士群不知從什麽地方得到一個情報，新四軍派了便衣隊到蘇州活動，使汪逆到蘇州時，更緊張異常。 　　汪逆的專機抵達蘇州時，艙門打開，完全出乎歡迎者的意外，從不穿軍服的汪精衛，這次竟穿上大元帥戎裝，佩帶上將領章，他為了表示他的政府和軍隊都是國民黨的正宗，所以在領章前端加上一個青天白日的國民黨小黨徽，和後麵代表官階的三角金星並列，看上去不倫不類。 　　汪精衛雖是文人出身，但逃到南京成立了偽政府後，卻完全要模仿蔣介石，除把黨、政、軍三方麵大權集於一身外，什麽都由他領導，連稱呼也要和蔣介石一樣，他不喜歡別人叫他“主席”，而要人叫他“委員長”或“領袖”，因他也是兼任南京偽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同樣規定：偽軍官兵聽到別人提到“委員長”和“領袖”時，也要象對蔣介石一樣，站著要“立正”，坐著要起立，以示敬意。 　　李士群得到汪要去蘇州視察的消息後，馬上找唐生明商量，叫他專門安排一次隆重的軍事大檢閱，好讓汪多過一下“委員長”的官癮，因唐生明看到過蔣介石檢閱軍隊的場麵，李士群和汪曼雲都是文人，對這一套是外行，所以決定由唐擔任大檢閱的總指揮官，一切由他去安排。 　　唐生明聽到那次隨同汪去蘇州視察的人員中，有幾個日本顧問，他們當中除了汪的最高軍事顧問影佐中昭是少將外，其餘幾個都是大佐、中佐。唐生明在蘇州穿軍服時，一向是掛中將領章，因他是汪偽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那天他考慮再三，感到一個中將要向日本少將、大佐、中佐去敬禮，實在說不過去，既擔任總指揮官又不能不穿軍服，臨時他隻好降兩級配帶一副上校（相同於日軍大佐）領章。當時駐在蘇州的偽軍第二軍軍長劉培緒本是少將，一看唐生明在預習時掛上校領章，他那敢掛少將，也趕忙換上一付中校領章。李士群看到非常奇怪，忙勸他不必這樣，怕日軍顧問不高興，唐生明和劉培緒還是堅持降兩級好一點。當時重慶方麵的報紙，曾刊出唐生明掛校級領章向日本軍官敬禮等情況的照片，說明唐投敵後要降級錄用，還得向日軍官去低頭。 　　那次受檢閱的偽軍，除第二軍一部分比較整齊一點外，其餘是些拚湊起來的保安團隊，共有好幾千人，汪精衛一聽到李士群為他安排了大規模軍事檢閱，非常高興，檢閱儀式開始後，汪在得意之餘，幾乎當場鬧出一次天大的笑話來。原來汪一向穿便衣，過去向人答禮時總是習慣地把帽子摘下來拿到手中，頻頻點頭就算是答禮了，這一天，他看到隊伍經過檢閱台向他敬禮時，這位站在台中央的“大元帥”卻手忙腳亂地把右手向上一抬，準備去摘那頂鑲金邊的軍帽時，一看到站在身邊的日偽軍官都是舉手行軍禮時，他才恍然大悟，趕忙把手指伸直，從帽頂落下來停在帽簷側麵，顯得十分不自然，但總算沒有把帽子摘下來，丟醜還丟得不太厲害。可是香港等地報紙還是添油加醋地把他這次大檢閱描繪成為舞台上的小醜一樣，弄得笑話百出。 　　檢閱儀式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汪精衛看到自己有了那麽多軍隊，十分高興，又不顧疲勞集合全體官兵講了一次話。他的講話是有名的，不用講稿，竟滔滔不絕地又講了一個多小時。 　　一套漢奸賣國賊的狂吠亂叫之後，部隊向他敬禮時，他差一點又準備用手去摘帽答禮。 　　第二天，汪精衛按計劃率領日偽軍官進行巡視，從蘇州循公路北行，到長江邊的常熟等地時，唐生明陪他坐在一輛有避彈裝置的保險汽車內，傾聽他死心塌地甘願當日本人的奴才而又有一套漂亮的口頭禪。他說“過去國民黨反共反了那麽多年，沒有反得了，今天能把日本人也拉下水來幫我們反共，這又有什麽不好？”可是他就沒有敢提到，拉日本人下水反共，付出的代價是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他沒有去想：他將成為千古罪人，而隻圖安享目前的殘羹剩飯。 　　從常熟過白茆口、支塘時，當地都有許多老百姓被逼去迎送，他看到那一群群麵黃肌瘦，衣不蔽體的人有氣無力地搖著小旗，還很得意，並讓隨行攝影師攝下那些鏡頭，在報紙上去宣傳，形容為“萬人空巷，夾道歡迎”的“空前盛況”。 　　 五 　　汪精衛對蘇州區的清鄉工作具有特殊興趣。1942年1月又第二次去巡視，4月間又第三度前往。到了1943年7月間，蘇州區成立兩周年時，他第四次去檢閱，他每次去都是穿大元帥服或白色海軍上將服，照例得檢閱軍隊。他對這個實驗區的所謂成績很重視，並總結出一套經驗，還決定擴大清鄉區的範圍。1942年後，便成立了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蘇北行營，以藏卓為主任，行營設在蘇北泰興，所轄鹽城、高郵、如皋……等縣，任務是負責堵擊從江南地區撤出向蘇北轉移的人民武裝力量，另一方麵是準備向蘇北解放地區推進。 　　當時江南地區雖沒有新四軍的大部隊活動，可是在城市內卻比以前更不安寧。汪精衛便決定在大城市也設立了“清鄉區”上海市的清鄉委員會主任由偽上海市市長陳公博擔任，負責“清剿”上海市區和郊區的新四軍便衣隊。汪精衛強調這是第三期的清鄉運動。上海一些認識唐生明的人常和他開玩笑說：“你們天天喊清鄉，清了幾年，越清越近，現在清到大馬路上來了，這是怎麽搞的？” 　　為了蘇州區的消鄉工作，李士群和江蘇偽省長高冠吾經常爭吵不休，汪精衛為了表示重視清鄉工作，決定統一事權，將高冠吾調職，於1943年1月，以李士群兼江蘇省省長和江蘇省保安司令及江蘇國民黨黨務辦事處主任，把黨政軍大權全部集於李士群一身。李要唐生明擔任他的保安副司令兼省保安處處長，協助他整編和指揮全省的保安團隊。 　　約在1943年春間，汪精衛又親自設計了一種“清鄉紀念章”，明令頒發給擔任清鄉工作的日偽軍官和參加清鄉運動的地方大小漢奸。這個紀念章中間是井田嘉義，四周綴有“確立治安、改善民生”八個小字，分為金銀銅三種，唐生明分到一枚金質的。 　　蔣、汪兩方麵在反共問題上，不僅軍事是采取一致行動，其它方麵也是一鼻孔出氣，當時上海一些大漢奸見到唐生明時，都對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讚不絕口，認為這是最“高明”的措施。 　　當時上海一些漢奸辦的報紙上，時常刊出一些什麽“渝共衝突激化”，“渝共兩軍時有摩察”等一類消息，在刊出這些消息時，他們總是站在蔣介石一邊，毫不掩飾地表明他們是一家人。據唐生明回憶，他在淪陷區與李士群、陳公博，周佛海、葉蓬等大漢好頭目個別交談中，他們都感到共產黨的可怕。總認為遲早他們會和蔣介石達成合作協議。而實現汪、蔣合作最大的障礙，便是共產黨。 　　約在1942年冬，軍統局潛伏在上海的上海特區組織，被李士群的特務破壞，區長陳恭澎也被捕。當時李士群與唐生明正在蘇州搞清鄉工作，李得到報告，立即趕回上海處理。結果在清查特區檔案中，發現了一個密電稿：內容是向重慶建議：“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殺個別日軍官兵，因為這種作法得不償失，如軍統在上海愚園路附近暗殺了幾個日本憲兵後，日軍立即把這個區封鎖起來，逐戶搜捕可疑人員，成千人受累，幾十人被殺，使居民產生極大反感，因而對重慶政府產生不滿，希望以後不要再這樣零零星星去搞這類工作，以免失去淪陷區民心。”他們對這份電稿非常重視。因當時軍統上海特區正熱衷於搞這些活動，由於於起來困難不多，功勞不小，也得到重慶方麵的重視，可以拿這些來宣傳他們是如何積極抗日，至於滄陷區老百姓為此付出的代價就不管了。經過仔細研究電稿內容，絕不是上海特區特務們的口氣，那一筆不整齊的筆跡，更和唐生明差不多，李士群等便肯定這電稿是唐生明拍發的。他們既高興唐生明有這一建議，可以不再去淪陷地區暗殺日軍官兵，為他們減去不少麻煩，連幾個日本顧問看到這內容也十分高興；但一方麵又很不滿意唐生明，既與重慶方麵有這種非同一般的深切切係，為什麽不早點老老實實的告訴他們，或多少透一點風也算夠朋友的。唐被發覺還一個勁的矢口口否，李士群便不得不采取不客氣的手段來對付他。 　　李士群在深夜讓唐生明和他妻子徐來一同回到上海，說有要事麵商，唐已風聞軍統上海特區被破獲了，但但也好硬著頭皮去。一到上海，便看到李士群特工總部的一個殺人魔王傅也文去車站等候他，唐生明想乘自己汽車先送徐來回家，傅板麵孔堅決不同意，而讓唐生明夫妻乘他的車，一直駛往極司菲而路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直被送進李士群的辦公室。唐夫婦一走進去，便看到李士群正在審訊張素貞，當時唐和軍統聯係，是利用開設在他家附近一家雜貨店來接頭，張素貞便是常去聯絡的人。上海特區被破獲，這雜貨店和張素貞也被卷入進去。 　　李士群一見到唐生明，劈頭就談陳恭澍被捕及牽涉到他的問題，語氣中很有責怪之意。唐再三解釋，還是隻承認過去與戴笠是朋友，沒有替他工作那一套老話，這次李士群卻不再客氣，叫人把陳恭澍帶來對證，經再三威脅，陳恭澍也不承認與唐生明有往來。李士群很耐心一再說明，與戴笠有工作關係不要緊，隻要不避開他，把他也當成要好的朋友，什麽事都可以和他談。唐生明被問得急了，便大聲嚷嚷：“殺了我，我也隻承認與戴笠是朋友。”李很重視這句話，因從那份電稿的語氣上也可看出，不是部下向上級作報告，而是朋友相勸告的建議性質。當時，唐在上海可海利用幾處電台與重慶聯係，許多都是向戴笠匯偽日偽方麵的情況的，電報發出後，便將電稿焚毀，隻有這份通過上海特區發的電報，是建議不要再搞暗殺，電稿還存在上海特區，正好被他們查出，這對唐生明是非常有利的。 　　李士群見陳恭澍堅決表示沒有和唐生明在工作上有往來，隻代他發過這份電報，還是輾轉送給他的。李隻好讓人把陳帶走，才慢騰騰地對唐生明說：“這個問題，我解決不了，汪先汪有電話來，讓送你們去南去見他，你當麵去向他談談吧！”當晚，唐生明、徐來、張素貞三人便被一同送往南京，第二天到車站去接他們的有幾個佩參謀銜的日軍參謀官，唐生明以為這一下完蛋了，這幾個日軍參謀官肯定是主管情報工作的，他們得知這消息，也到車站想把唐生明三人接到他們那裏去。因為當時日本人要怎麽辦就怎麽辦，連汪精衛、李士群都無法幫助，這幾個日本人的出現，肯定事前連李士群都不知道。隨李士群送唐群送的人員有李士群的翻群夏仲明，日語很流暢，他忙把這幾個日軍參謀拉到一邊，鬼鬼崇祟談了一會後，又把李士群拉過去談了一會兒。看樣子，日本軍官態度很堅決，李士群隻好用無可奈何的神情同意讓日本人把唐生明帶走。 　　幾個日本軍官把唐生明帶上汽車，一直開到日本在華的最高指揮機關派遣軍總司令部，下車後便帶他去到參謀部。這時唐見到過見認識的都甲大佐、延原中佐和從上海趕來的市川中佐（上海登部隊十三軍參謀）三人早等人那裏，使唐生明感到意外的是他們一見到唐，都非常客氣地熱烈和他握手。他們先安慰他一番，叫他不用害怕，還連連稱讚他那份電報提出的建議很好，最後才由都甲大佐正式向他談出：“我們很久一直找不到找蔣介石閣下有關係的人來商談，今天總算找到了閣下，我們非常高興，所以特別請你到這你來談談。”稍停一下，便接著談到唐能夠到南京來工作，他們很歡迎，可惜沒有早點讓他們知道，他們要盡力支持，並表示希望唐把與重慶聯係的電台保留下來，由他們來負責保護。還說南京政府決不敢難為他，一切由日方作主，要是沒有專用的電台，還可以快點建立起來。 　　他們這一番話，真使唐生明感到十分驚異，這完全出乎的預料。但他又提醒自己，千萬要注意不可上當。 　　談了一會兒，他們見唐沒有明確表示，也看出創見還有疑懼，便又陪他見總參謀長河邊正三中將，他見到唐也非常客氣，除了重複都甲那一套話之外，還更坦率地說：“我們因為找不出更好的辦法，才請汪先生出來，希望通過你能和蔣介石閣下直接商談中日合作方式，請多從中協助我們早點完成這一任務。”他越談態度越謙和，還對蔣介石大大地恭維了一番，並反複說幾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為了大東亞共存共榮，……我們應當很好地合作起來一同反共。……”最後他還談到已決定要經常派人與唐保持密切聯係，並負責保護唐的安全，保證他人工作能順利進行。同時對唐建議重慶不要再去暗殺個別日本人，說這種建議是很有見識的，他們不但重視也十分讚賞。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唐生明既害怕又高興，他慎重考慮，應如何答複他們，因為與日本人打交道很難，他們是隻講利害而不講交情，稍不合意馬上反臉無情，隨時可以殺頭。 　　在河邊一再提出要唐生明充當和談任務時，他最後也不便再推，隻好說：“我在重慶認識的朋友的確很多，也能見到蔣先生，我願意和你們一起先研究一下，再去向他們商量，看他們的態度如何再說。” 　　這一不亢不卑的答複，他們也不便再勉強談下去。河邊便陪他去見司令(火由)俊六。(火由)俊六在蘇州見過他見過他見他就客氣得多了，因為情況他也知道了，便又重複河邊等人的話勉勵了他幾句，告辭出來。河邊招待他吃了一頓午飯便讓他回到李士群家中。李士群又恢複了過去一樣親熱，他還是建議應當去見汪精衛，向他報告這一情況。 　　 六 　　第二天，唐生明去見汪逆時，心情完全不同了，因為日本頭頭這麽重視他，他對汪也滿不在乎了，汪也知道了昨天發生的事，見到唐的時候，現出一臉尷尬相，他知道日本人有了他並不滿足，還在設法要與蔣介石去聯係，這無形中說明了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份量是有限的。他當然不在這方麵表態，隻埋怨唐生明為什麽一直瞞住他，暗中與重慶保持聯係，太不夠交情。他認為對唐是推心置腹，那樣信任他而唐卻不肯向池吐露半點真情，便狠狠地說了他幾句，唐也不便多解釋。便匆匆告辭。 　　後來李土群告訴唐生明，陳恭澍的案子發生時，牽涉到唐生明，陳譬君、陳公博都向汪精衛提出要嚴辦，汪當場沒有作出肯定答複，隻叫先把唐送到南京去問清了再說。誰也沒有料到，日軍總司令部會突然出麵把唐搶去，公開要他和重慶聯絡。別人才不敢再提要辦他的話。 　　唐把陳恭澍案及日軍負責人與他進行聯絡，希望能達成合作等句重慶報告後，戴笠真是大喜過望，馬上複他一電，首先大大讚揚他一番，說他沒有辜負校長（蔣介石）的重托，能超過他們所預期的成就，實在太好了。不過他們經過研究後，還有點擔心，叫他注意日本人方麵是否出於誠意或有其它意圖，一定要弄清楚，隨時電告。最後戴笠很慎重地轉達了蔣介石的指示，叫唐隻能先以個人名義與日方往來，不能作為代表，在與日方周旋時，對日方提出的任何問題，不要先作具體答複，隨時向重慶報告，並再三叮囑，一定要好好保持這一關係，不能中斷。這是唐到淪陷區後第一次收到這麽長的電報，他很明白，這是蔣一貫玩弄的手法，明明是他親自派唐去，卻又不讓唐用代表名文與日方往來，將來事情弄好，自然沒有問題，萬一出了毛病，或給各方麵（特別是共產黨方麵）發覺而加以責難，影響到他本身利益時，他就可以把一切責任推到唐的身上，說這是唐個人行動，他可以不負責，而且可以振振有詞公開懲辦……唐左思右想，考慮了半年多，準備為自己留一點餘地。當日軍部派參謀官去問他，重慶方麵反映怎樣？唐總是回答：“他們還在研究。”日本方麵也看出：蔣介石一方麵很動搖，一方麵又害怕各方麵的反對而影響他的統治地位，一直下不了決心。所以經常電詢唐生明：日軍方麵提出什麽條件沒有？他們的態度是否誠懇？並要唐最好能進一步與日方保持聯係。最後，唐便同意日方意見：由日軍上海駐軍司令部派一個鬆井大尉到他家中，擔任聯絡與保護責任，鬆井每天一大早去唐家，晚上才回去，重慶方麵也下令停止了在淪陷地區對個別日本人進行暗殺，日方對此很感滿意。 　　從那以後，唐的身份也慢慢地公開起來，盡管蔣介石不要他以蔣的代表名義對外活動，而無形中誰都知道他是重慶派去的，別人問到他時，他也不便否認。說來真夠滑稽，當重慶方麵正在大叫大嚷“堅決抗戰到底”的時候，卻派有這樣一個代表，在日軍保護下，長期住在日寇占領區中公開活動。 　　自從日軍派了鬆井大尉到唐家後，戴笠便要唐生明把設在郊外的那部電台，搬到他家中三樓，公開和重慶通報，唐住的那個地區，一向是輪流停電，電台通報受影響，他把這一情況告訴鬆井，鬆井馬上轉告上海日軍司令部，立刻命令電力公司，從此那一段不準再輪流停電，還要通宵供電，住在唐生明附近的一些熟人，知道這一情況後，常和唐開玩笑說：住在這裏也能沾到你這個重慶代表的“光”。 　　當時上海的煤、米、汽油等日用品供應很困難，有錢也無法買到，自從鬆井去到唐家後，日軍司令部也給他增加一份供應，並且非常充分，每月唐便將這些多餘的東西周濟別人。這在當時，連一些大漢奸都很眼紅。 　　1944年秋冬間，日寇攻陷湖南，企圖打通通向越南的通路，準備和印度支那半島及南洋日軍連成一片，日軍方麵即派員與唐研究，準備讓他去當湖南省長，唐照例先向重慶報告，蔣介石聽了非常讚成他去，不過特別叮囑，一定要和日軍總部繼續保持密切聯係。 　　在這個問題上，日、汪、蔣三方麵又是不謀而合，他們都希望唐去湖南當省長，可以把湖南作為日偽與蔣之可的緩衝地帶。戴笠在複電中除慎重傳達蔣介石指示外，還答應可以把軍統在湖南和廣西的特務武裝部隊（包括軍委會別動軍兩個縱隊和軍統直屬的幾個行動總隊，破壞總隊等）都交給唐生明改編成為偽軍，以肅清湖南境內中共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當南京方麵傳出這一消息後，上海、重慶等地報刊都已報道出來，無疑這是想早日促成唐去湖南。 　　唐生明經過慎重考慮之後，最後正式決定不去。主要原因，他是湖南人，還有母親和大批親屬在湖南，他們都會反對，他特別記住他大哥唐生智在他去辭行時說的一句話：“此去弄得不好，便會遺臭萬年，千萬要慎重！”加上他在淪陷區幾年中，親眼看到日本顧問對那些漢奸省長、部長、院長的控製情況，本人毫無權力，完全當傀儡，一切都得聽日本人安排，成天讓傀儡出麵，壞事幹盡，他更但心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為他真心投敵去當漢奸，而把他幹掉了，才一輩子洗不清。所以他考慮後，借口身體不適，不宜擔任繁重任務而推卸了。 　　日本方麵對唐不肯去當湖南省長還不同意，又派一持平中佐參謀由鬆井陪去勸他，說總司令部方麵要他先回湖南去看看。願意就留下來，不願意還可以回來。日軍為什麽這麽熱情希望他去當省長呢？不久他明白了，這是他們急於誘降蔣介石使出的一種手法。也是向蔣介石暗示，他們可以逐步把占領的地方用這種變相形式交還給蔣介石，所以選派他去最相宜也最易說明問題。因為那時美已向日宣戰，他們急於結束對華戰爭，唐生明了解到這些情況後，知道美日戰起，勝利很有把握，所以連回去看一下都不肯，他怕一到湖南，南京受日本指使，馬上明令發表他為省長。那時就進退兩難，不幹也不行了。汪精衛則希望借此順水推舟，把唐也拉下水去，所以也勸唐還是去的好。後來拖到汪去日本養病，陳公博代理他的職務，唐生明就根本不理他們那一套了。 　　在應付這個問題上，唐采取了兩麵派手法與他們周旋。他向日本人除說身體不適外，還推說重慶方麵認為他當省長後，雙方聯絡工作不如現在方便，所以還在考慮，沒有同意。而他對重慶方麵，則說一旦離開京滬去湖南，與日軍總部的聯絡就不如現在方便了，日本方麵還要考慮。反正他們兩方麵又不能對證這些話，所以這個問題就這樣拖下去了。 　　在這段拖的時間中，他盡量利用鬆井的關係，辦過不少的事。如像毛森（軍統大特務）和原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的小老婆陳華（也在為軍統工作）與張亞明等幾十個軍統中不層特務被日偽特務逮捕，唐都是讓鬆井出麵去保釋出來。還有幾架美國飛機在襲擊淪陷地區日軍時被擊傷，飛行員跳傘下來被日軍活捉，重慶也指示唐設法去營救，讓鬆井去告訴日軍司令部，不要殺害和虐待他們，並把他們被捕後的情況告訴重慶，轉告美軍。勝利後，美軍派人到上海接收這些被俘美軍飛行員時，美軍負責人曾專程去拜謝唐。 　　看來有點矛盾，也很滑稽，在中日兩國正處在緊張的戰爭時期中，唐生明卻像和平時期派駐在別國的使領人員一樣。不僅得到優厚待遇和享受特權，隨時可以向日方提出交涉、保釋被捕的人員，還可以公開建立無線電台與敵對方麵通訊不受阻，並派有專人來保護。這些鐵一樣的事實，不是充分顯示了日、汪、蔣三方的密切合作、相互勾結的最具體最有力的證明嗎？ 　　鬆井大尉是日本宣布投降後，才和唐生明揮淚告別，唐這時又以過去沒有用過的口吻同他有什麽事需要幫助他的，他隻表示願意早一點能回日本去，因為他是長崎人，一家人在長崎被美軍原子彈炸光了。唐因為鬆井為他幹過不少的事，也盡心盡力地保護過他，所以勝利後第一批遣送日本人回國時，他就特意請軍統大特務、上海港口司令謝灝齡把鬆井安排進去。動身那天，鬆井專門到唐家，依依不舍地和他及他全家告別，帶著沮喪的神情走了。 　　 七 　　南京汪偽政府中的大漢奸們，可以說絕大多數與重慶政府有著密切關係。 　　蔣介石要不是害怕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可能早就公開與日寇進行談判了。唐生明之奉令投敵的任務之一，便是替蔣介石去拉攏這些漢奸。 　　唐在上海、南京等地幾年當中，親手拉過不少的人，也了解到蔣介石除派他擔任這項任務外，還另外派了許多人從多方麵入手來做這項工作。唐在這方麵下的功夫從來沒停止過。以拉攏汪偽中第三號巨奸周佛海為例，便可看出一些。唐到上海不久，周曾向唐打聽從湖南到上海的路線問題，閑談中唐才知道周的母親馬氏和他妻子楊淑慧的父親楊自容、繼母、妹妹等均還在湖南原籍，當時正準備派人去接到上海。唐了解到這情況後馬上向重慶報告，並建議要拉周，最好的辦法可以從他母親、嶽父方麵下手。 　　戴笠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後，立即派人去沅陵、湘潭等處找到他母親、嶽父等人，把他們一起接到貴州息烽監獄囚禁起來，隻是在生活上給以優厚的照顧。 　　約在1941年夏天，周接到湖南親友的信，知道這些人已被扣捕，不知解往什麽地方去了。不料這一情況被許多記者知道了，專門去采訪他，他明知是蔣介石和戴笠幹出來的，但在答複記者時措詞卻異常婉轉，隻說：“我相信這不是重慶當局直接幹的。一定是地方無知者所為，相信不久可以脫險。”從這幾句話可看出他內心矛盾，也可看出他對重慶政府藕斷絲連的留戀之情。唐一麵把這一情況向重慶匯報，一麵跑去安慰他，當他向唐談到這個問題時，非常傷心。他對自己累及老母、嶽父等安危，內疚很深。他老婆告訴唐，周對母親一向很孝順，自母被扣，連日苦悶極了。唐一了解到這一情況，知道大有希望，便又向重慶作了報告，要加緊運用這一關係，對他進行拉攏。不久，重慶方麵便通過他嶽父寫信給他，轉達他母親的話，希望他不要作孝子而要作“忠臣”，要他忠於蔣家王朝，不要給周家祖先和子孫丟臉。後來戴笠很得意地告訴唐，說在這個問題上兩人配合得很好，很成功。 　　通過周的母親、嶽父，戴笠與周佛海拉上了關係。最初周很慎重，他看唐整天隻講吃講玩，嘻嘻哈哈，還不敢和唐談已與重慶發生往來，因為戴沒有告訴他唐去的作用，唐雖知道也不便先和他去談。戴一方麵不願彼此發生橫的關係。怕出事彼此牽累；同時，也為了唐的安全，怕這些人靠不住出爾反爾，所以雙方都不通知，各人直接和重慶聯係。直到那年冬天，周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他們才彼此把真實情況露了出來。這件事經過如下： 　　唐生明在未投敵之前，便知道蔣介石在上海作戰的時候，早就預留下幾個可以代表他和日本接洽的人在那裏，他的確一開始就無心抗日，從他種種措施可以證明。 　　蔣介石留在上海的一些人當中，有幾個唐一向熟識，如勝利後立即公開出麵代表蔣介石的蔣伯誠，從地下鑽出來的軍委會駐滬辦事處主任吳紹澍，以及被日偽逮捕後又被送回重慶的原上海社會局長吳開先等，唐去上海後，因任務不同，不便先去找他們聯係，他們見唐由重慶到了上海，也猜到是蔣介石派去的，便多次暗中主動找他去聯係。 　　有一天，上海新華電影製片廠負責人張善琨去找唐，說蔣伯誠、吳紹澍想和他談談，問唐願不願意，唐當即表示願意。第二天，張陪唐去白賽仲路某號八層樓上與蔣、吳見了麵。除談了彼此別後情況與上海和重慶兩方麵的許多事以外，他們便問聽到什麽重要消息沒有？希望告訴他們一點。唐便把他前天從陳公博、周佛海、李士群那裏聽到一點日軍最近準備進攻長沙，目的是去擾亂，並趁兩湖豐收去搶點糧食，不會作長久占領。這消息唐早已向重慶匯報了。 　　蔣伯誠、吳紹澍卻如獲至寶，分別向重慶去匯報。不料他們發出的密電被李士群的特務偵破出來。其中有一句是“聽四弟說的”，李士群一研究，唐生明投敵時，唐生智在重慶登的脫離兄弟關係的報上是稱“四弟生明”，知道唐與蔣介石派在上海的其它特務組織也有往來，所以便找唐去問。唐回答很巧妙，說我每天接觸那麽多的人，怎麽知道誰是重慶特務呢，以後說話注意點就是了。 　　周佛海也在第二天找唐談這件事，並暗示他也與重慶拉上了關係。並勸唐不要零零碎碎地搞，有事可以和他商量。不要再避諱他。唐一聽，知道一定是通過扣押他母親等之後，才與重慶勾結上的。後來他便告訴唐，戴笠對他母親、嶽父等都特別優待，他嶽父常有信來，漸漸發展到戴笠和他稱兄道弟直接書信往來，並介紹軍統留在上海工作的特務程克祥、彭壽負責和周聯係，還在周領導的財政部上海辦事處內設立一與重慶直通的秘密電台，由周在財政部給他們名義掩護。 　　1943年戴笠把彭壽叫到重慶，當麵指示他如何進行利用周佛海的問題。因估計快要接近勝利了，蔣介石便暗中作了搶占上海、南方等地的部署，要所有與重慶有勾結的漢奸們，一定要很好地運用日偽軍阻止附近的新四軍先進入這些地區。但又不能讓漢奸們拿到文字上的證據，以便將來好處理他們，便要求特務們隻作口頭上的傳達。彭壽回來後，曾把蔣介石這些指示都告訴了周，周聽了很高興，認為以後不管那一方麵最後勝利，他都是有功之臣。 　　1944年冬，周的母親在貴州病逝，戴笠竟代替周佛海充當孝子，周曾把戴寄給他那套他母親生病與死後辦喪事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戴笠當孝子跪在周母靈前的側影，周對此異常感動，從此，更死心塌地的甘願聽從戴笠的指揮。 　　勝利前夕，軍統在上海附近的忠義救國軍等特務武裝部隊沒有經費，周一次便撥了三百億元交與唐生明轉發他們。當時三百億可以值幾千兩黃金，唐除發放出去一些外，勝利後還將剩餘的買了三千兩黃金交與戴笠，可見周當時是如何全心全意在支持軍統的工作了。 　　當時重慶對偽滿洲國方麵的情況了解很少，因日寇長期統治，特務不易打入。戴笠希望周佛海想點辦法，周便利用機會去過一次偽滿訪問，除了解到—些情況回來，還為軍統在偽滿作了一點布置。 　　周佛海自與戴笠發生關係後，也把他的一些親信拉下了水，他最得力的助手羅君強、上海偽市府副秘書長胡澤吾，以及妻弟楊惺華等不少人都經過他介紹為軍統做了不少工作。 　　經過唐生明拉攏的大漢奸葉蓬，原為汪偽政府的陸軍部部長，以後為偽湖北省省長，和唐一向要好。唐想拉他與重慶發生關係，這人很坦率地告訴唐，寧願當漢奸也不願再當蔣的部下。他抗戰前任武漢警備司令時，把日本人畫成槍靶子，作為士兵練習時射擊之用，以增加士兵對日寇的仇恨。結果日本人發覺，向蔣介石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懲辦他，蔣介石恨他得罪了日本人把他撤了職。以後陳誠也排擠他，使他弄得到處碰壁，最近才決定寧可當漢奸，也不再替蔣介石工作。他一談起過去就傷心。唐曾極力勸慰他，並說明戴笠作風與陳誠不同。而且也是反對陳誠的，最後他才同意與重慶發生關係。但卻一直沒有什麽具體表現，特別是重慶要利用他的身份搞反共活動，他不肯按照重慶指示去做，所以勝利後被判處死刑。 　　還有汪精衛的副手陳公博，是通過戴笠的副手鄭介民拉過來的。唐身份公開後，在與陳秘密談話中也聽他談到他是極力主張汪蔣重新合作，不要再鬧分家，好集中力量反共。他說隻有這樣，日本人才會同意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形勢。他曾表示一定忠於蔣，但時機還不成熟，不宜急躁。蔣也很體諒他，像一般搞情報，保釋被捕的人，都不讓他出麵，因為汪精衛還有他自己的打算，不會完全肯聽他的話。 　　汪精衛病死在日本，由陳公博代理南京偽主席期間，陳看出日本已成強弩之末，迫切希望重慶與南方公開宣布“統一”，但蔣介石卻不肯幹了。陳曾要求去重慶當麵見蔣請示“統一”步驟，遭到了蔣的拒絕。他知道蔣不會再利用他，因為眼看便宜的勝利就可到手，何必再在全國人民麵前來鬧這個醜劇，便下決心至死依靠日本人，所以日本剛宣布投降，他與偽政府高級顧問影佐幀昭，一同逃到日本，他還希望蔣介石能放過他。 　　由於當時全國人民一致喊出了嚴懲漢奸、快辦漢奸的呼聲，蔣介石才不得不向美軍駐日統帥部把陳要了回來。在公開審訊中，陳在法庭上還曾提出他早與重慶有聯係，是準許他“戴罪圖功”，曾負責維持了京滬等地治安，等待重慶接收而沒有讓新四軍進入這些地區。當他把這些搬出來，蔣介石不但不承認，而且很快就把他明正典刑給槍決了。當時許多不了解這些內幕的人，看到蔣介石殺了陳公博等大漢奸，還真以為他真是忠奸不兩立。蔣也認為這些過去與他暗中勾勾搭搭的人、殺的殺了、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沒有人能了解他過去幹的那一套見不得人的醜事，他萬萬沒料到還有一個他親身派去搞所謂“曲線救國”的唐生明這個活生生的見證人，會揭露出他這些醜惡的材料。 　　 八 　　偽社會部部長丁默tun，原為CC係中統特務。投敵後，又很快與重慶勾搭上了，戴笠派了軍統特務周鎬、濮齊偉、畢高奎和他聯係，也派去了一部電台。日本投降後，他勾結日軍利用偽軍維持過京滬一帶治安，對阻止新四軍進入出過不少氣力。所以勝利後在全國人民一致要嚴懲漢奸時，戴笠還把他和周佛海一同送去重慶庇護起來。戴笠死後，蔣介石也不肯認帳，把他和周佛海等一同交了出來，當法院判處丁的死刑時，丁妻趙敏很不服氣，到處發牢騷，埋怨蔣介石翻臉無情。再鬧又有什麽用呢？ 　　勝利後第一個被槍決的大漢奸繆斌，為汪偽政府中的考試院副院長，他也是很早就與重慶勾結上了。軍統派顧敦吉和一個姓金的特務和他聯係，他認為最得意而對汪蔣兩方麵都立過大功的一件事，是由他把蔣介石派在江南打遊擊的“蘇魯皖遊擊副總指揮”李長江一個軍的部隊變成了偽軍。這一作法是非常之惡毒，當初李長江和新四軍經常在一道，人槍還不少。但重慶方麵對他的彈藥接濟不上，蔣介石便指示可通過繆斌出麵和李長江談判，將所部改編為偽軍後，由汪精衛供給他幾十萬發子彈和其它裝備後，立即掉過槍口去攻擊新四軍。這樣做，重慶方麵可以把攻擊新四軍的責任推到汪精衛身上。汪也樂得這樣做，他不像蔣介石要經常公開反共還有點顧忌，他是公開標出“反共建國”的。最妙的是蔣介石指示繆斌去和李長江談判時，還派了李的頂頭上司也去參加談判。江精衛給了李長江一個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偽職後，他馬上進攻新四軍，一下成為汪偽政府的紅人，大受汪、日的稱讚。 　　勝利後，繆斌以為自己立過這樣一件大功，不但自己無問題，還以為可以保障一批漢奸。他常向一些去南京、上海接收的重慶軍政人員公開吹噓自己這一“功績”。戴笠一到上海，就把他逮捕起來，而且很快就槍決了。當時該殺與應殺的漢奸那麽多，他卻以“有功”而成了第一個被殺的，這中間的秘密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偽浙江省長傅式說，在任多年，作惡不少，勝利後卻能逍遙法外，主要是他任浙江省長幾年內，堅持做了一件事，即把蔣介石母親的墳墓，保持完整，沒有遭到破壞，漸江不僅是蔣介石家鄉，也是戴笠的家鄉，他們都迷信風水。特別是蔣介石，總認為他爬上中國的統治地位，與他母親埋葬的地方很有關係，平日他母親墳地上一草一木都不準許別人輕易動一下，生怕破壞了風水，影響他的前程。所以傅一當上浙江省長，戴笠就千方百計派他的江山縣小同鄉毛hun和他聯係上了。傅式說遇到許多事常向南京和重慶兩方麵匯報、請示。南京汪偽政府一些反蔣的大漢奸與日軍中一些中國通，都多次打算去挖掉蔣介石母親的墳墓。傅式說便想盡方法去說服這些人。而且讓軍統特務每隔不久，便站在“蔣母之墓”前麵照張相送去重慶，讓蔣介石看了放心。每次更換奉化偽縣長時，傅式說總要親自暗中交代一番，把保護這座墳當成偽縣長滿不在乎，兩人表麵盡管似乎很親熱，骨子裏卻仇恨很深。發展到後來，彼此都有心以殺掉對方為快。的特殊重要任務。所以許多人說，這種人是懂得做官之道的。 　　至於像汪偽南京憲兵司令陳臬，文化大漢奸周作人，山東偽省長楊毓xun等一類部、省長級的許多大漢奸，先後通過軍統特務戴覺生、金城銀行經理周作民以及一些紗廠、煙廠老板去和他們進行勾結拉攏，就太多太多，不再一一例舉了。 　　唐生明在淪陷區幾年中，做得最出色的一件事，是他聯絡日本特務與周佛海等一同籌謀劃策假手日寇殺掉了汪偽特工頭於李士群。這是一幕非常油折離奇的事，不僅轟動一時，還有種種不同傳說，現就唐生陰所說的經過敘述如下： 　　李士群在汪偽組織中，最初是在上海極司菲而路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中當丁默頓的副手，後因日本人對他特別喜愛，不久，便把丁擠走，由他負責領導特工總部。後來這個特務機關幾經改組，由特工總部改為政治保衛總部，再仿照重慶戴笠一個樣改為調查統計局，一直歸他負責。即使在1943年兼任了偽江蘇省長後，他也不肯放棄這個職務。 　　在那幾年中，他在淪陷區橫行不法，任意捕人殺人，誰也比不過他。當時淪陷區許多人都把他看成淪陷區的戴笠，因此戴笠也特別重視他，一直要唐生明沒去拉擾他，好利用他在淪陷區的特權，配合軍統去進行反共活動。 　　李士群在汪逆手下可稱得起一員反共大將。在反共方麵他是竭盡全力，除主持所謂清鄉工作外，平日對共產黨人的捕殺，幾年中數以千計。他常以此而自豪，不僅受到日偽的稱讚，連蔣介石、戴笠也都很賞識他。雖然他不願和重慶發生關係，但重慶仍想有天把他拉過去。軍統在上海暗殺過偽市長傅筱庵這樣一類大漢奸，要暗殺李士群，隻要唐生明暗中相助，是完全可以成功的，但戴笠隻是要唐設法拉他合作，並很有耐心等待他。 　　李之所以不願與重慶發生關係，唐生明從多方麵了解到，原來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時地位很低，遠不如陳公博、周佛海、丁默汀等人，人事關係也很少。他投敵後才一下子爬起來，當到部長、省長地位，同時他也殺過不少軍統、中統等特務，結的仇很深，所以他一直認為隻有死心塌地依靠日本人才是唯一出路。由於日汪對他的倚重，他的野心越來越大，並且日漸驕橫。特別是他和偽江蘇省長高冠吾鬧意見時，日汪都全力支持他，將高調走，由他兼任省長後，更認為自己了不起。原來他就和周佛海在經濟上爭權奪利鬧得很凶，後來對周也更加不敬了。 　　唐生明和他倆關係都不錯，周與重慶有了關係後對唐自然更深一層，他們兩人鬧意氣便常與唐談，唐兩麵敷衍又兩麵挑撥，以加深他們之間的矛盾。不過他得知李的部下要對付周的時候，他便讓周特別警惕，而知道周和羅君強、熊劍東等準備對付李的時候，他卻不去告訴李。如果李知道了搶先把周佛海等殺掉，這對唐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對李始終是保密，不敢吐露半點風聲。 　　重慶由於爭取李多年無結果，特別是聽說新四軍方麵也左派人爭取李，到1943年夏季，下決心要除掉他。唐生明接到這個指示後，考慮再三，便向戴笠提出建議殺李可采取上、中、下三策，下策立即可以實行由唐向軍統特務提供李的日常行動情況，隨時狙擊。因李對唐從不防範，甚至李在上海愚園路749弄68號家中，唐可以在那裏請客吃飯，唐的身份暴露後，李還很坦率地向其表示：“你是渝方派來的代表，我有責任保護你，兩國相爭，尚不斬來使，何況我們交情這麽深，你放心吧，我保證我的部下沒有任何人會敢來對付你。”事實上也是這樣，唐和李士群往來也和與戴笠往來一樣，因為這兩個特務頭子都是愛吃喝玩樂的人，唐生明對這門道是樣樣精明，特務頭子由於自己的身份不能隨便與人去玩，唐生明的地位和為人大大咧咧，正符合作為他們的朋友，所以唐在這兩人中間都得到信任。他要讓軍統暗殺李的話，那太方便了，不過殺了以後，李的部下肯定要報道，唐也不能幸免，所以他認為這是一條可以馬上做到的下策。 　　唐提出的“中策”是利用他和漢奸之間的內訌來除掉他。這樣可以避開唐卷入，而且可以挑起他們之間一場仇殺。在淪陷區，不但周佛海這一派的人對李早有不滿，就連許多偽軍頭子中，因清鄉期間彼此爭權奪利，仇恨也很深，隻要花點功夫，挑起這些人去對付李，是很有把握的。 　　唐的“上策”是利用日寇和李的矛盾去殺掉他。這是一點不會露出痕跡，也沒有人敢借此找麻煩，而且可以給那些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走的漢奸一個最生動現實的教訓，一舉數得。對以後拉攏漢奸也就更容易了。不過這個上策卻不是那麽輕而易舉能辦得到的。 　　戴笠接到唐生明這一建議，認為“上策”是最好的一策，但為了考慮他的環境，卻把這一任務交與周佛海去執行。開始他沒有告訴唐讓周去幹，而是周暗中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唐。 　　 九 　　周佛海接到這一任務，心情萬分緊張。他認為萬一稍一不慎，走漏點風聲，不僅自己馬上會被李士群殺掉，全家性命都將不保。有一天，周找唐生明去他家，在抽鴉片煙的那間小房內，還叮囑他老婆楊淑慧坐在樓梯口不讓人上樓去。他剛一躺下去，煙還沒有抽，就有點吞吞吐吐想說又止，唐便單刀直人：“是不是為了木子的事？”（他們背後叫李士群為木子）他一聽當時就吃了一驚，話猶未言，唐又補上一句：“上中下之策，上策為佳。”周一下把身子一縱坐了起來，顯得非常驚慌，他當時認為這是最機密的大事，決不會有人知道，更想不到唐會建議這樣的三策。周怕多一人知道就多一分生命危險，唐才說出這三策是他獻的，他自己怎敢泄漏半點。周便將蔣介石命令他準備如何去進行的情況告訴了唐。他當時非常擔心，要讓他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去殺害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特務頭子殺人魔王，是不能不十分顧慮的。 　　自那次揭開了這個問題之後，他們兩人關係就更不同了，因為這件事周開始連老婆都不敢告訴，怕她萬一不慎走漏風聲，所以便常找唐密商。周也同意采用“上策”。並決定設法利用上海日本憲兵隊特高科長岡村中佐去搞，周本人不直接出麵，而是通過他手下稅警總團副總團長熊劍東去勾結岡村。熊原為軍統特務，1940年在上海被日憲兵隊逮捕後與日憲兵隊發生了關係，甘心為敵寇工作，以後周請示將熊調為稅警總團副總閉長，目的也是為了對付李士群。因李早看上稅警總團，熊有憲兵隊作靠山，李在工作上又一向與日憲兵有矛盾，熊調到稅警總閉，李就不敢隨便去吞掉熊，這就更增加了周的實力。不久，岡村升任了上海日憲兵隊特高科長，周常指使熊劍東在岡村前麵去說李的壞話，岡村早就對李不滿。李自兼江蘇省長後，態度比前更傲慢，對岡村也不如過去恭順，由於這些因素，所以周便決心要通過岡村之手去殺掉李士群，辦法是周要熊劍東用種種方法去挑撥岡村，說李對憲兵隊如何不滿，工作上如何想方設計要與憲兵隊爭權力，尤其是說李越來越瞧不起岡村。這個性情暴戾、一慣愛獨斷專行、而又頭腦簡單的日本惡魔，聽了這些便咬牙切齒發誓要除掉李，熊又故意勸他不能這樣做，因李負責特工工作多年，很得日軍總部的信任，勸他要忍讓一點，這更使岡村冒火，決心不顧一切要把李除掉。這時熊才建議，隻有找機會毒死他，以避免公開去幹的後果。岡村認為這是一條妙計，可以做到不會被別人發覺。熊與岡村商量好之後，但一時找不到最好最猛烈的毒藥，因使用一般毒藥容易搶救過來，一次不成就無法再下手。就在那時，正好周派到重慶去見戴笠的彭壽回來了，他剛從戴笠手上要到一些最可靠的烈性毒藥，有的隻要服下一點，便馬上死去，有的服後幾小時才發作，能使全身水份揮發完而致死，有的潛入心髒等處幾天後發作便無法搶救。這些經軍統局研製多年的毒藥，都是無味、無臭、無色的劇烈毒品，隻需用少量即可致命。周便選了一種當天不會致命的毒藥給熊劍東轉交給岡村。岡村一聽說這種毒藥吃下一點點即可在一兩天斃命，十分高興，便迫不及待想馬上動手，但一時找不到機會，他便不顧一切，決定自己出麵，請李去他住的百老匯大廈家中吃飯。 　　李士群因和岡村一向處得不好，對之防範甚嚴，但又不敢公然得罪他，總是耐心強笑和他敷衍。李本來一向住在蘇州，那天正有事去上海，岡村得知便正式下請帖請他，他本不想去，明知去了沒有好處，但也隻好硬著頭皮去，因他依靠的晴氣大佐正好調走了，他不得不去巴結岡村。 　　在準備進行的頭一天，周佛海把熊劍東和熊的老婆唐逸君、自己的老婆楊淑慧找去研究，決定由熊、周兩人老婆去幫助下毒的工作，因為失敗成功在此一舉。周部署完畢，自己便回南京等候消息，以避嫌疑。 　　這天，李士群帶著他的親信夏仲明充當翻譯，一同準時前去赴宴。楊淑慧這位偽行政院代院長的夫人和唐逸君都不顧自己當時的身份，早就躲在岡村家中等待下手。那天是用吃西餐方式，菜預先分好端過去，每次給李吃的東西，都由她倆先拌上毒藥，交日本下女送給李。由於李平日作惡太多，對自己最親信的部下要殺掉時，也不采用公開方式殺害，總是借請客吃飯時暗下毒藥，他手下一個殺人惡魔吳世寶，因殺人多又隨意抓人，日本憲兵隊把他找去問他為什麽隨便殺人抓人，他說這是李士群授意的。日本人向李提出，要注意：把中國人都殺掉了，誰來給我們幹事？李恨吳說出了自己，便下毒藥將其毒死了。所以他對岡村請他吃飯，而且客人隻有他和夏仲明，他怕岡村也用毒藥對付他，每次下女端給他吃的東西，他一口也不吃，推說身體不好，正在鬧肚子，不能吃東西，岡村一看這情況很著急，躲在廚房下毒的人更急，最後岡村自己走進廚房，親自端出份牛排，把剩下的毒藥一小點都倒在生菜上麵，岡村很殷勤勸他多少吃一點賞賞麵子，李士群隻好勉強吃下牛排旁邊放的一點生菜，當場完全看不出有什麽不舒服，他很慶幸自己躲過子一場災難，稍坐一會兒就想辭行。岡村怕他回去用灌腸胃辦法把吃下去的東西衝洗掉，便提出幾件平日他們之間最感棘手的事來和李商談，李不得不應付，直談到很晚才讓他離開。 　　岡村請李吃飯是1943年9月7日，李當晚回家果然叫醫生為他清洗了腸胃，隻稍微有一點點感到不舒服，還不完全在意，如果是一般毒藥，經過清洗便可排出，他沒有想到岡村會用軍統局配製的毒藥來對付他。第二天他回蘇州，在車上李還沒有感到異樣，一回到蘇州家中，就滿身水汗不止。用輸液、喝水等辦法進行急救也不中用，8日整晚都是汗流不停，到了9日上午便全身水份排完，萎縮如同小孩一樣，這個在淪陷區殺人無數的漢奸惡魔，就此一命嗚呼了。 　　周佛海得到李暴斃的消息，於10日趕到上海，聽楊淑慧等談下毒時提心吊膽，最後剩的一小點被李吃下去等情況，無不興高彩烈。而汪偽政府中的大小漢奸，對李的突然暴斃無不感到異常驚慌，當知道此事是出自日本人之手，又都噤若寒蟬，誰也不敢亂說，都怕惹禍上身。 　　偽政府發布李死去的公報時，隻含含糊糊地說，李是患吐瀉症不治身死，並說是在蘇州得病在蘇州死去。對他兩天前去過上海應岡村宴請，一字都不敢提。 　　汪精衛平日對部長、省長級的大漢奸死去總是親自前往或派院長級的人代表他去致祭。這次對李的死，隻派了偽行政院秘書長陳春圃代表他去了一趟，發五萬元治喪費，不敢大肆鋪張。其它的人一看都怕惹事，很多人都不敢去吊唁，多半是派一代表或送點祭禮之類敷衍一下。 　　唐生明本不想去，因徐來說不去不好意思，唐去了靈堂站在棺材邊，據他說，他當時有兩種矛盾心理與別人完全不同。他說：作為朋友，看到李這樣慘死很難過；作為工作，則感到無比高興，因為他的這一“上策”，順利實現了。 　　李士群這樣死去，使得當時許多忠心耿耿為日寇充當鷹犬的大小漢奸，都存在兔死狐悲之感。 　　勝利後，唐生明見到戴笠，向他詳細談毒死李士群的情況，因過去隻在電報中簡單提了一下。戴聽後，把大拇指一翹，連聲稱讚：“格件事幹得真漂亮！” 　　 十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委派的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開先，在重新返任時發表過一次很長的談話，大意是說：在抗戰期間，他奉命留在上海做敵後抗日活動，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盡酷刑，始終不肯招認出自己所領導的組織和有關人員，他還曾經吞針自殺，被救轉來；以後敵人又以高官厚祿引誘他，也絲毫不為所動，最後是乘敵人不備，不顧全家性命與自身安危，闖關越險，曆盡萬苦千辛，終於逃回重慶……同時重慶方麵也曾大肆宣傳，把他這一行為，吹成為典型的敵後抗日英雄人物。 　　國民黨大官吳開先真是這樣的硬骨頭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他就不會在重新返任局長的第二天，專程跑到唐生明家去向唐道謝了。原來他那一幕醜事唐最清楚，並真心誠意幫助過他。 　　吳開先被捕後能返回重慶，當時是負有日寇招降蔣介石的重大使命的。這件事具體經過如下： 　　1943年夏天，唐的身份已公開為蔣介石派在汪精衛和日本方麵的聯絡人，有天李士群告訴他，國民黨留在上海的前社會局長吳開先已被捕多日，業已去過南京，見過汪精衛和注的日本顧問，他們原來準備讓吳擔任南京的社會部長或偽中央黨部其它重要職務，吳已答應考慮。後來汪等又考慮到另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準備請吳擔任，所以又把他送回上海，要他和唐共同研究，並讓吳暫住在唐家不要對外露麵，將來如何安置，再慢慢談，唐同意了。 　　第二天，李士群派人把吳送交給唐，唐一麵向蔣介石報告；一麵與吳商量，聽聽他的意見，當時吳也拿不定主意，既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和日本還想要他幹什麽。唐便向各方去打聽，了解到，原來是1943年1月9日南京偽政府奉日寇之命，向美英宣戰後，日本最高當局的決策是希望很快結束中日戰爭；對蔣介石願作出更多的讓步，日本願恢複到“七七事變”前的形勢，把大部分侵華軍隊撤走好對付美國，隻要蔣介石同意斷絕和美英關係，並公開繼續進行反共軍事活動。 　　在如何進行反共問題上，當時陳公博、周佛海、李士群幾個人幾乎是異口同聲這樣告訴唐：“在幾年戰爭中，日本人已深深體會到共產黨一天天在壯大，已成燎原之勢……如依靠美英繼續抗戰下去，隻會使共產黨更強大，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懸崖勒馬的好機會……”他們還認為蔣介石聽信讒言，所以必須找一個能直接和蔣介石當麵分析利害的人去懇切談談，他們認為吳開先可以完成這一項任務，所以正在考慮。他們一麵談如何運用吳開先的問題，同時也是向唐示意他也應當這樣去說服蔣介石。唐了解到這一內幕後，便向蔣介石報告，答複隻是讓其繼續注意。 　　隔了好久，蔣介石的指示又傳來，他同意日本人送吳開先回去，不要去南京任偽職，並說明，吳到重慶後會妥善安排，不必有所顧慮，從這一回電中，也可看出蔣也是寄希望於吳開先，想看帶回去的和談具體條件。 　　有天，汪精衛的最高軍事顧問影佐來到上海，他是一度離開汪去擔任部隊工作，汪的最高軍事顧問換過柴山和鬆井兩人，日本政府認為這兩人都不如影佐，所以又把他調回原職。他重新回任後權力比過去更大，日本政府很相信他，許多重大問題都可由他作出決定。唐在上海見到他，便找他談吳開先回重慶的問題，他當時即表示可以早點讓吳回重慶去說服蔣介石，應當早日停止抗戰。他很慎重地向唐表示：為了蔣介石著想，應當立即接受日本人這番誠意，下定決心，才是出路。他還說：重慶方麵如果有什麽顧慮，日本方麵可以在某些問題上盡可能多作出些讓步，不太損傷蔣介石的麵子。當唐把重慶同意吳回去的話告訴他，他更興奮，馬上向唐說了一些對蔣介石很尊敬的話。臨走，他還希望唐多利用與重慶方麵的關係，早日促成這件大事，對大家都有好處。 　　唐回家便把和影佐談話的情形告訴了吳開先，吳聽了高興異常。 　　又經過一番研究之後，約在1944年初，在日本人小林的保護下，吳乘機離開上海經廣州灣回到了重慶。不知吳回重慶見了蔣介石怎樣談的，因直到抗戰勝利，吳唐兩人才晤麵，彼此都不願再去揭那一幕暗地裏準備進行的和談醜劇了。 　　1944年以後，由於同盟國軍事上日占優勢，蔣介石與美帝又勾結得很好，他這時對準備投降日寇的打算才慢慢有所改變，對勾結日偽的興趣不像以前那麽濃厚；這個時候，軍統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活動是著重在替美帝作情報和氣象等方麵的工作。 　　唐生明在上海，曾於無意中為美帝得到過一件他們認為價值很高的軍事情報。根據這一情報，使美帝海軍在全殲日本艦隊中起過重大作用。當時軍統在淪陷區搜集日軍的情報，大都是通過一些與日軍有勾結的漢奸去進行這項活動，得到的東西都比較可靠。唐在上海經常往來的有一個日本海軍省的囑托（幫辦一類職務）古川，這人原不認識唐，是他自己去找唐的，因為1928年唐生智反蔣失敗，從漢口坐日本兵艦在上海換船去日本時，古川有個兄弟原在漢口日本海軍方麵工作，漢語很流利，唐生智請他當翻譯；以後又陪同其去日本。因唐生智對這人很好，古川便一直記得這件事。唐生明由重慶到了上海後，古川聽說這人是唐生智的弟弟，經須賀海軍少將的介紹（須賀抗戰前在武漢日本領事館工作時，便與唐生智，唐生明兄弟相識），便找到唐生明聯絡敘舊，在那個環境裏，都是以能結交日本朋友，特別是以結交日本高級軍官為榮，所以唐生明也樂得認識一些這樣的朋友。 　　古川當時住在法租界霞飛路一座很大的洋房裏，唐和他往來中，漸漸由一般性問題而談到當時許多政治性問題。古川不止一次地向唐談到中日親善問題，他一直認為蔣介石是能與日本合作反共的，而汪精衛的力量卻很有限，隻能在口頭上高喊反共，實際上成不了大器。當時他這種看法，幾乎是唐在淪陷區所見到的日本高級軍官所普遍都有的一種論調。 　　約在1944年下半年中，有天古川邀唐去他家吃便飯，古川飲酒不少，在與唐談到日本海軍作戰的問題時，他帶著幾分醉意向唐誇口說：“日本海軍在這次戰爭中雖有些損失，但我非常有信心，相信不久必能突襲美國海軍主力，給以沉重打擊，可以扭轉當前戰局。”唐便故意用懷疑口吻進一步去追問他：“有幾分把握？”他又連幹了幾杯之後，便不知不覺中流露了他剛從日本海軍某重要負責人方麵得來消息，說日本正在把所有能作戰的艦隊集中整編一個新的艦隊，集結在琉球群島附近，準備出其不意，給美國艦隊以突然的一次襲擊，可以給美國艦隊以致命打擊，像在珍珠港一樣。唐聽到這些後馬上給重慶發了急電，戴笠立即將其送給中美合作所轉給了美海軍方麵。據說美國海軍當時正在竭力搜尋日本艦隊的下落，久久得不到可靠的情報，他們也估計到日本一定會把剩餘的力量集中來一次突襲，所以對唐的這一情報十分重視，經查對屬實後，便趁日本艦隊尚未完全準備妥當，集中海空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先發動攻勢，結果在雷伊泰灣附近那次激烈的海戰中，一下擊沉和擊傷日艦近百艘之多，使日海軍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潰不成軍。由於這一勝利，中美合作所美特頭子梅樂斯也由準將晉升為少將，美國海軍部並正式備函向戴笠表示謝意。 　　抗戰勝利後，梅樂斯到上海，專程去見唐致謝，並說這一情報是中美合作過程中最突出的一項成績。 　　抗戰進入末期，自蘇聯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殺後，南京偽政府的大小漢奸們，莫不驚恐萬分，他們都知道自己的主子日本軍閥壽命也不會長了。一些過去與重慶有關係的，都慶幸自己早留有退路，將來蔣介石回來問題還不會太大，可能依舊官複原職。少數過去與重慶沒有一點關係，而對日寇忠心耿耿的，則終日惶惶，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到處去鑽門路、找關係。不少人向唐生明送厚禮，拉交情。另一些則作逃往外國打算，盡力撈一把，淪陷區人民所遭受的剝削壓榨，比過去更厲害得多了。 　　戴笠於1945年夏天就趕赴東南，等候勝利。他親自在作搶先接收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種種部署，每天都與唐生明有電報往來，隨時要唐告訴他京滬方麵情況。他在建甌、淳安等處等了好久，滿以為日本馬上要投降；但是當時日本對美國的逐島進攻，一直是極其頑強地在抵抗。看樣子一下還不能結束這場戰爭。戴笠等得不耐煩，正打算先回重慶去，這時，新的消息傳來，蘇聯已在東北向日軍發動進攻，日本三麵受擊，才提前宣布投降。戴笠便急急忙忙發出大批委任和委派漢奸的命令。指示他們應如何勾結日軍利用偽軍來維持各大城市治安，盡力阻止新四軍就近進入京滬杭等大城市。 　　 十一 　　一切剛布置好，戴笠便飛到了上海，唐生明、周佛海和軍統許多大特務都去機場迎接他。他剛一下飛機就興奮得把唐生明抱了起來，才和周佛海等其他人見麵。當時軍統特務為他早布置了幾處華麗的公館，他都不去，而要住在唐生明家中。雖然他答應唐生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不久又提出要他幫助整編忠義救國軍。他告訴唐，美帝海軍方麵已決定支持他搞海軍方麵工作，要把忠義救國軍等特務武裝部隊都改編成為海軍陸戰隊，並請唐出任海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所以他當時便以未來的國民黨的海軍總司令自居，把上海日本海軍的房屋財產設備等一起搶先接收了。 　　10月12日，重慶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飛到上海，戴笠帶唐生明去中國銀行見他，他一見到唐，就說“這些年你辛苦了！”唐心裏好笑，這些年他比在重慶一些大官舒服多了，宋還用這句話來安慰他，真是天曉得！ 　　1946年2月21日，蔣介石也飛到上海，戴笠當天就在唐家當著唐的麵寫了一個親筆報告請求蔣接見唐，送上後，馬上得到批準。第二天晚上，戴笠陪唐去原法租界賈爾業愛路九號蔣介石在上海的寓所見他。蔣笑容滿麵接見了唐，連說幾句“你很好！你很好！”之後才叫唐坐下，又連連稱讚他與戴笠配合得很好，很能聽他的話，做得很有成績。還希望他以後要多多幫助戴笠做些更重要的工作。唐聽完想起身告辭，蔣又以親切口吻問：“這幾年過得怎樣？”“住的地方好不好？”“與你大哥通信沒有？”唐一一答複後，再次起身告辭，蔣立即拿起紅鉛筆寫了一張便條交給唐：“發唐生明特別費二百萬元。” 　　唐對這筆獎賞，有點啼笑皆非，那筆錢看來數量比他在重慶發給的一萬，增加了二百倍，卻隻能買到幾兩黃金，不過從他當時發給上海市警察局犒賞一百萬元看來，還是很大方的。 　　唐謝過他之後，起身告辭，蔣和唐握手時，還特別叮囑一句：“還都以後，再到南京去見我。” 　　抗戰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