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誰挑起？————————————懷念王冷齋

“七七事變”誰挑起？————————————懷念王冷齋 　　“七七事變”亦稱“盧溝橋事變”，它是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全麵侵略戰爭的開始，是日本軍國主義要徹底滅亡中國，將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的重要標誌和顯著信號，為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又一罪證。 　　戰後，日本右翼分子一直處心積慮地洗刷日本軍國主義挑起盧溝橋事變的罪惡行徑，而把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責任推到中國頭上，用心何其毒也！ 　　日本右翼分子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不惜血本，興師動眾，登法庭、寫文章、出書刊、拍電影，真是卑鄙手段無所不用 ，必欲把發動全麵戰爭的責任從日本軍國主義的肩頭卸下來，硬要按到中國人民頭上，為此製造了種種說法，無不令人嗤之以鼻！ 　　日本右翼勢力首先指使"七七事變"時的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的旅團長河邊正三、日軍北平特務機關顧問櫻井德太郎，按蓄謀已久的計謀，展開進攻。 　　粗壯墩實的橋本群首先登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以"盧溝橋事變"前線部隊參謀長身份，指天發誓說"七七事變"是中國部隊第二十九軍發動的：中國第二十九軍士兵看到日軍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感到十分恐怖，便鳴槍射擊，導致了盧溝橋事件。 　　中國檢察官倪征噢見橋本群把盧溝橋事件推到二十九軍頭上，就義正嚴詞反問道：“從位置判斷，這一射擊不是靠近日軍的地位發出的嗎？" 　　時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區督察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氣憤地走上證人席，日方人員曉得王冷齋的厲害，倒抽一口冷氣。 　　隻見王冷齋以當事人身份證明，槍聲來自宛平東方，而宛平城東門外正是日軍演習地區，中方在那裏根本沒有駐軍。 　　王冷齋當時奉北平市長秦德純之命前去交涉，才搞清日軍中隊長清水聽到槍聲馬上集合部隊，親率６個偵察兵到龍王廟去抓中國軍隊俘虜，看到有幾個中國士兵在站崗，清水不敢下手，便借口有一名士兵失蹤，向中國哨兵詢問，哨兵回答說沒有看見。 　　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二十九軍哨兵沒有向日軍開槍，否則日軍怎能在二十九軍陣地前沿自由行動呢？ 　　王冷齋弄清了事實，當即感慨萬千寫詩一首，在小序中寫得明明白白： 　　民國二十六年７月７日之夜，近１１時，槍聲忽作於宛平城外，後查知為日兵所發。 　　一聲刁鬥動孤城，報道強鄰夜攻兵。 　　月黑星沉煙霧起，時當七夕近三更。 　　王冷齋在東京法庭吟罷他的《盧溝橋抗戰紀事詩·一聲刁鬥》，振振有辭質問：“盧溝橋事變分明是日軍挑起，你為什麽要推到二十九軍身上？你還有何證據？“橋本群被王冷齋駁得無言以對，紅著臉走下證人席。 　　日本辯護團副團長清瀨一郎見初戰受挫，忙把第二個證人河邊正三推上證人席。 　　這河邊正三是挑起盧溝橋事變的日本侵略軍旅團長，他的部隊是當時駐守盧溝橋附近地區的唯一旅團。他學著王冷齋的樣子，也以事件見證人的身份，胡說盧溝橋事變是馮玉祥挑起的。 　　河邊正三此言一出，全法庭人員都感到驚奇。 　　審判長韋勃連連搖頭，問他有何根據？ 　　河邊正三信誓旦旦說，馮玉祥當時正處於反對蔣介石失敗後的失意之中，想利用華北局勢緊張之機掌握實權，因而在盧溝橋製造事件，從中漁利。 　　王冷齋對馮玉祥將軍１９３５年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並親任總司令抗日，素懷敬仰之心，特別讚成馮玉祥停止內戰、實行抗日的主張。見河邊正三栽贓於老將軍，怒不可遏，質問河邊正三有何根據？河邊正三支吾其詞。 　　王冷齋嚴肅揭發說：“證人河邊正三，我們在宛平打過交道，曾較量過幾個回合，你還記得嗎？” 　　河邊正三不敢回答。 　　王冷齋講起河邊正三曾指揮日軍炮擊宛平城，將專員公署等地全部轟毀，王冷齋等於十幾分鍾前遷出才幸免遭難。 　　等槍炮聲停下來之後，河邊正三派人送信來，邀請王冷齋出城談判，要求中方軍隊退出城外，否則將以大炮攻城，被王冷齋嚴詞拒絕。 　　７月９日，河邊正三又要求允許他率領日軍徒手幕僚進入宛平城慰勞，王冷齋知道又是日寇搶占宛平城的詭計，再次婉言謝絕。 　　……河邊正三見王冷齋把自己親自指揮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的罪行公諸東京法庭，頓覺狼狽不堪，害怕追究自己的戰犯責任，忙灰溜溜走下證人席。 　　清瀨一郎見再次受挫，就冷笑一聲，拿出最毒辣的一招兒，指使櫻井走上證人席，指控中國共產黨製造了"七·七事變"。 　　櫻井的指控有極大的欺騙性，頓時使東京法庭大嘩，對中共有歧見的西方人士更相信此說，審判長韋勃要證人提供證據。 　　櫻井是日寇駐北平機關特務，他煞有介事編造理由說：“中國共產黨挑起盧溝橋事變的第一個根據，是‘七·七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發表了《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中共主張如此激烈的對日即時開戰論，就是中共挑起盧溝橋事實的有力證據。” 　　王冷齋聲明自己不是共產黨，但對中共一直站在反帝抗日鬥爭的最前列，素懷敬佩之情，還做過這樣的讚頌詩： 　　延安奮臂起高呼，合力前驅原執殳。 　　億萬人心同激憤，山河保障定無虞。 　　王冷齋辛辣地諷刺說：“中國老百姓都知道中共號召國人團結禦侮，抗日堅決，你把抗日先鋒說成是'七七事變'的罪魁禍首，真是離奇得可笑！” 　　王冷齋的話引起法庭人員的同聲譏笑，櫻井臉皮比城牆還厚，又無恥地大放厥詞：“我的第二個根據，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左右，中共指使清華大學學生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擴大事態，挑起爭端！” 　　時任北平市長的秦德純、宛平專員王冷齋等當事人，都證明７月７日夜裏盧溝橋附近的槍聲是實彈射擊聲，不是鞭炮聲。 　　這時，又有一個日本人走上證人席，他就是“七七事變”時在北平特務機關任少佐的茂川秀和。 　　他良心發現，為中國共產黨大鳴不平說：“為了擴大兩軍衝突，指使部下鳴放鞭炮的人是我！” 　　茂川秀和語音未落，“七七事變”時在北平的美國駐華武官也出庭作證說：“我認為７月的第一周，日軍在宛平附近進行的夜間演習，是有意識的挑釁行為。……日軍大部隊從滿洲向萬裏長城以南地區移動，是日軍攻擊宛平縣城後２０小時開始的。這一事實暗示，宛平事件是日本為發動對中國不宣而戰的第二階段戰爭進行了周密準備的行動。” 　　中國檢察官向東京法庭提交一份證明文件：是侵華日軍第一聯隊《盧溝橋附近戰鬥詳報》，它明確記載，７月７日夜，中隊長清水聽到“不明射擊”之後，立即集合部隊，“得知一名日本士兵不在，決定斷然懲罰（中國軍隊）”。 　　日軍大隊長一木清直接到日本士兵失蹤報告，決定借此向中國部隊挑釁，公然要進宛平城搜索。 　　王冷齋質問櫻井說：“我奉命與日方交涉時，你也在場，我當時說：‘夜間宛平城門已經關閉，日兵在城外演習，怎麽能在城內失蹤？就是退一步說，果有日兵失蹤之事，也絕和我方無關，是否仿效當年南京日本領事藏本英明自行隱匿的故伎，企圖做要挾的借口'？爭論結果，決定雙方派員聯合調查，你櫻井也是調查人員之一，豈知一到宛平，你們就自知理虧，不辭而別逃之夭夭，我怒發衝冠，憤而作詩以紀之： 　　消息傳來待折衝，當時尚冀息狼烽。 　　誰知一勺揚波起，故道夷兵忽失蹤。 　　請張為幻本無根，慣技由來不足論。 　　茂本當年原自匿，詰他鬆井欲無言。 　　燃犀一照已分明，容忍都因在弭爭。 　　得寸翻教思進尺，更憑強力氣開城。 　　“證人櫻井，你也是當年'七七事變'的見證人，請你在法庭上講幾句真話！” 　　櫻井被羞得無地自容，夾著尾巴要逃，邊走邊喃喃自語：“記不清了，記不清了。……” 　　中國檢察官又從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發現了作為日本外相的廣田弘毅的下述發言：“日本對華外交方針與過去無異，但不擬強行對華親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渦中，縱想實現日中親善，也難望取得成效。日本對此，雖深為不滿，但看來除毅然推行正確政策外，別無他途。” 　　事實證明，日本內閣一致同意外相廣田的意見，決定向中國派兵，由此更證明廣田弘毅是發動“七七事變”、推行全麵侵華戰爭的主謀之一。 　　中國公訴人揭露廣田弘毅為占領全中國，委托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提出同中國談判的“和平條件”，壓中國放棄抵抗，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廣田還以外相身份發表誘降談話稱：“友邦中國，今日實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國能了解日本力求東亞和平之重要觀點，則中國自能免除今日之慘痛。日本政府深願在迎接１９３８年之時，能與友邦中國開始新的和平，解決一切問題，則中日大局，即可展開一新局麵。” 　　廣田弘毅認為蔣介石政權處於極困難境地，“可以說一推就垮了”，不等蔣介石做出最後答複，就推動日本近衛政府堵死和談道路，擴大侵華戰爭，企圖一舉滅亡中國。其後也一直以重臣身分參與日本侵略戰爭的策劃和執行。 　　東京法庭認為廣田弘毅利用他在內閣的重要職權，瘋狂擴軍備戰，發動侵華戰爭，積極推行向東南亞的擴張政策和對蘇聯的侵略政策，對人類和平與安全犯下滔天大罪，因而判處其絞刑。 　　廣田弘毅聽到宣判他絞刑，兩肩一聳，做出似有意外之感的動作，既而頹廢地低頭走出法庭，等候上絞刑架之日。 ———————————— 王冷齋 　　王冷齋(1892-1960)福建省福州市人，曾先後就讀於福州陸軍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二期。畢業後追隨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參加過討伐張勳。 　　後棄武從文，在北京自辦遠東通訊社及《京津晚報》，抨擊時弊，不遺餘力。屢為當局所忌，以致報社被封，本人也因遭通緝，而去天津，寓上海。 　　1935年，應北平市長秦德純之邀，出任北平市政府參事兼宣傳室主任。翌年，改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區督察專員兼宛平縣縣長。 　　時逢日本正加緊對華侵略，駐北平的日本特務機關長鬆井、豐台日本駐屯軍旅團長河邊及親日漢奸曾多次對王進行威脅利誘，企圖在豐台(時屬宛平縣轄)強購土地擴大兵營建築機場，均遭嚴辭拒絕。 　　“七七”事變爆發後，作為宛平地方行政長官，敢於置身危城，與敵周旋；在與敵交涉中能夠針鋒相對，不失氣節。抗戰期間，無論在內地還是在香港，一貫主張並且宣傳抗日救國。 　　抗戰勝利後，又以證人身份，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出庭作證，曆數日軍罪行，為同胞伸張了正義。 　　新中國成立後，曾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北京文史館副館長等職，於1960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