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支持祖國抗戰的楷模——司徒美堂

華僑支持祖國抗戰的楷模——司徒美堂 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是整個中華民族英勇奮戰的結果。海外華僑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司徒美堂是美洲洪門致公堂的領袖，是享譽中外的愛國僑領。抗日戰爭期間，已屆古稀之年的司徒美堂帶領美洲僑胞支持祖國抗戰，為祖國抗戰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然而，迄今抗戰史學界對他的抗日救國活動尚無全麵係統介紹和深入研究，本文即對此加以探討，以彌補這個缺憾。 一、率先投身抗日救亡挺身護衛抗日人士 1931年9月，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打響了侵華戰爭。而當時的國民政府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白山黑水、大片富饒國土淪於日本侵略者鐵蹄之下。日本侵華得寸進尺，四個多月後，又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1935年又製造華北事變，把侵略魔爪伸進華北。中華民族岌岌可危。麵對日本的大舉侵略，部分國民黨愛國官兵，衝破國民政府當局限製，奮起抵抗——馬占山江橋抗戰，以蔡廷鍇、蔣光鼐為首的19路軍淞滬抗戰，以及張學良、楊虎城為反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發動的西安事變，等等。抗日救亡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司徒美堂對日本頻繁發動侵華事變、野蠻侵略中國的暴行強烈憤慨，率先主張抗日並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淞滬抗戰爆發不久，司徒美堂等聯合紐約各僑團組織成立了“紐約華僑抗日救國會”，開展抗日救國活動。它是海外華僑成立最早的抗日救國團體之一。1932年2月初，司徒美堂在安良堂(美洲致公堂的一支，由司徒美堂創立)主持召開了幹事會，作出三項決定：1．以致公堂名義呼籲支持在上海堅持抗日的中國軍隊；2．迅速成立洪門籌餉機構，發動募捐；3．組織華僑青年航空救國。3月6日，紐約華僑召開美東華僑航空救國大會，動員僑胞們參加航空救國活動。為表示支持和重視，司徒美堂親自與會。隨即整個紐約華僑社會為支持祖國抗戰而活躍起來，這與司徒美堂的帶動和影響是分不開的。 1932年4月中旬，即淞滬抗戰結束不久，已有十餘年沒有回目的司徒美堂，親自率領幾位華僑代表萬裏跋涉回到祖國，帶回一些美洲僑胞捐獻的款項和物資，慰問19路軍將士，並考察了解淞滬抗戰的情況。他們一行來到上海，憑吊硝煙未散的抗日戰場，對奮起抗戰的19路軍將士深表敬慕。蔡廷鍇得知後，當即派車接他們到上海的真如範莊軍部，並接見了司徒美堂等人，進行了親切的會談。5月16日，在軍部召開了淞滬抗戰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司徒美堂代表美洲華僑敬獻花圈。會場氣氛悲壯，何香凝講話激動得放聲大哭，蔡廷鍇淚流滿麵，司徒老人也極其悲痛。會議結束話別時，蔡廷鍇鬱悶地告訴他，上級已調所部赴閩“剿共”。司徒老人勸慰他說，日後如有難處可去美國，僑胞會熱烈歡迎你的。這次回國，司徒美堂從親朋好友處得知，美洲華僑捐給19路軍抗日的血汗錢十之八九都被某些國民黨官僚衙門或貪官汙吏中飽私囊，十分惱火；同時也了解到一些國內政治的真相。 司徒美堂老而彌堅，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伊始，他率先垂範，帶頭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如後來《華商報》社論所評價那樣，司徒美堂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即為主張抗日最堅決的一人，當時並主張取消黨治，以團結各黨派共組抗戰政府，同時在美發起全美華僑抗日救國會，提高僑胞民族意識，盡力籌集款項，督促並協助政府抗戰。其目光的遠大與愛國的忠誠，可以概見”不但如此，司徒美堂對在國內自發開展抗日鬥爭、要求民主救亡而遭到排擠迫害，被迫到美國去的抗日將領和愛國民主人士，予以熱情地接待和保護。 蔡廷鍇及其領導的19路軍官兵被調到福建“剿共”後，因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而發動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旋被鎮壓失敗，蔡被迫出走美國。蔡抵美前，陳銘樞致電司徒美堂告知：“蔡欲來美，能否發動僑團保護，免被敵人暗害?”司徒美堂複電表示熱烈歡迎，並保證安全。旅美華僑敬佩蔡廷鍇淞滬抗日之壯舉，蔡抵紐約時，受到以司徒美堂為首的愛國僑胞的熱情歡迎。歡迎的僑胞們手捧鮮花，跳起獅子舞；迎接蔡將軍的汽車達．300多輛，場麵頗為壯觀，蔡成為中國官員在美最受華僑歡迎的人。為防止美蔣特務加害他，司徒美堂派專人迎接並布置保衛。他還在紐約《五州公報》發表嚴正聲明說：“誰敢動蔡將軍一毫毛，就當場把凶手搗成肉醬。”隨後他親自陪同蔡遊曆美國十多個大城市，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所到之處均受到僑胞的熱烈歡迎。每逢出入，司徒老人都與蔡同行，親自為蔡當“保鏢”，並堅定地表示：“要打先打我。”他一直陪同到蔡離開美國。蔡廷鍇“違敬佩和歡迎。為防止別有用心者加害蔡，司徒美堂挺身保護。其中表明什麽?可想而知。 1936年，陶行知和全國學聯代表陸璀借到歐洲參加國際會議之機，前往美國、加拿大等地向華僑及國際友人宣傳抗日救國。他們於11月9日抵達美國紐約，經陳其瑗介紹，司徒美堂與陶相識。兩人相見恨晚，遂成知己。司徒美堂邀陶下榻自己家裏，“天天暢談救國之道”。11月23日，國內發生國民黨當局迫害民主人士開展抗日民主活動的“七君子”事件。他們遂一道投入聲援活動，共同發表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揭露國民黨當局迫害民主人士的暴行，要求釋放“七君子”，對日抗戰。司徒美堂也義憤地在告同胞書上簽名。旅美華僑告海外僑胞書的發表，激怒了國民黨當局，遂通緝陶行知，其處境危險。這時，司徒美堂又伸出援助之手，邀請陶行知加入致公堂。陶欣然接受，便以致公堂名義到美國各地進行抗日救國活動。後來，陶行知在美國難以立足轉赴墨西哥，司徒美堂便寫信囑托所經之地及墨西哥的洪門致公堂多方照料，並資助陶路費和生活費。司徒美堂與陶行知素不相識，而一麵之交便成知己，當陶遇到危險時，司徒老人鼎力相助。其中說明什麽?不言自明。 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因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而發動西安事變。事變後，楊虎城為蔣逼迫而來到美國，司徒美堂得知後發動僑胞迎接，並接楊到寓所設家宴招待，隨後安良堂設宴款待。他們二人談得很投機，楊虎城向司徒美堂介紹了發動西安事變的經過，及處理事變時，共產黨以大局為重，捐棄恩仇，主張放蔣，建立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等，使司徒美堂得以對國內政治“洞見大勢”。他對楊虎城“印象極為深刻”，認為楊“是一位英勇豪邁、熱愛祖國的好軍人”，二人“結成莫逆之交”。當楊擔心有特務欲對他下毒手時，司徒美堂很憤怒，遂安排安良堂兄弟加以保護，他本人親送楊上船去倫敦，才珍重道別。為爭取國共合作抗日，進而達到全民族一致對外，楊虎城等將個人一切利益置之度外，勇於“犯上”兵諫。而當時司徒美堂卻視楊為“好軍人”，竭力護衛。其中又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 當一個國家遭到外敵大舉入侵、民族危亡之際，抵抗不抵抗侵略成為衡量愛國與否的試金石。全麵抗戰爆發以前，蔣介石國民黨當局麵對外敵大舉入侵，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妥協政策，上百萬國民黨軍隊不去前線抵抗日本侵略者，反而變本加厲地進行“剿共”內戰，甚至瘋狂鎮壓自覺抗日、主張民主救亡的愛國軍民。這種不顧國家民族大局，頑固地抱著一黨一派的偏狹私見，實屬倒行逆施。司徒美堂是非分明，愛憎有別，親自保護來自國內受迫害的抗日將領和民主人士，這是他以國家民族為最高利益，而所謂黨派領袖的個人利益無條件服從國家民族利益的體現，展示了一位老華僑崇高的國家民族觀念。無疑，他以自己的實際言行抗議和抨擊了國內執政當局的不抵抗政策。 二、生死關頭不辱大節國難之際條陳大計 全麵抗戰爆發後，司徒美堂以身作則、竭盡全力獻身於祖國的抗戰事業，成為美洲華僑抗日救國活動的一位重要帶頭人。七七事變爆發的消息剛傳美國，紐約華僑當即成立救濟總委員會的救國團體。該會共有19名執委，司徒美堂是其中年齡最大的一位。該組織的任務是對整個華僑社會進行總動員，監督和協調一切愛國活動，特別是籌款和宣傳活動。在該組織的發動和領導下，紐約市區每月參加各種救國活動的華僑達3萬多人次，其抗日救國活動進一步高漲，進而影響和帶動了全美國乃至整個美洲華僑社會。 為了使廣大僑胞持續不斷地從財力上支持祖國抗戰，司徒美堂親自發動美國紐約和美東地區華僑建立了“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簡稱“籌餉總會”)。司徒老人將全部身心投入祖國神聖的抗戰事業，他毅然辭去所有公私職務，專門負責“籌餉總會”的工作。他每天上午10時開始工作，至深夜12時結束，每日工作十三四個小時，風雨不誤，五年如一日。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美洲華僑開展抗日救國活動長達14年。據統計，此間美洲華僑為祖國捐款總額達6900多萬美元，其中美國華僑捐款5600萬美元，成立95個捐獻團體，開會籌款達437次。僅紐約“籌餉總會”募捐達1400萬美元，其中紐約華僑捐款額約為330萬美元。美國華僑為祖國抗戰捐獻飛機30多架，捐獻各種車輛數百輛，回國參戰的華僑青年成百上千，其中大多數參加了中國空軍。司徒美堂是當時紐約地區為祖國捐款最多的17名華僑之一；他領導的安良堂是紐約華僑社團為國捐款最多的一個僑團。司徒美堂及其領導的“籌餉總會”還與宋慶齡在香港領導的“保衛中國大同盟”進行秘密聯係，將美洲華僑的部分捐款資助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日。美洲華僑尤其是美國華僑為祖國抗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與司徒美堂的帶動與領導有密切關係。正如中共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對司徒美堂所評價的那樣：“抗戰以來，他領導旅美僑胞作熱烈捐獻活動，成績斐然。”司徒美堂多次親自參加美國華僑及國際友人開展的各種援華抗日活動。1938年夏，大批日軍飛機對廣州狂轟濫炸，無辜居民傷亡慘重。美洲僑胞大多為廣東籍，他們得知家鄉親人罹難的噩耗，怒火中燒。美國援華抗日組織“全美援華委員會”在美國各地40多座城市同時發動抗議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司徒美堂積極參與其中。7月17日，他與示威僑眾在日本駐紐約領事館前舉行抗議活動，並與華僑代表一道將抗議書遞交日本領事館官員。再如紐約進步僑團華僑衣館聯合會召開抗日宣傳大會，邀請司徒美堂參加，他欣然應允。當時會場設在五層樓上，沒有電梯，他不顧年邁足跛，拄著拐杖登上五樓，可見他對抗日活動是多麽熱心。1942年司徒美堂從祖國返回美國後，將在國內了解的抗戰情況向美國華僑進行了廣泛的宣傳，他還不辭辛苦地到南北美洲的古巴、秘魯、巴西、巴拿馬、加拿大等國，向當地僑胞們及國際主持正義者宣傳並呼籲援助中國抗戰，不但受到廣大華僑的歡迎，而且在當地國際友人中也產生積極影響。 司徒美堂在僑居地以身作則、帶領僑眾開展抗日救國活動，愛國精神令人讚歎；而其歸國期間，身陷虎穴臨危不懼、寧折不屈；救國助僑四處奔波、出力獻技，更屬難能可貴。 全麵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成立了國民參政會，吸收各方麵的人士為抗戰獻計獻策。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選舉中，司徒美堂被選為華僑參政員之一，一直任職到抗戰勝利。為履行國民參政員的職責，也為了解祖國抗戰情況、慰勞抗日軍民，轉達海外華僑的救國熱情，1941年10月，司徒美堂繼淞滬抗戰之後第二次回國。他表示：“這次回國主要的任務，除慰問祖國抗戰軍民外，並決定向當局陳述團結抗戰之意見。”回國時，他帶回幾十條美國流行的愛國領帶，上麵繪有“中華民國萬歲”、“永遠的中國”等標語，沿途分發。11月20日，司徒美堂抵達香港。不料正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大舉進攻香港等地。司徒美堂盡力協助國民政府駐港軍事將領陳策維持香港秩序。日軍占領香港後，駐港日軍和漢奸將司徒美堂劫持到日軍司令部。日軍駐香港司令官矢崎(有稱井崎)軟硬兼施，以高職高薪為誘餌，威逼司徒美堂出麵組織香港地方“治安維持委員會”(即“維持會”)並出任會長，以鞏固其“占領秩序”。不言而喻，答應日軍的條件，可以權傾一時，榮華富貴；拒絕日軍的要求，將會有很大危險，甚至危及個人及全家生命。司徒美堂的兒子司徒柱當時住在香港，他對其父的曆險情況回憶道——在此生死抉擇麵前，司徒美堂大義凜然，堅拒矢崎的要求。他應付矢崎說：“我已80多歲，腿腳又不靈，新到香港來，人地生疏，還是另請高明吧。”矢崎再三要司徒美堂考慮，實際上是在逼其就範。司徒美堂沉默以待。最後，矢崎問道：“你是住在司令部還是想回家?”司徒美堂意識到矢崎是想軟禁自己，遂嚴肅地回答說：“我如果住在你們這裏，外邊出了什麽事我可不負責!全香港的人這時恐怕都知道我被你們抓走了!”矢崎忙說：“請不要誤會。”隨即，當矢崎派人將“委任狀”送到司徒美堂的住處時，司徒美堂已在香港洪門愛國人士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秘密幫助下，化裝冒險離開香港，日軍的陰險計劃落空。對此，司徒美堂回憶道：“一到香港，就碰上太平洋戰爭，我身陷日本侵略軍之手。日本指揮官強迫我要當什麽‘維持會長’。那時，我已經73歲了，這是對我的一個很大的考驗，我堅持了愛國立場，乘著敵人戒備疏忽，一個早晨，改換裝束，乘坐小艇，逃出香港。當時兵荒馬亂，沒有交通工具，我扶杖步行三百裏，抵達粵東的遊擊區。”國民黨《中央日報》讚揚司徒美堂道：“香港淪陷後，敵偽曾一再威脅利誘，不為所動。”司徒老人冒險離港轉赴東江抗日遊擊區後，經惠州、老隆、韶關，並由韶關赴桂林，再由桂林輾轉到達重慶。日本瘋狂侵華欲滅亡中國，對於岌岌可危的中華民族是個嚴峻的考驗，對於麵臨淪為亡國奴的每個中國人也是個嚴峻考驗，而對於麵臨國破家亡、喪根斷祖的每一位海外僑胞同樣是個嚴峻的考驗。在此關鍵時刻，整個中華民族及其廣大中華兒女奮起抵抗，這無疑是全民族抗戰的主流。但也應看到，身居國家要職的黨政首腦蛻變成民族敗類、漢奸國賊者不乏其人；手握重兵的軍事將領放下武器、屈膝投敵者不在少數；也有個別僑領僑商麵對敵人的威脅利誘，低三下四，喪失大節。相比之下，司徒美堂年邁體弱，手無寸鐵，一介僑民，卻在生死之際表現出鐵骨錚錚、不辱大節的氣慨，其精神難能可貴，其氣節高尚非凡。 司徒老人遠涉重洋，間關返國；香港之變，正氣凜然；旅途勞瘁，國人敬仰，受到歡迎。他抵渝的第二天，中共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及鄧穎超即到其下榻的中央飯店看望，還特意為他帶去幾份《新華日報》。幾天後，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為司徒老人舉行歡迎會，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及民主人土陶行知等百餘人出席會議。周恩來在致歡迎詞中，高度評價了司徒美堂的愛國熱忱及其在美洲華僑中所做的卓越貢獻，還介紹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堅持抗戰、堅持團結進步的情況。會後一起合影留念。對此，司徒美堂曾回憶說：“1942年夏天，我在重慶應周恩來的邀請出席了茶話會，他當時是重慶的共產黨代表。他向我詳細闡述了國民黨在皖南進攻新四軍的經過。在這事變中，許多愛國人士被殺害。他還向我描述了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是怎樣受著日本侵略軍主力的進攻。”3月20日，國民政府有關方麵召開了歡迎會，與會者百餘人。21日，文化委員會等12個文化團體也召開歡迎會。蔣介石等黨政要員也紛紛會見司徒美堂，蔣還為其設宴招待。馮玉祥、黃興夫人徐宗漢及黃鼎臣、陳其尤等也拜訪了司徒老人並進行了暢談。國共的《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新聞媒體紛紛作了報道。 這些說明了國內各界對司徒美堂的重視及其在祖國抗戰中的地位，也體現了國內外同胞患難與共的親情。 司徒老人向國內同胞傳達了海外華僑的愛國熱情及中國抗戰在國際上的影響。如1942年3月在重慶的一次歡迎會上，他向大家介紹了由於中國堅持抗戰，其國際地位大大提高，海外華僑的地位也因此而提高，他們的募捐也很踴躍。美國名流政要對中國堅韌刻苦的抗日精神表示欽佩。美國某電影公司曾贈送給華僑“世界最大之中國國旗”，僑胞們決定在抗戰勝利時送回祖國。通過司徒美堂的宣傳介紹，使國內外抗日救亡的情況得到溝通，也使祖國抗日軍民受到了鼓舞。 司徒美堂盡量發揮自己的餘熱，除任國民參政員外，回國後還擔任賑濟委員會委員。他忠實地履行國民參政員的神聖職責，一方麵宣傳海外華僑抗日救國的熱情，另一方麵從國家民族大局出發，向政府當局提出自己有關抗戰及關係到僑胞切身利益的主張和建議。其條陳的高見有以下兩個方麵： (一)“以僑救僑”。中國抗戰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拚實力、拚消耗的大規模戰爭，相持階段到來後，抗戰更加艱難困苦。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洋各僑居地大多被日軍占領，約有135萬多華僑難民歸國，急待救濟。這一方麵給政府的僑務工作帶來很大困難，另一方麵使許多難僑陷入進退維穀的困境。為減少國家戰時負擔，集中全力抗戰，司徒美堂提出了“以僑救僑”的主張，以為“籌設墾殖區”收容歸國難僑為“最善之法”。為此，司徒美堂專呈國民政府農林部，較為詳細地陳述了自己的救僑主張。他指出，南洋各僑居地淪陷後，僑胞流離失所，處境悲慘。政府雖屢次撥款救濟，但隻能是暫時維持，並非長久之策。觀察現時大勢，戰爭將呈持久狀態，僑胞損失的家業難以短期恢複，長此以往，政府也難以承擔。“美堂為僑胞一分子，對此不能漠視”，故至重慶後，多方征求意見，商討救僑辦法，“所得結論以為，僑胞於國外既失之產業，當於國內謀興複之”。其理由是，華僑當初均係生活貧窮而被迫出國，他們並無資本和企業，而是靠吃苦耐勞、艱苦創業、白手起家成家立業的。現在他們因戰禍被迫返回祖國，如發揮他們原來掌握的種種從業經驗，“則複興舊業斷非難事”。其實政府無須籌設種種工礦實業收容難僑，而農產品收成周期不過四五個月，且資金易於周轉，故設墾殖區安置他們最為可行。至於資金，可在歸僑和美洲華僑中籌募，未募足之前可先由政府借撥若幹。司徒美堂呼籲：“蓋救災如救火，不容一刻之緩視也。”因此，他特向有關部門提出五條建議：1．設置墾殖區辦事處。擬定名為“華僑墾殖合作社”。依照合作事業章程組織之，以別於公營實業及商人企業。2．請求政府撥給荒地。政府先會商粵桂滇閩四省指定適宜荒地以資開墾，並請政府就近撥給東西山荒地(即渝西之永川、壁山、銅梁各縣交界處)以資從速開墾，所以指定此區者理由為：(1)麵積廣大；(2)交通適宜；(3)業務易辦；(4)銷場暢通；(5)成績可期，俟中央墾區成立後再推行四省墾區。3．募集資金二千萬元。請政府先借撥三百萬元以為開辦費，由本社分向國內外僑胞募足此額，即行歸還借款。4．盡量收容僑胞。由各墾區先行開始，僑胞登記分別平日執業以備將來盡量任用。5．凡為從業員工必須認股。如此偉大事業須各員工皆占股份始能振起各人奮鬥精神，休戚相關，不易為私人把持，成功始有希望。倘從業者無力認股，得向本社先行登記預認股額，聲明於每月薪水下扣還若幹，其餘則於年終獎金內扣清，清還後仍得繼續認股。務期達到真正普遍合作目的。 考察司徒美堂的救僑主張，可以得出這樣幾點簡要的認識：一是實際可行。因為它是通過深入調查、反複商討提出的符合實際的救僑主張。它根據廣大難僑實際，用其所長，安置難僑以開發農業為主，調動了他們生存自救的積極性。二是目光長遠。救僑主張洞察到了祖國抗戰的長期性和艱苦性，因而救僑工作要有長遠規劃，一時的權宜之計，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三是全麵周到。救僑主張既考慮到減輕政府的負擔，尤其是盡量考慮到減少政府財政撥款，以支持長期抗戰；又照顧到大批難僑的切身利益，使其具有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和環境，以免流離失所。因此，這是有利於抗日救國、救僑的良策。 (二)疏通僑匯與吸引僑資。大多數僑眷都依靠僑匯維持生活，但我國東南、華南各地僑鄉交通電訊被日軍截斷後，各級政府對僑匯管理不善，使僑眷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難。司徒美堂了解這些情況後，心裏非常著急。他談到救僑時表示，自去年底(即1941年)香港淪陷後，自己的家鄉廣東四邑曆來依靠美洲僑匯維生的僑眷們，因僑匯斷絕生活遇到很大困難。美洲華僑通過中國銀行匯寄給家鄉的錢已經積壓整整一年了，僑眷們不但取不出匯款，而且連錢的下落也問不到，“為了使華僑資金能移向祖國，為了使僑胞鄉族能繼續維持生計，僑匯的問題，急需得到合理的解決”。司徒美堂在國民參政會上將這一問題作為提案提出。他還親赴廣東韶關(廣州淪陷後為廣東省省會)向省府有關部門了解救僑情況，並與國民黨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商議救僑辦法。他的意見得到有關方麵的重視，有的被采納。為能從根本上解決僑匯問題，司徒美堂積極參與創辦華僑興業銀行，並出任常務董事(當時沒有董事長)。總行設在重慶，在昆明、貴陽、成都、蘭州、西安等十餘處設分行和辦事處，最多時資本總額達800萬元。1943年春，他風塵仆仆地到加拿大為銀行募款，將募得的款項分別用於擴充銀行業務和購置生產機器、促進戰時生產。他還聯合僑商及國內金融界人士共同創辦華僑建設銀行，吸收僑資，開發國內實業。 司徒美堂還向政府當局提出如何吸引華僑投資的建議。他指出，華僑是不願把資金放在國外去做“空中樓閣”的，他們願意把資金移向祖國，在祖國的原野上開花結果。但不能把華僑看作“財神爺”，而任人搶掠，投資要有合理的保證，要有良好的環境。司徒美堂心係國家民族，關心桑梓，為僑請願，仗義執言，為廣大難僑、僑眷的貼心人。他不但提出了積極的救僑高見，而且還躬身於實踐，表現了一位華僑老人的忠貞愛國精神。當然，司徒美堂的高見多數未被政府當局采納，但其為國家民族奔波操勞的赤膽忠心並不因此而遜色。 三、發動團結海外洪門奮起報效祖國抗戰 洪門會黨，早年是“反清複明”的組織。清政府建立全國統治政權後，對其進行大肆剿滅，使其在國內難以立足生存，遂紛紛逃亡海外各地。在海外，其原有的“反清複明”宗旨已經失去現實意義，因為他們麵臨的已不是清政府的封建專製統治，而是僑居國政府或殖民當局的壓榨和奴役。所以他們仍保留著“手足相顧，患難相扶”及俠義救國的特點，這無疑有進步意義；但又存在山堂林立、互有隔閡等缺點。早在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時，曾對美洲致公堂進行了大量爭取和改造工作，使其獲得新生，成為美洲華僑支持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司徒美堂及其創立領導的安良堂積極支持辛亥革命。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海外洪門包括美洲致公堂一度消沉。 抗日戰爭爆發後，司徒美堂作為美洲洪門致公堂的革命元老，決心重振洪門，光大其俠義救國的優點。他為發動洪門僑胞支持祖國抗戰付出很大辛苦，貢獻卓著。 七七事變前後，歐洲和東南亞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廣大華僑由一盤散沙走向團結統一，相繼成立了“歐洲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的洲際華僑抗日救國團體，而美洲致公堂組織這時仍處於分散狀態。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多方努力下，1939年6月15日，全美洲洪門致公堂所屬10餘國223處機關的代表齊集墨西哥城召開懇親大會。會議主張聯絡各救亡僑團，集全美10多萬洪門僑胞的力量，擁護祖國抗戰，把抗戰堅持到底。與會全體代表一致議決，力行洪門“忠誠救國，義氣團結，義俠除奸”的信條。會議重申洪門立會之宗旨，再接再厲，保持“救國家保民族一貫之傳統政策”，“同時鄭重考慮一貫向來主張之民主政治”，使“祖國政治合於正軌”；“堅持其實現以複興我國家，保存我民族，此亦即‘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本旨”。會議通過成立“全美洲洪門總幹部”的組織，由司徒美堂任監督，呂超然任部長。這次會議旨在為支持祖國抗戰而“統一內部之指揮，齊一戰時之步驟，增加一切力量，以此力量與我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兄、弟、姊、妹同一集合”。 “全美洲洪門總幹部”組織的成立，結束了美洲洪門長期堂號林立、互不團結的局麵，過去的“門戶之見”“渙然冰釋”於挽救中華民族危亡之中，是美洲洪門抗日救國大團結的標誌，這無疑是司徒美堂努力的結果。此後，司徒美堂更加雄心勃勃，還想在此基礎上籌備召開全世界洪門代表大會，“討論加強洪門組織，更有力支持祖國團結抗戰之方案”。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其宏偉計劃未能如願，但窺見其良苦用心。 在美洲致公堂抗日救國、團結統一影響帶動下，各地洪門僑胞熱烈為祖國抗日捐款。加拿大致公堂缽湛分堂、檀香山位碌古分堂等變賣公產，捐助祖國抗戰。美屬菲律賓洪門分會也走向團結、投身抗戰事業。1940年7月，中國洪門聯合會菲律賓分會發表告全菲洪門同誌書，宣布加緊下列三項工作：“(一)全菲五洪門團體，應盡量消除彼此間之隔膜，並盡量加強彼此間之團結與合作。(二)擁護一切抗戰力量，應團結到底，反對日偽漢奸挑撥離間之政治陰謀。(三)擁護政府抗戰到底決策，無論係團體或個人，應更加積極，將其一切力量，貢獻國家，貢獻抗戰，使抗戰勝利，能更早日到來。” 司徒美堂還盡其所能，向廣大僑胞尤其是洪門僑胞宣傳祖國抗戰，號召他們為祖國抗戰盡力。1942年5月，他發表《致旅美僑胞及洪門兄弟書》，在《致洪門兄弟書》中表示：“我旅美僑胞，過去嚐有見仁見智之殊，而自抗戰以來，亦能感於‘兄弟鬩牆外禦其侮’之箴言，輸財出力，精誠團結，此種為民族為國家之正氣，願我同僑永保勿墜，抑更有當為我洪門兄弟告者，我洪門之共同目的，願在為民族獨立，為國家爭生存，在昔讚助孫總理戮力革命，締造民國，勞績昭著，在人耳目，深望我洪門兄弟，念已往之光榮，思當前之天職，一德一心，共赴國難。”“應以昔日之忠誠”，“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 《致旅美僑胞及洪門兄弟書》，是司徒美堂作為美洲致公堂領袖，向全體旅美華僑尤其是洪門僑胞發出支持祖國抗戰莊嚴而神聖的號召，號召他們發揚以往的愛國傳統，緊密團結，竭盡全力，共赴國難，爭取中華民族抗戰的最後勝利。 全麵抗戰爆發後，中國致公黨香港總部通電各國各地區支部，號召致公黨黨員與祖國同胞同呼吸共命運，進行抗日救國，並宣告香港致公黨總部停止活動。各地致公黨雖然以不同形式開展了一些抗日活動，但彼此沒有聯係，互不統屬，其抗日活動既缺乏聲勢，又沒有力量。與此不同，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努力下，美洲洪門致公堂的抗日救國活動則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愛國力量，成為當時全世界洪門僑胞抗日救國的一麵旗幟。 眾所周知，由於某種原因，海外洪門致公堂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曾一度步入曲折坎坷之路。經過司徒美堂等人的艱辛努力，付出大量心血，抗日戰爭時期致公堂從茫茫迷途中踏上抗日愛國、追求民主團結、明辨大是大非的康莊大道。這是海外洪門致公堂的轉折、新生和進步。喚醒並組織洪門僑胞報效祖國抗戰，是司徒美堂對祖國抗戰及海外洪門致公堂做出的獨特貢獻。如《新華日報》短評所評價那樣：“旅美僑胞，洪門兄弟，在司徒美堂先生等僑領領導之下，數十年來，對民族解放事業，素具熱忱幫助，抗戰以來，呼籲團結，輸財輸力，更不餘遺力，老成謀國，勞績昭著，吾人實深敬佩!” 四、反對投降分裂磨擦堅持抗戰團結民主 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中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基本保證。司徒美堂及其廣大華僑對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全麵抗戰爆發不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投降分裂勢力不斷抬頭且日益囂張。國共合作抗日困難重重，危機四伏。因此，司徒美堂對國共合作抗戰異常關注。 抗日戰爭正在激烈進行之際，國民黨內部親日派汪精衛集團公然叛國投敵，在南京建立汪偽漢奸政府。隨即在海外華僑中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聲討汪精衛叛國投敵運動。司徒美堂也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討汪聲明，誅討民族敗類。以他為首的美洲致公堂致電林森、蔣介石及全國同胞，電文指出：“汪逆媚敵禍國，逆跡昭彰，近更變本加厲，組織傀儡政權，私訂亡國條約，全僑共憤，同人擁護抗戰國策，誅鋤奸逆，誓為後盾。” 司徒美堂衷心擁護國共合作抗日，認為在此國家危亡之時，國共應放棄前嫌，以民族大義為重，共赴國難。但與其願望相反，國民黨當局實行獨裁專製，壓製民主抗戰，不斷製造反共分裂“磨擦”事件，並於1941年1月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祖國團結抗戰遇到了空前嚴重的危機。 國共“磨擦”的消息不斷傳來，風聲雨聲，聲聲入耳。司徒美堂非常擔憂，特致電國共兩黨，主張召集各黨各派領袖組織特別委員會，改善國共兩黨關係，實行民主政治。皖南事變爆發前夕，當他得知國共兩黨高級將領就新四軍移防問題針鋒相對地發出“佳電”、“皓電”的消息，已經敏銳地覺察到國共“磨擦”的嚴重性，立即與致公堂首領阮本萬、呂超然等致電蔣介石和毛澤東。電文指出：“最近讀朱彭葉項發表致何白佳電，臚列國共磨擦事件，言詞痛切，初尚不敢輕信，迨中外電訊播傳其事，始悉我軍事當局確曾下令新四軍移防，以及國軍二十萬五道封鎖陝甘寧邊區二十三縣。國共分裂形勢嚴重，祖國將有內戰爆發之虞，各皆言之鑿鑿，證之佳電信而有征，海外聞之，萬分驚駭。思大敵當前，誰甘分裂自壞長城，自促亡國。”“何期我國共兩黨乃於此時間有兄弟鬩牆煮豆燃萁之傳聞耶。思之思之，信疑仍未敢肯定也。夫以我全國抗戰局麵，此時若因國共磨擦，弄成分崩離析，則前方慷慨之英勇將士，不獨頭顱枉擲，寶血空流”，“後方之海外僑胞之踴躍捐輸、犧牲一切，亦屬枉費血汗，結果仍淪為無國之民也。言念及此，誰不痛心”。“今為我整個國族爭取生存計，美堂等敢以血誠，向我國的兩黨呼號，敦請公等，速行負責，解決兩黨糾紛，放棄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攜手抗戰。”“美堂等對國對共，兩無嫌怨，謹秉我洪門三百年‘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老革命團體精神，以代表我全美洲十萬洪門僑胞，特向公等作芻堯之獻，如蒙采納，國家幸甚，民族幸甚。”電文血淚聲聲，既有擔心，又有規勸；電文語言十分中肯，衷心希望國共兩黨以抗戰大局為重，表達了全體華僑的正義心聲。 但是，國民黨當權者一意孤行，不顧司徒美堂等海外華僑的苦苦規勸，公然發動自相殘殺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後，在海外華僑社會中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掀起軒然大波。廣大華僑函電交馳、此起彼伏地譴責事變的發動者。司徒美堂也鮮明地表示了自。己的強烈憤慨態度。事變發生不久，美洲致公堂辦的《五洲公報》、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辦的《美洲華僑日報》、舊金山的《世界日報》、古巴致公堂的《開明公報》及加拿大致公堂機關報等共10家僑報，共同發表“十報宣言”，反對蔣介石國民黨搞分裂自毀長城，要求團結一致，堅持抗戰，務必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 司徒美堂堅持團結抗戰、反對‘磨擦”分裂、維護國共合作的義舉，得到了中共的肯定。在反擊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鬥爭期間，毛澤東曾複電司徒美堂、阮本萬、呂超然等人，對其“關懷祖國，呼籲團結，敬佩無已”。痛陳蔣介石襲擊皖南新四軍等一係列倒行逆施，使國共合作已遇到嚴重危機，闡明中共“業向政府當局提出時局善後辦法及臨時辦法十二條，尚祈公等一致主張，予以讚助，以期迅速見之實行”。司徒老人在“大局艱難之際，呼籲民主團結，其愛國家民族的熱情，更令人起敬”。 在皖南事變剛發生的嚴重形勢下，毛澤東親自複電司徒美堂等人，陳述事變後中共處理事變的舉措和主張，不僅僅是對司徒美堂事變前來電的禮節性回複；更主要的是因為他旗幟鮮明地主張維護國共合作、反對分裂“磨擦”的嚴正態度，以及他在美洲華僑中威望和在當地社會的影響，期望他對於事變的公正解決做出努力，說明了中共及毛澤東在解決皖南事變上對司徒美堂的重視。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全民族的大業，救國人人有責，責無旁貸；抗戰不能由政府或少數獨裁者包辦代替，不能壓製民主抗戰。因此，司徒美堂屋屢向政府當局呼籲戰時應“實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國民大會，製定國家大法，奠定民主基礎，以“鞏固抗戰團結之大局”。1941年11月26日，司徒美堂回國經香港時，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彭澤民等百餘人在溫莎餐室舉行歡迎會。司徒老人在會上講話，介紹了他代表美洲洪門回國慰勞前方將士，了解國內抗戰情形，以便回去向僑胞傳達；繼之著重闡述了有關民主政治的主張，他表示，在此國家危急的時候，在朝政府更應絕無偏私，容納各黨各派人才與意見，共為國家民族效命，“抗戰不是一個黨一個人可以抗得了的。國政一定要公開，一定要容納各方麵人才”。“而對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旨，更再三表示其願望。”司徒美堂主張的民主抗戰，其核心思想是全民抗戰；任何黨派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抱著私見壓製抗戰，這無疑是從全民族利益出發的真知灼見；實際上也是對國民黨當局獨裁統治、壓製民主；大搞分裂磨擦的譴責和否定。 五、簡要結語 抗日戰爭期間，在海外華僑支持祖國抗戰、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救國浪潮中，湧現出許多愛國僑領，他們是廣大華僑抗日救國的火車頭。司徒美堂不顧年邁高齡，奔波在華僑抗日救亡運動的第一線，堪稱僑界楷模，是眾多愛國僑領的典型代表之一。 與其它愛國僑領富商不同，司徒美堂的抗日救國活動有自己的突出特點，簡言之有以下幾個方麵：其一，高尚的民族氣節。1955年5月，司徒美堂逝世時，何香凝親撰墓誌，其中說：“太平洋戰爭時期，先生行抵香港，被日本侵略軍當局拘捕，先生表現了高度的民族氣節，拒絕偽命，化裝逃走。”嚴寒知鬆柏，烈火見真金。在事關國家民族利益及個人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司徒美堂人老骨硬，凜然正氣，表現了高尚的中華民族氣節。其二，僑界救國的精神楷模。與其它僑領富商不同，司徒美堂是職業性的社會活動家，他既無廠礦企業，又非家財萬貫，他本人不可能也無力為祖國抗戰捐獻大量財物，但他以自己高尚無私的愛國精神和實際行動，帶動了廣大華僑。是僑界救國的精神領袖，他對祖國抗戰貢獻的價值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如前所述，從九一八事變時起，他就帶領美洲華僑支持祖國抗戰，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長達14年如一日。在歐洲大陸被德國法西斯占領，東南亞大部淪陷於日本侵略者鐵蹄之下，美洲華僑成為支持祖國抗戰的一枝獨秀，這與司徒美堂等僑領的艱苦努力是分不開的。他萬裏迢迢奔波於美國和中國之間，慰勞祖國抗戰軍民，帶回海外僑胞的愛國熱情，向祖國政府當局出計獻策，等等。這些對祖國抗戰軍民、社會各界及廣大華僑是巨大的精神鼓舞。其三，司徒美堂與陳嘉庚等一樣，是當時僑領或富商中為數不多的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僑界元老，是中國近現代華僑兩次轟轟烈烈愛國高潮的參加者和曆史見證人”，從反封建的革命鬥士到中華民族解放的民族英雄，反映了一代愛國僑領及廣大華僑思想觀念的發展與升華，及其隨著祖國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發展而不斷前進的與時俱進的偉大品格。如《新華日報》所評價那樣：“司徒美堂先生旅美六十一年，而對祖國的熱愛，不僅沒有淡薄起來，反而與日俱增。”司徒美堂無愧是全體海外僑胞愛國的楷模，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其四，司徒美堂作為一位愛國華僑的典型代表，他所走過愛國道路是坎坷曲折的，而抗日戰爭時期是他思想發展及其愛國實踐的重要轉折點。他從一位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到新民主主義革命者，到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從跟隨擁護孫中山國民黨到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誠摯朋友，這符合他的思想發展的邏輯，是其客觀實踐和主觀認識的自然結果。 原作者： 任貴祥 來 源： 司徒美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