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逸：群眾認識到————新四軍是真正打日軍的抗日部隊。

張雲逸：群眾認識到————新四軍是真正打日軍的抗日部隊。 張雲逸：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開辟 　　 　　新四軍成立後，我在皖南軍部擔任參謀長。 　　當時黨組織在大別山有一個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彭康，不久就改為鄂豫皖區黨委，鄭位三任書記。 　　新四軍在江北有一個第四支隊，是由兩支武裝合並組成的：其第七團和第九團是高敬亭領導的原鄂豫皖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第八團是周駿鳴從河南竹溝帶來的原桐柏山紅軍遊擊隊。 　　1939年5月初，軍長葉挺到江北來視察，於5月中旬在廬江東湯池宣布成立江北指揮部，由我擔任江北指揮部指揮，徐海東任副指揮（時在延安），鄧子恢擔任政治部主任，賴傳珠擔任參謀長，統一領導新四軍江北部隊。 　　（1939年）7月，以第四支隊的第八團為基礎，又成立了第五支隊，司令員羅炳輝，副司令周駿鳴，政委郭述申。第五支隊是我們獨立自主搞起來的。 　　抗戰初期，江北的地方黨和新四軍的關係是相互關係，不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地方黨受長江局領導，軍隊受皖南軍部領導。 　　1937年以後，由於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學生從城市撤退到農村，要求武裝抗日。 　　如果我們當時向敵後發展，這是一個最好機會。 　　但是由於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不敢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強調發展武裝要經國民黨批準、承認。因此，雖然發展了一些武裝，但都不是新四軍領導的。 　　其實，我們是完全可以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的，並不需要國民黨承認，國民黨也不會承認的，隻要群眾承認就行了。 　　我到江北後，便將第四支隊第九團、挺進團和遊擊縱隊恢複起來，並擴大了遊擊縱隊。 　　但王明主張精兵主義，說一個支隊隻要兩個團就夠了。 　　當時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集團司令廖磊也說：“你們沒有錢，兵要精，不要多”。 　　在這點上，右傾機會主義者與國民黨的觀點是一致的。 　　我曾當麵駁斥廖磊說：我們的力量並不是多，而是少。你為什麽要往大別山，而不到安慶、合肥去呢？蔣介石為什麽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這是因為你們的力量不夠，怕日本打！ 　　由於東南局主要負責人什麽都講合法，怕破壞統一戰線，所以皖南軍部的武裝一點也沒有擴大。 　　在江北時，國民黨無理扣減我們的彈藥，我們就搞稅收，還辦了一個教導隊，把幹部訓練一月或半月後就放出去搞武裝。 　　我們武裝抗日是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為了無產階級解放事業，雖然是國共合作抗日，但國民黨始終是想消滅我們的武裝力量的，我們要求得生存，磨擦是一定會產生的。 　　我當時與東南局負責人爭論說：我們現在之所以有磨擦，是國民黨欺侮我們力量太小，什麽事都還要向廖磊請求，如果我們的武裝發展到10萬人，那時國民黨就不敢與我們鬧磨擦了，什麽事情還要反過來請求我們，不然他的省主席就當不成。 　　黨中央的指示是要我們向敵後大力發展，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建立根據地。 　　但東南局負責人卻要一切通過國民黨，向國民黨要委任狀，不執行中央向東發展的指示，硬要把已到蘇南的部隊調回皖南。 　　當時國民黨為了割斷新四軍和八路軍的聯係，命令我們皖東的第四支隊和豫皖蘇邊區彭雪楓的第六支隊調到江南去。 　　廖磊還無理限製我們皖東部隊隻準在津浦路東西30裏之內進行活動，企圖借刀殺人，讓日軍打我們。 　　當時我們沒有接受國民黨這個命令。 　　針對這種右傾錯誤，毛澤東有過指示：對國民黨不合理的命令，要進行抗議，不僅中央可以抗議，哪個軍隊都可以抗議，我曾故意對廖磊說：如果我們與日本打仗失敗了，你當司令也不光榮。 　　以國民黨的麵目來進行革命，大革命時期我們搞過，但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隻搞表麵宣傳工作，不敢爭取領導權，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結果使大革命失敗。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正確方針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鬥爭又團結，以鬥爭求團結，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達到團結的目的。 　　王明隻講團結，不講鬥爭，這是重複陳獨秀的錯誤。 　　他們害怕破壞統一戰線，不敢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 　　他們不了解抗戰是全民的要求，不是少數人的要求。為什麽蔣介石在表麵上也要抗戰？因為他也懂得，不抗戰人民會起來反對他。 　　毛澤東說過：人心向背，是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右傾機會主義者就是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當時華中比華北的發展機會好，完全可以在華中敵後大力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 　　但由於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沒有這樣做，失去了在華中發展的最好時機。 　　1939年11月底劉少奇來到皖東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才開始得到糾正。 　　劉少奇來之後，傳達了黨中央的正確指示，批評了王明的“苦力政策”，指出不發動群眾，不發展武裝，不建立政權，做國民黨的工具是極端錯誤的。 　　他還指出，要抗戰一是要有槍杆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據地，隻有這樣才能把群眾發動起來。 　　他還向江北的廣大幹部介紹了華北工作的經驗，從而扭轉了局麵。 　　1939年12月，日軍約有兩三千人向我們發動“掃蕩”，江北指揮部把第四支隊全部兵力調上去反擊敵人“掃蕩”。 　　我們的裝備雖然比較差，但因為在戰鬥中采取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戰術，戰士們作戰又勇敢，所以最後在全椒縣周家崗一帶粉碎了敵人“掃蕩”，並乘勝追擊到古河。 　　在日軍“掃蕩”開始不久，駐古河的國民黨專員李本一部隊都跑掉了，我們占領古河後，李本一才敢回來。 　　這一仗是隨劉少奇從延安來皖東不久的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徐海東指揮的，此戰政治影響很大，給群眾的印象很好。 　　群眾從國民黨部隊和我們新四軍對日軍“掃蕩”兩種不同的態度上認識到：新四軍是真正打日軍的抗日部隊。 　　這一仗以後，在劉少奇領導下，我們在皖東地區進行了發動群眾、擴大軍隊等一係列工作。 　　鄧子恢當時說：我們就是要發展“人、槍、款”。我認為是很對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裝、建立根據地，才能有立足點。 　　自從劉少奇來傳達了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後，皖東的抗戰局麵才徹底打開。我們江北黨和軍隊的同誌都一致擁護劉少奇為首的中原局的正確領導。 　　1940年春天，國民黨桂係軍隊在淮南津浦路西向我們發動進攻。我們調第四、第五兩個支隊主力在路西反擊，從藕塘鎮打到定遠縣城，先後建立起定遠、鳳陽、滁縣、全椒、合肥、含山、和縣等縣政權。 　　我們在路西反磨擦鬥爭正激烈進行之時，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以10個團的兵力進攻半塔集，我方僅有五支隊後方機關和一個教導大隊及少量留守部隊，在地方遊擊隊的配合下，頑強堅持了一個星期。 　　後來路西的主力調到路東支援，陳毅也派葉飛的挺進縱隊趕來配合，打垮了韓德勤的進攻。 　　這一仗是建立淮南抗日根據地決定性的戰鬥。 　　戰後，在路東先後成立了嘉山、來安、盱眙、天長、六合、高郵、儀征等縣政權，自定遠和半塔自衛反擊戰以後，桂係李品仙部再不敢輕易向我們發動進攻了。 　　各級政權建立以後，立即發動群眾搞減租減息。 　　津浦路東反動地主出自對新政權的仇恨，組織武裝暴亂。當時來安縣屯倉區我們的區長被地主殺死了。因為這關係到新政權能不能站住腳的問題。我們對反動地主武裝進行了堅決鎮壓，把地主武裝暴亂迅速地鎮壓下去了。 　　經過減租減息，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了，群眾組織擴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權作依托，很短時間內，新四軍武裝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打開了華中抗日的新局麵，在淮南津浦路兩側廣大地區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據地。 注釋：本文根據1960年張雲逸談話記錄整理。 《張雲逸研究史料》